一月风暴这一称呼出自《人民日报》社论，又被称为一月革命。由张春桥、姚文元指挥的，以夺取上海市党、政、财、文大权为开端的全面夺权风暴，并由于毛泽东的赞扬导致全国掀起了夺权之风。

1967年1月初，上海《文汇报》被造反派夺权，揭开了所谓“一月风暴”的序幕。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又于1月8日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取代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上海市人委，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革命”的风暴。1月8日，毛泽东高度赞扬《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的夺权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毛泽东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

“文革”开始后，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等人在上海市制造了矛头直接指向上海市委的中断铁路运输的“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1967年1月初，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到上海策划夺权。1月4日，夺了《文汇报》的权，5日，又夺了《解放日报》的权。6日，张春桥、姚文元等借全市各造反组织的名义，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等市委、市府领导人。会后，市委、市府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权力落到张、姚等人手里。毛泽东对上海造反派的夺权活动表示支持。8日，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央文革小组为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了致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并号召全国学习上海“造反派”的经验。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上海“造反派”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一月风暴”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号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2月5日，张、姚等经过策划，成立了所谓“上海人民公社”，23日，改称为“革命委员会”。1967年1月份上海市的夺权，被张、姚等人称为“一月革命”。

从此，在全国各地刮起了夺权之风，大动乱的局面更加严重。

在上海，“文化大革命”运动由学校蔓延到工矿企业较全国其它地区早。其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工厂中的部分造反派便酝酿成立跨行业组织，他们在北京南下串联的红卫兵的帮助下，于1966年11月6日，由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部王洪文等人串联筹组了“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对这一组织采取“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方针。“工总司”没有得到承认，于是在11月10日凌晨煽动一部分成员“赴京情愿”，在上海附近安亭车站遇到阻拦，便卧轨拦车，使沪宁铁路中断31小时34分钟。安亭事件发生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随即派张春桥回上海市处理。

江青、张春桥组织批判《海瑞罢官》就是在上海。当时，上海市委由于了解到毛泽东支持的背景，对组织批判文章给予了一定的配合。但是，当“文化大革命”运动迅速扩散到全国时，张春桥立刻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上海市委。1966年11月11日张春桥到上海后，不同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商量，即去安亭镇会见造反群众。11月13日下午，他又违背上午在上海市委会议上达成的不承认“工总司”的一致意见，擅自签字同意“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革命组织，要华东局、上海市委承担这一事件的后果，这使上海市委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上海市委对张春桥的行为提出了批评。但1966年11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拿出《宪法》，认为“工总司”符合“结社自由”，肯定了张春桥的处理。上海市委被迫接受既成事实。

12月28日，一老工人、党团员为骨干的上海另一个全市性的工人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赤卫队”）包围上海市委，也要求承认。由于“赤卫队”的主张不符合张春桥达到上海市委的方向，他便指使王洪文调集10万余人包围市委门前的“赤卫队”成员，挑起武斗，打伤91人。这是上海也是全国第一起大规模武斗。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群众，向党内一小撮中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这篇社论是按照毛泽东1966年12月26日生日便宴上的谈话精神撰写并经他审定的。

张春桥、姚文元等了解到了毛泽东的这一精神，立即加紧了向上 海市委夺权的步骤。当时，上海市的“工总司”和“赤卫队”两大派组织的斗争，使经济和社会秩序出现了混乱。12月31日，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上海第一书记陈丕显，指示“交通不能中断，革命的秩序要搞好”。陈丕显立即召集各派群众组织开会，起草一个《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于1月5日在《文汇报》上发表，号召“紧急行动起来！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1月9日，《文汇报》又刊载了陈丕显与几十个群众组织起草的《紧急通告》。这两个文告虽然也带有当时的“批判资产阶级发动路线”的语言，并点名批判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但主要目的是为了稳定局势、恢复生产。

1月4日才到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对此态度十分冷淡，不同意发《紧急通告》。王洪文还大发雷霆，拒绝出席会议和签字。1月6日，他们策划召开了彻底打倒上海市委的大会，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等上海市委、市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并把全市高级干部数百人揪到会场陪斗。大会发出三项通令，宣布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勒令陈丕显交代所谓“反革命罪行”，并将由造反派造成的生产瘫痪、交通阻塞的责任强加于上海市委。

出乎他们的意料，毛泽东注意到了上海市《文汇报》所发的两个文告，给予极高评价。1月8日，毛泽东说：“告全市人民书，这是少有的好文章，具体讲的上海市，内容是讲全国的。”“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1月10日，他又批示中央文革小组，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 1月11日，中央四机构发出贺电，对上海市的《紧急通告》给予高度评价，号召全国各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张春桥等得知毛泽东肯定两个文告，立即摇身一变，1月11日连夜组织开会，宣读中央贺电，并说自己已经回电，“请中央放心”。王洪文更绝口不谈当初反对这两个文告，而口口声声称这是中央对“工总司”的关怀。1月12日，张春桥、姚文元策划召开了誓师大会。他们建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夺取了铁路、海港、长江航运、邮电等单位的领导权；成立了“保卫委员会”，取代上海市公安局、法院和检察院；成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联络站”，取代上海市委机关。2月5日，他们成立了上海市党政机构的“上海人民公社”。（后又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归根结底，就是无产阶级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从而公开的号召全国学习上海进行夺权。

此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都有相应的负责人，动乱的局面更加严重。

（注：黑龙江省最初称“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3月23日改称“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山东省最初称“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2月23日改称“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上海市于1967年1月11日完成夺权，2月5日成立“上海人民公社”，2月23日改称“革委会”；贵州省最初则称“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8月1日改称“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山西省于1967年1月12日完成夺权，3月19日成立“革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