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国（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222年），是中国先秦时期诸侯国，亦称越、于越。始祖为夏朝少康帝的庶子无余，姒姓。越国始于夏，亡于先秦，存在约1800年。

夏朝开国君主禹去世后葬于会稽山上，夏朝第六代君主少康将越赐给自己的庶子无余做封地，以奉守禹的祭祀。无余传承十几代，其后人断了对禹的祭祀。后有号称无壬的人自称是无余的后代，恢复了对禹的祭祀，受到百姓拥护，被周襄王封为越侯。无壬后代允常继承越国后，与吴国结怨，战事不断。越王勾践即位后，多次征伐吴国，最终于击败吴国，勾践也被周代册封为“伯”，并被后世认为是“春秋五霸”之一。此后在越王朱勾、越王翳时期，越国先后击败滕国和郯国，又征伐齐国、楚国。至越王无彊时期，越国被楚国击败，无疆战败身亡。由于越国继承人未定，越王无疆后代各自为政，先后建立东越国、闽越国等。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将王翦等平定楚江南地，置会稽郡（治吴），后统一瓯越（今浙江省温州一带）和闽越（今浙江南部到福建福州一带）等地，建立了闽中郡，越国灭亡。秦末汉初时期，闽君摇协助诸侯推翻了秦，汉高祖封其为越王，让越国的后代祭祀越国先祖。刘彻时，东瓯和闽越余部完全归入汉朝，迁至江淮地区。

越国疆域经历过多次变化，越王勾践平吴后，东至海（东海），北至齐、鲁的一部分，西到淮河与长江中游的部分地区，南到江西省、福建省的北部。越人居住在干栏式建筑中，喜食异物，拥有断发文身的习俗。相关遗址有印山越国王陵、马鞍古文化遗址、壶瓶山古文化遗址和后白洋古文化遗址。相关文物有伎乐铜屋、越王勾践自作用剑等。

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越王勾践的祖先是夏朝开国君主禹的后裔，是夏朝第六代君主少康的庶子。”《吴越春秋》中记载得更为详细些：禹去世后葬在了会稽山上，少康将于越赐给自己的庶子无余做封地，以奉守禹的祭祀。贺循《会稽记》则记载了，无余号于越，越国称呼由此而来。

禹得帝尧赐姓姒，随后得到帝舜禅位，其即位后国号为夏，死后葬在了会稽山上。夏朝第六代君主少康将儿子无余封到越地，以奉守禹的祭祀。无余到了越地立国，建都秦余望南，其传了十几代，代代都会祭祀禹墓，直至最后一代无能断了对禹的祭祀。十多年后，有号称无壬的人以无余后裔自居，恢复了对禹的祭祀，因此得到百姓拥护为越国君主。周襄王三十一年（公元前621年），越国派遣使者向周王室进贡，请求恢复封国，周襄王准奏并封无壬为越侯。无壬将帝位传给儿子无驿，无驿将帝位传给儿子夫谭，之后夫谭的儿子允常即位。

姬阆六年（公元前671年），楚成王向周惠王进贡，周惠王允其平定南方夷、越之乱，楚国得以对夷、越兴兵，越国沦为楚国的附庸。之后吴国在晋国的支持下，开始与楚国相对抗，越国作为楚国盟国也加入了战局中。在姬泄心二十七年（公元前545年）爆发的吴楚之战中，越国因楚国盟国身份遭吴王余祭率兵讨伐，一些越人被抓走，作为俘虏替吴国看守舟船，这些越人随后找机会刺死了吴王余祭。而在姬贵八年（公元前537年），越国响应楚灵王的号召，派大夫常寿率领越军在琐（今安徽霍邱县东）与楚军会合一起攻打吴国，此战联军大败。姬匄十年（公元前510年），越侯允常拒绝阖闾提出的派兵随吴国伐楚的要求，越国的里因此被吴国攻破。吴越之间结怨，战事不断。周敬王十五年（公元前505年），越侯允常听说吴王阖闾驻军楚国郢都，此时国内空虚，念及吴破檇里之仇，于是举兵伐吴，此战越国胜。

越侯允常去世后，儿子勾践即位为越王。越王勾践元年（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出兵伐越，越王勾践率军在檇李（今嘉兴市）抵御。越王勾践派敢死队用呼喊和自杀等奇招吸引吴国军队注意力，趁机袭击并打败了吴国，阖闾也被射伤。

越王勾践三年（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听说夫差日夜练兵要报复越国，于是想先发制人讨伐吴国。范蠡劝阻无果，越国在夫椒之战中战败。越王勾践带着五千士兵躲进会稽山，被吴王带追兵围困住。越王勾践采纳范蠡的建议，派大夫文种膝行向吴王夫差求和，吴王听从伍子胥谏言拒绝求和。越王勾践遂想死战，被文种劝住，文种通过贿赂吴国太宰伯再次向吴王夫差求和，表示愿意让越国成为吴国的附庸国。此次伍子胥劝阻吴王未果，越国和吴国订立和平盟约。

越王勾践回越国后，卧薪尝胆，并亲自下地耕作，同时延揽人才、礼贤下士，与百姓同甘共苦。越王勾践五年（公元前492年）五月，勾践将国政托付给文种，自己则和范蠡、大夫拓稽一同前往吴国作为人质，伺候吴王，从事劳役。期间，文种不断向吴国进贡，并贿赂伯嚭。在伯嚭的影响之下，夫差认为勾践是真心归顺于他，于是决定将他们放回越国。

越王勾践归国后采纳大夫逢同的进谏，采取“结交齐国、亲近楚国、随附晋国、捧高吴国欲望”的外交策略。同时，勾践还听从大夫计倪的建议，在国内推行仁政，同时发展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并在选拔人才中任用贤能。经过几年发展，越国国力逐渐强盛。

勾践十六年（公元前481年）春，越王勾践趁吴王夫差带精兵北上会盟诸侯之际，派五万兵士讨伐吴国，打败留守的吴国军队并杀了吴国的太子。后吴王夫差与晋定公争夺盟主之位失败，归国时吴军疲惫、国内空虚，吴王于是派人送厚礼与越国讲和。四年后，越国再次伐吴，成功围困吴国三年，将吴军打散，又将吴王困于姑苏山上。吴王夫差派使者赤身膝行求和，被越王勾践拒绝后，夫差自杀，吴国灭亡。

越王勾践平定吴国后，北上到徐州市与齐国、晋国诸侯会盟，并向周代进献贡品，周元王册封越王勾践为“伯”。越王勾践将淮河上游的土地送给楚国、归还宋国被吴国侵占的土地、把泗水东方百里的土地送给鲁国。当时，越军在长江、淮河以东畅行无阻，诸侯们都前来庆贺，越王勾践自称霸王。范蠡曾规劝越王勾践不要逾越称王，勾践未接受此建议，范蠡因此选择离去。范蠡致信文种，称与勾践只能共患难而不能同享乐，劝其离去。文种称病不上朝，朝臣中伤文种称其会作乱，越王勾践顺势赐文种宝剑令其自杀。

勾践三十二年（前465年），越王勾践去世，越王之位由其子鹿郢继承。

越国经历了鹿郢、越王不寿、盲姑三位君主后，继位的朱勾分别在越王朱勾三十四年（公元前413年）、越王朱勾三十五年（公元前412年）出兵灭了滕国和郯国，保持了越国的强盛。彼时，越国还和齐国一起“夹削”处于越、齐之间的莒国的国土，最终使莒国灭亡于越、齐之间。越王朱勾死后，他的儿子即位。

越王翳二十年（公元前391年），越国趁齐国内乱，灭了其属国缯国。越王翳在位期间，曾多次和楚国在江上作战并屡败楚国。越王翳三十三年（公元前378年），越国被迫迁都吴（今苏州市）。越王翳三十六年（公元前375年），越王翳的弟弟豫为继承王位，连杀三个王室子弟，又挑唆越王翳杀了太子诸咎，被越王拒绝。太子诸咎怕被杀害，带兵驱逐了豫并发动政变，杀害了越王翳。同年十月，越王诸咎被越国人杀害，吴地越人拥护其子错枝为越王。次年，大夫寺区率兵平叛，废黜错枝后立之余为越王。越王无余十年（公元前363年），寺区的弟弟寺忠杀了越王无余，立无颛为越王。越人三弑其君，越国国力因此减弱。越王无八年（公元前355年），越王无颛去世，无疆即位。

越王无彊在位时，曾出兵向北讨伐齐国，向西讨伐楚国。越王无疆二十五年（公元前333年），越国准备出兵北上伐齐，齐威王派遣使者成功劝说越王无疆改变主意，将伐齐换成向西征楚。此战楚国大败越国，越王无疆在战斗中被杀。由于越王无疆生前未曾明确指定王位继承人，导致其后代争相继位，有的称王，有的为君，退居江南沿岸。东越和闽君都是越国的后代。

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将王翦等平定楚江南地，置会稽郡（治吴）。后秦军又征伐东南越族地区，先后统一瓯越（今浙江省温州一带）和闽越（今浙江南部到福建福州一带）等地，建立了闽中郡，越国灭亡。秦汉战争时期，闽君摇协助诸侯推翻了秦，汉高祖封其为越王，让越国的后代祭祀越国先祖。刘彻时，东瓯和闽越余部完全归入汉朝，迁至江淮平原。

据《国语·越语（上）》的记载，此时越国疆域大致以浙江为界，南至句无（今诸暨市南与义乌交界区），北至御儿（今桐乡县西南崇福镇一带，现尚有女儿乡旧址），东至于（今宁波市、鄞县四邻），西至于姑篾（今州、东阳与龙游等地）。

公元前494年越国兵败夫椒，栖于会，请为属国，国土大为缩小。当时的越国疆域，一度缩至仅为东西百里的狭窄空间。据《吴越春秋》记载，东至炭读，即今绍兴市上蒋乡一带，西止周宗，确实地址不详，大约是现在的浦阳江沿岸，南造于山，即南山，现在的会稽山一带山地，北薄于海，即后海，实为钱塘江的南岸。东汉王充在《论衡》中也说，“余暨以南属越，钱塘江以北属吴，钱塘江两国界也。”照此推断，这时越国的疆域大约是钱塘江及其上游浦阳江南岸，包括今萧山区、诸暨市的一部分和山阴、会稽两县的境域范围。

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王勾践迁都之后，越军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并说越兵横行于江、淮东。照此推算，此时的于越疆域，多数为吴、越古地，东至海（东海），北至齐、鲁的一部分，西到淮河流域与长江中游的部分地区，南到江西省、福建省的北部。两浙和江苏省大部分是基地，山东省、安徽、湖北、湖南省、江西、福建都是其势力范围，故称东方诸侯大国。

越王无彊二十三年（公元前333年，一说公元前334年），楚威王七年兴兵伐越，大败越，尽取吴故地至浙江省。这时，经过分崩离析，于越的疆域被分割成两部分：北方仍然局促于瑯琊一带；南方则为浙东宁绍平原地区，即后来的绍兴市、会稽、诸暨市、萧山区、上虞区、嵊州市、新昌县和余姚市、慈溪市、宁波市一带。

据《越绝书·记吴地传》载，公元前262年到公元前252年间，楚考烈王并吞了越瑯琊，北方的于越居民进行了“走南山”的迁徙。秦岭是会稽山的别称，“走南山"就是回到了浙东地区的会稽山老家，大约是于越疆域的老地盘，浙南山区、江西省和福建省的北部，仍然是越国的势力范围。

勾践采纳了文种的“爱民”思想，在治国中实施了一系列“爱民”的政策和措施，以争取民心。首先，勾践实行了“缓刑薄罚”的政策，开始修订刑法，废除有过错的法令，实施毕竟宽简的刑罚制度；其次，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不仅减免那些丧失劳动力的家庭的徭役，还10年不向百姓征收赋税，使得百姓都积聚有可吃3年的粮食；再者，实行安定民心，“亲附百姓”的政策，在国内慰问病人，埋葬死者，敬养老人，爱护小孩，抚养孤儿，还安富济贫，使贫富都能过着安宁的日子。

越国的官制，在西周时代以前文献无考，到了春秋末年越王勾践之时，才逐步建立了一套较为简陋的官僚政治机构。根据文献记载，越国的官制主要有：相国，又称宰相、相国大夫、为百官之长；大夫，掌管一方政教禁令，其职责相当于内阁大臣；上将军，其职责是负责国家的军事事务，协助君王处理“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

从《国语》《史记》《越绝书》《越春秋》等书的记载来看，越国的法律主要集中在军事方面。如《国语·吴语》记载：“（越）王令有司在大军前公告：‘不听军令者杀，且妻子会被卖掉。’”此外，还有一些涉及婚姻、生育等方面的法律，如《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载：越王勾践“青壮男子不准娶上年纪的女子，上岁数的男子不准娶年轻的姑娘；女子十七未嫁、男子二十未娶，其父母有罪。”

越国实行“兵农合一”、推行男子全部服兵役的“全民皆兵”制度，服役人员平时散在村社为农，战时临时征集为兵。据《国语·吴语》记载，越王勾践在公元前478年与吴决战前，整编军队，命有司向全国发布命令：“凡是能参军打仗的人，全部到首都门外集合。”这是向全民下达的动员令，说明越国战时是临时征集部队的。《国语·吴语》还记载着：“有父母老人而没有兄弟的”“有兄弟四五人都在这里的”，反映了越国实行的是“全民皆兵”的制度，不管是独生子女或多子女，凡成年男子都要应征入伍。

关于越国军队的编制，根据《周礼》所载，越国是小国，可设一军。但是在越王勾践时，已有“三军”。如《国语·吴语》记载笠泽之战时提到，“越王把军队分为左右二军，把他的六千名私兵作为中军。”而《左传》郑哀公十七年及《吴越春秋》卷十也有相关记载，均可说明越国军队分为左、中、右三军。

同时，越王勾践还任用范蠡改革军制，分门别类建设不同兵种。《史记·越世家》记载，公元前482年第一次伐吴时，越国出动的兵力有“习流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千人”。据此，越国的兵种主要有：水军，或称舟师，也就是“习流”；步兵，也就是“教士”，是军队的主力；卫戍军，也就是“君子”，由公族或卿大夫子弟组成；后勤部队，也就是“诸御”；此外，还有地方兵。

越国的武器主要是由青铜制作的，分进攻性武器：戈、矛、戟、剑、弓弩，以及和防卫性武器：盾和盔甲。其中，越国的铸剑术驰名海内，《越绝书》为越国的铸剑术另立专篇，叫《越绝外传记宝剑》。越国的青铜剑，留存于世者实属不少。“春秋晚期越王勾践剑”“越王剑”“越王者旨於赐剑”等青铜剑铸作都十分精美，出土时大多完整如新，锋刃锐利，剑身往往有错金的鸟书铭文，充分显示了高超的工艺水平。

在夫椒之败前漫长的历史时期中越国一直奉行尊奉周代、敌齐、亲楚、仇吴的对外政策，而和中原其它国家的来往则相对较少。

夫椒之败以后，越国被吴国彻底征服，成了吴国的附属国，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过程中，在暗地里对本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在吴国与齐、晋、楚等国为敌的时候，越国把过去的“敌齐"改为“结齐”；过去和晋国没有什么联系，现在也自动依附于晋国，以求得到晋国的庇护和同情；同时越国一贯“亲楚”的政策没有改变。和这些国家的关系处理好以后，然后全力去“厚吴”，以此来麻痹吴国。

越灭吴之后，越国积极开展有目的的外交活动。首先派人朝见周天子，得到周天子的认可和封赠。然后在外交关系上基本奉行和各国交好、打击敢于不听命令的国家的政策。如和近邻的楚国，仍保持友好关系，并将原来被吴国侵夺的土地还给楚国；将原来吴国侵夺宋国的土地还给宋国，将水东边方圆百里的土地给予鲁国，和这些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对于卫国、鲁国和邾国这些小国，越国则充当了调解人的身份，使得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越国的仲裁，承认越国在诸侯中的霸主地位。相反，对于敢于不听越国号令的国家，则坚决予以打击，直到臣服为止。如远在西邻的秦国，由于不听越国的号令，越国就毫不留情地出兵打击，直到秦国表示屈服。

公元前490年，越王勾践采纳大夫范蠡的建议，将越国都城从会稽山麓的平阳下迁到沼泽平原。百姓在平原上，先疏排积水，然后围筑堤塘以拒潮蓄淡，再将塘内之地开辟成水田，形成塘田。《越绝书·卷八》记载：“富中大塘者，勾践治以为义田，为肥饶，谓之富中。”这就是越国在沼泽平原上开辟的最大粮食基地，位于大越城东南，塘长达20余里，围筑塘田6万亩以上。由于山会平原气候适宜，土壤肥沃，围筑堤塘后，既能拒咸于外免受潮害，又能蓄淡于内用于灌溉，水利条件优越，因而成为越国最重要的稻作基地。

越国的水稻种植已超过其它所有的旱粮作物，平原水田农业已经超过山区旱地农业占据主导地位，农业重心已经从会稽、四明山区转移到以山会平原为中心的宁绍平原。由此可以判定，越国农业从于越初期“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的旱地农业与狩猎业并重的原始农业，在越王勾践时期进入到以水田农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奠基阶段。

于越时期，文献失载，但蚕桑丝织业沿袭了下来并有所发展。到越王勾践时期，越国的蚕桑丝织业已发展到相当的规模。《越绝书》《吴越春秋》的记载往往是农桑并提。如“劝农桑”“示民以耕桑”等等，可见当时种桑养蚕已遍布越国境内，蚕桑业在经济中占有了重要地位。丝织业在当时也十分普遍，连国君夫人都能亲手织治，普通越女已到了人皆能织的程度。经考证，丝织品种至少有帛、丝、罗、毂和纱等多种。

越国的葛麻纺织业伴随稻作农业起源于河姆渡文化时期。春秋时期，麻已经从单一的纺织原料，演化成纺织、军需和农耕等多用途的原料，需求量迅速增大，《越绝书》中就将麻桑与五谷并提。越国专门开辟了植麻基地，还派了擅长种麻的齐人种植和守卫，“种麻以为弓弦”，可见当时的种麻及麻织、麻制业已很发达。

葛是一种野生纤维作物，自远古到宋代，历来是中国的主要衣着原料之一，但春秋以前未见有其它地方种葛的记载。独有越国，不但种葛，而且还开辟基地大规模地种葛。《越绝书》《吴越春秋》记载了越国动员国中男女上山采葛，越女在家织治，一次就向吴国进贡“葛布十万”之事。种葛和葛织业的规模之大可想而知。越国的葛布又称绣素，以细软、轻柔、挺括而著称于世，克重量甚至比质地稀疏的丝织品罗还要轻，其纺织技术之高超令人叹为观止。

果蔬业来源于采集业。于越晚期，果蔬在越国已经普遍栽培，与“果、黍、赤豆、稻粟、麦、大豆、矿”并列为越国八类流通作物。这八类作物中，唯有矿和果没有固定价格，官市采取了随行就市的流通办法，“辛货之户曰果，比疏食，无贾”，说明果与蔬菜一样品种较多，无法一一定价，只能比照蔬菜随时浮动。果类中比较著名的有柑桔和李。《禹贡·扬州》云，“厥色桔柚锡贡”，称越国的柑桔为贡品。李在历史上也颇有名气，传说西施姑娘被进献给吴王时，就随身携带了家乡的红心李。

在越国的农业经济中，畜牧业占有特殊的地位。到越王勾践时期，畜牧业发展成较大规模的专业化饲养。饲养禽畜有狗、猪、牛、马、羊、鹿和鸡等。饲养方式主要采用牧饲，利用山地进行围山圈养，如犬山、白鹿山、鸡山和豕山等。狗和猪是越国的主要家备。狗为阳畜，猪为阴畜，所以越国奖励生育是“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这些作为奖品的狗和猪，由官办畜牧基地犬山和豚山提供。官办畜牧基地每年需提供的奖励，加上民间饲养的狗和猪，数量可观，由此可看出越国畜牧业的发达程度。

在越王勾践时期，越国的渔业出现了从捕捞到养殖的历史性飞跃，首开了我国人工养鱼的先河。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兵败夫椒，被夫差追而围困于会稽山上，对范蠡说太久没尝过鱼肉的味道了。范蠡经过实地考察，在会稽山麓选择了二处水域，开始人工养鱼。《吴越春秋》《越绝书》对此均有记载。范蠡养鱼“三年致鱼三万”，用以供应君王臣民，可见养殖水面较大，经济效益显著，已具有相当规模。后人以范蠡名义编写的《养鱼经》，对养鱼的收益、鱼池的规格、鱼种的选择，都有具体论述。

越族先民长期使用的生活用具是陶器。越王勾践大力发展陶瓷生产，除生活用陶之外，还生产过建筑用陶和冶铸用陶等，工艺水平、技术质量也不断提高。产品从泥质灰陶、黑陶（黑皮陶）的基础上进步到硬陶、印纹硬陶，再跃进到原始瓷。越族聚居中心地区浙江省绍兴、上虞区、萧山区、诸暨市、湖州市等县市发现过商末至周代生产原始瓷和几何印纹硬陶的窑址，这些窑址范围大，堆积层厚，产量相当大。有一种具有绍兴市地方特色的原始瓷鼎，其鼎身束腰如釜，上口坦张成宽沿，近唇外上翘，半环形的双耳立于沿上。这种别致的造型，专家们称它谓“越式鼎”。

根据绍兴文物部门提供的资料（不完全）统计，建国以来，绍兴境内出土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类青铜器共计有150多件（无出土地点者不计在内），其中包括：青铜农具58件，青铜工具43件，青铜兵器50多件，青铜礼器7件等，这些文物充分展示了越国青铜文化的发展以及越国青铜器风格和特征。

越国的造船有悠久的历史，《艺文类聚》卷七十一引《周书》说：“姬诵时，于越献舟”。而《竹书纪年》也有记载：“襄王七年（公元前312年）越王派人至魏国献'舟三百’只。”随着吴越战争的长时间持续，造就了一大批大小战船与军队结合组建了庞大的舟师。越国在战胜吴国之后，接纳了吴国的造船技术力量，造船业进一步得到发展壮大。近代，作为曾是越王勾践建都之地，绍兴市还制造一种小巧灵便、独具特色的脚划“小船”用作交通工具。

于越时期的商业活动，带有战时的色彩，有贡品、外交礼品和纯商品交换的性质，并兼有实物交换和货币交换两种形式。其一般是集营式的，随着商品交换的频繁，慢慢固定在几个地区之中，形成了集市以致城市。”

越国的商业活动，主要是计倪和范蠡的从商活动。《越绝书·记范伯》记载：范蠡入越，遭越大夫石买的反对，于是其“游于楚越之间”，从事商业活动。而《越绝书·计倪内经》则记载，计倪定居越国后，主持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给越国定下了”农末俱利”“货物官市”的基本国策，并且制订了一系列的价格政策，比如把米谷蔬果定为10等，按质论价，公平交易。

据《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记载，“（越）王派大夫种索带葛布十万……作为求取恢复封地的礼物。”《勾践阴谋外传》也记有计倪的一番话：“夫官位，彩币、金赏者，君之所轻也。”这些记述可证明布帛、珠玉曾为越国的货币。

而用贵金属如青铜、白银、黄金的一定重量作为商品交换等价物，越国也经历了这个货币阶段。《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越王大说（悦），许诺，送子贡金百。”这里的金，应为青铜。而从出土文物来说，越故地和邻近地区出土具有称量货币性质的黄金及青铜块亦为数不少：1982年绍兴坡塘306号墓出土小金饼2块，厚度均为0.21厘米，稍大的重11.8克，直径1.8厘米，周边有剪凿痕迹；略小的重8克，直径1.5厘米，周边圆正应是铸造时的完整形态。

另据出土文物考证，在浙江省温州和福建省临近浙江的泉州市，曾出现过铜蛤壳贝和铜壳贝。巧合的是1981年义乌平畴西周土墩墓中也曾发现了2件蛤壳，根据当时越国无诸以后，部分越人南迁至温州市、泉州等地，可认为这些铜蛤壳贝和铜蚶壳贝是被带去而遗存下来的，说明古代越人也曾以壳贝为币。

范蠡的思想和言行，保存在《国语·越语》《吴越春秋》中，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史记·货殖列传》和《越绝书》里也有记载。他的哲学思想，集中反映在以下三个问题上：倡“道”“气”，初具唯物主义观点；主“恒”“常”，开始认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重“持盈”“定倾”“节事”三者之间辩证关系。范蠡的哲学思想代表了这个社会历史时期中植根于越国这块土壤上的政治和经济的理论，代表一种新兴的势力，摆脱宗教世界观的束缚，走向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

计倪为越王勾践谋划富国强兵打败吴国的经济发展规划，是越国的大经济学家。他的经济思想主要之点是三个方面：“时断则循，智断则备"，按照天时变化的客观规律，发展生产，做到有备无患；“农末俱利，平籴齐物”，主张农业、手工业、商业各业并举，综合经营；“有余不足，则知贵贱”，根据贵贱互相转化的规律，经营商业活动。

文种的“九术”，实际上是他为越王勾践兴越灭吴制订的内、外政策，即尊天地事鬼神、厉甲兵承敌弊的国内政治纲领和利诱乱欲、虚国疲民、纳谀拒谏的外交方针。

历代文人都把“采风”作为“教化”的一种重要形式和手段。《越风》的编者商盘（会稽人）在该书的自序中，把“里巷歌谣”“桑间上”之民歌、歌谣、谚语等均归入应采之例。越国诗歌最鲜明的特色是，在抒情、叙事的同时，都赋予丰富的想象力和神化的色彩，总是以最优美的形式，包括对一切自然景物和造化的刻意描绘，处处倾注着一种神化了的人格力量，蕴含着磅礴的气势，实质上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心目中所崇敬的英雄、先贤的受戴和真挚的感情，而且这种感情的表达又是通过朴实有致的语言、铿锵的音韵加以组合，因而特别具有感染的力量。

越境关于上古神话的传说很丰富，在青铜器刻纹中，人首多身或兽身多身的图象很多。从现存的一些史料看，越境的神话和传说众多，如：绍兴柯桥九曲村流传的关于莫龙望娘滩的故事，极具水乡古神话的特色；绍兴市的柯桥型塘乡就与大禹斩防风氏的古老传说有联系。而围绕越国君民建国、失国，和在“卧薪尝胆”这一段艰苦岁月中，包括美女西施的一些美丽传闻，既悲壮又抒情，故事和传说亦十分丰富。

“鸟虫书”曾经是盛行于古越国的一种鸟形美术字，它以篆书为基础，约流行于公元前554年到公元前404年，跨度在150年左右。从近几十年来出土的青铜器铭文看，特别是越王青铜剑，其剑面即镌有鸟形铭文。从余姚河姆渡的出土文物鸟形雕塑、“双鸟蝶形器”“双鸟纹骨匕”“立体鸟形匕”看，鸟是古越族生息繁衍的主要精神偶像，是古越族崇拜的图腾依托。“鸟”这个形象贯穿到古越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军事、农事、祭祀、娱乐、衣食住行等等。“鸟”从越民心目中的具象延伸成为一种宗教型的精神现象和文化现象，成为一个民族具有地域特点的相对于中原地区（中原）文化的独立的文化形态。

古越语是“鸟语”，“吴越二邦，同气共俗”，那么，句吴也应与古越语言系相同，从今天还留传于民间口语中的方言和音韵看，可以想见，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语言大概更要接近于今天的闽、粤语音，随着历史上中原政权的几次东迁，北方语音不断地融化着江、浙语音，它的“鸟”音“鸟”韵渐趋淡化，形成了一种南北语音混冲的中间带，犹如徐渭所说的“南腔北调”。

越族的音乐、舞蹈实为一体，《述异记》有如下记载：“越俗，祭防风神，奏防风古乐，截竹长之三尺，吹之如，三人披发而舞。”这是一种非常原始的舞蹈。“截竹长之三尺”意味着并非精制的竹笛，而是竹管，所以吹起来好像在吼叫；是随采随吹，边吹边舞。可以想象是在田头谷场，围而舞之，或庆丰收，或作为祭祀的仪式，是富于野味的一种歌舞场面。

《越绝书》比较详细地列记了公元前493年至公元前473年越国兴建的水利工程，主要有吴塘、苦竹塘、富中大塘、练塘、石塘、古水道和山阴小城、大城等。这些工程，按工程类型可分为堤塘、河沟和防洪城墙三大类，形成了与“山-原-海”台阶式地形相适应的春秋越国水利体系。

春秋越国水利作为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促进了越国社会的发展。综合性的水利工程系统，不仅保证了越国农业从崎岖的会稽山地向水土资源丰富的沼泽平原推移，逐步完成迁徙农业向定居农业的转移，而且也为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从而使越国的经济实力获得迅速发展，诞生了以水利为代表的，包括农业、渔业及造船、冶金、陶瓷、纺织等手工业在内的春秋越国文明。

干栏式建筑是古代于越地区最为流行的住房形式，是远古时期巢居的继承和发展，其形制是架竹木以为屋，分上下两层，上层居人，下层养畜，特点是底部悬空，正脊的两头翘起，并长于屋檐，且屋顶结构为两面坡式。在贵溪市的古越人崖墓中，就发现了一具具备了“吊脚楼”式建筑特点的“屋脊形”大棺。越人的干栏式建筑早在六、七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晚期就已出现，如余姚市的河姆渡遗址、杭州水田等新石器遗址中，都有其遗迹的发现。与越人有密切渊源关系的壮、黎、高山、傣等族，都盛行这种建筑形制。

喜食异物是于越在饮食文化方面的一大特色。据《逸周书·王会解》《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越人喜食鱼鳖蛤螺、蝉和蛇。还有的越先民有敲骨吸髓、吸食猴脑的爱好。在余姚河姆渡遗址第三、第四文化层出土了许多粗壮动物的肢骨，其中24个猕猴的颅骨中有22个被砸开，估计是为了吮吸其脑髓。但是，于越的基本膳食结构还是“饭稻羹鱼”。《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都有明确记载，这一饮食结构也一直延续至今。

于越盛行文身断发的习俗，《墨子·公孟》《史记·赵世家》《淮南子·齐俗训》都记载了越王勾践断发文身的事。断发也就是剪断头发，使其变短，不用束发加冠。文身，则是在人身上作龙蛇纹样。这一习俗，在考古材料上也得到印证：在贵溪市发现的越人崖墓中，发现有一束剪断的头发。

1996年到1998年，历时近两年，在绍兴兰亭街道里木栅村印山发掘了一座竖穴岩坑木大墓——印山越王陵。允常墓是一座有长墓道的“甲”字形竖穴岩坑木椁土墩墓，由隍壕、封土、墓坑、墓道、墓室等部分组成。它高耸的墓上封土、大型甲字形岩坑、规模宏大的枋木结构墓室以及巨大的独木棺，无不显示出墓主人的特殊身份。学者多认为绍兴印山大墓是允常的墓葬。印山大墓由内而外为防潮隔渗与杜绝空气渗透分别设立由树皮层、木炭层和青膏泥层构筑的三道屏障，显得十分严密和科学，对墓室的防腐保存起到了极为有利的作用。

壶瓶山古文化遗址在绍兴市城北15公里处，齐贤镇朝阳村壶瓶山南麓。经过1991年到1993年先后三次抢救性发掘，发现有三个文化层：其一，商代文化层有泥质灰陶罐、、三足盘、鱼鳍形支足、硬陶钵、壶等器物；其二，西周文化层有泥质灰陶罐、瓿、三足盘、夹砂红陶釜、鼎等器物外，并出现印纹陶圜底器和原始瓷豆、碗等；其三，春秋战国文化层有原始瓷敞口实足碗、盅式碗、夹砂陶鼎，以及印纹硬陶罐、坛等器物。

后白洋古文化遗址在绍兴城西北20公里处的安昌街道后白洋村金沟溇，距离北面古海塘很近。这是一处西周时期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址。经过发掘，出土有：夹砂红陶、泥质灰陶、印纹陶、原始瓷等。陶器有圆锥、扁锥形足鼎、敞口折颈鼎、鱼鳍形足鼎、敛口孟、高足杯、三足盘、罐、盆等多种器形，原始瓷有碗、豆等器皿。

马鞍古文化遗址在绍兴市城北18公里处的马鞍镇寺桥村马鞍山市麓，分仙人山和凤凰墩两处，相距仅300米左右，是先越民族聚居的村落。经过先后三次发掘，仙人山遗址上层出土的陶器有夹砂红陶鼎、泥质灰陶圜底器较多，至今约有3500-4000年下层出土的陶器有夹砂红陶鱼鳍形足鼎、泥质灰陶圈足盆、黑皮陶镂孔竹节把豆等，相当于“良渚文化”中期，“马桥文化”晚期，至今约有5000余年的历史。

1982年3月绍兴市坡塘乡狮子山306号墓中出土一座伎乐铜屋模型，现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铜屋高17厘米（其中图腾柱高7厘米），面宽13厘米，进深11.5厘米。屋平面接近正方形，3开间，明间较次间宽0.3厘米。正面敞开，无墙、无门；立圆形明柱两根。东西两边为长方格透空落式立壁。北墙在中心部位设宽3厘米，高1.5厘米的方形小窗，成四格。屋面呈四角攒尖顶，中立图腾柱，顶端立大尾鸠。屋下四阶。屋顶、后墙及四阶均饰方形结构的勾连回纹，图腾柱统体S形勾连云纹。室内跪有乐伎六人，分前后两排分别为鼓师、吹笙、琴师和两个跪像。铜器上所饰勾连纹、云雷纹、S纹均为越器常用纹饰，具有鲜明的越文化特点。此铜屋在商周青铜器中属孤例，有人认为它是越人用作祭祀的庙堂建筑模型，也有人认为它是一座具有戏台性质的房屋。

1965年12月在江陵县春秋战国时代楚国郢都纪南城遗址7公里处望山一号墓出土的青铜宝剑“越王勾践自作用剑”，现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宝剑通长55.7厘米，宽4.6厘米，圆把中空，剑首向外翻卷作圆形，内有十一道同心圆圈。剑格两面嵌以蓝色琉璃，整个剑身满饰萎形暗纹，出土时剑身插在素漆木鞘内，深埋2400多年而不锈，出鞘时寒光闪闪，毫无锈斑蟳，剑身一面近格处有美丽遒劲的鸟篆铭文两行八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