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1900年6月17日—1970年3月25日），原名元清，湖北黄陂人（今属大悟县）。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1900年6月17日，徐海东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徐家桥村，祖辈六代以烧制陶器为生，家境贫寒。1909年进私塾读书，1912年辍学后随哥哥学手艺当窑工。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国民革命军一起北伐。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返乡担任农民自卫队队长。同年11月率领农民武装支援黄麻起义。1931年参加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围剿”作战。1932年秋，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北川，徐海东担任重建的第25军副军长兼74师师长，率部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艰难奋战。1934年11月，红25军进行战略转移，于次年进入陕南，开辟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与陕北红军会师后，徐海东担任新组建的红15军团的军团长。11月参加毛泽东指挥的直罗镇战役，彻底打破国民党对陕甘苏区的“围剿”。抗日战争时期，徐海东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旅长，率部参加平型关战役；后转战山西，抗击日军发动的“九路围攻”，指挥温塘、町店等战斗。1938年因病回延安休养，进入马列学院学习。1939年冬，徐海东指挥周家岗战斗，取得反“扫荡”的胜利。1941年徐海东病情加重，进行治疗休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海东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70年3月25日逝世于郑州。1979年1月24日，由邓小平主持的徐海东等人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根据多年作战经验，徐海东总结了一套军队建设思想和战略战术，并著有《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生平自述》等作品，总结了部队作战、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称“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邓小平称徐海东“对党有一颗红心”。江泽民称徐海东 “大公无私，光明磊落”。

徐海东，原名元清，1900年6月17日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徐家桥村（今属大悟县）。祖辈六代以烧制陶器为生。全家20多口人只有一块约半亩的棉花地，房屋六间，父辈兄长全靠做窑工为生。父亲徐重本、母亲吴氏，生有子女10人，徐海东在男孩中排行第六。家境贫寒，生活十分艰难。

徐海东从小就背着罗筐到山上割草、挖野菜，一年到头辛勤劳作。1909年，徐海东被母亲送入舅舅任教的私塾就读。在这所私塾念书最多是富家子弟，他们嫌徐海东穿得破烂，不愿意同他共桌。本来教书先生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徐元清，但同学们总是讥笑地称他的诨号“臭豆腐”。三年后，他因打了某地主的小孩被迫辍学，随哥哥学手艺当窑工。

1925年初，徐海东的私塾同学吝积堂在武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时值他返回家乡宣传马列主义，发动组织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徐海东在吝积堂的引导下，决定离开家乡，投奔革命。

同年3月，徐海东跟随吝积堂到了武昌。当时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他找了个卖水的事做。后于4月8日，由吝积堂、李树珍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准备南下广东投身革命。不久，吝积堂告诉徐海东，上级党组织要他们留在武昌开展工作，并派徐海东到直系军阀刘佐龙部当兵，学习军事。徐海东认为“当兵习武”是党交给的任务，便下决心认真操练，努力学习钻研军事技术。他买了笔记本，从步兵操典学起，边学边记，非常认真。经过半年的军事训练，徐海东由于操课好，升为下士班长，3个月后升为中士班长。

1926年4月，党组织决定派遣徐海东和吝积堂、李树珍一起南下广东，目标是考取黄埔学校或考农民运动讲习所。于是，徐海东和吝积堂、李树珍离开武昌，步行到广东韶关，恰逢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2师34团开赴湖北。经劝说徐海东等人入伍，共同参加北伐。

徐海东参加了北伐革命军，在3营9连任代理排长。徐海东行军打仗积极、勇敢。在汀泗桥战斗中，他奉命率部队冲垮敌军4个炮兵连，杀伤大量敌人，缴获12门火炮，受到师部的通令嘉奖。战后，荣升排长。9月，随部队继续北伐，进军武汉，徐海东参加了攻占武昌的战斗，武汉三镇攻克后，他随34团经修水、武宁、德安攻打南昌，攻克南昌后又奉命回师武汉，后又进至河南洛阳。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下旬，武汉国民政府出师河南，举行第二次北伐，徐海东参加了34团攻克洛阳的战斗。5月21日，许克祥又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血腥镇压共产党员。中共党组织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在北伐军中的共产党员迅速分散、隐蔽。徐海东征得党组织同意，在党小组长胡增欲的帮助下，离开武汉，返回了黄陂家乡。

当时黄陂县的农民运动发展迅猛，徐家桥村和附近村庄都组织了农民协会，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同年6月，徐海东回乡后立即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中共黄陂县委的负责人派徐海东到河口区担任农民自卫队队长，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建立中共基层组织。农民自卫队成立时，共有13人，除了县委发给徐海东1支手枪、14发子弹外，其他人都是大刀、长矛、红缨枪。有了武器，农民自卫队斗争积极性特别高，在夏店于堂寺消灭了地主保安团，缴获7支步枪，自卫队由13人扩充到300多人。但由于这一支农民军缺乏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战斗力很弱，不久便被国民党地方武装打散了。

同年11月，黄安和麻城集结了3万多人，一同包围黄安县城。徐海东奉中共黄陂县委的命令，率领了一支十余人组成的农民武装支援黄麻起义。到黄安后，徐海东应邀参加了黄安县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大会，所率部队被编入鄂东工农革命军。起义受挫后，徐海东奉命返回黄陂县河口区，继续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活动。

1928年秋，徐海东担任中共黄陂县委常委、军事部部长，并兼任夏区区委书记，积极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队，开展反对豪绅地主的农民运动，被当地人称为“徐老虎”。1929年初，他受命领导夏区“年关暴动”，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此后，他在中共鄂豫边区特委的领导下，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领导小型的游击战争。队伍几次被打散，他又几次把队伍建立起来，先后担任县赤卫军大队长、补充第六师师长、鄂东警卫第二团团长等职。

1930年，趁国民党蒋、冯、阎各派新军阀在中原地区大规模混战之际，徐海东根据上级指示，率部配合各路红军游击队，转战大别山区，打了许多胜仗，扩大了赤卫队。同年10月，徐海东率领的黄陂县赤卫大队编为红军补充第6师，徐任师长。1931年初，又调任鄂东警卫团第2团团长。他们主要任务是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和发展地方武装，领导小型游击战。同年3月，徐海东所部被编入红4军第13师第38团，他继续担任团长。

1931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县七里坪正式成立，徐海东在红12师师长陈赓直接指挥下，参加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在此期间的一次作战中，徐海东左腿中了两发机枪子弹，一颗穿过皮肉，一颗卡在大腿和小腿骨中间。在没有麻药的条件下，医生为他开刀取出了弹头，之后在红军军属陈锡联的母亲家住了一个多月。伤口没完全好，徐海东就柱着拐杖返回了部队，然后率领第36团参加第三次反“围剿”作战。

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指挥下，取得了黄安战役的胜利。1932年1月底，又在商城和潢川地区与国民党部队展开大战。国民党第2、12、75、76师共20多个团向红军进攻，徐海东率第36团正面阻击，保证红军第10、11和13师从左右两侧迂回包抄。时值大雪纷飞，天寒地冻，国民党军队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多次发动强攻。徐海东在陈赓的受命下，指挥全团坚守3天3夜，先后打垮国民党军队20多次冲锋。激战中，部队伤亡大，徐海东脱去上衣、光膀子在阵地最前沿指挥，高呼口号“共产党员，牺牲也要向前倒。”由于他们阻击得力，争取了时间，整个战役歼灭4000多人。战斗结束后，陈赓称赞徐海东这一仗打得好。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26个师、25个旅共30万人，向鄂豫皖红军发动了第四次“围攻”。由于敌人兵力强大，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积极推行王明“左”倾路线，战略估计上的错误和搞肃反扩大化，致使红军第四次反“围攻”遭到失败。

同年10月初，徐海东单独率部在英山地区打掩护，在国民党军队分割尾追下，徐海东部与大部队失去联系，经过艰难奋战，徐海东与东路游击司令刘士奇率领的队伍会合。根据中央分局指示，将金家铺一带的红军和地方武装统一编成红27军，下辖第79、第81师，全军共4500余人。红27军成立后，向太湖县、宿松县方向前进。10月9日，在趾凤河以东，红27军遭到国民党第46师2个团堵击。徐海东率一团迂回至敌人侧后方，迅速攻占小石门制高点，切断敌人退路，给敌以重大杀伤，红27军其他各团乘势发起猛烈攻击。

10月中旬，红27军遭到国民党第54师伏击，抗击数倍于己之敌，同时组织群众火速转移。10月24日，红27军在官庄地区全歼国民党第32师1个营。之后，徐海东率部占据河东有利地形，与尾随而来的国民党军队隔河展开激烈战斗。11月初，红27军决定渡过淠河，返回皖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徐海东的亲自率领下，第1团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强渡淠河，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11月24日，红27军到达黄安县七里坪附近，与中共鄂豫皖省委和鄂东北地区的红军会合。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斗争形势需要，撤销红27军番号，下辖两个师分别编入红25军和红28军。红25军重建后，徐海东任红25军74师师长。

1933年4月，鄂豫皖省委决定，围困七里坪。讨论作战方案时，徐海东认为围困七里坪，“第一兵力不足，围点为打援，围城则无能打援，敌人从黄安增援如何打。第二，供给困难，苏区内部粮食匮乏，势必要去白区筹粮，兵力更不够了”。徐海东这些意见被视为“右倾保守”而被否定。结果红军伤亡损失3000人。最后还是按照徐海东等人的意见，撤出对七里坪的包围。

同年6月，红25军又从皖西转向鄂东北，徐海东患病，每天高烧不退，行进中他只好躺在担架上，随同后尾部队缓缓前进。当从黄土岗过公路时，突然遭到国民党31师拦截，大部队过了公路，徐海东带特务连和一些行李、担架队被拦在公路一边，与军政委吴焕先失去了联系。徐海东集合特务连抢占附近的一座山头，收拢起一些跑散的战士和连队，仅有四百多人，他命令担架队、伤病号、伙夫把担的东西扔掉一些，又组成了两个连队。继续走向皖西。

同年10月，徐海东与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率领的一支队伍会合，共同组成了红28军。徐海东任军长，郭述申任政委。国民党急忙抽调3个多师，加紧围追皖西红军。徐海东率部转移进山，昼伏夜动，声东击西，展开山地游击战。不久，政委郭述申患了重病，徐海东一个人带领红28军作战。他指挥部队“屁股后挂镰刀，肩膀上扛粮袋”，在山林里割草搭棚，以野草野果为粮坚持斗争。徐海东制定的斗争方针是不打消耗战，决不和敌人硬拼，要积极向外游击，寻机歼敌，“使部队吃饱穿暖”。为解决部队的冬装，徐海东亲自率领部队，袭击段集、吴桥两处土豪劣绅的布行，搞到600多匹棉布和几百斤棉花，又从叶集买了些棉花，发动干部、战士自己动手缝棉衣，全军1000多人都穿上了新棉衣，每人还发了一副新绑腿。

1934年1月中旬，徐海东指挥部队在固始地区，打垮国民党第45师一个团零两个连；3月上旬，又声东击西，打垮国民党独立第5旅一个团和一部分民团，歼敌800多人，缴获3门迫击炮、4挺机枪、400多支步枪。当时部队向葛藤山转移途中，一天，全军正休息埋锅造饭，饭还没熟，国民党第54师第161旅，从南溪方向围攻上来。徐海东当即命令第84师一个营坚守正面，第82师两个营顺着高山梁，向小石家沟的方向佯动。国民党军队发现大部分红军往山梁上跑，随即集中兵力向小石家沟方向进攻。徐海东让佯动上山的两个营，只留一个排在山头放枪吸引国民党军队，其主力又顺着山沟隐蔽绕向国民党军队的另一侧。当国民党两个团展开正面进攻时，徐海东亲率14个营，从东西两侧迂回至国民党军队侧后，使其措不及防。仅一个多小时战斗，就击败国民党第54师两个团，俘虏1600人，活捉其代理师长柳树春。

1934年4月中旬，徐海东和郭述申率红28军在商城的豹子岩与吴焕先率领的25军会合。两军进行合编称红25军，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同年7月，国民党5个多师分路包围、追击红25军。当红军转移到白鸭山一带时，国民党军队又分四路围追上来。徐海东却按兵不动，命令部队准备干粮、草鞋，待国民党军队合拢上来，寻机跳出去。连续走了4天，第5天进到长岭岗附近，发现国民党大部队滞留在山坡上，并没发现红军大部队。徐海东遂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和政委吴焕先商议，决定分头带两个营发起突然进攻。经过3个小时激战，打垮国民党第115师，俘虏团长以下官兵3700余人。

同年8月，省委决定徐海东率红军去攻太湖县城。9月3日，徐海东率部队连续行军两个昼夜，突袭太湖城。守城的安徽省警备旅一部在梦中当了俘虏。红军几乎没放几枪，就攻克了太湖县城。这里是国民党的一个后方基地，物资很多，其中枪弹、布匹、药品堆了好几个仓库。红军攻占太湖，附近几个县的人民群众，纷纷起来抗捐抗税，向地主豪绅开展抗租斗争。

11月4日，红25军在葛藤山地区，收到鄂东北省委派人送来的信，命徐海东、吴焕先等速率部队到鄂东北，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11月7日，在商城以南的汤池地区，徐海东率部击败国民党第109师工兵营4个连，突破了麻城到商城的封锁线；接着又在商城西南大柳树击溃国民党第107师两个团，突破了从商城到新集的封锁线。之后，全军以每小时10多公里的速度急行军，越过潢麻公路。行至光山县的斛山寨，徐海东指挥红军与尾追堵截的国民党第107师、第117师4个团进行激战，共毙伤俘4000余人。11月10日晚，徐海东等率部抵达宣化店以北的殷家湾，在此会合了鄂东北省委领导人郑位三以及党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听取了党中央的指示。

1934年11月，接到中央指示后，徐海东等人率红25军向鄂东出发。途中，部队连续冲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在光山斛山寨，面对东北军一0七师、一一七师、六十四师和六十五师的三面包围，徐海东率领战士们一举打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取得大捷，缴获机枪100多挺，俘敌4000余人。在中央指示红25军战略转移后，徐海东同志主动提出，由程子华同志担任军长，自己任副军长。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开始长征。当部队行进到河南方城县独树镇时突然遭到敌人1个旅和骑兵团的袭击。徐海东带领部队经过殊死奋战，打垮国民党军的进攻。在经南召到栾川前进途中，再遇追击，徐海东带领一个团占领河西岸的高地后，掩护部队顺利进入陕南。12月10日，正当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陕南庾家河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在鄂豫陕边界地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时，国民党六十师突袭而来，占领了东山坳口及两侧高地。闻讯赶来的徐海东指挥二二三团拼死冲锋，夺回了坳口。程子华、吴焕先率领二二四团、二二五团也夺回了两侧高地，击退了敌人。激战中，徐海东头部负重伤,一颗子弹从眼下射进，从颈后飞出，昏迷了四天四夜，醒来后得知军长程子华也负了伤，徐海东自己伤没好，便支撑在担架上指挥作战。红25军进入陕南半年多，即发展到3700多人，创建了鄂陕区、豫陕区、华阳区游击根据地。

1935年5月中旬，国民党东北军出动30多个团分路围攻红军。鄂豫陕省委和红军领导人在鄂西举行会议，研究对策。徐海东在会上首先提出了“先疲后打”的作战方针。大家同意这一方针后，他亲率先头部队从陕南二天门地区出发，先向北，再向东，又向南，今天70里，明天80里，天天走，夜夜行，拖着围追的国民党军队长途行进，途经鄂豫陕边界的荆紫关，一举歼敌200多人，补充给养后，继续走。6月25日，走到山阳小河口地区，停下来修整。过了4天，国民党警备第1旅疲惫不堪赶到了袁家沟口。徐海东早已设伏等候，经一天的战斗，歼1800多人，活捉国民党警备第1旅旅长唐嗣桐。

徐海东在转战陕南日子里，时刻关注长征中的党中央率领的中央红军的行动。1935年7月初，红25军跨过终南山，到了西安西南45里的殷家卫。在这里，徐海东从一张《大公报》上得到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后，继续北上的消息。徐海东等确知党中央和红一、四方面军已越过草地到达松潘后，他们随即移兵北进牵制敌人，保证党中央率主力顺利北上。8月21日，部队在泾川县城西渡泾河与国民党军队交战，政委吴焕先壮烈牺牲。徐海东代理政委，不久又担任军长。在人迹稀少、供给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他和政委程子华等人，把25军带入陕北革命根据地。

1935年9月，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后，组成了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这时国民党正向陕北发动第三次“围攻”。徐海东采取“围点打援”“引蛇出洞”的战法，国民党第110师两个团从延安出动，行至劳山，设伏部队突然出击。战斗两个小时，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被打死，3000多人被俘。接着，徐海东指挥红军乘胜攻下榆林桥，又击败国民党4个营，俘获团长高福源。

1935年9月，党中央率中央红军进入陕北根据地。毛泽东和彭德怀写信给徐海东和红15军团领导人，赞扬了此前徐海东率红25军在鄂豫皖地区的英勇斗争和长征中的行动。

1935年11月初，徐海东在甘泉县的稻佐铺第一次和毛泽东、彭德怀等会见。这次会面，毛泽东还给了徐海东一部电台。随后，徐海东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委员会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15军团军团长。11月21日，徐海东率红15军团参加了毛泽东指挥的直罗镇战役。这次战役的胜利共歼灭国民党一个师又一个团，俘虏5300余人，彻底打破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1936年，徐海东率领的红15军团渡黄河东征作战，回师陕北西征作战，以及西安事变中参加保卫西安的行动等。

1937年7月，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徐海东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旅长，黄克诚任政治委员。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击败日军板垣师团，徐海东在林彪指挥下，率领第344旅一个主力团，从左翼展开，从拂晓打到天黑，配合兄弟部队，一举歼灭日军千余人。平型关大捷后，他率部随朱德、彭德怀直接指挥的部分部队一同作战，破坏日军从灵丘到团城口、从张家口到代县的交通线，在沙河一带伏击日军。11月，太原失陷后，徐海东奉命率部向河北进发，深入华北平原开展游击战争。

1938年2月底，徐海东率部转战山西，在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的指挥下，参加抗击日军向晋东南发起的“九路围攻”。3月，徐海东指挥部队袭击南峪、北峪并拦截日军火车，伏击从石家庄、娘子关增援的日军，粉碎了日军发动的“九路围攻”计划。4月，徐海东率部攻占长治，继后又收复黎城、潞城。6月，徐海东又指挥第344旅两个团，在阳城以北的町店地区进行战斗，杀伤日军数百人，迫使日军暂时放弃了打通山西晋城至侯马公路的企图。

徐海东率部转战数千里，从山西打至河北，大小战斗几十次，由于疲劳过度，旧病突发，多次吐血。同年8月奉命回延安养病。两个月后，身体稍好转，即进入了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学习。

1939年9月15日，徐海东和40多位干部一起，随刘少奇离开延安，经西安、洛阳等地到达华中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徐海东被任命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4支队司令员、中共中原局（后改为华中局）委员。12月下旬，侦查员向徐海东报告，日军准备向淮南津浦路西地区发动“扫荡”，徐海东经过深思熟虑，迅速制定了打击这股日军的伏击方案。根据徐海东的计划方案，在周家岗一线的反“扫荡”战斗中，仅用三天时间便消灭了日军的辎重队，击毙日军160余人，并缴获了全部辎重弹药，取得了胜利。

1940年3月，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李品仙、韩德勤部向新四军进攻；地方反动武装与日伪军也频繁出动。刘少奇和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张云逸等，率部在津浦路东西地带与日伪军周旋；徐海东病情严重，躺在担架上指挥着保卫他的一个连队，在津浦路以西地区打游击。

1941年1月6日，蒋介石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制造了“皖南事变”，以上官云相为总司令的第32集团军共8万多人围攻向北转移的新四军9000多人。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等被杀，数千名指战员或战死疆场或被捕关入集中营。病中的徐海东得知这一惨痛事件，实属不安，病情加重。中共中原局把徐海东的心情和病况，电告在延安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同年5月，毛泽东亲自署名发电报给徐海东，“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徐海东接到电报，热泪盈眶，反复念叨着。

1947年8月，徐海东奉党中央指示，与一部分伤病干部及家属，从山东撤出，乘船秘密来到大连。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海东曾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55年，徐海东被授予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徐海东在大连养病时，周恩来特地来看望他，徐海东说自己长期养病，为党工作的太少了，授予大将军衔太高，受之有愧。周恩来安慰他，“大将衔不高也不低，恰当”。

在“文化大革命”中，徐海东这个躺在床上20多年的“老病号”，亦受到林彪一伙的迫害。他被扣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家被抄，子女被关。就在这种处境下，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说假话，始终强调，“共产党员不能看风头说话，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半句假话都不能说”。1969年12月，徐海东被林彪等人逐出北京。

1970年3月25日，在河南郑州一个干休所里，徐海东逝世，享年70岁。直到1979年1月25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徐海东等人的追悼会上，宣布彻底除掉加给徐海东的莫须有的罪名，为他平反昭雪，肯定徐海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屡建战功，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徐海东认为，党员要服从中央的领导，有提意见的权利，但绝不能背后议论，不允许说党中央的怪话。中央发出指示，他绝对听从。他认为，“革命队伍只有团结一致才有力量，只有时刻记着党中央，部队的行动才有方向，才能打胜仗。任何违背党中央、有损于团结的言行都是不能容忍的”。在反对“肃反”扩大化和军事冒险主义的斗争中，他保护了许多优秀的干部，保存了革命的力量。

当时中央红军经万里长征后，物资匮乏，供应困难。徐海东号召自己的部队省吃俭用，主动把钱款、布匹、药材、武器弹药等送给兄弟部队。毛泽东曾派人到红十五军团借钱，徐海东将仅存的七千元中的五千元交给了中央，这一举动难能可贵。许多年后，毛泽东还记得此事，感慨陕北最困难的时候，多亏了徐海东的五千块钱。

在革命战争期间，徐海东认为，想要取得胜利，军事干部就必须有勇有谋，在实战锤炼中不断完善能力素质。

第一，要有勇气，战场上军事干部不能只顾下冲锋的命令，要士兵勇敢向前，自己首先要靠上前去。徐海东要求“营长要靠近连、连长要靠近排、排长要靠近班”。徐海东在指挥战斗中，前面有障碍，他就带队上前开辟道路；后面、侧面有敌情，他就到后面、侧面打掩护。他先后负伤9次，是红军高级军事指挥员中受伤最多的一位。

第二，要有谋略。在强大优势兵力的“围剿”下，没有卓越的智慧和谋略，部队根本无法生存和发展壮大。徐海东指出，军事行动固然要冒风险，怕风险不能打仗；可是不深思熟虑，一味鲁莽蛮干，那不是英雄。一个军事指挥员的责任不在带头冲杀，而更重要的是会和敌人斗智。

第三，要注重实战锻炼。徐海东从亲身经历中得出一条经验，部队是打出来的，实战中出干部，见英雄。他总结出，“以战教战，体会深，见效快。他就是从一个不识多少字的普通士兵成长起来的，是从战争中学战争，战争中长才干的。”

在长期的游击斗争和发展根据地的斗争中，处理好部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十分重要，离开人民群众的支持，游击斗争和根据地的建设根本不可能成功。徐海东要求部队必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越是困难的环境下，越要注意群众关系，处处爱护群众利益。西安事变后不久，徐海东率领红十五军团经过彬县，分三批过境，历时十多天。人民群众初次见到红军，和蔼可亲，买卖公平，军纪严明，莫不交口称赞。

徐海东对部队的关心和爱护，是用“家”来形容的。在鄂豫皖边区，因为人数少，每一次战斗，全军都要参加，“枪一响，全家都来了”。徐海东是从士兵逐级升上来的，他深知伤病的士兵想的什么，每打完一次仗，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伤员。每次战斗缴获了吃的、用的东西，他都专门交待，多分给连队和医院的伤病员。在战斗频繁、天天行军的日子里，徐海东常常讲到，“战斗再激烈，绝不丢掉一个伤员；行军再紧张，决不丢掉一个病号”。在行军路上，他发现哪个病号走不动了，就跳下马来，叫病号骑上他的马赶路。

徐海东在《保卫红色土地》一文中回忆当时红军的生活状况是“肩上扛粮袋，屁股后头挂镰刀”，供给全部财产只有13块钱。唯一的办法就是靠打仗。打完仗，战士们挥动镰刀割草砍树条搭草房，在山上住下。粮袋空了，战士们就用镰刀挖野菜，采山果。徐海东经常亲自带队袭击敌人后方，从敌人手中夺粮。在反国民党“清剿”斗争中，国民党军队成了他们的“运输队”，在抗日战争中，徐海东又发出了“我们的兵工厂在东京，我们的粮店也在东京”。在冀察晋抗战中，在沙河设伏，打死200余敌人，抢到罐头食品数百箱，部队的供给明显好转，战斗力不断地提高。

徐海东的战术思想主要有两点。

其一，诱敌深入，先疲后打。徐海东在战术上采取把敌人放进来打，充分利用内线作战的地形熟、民情熟等有利条件，首先将猬集之敌化为分散孤立之敌，把强大优势之敌化为弱小劣势之敌。尔后，通过诱敌深入我之腹地，在调动敌人中，变敌之主动为我之主动，转我之被动为敌之被动。最后趁敌疲惫，看准战机，集中主力，突然坚决勇猛地将敌歼灭在运动之中，从而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打破“围攻”、扩大我军的目的。

其二，飘忽不定，避强击弱。这种战术以无固定战线、无固定后方、无固定目标、无固定机动作为手段，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在广泛的区域内，实施大范围的机动，在机动中调动敌人，使敌人疲于奔命，充分暴露敌人的失误和弱点，从而创造战机，以灵活多变的奔袭、偷袭、伏击等方式，以巧制敌，以智歼敌，从而使部队从困境中摆脱出来，从被动中争取主动。

徐海东的《生平自述》，曾是作为干部自传上交给组织的。他晚年躺在病床上，主持编写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实事求是地总结了这支部队作战、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另外，他还写过几篇革命回忆录，是有关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内容，作品有《保卫红色土地》《会师陕北》《直罗镇战役》《奠基礼》等。

中国人民领袖、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毛泽东称，“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

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邓小平称，徐海东“对党有一颗红心”。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原总书记江泽民称徐海东“大公无私，光明磊落”。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称徐海东是个“神秘的人”、“阶级意识最强的人”。

徐海东故居及亲属烈士纪念馆位于大悟县芳畈镇白果树湾村，徐海东故居房子为砖木结构，三间两进，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纪念馆于2012年10月开馆，占地面积80亩，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陈展面积160平方米。纪念馆内有徐海东大将陈列室、徐海东亲属烈士墓、纪念碑及徐海东大将骑马花岗石雕像等。徐海东大将及亲属烈士陵园位于大悟县新城镇严河村，建于1970，由徐向前亲手题写“光荣流血”的烈士纪念碑耸立在陵园内。

永坪会师纪念馆位于陕西延安市延川县永坪镇的十字路口，由广场雕塑和纪念馆两部分构成，主要展示红25军长征，以及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的情况。永坪会师雕像前，在工农红军旗帜的照耀下，徐海东和刘志丹紧紧握住了双手，身后的战士们喜笑颜开，热情相拥。

1941年秋，徐海东在窝子李村养病期间，看到村庄附近缺少像样的塘坝，当地群众生活用水极其不便，便动员警卫连指战员和当地居民一起修坝蓄水。他亲自研究筑坝点位，关心筑坝进度，帮助解决筑坝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经过一个冬春的施工，一座拦水大坝修筑成功，有效解决了当地群众的生活用水问题。当地群众亲切地称这个大坝为“海东大坝”。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西安进行谈判。张学良、杨虎城一见到周恩来，就提出要红军主力到西安附近，以抵抗国民党亲日派对西安的武装进攻，并指名要徐海东领兵前往。周恩来一口答应了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要求。

12月中旬，徐海东奉命率红十五军团日夜兼程赶往西安。 部队进到西安附近，徐海东正准备上床休息，周恩来和杨虎城过来了。周恩来刚要介绍，杨虎城便伸出手和徐海东打招呼。此前，东北军、西北军打了多次仗，现在突然成为友人，徐海东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周恩来表示，眼下红军要积极援助东北军和西北军，红十五军团要迅速开往商州一带。临走，周恩来将自己的军大衣送给徐海东，要他路上挡挡寒风。徐海东率部向南疾进，穿过蓝田县城，抢在国民党进攻西安的一支先头部队前面占领了商州北面的大山。徐海东在商州坚守了十三天，从而保证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之后，徐海东在大连养病期间， 周恩来先后三次专程前往探望。 周恩来的关心和爱护，使徐海东十分感动。

1938年10月，徐海东在延安出席党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休息时，毛泽东和大家一块在院中散步闲谈。毛泽东说，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水浒》《红楼梦》，不看完这三部书，不算中国人。毛泽东问徐海东是否看过这三部书，徐海东回答没看过《红楼梦》，不知说的什么。毛泽东风趣地说“那你算是半个中国人。”徐海东把这次玩笑话，牢记在心。他决心要看完这三部书。病倒以后，病情稍有好转，就耐着性子读《红楼梦》。并常就这件事教育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要认真读书。

徐海东是个顾全大局的人。当时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经济上特别困难，毛泽东写了借条，让管后勤工作的杨至成向徐海东借2000块钱。徐海东找供给部长一问，得知尚有7000元家当，他想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困难大，随即决定，拿出5000元交给中央。若干年后，毛泽东对这件事仍念念不忘。在一次干部大会上，他说在陕北最困难的时候，多亏了海东同志借的5000元钱。那几千元钱，可是为革命帮了大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