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1904年4月30日-1950年10月27日），原名二南，学名培国，湖南湘阴（今属汨罗市）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合称为“五大书记”。

1920年，他因家境困难无法继续学业，联系旅法勤工俭学未成，便加入毛泽东、何叔衡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准备去那里勤工俭学。经研究会介绍，他到上海参加俄语学习班，在那里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1921年春，任弼时与刘少奇等一同赴苏俄。他们通过赤白军交战的火线，历经种种艰辛到达莫斯科，进入培养革命干部的东方劳动者大学。1922年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回国后去到上海大学教授俄语；次年，他先后当选团中央执行委员、组织部主任、团中央总书记等职，期间还指导了“五卅”运动。1925年任团中央组织部长。1927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八七会议，被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9月，代表中央去长沙，指导湖南省委工作。1928年初，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同年夏在上海参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加强对湘、鄂、赣、闽等省农民武装暴动的指导，提出“创造乡村割据”的口号，参与决定将工农革命军正式改称红军。7月，被选为中共六届中央委员。10月在安徽巡视工作时被捕，1929年3月经营救出狱后，任中共江苏省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不久任江苏省委书记。同年11月于上海再次被捕，获释后于1930年春到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中共湖北省委书记。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3月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1933年1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参与领导全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组织建设，发动军民进行反“围剿”斗争。后又任中共湘赣边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领导组建红六军团。1934年至1935年间，任弼时率兵西征，成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并指导了土地革命。1935年11月，与贺龙率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后与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斗争，力促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弼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分会委员、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和朱德、彭德怀等率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抗战，并指导红军开创了敌后抗日的新局面。1938年至1945年间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等多个会议，主持了经济座谈会、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等会议，并当选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期间建立中共中央办公厅，调整改革中央机构、精兵减政、协助进行延安整风，发展大生产运动并筹备七大。1946年至1948年间，他和毛泽东等人一起转战南北，协助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制定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和开展土地改革工作。1949年先后出席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和七届三中全会，并被推举为团中央名誉主席。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因病逝世。

任弼时勇于理论探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视党的建设，提出了真知灼见以维护党的领导；富有政治远见，前瞻思考了经济建设工作；还注重培养新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丰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被叶剑英元帅评为“党的骆驼”。此外，任弼时有著作47篇（收录于1987年版《任弼时选集》），其中包括《怎样布尔什维克化》《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反对宗派主义》《红二军团当前的建设任务》等文章。

1904年4月30日，任弼时出生于湘阴县塾塘乡唐家桥（今汨罗市弼时镇）的一个乡村教师家庭，父亲任裕道给他取名为任培国。任弼时四岁时即喜欢写字，书桌太高，他就把小凳子码到大椅子上，坐到小凳子上去写。

1909年，5岁的任弼时随父亲到其受聘的湖南省公立作民两等小学（简称作民小学）寄读，1911年7岁时正式入作民小学读书。10岁时插入序贤小学三年级学习。他在《自立》等小学作文中写道：“世界之人皆以自立为要，吾国四万万同胞，欲保国家，非自立不可，吾人年幼之时不尤宜自振乎！”

1914年秋，任弼时升入序贤初等小学四年级；次年夏天，他在序贤学校初小毕业后考取湖南第一师范附属高等小学，与该校师范二年级学生毛润之（毛泽东）成为校友。当时，任弼时受学校师生进步思想影响也愈加关注时局，还在《我国割让地之痛言》一文中写道：“吾一国之中，寸土尺地，皆我祖宗披荆斩棘，沐雨栉风，以积德而累功......，存卧薪尝胆之念，励精图治，何患不能收回割让之地乎！”

1915年初小毕业考入长沙省立第一师范附小高等科，1918年秋考入长沙私立明德中学，1919年春，因明德中学收费较高，家中经济拮据，他转入湖南省第一联合县立中学（又名长郡中学）就读。五四运动爆发后，任弼时上街推销国货，暑假和湘阴籍同学回乡，先后在塾塘庙、桃花洞、白鹤洞、闾塘庙等地讲演及演“文明戏”，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回校后，接受在五四运动中成立的长郡中学学生爱国会的聘请，课余担任“贫民半日学校”音乐课教员。

1920年暑假，任弼时和同学肖劲光加入毛泽东、何叔衡等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并于该年8月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还成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次年5月，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介绍，任弼时跟刘少奇、肖劲光等十几人一起赴苏俄留学。7月，任弼时一行历尽艰难到达莫斯科，不久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改名为弼时，取俄文名为布林斯基，开始在俄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并进行严格的思想组织训练。

1922年12月7日，中共旅莫组大会上讨论通过了王一飞、彭述之、任弼时为正式党员。1924年7月，任弼时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代表的身份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少年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并于该月23日，结束三年留苏学习生活。

1924年8月，任弼时回到上海，党中央安排他去上海大学教授俄语，后转向专职团务工作。次年1月，他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了团中央执行委员，并任组织部主任。5月，他出任团中央代理总书记，指导青年团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并于7月再任团中央总书记，时年21岁。9月，任弼时加入上海地委工作，并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基础俄语。此外，他还先后为《中国青年》撰写《马克思主义概略》《列宁主义的要义》《“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苏俄与青年》《列宁与革命》《苏俄政治经济状况》。

1926年11月，任弼时赴莫斯科出席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并于次年4月返回上海。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任弼时以共青团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出席了大会，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时年23岁。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任弼时旗帜鲜明作斗争，三上共青团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大发雷霆，碎之于地”，但他据理力争，毫不让步。此外，他还于该年冬天在莫斯科出席了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

1927年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继续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8月，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会上，任被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9月，中共湖南省委停止原定十五日发动的长沙暴动。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给临时中央的报告中指责“是最可耻的背叛和临阵脱逃”，临时中央派任弼时全权代表中央处理长沙暴动问题，任弼时通过实地调查，向中央建议：“长沙暂不举行暴动”，成功解决了问题。

1928年4月，任弼时奉命留守中央，与李维汉等主持国内工作。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任弼时和李维汉、罗登贤留在国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留守中央的四个月内任弼时共为中央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关于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中共中央通告第五十八号——兵运策略》《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等通告、文件等16件，为及时传达党的“六大”精神，指导国内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任弼时仍被选为中央委员。

1928年10月，为贯彻党的“六大”决议，中央派任弼时到安徽巡视工作，后不幸在南陵县被捕，经党组织及妻子陈琮英营救于年底出狱。1929年8月，他暂代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1月，任弼时在上海再次被捕，在狱中遭受电刑。12月25日，经中共中央特科营救，任弼时顺利出狱，后留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1930年1月至3月，任弼时多次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议，4月出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9月兼任武汉市委书记，10月卸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次年1月7日，他出席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年27岁。2月13日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常委，3月受党中央派遣，到江西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期间，他曾一度执行过王明的“左”倾错误政策，但由于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后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左”倾路线的错误，认识到毛泽东、朱德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后自觉地转变为抵制“左”倾错误的领导人。

1932年7月21日，周恩来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到信丰前线工作，中央局书记由任弼时代理，任和项英、邓发、顾作霖一起坚持后方工作。10月上旬，他出席在宁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即宁都会议）。

1933年5月中旬，由于博古等认为任弼时执行进攻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任弼时被免去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调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他偕夫人陈琮英赴湘赣苏区，于6月上旬抵达中共湘赣省委所在地永新县城，并于12月接替蔡会文兼任湘赣军区政治委员。

在1933年5月至1934年期间，任弼时担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期间他积极开展工作调整，深入调查实际情况，纠正了“左”倾错误，为被错误定性为“反革命”的王首道和张启龙等干部进行了平反。他坚决抵制了“左”倾路线对军队和地方干部的不良影响，保护了党和红军的骨干力量，加强了红军的组织建设和战斗力，为后续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4年1月中旬，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任弼时继续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7月23日接受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向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发出训令，作撤离湘赣苏区的准备。同时，其被指定为中共中央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8月7日，他同红六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等一起，率红六军团先遣西征。10月24日在贵州印江木黄与红三军会合（会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与贺龙等统一指挥红二、红六军团。11月，任弼时开创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并任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坚持整整一年的斗争。期间，任弼时为根据地建设建立了重大功绩。在军事方面，任弼时、贺龙、萧克等指挥红二、六军团结成一个整体，从侧翼打击敌人，牵制包围中央苏区的蒋介石军队，保证红军主力顺利突围、长征。在政治方面，任弼时首先花很大精力，纠正夏曦在湘鄂西执行的“左”倾错误路线，消除其危害。在群众工作方面，任弼时领导湘鄂川黔根据地人民进行大规模的土地革命运动。在任弼时等的正确领导下，湘鄂川黔根据地，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努力，得到很大的发展。由1933年底的10万人口的狭小地域，至全盛时期，已发展成为以湘西北的永顺、大庸、桑植、龙山为中心，包括沅水流域的保靖、沅陵、慈利、桃源，澧水流域的石门、临澧、津市，鄂西的宣恩、来凤、咸丰等一大片地区，拥有20000多正规红军和大量地方游击武装以及100万以上人口的苏区。

1935年11月19日，由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率领红二、六军团主力，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和瑞塔铺誓师突围，开始长征。次年1月至6月，任弼时和贺龙领导红二、六军团转战贵、滇、藏、川等省份，期间其于2月还在黔西县城主持召开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会议，决定两军团以黔西、大定、毕节地区为中心创建川滇黔边根据地，并出席了在大定县城内召开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7月1日，他和贺龙等率红二军团在四川甘孜与朱德、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按中革军委命令，组建红二方面军，任政委兼二军政委。期间，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斗争，推动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北上。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主力与红一方面军在将台堡会合。至此，红二方面军从桑植出发，转战湘、黔、滇、康、川、甘、陕、宁等省，行程二万里，历时一年的长征胜利结来。11月，和贺龙等指挥红二方面军，配合红一四方面军一部，投入山城堡战役，并于该月26日当选政委。12月，他出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

1936年11月，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成立，彭德怀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总政治委员。1937年8月洛川会议上，任弼时被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共合作以后，中央军委于8月25日命令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9月，他出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和朱德等率八路军总部由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到达山西抗日前线，配合友军侧击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之敌。25日，战斗打响，歼灭日军精锐部队一千余人，缴获大量武器。10月，中央任命任弼时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他和朱德、彭德怀一起，率领八路军深入山西敌后，扩大人民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创了敌后抗日的新局面。

1938年2月，任弼时山西前线回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被派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才”等问题。3月，他代表中共中央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系统地汇报中国抗战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阐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交《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书面报告大纲。6月11日，与王稼祥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任弼时的报告并作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7月，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动身回国前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与任弼时、王稼祥谈话，明确指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任弼时驻共产国际两年多时间，积极宣传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赢得共产国际和各兄弟党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和援助。1939年，任弼时先后在《真理报》《共产国际》杂志发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胡中国共产党》等文，指导工作人员将毛泽东的《论新阶段》译成俄文，在《共产国际》杂志刊登此文。

1940年3月，任弼时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以后，即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1941年3月，他先后4次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目前时局和“七大”筹备工作、中央有关出版报刊发行工作，以及增强党性工作。任弼时均有重要发言。9月，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负责党中央书记处的常务工作，并主管中组部、西北局和工、青、妇工作。从此，他承担起中央大部分“家务”，从建立中共中央办公厅，调整改革中央机构、精兵减政，到协助毛泽东进行延安整风，发展大生产运动，筹备七大等，日复一日，殚精竭虑。不论在理论探索上，组织管理上，还是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中都竭尽全力协助毛泽东，支持毛泽东，也为毛泽东摆脱日常事务，专心研究革命理论和党的建设等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成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之一。

1942年4月，他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通过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批准各系统成立的领导整风委员会；决定中央职工委关于晋东南根据地职工运动的指示，交任弼时、邓发修改后发出。5月21日，他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为主席团成员之一，并根据全会决定，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工作。10月，代表中共中央驻会指导召开中共西北中央局高级干部会议，历时八十一天。任弼时主持开幕式，并在七、八、九日作《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长篇演讲。

1943年3月，他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决定：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4月23日至6月11日间，他担任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和大会秘书长，主持七大开幕典礼并讲话。12月，他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提议，成立以任弼时为主任的政治工作委员会；同意由任弼时、朱德、彭德怀、林伯渠、高岗、贺龙、李富春等七同志组成财经问题座谈会，任弼时负责主持。

1944年春，他连续主持经济座谈会，讨论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金融贸易等问题。4月，出席陕甘宁边区高干会，在会上作《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长篇演讲。5月至年底，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报告。期间，他还于10月主持湘赣问题座谈会。次年4月至6月，他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全票当选为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8月9日，他又主持了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1945年11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弼时被检出严重的高血压、糖尿病，但他仍坚持超负荷工作，主持各解放区负责人研究土地和财政、金融、贸易等经济问题座谈会，为中共中央起草《解放区经济建设和财政金融贸易的基本方针》等。

1946年1月，任弼时领导中央青委向党中央提出建立青年团的建议。4月下旬至5月初，他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各解放区负责人座谈会，研究土地和财政、金融、贸易等问题，并讲话。5月，他为中共中央起草《解放区经济建设和财政金融贸易的基本方针》。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全面内战爆发。8月，他先后主持讨论建立青年团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和中共中央座谈会。1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由任弼时主持起草的《中央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

1947年3月中旬，蒋介石调兵大举进犯延安。中共中央于3月18日主动撤离。3月26日，枣林沟会议上决定成立前委和工委。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组成前敌委员会，指挥西北和全国解放战争，任弼时担任前委机关中央纵队司令员，负责党中央的保卫工作，在陕北的千山万壑中与敌人转战一年多。在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蓬勃发展时，他带病到陕北米脂县杨家沟调查土改情况，及时指出土改中出现的“左”的错误，要求各地立即加以改正。7月下旬，周恩来接替任弼时、陆定一任中央纵队司令兼政委。11月中旬，他到钱家河养病，并于12月在米脂县杨家沟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准备会议并主持土地改革小组的讨论，在会上，他就土地改革和整党问题作了发言。1948年1月12日，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上，任弼时发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后经毛泽东补充定稿确定为中共中央土改政策的文件，在各解放区公开出版发行，对保证土地改革健康进行起了重要作用。3月23日，中央机关东渡黄河，结束一年零五天，行程两千多公里的转战陕北斗争。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他又出席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后还抱病协助毛泽东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同时指导筹备了《中国青年》杂志的复刊工作。

1949年初，他指导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被推选为团中央名誉主席。同年3月5日至13日，任弼时出席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在会上作了发言。3月23日，他和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人员离开西柏坡村，乘车前往北平。25日下午，参加西苑机构检阅。4月11日，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抱病作政治报告。会议结束后便去往玉泉山休养至11月底。

1949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任弼时去苏联就医，12月上旬抵莫斯科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年底，移住莫斯科近郊巴拉维赫疗养院，在苏访问的毛泽东两次前去看望。在苏联养病期间，尽管当时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对他关怀备至，但他心里总是想念着工作，思考着新中国建立后的各项建设事业，因此自己感觉稍为好些时，就立即回国。1950年5月28日，任弼时回国。5月29日，傅连瞕将病例译出，呈报中共中央领导人。6月26日写信给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要求给他工作。毛泽东于6月27日作了批示：“同意弼时意见，试做工作，每日不超过4小时，主管组织和青委。”

1950年10月1日，任弼时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庆祝国庆一周年大会。10月19日，为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会议，特邀请河北省部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党支部书记到他办公室进行座谈。10月21日，他为《中国青年》杂志创刊27周年撰写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他指出，办好“一个结合实际、联系群众并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武装的青年刊物，在团结教育中国青年一代的历史事业上，能够发挥很大的动员作用和组织作用。”这是他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10月24日，他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又思考朝鲜战局至深夜。

1950年10月25日晨七时，任弼时因过度劳累病情恶化，突患脑溢血，于10月27日12时36分医治无效，心脏停止跳动，年仅46岁。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发出讣告，沉痛宣告任弼时逝世。10月28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亲视任弼时遗体入殓，为他覆盖党旗。10月30日，北京各界4万人集会进行追悼。

1950年10月30日上午9时，任弼时追悼会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前广场举行，由彭真主持。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说：“任弼时同志是一个模范的职业革命家、模范的共产党员和中国共产党的最好的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任弼时同志三十年努力工作和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是分不开的。”任弼时追悼大会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李济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黄炎培，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等肃立在灵柩前默哀致敬，向任弼时作最后的诀别。

1951年7月1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任弼时的安葬仪式。墓碑正面镌刻着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任弼时同志之墓”。

1925至1950年，任弼时有著作47篇（收录于1987年版《任弼时选集》），包括《怎样布尔什维克化》《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反对宗派主义》《红二军团当前的建设任务》等。其中，《马克思主义概略》《列宁主义的要义》《“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苏俄与青年》《列宁与革命》《苏俄政治经济状况》等文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胡中国共产党》等文在《真理报》《共产国际》杂志发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任弼时同志勇于推进理论探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问题作出了深刻阐述。他强调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学习、灌输、运用、中国化等，这些思想对于加强和改进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青年政治工作

大革命期间，他连任两届团中央总书记，为党的青年工作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在五卅运动中，他抓住有利时机，大力发展团的组织，将大批团员输送给党，壮大了党的队伍。全国胜利前夕，他倡议并领导重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当选团中央名誉主席，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还积极培养和教育了广大的青年干部，是广大青年的良师益友。

纠正左倾主义

任弼时自1947年小河会议后，在转战陕北期间专注土地改革，较早发现了解放区土改中存在“左”倾偏向，如误定中农成分、没收工商业、不分恶霸与非恶霸地主、排斥知识分子等，导致阶级关系混乱，阻碍了土改健康发展及农业生产与社会秩序稳定。他后在党的12月会议上就土改和整党问题作了重要发言，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支持和肯定。此外，其发表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指出了运动中“左”倾错误产生的原因、危害的论述就入木三分，所提出纠“左”措施也有的放矢，而不是泛泛空谈，成为了纠正解放区土改“左”倾错误，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行动指南。

在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的情况下，面对复杂多变的军事政治形势，任弼时不仅率领红六军团创造性完成了先遣探路的任务，而且把红二、六军团建设成一只新的战略力量，完成了牵制敌人、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任务。北渡金沙以后，又以高超的斗争艺术挫败了张国焘的分裂图谋，领导红二、四两个方面军胜利完成了长征，实现了三军大会师，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

任弼时同志在毕生奋斗中展现出来的崇高精神品德，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被大家形象地誉为“骆驼精神”，滋养和激励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

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叶剑英元帅 评）

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新华网 评）

任弼时是内向人物，他是向内发展的，即在自己身上多下功夫，提高思想认识，加强修养。（贺龙元帅 评）

在党内，他是大家熟知的“党的骆驼”“党内老妈妈”；在家里，他既是孝顺的儿子，温柔的丈夫，更是慈爱的父亲。（湖南日报 评）

任弼时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澎湃新闻 评）

任弼时同志在青年时代就树立起救国救民的革命理想，始终站在革命斗争最前沿，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奉献了一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 评）

陈琮英幼时因家里贫困，在12岁时便到任弼时的家里当童养媳。1926年4月初，22岁的任弼时与24岁的陈琮英在上海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他俩从“娃娃亲”结为正式夫妻。

陈琮英一生和任弼时生育了9个子女，因为革命的颠沛流离，他们只养活了4个孩子，女儿远志、远征、远芳和唯一的儿子远远。其中，1928年，陈琮英生下女儿苏民，后因发高烧引发肺炎，不幸夭折。1931年3月，陈琮英生下了女儿任远志，这是她第四个孩子，前面的孩子都没能存活下来。1933年5月，陈琮英生下个男孩，取名湘赣。孩子不到半岁，因红六军团奉命西征，她不得不忍痛把孩子托给当地老乡收养。后来，湘赣苏区遭到敌人的残酷烧杀，孩子下落不明。1936年长征时期，陈琮英生下女儿任远征。

任弼时很喜欢读书和写字。

在长征的艰难时期，任弼时身患重病，只能躺在担架上指挥，后来因山路险恶，甚至需警卫员搀扶前行。负责机要工作的陈琮英背着密码箱紧随任弼时旁，但因饥饿与疲惫而掉队。幸运的是，她被负责宣传和收容工作的陈罗英发现并带回了队伍。任弼时得知此事后，诙谐地感谢陈罗英：“哎呀，真要感谢你啊，我丢了老婆都没有什么关系，可丢不起军团的密码啊!”

1921年5月中旬，任弼时和萧劲光等年轻奔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启程前，任弼时接到父亲任裕道的来信，任裕道考虑到儿子要去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国度学习，心中倍感不舍，希望他能在上海谋事。但为了国家，为了理想，任弼时还是毅然踏上了新的征程。在信中，他向父亲道出自己的理想信念：“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

某次任远志生病，连续几日食不下咽。学校通知了任弼时夫妇，但他们未即时接回，直到周六才派员接回。任弼时见女儿病容憔悴，心疼不已，对其说道："我以为你不习惯陕北的生活，吃不了苦，所以你的老师通知我时，没有去看你，也没有让叔叔去接你，希望你在学校锻炼得更好些，原来你是真的病了呀！"知道了原委后，任远志明白了其父亲的良苦用心。

战争年代，任弼时要求子女好好锻炼，新中国成立后，家庭条件微宽裕，他仍然要求子女要艰苦奋斗。家里装了电灯后，任弼时告诉孩子们要"人走灯灭"，并且在每个房间电灯开关处写上"人走灯灭"的字样以便提醒。有时，陈琮英让孩子们把旧衣服拿出来做鞋用，可是任弼时走过来一件一件翻看，认为领子和袖子的漏洞可以进行缝补，他始终坚持"缝缝补补又三年嘛"的思想，旧衣服也因此被留下。

任弼时同志故居位于湖南省汨罗市弼时镇唐家桥，距长沙市40公里。堂屋陈列着任弼时仿铜石膏胸像，两边墙壁挂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亲笔题词。毛泽东的题词是：“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任弼时故居新屋里建于清代乾隆年间，历经了两百多年的岁月苍桑、时代变迁，在弼时镇方圆数十里、能够比较完整的保留至今，已近绝无仅有。它不仅具有和谐、宜居的建筑结构特点，珍贵的历史文物价值，在现还残存在建筑物上的字、画、物的痕迹中仍然透显出它极高的文化品位。

任弼时纪念馆位于湖南省汨罗市，自2008年4月实行免费对外开放以来，每年接待游客都在70余万人次。任弼时纪念馆办公室主任田攀介绍，纪念馆在大力弘扬“骆驼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广泛开展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党性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4年4月19至20日，中共岳阳市委在任弼时家乡汨罗市举行纪念会，缅怀他90周年诞辰，湖南省委副书记杨正午、岳阳市委书记罗桂求、汨罗市委书记葛送培等发表讲话。

2004年4月25日，湖南汨罗市举办任弼时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大会由岳阳市委书记于来山主持。大会有中央部委及湖南各界千余人参与。湖南省委书记杨正午、任弼时女儿任远志和汨罗市委书记等人在纪念大会上代表发言。

2024年4月28日，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座谈会并讲话。此外，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干部代表，任弼时同志亲属和家乡代表等也出席座谈会。

1984年4月30日，中国原邮电部发行了《任弼时同志诞生八十周年（第一组）》纪念邮票。邮票图案采用了任弼时1949年的一幅素描形象，画面中他微敛双眉，轻抿嘴唇，眼神深邃专注，透过眼镜直视前方，集中展现出了这位卓越军事家、政治家特有的气质和风度。此外，主图下方衬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象征革命事业胜利的浮雕装饰图案。邮票全张共50枚。此套邮票曾获得一九八四年度全国最佳纪念邮票奖。

1984年12月15日，《任弼时同志诞生八十周年（第二组）》纪念邮票发行，一共三幅图。第一幅描绘的是任弼时同志在长征途中；第二幅描绘的是任弼时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三幅描绘的是任弼时同志在中共中央及人民解放军总部迁来北平的检阅式上。这套邮票各图的全张均为50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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