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桓（？-1385年）是明朝初年的著名大臣，曾担任户部侍郎。洪武十八年（1385年），御史余敏、丁廷举揭发郭桓利用职权，勾结北平承宣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官吏、按察使司官吏等，私吞太平、镇江市等地赋税。郭桓案被称为“郭桓案”，此案涉及全国十二个布政司，损失精粮两千四百万担。朱元璋下令审刑司对郭桓等人进行拷讯，此案牵连到礼部尚书赵瑁等高官，死亡人数达数万人。郭桓等人还私分浙西秋粮，巧立名目征收多种赋税，如水脚钱、口食钱等，中饱私囊。朱元璋在《明大诰》中感叹，贪赃枉法之事并非罕见，但像郭桓案这样过分的并不多见。

郭桓案是明初四大案之一，爆发于在明朝洪武十八年(1385年)；郭桓案属于官吏贪污案件。户部侍郎郭桓等人，通同各直省的官吏作弊，盗卖官粮。后被揭发，以其涉案金额巨大，对经济领域影响深远而为世人瞩目。对此，朱元璋将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处死，各省官吏死于狱中达数万人以上。为了追赃，牵连到全国各地的小富百姓，遭到抄家破产的不记其数。由于牵扯面过广，全国百姓对此案非常不满意，明太祖为了平息民怨将审刑官吴庸等人处死。

元朝末年的官僚机构极为腐朽，官吏贪腐成性，以至于明太祖在建国后就十分注意政风。他一方面提倡廉洁，要求各级官吏遵纪守法，廉政爱民。另一方面对于官吏犯法特下重典，以吓阻官吏贪污腐败。如果有官员触犯贪污罪，则施以剥皮之刑。郭桓案爆发前，空印案、胡惟庸案先后发生，朱元璋为了解决官员贪污，逐渐采取法外施刑的方式，而且也越来越重，并且设立锦衣卫以加强监控官员。他曾经感叹说：“朕才疏德薄，控御之道竭矣！”。

洪武十八年(1385年)明太祖怀疑担任北平承宣布政使司的李彧与提刑按察使司赵全德偕同户部侍郎郭桓等人共同舞弊，下令调查。同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郭桓利用职权，勾结李、赵全德、胡益、王道亨等贪污，其事项有：

1.私吞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降低朝廷岁收。

2.私吞浙西的秋粮，浙西秋粮本应该上缴四百五十万石，郭桓只上缴两百多万石。

3.征收赋税时，巧立名目，征收多种水脚钱、口食钱、库子钱、神佛钱等的赋税，中饱私囊。

郭桓等人总共贪污两千四百多万石粮食。为此，朱元璋决心趁机扫荡全国贪污官员。

明太祖令审刑司吴庸拷讯，此案牵连全国的十二个布政司，牵涉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等。总计一共损失精粮两千四百万担，“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为了追赃粮，演变成全国骚动，民间富人莫不因此破产，史称“郭桓案”。最后，明太祖为了平息民怨，将审刑司吴庸杀了，并称折算赃粮实有两千四百多万石，“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

《明史·刑法二》记载郭桓案的起因时，曰：郭桓者，户部侍郎也。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桓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朱元璋在《明大诰》感叹说：“古往今来，贪赃枉法大有人在，但是搞得这么过分的，实在是不多！”

郭桓案与空印案坐死数万人，这是明太祖过度重典肃贪的表现，让明朝官员警戒恐惧，时人谓：“郡县之官虽居穷山绝塞之地，去京师万余里外，皆悚心震胆，如神明临其庭，不敢少肆”。郭桓案因打击面过宽，使不少官员蒙受不白之冤，从而使肃政目标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