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共同体是由学者张康之在其著作《共同体的进化》中提出的概念，旨在描绘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治理特点。这一概念表明，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倾向于合作治理。

合作共同体超越了传统的契约和社会治理体系，倡导合作的理念。这种合作理念的基础在于认可形式理性在陌生人间社会交往中的重要性，同时也积极寻求实质理性的支撑。合作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在实质理性的基础上采取行动，超越族阈共同体的做法，即在社会异质性存在的前提下，寻求形式同一性。合作共同体应能在包容差异的同时，将其转化为合作的动力。在这种共同体中，差异被视为合作的动力而非障碍。合作共同体实现了对人之间差异的普遍接受和包容，其治理模式强调服务精神，取代了控制导向原则，提倡合作的和谐观，取代了控制的同一性追求，建立了合作体系的总体性，取代了控制体系的整体性。因此，合作共同体被认为是人类社会治理史上的一场革命性变革。

后工业革命的目标是重新塑造共同体，建立一种不同于传统家元共同体和族阈共同体的新型合作共同体。合作共同体具备高度的开放性，其公共生活内容与族阈共同体截然不同，但体现了公共生活的重建，消除了公共生活殖民化的现象。在此背景下，合作取代竞争成为主导性社会行为，平等与自由得到了社会运行机制的有力保障，利益集团对公共生活的控制和破坏得以终结。因此，迎接后工业社会的治理革命的关键在于推动合作共同体的产生，即将族阈共同体转变为合作共同体，并以此为基础重建开放的、合作治理的公共生活。合作共同体的建设过程同样是一个合作行动的过程，伴随着斗争的减弱和竞争的削弱。在这个过程中，斗争的历史成为了过去，而社会革命仍在继续，合作的历史由此开始，迈向后工业社会的发展道路。

在合作共同体中，人们在合作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尤其是在面对危机事件时，他们无条件地共同行动。研究了共同行动发生的三种机制：认同、共识和默契。在家元共同体中，共同行动主要基于认同和默契；在族阈共同体中，尽管共识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但在实际的共同行动中，认同仍然发挥重要作用。而对于合作共同体而言，认同不再是共同行动的一部分，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基于默契的共同行动。虽然默契不排除共识的存在，但它包含了共识，并且在以默契为基础的共同行动中，也会寻求共识的支持。与族阈共同体使用共识排除默契的情况相反，合作共同体中的默契是共识的高级形式，同时也是可以视为共识的。它消除了共识的形式化特征，不局限于共识形成的程序，而是直接由共同行动的目标和任务激发出来的真实共识。

从行动主体的角度来看，默契的形成与族阈共同体中的共识形成有所不同。共识虽是存在差异的个体间的意向一致，但这些差异经常挑战并冲击共识，使得共识的形成极为困难。如果没有外部制度和机制的强制性规定，共识几乎无法形成。此外，共识的维持也需要在对抗差异的过程中实现，尤其是需要不断努力消除因差异产生的分歧。相比之下，默契不受行动主体间差异的影响，差异不会妨碍默契的生成，反而增强默契的功能，使人们在共同行动中实现差异互补。因此，默契使合作行动成为可能，基于默契的共同行动不仅反映了合作共同体的基本特征，而且还赋予了合作共同体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其成为一种更高文明形态的共同体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