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党之祸”的起始时间是在东汉建宁二年（即公元169年），还没有到广义上的三国时期，而结束的时间已经到了中平元年（即公元184年），广义上的三国时期的开始。第二次“党锢之祸”持续了十几年的时间，可以说是非常漫长。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乏为士人求情的人物，比如永昌知府曹鸾。刘宏不但没有听从，反而收押处死曹鸾，然后继续扩大党禁的范围，大量的人被禁锢免官。

永康元年(167年)刘志死，无子，窦太后与窦武定策，迎立桓帝从侄刘宏，是为灵帝，年十一，窦太后遂临朝，以窦武为大将军辅政，拜陈蕃为太傅，引用李、杜密共参政事，引起曹节等宦官不满。次年，武、蕃密谋杀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事泄，曹节先发制人，劫持灵帝，颁诏捕武、蕃。窦武自杀，陈蕃被害，其门生、属员多受株连，宦官势焰又张。当时有很多名士为武、蕃讼冤，曹节等自然十分憎恨，乃谋兴大狱、除异己，遂起第二次党锢之祸。

建宁二年(169年)，太监侯览因地方官张俭曾检举己过，令其同乡朱并上书密告张俭等二十四人阴谋造反。曹节等藉此劝年幼无知的灵帝布告天下，大捕党人。在长安捕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范滂等百余人，大多拷问致死；在地方，稍有名望的人都被指为「钩党」，也有挟私仇而被滥入党籍，牵连获罪而至死、徙、废、禁的达六七百人。

熹平元年(172年)，窦太后死，宦官与朝臣对太后是否与刘志合葬又起争议。当时在朱雀门上出现标语：「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公卿皆尸禄无忠言者。」于是宦官又令司隶校尉刘猛急捕，猛不肯，就以段代之，段捕党人、太学生千余人。五年又诏州郡，凡党人的故吏、父子兄弟及五服以内的亲属，都免官禁锢。此次党锢延续了十余年，直到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事，才下诏赦免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