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女症是一种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和厌恶，表现为对女性化、女性倾向及与女性相关事物的厌恶。这种现象既有社会遗传的影响，也源于对贵族情结的依恋和现实欲望的不能满足。厌女症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包括性别歧视、社会排斥、敌意、诋毁或贬低妇女、性客观化、剥夺妇女的权利、对妇女的暴力、父权制、男性中心主义、男性特权等方面。尽管厌女症在男性中最为常见，但它也存在于女性之中，并被女性用来对抗其他女性，甚至自己。厌女症在古代的很多传说以及很多宗教中都存在，不少西方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也被认为有厌女症。

“厌女症”（misogyny）是广泛存在于文学、艺术、现实和种种意识形态表现形式之中的病症，表现为对女性化、女性倾向以及一切与女性相关的事物和意义的厌恶，并“把妇女，尤其是妇女的性，当作死亡与痛苦，而不是当作生命和快乐的象征。”（琼·史密斯 Joan Smith《厌女症》）。

保守道德观向来对女性言行十分敏感，一方面高调赞美女性对传统规范的遵从，指望个别的遵从样板救赎整个社会伦理；另一方面则对逾矩者严厉谴责，将之视为“礼崩乐坏”、“人心不古”的标志而痛心疾首，无论是赞美还是谴责，背后都是双重标准的保守道德，而谴责则是一种歧视性的潜意识——厌女症的典型症状：通过对女性道德，尤其是性道德的苛刻检查和恶毒围攻维护男性中心的传统价值观。

“自我”与象征秩序

雅各·拉冈认为，镜像阶段标志着婴儿对自身认识的起点，这个认识的过程是一个认同的过程。通过镜像，婴儿已经初次领会到一个完整的人体的能动性。拉康将婴儿的镜像称为理想我（ideal-I），在此基础上形成婴儿的自我及自我意识。自我与日后通过掌握语言而形成的主体是不同的。自我从一开始就是沿着一个虚构的方向发展，自我永远是主体的一个异化和疏离的部分，而婴儿和镜像的关系构成想象的秩序。

既然所有的言辞都被大它/石祖/父亲的名义/法律——象征界的中心、语言的中心——所固定、所锚定，那么在落入象征界的某个位置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得经过一个有性别标志的门廊。女孩子的位置不同于男孩子的位置，男孩子比女孩子更靠近石祖，虽然没有人是或者有石祖。而主体，只是石祖——属于语言自身的结构——分配和支配的一个部分，同时也是被象征秩序所分配和支配的对象。

只有服从了语言自身的规则——父亲的法律——才能进入象征界秩序。然而女性难以完全认同男性的认识和规则，因此她们无法充分接受和内化这个象征秩序。她们虽然也进入了这个秩序，并在秩序内受到压制。在这个秩序内，女性得到的是男性的词语——男性气质的词语。然而这些词语不能表达女性所感受到的一切，而只能表达男性的思想。由于缺乏女性的词语，妇女在这个象征秩序之内只能含糊其词或者保持沉默，不可避免地陷入语言和现实之间的空虚。正如雅各·拉冈认为的“她们只能留在象征秩序之外，超乎思想和词语”，因此她们是不可知的。拉康甚至说：la FEMME n`existe pas.（女性是不存在的。）女性的这种与象征秩序疏离的关系构成了负面意义投射的基础。

性别意识

男孩和女孩通常都从成年女性那里形成最早的性别意识。然而他们却有着不同的发展轨道。母亲往往会唤起女儿与自己在性别上的认同感，鼓励女儿与自己保持密切的联系，而对于儿子，母亲往往会引导他们认识与自己的差异。通过各种言语和非言语的交流，母亲加强了与女儿性别上的认同感，限制了与儿子的认同感。同时，男孩的阉割恐惧使他们得以摆脱俄底浦斯情结，成功地使自己顺从父亲的律法。与男孩不同的是，女孩没有这种恐惧，因为实际上她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她作为匮乏来体验她的缺失，这是一个缺失驱使她进入俄底浦斯情结，让她终其一生都和父亲的律法有冲突。

同时，阉割焦虑深深地影响了男人对女性的看法，正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说：“男人之所以会自恋式地摒弃女人、轻贱女人，是因为他们经历过去势症结。”这种轻视是从俄底浦斯阶段开始的。男孩开始认识到，要想拥有权利和威望必须认同男人——就这个阶段而言，就是认同父亲。男孩越来越轻视女人，据说这样有助于他对自己的定义，他把自己定义在与母亲所代表的女性相对的位置上（南茜·乔多罗 Nancy Chodorow《重建母职：精神分析与社会性别学》）。

男孩们喜欢用否定的形式来定义自己的男性气质，如不女性化、不像母亲，等等，他们必须抑制自己最初产生的与母亲的认同感，否定自身的女性倾向和情感，以尽力完成走出俄底浦斯情结并走向象征界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男孩对任何女性化的东西持有的强烈不屑，实际上是他们肯定自己，借以显示自己是真正男子汉气概的一种手段。同时，由于男性社会轻蔑女性而剥夺了女性的能力，使她们没有信心去抵制所有投射倒她身上的那些负面的意义，使得女性是弱者的定义在现实中得到映证，于是对女性的厌弃情绪（而且不仅是男性厌弃女性，也是女性厌弃女性）在这种循环中不断加深。

性关系

在更为亲密的两性关系中，男人和女人进入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一定会唤起那种痛苦的回忆，那时，他在母亲无限的力量前是完全无助的，并且在这一关系中，男人特别容易感到自己的脆弱，因为女人“能够重新唤起男性在婴儿期的那种无法估量的、无边无际的、无能为力的激情”（多罗西·丁内斯坦Dorothy Dinnerstein《美人鱼与牛头怪：性别安排与人类不适》）。为了抵抗这一危险的倾向，男性需要将性欲和强烈的情感区别开来，这种能力同样植根于婴儿对母亲万能的幻灭经验。男孩害怕这种激情成为威胁他的力量，他再一次惧怕被一个女人压倒，并且这个女人是有能力从他身边抽身而去的，正如当初母亲离开他一样，这个结果甚至会达到粉碎他自我的地步。为此，他将会寻求在性关系中保持控制，与试图和他建立亲密关系的女人拉开距离。

也许这是一般中国人并不熟悉的说法。但是厌女症所包含的内容却是国人再熟悉不过的了。在父权制话语中，对女性最具侮辱性的称呼莫过于“贱货”。还有一句被标为“国骂”的“他妈的”，则把无数中国人的母亲都直截了当地作为辱骂的对象。显然，在对中华文明的现代传承与光大发扬中，对掺杂于其中的那些厌女症的顽劣成分，毫无疑问是必须彻底批判和清除的。

首先，厌女症集中体现为一种权力话语，即以语言和谈论的方式对女性的人格进行大肆贬低，表现的是父权制对女性的极度蔑视。在许多典籍中，女性被描绘成愚蠢、只求官能满足，情感幼稚、喜怒无常，不能节制、喜好性事，精于欺骗、狡诈，易堕落等等。这些似乎都是女性与生俱来的缺陷，也成为女性天生比男性低级的根据。当然，做这样描绘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封建等级秩序，巩固男性对女性的统治。

在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中，厌女症的例证绝非鲜见。如在中国封建社会，婴儿一旦降生，便立即有了性别等级的区分，若生的是个男孩，便是“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珍贵的美玉）”，而女孩是“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瓦制的线捻）”。东汉才女班昭对此的解释是，女人一生下地，即给她如此这般的教训，是为了“使她将来永不致有出位之思”，即明白自己是个“主下之人”。显然，“璋”、“瓦”之分亦即男贵女贱之分。延至今日，偶尔还可见有人因生子而在家户门上贴出“弄璋之喜”，相反却不会有贴出“弄瓦之喜”的。这充分表明了，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厌恶女性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女子卑贱，既不能承宗启后，又要勤加管教约束，一有错误就是父母祖宗的羞辱，谁又愿意生女孩呢？所以，在这样的社会里，绝大多数女性一出生就遭人厌恶，民间流传的说法是：“生男如虎，生女如鼠”。

这种对女性的厌恶，还表现为在父权制文化统治下，对女性的物化的推进，并逐渐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女性是“货”、是“物”，不仅仅体现在她们可以为男性传宗接代，是生儿育女的机器，还体现在把女色置于与淫声、狗马、猎同一序列的奢侈性消费品之中，并且在历代为有权势、贪图声色犬马享乐的男性津津乐道。而就在女性沦为男性玩物的同时，父权制文化又构建了女色具有媚惑作用的看法，即认为女人是诱惑男人的狐媚子，导致了男人的贪色和淫乱，所以是具有很高危险性的一种“物品”。

这些厌女症的表现，还扩大到了政治、特别是涉及到国家政权的稳固方面，于是演变成了把女色妖魔化、邪恶化的女人祸水论，即把社会危机的发生、政权的覆没都统统归之为因女色而遭到了扰乱破坏。女人于是便成为一切坏事的原因，更是以色祸国的罪恶源头。对此，还有一种“倾城倾国，亡国亡天下”的说法，即女人越是美丽动人，危险性也就越大。

据《古烈女传》记载，姬发灭商之后，为警戒世人，竟把帝辛妃妲己的头割下挂在城墙头，并插上了小旗，上书“祸商者，此女也”。《尚书》就曾对帝王发出劝勉，要求“惟王不迩声色”，以避免女色迷惑了君主。而若是君主耽于其中，就可能使这些坏女人得到了干政的机会，继而将造成社会混乱和国家覆灭。

《诗经》对此的描述则是：“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儒学创始人孔子，更是把女与德对立起来，提出君子必须“戒之在色”，“好德不好色”。

《礼记》也有“好田（狩猎）好女者亡国”的告诫，警示诸侯们切不可因靠近女色而丢掉了江山。

林林总总，不难看出，一方面是父权制对女性变本加厉的贬低和压迫；另一方面，则是大言不惭地把江山社稷之乱统统归咎于女性干政或女色扰乱，而目的就在竭力掩饰父权制及其文化本身的淫乱、荒谬与堕落。道貌岸然而内在庸俗、猥琐、自私，正是深深嵌在父权制文化之中必须彻底批判、彻底清除的糟粕。

随着封建社会的演进与衰败，厌女症的程度愈演愈烈，甚至对女性由厌发展到惧和恨，以至宋代程朱理学提出的灭欲说，竟然吸收了来自佛学的拒斥女色诱惑的妙方。这就是，正人君子们若要抵制女色，且把面如桃花的美女们看成是如臭皮囊、枯髑髅一般极为可怕的样子，就可使自己免于诱惑，以加强修养达到无欲无念的至高境界。

在这类观念的影响下，社会更加剧了对于妇女的鄙视和压制。而妇女的处境也愈加悲惨，她们本身更自轻自贱，自认天生有罪，自甘处于受压迫的地位。但是，即便如此，皇上后宫三千，有权势者妻妾成群，文人雅士妓成风，又何曾消停过呢？然而，历史自是历史。不论父权制及其厌女症曾经如何寻找借口、如何推卸责任、如何把妇女打入十八层地狱，该消亡的仍要消亡，该生长的仍要生长。自秋瑾发出“难道我辈生来不是人？”的呐喊，反对父权制、争取女性尊严的浪潮已不可遏制。厌女症固然顽劣，至今也未完全消亡，但在滚滚历史车轮下，它必定要被碾得粉碎。

大部分的女权运动者都会把目标设定在男女平等及两性尊重，坚持“解放女性也是在解放男性”，让男女两性和跨性别者都能从大一统的父权、夫权思维中摆脱，获得一个更宽容的生活环境，英国女演员艾玛·沃森发起的“他为她”（He For She）活动就是很典型的个案。

而在和男性朋友的相处中，也往往能得到“他视角”的启益。某位自诩为“妇女之友”的男性友人曾经说：“你们觉不觉得作为一个生长在大都市里、生活水平在小康之上的现代女权主义者，已经被这个社会宠坏了？”

“声讨公共交通咸猪手是很正确的事，但是那个我可以骚，你不能扰的标题是不是太过激了？我们好心提醒女孩不要穿得太招摇，要懂得保护自己，还被你们骂成猥琐男！还有，现在我是真的不敢夸人，指不定怎么样就犯了众怒：说你们女孩子娇滴滴的别干重体力活吧，你们不高兴，可是要真的把你们当男人使，你们也不高兴，还有呢，现在夸女人有母性都是错的，赞美妈妈最伟大就成了直男癌了，提倡生二胎就变成压迫女性了。”

他哀怨地做出了总结：“你们这些女人其实一点都不弱，我们这些男的现在才是弱势群体。”

先按下想要评理的冲动，同理心一下，男性出现这样的思想言论一点都不出奇。相反，让男性产生这种误解的根源十分的清晰。如果一个人对于男女平等的所有意见都只在于让女人能活下来、有口饭吃、有份活儿干（同时也对家庭付出她们的经济贡献）、养儿育女（承担大部分育儿责任），那他必然会惊诧于新时代都市女性的狂飙。

“中原地区女权还不够发展吗？你们还想要什么呢？”这句来自很多同阶层以及低阶层男性的心声，潜台词其实是：“你们这些女人得到的还不够多吗？”固然可以严苛地指责他们是沙文者，是直男癌患者，是这个父权制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但是其中很多人的偏见不过来源于无知，尤其是相对处于社会阶层底部的男性。因为生存环境和教育因素的问题，他们对城市中产女性的隔膜和敌意相当符合其逻辑心境——却无法明白，自己所受的压力并非来自于女性，而更多的来自于不平衡的地域政治经济制度。

用大白话来形容：在这个男权社会中，男性精英站在埃及金字塔尖，男女中产则居于中坚，其中又以男性地位更高，底层男性的各项权利比中产女性要低，但是又高于底层女性，底层女性是阶级性别双重压迫的直接领受人。即便是相对更有话事权的中产女性，她们身上明显也带着双重压迫的痕迹：一面要秉持着男女平等的大观念，同男人一起站上职场打拼，但在生理特征上被视为弱者；另一面，她们又被告知必须参与到家庭劳动中去，如果为了工作而忽视了家庭，那她很可能遭受到一种社会性的攻击——许多人都会告诉她，她不是一个“好妻子”、“好妈妈”，她的人生是不完整的。

美国前国务院高官安玛丽斯劳特在《大西洋月刊》上的访问表示，认为“女人可以同时拥有家庭和事业”的观念并不现实。“为什么所有的杂志都在告诉女人，她们必须平衡家庭和事业，不然就会成为失败者。而她们的高管丈夫却理所当然地可以为事业放弃陪伴家庭的时间？”这当然是极不公平的。

来自《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以及2015年联合国妇女峰会报告的调查男女出生性别比的差距虽然有所缩小，但却远未平衡——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的千万男光棍问题便可见一斑。而在进一步消除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同时，女性在政治赋权上受到压迫的问题也同样严峻。

报告指出，经济参与与机会项目（薪酬、参与度和高技能就业），中国女性的世界排名为76；教育成果考察（获取基本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机会）此项排名为89；政治赋权考察（在政治机制中的参与度）此项排名为72，在数据提高的基础上，这些排名与前年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在最新的全球男女平等排名中，中国女性的世界排名为87，比起前年足足下降18位，呈现出急速恶化的现象。这是相当令人忧虑的现实，它意味着在全球社会共同推行男女平等的时代潮流中，中原地区社会却有逆流的趋势。结合近两年整个社会悄然兴起的“剩女论”、“伟大母亲论”和依旧层出不穷的各种歧视事件来看，中国女性受歧视的主要方向产生了一个微妙的转变：从公开转向私密，从刚性转向软性。

无视女性身上遭受到的歧视和虽内容不同却广泛存在的社会压迫，以打太极拳的姿态指责其中的一方伸张权益的行为是“狮子大开口”这种推卸责任的说法，不过也只是厌女症的可见病灶罢了。在一个远还不平等的环境里，如果有人还认为女性已经逆袭，那恰恰体现出女性处在何等糟糕的环境。任何一个弱势群体迈向公平正义的每一个脚步，都能令强势群体产生对方要求过多的错觉，这在心理学中已被证实为是一种常见普遍的心态人格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