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尔里希·贝克（1944年5月15日~2015年1月1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慕尼黑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贝克被认为是当代西方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从1980年代以来先后提出了风险社会、第二次现代化、全球化社会学等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他还与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和斯科特·拉什共同提出“第二现代”的观念，力图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开辟出“第三条道路”。当然由他首创和提出的诸多新的概念和论点均不无争议。主要著作有：《风险社会》（1986）、《反毒物》（1991）、《生态启蒙》（1992）和《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1994）等。2015年1月1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概念提出者、德国慕尼黑大学和英国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乌尔里希·贝克教授因心脏病逝世，享年70岁。

乌尔里希·贝克，德国社会学家，德国慕尼黑大学社会学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英国社会学杂志百年访问教授。

贝克1944年5月15日出生于斯武普斯克市的波美拉尼亚镇，后在汉诺威长大。1966年，贝克进入弗莱堡大学（Freiburg）学习法律，但在第二学期，他就转到慕尼黑大学（Universität München）主修社会学、哲学、心理学和政治学。1972年，贝克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PhD），并留校任职。1979年，晋升为讲师，并凭借博士后论文获得大学讲师资格。1979年—1981年，贝克担任明斯特大学（Münster）教授，1981年—1992年，担任班贝格（Bamberg）大学教授。自1992年起，贝克开始在慕尼黑大学任社会学教授，并任慕尼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直到去世。1997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聘请贝克为英国社会学杂志百年访问教授。

1980年以来，贝克一直担任《社会世界》（Soziale Welt）杂志的编辑。目前发表文章150多篇，著有多本著作。1995年至1997年，贝克曾担任德国未来委员会的委员。1999年至2006年，贝克担任的德国研究协会（DFG）自反性现代化研究项目的负责人。贝克获得众多国际奖项和荣誉，如1997年，获得慕尼黑文化荣誉奖，1999年，获德—英论坛奖，2006年和2007年，贝克分别被意大利的马利拉塔大学和马德里联合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头衔。他还被选为德国社会学会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成员，并获得了8个荣誉博士学位。

贝克是德国和世界各地的社会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经常参与欧盟、气候变化和核能等问题的辩论。在去世时，他和他的国际研究团队刚刚开始了为期5年的“方法论世界主义气候变化实验室”（Cosmo-Climate Research Project）研究项目的1.5年时间，贝克是该项目的首席调查员。他还与社会学家大卫·泰菲尔德和安德斯·布洛克共同领导了该项目的工作包。该项目还通过欧洲亚洲研究网络（EARN）促进了与东亚各研究中心的国际研究合作。与EARN合作，贝克和社会学家韩尚进计划从2015年开始为首尔市政府领导为期2年的项目。

贝克是慕尼黑犹太中心董事会成员，也是国际笔会德国分会成员。他与德国社会科学家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结婚。他于2015年1月1日因心肌梗死去世，享年70岁。

贝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问题”“风险社会”“自反性现代化”“个体化”和“全球化”等问题。他最近的研究活动包括一项关于“自反现代化”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的长期的实证研究，这探讨了从第一次现代性到第二次现代性转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特别是他努力在会学的框架内来分析“世界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动力。贝克也为德语社会学贡献了一些新颖的词汇，其中包括“风险社会”和“第二次现代性”。贝克的教学任务主要集中在现代化理论、环境社会学、工作转型和社会不平等。

贝克的研究贡献包括对以下问题进行了25年的新诊断：在面对激进的全球变化（环境破坏、金融危机、全球变暖、民主危机和国家机构）时，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行动如何在新的现代性中交织在一起。对贝克来说，激进的现代性攻击了自己的基础。贝克研究了现代化、生态问题、个性化和全球化。在他职业生涯的后期，他开始探索在日益增长的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中工作条件的变化，工会影响力的下降和劳动过程的灵活化，这是一种根植于世界主义概念的新理论。贝克还为德语和英语社会学贡献了许多新词汇，包括“风险社会”“第二现代性”“反思性现代化”和“巴西化”。

2007年，乌尔里希·贝克首次来到中国，并在上海和北京与中国学者会面。2007年9月在上海市社科院的座谈会上，贝克与上海部分学者就全球化问题进行了讨论。在那次座谈会上，贝克认为，所谓全球化“是媒体炒作出来的，是一个假象。很多经济学家也支持这个说法，认为100年前的全球贸易比现在还活跃，全球化程度可能更高。但这是站不住脚的。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改变了组织之间、生产之间、不同文化之间沟通的可能性，我们必须记住是技术成就了全球化时代，这是最主要的一个不同。”

在上海的座谈会上，贝克还认为，当前的全球化存在着普遍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种倾向，“普遍主义消除文化上区别，但它也有着阴暗面，对普遍性的强调是对个体性的抹杀，在普遍主义的视角里，个别性的东西没有被看到。”另外，“民族主义在内部忽略差异，对外强调差异。”在这两种倾向之外，贝克教授提出了全球化的“第三条道路”—世界公民主义。“人是区别的，同时也是一样的。”贝克教授认为，世界公民主义认可最低限度的普遍规则，同时认可民族国家，但并不取代民族国家。

对于2007年的首次中国行，贝克回到德国后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说，“首次中国之行令我感慨万千，彻底改变了我对中国的认识，从日常琐事，直至我的社会学说都有必要进行修正。” “中国将资本主义和个人自由的有机组合或许会成为另一种现代组合模式。它比欧洲，乃至世界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推测要稳定得多。”

贝克的风险理论很早就引入中国，中国学者对他的研究有如此高的兴趣，贝克回应说，“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我坚决反对那种将西方现代模式作为他人效仿榜样的看法。我提出的模式是反身现代化，它要求人们重新修订最基本的社会框架，比如人们应重新对家庭模式进行思考，因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的家庭模式在逐渐解体。我认为，这样做有助于完善西方的思想体系，西方社会学应参考中国的经验，从而开创一个全新的发展空间。但我提出的兼顾他人利益的 世界主义社会学 理论似乎还难以被中国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