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匿才（?—1930），又名卢义才，红军早期领导干部。

卢匿才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到苏联学习。1929年他回国后，由中共中央派到红五军工作。1930年，卢匿才任红五军第五纵队政治委员兼中共第五纵队委员会书记，红八军参谋长兼第二纵队纵队长、第四师师长，并参加了攻克平江、岳阳和长沙等战斗。1930年红一方面军进攻长沙时，卢匿才因反对冒险进攻中心城市，被指责为“按兵不动”，遂以“托派”嫌疑遭枪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卢匿才的遭遇被认为是错杀。

大革命时期，卢匿才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入冯玉祥部西北军干部学校学习。1926年，卢匿才被选派赴苏联入基辅红军军官学校学习，与郭化若是同学。1929年，卢匿才毕业后回国到上海。不久派到红五军，抵达湖北阳新，担任红五军第五纵队大队党代表。

1930年夏，卢匿才担任纵队政治委员兼中共纵委书记。5月3日同纵队李灿率第五纵队到湖南平江长寿街与红五军军部会合。在同彭德怀军长个别谈话时，讲“托洛茨基有天才，斯大林要手段”等错误。6月下旬成立红三军团时，第五纵队扩编成立红八军，卢匿才改任军参谋长兼第二纵队纵队长，率部参加平江战役和攻占长沙城战役。7月底攻打长沙途中红八军第一纵队纵队长陈毅安阵亡，军政治委员邓乾元任命卢匿才兼第一纵队纵队长。8月中旬从长沙城退出返回平江，纵队改为师，卢匿才任红八军第四师师长，仍兼军参谋长。不久率部参加第二次会攻长沙战役。在第一次总攻击过程，因卢匿才反对冒险进攻，被指责为“按兵不动”，并以“托派”嫌疑为由遭枪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卢匿才的遭遇被认为是错杀。

据时任红三军团第八军军长的何长工回忆：“在第二次打长沙中，原八军参谋长卢匿才因为过去在莫斯科学习，回来时说了几句斯大林的坏话，在战斗中又有争执，就被当作托派杀掉了。”

据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第三团政委的黄克诚回忆：在第二次攻打长沙战斗中，“红三军团则采取蛮干的做法，搜集了好多水牛，将牛尾巴浇上煤油点燃，驱‘火牛阵’冲撞敌电网工事。结果水牛乱跑乱撞，触电死了不少，敌人的电网也没有冲开。在此期间，红一、红三军团曾以猛打猛冲的战法，对长沙城组织了两次总攻，均未奏效，我军遭到很大伤亡，尤其是红三军团伤亡更重，我所在的第四师第三团团长谢振亚牺牲，由副团长胡金生继任团长。第四师师长卢匿才反对攻打长沙，以‘托派’罪名被枪毙，由红一军团派黄叶珍来接任第四师师长。”

时任红三军团红八军第四师第三团机关枪连文书的王平回忆道：第二次攻打长沙，“红三军团接近长沙时，第四师部队集合，石恒中政委在队前宣布湖南省委的命令，说师长卢匿才上次打长沙时按兵不动，作战不力，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随即在稻田里把师长用刀砍了。在这当口，公开宣布处死师长，大家很震惊，部队里鸦雀无声。”黄克诚提到“第四师师长卢匿才反对攻打长沙”，而王平则回忆一打长沙后，“在总结打长沙的经验教训时，红五、八军的领导发生一些矛盾，红八军对彭德怀军团长兼红五军军长有意见，说他有些事处理不公，偏向红五军，要求红五、八军分开活动，五军再攻长沙，八军回鄂东南进攻武汉。为此红八军政委邓乾元被撤销，八军的谢振亚、徐策、黄克诚等高级干部也被降职，由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接任；彭军团长也不兼红五军军长了，由军团参谋长邓萍兼。”这些争执和矛盾，或许是造成卢匿才被杀的导火索。

卢匿才只是反对硬攻长沙，主张用运动战调动敌人，似乎并无大错，但被以“对抗中央命令，影响士气”为名而下令处死，显然是一桩冤案。（《党史博采》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