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核心是京津冀三地作为一个整体协同发展，要以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解决北京市“大城市病”为基本出发点，努力形成京津冀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新格局。

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推动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探索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等人口经济密集地区有序疏解功能、有效治理“大城市病”的优化开发模式。2023年12月25日，京津冀三地在雄安新区共同签署了《京津冀自贸试验区协同发展行动方案》，并共同发布系列协同创新成果，以务实举策推进京津冀三地自贸试验区协同发展。12月26日，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三地签署《京津冀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推进京津冀“一卡通”建设，加快实现三地社保卡跨省通用、一卡多用、线上线下场景融合发展。

京津冀三省市在中央有关部门和单位大力支持和配合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区域城市空间布局和产业布局不断优化，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建设稳步向前。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调研时提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2013年8月，习近平在北戴河区主持研究河北省发展问题时，又提出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此后，习近平多次就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解决好北京市发展问题，必须纳入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区的战略空间加以考量，以打通发展的主动脉，更有力地彰显北京优势，更广泛地激活北京要素资源，同时天津市、河北要实现更好发展也需要连同北京发展一起来考虑。

京津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地域面积约21.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3%，2018年末常住人口1.1亿人，占全国的8.1%，地区生产总值8.5万亿元，占全国的9.4%。京津冀同属京重地，濒临渤海，背靠太岳，携揽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和西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北京市作为首都，政治地位突出，文化底蕴深厚，科技创新领先，人才资源密集，国际交往密切。天津拥有北方最大的综合性港口，制造业基础雄厚，研发转化能力较强，发展势头良好。河北省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相对充裕，产业基础较好，经济体量较大，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为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优化国家发展区域布局、优化社会生产力空间结构、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形成经济发展新方式的需要，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全面深刻阐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进思路和重点任务，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了方向。2015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从战略意义、总体要求、定位布局、有序疏解北京市非首都功能、推动重点领域率先突破、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统筹协同发展相关任务、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开展试点示范、加强组织实施等方面描绘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宏伟蓝图，是推动这一重大国家战略实施的纲领性文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基本依据，是凝聚各方力量、推动形成强大工作合力的行动指南。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牵住这个“牛鼻子”，降低北京人口密度，实现城市发展与资源环境相适应。通过疏解北京市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

为加强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的统筹指导，2014年6月，中央批准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主要职责是组织拟订并协调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规划、重大政策，承担雄安新区建设相关工作，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2018年7月26日，2018京津冀协同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丛亮在论坛上介绍，一是积极稳妥有序疏解北京市非首都功能，将严格实施北京市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推动区域性批发市场一般性制造业企业，特别是高消耗产业和部分教育、医疗、培训机构等社会公共服务功能，以及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和企业总部有序疏解。

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推动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探索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等人口经济密集地区有序疏解功能、有效治理“大城市病”的优化开发模式。

河北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发行2020年第5批政府债券468亿元。其中，首次冠名发行“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项债券”，重点支持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开发建设150亿元，为临空经济区高质量建设注入强劲动能。河北省继续发行“雄安新区建设专项债券”，支持雄安新区起步区及周边配套设施建设150亿元，进一步有力推动雄安新区建设提质增速。同时，有力保障疫情防控资金需求，支持疫情防控及公共医疗卫生能力提升项目29个，涉及金额30.64亿元。有效助推重点项目建设，支持重点片区、重点经济开发区建设，以及其他民生事业领域项目143个，涉及金额137.36亿元。

2021年12月22日，京津冀协同发展“十四五”交通一体化重大项目之一——北京城市副中心至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厂通路北京段、河北段同步开工建设。

2023年12月25日，京津冀三地在雄安新区共同签署了《京津冀自贸试验区协同发展行动方案》，并共同发布系列协同创新成果，以务实举策推进京津冀三地自贸试验区协同发展。12月26日，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三地签署《京津冀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推进京津冀“一卡通”建设，加快实现三地社保卡跨省通用、一卡多用、线上线下场景融合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英语：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缩写BTH Coordinated Development）是涵盖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的两市一省的区域发展战略。

2014年，为了全面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科学决策进程，中原地区成立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2014年08月02日，在2014崇礼-中国城市发展国际论坛上证实，国务院已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以及相应办公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任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组长。从公布的名单来看，王沪宁、孙春兰、郭金龙、王勇、徐匡迪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小组和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主要人员。

2014年6月，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由徐匡迪担任组长，时任国务院发展中心主任李伟和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分别担任副组长。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还有13名委员，他们分别是张军扩、谢克昌、魏复盛、韩布兴、赵沛、朱森第、李晓江、李平、陆化普、林仲洪、郭继孚、刘秉镰、贺泓。多家媒体报道称，这份名单涵盖了国内目前顶尖级的交通、产业、生态、规划等方面的专家。

京津冀协同发展确定了“功能互补、区域联动、轴向集聚、节点支撑”的空间布局思路，以“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为BOBBIN。

2022年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合计10万亿元，区域营运性铁路总里程达10848公里，1-1.5小时交通圈加速形成，多节点、网格状、全覆盖的综合交通网络基本形成。一批重大疏解项目相继落地：中国星网注册落户，三峡集团、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子集团，首批在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部门（单位）直属高等学校、医院疏解工作有序推进，"四横三纵"高速公路和对外干线公路网全面建成，北京市援建"三校一院"项目陆续收尾，城市副中心承接市级赋权308项,政务服务中心投用,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

2022年,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为17330.2亿元,占GDP的比重超四成，天津市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4.2%，河北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0.6%。

2023年，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河北省交通运输厅联合签署《交通一体化合作框架协议（2023-2025年）》，明确将持续推进京津冀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高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水平。在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北京地铁22号线）河北段潮白大街站项目建设现场，第六台盾构机“奋进号”正与一旁的“携同号”并肩战斗，共同完成潮白大街站到高楼站的掘进任务。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标志性线路，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平谷线）是京冀首条跨省域城市轨道交通线路。项目建成后，河北三河市到北京城市副中心最快仅需9分钟。北京城市副中心、平谷区和河北三河实现轨道交通快速互联互通，大大拉近京冀两地间的时空距离，提升群众的出行效率。

2024年1月30日，生态环境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4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等相关情况。生态环境部正编制新一轮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保中长期规划在京津冀，支持三地探索区域空气污染防治协同立法，优化区域统一的重污染天气应急联动协调机制。

基于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京津冀产业转移与联动升级，是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需要，也是促进京津冀发展模式转型、实现合理分工与产业协作、打造经济发展增长极的重要路径。京津冀地区客观存在的产业梯度差和生产要素禀赋差异，是进行产业转移与联动升级的前提和动力。在产业发展水平上，京津“双城”处于领先位置，人才及科技资源优势显著，三次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与合理化程度较好，第三产业较为发达，产业结构服务化特征明显。随着国际产业转移进程的加快，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资本、技术、知识和管理等先进生产要素的流入，既可进一步升级主导产业，提高第三产业知识与技术水平，发展“高精尖”高端产业，又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与再优化，向河北省转移非主导产业。河北虽然产业梯度位置较低、工业集约化水平不高，但具有矿藏、农业和人力资源相对充裕等优势，可以把发展落差的势能变成协同发展的动能，在承接京津转移产业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同时也可借助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生产要素跨界流动带来的外部机遇，引进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钢铁冶金、建材、纺织等主导产业的科技含量。

近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开始朝着更为理性也更为实际的价值导向转变。2015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问题导向，以京津冀城市群建设为载体，着力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着力推进产业升级转移，着力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努力形成京津冀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发展新格局。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导向下，京津冀公共服务一体化在实践过程中，将京津冀三地产业结构差异明显、发展差距过大、政治和经济地位不平等的现实情况加以通盘考虑。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落实要以“疏解北京市非首都功能”为核心，通过三地间区域功能的重组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

京津冀地区包括北京、天津市以及河北省11个地市，土地面积21.6万平方公里，囊括1亿多人口，2013年GDP为6.2万亿元，占全国1/9。解决好京津冀地区人口协同发展问题，将为中原地区特大城市都市圈人口一体化发展提供示范标本。京津冀城市圈人口有序转移与合理分布研究，首先应从国家战略角度进行顶层设计，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人口调控纳入国家和京津冀三地发展的长远战略规划中。其次，就其人口调控政策目标而言，不仅要着眼于人口分布与新首都圈的产业布局、城市功能定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相匹配，更要考虑区域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统筹规划，稳步推进，促进区域内人口有序迁移与合理分布。

河北省精心打造京冀曹妃甸区协同发展示范区、渤海新区等重点合作平台，对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项目和人才的吸引力、承载力不断增强，2014年以来全省累计承接京津转入基本单位4.3万余家。从北京市疏解出的产业，通过机制创新，形成承接地新经济增长极。《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研究报告（2023）》显示，2014－2022年，京津冀地区互相投资11196次，互设分支机构30257家。十年来，京津冀打造重点平台，精准定位、错位承接，一个个产业项目在地理位置的“大迁徙”中重塑生产力，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度不断提升。除了互相投资，三地还共绘重点产业链图谱。京津冀联合绘制首批6条重点产业链图谱，成为投资京津冀的“指南针”“导航图”。随着产业链的互通合作走向纵深，产业集群优势凸显。京津冀联合打造的生命健康集群2022年底入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实现产值超6000亿元，产业规模和实力位于全国前列。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以有序疏解北京市非首都功能、解决北京“大城市病”为基本出发点，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重点突破，坚持改革创新，立足各自比较优势、立足现代产业分工要求、立足区域优势互补原则、立足合作共赢理念，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以京津冀城市群建设为载体、以优化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为重点、以资源要素空间统筹规划利用为主线、以构建长效体制机制为抓手，着力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着力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着力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着力推进产业升级转移，着力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着力加快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快打造现代化新型首都圈，努力形成京津冀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新格局，打造中国经济发展新的支撑带。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要遵循5条基本原则。一是改革引领，创新驱动。加大改革力度，消除隐形壁垒，破解影响协同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加快建立有利于疏解北京市非首都功能、推动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强化创新驱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建立健全区域创新体系，整合区域创新资源，形成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二是优势互补，一体发展。进一步明确功能定位，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调整优化区域生产力布局，加快推动错位发展与融合发展，创新合作模式与利益分享机制，在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进程中实现区域良性互动，促进三省市协同发展、协调发展、共同发展。三是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加快完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序推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促进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更好发挥统筹协调、规划引导和政策保障作用。四是整体规划，分步实施。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式，从京津冀区域发展全局谋划疏解北京市非首都功能，加强战略设计，推进布局调整。明确实现总体目标和重大任务的时间表、路线图，研究制定科学管用的实施方案，分阶段、有步骤地加以推进。五是统筹推进，试点示范。立足现实基础和长远需要，把握好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协同发展的步骤、节奏和力度，不搞齐步走、平面推进，对已达成共识、易于操作的领域率先突破，选择有条件的区域率先开展试点示范，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科学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本遵循。经反复研究论证，京津冀区域整体定位和三省市功能定位各4句话，体现了区域整体和三省市各自特色，符合协同发展、促进融合、增强合力的要求。京津冀整体定位是“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三省市定位分别为，北京市“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天津市市“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省省“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区域整体定位体现了三省市“一盘棋”的思想，突出了功能互补、错位发展、相辅相成；三省市定位服从和服务于区域整体定位，增强整体性，符合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需要。

近期到2017年，有序疏解北京市非首都功能取得明显进展，在符合协同发展目标且现实急需、具备条件、取得共识的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深化改革、创新驱动、试点示范有序推进，协同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期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北京“大城市病”等突出问题得到缓解；区域一体化交通网络基本形成，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有效改善，产业联动发展取得重大进展。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取得积极成效，协同发展机制有效运转，区域内发展差距趋于缩小，初步形成京津冀协同发展、互利共赢新局面。远期到2030年，首都核心功能更加优化，京津冀区域一体化格局基本形成，区域经济结构更加合理，生态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公共服务水平趋于均衡，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区域，在引领和支撑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方案》包含5大重点任务16条具体举措，提出到2025年，京津冀自贸试验区初步形成统筹谋划、合作联动、协同发展的局面，联动发展、协同创新的能力增强，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作用进一步提升，在重点区域、重大项目方面率先实现突破，形成一批高质量协同创新成果，建成贸易投资自由便利化协同、优势产业链条紧密、金融服务功能完善、高端人才集聚、营商环境一流、监管安全高效、辐射带动作用突出的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

河北省吸纳资本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任重道远

2014年以来，北京市对河北的投资主要以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为指向，资本投入主要集中在制造环节，以制造业，建筑业以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为主。因此，如何充分利用所吸纳的投资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从制造环节向产业链两端延伸，并以重点园区为载体，形成若干产业集聚区，进而打造京津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产业集群，是当前亟待破解的新课题。

产业集群发育不足、产业集中度不高

京津冀区域产业总体发育不足，产业主要集中在各类园区、开发区和高新区，园区之外产业发展严重不足；产业疏解转移更多体现在物理空间上的挪移，尚未形成产业集聚、产业联动和产业协作效应。

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不足，制约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京津冀三地创新研发能力与产业梯度的巨大落差制约了创新成果的落地转化。京津冀三地无论是在创新投入还是创新产出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创新能力的落差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产业梯度和产业发展间落差，导致三地在新产品研发、产品更新换代等方面参差不齐，也导致产业链条的各环节发展不均衡、接续难度大，制约了北京市科技成果在津冀的落地转化。因此，津冀两地需提升自身的创新实力，提高承接转化北京市创新研发成果的能力。

京津冀缺乏基于主导产业及其产业链的顶层设计

京津冀三地都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作为各自的主导产业，但未就京津冀产业协同中的重点产业及其空间布局进行顶层设计，导致京津冀三地在主导产业选择上具有趋同性，结构差异很小，很难形成基于产业链各环节的协同发展格局。

产业布局与城镇布局的空间耦合度有待提升

三地企业投资热点地区主要集中于京津发展轴、京保石发展轴等区域。如何在打造产业轴的同时打造城镇轴，如何将政府主导的功能疏解与市场自发的产业转移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在加快北京市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建设的同时，增强保定市、唐山等功能性区域中心的综合实力和辐射带动力，推动京津冀城市群由“双核”驱动向“多核”城市群格局转变，仍是当前值得关注和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

要以全产业链区域布局为抓手，以打造若干个世界级产业集群为目标，更好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

一方面，要明确京津冀三地产业发展定位，细化产业发展方向。当三地的产业发展定位有所重合时，要尽量规划到细分产业或细化到产业链的某个环节，强调在产业链各环节上采取精准施策。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区域未来应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链布局的优化。北京市应该侧重于高端研发、总部经济、品牌营销等高端环节；天津市应侧重于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先进制造业等环节；河北省应侧重于加工制造、商贸物流环节，做好产业链的配套，加大研发力度。另一方面，产业链的规划布局要有的放矢。应选择若干个资源禀赋突出、战略性强的主导产业实施全链智能布局，细化产业发展路线图，集中优势资源进行发展。

应重点完善京津冀产业链的配套政策体系和利益共享体系

其一，产业链专项规划中应完善非首都功能疏解的迁出地与承接地的政策对接。确保转移来的企业的原有资质、产品认证、业绩证明、缴税证明，以及其他认证体系得到承接地认可。其二，需完善税收分享、GDP分计等政绩考核机制。其三，要加强全产业链规划、布局、建设及评估等工作。京津冀三地政府要力争在产业政策上保持一致，优化营商环境，实现相关政策公开透明，让企业树立在区域内布局产业链上下游、供应链上下游的信心。其四，可探索促进区域人才一体化的政策，促进人才共享机制的形成。比如，京津冀三地政府可出台职称互认等方面的区域性统一政策，努力实现京津冀人才支持政策的相互衔接，促进人才交流、联合培养，完善跨区域的人才服务网络。

建立京津冀三地产业发展的共建共享运作机制

三地政府应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产业园区的建设和管理、新兴产业的发展上进行深入合作；考虑在新兴产业的项目中，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合资组建新的领军企业，共同培育领军企业，以领军企业为龙头实现新兴产业的合理布局，带动京津冀三地产业发展，防止新兴产业出现新的同质化状况。

对疏解企业实行政府直通车服务模式

政府在疏解和承接上要帮助企业落地。一个企业异地转移，许多原有的企业资质、产品认证、公司业绩等如何保留和承续，都需要京津冀三地政府相关部门的快速协同予以解决。企业人才随企业的迁移而搬迁，如何能在新的居住地享受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快速便捷的公共服务，也需要京津冀三地政府的快速协同工作。

搭建专业化的科技成果供需对接平台，支持北京市研发机构面向津冀传统产业改造需求开展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应用

京津冀三地科技主管部门应共同搭建传统产业技术推进平台；传统产业技术推进平台也可以对专业化技术的成熟度、创新度和先进度进行标准化评价，为技术使用方提供参考；通过传统产业技术推进平台引导在京企业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供应链协同制造等优势领域形成集群式技术输出，为津冀传统产业赋能。

支持北京各类研发机构与津冀产业集聚的园区共建技术创新服务平台

鼓励北京市研发机构与津冀产业园区共建产业技术研究院、研发基地、协同创新基地、实验室与技术服务中心、博士后流动站等技术创新合作平台；鼓励园区内有实力的企业与北京专业研发机构在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全方位的战略合作，集中解决特色产业领域技术升级改造难题。

支持中关村科技园等专业园区在津冀地区设立特色产业领域的创新中心、孵化器等各类创新平台

由中关村搭建区域特色产业技术交流平台，引导和加强区域内其他创新平台间的交流与合作；完善配套面向区域的人才、税收、财政补贴、租金等优惠政策，吸引全国高端人才和创新创业主体在区域内集聚；成立中关村区域创新创业指导中心，为三地创新创业者提供从项目申请到项目实施落地的全生命周期的专业技术指导服务。

研究区域内需要布局的重点产业链

要分阶段提出需重点协同发展的产业，在区域内布局其产业链条，完善产业衔接，可以鼓励区域龙头企业和北京市优势创新资源通过“走出去”的方式引领和整合区域内的产业链；以北京高精尖产业和区域内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重点，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及智能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及现代交通等重点产业在区域内布局产业链。

转变京津冀三地政府在区域产业链布局中的发展思路

北京应发挥引领带动作用，通过创新外溢和发展模式外溢等模式带动区域发展；天津市应加强与北京科技创新及高端产业的对接，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积极融入区域产业协同的发展格局；河北省应通过加强创新研发，促进承接产业与自身产业间的融合发展，实现产业升级。

强调重点产业链的强链、补链和延链

其一，推动重点产业链在京津冀园区内布局，实现强链；其二，应强调完善的制造业体系对重点产业链的支撑作用，提升重点产业链的竞争力；其三，沿着重点产业链开展招商引资，实现补链；其四，建立重点项目数据库；其五，应强调重点产业链的科技含量。

加快发展功能性区域中心城市

可以考虑以保定市、唐山、沧州市等地区为突破口，通过城市扩容打造功能性区域中心城市，实现北京市、天津市产业向河北省的梯度转移；注重功能性区域中心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吸引北京、天津创新成果的落地转化，形成“反磁力中心”，治理北京“大城市病”的同时实现区域整体发展。

引导京津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河北及周边布局

持续鼓励京津通过教育集团、学校联盟、开办分校等方式，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向重点承接地、产业合作区转移；选择一批京津优质医疗机构，通过建设分中心、分支机构及促进医师多点执业等方式，在河北医疗资源薄弱的产业集中承载地设立区域医疗中心，从而缩小京津冀三地间公共服务落差。

强调创新链对产业链的支撑作用

首先，应鼓励北京市科技资源积极向外辐射。支持中关村的优势科技园区在津冀布局，移植其成功的模式和品牌，鼓励知名院校、著名研究机构、北京市龙头科技企业在河北省设立相应的科技合作示范基地、科技中心，提升河北的内生发展动力。其次，对重大装备及关键零部件采取联合攻关、共同研发。着力突破高科技领域“卡脖子”问题，弥补发展短板，大幅度提高区域核心零部件和重大装备的自给率。最后，优化京津冀三地在产业链和创新链的合理分工。

搭建多渠道融资体系，做强产业链金融

京津冀可以设立产业协同发展基金，支持中小企业、新兴产业发展和创新创业投融资体系建设；鼓励各类银行在重点产业园区开展信用贷款、股权质押贷款、小额贷款保证保险等融资产品创新；支持企业通过并购、信托、债券等进行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发行企业债券。

创新人才培育、交流模式，建立人才共享机制

京津冀三地政府应出台职称互认等方面的区域性政策；积极促进人才交流和联合培养，完善跨区域人才服务网络；共建京津冀人才数据库，搭建三地高层次人才资源交流共享平台。

培育区域技术转移的能力

一方面，出台京津冀技术转移条例，构建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体系；另一方面，通过扶持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培育技术转移服务专员，提高创新成果区域内转化能力。

拓展北京市产业用地空间

出台工业及其他产业用地供应管理办法等政策措施，根据产业用地效率，淘汰低效率的产业用地，转为高效率的产业用地；降低企业初始用地成本；采取“飞地”发展模式，在北京周边地区建设北京产业发展的“飞地”园区。

北京应打造国际研发机构聚集区

其一，吸引国际主要研发机构入驻北京，开展研发；其二，鼓励天使投资基金加强对本土创新型企业的研发投入；其三，促进体制机制创新，降低在京研发成本；其四，制定特殊政策，吸引外籍人员、外资研发机构进行研发。

产业发展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其一，实现产业链在区域布局中“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相互配合、共同发力；其二，发挥市场主导作用，培育中介组织，发挥其连接政府与市场的桥梁纽带作用；其三，政府应通过制定政策、法律、制度等保障市场主导作用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