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沛霖，第11 届全国人大代表、澳门中华教育会会长。19岁当上教师，澳门教育的领军人物之一。在担任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三届立法会议员期间，李沛霖为教育奔走建言：“在其位，就要谋其政，让我们的后代能够享受到更好的教育。”

新中国成立之时，李沛霖刚满一岁。那时的他，尚不知他的生命轨迹会与祖国大陆有着如此深的交集。

1966年，李沛霖中学毕业。由于澳葡政府兴教办学停步不前，澳门一直没有高等学校，学生要接受高等教育就只能走出澳门。另一方面，当时民间为了解决社会的教育问题，包括教会、工会、商会、同乡会及慈善团体等民间机构相继办起学校，九成以上的华人子弟在此就读，成为澳门基础教育的主体。这些自筹经费的私立学校，为了方便学生到外地深造，形成了多种学制，包括中国内地学制、台湾学制、香港学制、葡萄牙学制。其中采用中国学制用中文授课的学校占80%以上。

但对于李沛霖来说，出国家里没条件，台湾不愿去，当时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又因为学位紧张，只招收本地学生。他的面前只有一条路——回大陆求学。

然而在下定决心后，事情又有了变化。这一年，中原地区开始了文化大革命，高等院校停止招生。无奈之下，李沛霖就读的澳门濠江中学专门为他们创设大学预科班，希望在一年的时间内，丰富学生知识，争取能够在1967年考上大学。而李沛霖，也因此成了澳门第一批“老三届”。

岂料次年，大陆正式宣布停止招生，年仅19岁的李沛霖只能出来工作。幸运的是，由于品学兼优，李沛霖被留校任教，开始踏上教育之路。

20年致力推动教育改革

虽然教学成绩一路优异，但“自己知自己事”的李沛霖，除了从未间断的自修之外，一直在寻找机会弥补“非专业”的不足。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沿海地区掀起改革开放的浪潮。把握时机，李沛霖等人终于得偿所愿，争取到华南师范大学到澳门开设成人高等教育班。由此，李沛霖开始了边工作、边上课的进修阶段，并顺利获得华南师范大学教育学士；随后又修毕暨南大学与香港大学合办的社会学本科课程，获法学学士学位。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澳门经济腾飞，对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澳葡政府逐渐加强对教育的管理，相继出台一系列完善教育制度的法律和法令，加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澳门的教育事业开始蓬勃发展。此时的李沛霖，已由教育一线进入管理一线，并逐步开始参政议政，从而看到了发展背后的隐患。当时除少数的官立学校由政府一力承担经费外，占据基础教育大头的私立学校仍主要依靠收取学生学费维持日常运转，这就导致了私立学校办学条件差、人员流失严重等问题，而绝大部分的澳门市民，也因此承担着纳税和缴交学费的双重负担。

借着参政议政的渠道，李沛霖将这些问题向政府反馈。九十年代初，澳葡政府加大对私立学校的资助，并增加对私立学校教师的津贴，力图改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状况。1995年，澳门开始实施7年免费教育，1997年推行10年免费教育，私立学校可以选择加入免费网，从而使私立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较大改善。

制定中长期规划优化资源配置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在澳人治澳后，特区政府更为关注适龄儿童的教育问题。这一点，李沛霖深有感受。

“对教育的投入大大增加了，发放学校津贴、教师津贴、困难学生资助甚至家长津贴，免费教育也从10年延伸到幼稚园和高中阶段的15年，确保每个适龄儿童都能读书。”李沛霖说，在资金投入之外，政府不断创造条件使教师不断进修，跟上社会进步的脚步。

然而在欣喜之外，为教育操劳大半辈子的李沛霖，心中还有一些顾虑。澳门教育的“先天不足”，使得其即使经过几十年来的发展，仍然存在学校规模参差不齐，教育基础差等问题。以高等教育为例，上世纪八十年代，澳门才出现第一所大学，至今已20多年的时间，仍处于由新生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未成体系。而目前高等院校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有校无园”，这对学生的成长是不利的。如今澳门大学计划在横琴岛上1.92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设新校区，李沛霖认为，这是澳门高等教育的一个转折。

“当前政府必须思考澳门教育要怎么走，清晰定位然后制定中长期规划，才能更有效地促使教育朝优质化、现代化发展。”李沛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