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研究》是张公固先生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之上修订而成的书籍。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管子研究》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1998年，我在职考取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生，有幸成为金景芳先生的关门弟子。先师当时已经97岁高龄，但记忆 力之惊人，思路之清晰，见解之深，实为常人所难以想象。在先师生病住院以前的近两年中，特别是在我们商定论文选题的那段时间，从如何搜集运用传世文献和考古材料，到如何掌握新的史学理论来研究先秦史，再到有关《管子》的一些具体学术问题，先师都耐心细致地给予了许多启发和训导，谆谆教诲，终身难忘。由于我读硕士时所学专业、留所后从事的研究方向都是历史语文学，而且主要是唐朝文献考证，对于先秦史比较生疏，以《管子》断代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初衷主要是想扬长避短，而未能在先师最为精湛的历史学、易学、礼学等方面继承和光大师门学术，深感惭愧。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始终努力追随先师的学术精神。曾经长期担任先师学术助手的吕绍纲教授在审阅论文后，写过一份书面意见，肯定“这种把思想史同文献学结合起来研究的方法，极得金老学术之精髓，真正把握了金老学术之真谛”。吕先生实际上是我们金门晚年弟子的恩师，我当然深知这一评价只是老师给予学生的夸奖和厚望，但还是无比高兴和感激。现在修订后的书稿即将付梓，接受学界更为广泛的批评和指教，在深切缅怀先师的同时，内心颇为忐忑不安，但愿这本小书不致过于辱没师门。

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还得到本所先秦史研究室诸位老师多方面的帮助和指教。先师2001年春以期颐之寿仙逝前，指定陈恩林教授继续指导我的博士论文。陈师为金门县大弟子，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协助先师指导过多篇博士论文，后来又亲自招收博士生，我们金门晚年弟子同样视若恩师。对于我个人而言，陈师更有特殊的知遇之恩。我生长在浙皖边界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从小的理想只是每月能领到几十元工资。工作四年后考研，仍然只是想略微改变一下生活环境而已。正如十年前我在一本小书自序中所自嘲的：“读书原为稻梁谋。”这主要是因为我自忖资质驽钝，性复疏懒，不敢奢望能在一所重点大学吃学术饭，所以从未作过留校之想。当时最想毕业后回到浙江省找个教院或电大，悠闲度日。但是直到毕业前夕，工作迄无着落。某日在所资料室邂逅时任副所长的陈师，承蒙垂询毕业后去向，我具实上禀，陈师当即请来历史文献研究室主任王同策教授，在短短半个多小时内，就商定让我留所工作。每当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对陈、王二师始终都充满深深的感激之情，而今成为陈师入室弟子，适所愿求。论文的正式写作，是在陈师接手指导以后开始的。从谋篇布局到遣词造句，陈师多方赐正，使我受益匪浅。论文能够最终顺利完成，首先应该归功于两位恩师的悉心指导。这里我要特别感谢的还有张鹤泉教授。留所工作特别是读博以后，过蒙不弃，勉有加，受先生之教，真有如沐春风、无拘无束之感。我的论文选题，最初就是在闲谈中受先生启发而拟定的，但我在研究过程中形成的一些粗浅看法，却与先生的学术观点大相径庭，先生不以为，令人感佩！吕绍纲教授、吕文郁教授对我的论文也给予了热情而严格的指点，在此谨向两位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

2002年底，论文送呈专家评阅并提交答辩，得到著名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吴荣曾先生、林澐先生、王宇信先生、晁福林先生、朱凤瀚先生、陈其泰先生、詹子庆先生、谢维扬先生、任爽先生以及本所上述先生的充分肯定，诸位先生同时也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我深感荣幸。尤其李学勤先生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冒着三九严寒，亲莅长春市主持论文答辩会，令人不胜感戴之至！论文通过答辩后，适逢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征集《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第二辑书稿，遂由本所推荐应征。经过严格的匿名评审，论文得以入选丛书。匿名评审的三位专家仔细审读论文全稿，提出了许多具体而深刻的修改意见，他们精湛的学术见解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使我深受启发和感动。论文原稿有些部分（主要是五、六、七章）因时间仓促写得比较简略，专家们一致建议补充完整。我在修订时采纳了上述学者特别是匿名评审专家的绝大多数意见，有些问题虽然坚持了原有观点，也都参考诸位的意见重新作了论述，最后改定的书稿比论文增加了近十万字。没有以上专家学者们的指点和督促，这部书稿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样子，这是令我最为感激的。

古籍整理研究是一门冷僻的学问，难以创造直接的经济效益，很难受到社会上的重视，成果发表和出版尤为不易，假如没有古委会的大力扶持，很多研究工作恐怕难以为继。我本人多年来所做的一个比较大的研究课题“唐人著述考”，正是在古委会的鼎力支持下进行的。现在这本小书又将由古委会资助出版，我内心对于以安平秋先生为首的本届古委会和具体负责丛书事务的顾歆艺先生的感激之情，真是难以言表！齐鲁书社是国内享有盛誉的文史古籍专业出版机构之一，出版过大量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先师的多部重要著述都是由该社梓行的。这本小书得以由《管子》故乡这家著名出版社刊行面世，我感到万分荣幸。宫晓卫社长和责任编辑于春香女士在出版过程中付出了很多心血，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此外，本书部分章节曾经在《国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史学集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历史文献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过，书中又作了较大修改。在此，也向上述刊物的编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作为最后一个求学阶段的心血结晶，这本小书的出版对于我个人而言当然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回首漫长的求学之路，真可以说是感慨万千！从一个普通农家子弟到历史学博士，我由衷地感到欣慰和自豪，更理应对成长过程中许多天意人事、因缘际会充满感恩之情。借此机会，对从小学、中学以来教过我的所有老师，向各个求学阶段相互鼓励、共同成长的同学和朋友，向在各个工作单位中曾经关心帮助过我的领导和同事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其中我要特别感谢读硕士时的导师陈维礼先生和研究室主任王同策先生。当年他们把免予复试的机会和宝贵的公费指标，无私地给了一位境遇最差的考生，因而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两位恩师更给予了许多关爱、教诲和鼓励。在这个越来越功利的时代，这种高尚的师德不能不让人感念终生！可惜陈师平日健朗过于常人，几个月前却突发重病，然辞世，未能看到本书的出版，谨此表示永远的怀念。宋建新、申屠炉明、程奇立三位仁兄，在我不同的求学阶段给过这颗孤寂自卑之心灵以许多友谊和信心，令我永生难忘!

居今世而诵古书，早已不敢奢言“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多的是“百无一用是书生”之类无奈的感慨。然而在以闻道授业为谋生之具的同时，得如古人所说，“心醉六经，尚友千载”，自有一种旁人难以理解的乐趣，实在福缘不浅，本来没有任何理由为生活俗事而怨天尤人。可惜我们的至亲至爱不是读书人，他们享受不起这般的乐趣和福缘。我们躲进书斋，让他们无助地在旁边干瞪着眼，实在是自私得有点冷酷！所以，每当想起远离家乡和父母兄弟，未能给他们些微的帮助，内子杨月青不得不过于勤俭地默默操持家务，我不能不深深地自责。今年春节，我因忙于修改这部书稿，没能按原定计划回乡探亲。三月中旬，正当改稿临近尾声之际，远在浙江省乡下的老父亲打来电话，告知母亲生病住院。从父亲泣不成声的语气，我产生了不祥的预感，立即启程南归，当我匆匆赶到医院时，母亲已经永远地安息。眼望静静躺在病床上的母亲，我脑海中浮现的是在雨雪交加的寒冬腊月，母亲脚穿湿透的解放鞋，肩挑我从县城中学放假回家的行李，躲闪着身边驶过的大客车溅起的泥水，却舍不得花钱去乘坐；在我读高中、大学的七年中，每个学期开学前母亲四处求借凑齐我的学杂伙食费和粮票时的兴高采烈，筹借不到时的愁眉不展；还有所见所闻母亲为操持一大家子生计所付出的超乎寻常的艰辛。耳中回响起的是每当假期回家时乡亲们经常对我说的话：“你妈妈真是太苦太累了，以后要好好孝敬她。”而今当我安逸地把卷端坐于书房之时，母亲却因突发脑出血，手握锄头倒在了她劳碌一辈子的农田里。十多年来，母亲长期患有严重的高血压，我竟然从来没有领她看过医生，甚至没给买过一粒降压片，以至于她总买一种最便宜的药片，一旦症状稍轻时还舍不得服用。我知道母亲永远不会埋怨我这不肖之子，如果这时她能醒来，肯定还会关切地询问：“买房的钱紧张不紧张？家里卖蚕茧还剩下几百块，别嫌少，先拿去凑凑吧!”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原谅自己，也不知道如何结束我的这篇在旁人看来也许毫无意义的后记，就到此为止吧！

哀哀母氏，劳圣善，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谨以此书献给一生辛劳的母亲在天之灵!

200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