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之路与丝绸之路互为补充，前者主要在夏商周三代时期活跃，由西向东传播青铜技术和游牧文化，后者则在汉唐宋元时代繁荣，由东向西传播丝绸和定居农业文化。青铜之路的发展催生了丝绸之路，而后者的兴起逐渐替代了前者的地位。青铜技术的传播并非独立事件，而是伴随着羊、羊毛、牛、牛奶、马、马车等技术的扩散。青铜之路促进了欧洲和东亚融入以西亚为核心的古代世界体系，而丝绸之路则强化了东亚与西亚、欧洲的联系。综合考虑丝绸之路和青铜之路的历史，有助于深入理解欧亚大陆文化的形成以及它们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吐火罗人被视作最早出现在中原地区的印欧人群体，也是中国境内的首批游牧民族。学者亨宁推测吐火罗人起源于公元前四世纪末离开波斯西部的古提人，其中一部分在中国定居，其余继续游牧生活，即后世文献中提到的月氏。余太山提出允姓之戎、大夏、禺氏可能源自少昊氏、陶唐氏和虞朝，这些族群与月氏或吐火罗有着密切关联，不排除他们是印欧人的可能性。这表明上古时期的印欧人已经在中国活动，且不限于西域地区。蒲立本的研究显示，印欧人进入中国的时间并不晚于他们进入印度的时间。汉语和阿尔泰语中包含了许多印欧语词汇，且两种语言在结构上具有相似之处，暗示了汉语和印欧语可能存在共同起源的可能性。因此，有人提出了欧亚超语系假说，该理论在学术界产生了影响。在新疆等地发现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址的居民大多属于印欧血统。殷墟殉葬遗骸中也有印欧人的基因。山东临淄春秋战国时代的墓葬中，一些殉葬者经过脱氧核糖核酸检测确认为印欧人。三星堆遗址的青铜雕像、西周公国的蚌雕人头像、白浮西周墓葬中出土的青铜人面像等文物显示出明显的东南亚人特征，此外，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和狩猎图案也可能反映了东亚人在上古中原地区的活动。林梅村曾断言吐火罗人开辟了丝绸之路，但他自己考证的结果却显示，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的克尔木齐文化和楼兰地区的古墓沟文化（对应年代为商末至西周）所代表的吐火罗文化，其居民与牛、马、羊相伴，只使用青铜作为装饰品，未见青铜工具，生活方式以定居畜牧业为主，与丝绸并无直接关联。因此，吐火罗人并没有开创青铜之路，尽管他们在丝绸之路上发挥了重要角色。

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和历史记录与传说提供的证据表明，上古时期存在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文化交流。否定青铜之路的存在变得越来越困难。首先，没有证据表明东亚的青铜器早于西亚。即使有人将中原地区的青铜时代追溯到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或者将龙山文化、红山文化视为铜石并用的时代文化，即便如此，中国的青铜时代仍然比西亚晚了近千年，尚未算及之前的铜时代。普遍认可的观点是中国不存在红铜时代，《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也没有相关条目；龙山文化、红山文化被视为典型的东亚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其次，没有证据表明东亚和西亚的青铜冶炼技术存在显著差异。过去有人主张青铜铸造方面，西亚采用失蜡法，而中国使用范铸法，这两种方法在技术上截然不同。实际上，西亚几乎同时发明了范铸法和失蜡法，东亚同样使用这两种方法。考古学界普遍假设，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以礼器或容器为特点的中原或中国青铜器传统，直到后期才受到北方或外来的青铜文化影响。然而，东亚早期青铜器缺乏独特性，基本上只是西亚或中亚青铜器的复制品。直至商周，中原青铜器才展现出独特的风格。这种变化是技术传播过程中的分化现象。再次，没有证据表明东亚和西亚之间存在无法跨越的自然或文化障碍。通常人们会有这样的误解，以为东亚和西亚之间距离遥远，不利于古人迁徙和文化交流。但实际上，东亚和西亚通过中亚紧密相连。古代的草原就像现代的海洋一样，不仅不会阻碍人类的迁徙，反而有利于文化的交流。现代中国与西亚接壤，可以说实现了零接触。欧亚大陆通过青铜之路和丝绸之路形成了一个整体，不存在明显的自然或文化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