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秉鉴（1769—1843），又名伍敦元，清末富商。祖籍福建泉州晋江安海，生于广州市。

1801年伍秉鉴接管怡和洋行的生意，并成为十三行公行的总商。之后，他开始了长达40余年的外贸代理生涯，并始终驾驭笼络其他行商。直到十三行没落，他一直担当行商领袖。同时伍秉鉴也向朝廷捐巨款换得了三品顶戴，成为了从事商业活动的官员。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原地区战败结束。战败的恶果，由伍秉鉴和他的行商们承担。1843年9月，伍秉鉴去世，终年74岁。

2001年，伍秉鉴被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评为上一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被誉为清朝时期的"世界首富"。

伍秉鉴1769年出生于广州市，是清代十三行商人中的一员。清代共出现过三个商业群体，他们分别是两淮的盐商、山西省的晋商和广东省的行商。两淮的盐商经营盐业、晋商经营山西票号、行商的主业都是外贸，但行商的资产更为集中，其中经营长达百年的伍氏家族让行商的资产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伍家来自福建省，康熙初年入粤。早年的情况比较模糊，但到了伍国莹这一代，伍家已开始参与对外贸易，如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已有商业往来。伍国莹在一家行商的店内当账房，不仅做会计的工作，也参与资产的管理，并且也可以投资贸易，伍国莹因此积累了经验与财富。1783年，伍国莹在海关监督的要求下充当行商。 

伍国莹被外商称为“浩官”，这个商名也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了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上一个响亮的名字。1801年怡和行第二代领导人伍秉钧病逝，怡和行的业务便落到了其弟伍秉鉴身上。正是他使怡和洋行成为了行商中的佼佼者。

伍秉鉴接过怡和行的大旗后，抛出了自己的“三板斧”，即打点官员、交好外商、团结行商。1807年，怡和行在他的领导下，地位上升到行商第二位，1813年为总商之首，最终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业巨头。伍秉鉴本人，也在复杂的形势中乘风破浪，一步步登上首富宝座。

伍家在当时广东省行商内部竞争激烈的环境里，却能恩威并用，驾驭其他行商。伍家利用雄厚资金，协助英公司向濒于破产的大多数行商放债。1811年到1819年，伍家向濒临破产的行商放债达200余万元，使多数资金薄弱的行商，不得不顺服于他。 

181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欠广州市行商款项约为75万两，其中欠伍秉鉴的就有近55万两，可见伍秉鉴与外商的关系之密切。1814年，怡和行与东印度公司贸易的茶叶约为3.4万箱，占行商总额的16%，1830年为5.08万箱，占18.6%。

在1834年以前，伍家与英商美商每年贸易额就达数百万两白银。伍秉鉴还是东印度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债权人。东印度公司负责人在每年结束广州的交易前往澳门暂住时，总是将大量的存款和金银交给伍秉鉴保管。公司资金周转不灵时，也向伍家借贷。在官场上长袖善舞，与外商互通有无，把行商内部打理得井井有条，这三步使得伍秉鉴最终成为全国首富乃至世界首富。据估计，1834年伍家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堪称富可敌国。

在19世纪中期，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山（武夷山）、店铺和巨款，而且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等，他的富有在当时举世瞩目。

伍家的怡和行向来做的是正经生意，茶叶贸易是伍家最主要的业务。但是，一些伍家担保的外国商人为了谋取暴利，往往夹带罂粟，在伶仃洋外与不法商贩进行鸦片贸易。这其中就包括最大的鸦片贩子英国人颠地，也包括伍秉鉴的干儿子美国旗昌洋行老板约翰·福布斯。1838年，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来广东省查办鸦片。在此之前，广州市上至官员，下至行商，已经形成了一个鸦片利益共同体，官吏、行商、外商相互包庇、勾结，商界乌烟瘴气。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原地区战败结束。战败的恶果，由伍秉鉴和他的行商们承担。《南京条约》第四至第七条规定，中国赔偿英国2100万银元，相当于1470万两白银，而此时清政府国库存银仅不到700万两，广东十三行首当其冲地成为清政府的榨取对象。这次赔款，伍家被勒缴100万元，行商公所认缴134万元，其他行商摊派66万元。另外，正如伍秉鉴一开始所担心的那样，英国借机推翻了行商制度。《南京条约》规定，广州市行商不得垄断贸易，开放五口对外通商，十三行的外贸特权不复存在。

十三行无疑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主要的受害者，作为十三行之首的伍家，更遭受了巨大损失。据伍秉鉴自己估算，在战争中，伍家损失了不下200万两白银。但这笔数字，对于这位号称拥有2600万两的世界首富来说，并不至于伤筋动骨。况且，深谋远虑的伍秉鉴早把生意拓展到了海外，行商生意已不是伍家唯一的生命线。然而，此时的伍秉鉴，却是心灰意冷。1842年12月23日，他写信给在马萨诸塞州的美国友人J·P·Cushing说，若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飘扬过海的折腾，他实在十分想移居美国。

1843年9月，伍秉鉴，在伍氏花园里，然长逝，终年74岁。

1839年3月10日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市。伍秉鉴的五儿子伍绍荣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的时候，早有准备的伍秉鉴突然变得不安起来。十三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贸易团体，它还肩负着海关的责任。广州鸦片走私猖，作为十三行的领袖，伍秉鉴父子自然脱不了干系。凭着在官场的特殊关系，伍秉鉴早已获知林则徐来广州的消息，也明白林则徐所为何来。因此，他提早就安排儿子伍绍荣警告那些外国商人，不要往刀尖上撞。但是，那些夹带罂粟的外商并不听从伍秉鉴的劝告。以他们对中原地区官场的了解，林则徐也会像其他官吏一样雷声大雨点小，走走过场，刮阵风就回京复命了。而他们多年来与中国鸦片贩子的良好合作加上与广州市地方官吏的“亲密关系”，更加强了他们的判断。他们抱着侥幸的心理，既不返航，也不销毁鸦片，而是把装有鸦片的趸船开到大屿山岛南部藏了起来。事情很快传到了林则徐的耳朵里，并成了伍秉鉴勾结烟商的罪证之一。林则徐传见伍家等行商，痛斥他们包庇鸦片走私的罪过，并为了传讯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将伍秉鉴摘去顶戴，戴上锁链，将其子伍绍荣逮捕入狱。伍秉鉴当时已年过七旬，他苦苦哀求，指着自己去了顶戴的帽子和脖上的锁链对其他行商说，如果颠地不进城，他肯定会被处死。然而，颠地全然不顾这两位老朋友的生死，依然拒绝前往。虽然林则徐没有处死伍秉鉴，但是，经过此番折腾，伍秉鉴颜面尽失，斯文扫地。他花巨资捐来的三品顶戴并没有给他带来权势，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尊严。而他以身家性命担保的英商在他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

伍秉鉴很愿意尝试新的投资领域。伍秉鉴买美国的证券，投资美国的铁路建设。多方面地投入为伍秉鉴换来了更多的收益。美国商人也把伍秉鉴看成了行商中最可靠的人，尽管伍秉鉴生意太忙，收费较高，仍乐意同伍秉鉴交易，因为在时间和质量上都有保证。伍秉鉴能够从存放在英商行号的百余万元的期票中，算出利息是900多元，与英商兑付时的数目不差分毫，这让当时的外商极为惊讶。 美国商人约翰·穆瑞·福布斯1829年刚来到中国的时候，还是不名一文的学徒，在中国以贩卖茶叶为生。1837年的时候，24岁的他回美国，口袋里多了50万墨西哥银元的投资款。这笔钱就来自他在中国认的义父，当时的商界领袖伍秉鉴。 伍秉鉴给福布斯的50万墨西哥银元，被福布斯用来投资了一门新的生意——修铁路。福布斯利用这笔投资，发展成为横跨北美大陆的最大承建商。 

爱新觉罗·颙琰年间，伍秉鉴等行商捐金数千，在十三行设“种牛痘局”，给饷钱奖励老百姓接种，救活婴儿甚众。1834年，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在广州市开设第一间西医诊所，得到了浩官的支持。钦差大臣林则徐也曾经由伍秉鉴介绍，接受伯驾的西医治疗。伯驾为中国内地培养了最早一批西医人才。而他所开设的医局，成为今天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前身。一段中西交流的佳话，就此铭刻在十三行历史之中。

一个波士顿商人和伍秉鉴合作经营一项生意，由于经营不善，美国商人欠了伍秉鉴7.2万银元，但他一直没有能力偿还这笔债务，所以无法回到美国。伍秉鉴听说后，马上把波士顿商人找来，叫人把借据拿出来，对他说：“你是我的第一号老朋友，你是一个最诚实的人，只不过不走运。”说着他就把借据撕碎，向对方表示他们之间的账目已经结清，对方可以随时离开广州市回国。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海上丝路成就的世界首富。（环球人物 评）

他曾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央视网 评）

惟一一个凭借商业贸易成为世界首富的中国人。（央视网 评）

作为寄生在官僚体系之上的官商领袖，伍秉鉴身上展现出的是一种双重面孔，在维护官僚体系及其贸易根基的时候，他在《南京条约》赔款中独自贡献110万两白银。在面对自己的商业伙伴时，他又展现出"义气"的一面，战争期间继续维持与洋人的贸易。这种蛇鼠两端的秉性，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官商们为了利益不惜出卖一切的典型体现。当然这种行为也最终导致了伍家的家破人亡，而这也是近代官商的多数下场。（央视网 评）

西方学者称其为“天下第一大富翁”，怡和洋行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奋斗，十三行和“伍浩官”，不但造就了繁荣的外贸和富有的行商群体，同时也在中西方的文化、艺术等交流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民主与法制时报》评）

他出生于1769年的清朝行商。伍秉鉴继承父业与外商从事买卖，又进一步贷款给外商并以此获得巨富。他在西方商界享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华尔街日报》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