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1990》是一部由孙沙执导的都市改革题材剧情片，于1990年上映。该片改编自孙力、余小惠的小说《都市风流》，讲述了新任市长阎鸿在城市改革大潮中锐意改革，为市民干实事，受到市民拥戴的故事。影片演员包括孔祥玉、赵凡、樊志起等。

北方某大城市的新任市长阎鸿唤，面对城市建设中重重困难的局面，决定首先解决交通拥挤，市民住房紧张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城市交通、建设综合治理方案。方案得到了以市委书记高伯年为首的市委的支持。西区是个拥挤不堪的旧城区，居民们怨声载道。阎鸿唤亲自来到群众中间，仔细地听取他们的意见，看到居民饱受雨水浸淹之苦，阎鸿唤对市政局长柳姗提出了严厉批评，并撤销了她的局长职务。柳姗回到市政设计院，重操桥梁设计的本行。这对于一位不胜任行政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无疑是一种真正的解放。市政公司建筑队队长杨建华，工作中敢打敢拼，对官僚主义作风深恶痛绝，因此，得到了阎鸿唤的赏识，果断地将他提拔到了领导岗位。西区的拆迁是整个道路改造工程的关键。市委决定，将原定为机关干部修建的宿舍楼全部让给搬迁户。这决定受到了一些干部及家属的抵制。阎鸿唤和区长康克俭一起采取了说服教育与强制相结合的措施，及时平息了抢占房屋事件，并撤销了以权谋私的王守义副区长的职务。市政府锐意改革的实际行动，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全市人民上下一心，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使道路改建工程如期开工，顺利进行。柳姗为工程设计出了具有世界水平的立体交叉桥，而自己却因身患绝症住进了医院。阎鸿唤闻讯来到了她的身边，柳姗向市长道出了压在心中多年的积怨。面对着一位普通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赤诚之心，阎鸿唤的心颤抖了。环城路通车了，立交桥竣工了。人们欢呼着跳跃着，而阎鸿唤的心情却并不平静，他想到了为城市建设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人民群众；想到了将汗水洒在工地上的工人；想到了为工程呕心沥血的专业技术人员；还想到了很多很多。

创作背景

该片编剧肖尹宪从长影厂编辑王晓莲手中拿到小说《都市风流》后，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他找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郑全刚，提议抓住棚户区改造这条线进行扩，将这个题材搞成有气势的“大片”，这个设想得到了郑全刚的同意。就在肖尹宪埋头创作剧本时，传来天津市方面要将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的消息。长春电影制片厂领导闫敏军有意撤掉这个项目，避免题材撞车。郑全刚便派人去天津与电视台、小说作者协商。双方最后达成一个意向，即电影先上映，上映月余后电视剧再开始播出。

剧本改编

在要不要触及热点问题上，肖尹宪坚持一竿子插到底，把矛盾激化着来表现，开场就是市民在市委大楼前静坐示威，要求改善住房条件。剧本也起名为《社会热点》。由于过于敏感，在厂务会讨论时，这一开头被明确要求改掉。在剧本中，肖尹宪着重写了市委书记与一个普通建筑工人家庭的关系，着重塑造一个基建工人的形象。他还有意删除了原作中一条知识分子的故事线。不过，导演“二度创作”时，有感于当时知识分子被提拔到领导岗位而不被放在真正发挥专业作用的岗位的现象，对基建工人的进行删减，把知识分子的故事线加了回去。

美术设计

根据剧作主题及导演构思中对影片总体的把握，该片美术设计师杨宝成认为，影片的美术设计基点是再现一个能富主题的生活真实，将创作者对剧作立意、人物关系、情节走向的总体情绪渗入造型构成中。为此，他认真读了原著小说，分析重点部分，翻阅资料研究了解一些具有现代特点的大都市的人情风貌，到故事的发源地深入生活，了解风土人情和建筑特点。根据导演追求的影片风格，他将场景分为四大部分：市委办公室、主要人物家、城建工地和旧城居民区。

在处理市委领导办公室的一系列景时，为求区别于以往类似场景的模式，室内只摆设了办公桌椅、文件柜、报纸架、城市规划图及必要的办公用品，注重现实性和合理性，体现一个精明强干的市委领导班子的工作氛围。在设计市委书记高伯年的家时，根据人物特点，杨宝成设置了一些城建规划类书籍和成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著作等革命理论书籍，并选了一些与很像演员年轻时的军人照片和毛主席接见地方领导的照片点缀环境，使观众联想到高书记的革命工作经历。

影片涉及城建工程和立交桥施工工地的场景，但摄制组拍摄期间没有这些施工项目，剧组决定用高速公路的施工项目工地代替。为以更低成本达到更佳的银幕效果，剧组对场景进行了加工，搭置了一个简易的会战临时指挥部，在大黑板上书写工地报道和各个施工队的挑战书、迎战书；为丰富画面，他们设置了几幅鲜艳的红色标语牌，在脚手架上拉了彩灯，工地四周插满施工人的旗帜 。

该片中旧城老居民区涉及到下雨、水淹镜头数较多，剧组在长影厂里游泳池内搭建的一堂景。为能达到真实感，经受住水淹、雨冲，他们采取了真假结合的办法, 有的用布景片，有的用真的砖石材料，井将新砖瓦凿破磨损，做出多年风吹雨淋的残破痕迹, 尽量使观众看不出是搭建的。按影片要求，要体现居民区住房的拥挤不堪，但为便于拍摄，需要让建筑面积稍大些。为创造视觉上的拥挤感，美术师和道具师在各屋内设计了间壁、隔板、托架等装置切割空间，配以大量的陈设道具。例如，张义民居室有五米长的火炕，必须有二十多平方米才能方便拍摄，看起来空间稍大了些。于是，美术师在屋里设置了用旧木板钉成的间壁，把火炕切掉四分之一，间壁内为张义民的妹妹搭了木板平面的写字台，摆放上小道具，以便使房间看起来空间狭窄。

该片的编导关注作为具像的人在改革中表现出来的自身价值的体现，它着眼于把人和事写得更丰富和更善如善终。从这一点说，它更接近于传统电影，因此更易于为观众接受 。（《电影评介》评）

该片作为一部改革题材影片，它的误区不仅仅在于“阎青天”作为银幕形象与乔光朴、李向南们的雷同与重复，更在于编导未能摆脱东方式的审美情感，为阎市长涂上理想主义的色彩，把他作为“真善美”的人格化身，让观众去仰视膜拜；还在于阎鸿唤这一形象的潜意识中残存着救世主的封建意识，而这一点又以“阎青天”催促干部子弟腾房让房一场戏最为突出 。（《电影艺术》评）

该片部分突破了城市改革题材电影的既定框架，诸如市级领导层内由对立变成理解，改革从个人英雄主式的孤独、超前的搏击变成人民群众的共识、共同的实践等，但无可否认影片在主要方面却表现出它是在过去的惯例上做原地踏步乃至后退。影片营造的是一个痛快而不深刻、昂扬而少深沉的影像世界。（《宁波日报》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