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发》是葛亮创作的中篇小说，首发于《十月》2020年第5期。该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理发师与理发店的故事，深入探讨了“头发”在不同代际和场域中的隐喻意义。葛亮通过这部作品，不仅追忆了逝去的时代，也表达了对前现代经营方式的致敬。小说中的理发师被视为手工业时代的能工巧匠，他们的手艺不仅是商业利益的象征，更是匠人尊严的体现。葛亮在小说中展现了对上海市、香港特别行政区文化精神的不同理解，以及对历史变迁的深刻洞察。

《飞发》讲述了“乐群”和“温莎”两家理发店及其主人的故事，展现了两代人、一个行当、一座城在大时代中的命运沉浮。翟玉成的“乐群”理发室代表了典型的广东省“飞发”，而庄师傅的“温莎”则代表了上海理发的手法。翟康然自幼崇尚西式风尚，与父亲翟玉成对理发有着截然不同的体认。小说中，翟玉成和翟康然因理发理念的不同而产生冲突，最终在时代的淘洗下殊途同归。

葛亮，原籍南京，现居香港特别行政区，文学博士，在高校担任教席。著有小说《北鸢》《朱雀》《七声》《戏年》《谜鸦》《浣熊》《问米》，文化随笔《小山河》等。作品译为英、法、意、俄、日、韩等国文字。曾获首届香港书奖、香港艺术发展奖、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等奖项。长篇小说代表作两度入选“《亚洲周刊》华文十大小说”，亦获“中国好书”奖、“华文好书”评委会特别大奖等。

翟玉成早年混迹香港娱乐业，外号“孔雀仔”。他的相貌可称得上清秀，但并非特别出众或个性张扬。明确自己不适合这一行之后，毅然在北角开了一家“孔雀”理发公司。经营“孔雀”是翟玉成一生的高光时刻，他也因此见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身“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与衰败史。后来他因江湖纷争，被人弄断手指，与新婚妻子郑好彩退居明园西街开了“乐群理发”。翟玉成的理发室，属典型的广东省“飞发”，无论手法还是服务，都散发着粤港的“街坊精神”。得知儿子翟康然拜入上海市理发师傅门下，翟玉成以断指明志，“两父子，今后桥归桥，路归路。”

翟康然

翟康然自幼有“反骨”，崇尚的是西式风尚、时代潮流，他和父亲反目的原因就在于对理发这门手艺有着截然对立的体认。翟康然的师承为“海派”理发，以追求时髦品味为能事，天然与讲究务实的“广式”飞发分庭抗礼。这自然不光是审美观念的差异，也包括生存乃至生活的态度的不同。而在小说的最后，其父子的和解，不仅是代际，也便象征着行业的两支主脉，在时代的淘洗下殊途同归。

自《北鸢》《朱雀》始，葛亮便建构了想象中的历史风情，那种穿越时光的怀旧和别样的抒情让他的时间和故事拥有了轻盈的美学质地，以此形成了他愈发强烈的辨识度和自成一家的风格。《飞发》中记叙的老旧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上海往事以毛果的眼光凝望了大时代中的风云变幻、光影流动，只不过它以内聚到“孔雀”“乐群”和“温莎”理发店的兴衰中摹刻出双城的历史更迭和文化变迁。葛亮的小说中始终隐藏着他的“野心”，无论是波澜壮阔的史诗之卷，还是小人物的日常光景，涌荡于其小说肌理的是久违的乡愁和跃动着感伤落寞情绪的疼痛。于是，葛亮不断地寻找着抵达历史的抒情之道，“把持续的书写作为抵抗时间的方法，让落在字面上的文字成为生命与历史的见证，葛亮在历史加速的时代践行了叙事的抒情考古学。”然而，葛亮的仿古或者拟古之思并不意味着他要成为绝对的历史复古主义者，而是试图在“飞发”的体察和追忆的文脉中明鉴未来。那些谙熟特定技艺的匠人不仅单纯是手工艺人，更重要的在于他们还是民间世界中文化传播的使者。

在葛亮看来，“作为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古老民族，历史感对于我们每个中国人而言，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家国情感，而匠人精神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想匠人精神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不论在顺境或逆境中，对于行业的热爱与尊严感，都会鼓励我们一路前行。”就现实的历史体验而言，葛亮将南京视为写作的温床，而将香港特别行政区确指为其写作的磁场，从南京到香港既是空间地理上的位移之变，同时更是启悟葛亮历史书写的精神原点，如同小说中的翟玉成和庄锦明一般，从香港的“孔雀”到上海的“温莎”，“飞发”的故事便始于斯而终于斯。“孔雀仔”翟玉成本是深爱着电影和戏剧的理想主义者，而后中断了自己的演艺事业转而成为打理理发公司的生意人。在香港工业繁荣的历史契机中，翟玉成短暂性地成了商业场中的“弄潮儿”，而工潮令其瞬时陷于窘境而难以独善其身，只能够在《岁月无情》的旋律中读懂壮志难酬并有滔滔不绝的感触。与翟玉成商业神话的覆灭相伴随的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早期历史的变化，于是，个人的奋斗史与家国之骤变以辩证的方式彼此掩映。“飞发”是庄锦明家的世业，彼时虽说上海市的理发业未成夕阳行业，但是全球化的既定现实也迫使其失掉了昔日不可一世的辉煌，上海本身所代表的繁华、时尚和前卫却也只能成为昔日不可复现的传说。于是，当庄先生选择在春秧街另开新店时便具有了某种不言自明的革命意义。时过境迁后，“孔雀”只能“存活”于人们对于过去时代的眷恋和谈资中县；“温莎”被迫停业，只能成为港岛民俗博物馆的陈列之物；而“乐群”只能安放翟师傅晚年无所寄托和无法斩断的执念。

总之，“飞发”所牵动的是作为时间的历史与文化想象之间形成的巨大裂隙和沟壑。葛亮以翟师傅的死亡为叙事的终点，让毛果以“现代人”的目光完成了对于“前现代”历史光景的文化想象和认同。“他把时间带给人事的迷乱与惶恐，通通化作怀旧的凝视；又把怀旧的凝视再度还原为大时代里人们的挣扎与无奈。”此外，《飞发》之特质还在于葛亮对于“飞发”小考、“飞发”暗语、“三色灯柱”之详尽考证，当然，葛亮绝对无意于建构小说中的知识考古学，而是意在以此复活那些行将被遗忘的“历史”。广府、上海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三重文化镜像中折射出了带着情感温度的历史，葛亮借由历史的时光机确指了新的自我认同。

《飞发》首发于《十月》2020年第5期，后入选《瓦猫》《收获文学榜2020中短篇小说》《飞发》等选本。

2020年1月5日，第十二届“万松浦文学奖”获奖作品揭晓。葛亮的中篇小说《飞发》获得小说奖。

2020年12月19日，《飞发》荣登2020年度松山湖·《十月》年度中篇小说榜。

2020年12月28日，获得2020收获文学榜中篇小说榜第5名。

2021年1月，《飞发》入围2020年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优秀中篇小说名单。

2021年1月，葛亮的中篇小说《飞发》获得第十二届“万松浦文学奖”。

2021年9月，凭借作品《飞发》，《十月》2020年第5期入围第六届华语青年作家奖。

2022年8月25日，第8届鲁迅文学奖在北京揭晓，香港特别行政区作家葛亮的作品《飞发》获中篇小说奖。

2022年9月22日，第七届北京十月文学月启动活动，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举行。葛亮的中篇小说《飞发》获得首届十月年度优秀作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