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是指人类利用水域中生物的物质转化功能，捕捞和养殖鱼类和其他水生动物及海藻类等水生植物以取得水产品的社会生产部门，其广义上分为海洋渔业和淡水渔业，狭义上分为水产养殖业和水产捕捞业，具有再生性、多样性和脆弱性。

渔业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产业，涵盖了水生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养护和管理，涉及经济、社会和科技等多个领域及其知识体系。其学科领域以渔业科学为核心，融合了基础生物学、生态学、工程技术、管理科学等多个分支学科。

渔业的产业对象包括水生动物、植物和微生物，通过养殖、捕捞、加工流通、增殖、休闲服务及装备制造等方式，实现对水生生物资源的充分利用。渔业的目标是从这些资源中获取食物、生产原料和其他物质资料，为国民经济、农民收入、食物安全和营养安全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渔业的发展不仅加强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还确保了优质蛋白的有效供给，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渔业是指人类利用水域中生物的物质转化功能，捕捞和养殖鱼类和其他水生动物及海藻类等水生植物以取得水产品的社会生产部门。

人类渔业捕捞活动可追溯至约4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当时欧洲、亚洲和非洲等地已使用石制、细石器和骨角器，其中非洲出现骨制捕鱼工具，欧洲发现鱼叉等捕鱼工具，东亚的田园洞人骨骼分析显示其长期食用淡水鱼类。大约2万年前，冰河时期结束，人类生活习惯随气候变暖而改变，采集和渔猎经济显著发展。旧石器时代晚期，带倒钩的鱼叉捕鱼已普遍。其中，中国周口店文化层出土的遗迹显示约1.8万年前已有渔网坠和草鱼骨；法国科斯奎洞穴壁画约1.6万年前，描绘了用鱼叉捕海豹的场景。

中石器时代，人们继续使用直接打制的大型石器，同时细石器工艺发展并占据主导，出现几何形细石器和复合工具。人们从水域获取更多鱼和贝类为食。在欧洲遗址中发现捕鱼工具、石斧和渔业用木制物品，如独木舟、船桨等，包括在英国的斯塔卡遗址的木桨。此外，贝冢作为重要的渔业遗迹，在欧洲中石器时代和日本绳纹时代均有发现。

随着农业和陶器的普及，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渔业捕捞技术和能力得到显著发展。在中国，约7000年前河姆渡人使用渔船捕鱼，约5000年前三里河人主要以捕捞海鱼为生。这一时期的捕鱼工具包括骨制鱼镖、鱼叉、鱼钩以及石、陶网坠等，表明当时已有多种捕捞方法和工具，如摸鱼、打鱼、射箭、叉鱼和网捕等。

澳大利亚东南部的原住民族（Gunditjmara）早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就开始了对鳗鱼的养殖活动，他们将Condah湖周边约100km²的火山漫滩精心改造成复杂的沟渠和水坝系统，用于编织陷阱捕捞鳗鱼，并养殖以供全年食用。

古埃及人早期便使用多种工具和方法在尼罗河中进行捕捞，如芦苇船、渔网、鱼梁篮、鱼叉等，其中还有带倒刺的金属鱼钩。主要捕捞品种包括尼罗尖吻鲈、鲶鱼和鳗鱼。此外，埃及人还将钓鱼作为消遣活动。

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750年，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使用铜鱼叉捕鱼，而在公元前1世纪，古印度的Pandyas王朝因珍珠采集和贸易而繁荣，其港口城市Tuticorin在深海珍珠采集方面尤为出名，当地社区因珍珠贸易而富裕，积累了丰富的航海和渔业知识。

古希腊文明时期（公元前2000年—公元400年），诗人OPPIAN OF CORYCUS撰写了《Halieulica》（或称《Halieutika》），这是已知最早的捕鱼典籍，详细介绍了手抛网、抄网、鱼叉、三叉戟及捕鱼陷阱等渔法渔具。历史学家POLYBIUS也记载了使用装有倒刺钩的鱼叉捕捞旗鱼的方法。此外，在希腊岛和沿海地区，新鲜鱼类和海鲜（如鱿鱼、章鱼、贝类）深受欢迎，且常被运至内陆出售；雅典居民常食沙丁鱼和凤鲚，多以腌制方式保存；科帕斯湖边的石碑记录了公元前3世纪的鱼类价格。

古罗马时期的镶嵌画和壁画记录了丰富的捕鱼场景，包括使用鱼竿、鱼绳、渔网从渔船上捕鱼。画中描绘了多种海洋生物，如海鳗、龙虾、海胆、章鱼、十腕总目等。罗马神话中的海神尼普顿（波赛冬）手持三叉戟的形象也频繁出现。古罗马人喜爱食用海鱼，地中海在“古典时代”已存在大型商业海鱼捕捞活动。

其他地区的渔业情况包括：古秘鲁摩西人的镶嵌画描绘了渔民形象；古以色列人广泛食用淡、海水鱼，鱼类遗骸显示他们食用多种鱼类，包括地中海及红海的水产品；太平洋西北部的原住民印第安人使用大型独木舟航海捕鱼；日本有3000多年使用刺网捕捞的历史，其江户时代文献记载丰富。

苏美尔人约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1763年间，在两河流域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喜欢食用和养殖多种鱼类，其中记载鱼类多达50余种，他们创造了早期的水利灌溉系统并在此养殖鱼类。

古罗马人在公元100年左右开始尝试在淡水和咸淡水池塘中养殖鱼类，如地中海海鳗和羊鱼属鱼类，并在海岸潟湖中养殖牡蛎科。约3500年前，古埃及人开始养殖金头鲷。此外，中国养鱼历史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殷墟甲骨文卜辞中提到的“圃鱼”，暗示公元前13世纪就有养鱼活动；另一种是《诗经》中描述的周文王养鱼情景，推测可能养的是鲤鱼。

大约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初年，人类在这一时期发明了保存水产品的方法，如烹饪、风干和腌制。其中，四大文明古国人食用鲜鱼和鱼干；古希腊雅典居民常吃腌制的沙丁鱼和凤尾鱼；古罗马人则特别喜爱制作鱼酱，并在罗马时期的食谱中记载了36种鱼酱的制作方法；古以色列渔民为内陆地区提供鱼类，因保鲜需求，鱼类常被熏制、风干或腌制；尼罗尖吻鲈遗骸在埃及被发现，推测为熏制或风干后准备出口到古近东；耶路撒冷有著名的“鱼门”，因附近的鱼市场而得名，显示了一定规模的鱼类贸易；因纽特人则擅长腌制鱼类并窖藏。

大约1050年前后，人类的鱼类消费模式转变，从淡水鱼类和洄游鱼类转向海洋鱼类。而7至10世纪的鱼骨多为河流和池塘鱼类，但11世纪起，鲱鱼、鳕科鱼类等海洋鱼类成为主流，这表明英国在11世纪可能已将渔业重心转至海洋捕捞，此现象也在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中普遍存在。

鳕鱼贸易是世界历史悠久的贸易之一，起源于维京时期，并持续了约1000多年。挪威卑尔根镇作为南北贸易中心，鳕鱼干是其重要的出口商品，曾占据出口量的90%。然而，由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英国商人在14世纪末期被排除在卑尔根的贸易之外，开始自行在挪威捕鱼。到14世纪末期和15世纪初，英国渔船不仅在挪威捕鱼，还开始在冰岛捕鱼，尽管冰岛曾拒绝其入渔申请。

夏威夷原住民早期建造了海洋鱼塘，例如1000年前的Menehune鱼塘；在中欧，基督教修道院引进并使用了罗马的养殖方法，盛行于修道院花园；法国也于11世纪起开始池塘养鱼技术，12-13世纪在欧洲迅速发展，以应对淡水鱼类减产。此外，捷克的Trebon盆地保留有15世纪的鱼塘；法王腓力四世早在1289年便颁布禁令，限制了多种捕捞方式和使用季节。

中国渔业的源头可追溯到远古时期，有据可依的鱼类养殖即使从商代后期算起，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渔业从最初的仅限于提供食物的渔猎活动逐步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产业门类。20世纪后期以来，中国渔业已成为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提供蛋白质供应和重要物质原料的综合性产业。

距今10000至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人类使用兽角和兽骨制成的捕鱼工具从水域捕捉水产品。伏羲时期开始用结绳制成的渔网捕鱼，并发明木制舟楫。夏商周时期渔业发展迅速，渔捞工具多样，并出现桨、橹、帆等提高渔船性能的装备。商代后期出现鱼类养殖，周王也开始人工养鱼。唐宋时期，淡水捕捞业发展，专业渔民出现，渔网广泛使用，近海捕捞技术先进。宋代池塘养鱼技术多样化，发展滩涂养殖新技术。元代以后，渔业生产发展缓慢。

1903年晚清政府设立商部，张骞建议成立渔业公司。1905年浙江渔业公司成立，张謇购买德国渔轮“福海”号，标志近代渔业技术革命的开始。1908年，广东和山东省也分别创立渔业公司，推动了中国渔业的新发展。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政府成立，渔业管理划归实业部。随后农林部设立渔业局，专司渔政。至1936年，全国拥有拖网渔轮10艘、手缲网渔轮150余艘。同期，有识之士提倡新学，重视渔业人才培养与科学试验。1910年和1912年分别在天津和上海建立水产讲习所与水产学校，随后山东、奉天、浙江、福建、广东等省也陆续设立水产职业学校。1917年，烟台成立山东省立水产试验场。然而，因中华民国时期战乱频发，中国渔业发展整体缓慢。

1978年至1984年是中国渔业的恢复发展阶段。本时期中国渔业取得显著发展成果。渔业总产量从465.35万吨增至619.34万吨，年均增长4.88%。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年均增长5.83%，淡水养殖产量增长更为迅猛，年均增长率高达15.51%。同时，海洋和淡水捕捞产量也实现稳步增长。

本时期内在国家鼓励渔业生产的政策引导下，海水养殖、淡水养殖、海洋捕捞和淡水捕捞的产量均实现了稳步增长，尤其是淡水养殖的增长速度尤为显著，显示出渔业生产的积极恢复态势。其次，由于当时实行水产品统购统销政策，价格受到严格限定，销售也受到限制，导致市场不够活跃，供不应求的情况普遍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渔业生产积极性的发挥，使得水产品的生产潜力未能得到充分挖掘，吃鱼难的问题仍然存在。

1985年至1994年是中国渔业的快速发展阶段。此阶段水产品总产量从705.18万吨增至2515.69万吨，年均增长15.17%。海水养殖产量迅猛增长，年均增长率达26.83%；淡水养殖和淡水捕捞产量也实现稳定增长。海洋捕捞产量亦有显著提升。

本阶段广大渔民的生产积极性被充分调动，海水养殖、淡水养殖、海洋捕捞、淡水捕捞的产量均实现大幅增长，成为改革开放后水产品产量增速最快的时期。1991年，水产养殖产量首超海洋捕捞，标志着渔业发展从狩猎型向养殖型成功转变，吃鱼难问题初步解决。然而，近海捕捞产量剧增，捕捞能力超过资源承载力，造成压力。此外，1985年中国远洋渔业正式起步，为渔业发展开启新篇章。

1995年至2005年是中国渔业的扩量发展阶段。此阶段中国水产品总产量稳步增长，年均增长率达4.12%。其中，海水养殖和淡水养殖产量增长较快，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31%和6.3%。而海洋和淡水捕捞产量增长相对平缓，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21%和3.88%。

本时期内水产养殖业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其产量占比显著上升，尤其是淡水养殖的增长更为突出，显示出水产养殖业的巨大潜力和发展前景。其次，渔业资源养护和利用受到更多关注。国家通过实施一系列保护管理制度，如海洋伏季休渔、长江禁渔期等，以及推进减船转产措施，有效减缓了捕捞产量的快速增长趋势，优化了渔业产业结构，为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006年至2011年是中国渔业的稳步发展阶段。本时期中国水产品总产量稳步增长，年均增长率约为1%。其中，海水养殖和淡水养殖产量增长较快，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17%和5.93%。相比之下，海洋和淡水捕捞产量增长相对平缓，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8%和0.26%。

本时期水生生物资源养护成为国家战略，养护力度显著增强，成功遏制了海洋捕捞强度的上升趋势，海洋捕捞产量占比进一步下降。同时，水产养殖继续迅猛发展，产量占比超过七成，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水产养殖产量超越渔业捕捞产量的国家。

2012年以来是中国渔业的转型发展阶段。2012年至2017年期间，中国水产品总产量稳步增长，年均增速3.21%。其中，海水养殖和淡水养殖产量增长较快，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9%和3.82%。相比之下，海洋和淡水捕捞产量增长较为缓慢，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1%和1.36%。

本阶段渔业发展的主要特征是持续推动渔业转方式调结构。一方面，通过加大减船转产力度，海洋捕捞产量实现稳中有降，其占总产量的比重降至20%。另一方面，积极促进水产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水产养殖产量平稳上升，其占水产品总产量的比重提升至75%以上。这些变化体现了渔业发展向更加可持续和高效的方向转变。

渔业是人类最古老的产业之一，其历史可追溯至远古时期，人们使用兽角和兽骨制成的鱼叉或鱼鳔等工具从自然水域中捕获水产品。随着渔船的出现及浆、橹、帆的发明，捕鱼活动的范围和收获物大幅增加。近代以来，蒸汽机渔船的出现标志着渔业进入了新的时代，而柴油机的应用进一步推动了渔业的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合成纤维逐渐取代天然纤维成为渔网的主要材料，渔船、渔具、渔业机械等也日趋先进。同时，冷冻、冷藏和加工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渔港和配套设施的完善，都极大地促进了捕捞业的发展。

水产养殖是人类主动、定向利用水域资源的重要方式，是自然与人工过程的有机结合。中国作为水产养殖的故乡，具有悠久的养鱼历史，并最早认识到其在水产品生产中的重要性。多年来，中国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法律确立了以养殖为主的渔业发展方针，水产养殖产量持续增长，并于1988年超过了捕捞产量。随着时间推移，中国水产养殖产量已占世界总量的显著比例，养殖的生物种类超过200种，涵盖各大生物门类的经济种类。淡水养殖以鱼类为主，而海水养殖则展现出不同的产业结构特点。

中国近代水产加工业从清末起步，初期依赖自然冰冷藏、盐腌等传统加工方式。新中国成立后，水产加工业逐渐发展壮大，国营水产公司设立加工厂，并开始探索海带的综合利用。至20世纪80年代，水产加工业迎来重要发展时期，引进国外先进生产线，并推进海藻加工产业的形成。进入21世纪后，随着政策支持和技术创新，水产品加工业加速集群化发展，并朝着精深加工和多元化应用领域延伸。至2016年，全国水产加工企业数量庞大，加工能力显著提升，加工品总量达到显著水平。

中国内陆水域增殖渔业的发展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以“四大家鱼”的人工繁殖成功为起点。随后，中国科学家提出了“种鱼、种海”等海洋农牧化设想，并开始了标志放流研究。80年代，在黄海海州湾进行了人工鱼礁的试验性投放，开启了对虾、海蜇等大规模增殖活动，逐步形成了规模化的增殖渔业。进入21世纪，中国的人工鱼礁和海洋牧场建设迅速发展，形成了多处以投放人工鱼礁和增殖放流为主的海洋牧场。增殖渔业的对象主要是经济价值高且易于苗种培育和放流的地方种群，以及一些经济价值高、长距离洄游的种类。

休闲渔业是古老而新兴的产业，融合休闲娱乐、观赏旅游、生态建设、文化传承、科学普及及餐饮美食等元素。它依托渔业资源及人文风情，突出产业特色，强化文化、科技及增值能力，对拓展渔业功能、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促进渔民转产转业、增加收入、丰富城乡居民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全面建设渔区小康社会。

中国渔业发展经历了从以捕捞业为主到确立“以养为主”方针的转变。早期，国家认识到单靠捕捞不能满足水产品需求，提出了“养捕并举”的指导思想。然而，长期以来，捕捞业占据主导地位，导致天然渔业资源衰退。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颁布实施，明确了“以养殖为主”的发展方针，推动了水产养殖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充分利用内陆水域、浅海滩涂等资源，使水产养殖成为渔业增产的主要领域，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渔业发展之路。

中国水产养殖业建立了以高生态转换效率和高生物量产出为特色的体系，显著提升了水生生态系统的食物供给功能。2018年，淡水养殖产量占水产养殖的六成，其中鱼类产量占大头。淡水养殖中，滤食性、草食性和杂食性鱼类产量占比超过八成，对鱼粉需求低，如鲢、鳙为滤食性鱼类，草鱼为草食性鱼类。海水养殖中，不投饵的贝类和藻类产量占比高达八三成。投饵养殖中依赖鱼粉为蛋白源的鱼类和甲壳类产量仅占三成九。中国水产养殖的营养级相对较低，远低于欧美以鲑鳟鱼类为主的养殖水平，显示出其独特的生态和经济优势。

中国开发出因地制宜的水产养殖新模式，实现养殖与生态的和谐共生。稻-渔综合种养，基于稻田养鱼的传统，利用水稻与水生动物共生互利，减少化肥农药使用，产出优质农产品，实现农渔共赢。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借鉴“桑基鱼塘”理念，科学配置动植物，提升养殖效益，改善生态系统。这两种模式理论基础扎实、技术成熟，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显著，引领中国特色生产模式，为环境友好型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提供保障。

自1995年起，渔业主管部门实施了多项保护管理制度，如海洋伏季休渔、长江禁渔期等。然而，由于市场开放和利益驱动，捕捞渔船数量激增，给渔业资源带来巨大压力。过度捕捞导致资源严重衰退，渔获物品质下降，捕捞效益明显降低。同时，人类活动破坏水生生物栖息地，水域生态环境恶化，主要产卵场和索饵育肥场功能退化。为此，2006年国务院发布《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提出资源保护与增殖、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域生态保护等行动及保障措施，为全面提升水生生物资源养护管理水平设定了目标。

日本渔业由远洋渔业、近海渔业、沿岸渔业和养殖业组成，渔业生产中海洋捕捞占的比重较大。2015年渔业生产量约470万吨，其中海洋捕捞量约360万吨，海水养殖量约110万吨。2018年，日本水产品总产量约377.4万吨，居世界第10位；其中水产养殖产量约64.3万吨，居世界11位。主要渔获种类有北方蓝鳍金枪鱼类、鲑鱼类、沙丁鱼、日本竹筴鱼、秋刀鱼、日本鲭、鱿鱼、鲆鲽类等。主要养殖对象包括海藻、鰤鱼类、鲆鲽类、鲷鱼、鳗鲡、牡蛎科和扇贝等。

日本渔业中，海洋捕捞占据主导地位，尽管近年来连续减产，但大部分产量仍来自海洋捕捞。主要渔获品种包括金枪鱼、鲣鱼等。2005年，部分鱼类产量有所波动，如鲭鱼产量上升，而沙丁鱼、扇贝、鲑鱼等产量下降。同时，不同鱼类的生产额也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海洋捕捞总产量和生产总额均略有下降。在海水养殖方面，近年来产量一直保持在120万吨以上。2005年，海水养殖总产量较最高年份有所减少，但总产值略有增加。其中，鱼类和贝类的养殖产量和产值各有不同的变化。

日本的水产品主要包括盐藏品、干制品、调味品、冷冻食品等多种加工品。2005年，除干制品加工量增加外，其余加工品如冷冻食品、盐藏品和调味品的加工量都有所减少。作为水产品消费大国，2004年日本的水产品消费量为1048万吨，其中食用水产品占80%，但自给率较上年有所下降，主要是因为国内生产减少而进口增加。2005年，海藻类的自给率仅为65%。

日本国内有203个主产地渔港，2005年起水量与上年相近，但起水总额有所下降。其中，烧津、铫子市等六个渔港的起水量超过10万吨。同时，日本有约900个产地市场，但流通量和金额在减少。为此，日本于2001年制定了方针来推动市场整合，至2005年已减少33个市场。此外，日本十大都市设有中央批发市场，但成交价格总体呈下降趋势。

日本进口水产品以鲜活产品为主，2004年进口总量和金额均有所增长，但较过去高峰仍有下降。主要进口产品包括虾、鲔鱼和鲑鳟类，进口额均超过1000亿日元。同年，日本水产品出口量和金额也有所增加，首次突破40万吨大关。在进口来源方面，中国大陆和美国是日本的主要供应国，分别以鳗鱼加工品、蟹加工品和冷冻虾、鳕鱼籽等为主要进口品种。

日本在海洋渔业管理方面采取了多项措施。自1996年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后，日本引入了TAC制度和出口规制制度，加强对渔业资源的管控。2001年，又制定了《水产基本法》，启动资源恢复计划，并实施了渔获努力量的总体规制制度。这些法律法规不仅规定了可捕量、渔船数和马力数等限制，还设立了禁渔区和禁渔期，限制渔具渔法和可捕尺寸。此外，日本还注重渔业资源的保护和增殖。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并建设人工鱼礁，以改善渔业生态环境。这些措施有助于恢复渔业资源，保障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日本还重视渔业产业的发展，鼓励渔民使用更可持续的捕捞技术，发展渔业养殖和休闲渔业，以提高渔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截至2005年11月1日，日本渔业就业人数较上年减少3.7%，主要原因是渔业捕获量减少和生产规模缩小。就业者中男性占83.7%，女性占16.3%，均比上年减少。年龄分布上，60岁以上占比最多，年轻人比重逐年降低。同时，渔民的平均收入、支出和个人所得也有所下降，其中燃料费、折旧费和员工费是主要的支出项目。小型定置网渔业的收入、支出和个人所得也呈现下滑趋势。

20世纪初以西底拖网渔业就已经到达中国东海和黄海作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渔业发展迅速，1960年渔业生产量超过600万吨，1973年超过1000万吨，并于1984年达1280万吨的历史纪录。

1984年后，随着远洋渔业的衰退及沙丁鱼资源的崩溃，日本的渔业生产量从20世纪80年代末急剧减少，2000年减少到630万吨；2000年以后，日本渔业生产依然呈现下降趋势；2015年，日本渔业产量为470万吨，仅是1984年的36%。80年代渔业生产量世界第一的日本，已被中国、欧盟诸国、美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印度及越南等国家或地区所超越。

日本渔业的生产值也从1982年的29772亿日元，下降到2015年的15916亿日元。2015年的产量为36万吨，仅是高峰年的8%，该年日本的水产品贸易逆差为151亿美元。以黄线狭鳕为主要渔获对象的北太平洋底拖网渔业和在中国东海、黄海作业的以西底拖网渔业相继衰败，仅存续以北方蓝鳍金枪鱼类为捕捞对象的远洋围网和延绳钓渔业，但作业空间和捕捞限额都在金枪鱼类国际管理机构的严格管控之下。

2022年，日本渔业从业人数降至12万人，而2008年约22万人。此外，因秋刀鱼和枪乌贼遭遇渔荒，2022年日本渔业与养殖业的产量为392万吨，较上年减少了24万吨。

日本渔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为其带来可观的产值，同时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支撑食物系统稳定。尽管近年来人均鱼类消费量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较高水平。消费偏好也在变化，从鱿鱼和虾转向三文鱼、北方蓝鳍金枪鱼等品种。渔业不仅是渔民主要收入来源，也为经济提供就业保障。2018年，日本渔民总数稳定，新进入行业人数逐年增长，渔民平均收入可观。

加拿大三面环海，拥有世界上最长的海岸线和广阔的海域，渔业资源丰富。其渔业以捕捞业为主，大西洋海域的捕捞产量和产值尤为突出，主要捕捞种类包括龙虾和雪蟹。加拿大渔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虾蟹类占比大，其中龙虾产值极高，大量出口至全球。加拿大重视渔业可持续发展，实施严格的捕捞配额管理，并采用生态友好的捕捞方式。

加拿大捕捞渔业以海洋捕捞为主，占捕捞总量的97%，淡水捕捞仅占3%。商业和休闲渔业均重要。2021年，加拿大商业性海洋渔业总产量73.3万吨，产值46.4亿加元。其中，大西洋海域产量占80%，产值占91%。主要捕捞种类包括虾蟹类和贝类，总量40.3万吨，产值41.3亿加元；鱼类捕捞量约31.4万吨。龙虾和巨大拟滨蟹为产值最高的捕捞种类，均产自大西洋水域。其他虾蟹类总产量8万余吨，产值略低于鱼类但远超贝类。按产量排序，大西洋龙虾、大西洋鲱、雪蟹或女王蟹等为主要捕捞种类。

加拿大自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养殖虹鳟和牡蛎科，早期发展缓慢。直至70年代，大规模鲑鱼养殖的兴起推动了水产养殖业的发展。随后，养殖规模和品种逐步扩大，至2021年已涵盖约40个品种，但各品种产量相对较低，故养殖业在渔业总量中占比仍小。2021年，加拿大水产养殖产量和产值分别为19.1万吨和13.4亿加元。主要养殖种类按产量排序为鲑鳟鱼类、青口贝、牡蛎、蛤类等，其中鲑鱼养殖业的产量和产值最高，占水产养殖业总产量的63%和总产值的74%。主要鲑鱼品种包括大西洋鲑、帝王鲑、银大麻哈鱼等。水产养殖业为加拿大提供了大量工作岗位，尤其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新不伦瑞克等地区养殖业较为发达。

加拿大渔业由渔业与海洋局负责管理，以《渔业法》为基本法，实施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管理。加拿大拥有完善的渔业监督、管控和调查制度，强调科学决策、环境影响控制和严格执行政策法规。与《渔业法》相衔接的管理规定体现生态系统管理理念，重视栖息地保护和资源养护。政府对主要捕捞种类进行全面资源量评估，并采取多项措施管控捕捞，如总量控制、配额管理、许可证制度、网目限制、分选栅格使用、生态敏感区禁令、渔业监察和上岸水产品监测等。这些措施有效控制了捕捞总量，减少了兼捕种类，保护了渔业资源。

海洋渔业资源主要分布在东海、南海和黄海等海域，主要捕捞种类包括鱼类、虾类、蟹类、贝类、海参等。其中，鱼类是最主要的渔业资源，包括大黄鱼、鲅鱼、鲍鱼、鲔鱼等。

淡水渔业资源主要分布在江河、湖泊、水库等水域，主要养殖种类包括鱼类、虾类、蟹类、贝类等。其中，草鱼、鲢、鳙是淡水养殖的主要品种。

水产养殖业是在指自然或人工水域中饲养或栽培水生动植物的产业，是人类主动、定向利用水域资源的重要途径，是自然过程和人工过程有机结合的生产方式。水产养殖业主要包含海水养殖、内陆养殖。海水养殖是利用沿海的浅海滩涂养殖海洋水生经济动植物的生产活动，内陆养殖指在内陆水域进行的各种水生动植物养殖。行业的产品包括鱼类、虾类、蟹类、贝类、藻类、海珍等。其产品主要为人们提供食用价值与药用价值，部分水产品能够为造纸、化工、纺织、服饰业等制造业提供原材料，为种植业提供肥料，为畜牧业提供饲料等。

水产捕捞业是指在海洋或内陆水域中捕获渔业生物的生产类别。水产捕捞业主要包含海水捕捞、内陆捕捞。海水捕捞指利用海水对各种水生动植物的养殖，内陆捕捞指内陆水域对各种天然水生动植物的捕捞。行业的产品包括鱼类、虾类、蟹类、贝类、藻类、海珍等，其产品主要为人们提供食用价值与药用价值，部分水产品能够为造纸、化工、纺织、服饰业等制造业提供原材料，为种植业提供肥料，为畜牧业提供饲料等。

渔业资源是一种可再生资源，其再生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水生生物通过与水域自然环境的物质能量交换而不断生长繁衍，其再生效率受自然环境条件如饵料、空间等要素的影响。其次，人类也可根据经济需求，通过养殖、增殖等手段干预遗传资源再生产，再生效率既依赖于人类对水生生物及环境要素的认知和干预手段的先进性，也受限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

渔业多样性主要涵盖了水生生物资源的种类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栖息地多样性。保持适当的多样性对于生态系统的稳定、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水生生物种群的生存和演化至关重要。以中国为例，中国地域辽阔，水域资源丰富，从北到南跨越多个纬度，渔业多样性特征显著，包括多样的生态类型和栖息地，以及丰富的渔业种类。这些种类涵盖了暖水性、暖温性、冷温性和冷水性等多个类型，从鱼类、甲壳类到头足类等多种生物。

渔业脆弱性主要源于渔业生物系统的内在敏感性和外部干扰的复合影响。人类活动，如过度捕捞、环境污染、栖息地破坏等，以及气候变化，如周期性物理海洋变化和生态系统转型，都是导致渔业脆弱性增加的重要因素。这些影响因素不仅会导致渔业生物的繁殖能力下降，还会引发资源种类更替加快、性成熟提前、性别比例失调、基因衰退和多样性丧失等问题，从而给渔业带来巨大的损失。以全球为例，过度捕捞导致海洋渔业产量下降，不合理的养殖方式则引发了对虾养殖业的重大经济损失。而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亚洲等地区的水产养殖活动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食物供给是一个基本产出功能。植物性资源经光合作用将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并通过食物链传递能量，支撑动物性资源，为人类提供可再生食物。从远古渔猎到现代渔业，食物供给功能不断增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渔业恢复发展，人均水产品占有量大幅提升。渔业食物供给功能提升对就业、收入、食物安全等方面作用显著，同时也为改善膳食结构和质量、提高营养健康水平提供了物质基础。水产品富含高质量蛋白质、必需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即使少量摄入也能显著增强植物性膳食的营养效果，对低收入缺粮地区尤为重要。此外，水产品还为医药、生物制品等精深加工业提供原料。

渔业生物碳汇是渔业对生态环境的重要贡献，涵盖了多种养殖生物和自然资源对碳元素的利用。藻类、滤食性贝类和鱼类等通过光合作用或滤食浮游植物，直接或间接吸收水体中的碳，形成生物碳汇。同时，其他生物资源种类如鱼类、头足类、甲壳类和棘皮动物等也通过食物网机制利用碳，实现碳的转移和积累。这一过程形成了生物碳汇扩增效应，显著提高了水域生态系统吸收大气二氧化碳的能力。

有些大型藻类如海带，是高效的生物净化器，能利用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同时消耗水体中的氮、磷等营养物质，有助于净化水质和缓解酸化。养殖贝类和滤食性鱼类则作为生物滤器，滤食浮游植物和颗粒有机物，调节水体中营养物质的浓度，对环境产生显著的净化作用。这些生态功能不仅有助于预防生态灾害如赤潮，还能有效缓解水域富营养化。通过放养适量的滤食性鱼类，如鲢、鳙等，能显著降低水体中的氮、磷含量，可以减缓富营养化进程，显著改善水域生态环境。

渔业的非物质效用广泛而深远，涵盖休闲娱乐、文化传承、生态文明等多个方面。例如，中国视“鱼”为吉祥富裕的象征，鱼文化丰富多样，体现在石刻、玉雕、诗词等多种艺术形式中。历史上，观赏鱼养殖已盛行，展现了渔业的文化价值。随着社会发展，渔业在休闲娱乐和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愈发显著，催生了休闲渔业这一新业态。休闲渔业以文化为核心，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人们提供亲近自然的独特体验，传递着人、水、鱼和谐共处的深刻理念。

全球变暖对渔业有多方面影响。首先，海水温度升高降低了溶解氧含量，加剧了海洋缺氧事件，导致鱼类大量死亡和水体污染，形成恶性循环。其次，水温升高加剧了病毒性、细菌性等病害的频发，严重危害水产养殖业。此外，全球变暖导致巨型水母等生物数量激增，形成有毒的“水母潮”，给渔业带来严重危害。最后，全球变暖引发南北极冰山融化，海平面上升，干扰大洋环流和局部海流，影响了依赖海流进行洄游和繁殖的鱼类，进而对渔业产量和渔场形成造成负面影响。

酸雨会使河流和湖泊的水体酸化，导致许多鱼类无法适应酸性环境而大批死亡，甚至种群消失。据报道，瑞典、挪威和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已有大量湖泊受到酸雨的严重侵害，鱼类数量和种类急剧下降。在受影响的水域中，鱼类的繁殖能力下降，组织病变，甚至无法存活。这种趋势不仅影响渔业资源，也对当地生态系统和经济造成重大损失。此外，酸雨还可能影响水体的营养盐平衡，抑制浮游生物的繁殖，进一步影响鱼类的食物链。同时，酸雨对水生生物的毒害作用还可能导致水体中的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系统功能受损。

臭氧层被破坏后，其吸收紫外线的能力大大降低，会使动植物接受过量紫外线辐射的机会大大增加，减少渔业产量。紫外线辐射可杀死10米水深内的单细胞海洋浮游生物。实验表明，臭氧减少10％，紫外线辐射增加20％，将会在15天内杀死所有生活在10米水深内的鳗鱼幼鱼。

墨西哥溢油事件是美国史上最大环境灾难，因操作失误导致钻井平台爆炸，大量原油涌入墨西哥湾。此次事故泄漏大量石油，污染海域和海岸，损害湿地和海滩，对海洋生物和渔业造成严重影响。事故地区水质恶化，鱼类、鸟类和植物死亡，物种灭绝，渔业受灾，生态环境需数十年恢复。2011年6月，中国蓬莱19-3油田发生重大溢油事故，约3200桶油溢出，污染5500km2海域，尤其是周边和西北部海域。污染导致海水质量严重下降，油膜影响气体交换和光合作用，影响渔业。苯等污染物持久难降解，对渔业生物长期毒害，造成约13亿元经济损失。

随着工业发展，重金属污染已成为海洋环境的严重问题。汞、镉、铅等重金属因其来源广泛、难降解、易富集等特性，对海洋生态造成了巨大破坏。它们不仅破坏生态系统，还能引发渔业生物遗传变异，降低存活率，影响渔业产量，甚至威胁人类健康。

工业废水、农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不断排放，导致海洋水体富营养化，引发赤潮现象。赤潮已成为全球性的水环境问题，在中国沿海地区如辽东湾、渤海湾等地频发。赤潮生物的大量繁殖会阻塞鱼类鳃腔，致其窒息死亡。同时，赤潮生物的分解消耗大量氧气，造成渔业生物因缺氧而大量死亡，严重破坏生态系统，给养殖业带来巨大损失。

海洋灾害由自然或人为因素引发，导致海洋环境剧烈变化，对渔业产生严重影响。中国常遭风暴潮、海浪和赤潮等灾害侵袭，经济损失惨重。这些灾害导致鱼群分散，渔场受损，特别是中上层鱼类受影响最大，捕捞难度加大，鱼卵、稚鱼存活率降低，渔业产量减少。此外，海洋灾害还会摧毁水产养殖场，冲垮鱼塘，摧毁网箱，对渔业生产造成毁灭性打击。

由于过度追求经济利益，渔民使用违规渔具和渔网，甚至使用“三无”捕鱼船舶，导致大量海洋生物被捕捞，其中不乏未成熟的鱼、虾、蟹等，严重破坏了海洋生态平衡。过度捕捞使得有限的海洋渔业资源无法支撑严重的捕捞产能，海洋渔业资源因此严重衰退。据统计，近年来中国的海洋总捕捞量持续下降，虽然偶有增长，但整体趋势令人担忧。同时，海洋捕捞劳动力的增长并未带来相应的渔业资源增长，反而加剧了资源枯竭的速度。此外，过度捕捞还导致渔业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由于资源减少，渔民的收入也随之下降，许多地区甚至出现了渔民失业的情况。这不仅对渔民的生计造成了威胁，也影响了整个渔业经济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