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是翻译活动的核心人物，同时也是民族文化构建的关键角色。然而，在中国文化多元体系中，译者的文化地位长期被忽视，甚至出现边缘化的趋势。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性开始得到关注，并逐步深入探讨。译者的主体性体现在其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等特征上。

传统的翻译理论大致可分为“语言学前”和“语言学”两个阶段。无论是在“语言学前”阶段中译者面临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还是在语言学阶段中被视为翻译机器的状态，其背后的哲学基础都是二元对立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主张，思维作为一种客体的对立面，可以通过语言这一工具实现对客体的客观反映，从而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哲学解释学是西方哲学语言论转向后对翻译研究产生深远影响的一门理论。它颠覆了人文科学概论中的科学观，引入了时间与历史的维度。根据解释学的观点，理解的过程即是译者视野与原文本视野不断融合的过程。为了达成这种融合，译者必须主动超越自身视野，积极参与理解过程。在此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因其实现的能动性而得以凸显。

权力话语理论从社会文化的层面揭示了译者的被动性。该理论指出，社会中的所有行为均受到权力和话语的影响。因此，译者的翻译实践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所处时代环境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译者的主体性主要体现为其接受外部力量支配的一面。

目的论强调了译者主体性中的自我导向特性。该理论的基本原则是目的决定手段。即所有的翻译行为都由译者的特定目标所引导。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译者会运用多种能力和策略应对翻译中的挑战。

在实际的翻译活动中，译者主体性的三个要素——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发挥作用。翻译过程不仅限于文本的转化，还包括选择、理解和重构原文本以及文本后续的生命历程。

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引发了对翻译批评的新思考。首先，我们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审视译者及其作品。其次，目的成为翻译批评中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这些新视角有助于解决翻译批评领域的一些长期争论问题，如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翻译中调整手段的合理性以及翻译的标准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