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弘历（1711年—1799年），清高宗，清朝第六位皇帝，清世宗雍正帝第四子，生母为雍正帝甄嬛（追封孝圣宪皇后）钮钴禄氏。乾隆自幼受祖父康熙帝宠爱，在雍正帝即位后，于雍正元年（1723年）被秘密立为皇储，雍正十一年（1733年）封为和硕宝亲王。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帝去世后，弘历登基，年号“乾隆”。

弘历即位后，政治上实行“宽严相济”方针，在继承雍正帝政治遗产的基础上，调整了一系列严苛的政策，安抚宗室，整顿吏治；经济上鼓励垦荒，兴修水利，促进了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在执政中期达到了清朝“康乾盛世”的最高峰。在军事方面，乾隆通过一系列边疆地区战事，强化了中央政府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等地的控制，为近代中国的版图奠定了基础。在文化方面，弘历主持编纂了《四库全书》等文化典籍，为传统文化的保存与整理起了巨大作用，但同时也奉行“文字狱”的文化专制政策。在执政晚期，弘历宠信和珅，弊政丛生，导致吏治败坏、贪污盛行，社会矛盾加剧，清王朝进入由盛入衰的转折点。

在位六十年后，弘历于爱新觉罗·颙琰元年（1796年）禅位于皇十五子爱新觉罗·颙琰，但仍通过“训政”方式把持政权。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染病去世于北京市故宫养心殿，享年89岁。至此弘历实际掌握最高权力已长达六十三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实际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去世之后，弘历庙号奉为李治，谥号法天隆运至诚先觉熊养和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下葬于清东陵之清裕陵（位于今唐山市遵化马兰峪镇）。

爱新觉罗·玄烨五十年八月十三日（1711年9月25日），弘历出生于北京雍正帝府，生父为当时的雍亲王爱新觉罗·允禛，生母为钮钴禄氏（一说生于承德避暑山庄）。乾隆出生后虽排行第四，因长子爱新觉罗·弘晖、次子爱新觉罗·弘昀已夭折，实际为第二子。由于兄弟稀少，使弘历在日后皇位继承时缺乏竞争对手，没有面临雍正帝即位前诸王争位的局面。

雍正帝先后延请庶吉士富察·福敏、署翰林院掌院学士朱轼、徐元梦、翰林院编修蔡世远等名士，为弘历和第五子弘昼讲授儒家经典及历史典籍。弘历朱少连聪敏，学业进步很快，12岁以前就已“熟读诗书四子书，背诵不遗一字”，总是让一起学习的弘昼落在后面。这几位名师的教导，对弘历性格、志向、学识、爱好的形成，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后来弘历曾评价说，自己“于轼得学之体，于世远得学之用，于福敏得学之基”。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春，爱新觉罗·玄烨驾临雍正帝的圆明园赏花，第一次见到了12岁的乾隆，非常喜爱，随即带回宫中养育，祖孙二人几乎形影不离，培养出了深厚的感情。为了提高弘历的张春峰，康熙帝命他向皇二十一子爱新觉罗·胤禧学弓箭，向皇十六子爱新觉罗·胤禄学火器，在二人的传授下，弘历的骑射本领日见长进。

当年木兰秋狝，康熙帝带弘历到永安莽喀围场打猎，康熙帝射倒一只熊后，命弘历再射。当弘历刚上马时，已经倒地的熊突然立起扑来，弘历表现从容，控马避开。爱新觉罗·玄烨对弘历在此事中的临危不惧表现非常赞赏，称此儿“是命贵重，福将过予”，认为弘历的福气将会超过自己。

爱新觉罗·玄烨的格外宠爱，为乾隆日后立为储君产生了一定影响，雍正帝传位给弘历的诏书中就曾提到：“圣祖仁皇帝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育宫中，恩逾常格。”

雍正帝即位后，于雍正元年（1723年）将弘历的名字写入传位诏书，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殿匾额之后。虽然名义上是秘密立储，但雍正帝的一些行为已有暗示：雍正元年正月的祈谷礼，是雍正帝正式登基后的重要典礼，事后雍正帝单独召见弘历，赐予祭祀中的肉；同年年底，爱新觉罗·玄烨逝世一周年，雍正帝本应亲自前往清景陵祭拜，却命弘历代自己前去；乾隆的生母钮钴禄氏，早年位份不高，雍正帝登基后封为熹妃、进封熹贵妃，位份仅在皇后之下，高于其他皇子的生母。

雍正帝八年（1730年）秋，弘历将自己14岁以来的诗文挑出一部分，辑成《乐善堂文钞》，邀请了14位名人做序，其中包括爱新觉罗·硕塞爱新觉罗·胤禄、和硕果亲王爱新觉罗·胤礼、讷尔苏爱新觉罗·福彭，大学士西林觉罗·鄂尔泰、张廷玉等当朝权贵，均在序文中对弘历的才能和品德大加赞扬，为日后继位进行了舆论准备。

雍正十一年（1733年），弘历被封为和硕宝亲王，自此经常奉命主持祭陵、祭孔、祭社稷等重大祭祀活动。雍正十三年（1735年），贵州省苗民为反对改土归流，起而反抗清朝政府，雍正帝命乾隆与弘昼、鄂尔泰等人共同办理苗疆事务，这是弘历第一次接触实际政治。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一日，雍正帝在圆明园处理政务时偶感不适，未曾重视，二十二日深夜，病情突然加剧，爱新觉罗·硕塞爱新觉罗·胤禄、和硕果亲王爱新觉罗·胤礼和大学士西林觉罗·鄂尔泰、张廷玉等重臣应召入寝宫。二十三日子时，雍正帝去世，在鄂尔泰、张廷玉的提议下，总管太监取出雍正十年藏于圆明园的传位诏书，弘历跪拜受命 。随后，弘历宣布遵雍正帝遗旨，以庄亲王、果亲王、鄂尔泰、张廷玉为辅政大臣。九月三日，乾隆正式即皇帝位于太和殿，以明年为乾隆元年。

在即位初期，弘历即提出了“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认为爱新觉罗·玄烨尚“宽”，但到了晚年臣下“奉行不善”，造成了很多弊端；雍正帝即位后不得不济之以“严”，但臣下们以为雍正帝本心严厉，再度“奉行不善”，又造成了政令繁苛的局面。自己现在修正雍正帝的政策，同样出于不得已。通过这一说法，弘历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为政方针统一了起来，认为所不同的只在于因时制宜的具体手段上，这样就为自己改变雍正帝的一些政策提供了合理化的解释，规避了“违反祖制”的嫌疑。

在“宽严相济”的指导思想下，乾隆强调为政以宽，与民休息，实行仁政。即位当年，弘历即免去雍正十二年（1734年）以前百姓所欠钱粮，后陆续减轻多项农业和商业赋税，并对雍正帝时期一些过于严苛的政策进行调整，改革了耗羡归公、摊丁入亩、垦田升科中的弊端，停止了清丈土地、契纸契根法、营田水利等多项不合理政策，同时还兴修水利，进行了钱塘江海塘、黄河治理等多项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水利工程。在商业方面，与传统的轻商思想不同，乾隆重视商人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有计划地采取措施，禁止官府勒索商人，保护商业资本发展。

通过各方面的举措，乾隆在执政前期减轻了人民负担，缓和了社会矛盾，调和了统治集团内部关系，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整个社会经济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为日后的全盛局面奠定了基础。

在执政前期，弘历重视吏治，重视官员选拔，通过京察大计等形式对官员进行考核，对官吏不称职的考核标准进行细致规定，并对贪污官员严加惩治。对于王室宗亲，乾隆为避免宗室干政弊端，还做出了将其彻底排斥在最高权力机构之外的决定，从此形成了亲王宗室不入军机处的制度，相沿近120年。

在乾隆初年，朝野中存在着西林觉罗·鄂尔泰和张廷玉两大政治集团，经常产生冲突。聚集在鄂尔泰周围的大都是满族官员，聚集在张廷玉周围的大都是汉族官员，所以鄂张两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满汉官僚之间的矛盾。弘历身处两党之间，采取抑制手段，不让一派打压另一派，尽量保持平衡，避免更大的冲突和分裂。后来随着鄂尔泰的去世和张廷玉的致仕，弘历通过一系列手段，逐渐清除了鄂张两党的势力。

“木兰县”为满语，意为“哨鹿”，多在秋天举行，木兰秋狝以围猎为名义，同时带有军事检阅及演习成分。乾隆六年（1741年）正月十三，弘历宣布“朕今年进木兰行围”，恢复了爱新觉罗·玄烨时的木兰秋狝活动，要各地派兵进京随围学习。自此以后，弘历在执政前中期，进行过多次木兰秋狝。

在历次木兰秋狝活动中，弘历亲作表率、习武骑射，在检阅军队的同时，通过演习使八旗军士熟悉塞外的地理环境，提高了战斗力，同时还注重借助秋狝活动与蒙古王公贵族增进交流，从而起到了对蒙古地区巡视、震慑的作用，在客观上密切了边疆地区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安定有着积极意义，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平定苗乱

雍正年间，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因官府滥征钱粮，贵州省地区苗民起而反抗。在即位前，乾隆就奉雍正帝之命办理苗疆事务，登基后更是将其作为“目前第一要务”。当时朝堂中不乏停止“改土归流”甚至放弃苗疆的声音，乾隆坚持出兵平乱，任命湖广总督张广泗为贵州巡抚，总理苗疆事务。为了规范清军纪律，弘历下令禁止清军滥杀，提倡以德济威，争取民心。乾隆三年（1738年），张广泗平定整个苗疆，弘历下令“永除苗赋”，并奉行“以苗治苗”的政策，当地的争讼按照苗例办理，不必一概以官法处理，同时对派往苗疆的官吏严加审核，并在贵州推行屯田，减轻了苗民的负担。乾隆的这些措施，弱化了苗疆的社会矛盾，减轻了苗民的负担，之后苗疆平定了近60年的时间。

出兵瞻对

瞻对是四川省西部边疆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分为上下瞻对两部分。Z当地部落在当时处于原始社会状态，民风强悍，因地处交通要道，经常聚众抢劫行旅，称为“夹坝”。乾隆九年（1744年），途经瞻对的小股官兵亦遭抢劫，引起弘历重视。乾隆十年（1745年）四月，乾隆命川陕总督庆复出兵进剿瞻对，经过一年高原地区艰苦作战，至乾隆十一年（1746年）四月，清兵平定瞻对，但下瞻对首领班滚逃脱。庆复为早日结束战事，报称班滚烧死于战火之中，尸体难以辨认，乾隆对此存疑，但并无实据，亦同意班师。战后，弘历对瞻对实行加强管辖和巡查、严禁抢劫等政策，带来了该地区的长期稳定。但在另一方面，战役的草草收场、班滚的成功逃脱也留下了隐患，没有产生足够的威慑力，导致了邻近土司对中央政府的轻视，间接推动了第一次清平大小金川之战的爆发。

首征金川县

清平大小金川之战是大渡河上游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历来冲突不断。乾隆十年（1745年），大渡河叶小天莎罗奔发兵袭取小金川，并多次进攻邻近土司，四川省巡抚纪山派兵弹压，却遭到伏击而失败。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任命张广泗为川陕总督出征金川，因战事不力，又于次年派首席军机大臣钮祜禄·讷亲前往，但面对金川军崇山峻岭间的碉楼战术，二人均束手无措，屡遭失败。乾隆十三年（1748年）年九月，弘历决定惩办张广泗和讷亲，随后将平定金川的重任交于大学士富察·傅恒。在岳钟琪的辅助下，傅恒改变策略，采用“锐师深入，直捣贼巢”的战术，绕开碉楼，直攻敌军腹心地带进行围困。经过长时间的包围，到了乾隆十四年（1749年）正月，大金川军已是粮尽兵疲，莎罗奔只好请求投降，首次清平大小金川之战在清军付出了巨大代价后宣告结束。

西藏自治区平乱

乾隆十二年（1747年），总理西藏地方事务的颇罗鼐病逝，其子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继任，阴谋叛乱，不断扩充军队、调兵搬炮，并大肆迫害拥护中央政府的上层人物。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以接旨为名，将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诱至驻藏大臣衙门诛杀。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党羽罗布藏扎什逃脱后，率众杀回，杀死傅清、拉布敦及临洮县衙下中学兵民。乾隆得到消息后，随即命令岳钟琪、钮祜禄·策楞等带兵征讨。不久之后，格桑嘉措擒获罗布藏扎什，叛乱平息。战事过后，弘历通过《酌定西藏自治区善后章程》，取消了藏王制，削弱了农奴主贵族权势，提高了达赖喇嘛及驻藏大臣的地位与权力，从而强化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及西藏政局稳定有着重要意义

在爱新觉罗·玄烨、雍正两朝励精图治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经营，弘历治下的清朝于乾隆中期开始呈现出“盛世”景象。乾隆三十年（1765年）之后，国库存银常年保持在六千万两以上，国力雄厚。在农业方面，耕田面积扩大、提高种植技术、引进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大规模兴修水利，令粮食产量大大提高；全国人口方面，从乾隆初年的一亿四千多万持续增长，至乾隆晚年已达近三亿人；商业方面，经济作物种植增多，土地和劳动力商品化程度提高，民营手工业如丝织、制瓷、矿冶、造纸等获得显著发展，市场交易繁荣；军事方面，通过一系列边疆战事，稳固了疆域版图，尤其乾隆中期平定新疆之后，使清朝版图空前扩张，奠定了“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局面；文化方面，通过《四库全书》等丛书的编纂，也呈现出繁荣景象。此时在弘历治下的清帝国，文治武功兼备、疆域空前辽阔、社会繁荣、文化发达，达到了清代“康乾盛世”的顶峰

首征准部

乾隆，新疆天山北路由厄鲁特蒙古准噶尔汗国部占据，简称“准部”。自乾隆十年（1745年）其领袖噶尔丹策零去世后，引起汗位之争，内部攻战不休，在达瓦齐取得优势局面后，阿睦尔撒纳等失败势力向内地迁移，引发安置问题。为平定西北边陲，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弘历发兵5万，由阿睦尔撒纳等人率领进军准部，五月占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平定达瓦齐势力。随后清廷晋封阿睦尔撒纳为双亲王，释放被准部扣押的南疆回部领袖大小和卓，达瓦齐因对清廷并无恶意，免死加恩封为亲王。

再征准部

乾隆二十年（1755年）八月，阿睦尔撒纳因野心未得到满足，意图统治整个准部，发动叛乱，击败清军留守部队，留守将领班第、鄂容安战败自杀。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正月，弘历任钮祜禄·策楞为定西市将军平乱，因先锋玉保误信错误情报，以为阿睦尔撒纳已被擒获，上报朝廷，弘历为此专程去清泰陵感谢祖宗庇佑，随后发现真相，一怒之下将玉保、策楞革职治罪，接着任命达瓦党阿、乌雅·兆惠继续进军。经过一系列战事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春，叛军发生内乱，同时瘟疫流行，导致不战自溃，阿睦尔撒纳逃往俄罗斯境内。九月，阿睦尔撒纳因感染痘疫死于俄罗斯，俄罗斯帝国将其尸体交给清朝，准部叛乱至此彻底平息。

平定回部

回部是指新疆天山南路居住的维吾尔族部落，因信仰回教（伊斯兰教），故通称“回部”，历史上长期受准部压制。首征准部之役中，清军解救了被扣押的回部领袖大小和卓兄弟，但两人回归回部后，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杀死副都统阿敏道，发动叛乱。弘历先后任命爱新觉罗·雅尔哈善、乌雅·兆惠前往平乱，经过长期艰苦战斗，终于取得胜利，大小和卓兄弟逃往巴达克山，巴达克汗将其诛杀并将尸体交给清军，回部之乱平息。平定准部和回部后，清朝统一了西域，命名为“新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弘历设伊犁府，作为管理新疆的最高军事长官，继续加强并完善了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理。

遏制沙俄

为遏制俄罗斯帝国对中原地区边境领土的野心，乾隆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拒绝了俄罗斯船只借道黑龙江省的要求，并命边防官兵加强对俄防范。乾隆三十年（1765年），组织力量对黑龙江中俄边境诸河流进行了勘查，并制订了巡查制度。在西北边疆，弘历在平定准噶尔汗国部之后，加强了西北边防。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新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后，支持俄罗斯帝国部队不断侵入乌梁海地区，并通过“造屋树栅”等形式蚕食中国土地。弘历得到报告后，命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衮扎布带兵驱赶，并下令停止中俄边境恰克图的贸易，以示对俄罗斯侵略行为的抗议。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在俄罗斯使者的请求下，弘历表示“俄罗斯既知遵照章程，著准其通商”，取消了贸易禁令。

土尔扈特为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早年因受准部威胁，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地区。虽身处异域，土尔扈特部一直和清朝保持往来。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冬，因不堪沙俄欺压，土尔扈特汗渥巴锡决定率领族人东归，俄罗斯帝国得知后，立即派兵阻挠，经过多次战斗和艰苦跋涉，土尔扈特部终于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七月到达伊犁，此时出发时的16万余人只剩余约6.6万余人。土尔扈特部回归后，乾隆下令立即对部族民众进行救济，并于九月接见渥巴锡等人，大封土尔扈特部众首领，随后将土尔扈特部安置于新疆和蒙古国等地区。

自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起，缅甸方面多次向中原地区管辖下的边境叶小天要求贡赋，乃至纵兵入侵。乾隆三十年（1765年），弘历命云贵总督刘藻追剿，因战事不利，将刘藻革职。三十一年（1766年）二月，弘历命杨应琚接任云贵总督往征，战事多次失利，杨应琚却谎报军情，奏称连获大捷，弘历得知真实情况后，将其逮捕赐死。三十二年（1767年），乾隆任命富察·明瑞接任云贵总督出征，由于轻敌深入，被缅军围困，明瑞战败自尽。屡次战败，乾隆极为恼怒，于三十四年（1769年），任命富察·傅恒为主帅第四次出征，经过多次激战，战事陷入僵持，双方议和停战。由于合约系双方将领约定，未能完全合乎两国最高统治者意愿，导致后来的两国交往中出现分歧。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缅甸国王为改善对华关系，派出使节奉表纳贡，表示臣服，清缅冲突才落下最后帷幕。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清朝方面付出了巨大代价，损失众多将领、兵员，但同时也收复了若干失地，削弱了缅甸中南半岛的霸主地位，间接促成了泰国的崛起，同时缅甸也认识到了中原地区的军事实力，最终放弃对抗表示臣服，中缅之间建立了长期的和平关系。

二征三七市镇

首次金川战役之后，当地局势仍不稳定，四川总督开泰、阿尔泰的“以番攻番”策略，更进一步激化了众土司之间的矛盾。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大渡河叶小天索诺木与小金川土司僧格桑再次发动反清叛乱，弘历命温福、桂林两路出征，桂林一路兵败，又以章佳·阿桂代之，终于三十七年（1772年）攻破小金川，僧格桑逃往大金川。随后，弘历命温福等兵分三路进攻金川县，并派福康安（富察·傅恒之子、乾隆帝孝贤纯皇后之侄）为领队大臣前往四川省。三十八年（1773年），清军在木果木遭遇大败，温福死于战河乡战河中学，弘历继续增兵，并命章佳·阿桂继续进攻。阿桂用兵谨慎，吸取战败教训，步步为营，防护后路，逐渐推进，经过多次激战，于四十一年（1776年）终于彻底平定清平大小金川之战全境。战后弘历采取了设立成都将军、逐渐废除土司制、设置州县、安兵屯垦等措施，从军事、政治、经济、宗教等各方面加强控制，逐渐巩固了对大小金川及周边土司地区的统治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弘历下旨征集古今图书。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下旨编纂《四库全书》，后批准大学士刘统勋举荐，任命纪昀、陆锡熊为总办，姚鼐、程晋芳、任大椿、汪如藻、翁方纲为纂修，组织众多学者开展编修工作，并任命皇六子爱新觉罗·永瑢、皇八子爱新觉罗·永璇、十一子爱新觉罗·永瑆及大学士刘统勋、舒穆禄·舒赫德、阿桂、于敏中为总纂官，以示重视并提供支持。

弘历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亲自确定了“经史子集”的分类体例，详细制定书籍征集的原则和方法，并亲自阅读编纂人员缮写呈送的部分著作，仔细考订其中错误之处。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库全书》完成第一部缮写工作，弘历命储于文渊阁，并继续进行缮写工作。最终《四库全书》共缮写完成七部，分贮于北四阁（内廷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文溯阁）和南三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

《四库全书》的编纂先后历时十余年，360多位高官、学者参与，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据文津阁藏本，共收录3462种图书，共计79338卷，36000余册，约八亿字，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对中原地区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对于保护与整理文化遗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在另一方面，《四库全书》的编纂也带来了一次文化浩劫。清朝统治者出于稳固统治、思想控制的目的，长期奉行文化专制政策，乾隆除沿袭“文字狱”的做法外，更意图通过《四库全书》的编纂进行一次文化清查，在编修过程中，禁毁、删改了大量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乾隆十六年（1751年）起，弘历第一次出巡江南，在谕旨中弘历给出的出巡理由为：第一，了解江南军事、政治、河务、海防情形及民间疾苦；第二，仿效祖父康熙帝南巡的做法；第三，奉皇太后游历江南秀美山川，以尽孝道。在第一次南巡后，弘历又进行了五次南巡，分别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二十七年（1762年）、三十年（1765年）、四十五年（1780年）、四十九年（1784年），前后共计六次，每次一般都要到江宁府（今南京市）、苏州府、杭州府、扬州府，后四次还巡幸了浙江的海宁市

通过六次南巡，弘历对江南各地的实际情况和民情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视察了众多水利工程的进行情况，所到之处经常免去钱粮赋税，减轻了当地负担。但在另一方面，弘历南巡排场巨大，浪费大量财力物力，助长了社会浮华之风，有史家甚至认为这也是清代后期国力衰竭的原因之一。

乾隆统治晚期，吏治腐败逐渐严重，宠幸和珅成为代表性的事件。和珅初为侍卫，得到弘历赏识后，乾隆四十年（1775年）开始平步青云，于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任户部右侍郎、三月任军机大臣、四月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八月任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十一月赏一品朝冠、十二月任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赐故宫骑马，短短一年多时间，便成为当朝重臣。

和珅为人机警，善于揣摩上意，又富有才能、办事干练，得势之后更是投弘历所好，百般逢迎，深得宠信。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弘历赐和珅长子名为钮祜禄·丰绅殷德，并将最宠爱的小女儿固伦和孝公主嫁给丰绅殷德。后来和珅又将女儿嫁给爱新觉罗·玄烨玄孙贝勒永鋆，侄女嫁给弘历孙子爱新觉罗·绵庆，通过这几桩婚姻，和珅和皇室更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和珅得势之后，竭力培植亲信，结党营私，本人及其党羽大肆贪污索贿。在乾隆晚期，高级官员要升迁，普遍都要先向和珅进行贿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弘历采纳了和珅的“议罪银”提议，官员有罪，可以罚银抵罪，收入大部分归内务府供皇室消费，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向皇帝行贿，并进而鼓励了官员进一步贪污，从而加速了乾隆晚期的吏治腐败。

弘历去世后，继位的爱新觉罗·颙琰对和珅进行了清算，宣布和珅的二十条大罪，并下旨抄家。对于和珅的巨额财富，产生了很多传闻，《清稗类钞》中甚至宣称总额有八亿两之多，有现代研究者考证后认为实际应约有2.2亿两，而当时国库每年的收入仅为4000多万两，所以流传下了“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

安南战争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广南王国（今越南南部）亲王阮惠攻打安南王国（今越南北部），安南国王昭统帝请求清朝干涉。安南黎氏王朝是经过清代册封的政权，乾隆遂命两广总督孙士毅等领兵征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十一月，孙士毅带兵出镇南关，一路势如破竹，不到一个月便攻下安南都城黎城（今越南河内），并正式册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帮助黎朝正式复国。黎维祁复国后，残酷报复，大肆屠杀，导致人心涣散，孙士毅部亦军纪废弛。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正月，阮文惠趁清军庆祝春节之际突然袭击，清军大败。阮惠得胜之后，又畏惧清朝的力量，遣使臣恳请谅解，请求册封。弘历考虑再三之后，决定由扶黎改为扶阮，册封阮文惠为安南国王，并接受黎姓旧政权人员进入中国避难，安南战事正式结束

两征廓尔喀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廓尔喀（今尼泊尔）侵略中国西藏自治区，弘历命成德等人进剿，结果西藏当地权贵私下议和，以赔款换得廓尔喀退兵。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再次入侵，攻入后藏，并洗劫扎什伦布寺，达赖和班禅相继向中央政府求援，于是弘历命福康安率军赴藏。到达西藏自治区后，福康安制定了两路作战的方针，但弘历否决了这一方案，指示应该集中兵力进攻。在之后的战争中，清军取得一系列胜利，兵锋直抵廓尔喀首都加德满都。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八月，廓尔喀向清军投降。战事结束后，弘历对驻藏大臣的权力进行了加强，强化了西藏地区的军备，并制定“金瓶掣签”制度来认定达赖、班禅的转世灵童，从而使清朝对西藏的统治进一步强化。

乾隆晚期，社会矛盾激化，各地不断爆发起义，弘历在其执政晚期及太上皇“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期间，对各地起义进行了持续镇压。

青海苏四十三起义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今属青海省）撒拉族中新教和老教发生冲突。新教受底层贫苦百姓拥戴，老教则更多代表“门宦”地主世家利益，在冲突中清政府偏向老教，导致新教领袖苏四十三等人发动起义，攻陷河州（今临夏回族自治州），直攻兰州市。乾隆先后命章佳·阿桂、和珅等人进剿，于当年六月将起义镇压，但起义余波未平，后来又发生了新教田五、张文庆起义，弘历命福康安等再次进行了镇压。

台湾林爽文起义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十一月，台湾汉族和高山族人民为反对官府压迫，在林爽文领导下发动起义。弘历一开始对起义军的实力不够重视，在初次镇压未成功后，连续调兵渡海赴台，并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八月命福康安督办台湾明朝军事。五十三年（1788年），清军连续击败起义军，并俘获义军领袖林爽文，解往北京处死。

湘黔苗民起义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凤凰厅（今湖南省凤凰县）勾补寨苗民为反抗官府欺压起义，很快被镇压。乾隆六十年（1795年），凤凰厅及周边共八厅一州苗民再度起义，各地苗民群起响应，弘历作出八路军会剿的部署，派福康安等人前往镇压。至爱新觉罗·颙琰元年（1796年）十二月，义军领袖石柳邓兵败战死，起义被镇压了下去。

川楚陕白莲教起义

清朝中期，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大批流离失所的农民加入白莲教，四川省、湖北、陕西省三省交界的山区一带成为活动中心。嘉庆元年（1796年），湖北的白莲教众率先起义，四川教众亦随之起义，波及数省。乾隆令各省督抚进行镇压，但直至死前仍未成功。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弘历临终时仍以“明朝军事未竣，深留遗憾”，执着嘉庆的手“频望西南”。

弘历在位期间，坚持闭关锁国政策，一方面限制中原地区人民出海贸易侨居，禁止许多种货物出口；另一方面，对来华的外国人也作了种种限制和防范。乾隆晚期的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就是其闭关锁国政策的集中体现之一。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政府意图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想要与清朝最高统治者进行谈判，于是派乔治·马戛尔尼率领使团访问中国。清政府从“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出发，认为英使是为庆贺乾隆八十寿辰而来，使双方在交流上一开始就出现了错位。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弘历在避暑山庄接见马戛尔尼，声称“天朝抚有四海”，“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后续在对英王的复信中，拒绝了英方提出的通商、使节、借地、传教等一系列请求，关上了中英之间进一步交往的大门。

18世纪，正值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突飞猛进的时代，弘历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中国与世界潮流渐渐脱节，落后于时代大势。同时通过此次访华，英国使团也看到了清朝正在走向衰落的真实面目，对以后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产生了一定影响。

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三日，弘历在登基六十周年时，公布储君人选，宣布皇十五子永琰为太子，明年改元嘉庆，永琰同时改名为爱新觉罗·颙琰。嘉庆元年（1796年），传位大典举行，弘历正式禅位，并举行千叟宴庆祝。成为太上皇以后，弘历仍然把持权力，掌握经济、军事、官员任免等大权，嘉庆帝只能“敬聆训诲，随同学习”。后来弘历甚至撇开“归政”二字，而代之以“训政”，如嘉庆三年称：“三载以来，孜孜训政。”

嘉庆三年（1798年）秋，乾隆偶感风寒后，健康状况急剧下降。爱新觉罗·颙琰四年（1799年）元旦，弘历在乾清宫受贺礼，翌日病危，第三天去世，享年89岁。

弘历去世后，庙号为李治，谥号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下葬于清裕陵（位于今唐山市遵化马兰峪镇）。

裕陵于乾隆七年（1742年）开始修建，完工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规模宏大建设集团，富丽堂皇，其中葬有弘历及孝贤纯皇后、孝仪纯皇后两位皇后，慧贤皇贵妃、哲悯皇贵妃、淑嘉皇贵妃共三位皇贵妃。在裕陵西侧的裕陵妃园寝中，还葬有乾隆的另三十六位后妃。1928年，裕陵曾遭军阀孙殿英盗掘，毁棺扬尸，掠走珍宝。1978年，在经历了全面修缮后，裕陵及定陵地下宫殿开始对外开放。

弘历统治期间，开疆扩土，国力强盛，经济文化高度发展，达到了“康乾盛世”的顶峰，对其历史功绩历来有众多正面评价。如《清史稿·高宗本纪》中认为乾隆的文武功业与长久统治是“自三代以后，未尝有也”；赵翼评价称“惟我李熙纯皇帝，当大一统之运，临御六十年，亲传宝位，犹时勤训政”；萧一山认为，乾隆在位六十年，不仅在清朝二百六十余年中是绝无仅有的时代，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亦可以媲美汉唐，光延史册；戴逸认为，弘历在位期间，国力强盛，四海升平，经济文化发展鼎盛，他以强大的武力和比较正确的政策，平定西北，保护西藏，加强国家的统一，奠定了中华的版图，文治武功，臻于极盛；阎崇年认为，在清朝皇帝中，可以作为邱及人物来论说一番的只有四位皇帝——清太祖努尔哈赤、皇太极、爱新觉罗·玄烨康熙和清高宗乾隆。乾隆平准定回诸役，统一了准、回各部，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统辖，铲除了准噶尔汗国东犯喀尔喀、威胁京师及大西北的祸根，保持了西北、漠北及青海省、西藏的社会安定。张宏杰认为，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乾隆统治下的中国，纵向比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横向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乾隆盛世的功绩是创造了空前的政治稳定，养活了数量空前的人口，奠定了今天的版图。

对弘历的负面评价主要集中于其文化专制、闭关锁国及晚期吏治腐败等方面。如吕思勉认为，清朝的衰退就是起于乾隆之世的，赵构生性作风奢侈，南巡耗费巨大，晚期又任用和珅，贪污腐败情况为上海古今内衣集团有限公司所无，导致管理残酷剥削人民，于是吏治大坏。阎崇年认为，乾隆帝执政时间过长，晚年志骄意满，思想僵化，喜谀恶谏，懒于进取，老人御政，宵小环绕，做了许多错误事情，积累了严重的社会矛盾。戴逸认为，弘历的对外政策是失败的，他没有觉察到盛世中隐伏的危机，没有意识到外部世界的广阔性和先进性，自我封闭、虚骄自大、故步自封，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拒绝和外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堵塞了交流的渠道，失去了借鉴和学习外部世界的机会，延误了社会的发展，增加了中国发展前途上的困难。张宏杰认为，乾隆对世界大势的变化没有丝毫敏感，他视民间社会的活力和自发精神为清朝永固的最大敌人，积六十余年努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乾隆盛世是逆人类文明主流的产物，乾隆时代给华族精神上造成的永久性创伤，远大于这一时代的成就。在《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中，认为弘历是“中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君主 ”‚同时又是一个“最有争议的人物”‚虽然使清朝的经济达到鼎盛‚但同时又喜怒无常‚挥霍浪费‚导致晚年面临贫困和腐败之局面。

父亲：清世宗爱新觉罗·允禛，年号雍正帝。

母亲：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

孝贤纯皇后（1712年—1748年），富察氏。

皇后那拉氏（1718年—1766年），初为辉发那拉·淑慎。

孝仪纯皇后（1727年—1775年），魏佳氏，爱新觉罗·颙琰生母。

慧贤皇贵妃高佳氏、哲悯皇贵妃富察氏、淑嘉皇贵妃金佳氏、纯惠皇贵妃苏佳氏、庆恭皇贵妃。

忻贵妃戴佳氏、愉贵妃珂里叶特氏、循贵妃玶常在、颖贵妃巴林氏、婉贵妃陈氏。

舒妃叶赫那拉氏、豫妃博尔济吉特·巴特玛璪、容妃和卓氏、惇妃汪氏、芳妃陈氏、晋妃富察氏。

仪嫔黄宏成、怡嫔柏氏、慎嫔拜尔葛斯氏、恂嫔霍硕特氏、诚嫔钮祜禄氏、恭嫔林氏。

金贵人、瑞贵人、武贵人、新贵人、福贵人、秀贵人、寿贵人、顺贵人、陆贵人 、鄂贵人、白贵人、慎贵人。

常在、答应是清朝后宫妃嫔制度中的低级品位，没有固定数额。乾隆的常在、答应中，死后能进入裕陵妃园寝随葬的共有四位常在：张常在、揆常在、宁常在、平常在。

皇长子，爱新觉罗·永璜（1728-1750），母哲悯皇贵妃。追封和硕定亲王，谥曰安。

皇次子，爱新觉罗·永琏（1730-1738），母孝贤纯皇后。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乾隆帝将永琏秘密立为储君。乾隆三年（1738年）永琏去世，册赠皇太子，谥端慧。

皇小行星5581，爱新觉罗·永璋（1735-1760），母纯惠皇贵妃，追封循郡王。

皇四子，爱新觉罗·永珹（1739-1777），母淑嘉皇贵妃，封履亲王。

皇五子，爱新觉罗·永琪（1741-1766），母愉贵妃，封荣亲王，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谥号纯。

皇六子，爱新觉罗·永瑢（1743-1790），母纯惠皇贵妃，封质郡王。

皇七子，爱新觉罗·永琮（1746-1747），母孝贤纯皇后，二岁时殇，谥号悼敏。

皇八子，爱新觉罗·永璇（1746-1832），母淑嘉皇贵妃，封仪亲王。

皇假百合，未命名（1748-1749），母淑嘉皇贵妃，幼殇。

皇十子，未命名（1751-1753），母舒妃，幼殇。

皇十一子，爱新觉罗·永瑆（1752-1823），母淑嘉皇贵妃，封和硕成亲王，为著名书法家。

皇十二子，爱新觉罗·永璂（1752-1776），母皇后那拉氏，爱新觉罗·颙琰四年（1799年）追封多罗贝勒。

皇十三子，永璟，母皇后那拉氏，幼殇。

皇十四子，爱新觉罗·永璐（1757-1760），母孝仪纯皇后，幼殇。

皇十五子，永琰（1760-1820），母孝仪纯皇后，即嘉庆帝。

皇十六子，未命名（1762-1765），母孝仪纯皇后，幼殇。

皇十七子，爱新觉罗·永璘（1766-1820），母孝仪纯皇后，封贝勒。

皇长女（1728-1729），母孝贤纯皇后，幼殇。

皇次女（1731），母哲悯皇贵妃，幼殇。

皇三女固伦和敬公主（1731-1792），母孝贤纯皇后。乾隆十二年（1747年）下嫁科尔沁区博尔济吉特·巴特玛璪色布腾巴勒珠尔。

皇四女和硕和嘉公主（1745-1767），母纯惠皇贵妃。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下嫁富察·傅恒之子富察·福隆安。

皇五女（1753-1755），母皇后那拉氏，幼殇。

皇六女（1755-1758），母忻贵妃，幼殇。

皇七女固伦和静公主（1756-1775），母孝仪纯皇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下嫁豫妃拉旺多尔济。

皇八女（1757-1767），母忻贵妃，幼殇。

皇九女和硕和恪公主（1758-1780），母孝仪纯皇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下嫁乌雅氏札兰泰。

皇十女固伦和孝公主（1775-1823），母惇妃。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下嫁和珅之子钮祜禄·丰绅殷德。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八月，第二次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向清军投降。十月三日，弘历做《御制十全记》，总结在位期间的“十大武功”，共计十次战争：“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自此以后，乾隆经常以“十全老人”自诩。

弘历擅长书画，兼长诗文，留下了大量书法、绘画作品。文章编成文集的有《御制文初集》、《御制文二集》、《御制文三集》、《御制文余集》共1350余篇。他的御制诗集，有即位前的《乐善堂全集》，禅位后的《御制诗余集》，共750首；在位期间的《御制诗集》共有五集，其中初集4166首，二集8484首，三集11519首，四集9902首，五集7792首，所有诗歌作品共计42613首（一说为42630首）。以一人之力创作了与《全唐诗》数量相仿佛的诗歌作品，乾隆因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作品数量第一的高产诗人。

弘历在其统治生涯中，利用身为皇帝的便利，收藏了大量名家字画、古董珍玩，其书房名为“三希堂”，因收藏了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而得名，同时还收藏有晋以后历代名家书法作品。乾隆十一年（1746年），弘历搜集齐“四名卷”即顾恺之《女史箴图》及传为李公麟所作的《潇湘卧游图》《蜀川胜概图》《九歌图》后，辟出专室存放并命名为“四美具”。在收藏鉴赏之余，乾隆还安排对内府藏品进行系统整理登记，先后编撰《石渠宝笈》著录内府书画藏品、《秘殿珠林》著录宗教类书画藏品、《西清三编》收录清宫所藏数千件古代铜器。

在正史中，弘历生母为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但在民间野史传说中却出现了多个版本。流传最广的是海宁大学生陈世倌夫人的说法，称雍亲王的福晋与陈世夫人同日生产，雍正帝命陈家把孩子抱入王府看看，结果用自己的女儿换了陈家的男孩，这个男孩就是后来的乾隆，此一传说被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采用后，产生很大影响。第二种说法认为弘历生母是承德民间女子，因服侍病中的雍亲王而怀孕，生下弘历。第三种说法称弘历生母为热河省汉族宫女李佳氏。第四种说法是民国时曾担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从“老宫役”口中听说，称乾隆帝生母为南方人，浑名为傻大姐，随其家人到热河营生，这种传说因《胡适之日记》而流传甚广。

民间传说中还广泛流传着弘历与容妃的情史，称香妃出自南疆回部，身有异香，美貌绝伦，入宫后备受弘历宠爱。一种说法称其与乾隆感情美满，生活幸福，但不幸早逝，令弘历悲痛万分；另一种说法称香妃为平定大小和卓时被掳进宫，虽然受弘历宠爱，但仍身怀利刃，想要刺杀皇帝，皇太后得知后将其赐死，后世很多戏剧及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都采取了这一版本。据学者考证，香妃原型可能为弘历的容妃和卓氏。在历史上，弘历对容妃确实比较宠幸，曾多次在出巡时命其随驾，考虑到容妃的伊斯兰教信仰，还特地安排回族厨师，并修建宝月楼供其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