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李渊（566年12月21日－635年6月25日），字叔德。中国唐朝开国皇帝（618年6月18日－626年9月4日在位），初唐政治家、军事统帅，唐太祖李虎之孙，李昞李之子。

李渊出身北周关陇贵族家庭，袭封唐国公。深得杨坚和独孤伽罗垂爱，历任千牛备身、卫尉少卿等，于隋世祖东征时负责督运粮草，平毋端儿起义，并抵御突厥进攻。大业十三年（617年），出任太原市留守。同年趁隋末动乱之时起兵于晋阳古城，联结突厥，示好李密，乘群雄争斗之机南下，直取长安，拥立隋世祖之孙杨为帝，遥尊隋世祖为太上皇，自领丞相，封唐王。义宁二年（618年），得知隋世祖遇弑后，逼杨侑禅位于己，建立唐朝，年号武德。称帝后，李渊命其子李世民等统兵，击败陇西县李轨、消灭西秦薛举父子、击退刘武周和宋金刚、擒获夏王窦建德，迫降虎牢关之战王世充，并平定各地农民起义，基本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大业。他晚年未能妥善处理皇位继承问题，致使二子相争，引发玄武门之变。事后李渊册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很快传位于他，退称太上皇。贞观九年（635年），李渊驾崩，享年七十岁。谥号太武皇帝，庙号唐高祖，葬于唐献陵。后定谥为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

作为唐朝开国创业的帝王，史学界对李渊的评价不一。有观点认为他优柔失断，赏罚不明，冤杀功臣，从起兵建唐到平定天下全靠李世民之力。也有观点认为他存在深谋多算、富有远见的一面。其在初唐颁行的一些措施，确立了有唐一代的基本制度、政策，为后来的“贞观之治”打下了基础。

北周天和元年（公元566年），李渊在长安城（今陕西省省西安市）出生，字叔德，籍贯是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一说是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李渊家族为陇西县士族，其祖父李虎辅佐宇文泰建立北周，被列为“八柱国”之一，后追封唐国公，爵位由李渊父亲李昞承袭。李昞去世后，李渊承袭唐国公爵位，时年七岁。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杨坚建立隋朝，自立为隋高祖，因隋高祖的皇后独孤氏为李渊的姨母，因此李渊在隋高祖杨坚身边效力，担任过千牛备身、谯州（今亳州市）刺史、陇县（今陕西省陇县）刺史。隋世祖隋炀帝登基后，李渊历任南岐州（今陕西凤翔）刺史、荥阳市（今河南省荥阳市）、楼烦（今宁武县）二郡的知府，后又迁至卫尉少卿，开始掌管宫廷禁卫。期间，隋世祖杨广荒废政务、猜忌大臣，李渊借饮酒受贿等行为掩藏行迹，以避免杨广的猜疑。

隋朝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李渊任山西河东慰抚大使期间，击退母端儿、柴保昌等起义军，后又迎击侵犯边塞的突厥军，使其大败而逃。

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李渊担任太原市留守，李渊之子李世民见起兵反隋者众多，认为隋朝必定灭亡，暗中结交豪杰。随后，李世民与裴寂借家宴的机会告知李渊实情，并劝说李渊起兵。起初李渊不同意起兵，但随着各地起义军越来越多，李渊也开始招募兵丁。李渊命李世民攻下西河并开仓救民，吸引当地百姓跟从响应，七月，李渊率三万兵马从太原起兵。

李渊自太原起兵后一路南下，攻下霍邑、临汾市等地后，在山西省击溃隋骁卫大将军屈突通，并招降其部众。九月，李渊渡过黄河，带领一路归降民众，攻入长安都城。

攻入长安都城后，李渊命部下宋公弼收集地图、户籍，并制定了十二条法律，规定杀人、抢劫偷盗、违背军令、叛国者处死。十一月十六日，李渊尊远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杨侑为皇帝，改元“义宁”。

义宁二年（公元618年）五月，隋恭帝禅让王位，李渊在太极殿称帝，定国号为唐，改隋义宁二年为唐武德元年，定都长安城（今陕西省西安市）。登基后，李渊立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

唐朝建立后，李渊多次派遣将领出征，消灭各地的割据势力，逐步统一全国。

李渊统一全国的第一步是平定西北。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李渊命李世民攻打占据兰州市（今甘肃兰州）的薛举。经过几月交战，李世民大败敌军，攻下金城。而武威市（今甘肃武威）鹰扬府司马李轨仍自立为王，并未归附李渊。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李渊派部将安兴贵劝说李轨降唐。安兴贵劝说无果，于是和李轨的部下安修仁发动兵变，将李轨押往长安，西北地区自此平定。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李渊派李孝基李孝基、秦王李世民等前往讨伐刘武周，夺回太原市。其后，李渊又命李世民率兵讨伐占据洛阳地区的王世充和占据河北省地区的窦建德，平定了中原地区。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渊派赵郡王李孝恭南下，打败了占据江陵县地区（今湖北荆沙）的萧铣，又将起兵叛乱的辅公祏俘获，统一江南地区。

至此，唐朝基本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结束了隋末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

李渊称帝后，立长子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建成长期留守长安，辅佐李渊处理政务；李世民则四处征战，平定四方。随着李世民屡建军功，声望渐显，李建成与李世民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

李渊曾想法缓和诸子之间的紧张关系，于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夜召李世民觐见，建议李世民回到洛阳市，“自陕以东，悉宜主之”。但李渊本人对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态度摇摆不定，导致局势急转直下。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李世民决定发动政变，设计在太极宫玄武门遗址埋伏兵力，杀害李建成和李元吉，是为玄武门之变。当时，随侍的陈叔达、萧瑀等人纷纷劝李渊将国事交付李世民，李渊只好表示同意，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八月初九，李渊将皇位禅让给李世民，自称太上皇。

李世民登基后，李渊于贞观三年（629年）四月从太极宫搬出，迁至大安宫，不再过问政事。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李渊在两仪殿宴请西突厥的使者。在宴会上，李渊对丞相长孙无忌说：“如今四方蛮夷皆臣服于我朝，这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李世民还向李渊祝寿，并和长孙皇后向李渊进献饭食，献上衣服器物。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五月，李渊病危，要求自己死后，丧服沿革应按照本朝制度执行，陵墓修建从俭。五月六日，李渊在太安宫之垂拱前殿逝世，享年七十岁。群臣上谥号曰太武皇帝，庙号高祖。十月，葬于唐献陵，太穆皇后窦氏葬。李治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八月，改谥“神尧皇帝”。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二月，改谥为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李渊逝世，葬于献陵。献陵位于陕西省三原县永合村，为堆土积冢型陵墓，封土堆呈覆斗形，陵墓平面呈长方形，是其子李世民仿照汉高祖长陵的规格修筑而成。陪葬区位于墓园东北方，《唐会要》记载献陵有陪葬墓25座。献陵遗物中的大型石刻是后世研究唐朝历史的珍贵实物资料。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李渊下令确立了唐朝的官制，主要分为京职事官和外职事官，京职基本承袭了隋朝的三省制度，设三师、三公、六省、六部、九寺、四监等；外职包括州县、镇戍卫、关津等官员。虽然在唐初，三省的职责分工并不明确，甚至导致了行政混乱，但这一制度奠定了其后唐朝官制的基础，有助于加强唐王朝的统治。

唐朝建立后，为了招罗人才，扩大统治基础，李渊恢复了隋末以来中断的科举制度，设立大丞相府，置生员在此读书；在秘书外省另立小学，专门教导宗室子孙和功臣子弟，还设置了明经、秀才、进士等科，州县书生通过考试入选，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对封建等级制度、门阀制度产生了冲击，含有一定的平等竞争意义。武德之后，以科举为主，辅以其他方式的人才选拔制度完全确立。

李渊在律法方面务从宽宥、以德治国，不滥施刑法。因隋朝律法严苛，李渊命令裴寂、刘文静等人在《开皇律》的基础上，以宽简为立法的原则，撰写律令，再此基础上于武德七年颁布《武德律》。《武德律》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以律、令、格、式等部分构成了唐朝完整的法律体系，为之后律令的修订提供了基础，也对周边各国古代法典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从西魏到隋朝末年，不同政权都曾长期实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唐朝建立之初，李渊为了平定地方叛乱，完成全国统一，于武德初年恢复了府兵制，在全国各地建立的都督府，提高了唐朝的军事实力。李渊实行东联李密，北和突厥，先后消灭陇右的薛举、河西的李轨、山西省的刘武周、洛阳市的王世充等地方割据势力的行动路线，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隋朝末年，战事频繁，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唐朝建国后，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李渊下《劝农诏》，命州县长官劝导治下百姓不要耽误农时，尽快进行农业生产。随后，李渊又颁布了《罢差科徭役诏》《申禁差科诏》等诏令，减免赋税徭役，辅助农业生产。为了避免大规模酿酒和杀牛带来的粮食和耕力浪费，李渊还下《禁屠酤诏》以禁行酿酒和杀牛。这些措施推动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唐朝的强盛奠定了经济基础。

土地制度是赋役制度的基础，李渊为了使隋末大量离开土地的农民重新与土地结合，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实行均田制，在此基础上，推行租庸调制。均田制与租庸调法是隋朝均田制与租调力役制度的继续和发展。唐初的均田令，规定妇女不受田，不纳税，取消了奴婢与牛的受田，减轻了民众的负担，同时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并。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实行给民众提供了土地资源，提供了较为可行的征税标准，稳定了国家税收，促进了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渊废除隋钱，下诏铸“开元通宝”。“开元”即开国，“通宝”即流通的宝货，开元通宝的铸造改变了以重量为币名的传统，其铸造的形制、重量等规制也成为唐朝乃至后世铸钱的范例。从此以后，历代的铜钱都不再以重量为名。

武德初年，太史令庾俭、太史丞傅 举荐善于历算的傅仁均改修旧历。傅仁均向李渊上书指出，旧历采用平朔法制历存在很多缺陷，因此他采取定朔法，制定了《戊寅历》。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由朝廷颁布的采用丁朔法的历法，这一历法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太阳、月亮、地球之间的关系，但仍未解决连续出现大月或小月的问题。

唐朝建立之后，李渊鉴于隋朝不重视“周孔之教”，而导致礼仪教化失序的教训，认为应当以儒学作为治国思想，推行礼制，教化民众。为此，李渊创立了中央官学，以国子学来统摄六学，同时还在国子学中立周公庙、孔子庙，四时致祭，并礼遇孔子后代。

唐朝建立后，李渊下《修魏周隋梁齐陈史诏》，命群臣修撰北魏、西周、隋朝、梁、齐、陈等朝的历史。奉命修史的群臣皆为当时身居要职的大儒，他们修撰的各朝历史使得大批史籍得以留存，既成为了唐朝统治的借鉴，又对后世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突厥在隋时分为东西两部。东突厥势力强大，不断南下抢掠。李渊深知唐王朝建立伊始，仍处于军事软弱的地位，因此经常贿赂东突厥人，使之不进犯唐朝国土。但东突厥仍然时常进犯，因此李渊也积极应对东突厥的侵扰，命令地方官员加固城垣，严加防备，并命李建成、李元吉等前往边境防备突厥。通过对东突厥的贿赂和抵御，唐朝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较为良好的外部环境，为之后唐朝迎击突厥的进犯打下了基础。

为了增强唐王朝的凝聚力，使各民族和睦相处，李渊也将和亲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方法。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李渊将一名女子升为公主，嫁给突厥阿史那·咄吉世；其后，又将平夷县主嫁给突厥王室成员阿史那摸末。武德五年（公元622年），西突厥叶护可汗遣使前来请求和亲，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再次请婚。李渊应允了此事，但因东突厥频繁进犯，道路阻隔，未有结果。通过和亲，唐朝与突厥维持了友好关系，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唐朝边疆稳固，也推动了双方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

唐朝建立后，高丽王高建武主动向唐朝示好，多次派遣使臣入唐朝贡，还派使者请求颁布立法、学习佛教和道教的礼法，表达了想与唐交好的意愿。而唐朝刚刚建立，百废待兴，诸多问题尚待解决，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此外，李渊吸取了隋朝的经验教训，确立了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尽量减少与周边国家的冲突。因此，唐朝秉持以和为贵的理念，与高句丽互相遣返了隋朝攻打高句丽时的战俘，又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于武德四年（公元624年）封高丽王高建武为辽东郡王，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新罗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让三国互相牵制，彼此制衡。这一时期，高丽引进了唐朝先进的文化和制度，双方保持了长久的友好往来。

对于李渊的人生经历，不少史学家都进行了评价，其评价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观点认为李世民在建唐和统一全国过程中，有显赫功勋，而李渊只是一个昏庸无能之徒；一类观点则认为李世民在杀兄逼父取得皇位后，为了合乎封建法统，强令史臣修改史书，李渊是一位富有政治远见和政治才能的开国之君。

苏辙评价道：唐高祖在太原起兵，其谋划出自太宗之手；攻克长安之后，天下统一，也是出自太宗之功，天命和人心都归于太宗。至于立太子之事，高祖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导致兄弟墙，最根本的过错在于高祖。

而历史学家吕思勉也在其著作《中国通史》中写道：唐朝开国之君虽为高祖，然其事业，实在大部分是李世民做的。范文澜也认为“起兵取关中，建立唐朝，主要依靠唐太宗的谋略和战功，李渊本人并无创业的才干，连做个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李渊的地位长久以来被忽视。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谈到：人谓唐之有天下也，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来苏，故能折以御枭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肯定了李渊在唐朝建立和巩固政权过程中的地位。

复旦大学教授徐连达等认为“李渊绝不是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任人摆布者，而是既有政治远见，也有军事才能的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军事家”，“李唐起兵反隋的全过程是自始至终由李渊领导和组织的，而且李渊还是一个颇具雄心、善于权谋、早有四方之志的人物”。

英国汉学家崔瑞德也认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高祖是中国一切史书中最受贬低的一位君主。他的声誉之所以蒙受损失，第一是因为事实上他的统治时期很短，而且是夹在中国历史上两个最突出的人物的统治期的中间：他前面的统治者是隋炀帝，他后面的则是被后世史家视为政治完人的李世民。第二，他建立唐王朝的功绩被他的接班人精心地掩盖了......总而言之，唐高祖为他儿子的辉煌统治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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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旧唐书》记载，李渊的祖籍为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而《新唐书》记载，李渊的祖籍为陇西成纪（今静宁县）；白寿彝则认为，李渊先祖本为陇西成纪人，其后多次迁徙，李渊高祖李熙、曾祖父李天赐均居赵州（今隆尧县）。

据《旧唐书》记载，李世民和刘文静是晋阳起兵的主谋；《新唐书》《资治通鉴》的观点与《旧唐书》类似。

而《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李渊在担任太原市留守时，曾私下对李世民表露起义的心意，还命李建成和李世民分别在山西省和晋阳结识豪杰，最终起兵反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