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世称欧阳文忠公。吉州庐陵人（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

欧阳修生于绵州（今绵阳市），四岁丧父，随母生活，家贫好学，读《昌黎先生文集》而通文言文。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及第，任职将仕郎，秘书省校书郎，西京留守推官。景祐三年（1036年），为范仲淹鸣不平被贬为夷陵（今宜昌市）县令。庆历三年（1043年）支持范仲淹庆历新政，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新政失败后被守旧派攻讦为朋党，被外放滁州市、扬州市等地，在当地实施宽简政治，减轻百姓负担。至和元年（1054年）以翰林学士身份编写《新唐书》。嘉祐二年（1057年）主持礼部贡举的进士考试，排抑“太学体”，使文风为之一变。嘉五年（1060年），升任枢密副使，次年拜参知政事。赵曙即位后，他力主尊英宗生父赵允让为“皇考”，卷入议之争，最终欧阳修起草的诏书得到慈圣光献皇后签押。他的政敌由此心生不满，利用谣言毁谤欧阳修。虽最终查明只是谣言，但欧阳修因此心生倦意，自请辞官，罢为天和殿学士、刑部尚书，后又改任青州市知州。熙宁四年（1071年），因不认可王安石的变法，遭其诋毁，而坚决请辞，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熙宁五年（1072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逝世，享年六十六岁。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

欧阳修历仕三朝，为官期间勤于政事，积极参与并倡导朝政改革；在地方为政宽简，历任滁、扬、颍、毫、青、蔡及应天府七郡，因地制宜，力求有所作为。他的政治主张以整顿吏治、优选人才为核心。晚年政治态度有所变化，力主从稳健中求变，是一个务实、稳健的改革政治家。欧阳修的功绩主要在于其文化成就，他通过改革科举考试取士标准，积极领导并推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扭转了多年以来的文坛积弊。选拔举荐了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一批北宋杰出人才，他们使中华文化在宋代达到了新的高峰。欧阳修性格刚直，谦虚谨慎，待人宽厚，乐于奖掖后生，洋溢着士人领袖的人格魅力，带动了以崇尚道德人格为特征的一代士林新风的形成。

此外，欧阳修在文学、历史学、金石学、经学等多方面都有着很高的成就。他在散文方面建立了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风；诗歌方面，使宋诗开始散文化、议论化，奠定了宋诗现实主义的基础；其词作题材风格多样，具有民歌风味，还扩大了词的抒情功能，改变了词的审美趣味。后人将其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又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在史学方面，他提出“正统论”学说，并主持撰写《新唐书》；独自编写《新五代史》。金石学方面，他撰写的《集古录》成为金石学开山之作。经学方面开创了宋代质疑经典古籍的风气，以及以个人理解论述诗文之风。

欧阳修，字永叔，生于宋景德四年（1007年）六月二十一日寅时，当时他的父亲欧阳观正在绵阳市担任军事推官。欧阳修四岁时，其父移监泰州市军事判官，却逝世于任上。他的母亲郑氏便带着欧阳修前往随州市，投奔叔叔欧阳晔。

郑氏一直守节未嫁，在家亲自教欧阳修读书学习，因为家中贫穷买不起笔墨，郑氏就用芦苇秆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写字。她常用欧阳观的处世事迹，教导欧阳修要为人仁厚，为百姓谋利。欧阳修自幼聪敏过人，读书过目不忘。十岁时家里越发贫穷，常去随州大姓李氏家中借书抄诵，偶然在此得到唐朝文学家韩愈的《昌黎先生文集》六卷，他读而心慕，日夜通读，以追求其精妙。在之后的诗作中表现出有大人的风范，当地的都官称他是奇童，有朝一日会闻名天下。

欧阳修的科考之路并不顺利，当时科考流行“骈文”，欧阳修受到韩愈的影响擅长文言文。这样的写作方式导致他在天圣元年（1023年）和天圣四年（1026年）的考试中，都先后落榜。欧阳修在这之后总结经验，潜心研究骈文写作。天圣六年（1027年），欧阳修带着骈文作品《上胥学士偃启》前往汉阳拜访胥偃，胥偃看过他的文章后赞不绝口，称他将闻名于世，当即收他为弟子。同年冬天，欧阳修跟随胥偃前往京师，参加天圣七年（1028年）的国子监解试、广文馆试均考中第一，成为监元和解元。次年正月参加礼部考试，此次试题为主考官晏殊精心设计，题为《司空掌舆地之图赋》。考试时，欧阳修向晏殊表示，司空一职最早出现在周代，那时却不掌舆图，直到汉代才掌握，并问其写周代还是汉代的司空。晏殊表示在场考生中唯有他发现问题，并表示需要撰写周代的司空。欧阳修因此考中第一，成为省元。之后参与殿试，获甲科第十四名，荣登甲科进士，自此步入仕途。

天圣八年（1030年）五月，欧阳修任职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任西京留守推官，于次年三月抵达洛阳市。由于他的上司西京留守钱惟演擅长诗文，喜好招揽文士，其幕府聚集了梅尧臣、尹洙、谢绛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文人。欧阳修常与他们宴饮出游，诗词唱和，写下一大批吟咏唱和、送友赠别之作，如《七交七首》《与梅圣俞四十六通》等作。这一时期奠定了他文学创作的坚实基础，他的诗文也开始闻名天下。同年，欧阳修迎娶恩师胥偃的女儿为妻，但成婚不到两年，他们所生幼子尚未满月，胥氏便去世了。景祐元年（1034年）五月，欧阳修任职期满回到京师，入试学士院，授宣德郎、兼监察御史、馆阁校勘等职，参与编修《崇文总目》。随后再娶谏议大夫杨大雅之女。次年，欧阳修与太学体代表人物石介开始书信往来，在文学、儒学、书法等方面展开思想交流。九月，杨夫人卒。

景祐三年（1036年），时任天章阁待制、开封市知府的范仲淹呼吁改革，对宰相吕夷简提出批评，因此被贬饶州。朝中官员如余靖、尹洙都上疏为其辩解，唯有左司谏高若讷力主贬黜。欧阳修对此写下《与高司谏书》，斥高若讷不知羞耻，这一行为引起时人议论。随后，高若讷将此书交给赵祯，表示欧阳修攻击天子，惑乱众听。欧阳修遂被贬为峡州宜昌市（今宜昌市）县令。时任漳州市军事判官蔡襄特作《四贤一不肖》赞扬欧阳修等人敢于直谏的行为，欧阳修名声更加远扬，连辽朝使者也买下《与高司谏书》抄本，贴于幽州（今北京）驿舍的墙壁上。

景祐三年（1036年）十月，欧阳修抵达夷陵，峡州知事朱庆基特率其同僚下属前来迎接，欧与其结为好友，还与峡州军事判官丁宝臣、峡州军事推官朱处仁等人相交，谈论学问，关系甚佳。欧阳修在夷陵区勤于职守，一日翻阅旧案卷宗，发现其中冤假错案数不胜数，表示如此小县，尚且如此，可见全国各地的情况不容乐观。于是立下遇事定要谨慎，绝不疏忽对待的誓言。他由此对民生疾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从“道德文章”转向了“多教人吏事”，这一时期对他日后的仕宦生涯与文学创作倾向产生了深刻影响。他还写下了许多表现当地风土人情和自己切身感受的作品，如《峡州至喜亭记》《夷陵九咏》等五十多篇文；脍炙人口的《戏答元珍》也写于此时，其名为戏答，实则包含了严肃的政治主题。景祐四年（1037年），《新五代史》也开始执笔，三月，欧阳修续娶薛奎之女，年底迁任乾德（今湖北）县令。

宝元三年（1040年）春，欧阳修前往滑县（今河南滑县）就任武成节度判官。此时，宋与西夏开始交战，宋将不敌，赵祯为此下令重开言路，广纳贤才。五月，范仲淹受任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省经略安抚副使，他就职后聘请欧阳修为书记官。欧阳修笑而谢绝，说他当日的举措并不是为了一己之利，虽然同时被斥退，但也不必同时升迁。六月，欧阳修回到京师，复任为馆阁校勘，继续编修《崇文总目》，借广开言路之机，递呈《通进司上书》，为增强宋朝军事防御能力献计献策。

庆历元年（1041年），《崇文总目》编成书，欧阳修改任为集贤校理。一位名叫曾巩的太学学生携其所作杂文时务策两篇，向欧阳修拜师。欧阳修见其文采斐然，欣然收为门生，悉心指导。次年四月，宰相吕夷简推荐富弼前往辽朝议和，富弼是朝中为数不多敢于直谏且受到重用的大臣。欧阳修便援引唐人颜真卿使李希烈遇害的故事，上书阻止富弼出使，但被吕夷简截留不报。五月，欧阳修再递呈《准诏言事上书》，指出解决内外交困的根本方法是加强君主集权，但如同《通进司上书》一样，没能得到朝廷重视。八月，欧阳修上书请求外任，就任滑州通判，十月到任。

之后局势逆转，宋朝连年与西夏用兵，致使国库空虚，民生艰难。有识之士皆站出来指摘时弊，控诉吕夷简玩弄权柄，祸乱朝纲。在举国上下强烈的改革呼声及舆论压力下，赵祯于庆历三年（1043年）初罢免吕夷简，并下令广开言路，任用天下有名之士，时人多举荐欧阳修。三月，欧阳修从外地被召还朝廷，转太常丞，兼掌谏院。仁宗多次召见欧阳修询问其治国执政之事，探讨改革事宜。欧阳修便多次上疏就相关问题向仁宗进言，第一次上殿便提出改善吏治的方针，随后三次上疏要求对现任官吏进行全面核查，选出精明能干的人才。如《论按察官吏第一状》《论按察官吏第二状》《再论按察官吏第二状》。九月，范仲淹发起庆历新政，以整顿吏治、解决冗官、冗兵、冗费问题为中心改善朝政，挽救宋朝政治危机。欧阳修等人的主张虽深受仁宗认可，但由于朝廷守旧势力强大，这些政策在推行时屡屡受阻。欧阳修再写下《论李淑奸邪札子》《论吕夷简札子》等文，直指当朝官吏，有些官员便将他视作仇敌。仁宗赏识他敢于直谏，特赐他五品服饰，还对侍臣表示：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并破格升欧阳修为右正言知制诰，仍供谏职。使他以谏官和知制两重身份参与“新政”活动，既充当改革派在赵祯身边的耳目，也是改革派的发言人，能够直接参与新政施行。此外，欧阳修于这一时期写下十卷奏疏，都是针对时弊的重要政论文章，表达出他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庆历四年（1044年），欧阳修起草《详定贡举条状》，从人才培养到人才选拔，提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受到仁宗肯定，于四月以《颁贡举条制敕》之名，作为新的科举考试条例正式发布颁行。

当初范仲淹被贬饶州之时，还有尹洙、余靖也因上疏营救范仲淹被斥退，这场原本是范、吕两人的矛盾因更多人的加入变成了朋党之争，而他们作为支持庆历新政的主力，被时人斥责为“党人”。欧阳修于是在庆历四年（1044年）作《朋党论》一文进呈仁宗，文中写君子以志同道合结为朋党，小人因有共同的利益结为朋党，来反驳批评他们的言论。四月，欧阳修出使河东（今山西省西南部），考察西北边境麟州（今陕西神木北）的废留问题。并根据当地情况写出《河东奉使奏草》《河北奉使奏草》等奏疏，同时按照新政的要求在当地兴利除弊。他递呈《论麟州事宜札子》，认为应保留麟州，开垦荒地以种植粮食，最终使麟州每年可得粮食数百万。

出使河东回京后，保州发生兵变，欧阳修受封龙图阁直学士、河北省都转运使，前往保州平息事端。临行前，仁宗特地召见欧阳修表示他不要在保州久留，有何想法可以随时进谏。欧阳修表示他为谏官时可以直言不讳的议论国事，但如今再这样做，已经超越了现今职位的范围。但仁宗仍旧表示他不论在朝中，还是地方，都只管大胆谏言。欧阳修平定叛乱后，将私纳妇女的通判冯博文逮捕下狱，将领李昭亮见此，担心自己私纳妇女的事迹被揭发，便将纳来的妇女放回。兵变时，部分士兵为了不被杀害，便接受了朝廷的招降，结果还是被杀。另有两千被迫参与的人，本该分发给各郡去管束。但宣抚使富弼担心这些人再生变故，便准备杀死这些人。欧阳修得知后表示他们本就是被迫参与叛乱，而且已经投降，这不是朝廷的命令，若是有一个郡县不肯服从，便会再生事端。富弼听后醒悟，没有杀掉他们。

随着改革的深入，毁谤新政的言论也逐渐增多，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的议论再度兴起。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反对声愈加激烈，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等新政的核心人物相继因被诬陷私结朋党被贬，庆历新政最终宣告失败。欧阳修时任河北都转运使，他一面“自劾乞罢”，一面上《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表示自古以来小人陷害贤臣，都只需指责忠良的人聚众成为朋党。因为君主最忌讳专权，所以用这种说法便可以击垮贤臣，让小人弹冠相庆，敌国喝彩。此后，那些反对新政的人更加憎恨欧阳修，还借欧阳修的孤甥张氏因罪入狱的事情，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攀扯欧阳修与张氏有私情。最终欧阳修被降职为知制诰、滁州市知州。任职滁州时，他在此自号“醉翁”，写下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还写下不少歌咏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诗篇，如《啼鸟》《田家》《画眉鸟》《宝剑》等诗文，除却托物抒情外，表达了他虽被贬地方，却仍心系国家、关注民生之情，以及将政治的不得意寄情山水之间的旷达情怀。

庆历七年（1047年）十二月，朝廷借郊祀施恩，将欧阳修晋升为上骑都尉、开国伯，食邑三百户。次年正月，改任扬州市。两年后，欧阳修以目疾为由，自请移知阜阳市（今安徽阜阳）。皇祐二年（1050年）三月，到达州。他一方面欣赏当地风土人情，一方面关注地方的百姓民生、社会状况，写下了《采桑子》十首、《食糟民》等作品，对辛苦种地却仍旧忍饥挨饿的农民给予莫大的同情。为官方面，他本着“节用以爱民”的精神，实施宽简政治，减轻百姓负担，缓和阶级矛盾，并且继续宣传、肯定新政，维护政治改革和改革派的声誉，并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总结反映了新政的具体情况。四月，转礼部郎中，八月，复官龙图阁学士。

皇祐二年（1050年）七月，欧阳修被调往应天府（今商丘市），兼南京留守司事。朝廷派人前往南京审察欧阳修为官情况，得知因欧阳修严明廉正，民间称其为“照天蜡烛”。赵祯因此将欧阳修召回京城，打算委以重任。但在皇祐四年（1052年）三月，其母亲去世，欧阳修回乡丁忧，未能成行。五月，范仲淹去世，欧阳修不惧守旧派的攻讦为其撰写《神道碑铭并序》《祭资政范公文》以示悼念，为范仲淹的受诬、新政的成难废易扼腕叹息，斥责守旧派的“不仁”行为。守丧期间，欧阳修潜心著术，先是整理苏舜钦文集，编成十卷，并作《苏氏文集序》。同时，投入大量精力编撰《新五代史》，于皇祐五年（1053年）完成初稿，他将书稿寄给好友梅尧臣、徐无党等人，并参考他们的意见，开始了漫长的修改工作。

至和元年（1054年），欧阳修服丧期满回到京师，面见赵祯时，仁宗因看见他的白发，还对他抚慰有加，并下召令欧阳修担任流内的官职，职能是掌管九品以上官吏的选调工作。欧阳修上任后，提出要改变贵族子弟霸占寒门子弟有可能担任的空缺职位，得到了仁宗允许，但该主张触及了贵族的利益。这些人害怕他再次起复，便向仁宗进献谗言，因宰臣刘沆的请求，仁宗只是命他出任同州知州，以翰林学士身份与宋祁同修《新唐书》。次年八月，以假右谏议大夫之职，携带宋仁宗画像，前往辽朝庆贺耶律宗真母亲生辰，适逢辽兴宗逝世，便改为贺登位国信使。继位的耶律洪基因为欧阳修才名显赫，特地安排四个显贵臣子主持宴会。嘉祐元年（1056年）二月，欧阳修回到京师，进献《北使语录》。之后任职太常寺兼礼仪事、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监督三司事务。当时，京师遭遇水灾，欧阳修递呈《论水灾疏》和《再论水灾疏》，并举荐包拯、吕公著、王安石等有才能的人，希望朝廷任用。

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赵祯特赐御书“文儒”二字，令欧阳修担任礼部贡举的主考官，他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当时的学子崇尚“太学体”，文章多使用生僻字，具有险怪艰涩的特点。当时有考生的考卷开头写着“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意思是说天地交合，万物产生，然后圣人就出来了。这类文章看似古奥，实则别扭。欧阳修向来提倡平实文风，所以对这类艰涩的文章拒不录取。放榜时候，那些写“太学体”的考生发现自己居然没有被取中，纷纷在街上拦住欧阳修起哄抗议，但考场的文风从此大为改变。欧阳修爱才力荐，利用其知贡举的身份举荐人才，当时几乎所有著名的文学家都曾得到欧阳修的帮助。苏轼、苏辙、曾巩、程颢等便是在此时被录取，他们延续了中唐时期的古文运动。

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接到任命的他随即上疏《辞开封府札子》，希望修成《新唐书》后，能够外任地方，未获允准。虽请辞不成，但他仍恪尽职守，将京师治理的井井有条。嘉祐五年（1060年）七月，《新唐书》修撰完成，欧阳修任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当时河北省发生了水灾，欧阳修借此机会上奏说这是由于皇帝治国三十四年还没有立太子的缘故，请求立宗室子为太子。后来封立英宗，便是源于此时。

嘉祐五年（1060年），十一月，欧阳修升任枢密副使，次年（1061年）八月转户部侍郎、参知政事，自此得以位列宰执。任职枢密院期间。欧阳修与曾公亮一起考查全国各地的军队数量、驻军情况以及地理位置的远近，打算重新绘制军事地图与士兵名册。并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处理，如边境有出现军队缺少的情况，及时补齐。他与韩琦一同辅理朝政，将有关军队、百姓、官吏以及国家财政利益这类的关键资料整理成册，列出大致条目，需要时则可及时查询。嘉祐七年（1062年），52岁的赵祯仍旧没有诞下儿子，且未立储君。欧阳修与韩琦多次上疏劝谏，仁宗最终同意立堂兄赵允让赵允让的儿子赵曙(赐名赵曙)为皇太子。这年，欧阳修将多年收集的金石碑帖加以整理，集为《集古录》。同年九月，欧阳修进阶正奉大夫，加柱国，并赐号推忠佐理功臣。

嘉祐八年（1063年），赵祯去世，英宗赵曙继位。登基之初，英宗身体不适，慈圣光献皇后代为处理国事。身边侍奉的宦官不愿侍奉病情反复的英宗，遂搬弄是非，传播谣言，使英宗和曹太后之间不和。欧阳修便进言劝解曹太后，昔日曹太后处理温成皇后的事情尚且应付自如，如今天下人都因仁宗遗命而拥戴英宗，我们这些文臣都不敢有异议。曹太后沉默以对，改变了想法。欧阳修又劝英宗要以尧舜为表率，克守儿子的本分。英宗听了也不再计较，与曹太后的关系有所和缓。治平二年（1065年），英宗想要侍奉自己的生父赵允让为皇考，大臣都认为应尊称濮王为皇伯，群臣为此争执不下。最终在次年正月，欧阳修起草尊濮王为皇考的诏书得到太后签押。御史吕诲等人就此事诋毁欧阳修，双方争执不休。蒋之奇与欧阳修言论一致，得到欧的提拔，吕诲等被英宗贬逐。濮议之争告终，但与欧阳修在此次事件中持相反意见的官吏们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赵曙逝世，赵顼即位。当时欧阳修的妻弟薛宗孺举荐的官员崔因贪赃枉法被拘捕，薛宗孺因举官不当被弹劾。欧阳修不仅没有出言解救，还表示不会因为是亲戚而免去他的罪责。薛宗孺因为官职被免而心生怨恨，四处传谣，声称欧阳修与长媳吴氏关系暖昧。与欧阳修素有仇怨的集贤校理刘瑾得知后，将谣言添油加醋后告知监察御史中丞彭思永，彭思永又告知下属蒋之奇。蒋之奇为了撇清和欧阳修的关系，连夜写下弹劾欧阳修的奏章。奏章传到枢密院，欧阳修得知后气愤不已，接连递呈多份奏章，如《乞根究蒋之奇弹疏札子》《封进批出蒋之奇文字札子》等，声称希望将此事交由外庭查处，查明流言虚实，再予以定罪。三月，即位不久的赵顼派人去查问此事的来龙去脉，却查出只是谣言，没有任何实据，蒋之奇等人遂被罢黜。欧阳修因此意识到自己生性耿直，不懂避难，在朝中积累太多怨恨，才招致诽谤构陷事件。于是连上六表，乞请任职地方，最终以观文殿学士转刑部尚书的头衔出知亳州市（今属安徽）。欧阳修在就任途中写下《再至汝阴三绝》，透露出他希望留在颍州、解官归田的心情。熙宁元年（1068年），欧阳修又多次上表，乞求致仕，神宗皇帝不允，于这年八月任命其为兵部尚书、改知青州市知州，充京东东路安抚使。

熙宁三年（1070年），欧阳修在青州市（今山东益都）为官。这年，因思念父母，怀念家乡，他在此写下被誉为“千古至文”的《泷冈阡表》。同年，王安石推行的新政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欧阳修认为其中的青苗法于民生不利，接连上疏《言青苗钱第一札子》《言青苗第二札子》，对青苗法提出异议，并擅自命令京东东路各州军停止发放“秋料青苗钱”。朝廷不仅没有处罚，还于四月，任命其担任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东路经略安抚监牧使兼并代泽潞府岚石路兵马都总管。欧阳修不以为喜，连呈六道《辞宣徽使判太原府札子》请辞。欧阳修遂复为观文殿学士、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军州事。赴蔡州途中，欧阳修写下《六一居士传》，表达了自己无意政治，醉心读书、集录、弹琴、弈棋、饮酒的人生态度。

熙宁四年（1071年）年，欧阳修因不认可王安石的王安石变法，遭到王安石诋毁，再次请辞，于六月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的身份致仕。此后归居颍州（今阜阳市），偶与友人饮酒赋诗，大多时候在家中整理旧日著稿。

熙宁五年（1072年）七月，欧阳修亲自将《居士集》五十卷编定完成，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旧疾并发，逝世于颍州家中。赵顼赐其为太子太师，谥号文忠。后葬于开封府新郑县旌贤乡刘村（今新郑市辛店镇欧阳寺村）。之后，宋神宗追赠他为太尉、太师、康国公。赵煦追封他国公，宋徽宗又改为秦国公，再改为楚国公。

宋朝建立之初，官僚庞大、军费开支巨大，宋朝每年向契丹、西夏输送财物有增无减，导致农民负担越来越重。在这样的情况下，欧阳修提出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他重视务农，指出有许多弊政阻碍着农业发展，主张以农为本，开源节流；提出方田均税，减轻农民的不合理负担，扩大朝廷的赋税来源；反对铺张浪费，主张减少庙宇修缮；减轻名目繁多的赋税，严惩贪官污吏。

针对北宋的冗官现象，欧阳修在庆历新政中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第一，精选官吏，改革科举考试制度，通过策论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人为官，这一制度基本得到了实施。第二，建立官吏的考查制度，减去贪赃枉法而择出精明能干的官吏，这一举措贯彻后，对改变当时官场的不良风气起到了积极作用。第三：选择有德有才，敢于谏诤的人担任谏官，打破资历、门阀的界限，以便选拔更多更好的有学之士进入馆阁。第四，建议赵祯恢复汉唐百官议事的制度，使重大事件能够迅速而准确地得到解决。

欧阳修不但在选用官吏和考察官吏方面提出了有益的建议，还敢于做出揭露官吏阴私的实际行动。在《朋党论》中，欧阳修指出“朋党”乃“自然之理”、“凡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人君必须善于区分，“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使“天下治”。他列举许多事实说明，处理所谓的“朋党”问题，是关乎用人的问题，他告诫仁宗，“夫兴亡治乱之道，为人君者可以鉴矣”。作为君主，要使用君子朋党，屏退小人朋党，而用君子朋党，天下便可得到治理。而君子朋党就是坚守道义、名节、互相砥砺和以身事国的人士。此文较为明显地贯穿了欧阳修的文风和政治观点，实践了欧阳修“事信、意新、理通、语工”的理论主张，同时对后世的政治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

为了改变北宋兵多无用、防务松弛的现象，欧阳修首先提出在军中通过比试，层层选拔出武艺最强的人作为首领。如先选出队将，队将之间再选出裨将、裨将再选出大将。使兵能服将，将能驭兵，还能提高军队战斗力。第二：他主张从民间购买弓弩原料，用以制作精良的弓弩，强化武器。第三：建议在西北边防重地开垦荒田，恢复军屯制，满足边防军对于粮食的需要。第四：欧阳修提出分散兵力驻扎在黄河各个堡垒中，以便在情势危急时向河东提供援助，还能节省物资的运输成本；还提出让农民去耕种河东路边缘地区的原野，既能提高边民生活，还能巩固国防，避免被它国侵占。第五：军中将帅即便庸碌无能，也要按照惯例晋升，还委以重任，而明知贤能的将帅，却因资历太浅，不能越级提升。针对这一情况，欧阳修提出罢庸任贤、不循常例的政策，将老病昏庸的人任职其它官职。第六：主张修缮工事，修复城垣，以便防守；同时积极防御，认为边界线的各个防御点应相互支援，利用地形优势，发挥防御网的作用，并且做好随时作战的准备。

李仁孝时期，西夏屡屡入侵边境，北宋君臣担心对外用兵会引起农民起义，遂与西夏于庆历四年（1044年）达成了屈辱投降的合约。欧阳修极力反对这一合约，主张废弃，认为会使西夏愈加富强，宋朝愈加贫困；还建议以西夏侵占延州土地为理由，停止执行合约。赵曙时期，欧阳修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要摸清双方兵力强弱，调查地形地物，在了解各种情况的基础上指定作战计划，并且主动出击，达到灭亡西夏、收复失地、夺回边境险要之地的目的。

北宋以来，黄河频繁决口，对商胡地区的堤岸造成了危害。嘉祐五年（1060年），北京留守贾昌朝打算挖掘旧日的河道，将河水引向东流；而殿中丞李仲昌主张将河水导引入六塔河，主持相关事宜的官吏不知按何种意见贯彻下去。欧阳修表示，黄河水浑浊，淤积泥沙是必然，下游因淤积造成了阻滞，上游则必然会决堤。他认为应该按河水流向，增设坚固的堤岸加以严防；同时疏通下游，使河水流进海里，便能解决眼前困境。但朝中分成两派，大臣们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黄河最终没有得到有效治理，致使其频繁发生水灾。

赵祯时期，北宋士人出于维护、发展自己政治理想的需要，普遍具有好贤荐才的特征。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都曾得到过欧阳修的举荐，这些人大都继承了他的政治人格。他还通过政策影响，培养更多的人才。如兴办书院，重视学院教育，使众多普通人得以接受教育，由此诞生了诸多贤才。朝廷还采纳了欧阳修的建议，在全国统一招考进士，南方人士逐渐得到重用，他们提倡讲学，有政治理论和思想，他们对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哲宗亲政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在北宋历史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欧阳修还重视“儒学之士” ，即文学素养深厚，辞藻华丽，字斟句酌，具有儒学教养的人。这种人之所以能够参政，在于饱经儒学，其弊端便是在处理具体行政事务时，往往有心无力。他们以高雅为典范，拒绝讲究实际政务，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欧阳修的文学著作收录在《欧阳文忠公集》中，一百五十三卷，另附录五卷，为韩琦、王安石、曾巩、苏辙等人所撰祭文、幕志铭行状传文，及子欧阳发所撰《先公事迹》等。其中《居士集》为欧阳修晚年编定；其余赋、杂文、论、经旨、辨、诏册、神道碑铭、墓表、墓志铭、行状、记等，为南宋周必大按照文体分类，详情见下表。

南宋之后所传《欧阳文忠公集》，皆以周必大所集为正统，其流传版本众多，现存如下：南宋庆元二年 (1196年)周必大原刻本，今国家图书馆存三部残本；元刊本，今《四部丛刊》即影印此本；明天顺六年(1462年)，吉安县知府宗刊本；明正德七年(1512)刘乔刻本；明朝鲜国刊本；明隆庆五年 (1571)邵廉刻本；清康熙十一年(1632)曾弘刊本；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重修叙堂本；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欧阳衡刻本；清光绪十九年雅书局刊本。1930年、1958年商务印书馆根据元刊本印《欧阳永叔集》；1986年，北京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据1936年世界书局本影印《欧阳修全集》；台北河洛书局于1975 年也曾印行《欧阳修全集》。

此外，欧阳修还撰有《洛阳牡丹记》一书，书中列举牡丹品种二十四种，对洛阳牡丹花的栽培历史、种植技术等作了详尽的考察，是中国第一部关于牡丹的专著，科学性和文学性兼备。

欧阳修的文学创作成就首推古文，一生写了五百余篇散文，其内容极其丰富，有论辩、记叙、序跋、书信、祭文、墓志等，其中以论道、论政、抒情类成就最高；他的文章将散文分为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多种文体，其中以记、书、序、论成就最高，兼具议论、叙事和抒情的功能。从内容来看，可分为四类：一类为议论文，有表、奏、书、启、论、序等，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二类为记叙文，有写景游记、写人记事等内容，融记叙、议论、抒情为一体；三类为抒情文，主要包括以抒情为主的序、题跋、书简、祭文、辞赋等；四类为碑志文，包括墓志铭、神道碑和墓表等形式。

下表将欧阳修的散文分为四类，列举其代表作：

欧阳修的政论文既有韩愈式的充沛气势、逻辑力量，又有一种曲折动人、婉转多致的韵味。如《与高司谏书》中，文章从与高若讷交往的三个过程谈起，蓄足语势，再转入正面谴责，其中仍一波三折，委婉深曲。他的政论文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如《朋党论》提出只有君子才有朋党，小人并无朋党，层层剖析，结论确凿，掷地有声。他在一些文学性散文中善于以简练的笔墨，轩然浓厚的抒情氛围，如《丰乐亭记》对滁州市的历史故事、地理环境乃至风土人情都作了细致的描写；《泷冈阡表》追忆父母的言行，刻画细腻，栩栩如生，都体现了这种艺术特色。他的散文还有婉转曲折，态度从容的特点，如《五代史·伶官传序》在叙述传主曲折的事件中，始终包含着感情。欧阳修还提出了“文道”并重的文学思想，强调文章的内容重于形式，借助儒家之道反对内容空泛的文章，自五代十国以来的怪癖、艰涩的文风中，建立了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风。如《醉翁亭记》中的语言平易晓畅，既简洁凝练又圆融轻快，以委婉含蓄的语气表达出深沉的感慨和精当的议论。他坚持平易简朴的文字风格，文章整体富于变化，具有和谐的韵律感，读起来感到层次曲折，气势流畅，音节铿锵，情韵优美，具有很高的艺术性。

欧阳修对散文文体的发展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吸收了唐代“文言文”与骈文的优点，对前代的骈赋、律赋进行了改造，去除了排偶、限韵的两重规定，改以单笔散体作赋，创造了文赋。这是一种以古文语言写作，具有赋的结构的韵文。如《秋声赋》中，全用散体，打破了传统的模式，运用多样的比喻，抒发了作者对自然人生的感叹，是宋代文赋中散骈结合，却以散为主的代表作品。这一散文形式，为之后的文坛中提供了一种便于论事说理、抒情述志的新型古文。使散文的体裁更加丰富，功能更加完备，其散文创作的高度与其正确的文言文理论相辅相成，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对四六体也进行了革新，他写公文书时，常参用散体单行的古文笔法，少用故事成语，不求对偶工切，从而给这种骈四俪六的文体注入了新的活力，《上随州钱相公启》《蔡州乞致仕第二表》为其中佳作。

欧阳修的诗歌约有八百多首，的诗歌创作充满创新精神，诗歌表现个人生活，反映社会现实。欧阳修提出了“穷而后工”的创作主张，深刻阐述了作家个人的生活经历与创作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要注重内容与辞采相结合，认为诗人“内有优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才能感受真切，写出“人情之难言”的作品。其诗从内容可分为三类，一类为反映劳动人民现实生活的题材，表现出作者对时政民生的关注和同情，体现了欧阳修对百姓生活的洞察力及忧患意识；二类是占比更多的记录个人的生活经历或抒发个人情怀之作，多含有很深的人生感慨，与西昆体的同类诗作有本质的区别；三类是反映风土人情的咏史诗，写欧阳修所看到的自然风景及各类生活场景。

下表将欧阳修的诗歌分为三类，列举其代表作：

欧阳修在诗歌的艺术风格上，继承前人的优秀诗风，学习韩愈“以文为诗”，其具体表现在以散文结构句法、以议论入诗等方面。在以散文结构句法入诗方面，如《答杨辟喜雨长句》采用政论文的方式，前四句提出灾荒发生的原因，接着六句引用过去的执政者如何治理灾荒，再八句分析现状，指出问题，最后六句指出应向官吏问责，用以解决问题。欧阳修在学习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的基础上还有所创变，形成了欧诗特有的委婉平易的风格。即根据表现对象、思想感情的不同特点，通过人们对现实事物的共通感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使其发表的议论、所抒写的情志便于读者易知易懂、亲切平易。如《画眉鸟》中，全诗通过对画眉鸟叫声的描写，表现出对自由生活的向往。语言平易流畅、清丽自然。此类诗歌还有《谢判官幽谷种花》《行次寿州》《高楼》等。欧阳修以文言文的气势和句法、结构来作古体诗，用不同且崭新的面貌打破了诗歌的常规体制，使诗歌具有散文般流动的气韵与品格。他扭转了西昆体脱离现实、注重形式的不良倾向，发扬了韩愈以文为诗的传统，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使宋诗开始趋向散文化、议论化，逐步显露出独特的风格和特征，奠定了宋诗现实主义的基础。

欧阳修在词的发展历史上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他一生诗文成果颇丰，词史称其与晏殊为“晏欧”，是婉约派的代表，还被尊为“一代文宗”。欧词现存240首左右，今存在《欧阳姓文忠公近体乐府》和《醉翁琴趣外编》中。可分为三类，一类为描述男女恋情，其中有离别词、闺情词等内容；二类为游乐伤春之词，多以情景交融的手法抒发春日离别之情；三类涉及欧阳修的生活情感，内容为抒发个人情感，表现胸怀之作。

下表将欧阳修的词作分为三类，列举其代表作：

欧阳修的词作受五代十国诗人冯延巳影响极深，他继承了晚唐五代时期以小令为主的文本体式和柔软婉丽的审美规范，同时开始革新求变，开辟了两宋以后词史发展的风气。

他在词作方面的革新一是扩大了词的抒情功能，把抒发情性，描状艳情的功能转让到新兴的词体中。他在保持传统创作手法的同时，注重贴近生活，抒发个人情感，脱离了其在古文中表露的那种儒家的“庄重”面孔，而表现了风流蕴藉的情调。他摒弃了“花间派”的浓艳特点，而是清丽明媚，语尽情深。如《踏莎行》中通过春水喻愁、春山骋望的诗意形象，带领读者感情，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在《朝中措·平山堂》中，欧阳修用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和用词来表现自我情怀；《玉楼春》写：恨是由于情痴，于风月无关，即使无风月也一样恨。欧阳修的词，无论是写人或是写景都一样的用情。词中用语平顺流畅，往往以风流自命，甘为“情痴”，这是欧词情感底蕴最为真切、生动的一面。

二是改变了词的审美趣味，与柳永词相互呼应，开始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开拓。《南歌子·凤髻金泥带》中通过形象、动作、语言描写生动地塑造出了一位性格鲜明饱满的女性形象；以及《玉楼春·夜来枕上争闲事》中描写一对夫妇吵架后和解的故事，语言通俗，富有生活气息，表达出一种接近市民大众的审美情趣。欧阳修还是在宋代词史上第一位主动向民歌学习的词人，他通过借鉴和吸取民俗音乐的“定格联章”等表现手法，造就了清新明畅的词作风格。在《渔家傲·花底忽闻敲两桨》《渔家傲·荷叶田田青照水》中，分别写采莲女的浪漫欢乐和爱情苦恼，格调清新，具有民歌风味。欧阳修的词还具有题材风格多样性的特点，他的词作既反映了他的艳情冶游生活，又反映了一定程度的宦途风波和地方风情；既保持了士大夫文人的艺术风貌，又吸收了一定的民间文学风味，堪称风格多样以及多元化的发展趋向。

北宋初期的文坛盛行“西昆体”和“太学体”，科举考试重视“骈文”，非常看重文章形式，要求文字对仗工整，用典严密，堆砌词藻，重视韵律。欧阳修启蒙时期曾深入拜读唐代诗人韩愈的《昌黎先生文集》，此书以古文为主，与骈文在文体上截然不同，它更注重内容，多用单句，且不讲求韵律。欧阳修早期参加科举考试时曾两次书写古文而落榜。此后，欧阳修曾多次表达过对“古文”的推崇，并阐明“骈文”的危害，力主改变当时的文风。他向赵祯建议通过改革科举取士的标准，推动士子改变文风，在主持“贡举”应试中，恢复以“古文”取士的导向，古文革新运动便渐次展开。这次运动是继唐朝古文运动后又一次文学改革运动，欧阳修以唐代“古文”改革为旗帜，继承韩愈“文以载道”的文学理论基础，提出“文”与“道”并重的观点。他主张改变宋初文坛华而不实的文风，倡导平实简朴的文风，不用冷僻生词，而是简洁明快的语句及“文从字顺”的特点，逐渐形成平易流畅、含蓄婉转的文章风格，开创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散文风格。再加上梅尧臣、苏舜钦以及苏轼、曾巩等人的有力支持，古文运动取得了蓬勃发展，推动北宋文学在中华文学史上达到又一个历史高峰。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也是宋代从诗人的角度讨论诗歌创作而提出了系统理论的第一人。欧阳修对文学创作的见解，主要体现在他晚年退居颍州时所编的《六一诗话》中。欧阳修提出诗歌创作需要来源于现实生活，同时提倡学习和借鉴古今人的诗歌；他认为诗歌必须具有严肃认真的态度，需要对自己的作品反复推敲，注重诗歌的形象性和含蓄性；同时还要讲究诗歌的艺术技巧、加强诗歌的音乐感；并为政治服务，反映现实，给革新朝政、改良社会风气提供应有的作用；还要注重诗歌的内在联系，形成含蓄而又完整的艺术形象。欧阳修的文学理论指导三苏、王安石、曾巩的散文、诗歌创作实践，也丰富和发展了这些论点，这些诗人们继续将他的文学理论发扬光大，诗形散化、“以议论入诗”、富含理趣成为北宋诗歌普遍的创作倾向，形成了宋代与唐音不同的诗风——宋调。同时，这些文论和诗文作品又给以后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先例。它使明代的归有光、唐顺之，清代的方苞、姚鼐、马其昶等据以反击形式主义的文风，成为八百年来的散文正宗。

史学著作

欧阳修在史学方面的著作有《新唐书》和《新五代史》。《新唐书》是欧阳修奉诏修撰的官修正史，而《新五代史》则是欧阳修所撰的一部私修正史。两书在体例上有所创新，如在《新唐书》中增加了《兵志》《选举志》《仪卫制》，系统论述了唐朝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新五代史》中改志为考，学《同天考》和《职方考》，其它典制则省略。欧阳修还编制了新的谱表，如《新唐书》有《宰相表》《方镇表》；《新五代史》中有《十国世家谱》列举十国年历，为学者稽考史实提供了方便条件。

欧阳修还创立了一些新的类传，如《新五代史》有《义儿传》《伶官传》；《新唐书》有《公主传》《藩镇传》等， 反映了某些时代特点。作者在撰写两书时还参考了大量历史资料，如《新唐书》中补充整理了大量地理、天文等唐朝社会经济等史料；《新五代史》中增加了《五代会要》《五代史补》等史料，使内容更加详实，该书在创作上提倡“春秋笔法”，作者的意见始终贯穿于历史的叙述当中，在所设立的不同类目的类传中包含着特定涵义，用以贯彻作者的“褒贬”义例。在具体创作中，欧阳修还非常注重文词用简，力求达到文约而事丰的程度。这两本书充分体现了欧阳修的史学思想，其中开创性的建设，也成为后代修撰史书的模范。

史学思想

欧阳修面对五代十国的历史乱象，提出“正统论”思想，“居正”指道德操守，修法持正；“一统”指纪元创业，武力统一。他将五代定为“绝统”的乱世，赵宋王朝的建立为“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从理论上为修撰《五代史记》扫清了障碍。在具体修纂时，主张从道德、功业两方面考察王朝的历史地位，把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结合起来；同时抛弃神学，提出重人事而非天命的史学思想，对秦汉以来的天人之说提出批评。正统论的不足处，则在于其还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和脱节。

唐末五代十国时期，伦理纲常被破坏。欧阳修通过考察这一时期的历史，基于北宋的现实状况，提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标准。而道德，是调整人际关系和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其相同之处则在于天理人伦，即礼义廉耻。他借修纂史书，重新整饬世风，建立了新的道德标准。欧阳修还认为在撰述历史事件时，应该还原历史真相，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修纂史书，才能让后人信任，起到惩戒劝善的教化作用。

欧阳修是宋代金石三大家之一，他自小喜爱古代文化，凡是周代、汉朝以来的金石遗文、断章残篇，他都尽量收集记录下来，仔细稽考研究它们的不同之处，并在记载下来的金石文字后面，写上自己的跋语，一一加以确凿的考证，取名为《集古录》，其子欧阳棐将其中各通拓本中撰人名氏、岁月等另外写就《集古录目》一书；而《集古录》原卷在靖康之乱中散佚，周必大偶得一卷，将其中有跋尾的编为《集古录跋尾》。

《集古录跋尾》是中原地区金石研究史上首创之作，现存412篇，分辑为十卷。内容涉及正史、实录、政书、会要、传记、文集、笔记、志、历法、奏章、年表、地理著作等多种文献资料；其形式包括存录、增补、考辨、校勘、鉴赏等跋文；其中对碑铭和史传资料进行增补考订辨正的部分，拥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具有补充历史人物事迹、补充地理资料、补充典制资料的作用；同时能够考订历史人物、事件、纪年、地名，起到纠正史实错误的作用。《集古录跋尾》出现后，题跋体便成为金石学著作最为流行的著录形式，金石学家开始大量采用跋尾形式撰著金石学著作，使金石学研究方面涌出了一大批题跋考证类著作，在普遍的学术研究上，跋尾体式也被广泛运用，涉及到儒学、理学等各个方面。

欧阳修于文学、经学、史学、金石学、目录学、谱牒学等多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他把《周易风水》作为正统著述展开论述，从而质疑《系辞》所述内容。在《易》学史上，欧阳修是第一个质疑《系辞》的人，并且论述较为完备，开创了宋代质疑经典古籍的风气。

欧阳修诗学的代表作是《诗本义》十五卷，其体例与以前《诗经》对章句的注疏解读完全不同，著述中不收录诗文，只从作者的立意角度讲述诗篇的内涵和主旨。开创了宋代文人以个人理解论述诗文之风。自宋代之后，欧阳修的诗学理论被不断发扬光大，各种学说著述日益繁荣。

欧阳修作为江西省名贤，对永丰县乃至江西文化产生了持续影响，清代刘书田著《重新府明伦堂记》记载：“永丰为欧阳文忠公故里，道德文章流泽未艾，故崇儒尚义相习成风”，永丰学子皆以欧阳修的学风和士风为典范。沈德潜《重修儒学记》也记载“欧阳修之风杰文章、忠理学，皆为今之司教事；为弟子者，皆以先生为楷模”。欧阳修学而优则仕，对永丰县乃至整个江西的儒学文化，以及参加科举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整个宋朝进士共有三万多名，而江西籍进士就有5142名。此外，如、、、、杨万里等杰出人物，都是江西籍人士。他们与欧阳修都出自庐陵郡（今江西吉安），被称为“庐陵五忠一节”。到了明清两代，江西籍文化名人也层出不穷。欧阳修好学从礼的风范影响了江西省的文化氛围，这样的氛围又带动了地方政治经济与文化，进一步促进了江西思想学术的发展。

欧阳修的文学声誉和人格魅力深刻影响了宋代的诗人，他刚正不阿、胸怀豁达的人品气节也为人所称道。《宋史》称其“天下然师尊之”。他的学生苏轼受其影响，尽管仕途不顺，却始终保持着傲视磨难、随遇而安、泰然自处的旷达襟怀。而他的好友韩琦、蔡襄等人，及他的学生苏轼、曾巩等皆继承了他的思想及为人处世。欧阳修的处世人格、旷达胸怀，造就了士大夫文人的忠义正气，他们以崇高的人格魅力在士林中树立起精神旗帜和道德标杆，并以其政治实践和成功的文学实践深刻影响及改变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的思想风貌和行为准则。最终使宋代士林群体形成自觉的道德人格，开创了宋代文人重视人品的时代精神，对后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赵祯评价欧阳修：像欧阳修这样的人才，到哪里去找呢。赵顼御题称赞他：功名事业三朝相，道德文章百世师。

欧阳修的门生北宋文学家苏轼说：欧阳修乃今代韩愈，现在的学子文风守旧，没有气势。自欧阳修以后，天下以通经学古为评价标准，以救时行道称贤，以敢于直言为忠。这都是欧阳修的功劳。还赞他论道时像文学家韩愈，论事时像唐朝的宰相陆贽，记录史事时像司马迁，作诗像李白。并写有诗词怀念，如：“三过平山堂上，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佳人犹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抹……惟有西湖波底月”。

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中称赞欧阳修有果敢之气，刚正之节，到晚年也没有改变。还在《四家诗集》中将欧阳修居于李白之上，赞道：“欧公，今代诗人未有出其右者。”

北宋诗人曾肇评价：宋兴八十余年，异材间出，欧阳文忠公赫然特起，为学者宗师。北宋文学家张舜民在《宾退录》中评价：欧阳永叔如春服乍成，酾酒初熟，登山临水，竟日忘归。

南宋学者曾慥表示：欧阳修为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南宋文学家罗大经评价：欧阳公虽游戏作小词，亦无愧唐人《花间集》。

南宋官员王称表示：欧阳修继承了韩愈的文章，以明智的道德，压制了邪说，建立了儒家风范，深入钻研所学并贡献于朝廷，志在追求道德行为，其功业之大，乃天所赋予。南宋诗人敖陶孙表示：欧公如四瑚八琏，只可供奉于宗庙。

金代诗人元好问曾作诗云:“九原如可作，吾愿从欧阳”，以此来表示其对欧阳修的推崇。他认为欧诗平易自然的诗风值得后人学习。元代诗人宋回评价欧阳修的《送王平甫下第》诗，明确指出：细味欧阳公诗，初与梅圣俞同官于洛，所作已超元、白之上，一扫昆体。

元代史学家、政治家脱脱著《宋史》评价欧阳修的文章，才华横溢，朴实流畅，不繁冗不省略恰到好处。在议论上，简单而明了，实际而通情，善于联系事物分析不同问题，阐明深刻的道理，驳斥其错误，给人以很强的说服力。《宋史》还称：唐朝的文学也经历了五代十国的衰落，直至宋代欧阳修再度振兴。他挽回了文学的颓势，抑制了千古的错误观念，使正派的文化气息得以传承，助力道义之路。然而，欧阳修得到了赏识，却未能完全发挥其所能，实在可惜。

明代文学家王世贞评价欧阳修：文胜词，词胜诗，诗胜书。还表示欧阳修不仅擅长华丽词藻，也有杰出之作，如：“隔花啼鸟唤行人”“海棠经雨胭脂透”、“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等句，从淡泊的语言中表现出情感。

明代文学家李东阳在《怀麓堂集》中表示：韩欧之文，亦可谓至矣！而诗之用，议者犹有憾焉。他不仅认为欧阳修的诗“有憾”，还直接批评欧阳修的诗云：欧阳永叔深于为诗，高自许与。观其思致，视格调为深。然校之唐诗，似与不似，亦门墙藩篱之间耳。明代诗人胡应麟肯定了欧阳修改革诗风的举措，但并不欣赏其改革之后的诗风，其云:“六一虽洗削西昆，然体尚平正，特不甚当行耳。”他认为欧阳修是“能诗者”，但更是“文士”，对诗词只是旁及。

明代诗人袁宏道在长时间阅读欧阳修的诗歌后，直称其为“诗之圣人也”。还肯定了欧、苏等宋代诗人对宋初诗风的变革，他表示：有宋欧、苏辈出，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

清代文学家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评价：永叔词只如无意，而沉着在和平中见。清代诗人冯煦在《蒿庵类稿》中评价：宋至文忠，文始复古，天下翕然师尊之，风尚为之一变。即以词言，亦疏隽开子野，深婉开少游。

清代诗人朱轼评价：欧阳修在学术陷入低迷时期，提倡文言文，开启经义新解。使学者明白，论述必须基于仁义，需要对世道有益。他在担任台谏期间，摧毁邪说、匡扶正义，著作甚多。之后辅佐韩琦，对国家功绩卓著。清代文学家田雯评价：欧阳文忠公崛起于宋代，承袭韩愈的流派而发扬光大，是诗坛的幸运。清代文学家刘熙载评价：冯延巳词，晏殊得其俊，欧阳修得其深。

清末政治家曾国藩表示：古人称赞立德、立功、立言为三种永恒不朽的境界。其中，立德最为艰难，自周代以来，传承美德的人已经鲜见。至于立功的人，像萧何、曹操、房玄龄、杜光庭、郭威、李世民、韩信、岳飞等，能成就伟业者没有几人；像马融、班固、韩愈、欧阳修、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这样言论辨证、留下卓越文论的人，古今没有几人能与之媲美。

近代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称赞：欧阳修在学问文章方面的名声，以及在政治上的地位影响，与日俱增，至于众莫能及的地步。不但在政治上，在文化上也是当代最高的领袖人物。

近代文学家顾随评价：宋代之文、诗、词，皆以欧阳修为基础，文改骈为散，诗清新，词开苏、辛。欧文学之不朽，在词，不在诗、文。‘晏欧清丽复清狂’。或以为苏、辛豪放，六一婉约，非也。词原不可分豪放、婉约，即使可分，六一也绝非婉约一派。大晏与欧比较，与其说欧近于五代十国，不如说大晏更近于五代，欧则奠定宋词之基础。盖以文学不朽论之，欧之作在词，不在诗文。

近代文学家钱基博评价：欧阳修兼备碑文传记和议论文的能力。他的文章平易随和，与苏轼的通畅流畅不同，虽然言辞急促而详尽，却毫无艰涩之感；他写长篇大论或短小记叙，都自如得体，富有抑扬顿挫、爽朗通畅的风格，这是宋代人独特的长处，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颖之路。欧阳修早年擅长四六文而取得科举，但他对于排比繁琐的文风心存不满，于是他以文言文的简练、紧凑，应用到文体的整体对仗中，带来了独特的效果，语言老练，没有丝毫妩媚的痕迹；他的作品妙构精致，不陷于言之无物或纠缠于句式之中。在诗歌方面，欧阳修借鉴了韩愈、杜甫，将文学用于诗歌，倚仗气魄和创新。词作方面，欧阳修则融合了蜀地词风和南唐风韵，其表达具有深、婉约，清新而悠闲的特点。因此，宋代文学继承了前人的优秀，并独立成一代，欧阳修、苏轼，或者推进或者挽留，对美的追求有着显著的成就。

中国近现代作家朱自清评价：欧阳修一生宗仰韩愈，又从尹师鲁游，学作文言文，造诣极高。欧阳修是文学家，不是政治家。他在政治上近于元老派，很推崇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等有所作为的贤相。早年还比较激进，晚年当王安石执政时，就趋向保守了。 他还表示北宋古文大家，称欧曾王苏（三苏），而欧阳修实为领袖。

近现代历史学家白寿彝在《中国通史》中表示：欧阳修的作风是正派的。为人处世，刚正不阿。为了国计民生，敢于直言极谏，不怕贬官，不避刑戮。骂高若讷，驳吕夷简，其意气之盛，至今令人神往。他的文章写得平易自然，影响了宋朝一代的文风。古人所谓“其身正，下令而行”，欧阳修自己的文风正是起了这样的作用。

现代历史学教授张舜徽评价：欧阳修是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文学家，他虽一生在宦海中浮沉了四十年，但由于刻苦钻研，锲而不舍，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尤其是他继韩愈之后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开创了宋代散文的新局面，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从唐末至五代十国，文体萎弱无力，到欧阳修生活的早期，文坛上仍弥漫五代余习，流行着雕琢字句、讲求对偶、风格浮艳的骈体文，可以说是对唐朝韩愈古文运动的一种反动。欧阳修是十分佩服韩愈的，力主扫除形式主义的文风，以文体革新相倡导。在苏轼、王安石、曾巩等人的合作下，终于取得成效，奠定了平实畅达的散文风格，这是他的卓著贡献。至于他的诗词堪称俱美，写作也多；在历史学和金石考古方面，都有专著，确是一位博涉多通的学者，不徒擅长文学而已。

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叶嘉莹表示：欧阳修在豪宕沉挚、抑扬唱叹中表现出一种遗玩的意兴。欧阳修就是以一种风趣谈谐的态度，一种赏玩、驱遣的豪兴来对待他一生屡遭诋毁贬滴的不幸的。

欧阳修曾对同僚谢绛说，他生平所著文章，多半在马上、枕头上和上厕所的时候，因为只有这个时候才可以好好构思。

欧阳修担任河南省推官时，与一名妓子交好。当时钱惟演邀请了众多文人宴会，唯独欧阳修与这名妓子过了许久才到。钱惟演责备妓子：“为何许久未至？”妓子回答：“天气炎热，贪凉在凉堂中睡觉，醒来后发现丢失了金钗，久寻未果，因此耽误了时辰。”钱惟演回道：“若是欧阳修能立即作词一首，我便补偿你这支金钗。”

欧阳修随即作词：“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角断虹明。栏杆倚处，待得月华生。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动纹平。水精双枕，畔有堕钗横。”坐中人听了皆拍手叫好，钱惟演便兑现诺言，从公库中补偿了那妓子一只钗。

欧阳修和王拱辰曾一同参加科举殿试，后来还同为大臣薛奎的女婿。王拱辰先娶的薛奎第三个女儿，这任妻子去世后，王拱辰又娶了薛奎的五女，依旧是薛家的女婿，和欧阳修还是连襟关系。一次宴席上，刘敞因对欧阳修有旧怨，便说：“从前有个教书先生，他的学生读到‘委蛇委蛇’时，仍读‘she’音。教书先生斥责他：‘蛇应读作姨，不准再错！’第二天，这个学生来晚了，教书先生问他为什么。学生说：‘遇到一个玩弄姨的人，就和众人一块看起来。那个人先是玩弄大姨，后又玩弄小姨，所以来晚了。”欧阳修听后大笑，之后还作诗调侃：旧女婿做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

欧阳修刚到滁州市任职时，自号醉翁。年迈时在阜阳市任职，自号六一居士。客人问他有什么含义。欧阳修回答我家有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的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常放酒一壶在桌上。客人不解说道，这应该是五一。欧阳修回答，还有我这个老翁，终老在这五物之间，正是六一啊。

欧阳修在滁州任职时，常在附近的琅琊山游玩，因此与山下琅寺的智仙和尚结为好友。智仙和尚为了方便他游览山中风景，便在山腰为其建造了一座亭子。亭子建成时，欧阳修前去祝贺，并为其取名“醉翁亭”，还写下《醉翁亭记》这样流传千古的名篇。文章刚写成时，欧阳修拿着文章向人请教，只听得一片赞美声。后来，他读给一位樵夫打扮的老人听：环滁四面皆山，东有乌龙山，西有大丰山，南有花山，北有白米山，其西南诸山，林壑尤美。老人才听到开头，便说：“大人，您文章的字好像多了点。我打柴上山，站在南天门，放眼一望，四周都是山......”话还未完，欧阳修明白了，他划掉一串文字，将开头改为“环滁皆山也”。这便是如今《醉翁亭记》言简意的开头。

据《欧阳志》家谱中记载，欧阳修去世后，赵顼赐葬其在新郑市（今河南新郑），之后他的后代也陆续埋葬于此，逐渐形成了欧阳修的家族墓群。如今该陵园位于新郑市区西13公里辛店镇欧阳寺村，陵园坐北朝南，在南北中轴线上，依次为山门、中殿、拜殿，殿两侧有东、西配殿，占地约万余平方米。欧阳修墓冢高约5米，周长15米，并排右侧有薛夫人墓，中殿内矗立有明代的“宋太师欧阳文忠公之墓”石碑和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的祭文石刻。大殿有欧阳修的官服坐像，以供祭祀。西配殿内是他的生平简介壁画。东配殿内是苏轼手书《醉翁亭记》的石刻。2006年被确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欧阳修祖籍江西吉安永丰。1997年为纪念欧阳修诞辰900周年，永丰县政府兴建欧阳修纪念馆，该馆位于永丰县城恩江北岸，距吉安市区60公里。是一座集纪念、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古典园林式纪念馆，馆内设有欧阳修生平事迹陈列室，全面扼要地介绍了欧阳修的生平、政绩以及在文学、史学等方面的贡献。园内还有醉翁亭、六一亭、至喜亭、泷冈阡表碑亭、报恩寺塔、状元楼等景观。

2022年6月，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举行纪念欧阳修诞辰1015周年系列主题活动，以北宋画家王希孟创作的《千里江山图》为蓝本，以卷轴形式，全景式展现了宋代永丰繁荣的商贸市井和庐陵文化先贤欧阳修的传奇故事。有关部门诚挚邀请四海宾朋，畅游欧公故里，夜游恩江古城，梦回大宋，遇见欧阳修。县领导带领活动嘉宾先后来到文商优品店、永丰县学、麻老六茶馆、非遗工坊、驼背巷、葛溪桥、状元文化展示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德馨堂（聂豹馆）、永丰欧阳修纪念馆等处参观游览。本次活动持续半年，期间，举办了“六一讲坛”、欧阳修学术研讨会以及招商引资项目推介会，并且宣布将编辑《欧阳修丛书》出版。

欧阳修出生于绵阳市，绵州在其去世后兴建“六一堂”，原址位于今绵阳市解放街17号大院内，经历代兴废，最终在今绵阳市南湖公园内得到重建，规模宏大。此外，绵州还曾出现过欧阳修祠堂、思贤堂、十贤堂、启欧楼、环秀楼，今皆不存。欧少居泰州市、随州市，两地也都为其立祠供奉，已废。欧阳修曾被贬宜昌市、滁州市等地，夷陵县的欧阳修遗迹有至喜堂、至喜亭、雪堂、红梨花树、棋轩、三游洞题刻、欧阳修祠堂、六一书院、四贤堂。其中“绛雪堂”最富有文化意义，这些建筑虽经历代重建、修，如今唯有至喜亭和黄牛峡祠得以重建。欧阳修在滁州建有醉翁、丰乐、醒心三亭，这三亭屡废屡建，后世文人前来瞻仰者甚多，影响力巨大，如今在滁州欧阳修纪念馆、滁州琅山丰山脚下可瞻仰遗迹。

欧阳修先后在扬州市、颍州任职，他在扬州营建了平山堂、无双亭、大明井亭。平山堂屡废屡建，今位于江苏扬州市中心西北处的大明寺西侧，被视为扬州蜀冈标志性景观；金元、明时期都对无双亭进行过重修，位于今江苏扬州市琼花观内；大明井亭位置不详，今已不存；另有谷林堂，位于平山堂之北，相传为苏轼纪念欧阳修所建；扬州三贤祠亦供奉有欧阳修。颍州则有聚星堂、会老堂，曾是欧阳修、苏轼等人聚会之所，今已不存；六一堂为欧阳修致仕后的私人书房，今已不存；欧阳文忠公祠，废于清代；另有西湖书院，为明人假托欧阳修之名所建。此外，在欧阳修的其他仕宦地，如光化县（今属老河口市）、滑县（今河南安阳滑县）、开封市、青州也都有欧阳修遗迹。如光化县的欧阳文忠公书院，今已改建为校园；滑县画舫斋，原为欧阳修私居，后演变为书院，今为校园；开封、青州市则建有祠堂供奉，今不存。在欧阳修祖籍江西安丰县有西阳宫建筑群，原为西阳观，欧阳修将其父母及胥、杨两位夫人安葬于此，元明在西阳宫附近增设道德讲堂、文儒书院，经历代修葺，延续至今，永丰县还将当地学校改为“永丰县欧阳修中学”“六一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