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公元557年—公元581年），又称后周、宇文周，是中国南北朝时期鲜卑宇文姓于北朝建立的一个政权。其建国时期的治理区域包括今天陕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和四川省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山西省西南部、湖北西部、河南省西部地区。北周历孝闵帝宇文觉等五位皇帝，国二十四年，都城为长安（今陕西西安市）。

北魏末年，宇文泰在父兄皆死于战乱后，投奔尔朱荣麾下大将贺拔岳。贺拔岳死后，宇文泰被推上军事统帅之位。大统元年（公元535年），宇文泰拥立北魏宗室元宝炬为帝，建立西魏，自此握国家军事大权，封安定公，再被任命为太师、大冢宰。宇文泰执国家政权二十年，奠定北周基业。拓跋廓三年（公元556年），宇文泰去世，其第三子宇文觉继承其职务、爵位，次年（557年），军政大权的实际掌控者宇文护逼迫西魏恭帝禅皇帝位给宇文觉，宇文觉受禅继位，国号周，宇文觉即宇文觉。当年九月，宇文护杀宇文觉，立宇文泰庶长子宇文毓为帝。公元559年，宇文亲政，改元武成，宇文毓对内改革郡县制和官吏制度，对外击退吐谷浑部落，稳定了北周边境，并主持编著了《世谱》五百卷。武成二年（公元560年）四月，宇文护毒死宇文毓，宇文毓口头遗诏其异母弟宇文邕继位，是为北周武帝，谥宇文毓为明帝，葬清昭陵。建德元年（公元572年），周武帝宇文邕诛杀权臣宇文护，收回军政大权，建德六年（577年），灭北齐，统一了中原地区北方。宇文赟宇文赟继位后，荒废朝政，骄奢淫逸无度，使得北周国力逐渐衰落。579年，宇文将皇位传于年仅7岁的太子宇文阐，改年号为大象，自称宇文赟。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宇文赟病死后，随国公杨坚受遗命为辅政大臣，此后杨坚威望日趋增长，逐渐消灭了反对自己的势力。大定元年（公元581年）二月十三日，杨坚受宇文阐禅皇帝位代周称帝，改国号为隋，北周灭亡。

北周国祚短暂，帝王更替频繁，其政权本质是北魏、西魏传统的延续，后来的隋、唐统治者亦皆为北魏、西魏、北周王朝的权贵，统治上一脉相承。政治上，北周废除九品中正制，仿周礼实行六官制，打破门阀传统，加强中央集权，解放虏奴，吏治相对清明节；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大力发展农桑，根据收成的丰欠程度灵活调整课税多寡，促进商业发展；军事上，北周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和管理，制度上沿袭西魏采用府兵制，扩大兵源，以八柱国统帅六军，对隋唐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制上，北周在沿袭历代前朝律法的基础上，创立了北周律和刑书要制，对各项刑罚做出了详细分类的同时，也废除了如宫刑等一些不合理法条；外交上，北周执行与北方的突厥、柔然交好，集中力量对付东方的北齐和南梁的战略；文化上，北周重儒重典，但保持住了鲜卑文化本位属性，根据统治需要调整宗教政策，重视文化德教，培养了一批文化和政治精英，在四大石窟造像、音乐、舞蹈等艺术方面均取得成就。北周是禅让立国，因此其正统地位比较受关注，后继的隋、唐也受此影响，建国的方式也类似，反映出这一时期的时代特征。

公元556年12月丁亥，西魏恭帝下诏，将岐阳之地封给宇文觉，并封他为周公，宇文觉称帝后，即以爵号“周”作为国号。部分史料也称后周。因其所辖之地处于中国的北方，史称北周，与西周、东周、五代十国之后周作区分，又因北周皇室为宇文氏，又称宇文周。

《北周·帝纪一上》记载了宇文氏祖先的由来，宇文氏称其祖先源自炎帝神农氏，被黄帝所灭后，后代逃至北方居住下来，后代里有个叫葛乌菟的人，总统鲜卑十二部落，世代为大人，他有个后代叫普回，打猎时捡到三枚玉玺，有印文“皇帝玺”，普回认为是上天的赐予，因称天为宇，称君为文，因此自号宇文国，并以宇文为姓氏。

普回的儿子莫那，从阴山山脉迁徙到辽西地区，称献侯，为北魏的异姓诸侯国。传到第九代侯豆归，被慕容皝所灭，侯豆归的儿子宇文陵封玄菟公，宇文陵跟随慕容实抵抗拓跋珪战败后，归顺了北魏，官拜都牧主，赐爵安定侯。天兴初年（公元），北魏把豪杰俱迁至代郡（今河北蔚县代王城），宇文陵按规定迁到了武川镇（今内蒙古自治区阴山北麓，呼和浩特市市北）。宇文陵生子宇文系，宇文系生子宇文韬，宇文韬生子宇文肱，宇文泰即宇文肱的小儿子。

北魏权臣尔朱荣在宣武灵皇后毒杀元诩后，拥立元子攸为帝，是为敬宗孝庄帝，尔朱荣率军直指京师，铲除了胡太后和她所立的幼帝。并以天下丧乱、先帝暴崩，都是大臣们不能辅弼造成的为由，发动“河阴之变”，斩杀朝臣一千三百余人（《资治通鉴》记载杀二千余人），包括丞相、司空和孝庄帝的兄弟均在内。由此，尔朱荣和北魏皇室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也导致北魏与南梁接壤的多个州郡因恐惧举州投降南梁，北魏对南梁的防御崩溃。 梁武帝萧衍趁北魏内讧的时机扶立北魏北海王元为魏王，开始向魏土拓疆。尔朱荣先后击溃并收编了葛荣的军队、击破南梁、荡平关陇的所谓天健政权，基本统一了北方。尔朱荣属下将领贺拔岳曾作为先锋大破元颢，西征关陇时也起到了主导的作用，宇文泰在父宇文肱和兄长宇文连均死于六镇起义后，辗转投在贺拔岳麾下，并追随贺拔岳迎元子攸回洛阳市，然后入关中。

太昌元年（公元532年），宇文泰被贺拔岳任命为左丞，参与决策，永熙三年（534年）贺拔岳被杀害，宇文泰被推上军事统帅之位，八月，迎魏孝武帝入关，不久又弑杀了孝武帝，拥立北魏宗室元宝炬为帝，以长安为首都，是为西魏，北魏从此一分为二，宇文泰被任命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大行台、改封安定公，实际掌控了西魏的军政大权。又任太师，大冢宰。宇文泰主政期间，东征东魏，侵食南梁，征战巴蜀，获得了山西省、巴蜀等地，同时将地方官吏的任命权收归中央，加强中央集权。宇文泰培养和提拔了一批人才，如独孤信、李弼、苏绰、杨忠等人，隋之杨氏由此发迹。之后宇文泰又颁布了均田制，并创立了府兵制度，依据《周礼》制定新的官制，任命六官，但并未将秦汉官制彻底废除，而是酌情使用。

大统十七年（公元551年），西魏刘恒元宝炬驾崩，太子元钦继位，称西魏废帝，不立年号，西魏宗室欲阴谋杀死宇文泰而夺回政权，反被宇文泰所杀，废帝对宇文泰十分不满，密谋诛杀他，谋划再次泄露，废帝三年（公元554年）九月，宇文泰废黜元钦并杀害了他，拥立其弟齐王拓跋廓继位，为西魏恭帝。西魏立朝二十二年，宇文泰为实际权力的掌控者，奠定了北周的根基 。宇文泰的侄子宇文护从小追随宇文泰，不仅管理家族事务，又随军转战，得到宇文泰的信任。

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十月乙亥，宇文泰在北巡途中于云阳（今陕西省泾阳县）病重，临终托孤宇文护，去世后葬成陵，谥号文公，其子宇文觉继承其职位和爵位，宇文护辅政。

宇文泰死后，西魏恭帝拓跋廓封宇文觉为太师、大冢宰、袭封安定公，之后又下诏将岐阳地域封给宇文觉，封号为周公。宇文护阴谋逼迫西魏恭帝拓跋廓禅位于宇文觉，西魏恭帝三年十二月庚子（557年2月14日），西魏恭帝禅位于宇文觉，宇文觉辞受，百官再三劝进，于是宇文觉受禅为帝，是为周孝闵帝，以封号“周”为国号，以长安为都城，追赠先祖，封魏恭帝为宋公。

宇文觉受禅皇帝位后，宇文护任大冢宰，实际掌握着军政大权。宇文护的专横和跋扈引起一些大臣的不满，太傅赵贵、太保独孤信商议诛杀宇文护，被人告发，宇文护杀了赵贵，罢免了独孤信。宇文觉想亲掌政权，便和对宇文护不满的大臣李植、孙恒、乙弗凤等人暗暗谋划，宇文护接到告密后，将李植、孙恒贬到地方做了刺史。宇文觉总想将他们召回，宇文护便以自己和皇帝是骨肉兄弟以及自己是受叔父临终托付之重任为由，向宇文觉哭诉，宇文觉被他的恳切所打动，放弃了召回李、孙二人。

宇文护却开始谋划废黜宇文觉并消灭其同党，九月，他先设计擒拿了宇文觉近臣乙弗凤等人，接着下令撤销了宫廷宿卫，宇文护逼宇文觉退位，将其废为略阳公，杀了乙弗凤、孙恒等人，不久诛杀宇文觉宇文觉，年十六岁。

孝闵帝元年（公元557年）九月二十七日，宇文护迎宇文泰庶长子宇文毓抵达京城，次日继位。是为明帝。武成元年（公元559年）八月乙亥，宇文毓改天王为皇帝，追尊父亲宇文泰为文皇帝，年号武成。宇文毓在位期间，政治上，改革郡县制和官吏制度；军事上，武成元年（公元559年）三月，吐谷浑侵犯北周边境，宇文毓派大司马贺兰祥讨伐吐谷浑，击溃吐谷浑，并攻克洮阳（今定西市临洮县）、洪和（今甘肃临潭县东南部）二郡，在此设立洮州，稳定了北周边境；文化上，召集学问深厚的公卿校刊经史，主持编著《世谱》五百卷。宇文护名义上归政皇帝，但仍然牢牢把握着兵权，宇文毓同样不肯做宇文护的傀儡，宇文护见宇文毓不好控制便想除掉他。武成二年（公元560年）四月，宇文护令人在宇文毓的食物里下毒，宇文毓弥留时口头遗诏传位于自己的四弟宇文邕，宇文毓被毒杀身亡，年二十七岁。

御正中大夫崔猷建议宇文护效法周公，立宇文毓长子宇文贤为帝，但宇文护认为宇文贤年幼，遂在武成二年（公元560年）四月二十一，尊宇文毓遗诏拥立宇文继位为帝，即为北周武帝，谥宇文毓为明帝，庙号世宗，葬昭陵。宇文邕继位伊始，不与宇文护相抗而采取韬光养晦策略，保定元年（561年），宇文邕即任命宇文护大冢宰、晋国公、都督中外诸军事。给予其军事大权，日常也极力讨好他，一次侯莫陈崇擅自揣测宇文邕用意，扬言宇文护已被诛杀，宇文邕不仅当众狠狠责骂侯莫陈崇，而且当天派兵冲进侯莫陈崇的家中逼他自杀，以此表明自己对宇文护的维护，还下诏表彰宇文护成就的功业，要求百官不得直称宇文护之名，而必须用晋国公的尊称，来表达自己对其的尊崇。宇文护的母亲被北齐俘虏，三十五年后才被放回，宇文邕常赏赐其奢华之物，每逢年节，宇文邕均率皇族向宇文护之母行家礼，并称之为“觞上寿”，以讨好宇文护。

保定四年（公元564年），宇文护策划攻打北齐，被北齐并州刺史段韶用计打败，这次军事失败，令宇文护的威信在北周大大降低。建德元年（572年），经过长期的准备，宇文邕决心铲除宇文护，宇文邕约宇文护一同面见太后，请求他帮忙劝谏年事已高的太后节制饮酒，并将一篇《酒》交给他，请他向太后宣读，当宇文护尊宇文邕之旨正向太后宣读《酒诰》时，宇文邕举起玉往他脑袋上猛然一击，然后命宦官何泉用刀砍杀宇文护，何泉手忙脚乱，几刀均不着要害，宇文邕同母弟宇文直跑出来，帮忙一起诛杀了宇文护，又将宇文护之子和其党羽赶尽杀绝。大赦天下，改元建德，北周结束了内讧，军政大权真正开始掌握在皇帝手中。

宇文邕削弱大冢宰的权力，规定六府不必听命于大冢宰令其权力虚化，以加强皇权；改诸军军士为侍官，明确其为皇帝的从属，是国家的机器；取消兵源种族限制，扩充了军力；对地方行政长官与其僚属关系予以限定，以防止地方势力私有化；加强兄弟诸王发挥治国辅助作用，册封宇文宪、宇文直、宇文招、宇文盛、宇文逌等兄弟王的爵位。

宇文邕为三教定序：儒学为先，道教次之，佛教最后。执行灭佛政策，改变了佛教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和人口却不承担徭役赋税的弊政，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兵源。宇文邕继续执行与北方突厥的和亲政策，与南方陈朝通好，此时的北齐，君主执政暴虐、政局腐败，政令不行。对于北周来说，内政外交已打好基础，灭北齐的条件初步形成。

保定三年（公元563年），北周联合突厥攻伐北齐，攻占北齐二十多座城池。但因突厥生出变故导致这次军事行动没有达到目的。建德四年（公元575年），除掉宇文护得以亲政的武帝宇文邕，发兵十八万再次亲征北齐，连克北齐三十余座城，却因患病不得不再次班师。两年后，宇文邕再次出兵，率大军攻克北齐首都邺城遗址（今河北邯郸市临漳县境内），北齐灭亡，宇文邕在他实际掌权的五年时间里统一了中原地区的北方。

而在北周覆灭北齐的同年（577年，南陈太建九年），南陈顼陈在知晓灭齐一事后，在十月诏令大将吴明彻北伐，争夺北周的徐州、兖州地区。吴明彻军队行至吕梁，和徐州总管梁士彦多次交战，吴明彻引水灌城，北周派遣大将军王轨率军救援。王轨“横流竖木，以铁锁贯车轮，遏断船路”，南陈军队虽尝试凿开河坝，趁水势退军，但最后还是因为水势较小而失败。建德七年（578年）二月，南陈军队溃散，吴明彻也被北周俘虏。南陈北伐一事无疾而终。

宣政元年（公元578年）六月丁酉，宇文邕在征伐突厥的途中去世，年三十六岁，谥武皇帝，庙号高祖，葬孝陵。

宣政元年（公元578年），宇文赟继位称帝，改元大成。宇文邕在位时，对太子管理严苛，太子的言行均有人监视汇报给武帝，常常受到武帝责罚，宇文邕聘杨坚长女杨丽华为皇太子妃，宇文赟继位后，杨丽华被立为皇后。杨坚因为是皇后之父晋升柱国大将军、大司马。杨坚的地位和威望日益增长，宇文赟曾在发怒时对杨丽华说出要灭其家族的话，于是召杨坚入宫，对侍卫们交代只要杨坚有脸色有任何变化就杀了他，不料杨坚入宫后神情脸色自若，杨坚逃过一劫。

宇文赟一改往日谨慎，沉湎于酒色之中，荒淫暴虐，诛杀皇叔宇文宪，导致北周国力衰落。大象元年（公元579年），宇文赟将皇位禅让给其长子宇文阐，是为周静帝，宇文赟自称天元皇帝，因纵欲过度而致健康恶化，于大象二年（公元580年）病逝，年二十二岁。谥宣皇帝，葬于定陵。时静帝宇文阐年仅八岁，宣帝遗命由隋国公杨坚为辅政大臣，辅佐宇文阐执政。

杨坚辅政后，周静帝拜杨坚假黄、左大丞相，百官均要听命。杨坚以赵王宇文招之女将要嫁至突厥为名，将周皇室五藩王召进京，以防止他们反叛。五藩王看到杨坚擅政心中不平，相州总管尉迟迥于是举兵东下，响应者众，旬日间集结十万兵马。杨坚命上柱国、勋国公韦孝宽出兵击败了尉迟迥，五王看到杨坚平定了尉迟迥更加增长了威望，图谋作乱，杨坚斩杀了武威郡牧毕王宇文贤，又下令五王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以此安定五王。之后又以谋反的罪名，先后杀了五王，清除掉反对自己的鲜卑力量。同时拉拢元谐、元胄、宇文忻等鲜卑贵族，如此，杨坚改朝换代的计划顺利进行，已经消除了几乎全部障碍。

大定元年（公元581年）二月甲寅，杨坚被封隋王，同月甲子，宇文阐下诏宣布禅让帝位于隋王，杨坚三让后，最终受禅即皇帝位，改国号为隋，改元开皇，降宇文阐为介国公，北周灭亡。五月，宇文阐被害，谥号静帝，葬恭陵。

公元535年，宇文泰拥立北魏宗室元宝炬为帝，史称西魏，控制着洛阳市以西地区。公元553年，西魏取得得蜀地，次年又得了江陵县。北周继承了西魏，这也是北周建国后统治的疆域，包括今天陕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和四川省的大部分地区，和山西省西南部、湖北西部、河南省的西部地区。到宇文邕宇文邕继位后，于公元577年灭了北齐，统一了中原地区北部。至此，整个黄河流域和长江上游的巴蜀、湖北西部，都纳入了北周的版图。

南北朝时期，割据政权需要安置的官员太多，因此对晋朝所划分的州域，化大州为小州，将其原本的19个州进行分州析郡，到南北朝之末时，南北达几百州之多。北周建德初年，北周统治下有共121州。而北周灭齐之后，疆域扩大，所设州也愈加变多。至北周大象末年，北周所统治区域为211个州，508郡，县1124。每一州下辖两三郡，每一郡辖两三县，比如北周都城所在的今天的陕西省境内的州就达到25州，包括武威郡领12郡（后期领4郡）、同州领3郡、华州领2郡、宣州领3郡、南岐州领2郡、陇州领2郡、豳州领1郡、泾州领4郡、商州领4郡、敷州领2郡、延州领2郡、丹州领2郡、绥州领2郡、银州领3郡、夏州领2郡、长州领2郡、盐州领1郡、宁州领2郡、梁州领3郡、洋州领3郡、凤州镇领2郡、兴州领2郡、直州领2郡、金州领3郡、州领1郡等。州级的刺史、县级的令到任理事，而郡的长官知府只领薪水并不理事，实际操作上已是州、县二级行政了。到隋朝时进行省并，州的数量大大减少，后来均改为了郡。

南北朝时期的北朝为北魏、西魏、东魏、北齐和北周五朝，历经一百四十余年，人口起伏变动比较大。北魏前期，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生产力受到抑制，中原地区北方户数在300万左右，人口不足2000万。拓跋宏实施政治经济改革后，加速了封建化进程，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得到了全面恢复和提升，人口开始快速增长，又因为北方地区实现了统一，实行三长制的党、里、邻三长负责制，负责户口的稽查和督促税赋徭役；实行均田制以家庭为单位征收赋税，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令大批人户脱离豪强宗主，成为均田政策受益者的农民，加上不断地汉化，人口数量上增长很快，鼎盛时期有户数600万，人口规模达3000万人。

北魏分裂成西魏、东魏的过程中，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统治者血腥镇压六镇起义，战争不息，人口流离，户数仅余337万，损耗减少数量很大。但在北齐、北周对峙时期，社会开始稳定下来，人口均实现了大幅增长，规模接近北魏盛时的人口，北周在大象年间有359万户，北齐有330万户，北周略高于北齐。具体人口数，北周在公元577年兼并北齐时，北周人口约3000万，北齐的人口约为2700万人（另一说法为北周3590万，北齐3300万人），北部中国的人口规模达到了东汉以来的最高数字水平。

北周继承了的施政理念，主张德治教化为主、法治约束为辅的原则。用儒家学说的修身、仁义、孝悌、忠信、礼让、俭约等思想主张和道德规范来教育和要求官吏和人民，用儒家伦理纲常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和思想，以稳定社会秩序。用人上，主张德才兼备、唯才是举，不限出身资历，此举打破了魏晋以来的门阀传统，西魏及北周吏治，各项政策得以顺利贯彻执行，大批有识的士人得以参政。

西魏和北周在政治上具有连续性，元宝炬大统元年（公元535年），宇文泰颁布二十四条新制，至大统七年（公元541年），颁行由大臣苏绰起草的《六条诏书》，又颁布十二条新制。前后共三十六条新制。其改革内容包括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并据此推行系列施政措施。宇文泰仿周礼实行六官制，即皇帝以下设置天官、地官、礼部尚书、夏官、秋官、东官的六府机构，长官为卿，副长官为上大夫，各府设置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政府文告模仿先秦体，旨在取得中原汉族大地主的拥护，北周建国后，此制被延续行用。宇文护执政时期，因他本人兼任中外诸军事和大冢宰，天官府即统管了其他五府。直到杨坚代周称帝后，又恢复了魏晋发展形成的三省制，废除了六官制。

禁卫，一直是皇权的基础，西魏时期，天官府下设立宫伯、诸侍，夏官府下设立武伯、六率，两个系统构成禁卫制。职责为担任皇帝御寝、临朝、祭祀、巡幸等时的护卫，也随皇帝随军亲征，还包括担任皇帝顾问、侍从、作为使者派遣等工作。武帝时期，进行了禁卫改革，禁卫的各层级武官均为皇帝近臣，直属于皇帝。直到宣政元年（公元578年）后归司武、司卫指挥。

刘彻亲政后，废止了中外府，削弱了大冢宰的权利，天官府将至和其他五府同级，提升了内史的权力，统括六府。皇帝实际掌握了军事权和行政权。御正是皇帝身边，下达皇帝语言和敕令的官员，也是天子的顾问官员，也行起草诏敕，武帝时期，御正的工作范围更加广泛，兼政治、军事、礼制事务的皇帝顾问。

宣帝继位后，改革了一部分官制，仿照《礼记》和《尚书》新设四辅官，四辅官是最高顾问官，相当于三公，实际上没有具体职掌，是一种名誉性的职位。

宇文邕宇文邕在诛杀宇文护极其党羽后，实际掌握了政权，为了加强皇权，宇文邕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当时世家大族和豪强占有大量土地和人口，他们的利益和国家财政相冲突，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加强国力，巩固中央权威，宇文邕在宇文泰施行均田的基础上，加大了对世家豪族的打击，武帝强化法制建设，在《六条诏书》基础上，增加了《刑书要制》，如规定监守自盗二十匹布以上，小盗及诈骗公物三十匹布以上，各级行政官员隐瞒五户及十个丁男以上，隐瞒土地三顷以上的，处以死刑。予以大地主隐瞒土地和人口行为处于严厉打击。《刑书要制》的目的，严刑约束了官僚地主豪强的势力，禁止他们肆意兼并土地和人口，同时也防范农民侵犯地主阶级的利益和造反；宇文邕改革府兵制，罢中外府，大选诸军将帅，改诸军士并为侍官，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分化大冢宰的权力，使其成为虚职；限制地方行政长官与其属僚的关系，以避免地方行政权力私有化。

武帝宇文邕于保定五年（公元565年）下诏江陵县人年龄在六十五岁以上为官家奴婢的，下令释放。公私奴婢有年龄到了七十岁以上的，其所在的官府，应当将他们赎身为平民。 到了建德元年（公元572年），宇文邕再次下诏所俘虏为奴充官者，一律释放为平民。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宇文邕再次下诏河南省诸州在灭齐战争中俘虏为奴者，不论官私，全部释放免罪为平民，愿意去淮南市的，遵从他们自己的意愿，愿意去淮北市的，予以安置。另凡因战事和其他原因被没为奴婢者，均予以释放为平民。经过几次诏书，因抄略、被没等成为俘虏和奴隶的，全部都予以了赦免。宇文邕还规定，自古奴隶不用常典，他们的后代都得不到宽恕，那这样刑罚就没有了止境，法律就没有了公平。应当使用宽大的刑典。凡是奴仆杂役，一律释放为平民。处罚奴仆的条文法令，也因此永远得以削除。将俘虏奴隶转化为平民，为国家增添了户籍和赋税人口。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形式，仍然是以秦汉以来的律、令、科、比为主，但是已经开始向律、令、格、式过渡。这个时期各朝代的立法活动非常频繁，除南梁的宋、齐以外，各朝都制定了相关法律，如魏律、晋律、梁律、陈律、北魏律、北齐律、北周律等等。北周的立法成果主要有二：一是北周的大律；二是《刑书要制》。

根据《隋书·刑法志》的记载，宇文泰早在西魏大统元年（535年），就令有司编写了二十四条“今古通变，可以益时”的制度上奏元宝炬元宝炬，大统七年（541年）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十二条，总计三十六条制度，之后令廷尉卿赵肃以其为基础编撰法律。赵肃编撰多年，律未成便已逝世。北周成立后，北周朝廷又令司宪大夫拓跋迪继续进行编撰，至宇文邕保定三年（563年）乃成，即为北周大律。北周大律共二十五篇，即刑名、法例、祀享、朝会、婚姻、户禁、水火、兴缮、卫宫、市、斗竞、劫盗、贼叛、毁亡、违制、关津、诸侯、厩牧、杂犯、诈伪、请求、告言、逃亡、系讯、断狱。设有一千五百三十七条罪责，相比被称为“隋唐定律范本”的北齐律多出十三篇，五百八十八条。所以《隋书·刑法志》对北周大律的评价是“大略滋章，条流苛密，比之齐法，烦而不要。”

学者乔伟认为，虽然北周大律相对来说比较繁杂，但是在北周初期其执行情况相比于北齐律却要略好一些。据《隋书·刑法志》记载，北周武帝“性甚明察，自诛护后，躬览万机，虽骨肉无所纵舍，用法严正，中外肃然。”同时周武帝还废除了奴隶的后代不得宽恕的传统法条，以及删去了北齐律中所谓的“十恶”重罪，但学者乔伟认为北周只是没有立“十恶”重罪的名目，实际上对于这十项罪行还是会从重处理。

北周建德六年（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平齐之后，由于新占领地区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为加强统治，北周颁布了《刑书要制》。其主要内容中对强盗、诈取官物、隐田隐户等罪行制定了严酷的刑罚，“隐五户及十丁以上、及地三项以上，皆死。”"而到了宇文赟宇文赟时期，其人诛杀无度，斥大臣，于是又将刑书要制的内容扩充，愈加严峻其法，号称刑经圣制。后来宇文赟又制“天杖”，以一百二十为度，多打者则为二百四十杖。学者乔伟认为，北周后期的严刑峻法破坏了北周封建政权的统治基础。

北周的农业思想源自宇文泰，宇文泰按照儒家先富后教的思想，积极于农桑，奖励耕植，具体措施有：恢复被破坏的均田制，令那些因为土地兼并、战乱、流亡等原因丧失土地农民重新拥有土地，扩大农事生产；降低人民劳役，将服役年龄从十五岁上调为十八岁；将服役期按年成的丰或歉分三个等级，丰年服役不超过一个月，中年服役不超过二旬，下年服役不超过十天，大大缩减了服役期限；人数上每户农民服役者限一人，避免过劳于民力而妨害农事生产。与之相配套的还有户籍制度和计账制度，预先制定概数次年徭役，以达到徭役征发的合理，对绢的长度做出统一规定，四十尺为一匹，避免人为盘剥。

为保障农事生产，规定地方官吏有关发展农业生产的职责制度，如每年伊始，各州县行政长官必须督促百姓，凡能持农具者，均下田耕作，以免贻误农时，对好逸恶劳者予以处罚，宇文泰考核地方政绩的标准之一即是劝课农桑，因此地方官都极为重视农业生产，到北周初年，整个社会已呈现出仓充实的局面。

《六条诏书》中“尽地利”为西魏以及北周主要经济思想。尽地利，即大力发展农业。苏绰认为，想让人民知礼，需先足其衣食，教化的事也就顺理成章。苏绰重视农时，春耕秋收冬食，是非常紧要的事，哪怕差错一点儿，就可能没有了收获，如果不予以人民指导此三时，就是绝老百姓的性命。且要利用闲暇和前庭后院等闲地，种桑植麻、种蔬栽果、修园育鸡。要有牛之家兼济无牛之家，劳动力有余者帮助劳动力不足者，邻里相助。

《六条诏书》中“均赋役”的重点是“均”，主导思想是在丰收之年，人民的赋税相对产出比较轻，生活上会宽裕一些，而歉收之年，赋税不变将令人民不堪重负，但国家之患未平，用兵需要的资费多，因此，要综合考量，不使豪强转嫁赋役的负担给人民，并适当减轻穷困者的负担，但在现实操作中，这一理想状态很难实现。苏绰认为劝课的重点，是发展生产以提高人民的纳税能力，而不是机械地督促人们按时纳税。苏绰对赋役问题虽看得较为深透，但鉴于当时政府财政的客观困难，他拟定的税法是比较重的，他自己也知道这并非平世法，提出希望后世之君能在国家财政好转后予以减轻人民的负担，苏绰的儿子苏威后来在杨坚时任度支尚书，果然念及父亲的心愿奏请皇帝能减轻赋役，隋文帝杨坚采纳了他的建议。

北周的税赋制度基本沿袭北魏，建立在均田令的基础之上，北魏将土地分为露田即粮田、桑田、麻田和宅地，规定十五岁以上的男子耕作露田40亩、桑田20亩，不适宜植桑者植枣榆等树种。妇女、奴婢和耕牛耕作二十亩或三十亩。宜麻区域男丁分种十亩，女分种五亩。每三人分宅地一亩造房。民年龄到七十岁身死则还田，对官吏也按职务高低分田。北魏末年，因土地兼并严重，农民被迫出卖露田、桑田、宅地，均田令遭到严重破坏，北周、北齐代魏之后，均重新颁布均田令，北周还另外规定，隐匿人户、男丁和田地者，均要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北周沿袭了北魏税赋制度的“民调”，包括田租和户调，即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两石，男丁年满十五岁未娶的，四个人出和一夫一妇同样的租调。

北周课税年龄原则上男丁为十八岁到六十四岁，轻度残疾者亦为课税对象，露田以粟或别的粮食收租；桑田、麻田收绢、绵、麻、布等，不适合种桑植麻者，则收取不同作物的加工产品。北周列出三种税赋收取方式，分上、中、下三等，根据丰年凶年收成的丰欠灵活调整税赋的多寡。

经过魏晋的战乱，北周处于商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时期。北周统治者自立足关中后，大力发展农业，富国强兵，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宇文觉即位便宣布废“除市门税”，即废除了在魏末因国家财政不足而征收的按人头征收的课税。保定元年（公元561年），宇文邕决定重新铸钱，钱文叫做“布泉”。以一枚当值五钱，与原五铢钱一起流通。后来又重新铸造五行大布钱，一枚五行大布钱值十枚布泉钱，和布泉钱一起流通。与之相配套，宇文邕颁布统一的度量衡，均为积极促使商业发展的措施。

长安历来商业交通发达，经济雄厚，从北魏至北周建国，西安市逐渐恢复往日的繁华，北周的城市贸易有固定的区域，北周政府设置司市下大夫官职，对市场、商业秩序进行管理。政府设平准中士，为实现市场交易的公平，北周规定凡在市场交易皆须有文券，交易双方需要签写契券，说明交易受到监督和保护的，政府从中提取一定的税收。宇文邕宇文邕于建德六年（公元577年）颁布统一的度量衡，以规范和维护市场秩序。随着疆土的扩大，北周开始发展境外贸易，贸易对象主要是西域，还有突厥、吐谷浑和波斯，绵葛衣服、毛皮衣服从各地属国而来，各国商贾，住满了酒楼。

北周军事制度的核心是府兵制，府兵制是中原地区军事制度史上的重要制度。它创制于西魏，形成于北周，隋唐之际继续沿用，直到李隆基天宝才最后被废止。在长达200余年的时间里，府兵制度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西魏大统八年（542年），宇文泰将关中六镇胡族士兵整编为六军，次年与高欢激战于邙山，宇文泰六军被歼灭六万多余人，于是宇文泰从汉族中补充兵源，使得西魏兵力很快获得充实。在这样的背景和基础上，宇文泰于西魏大统十六年( 550 年) 创建了府兵制。

府兵制初创时期，在形式上采用鲜卑旧制，即八部之制，设八位柱国大将军，称“八柱国”。“八柱国”位在丞相之上。除宇文泰本人以及挂虚名的西魏宗室贵族元欣以外，其余六位柱国大将军直接统帅六军，作为抵御外敌之主力。柱国大将军之下均有两名大将军，共十二名大将军。每个大将军下有两名开府，即二十四开府。每名开府下有两名仪同，即四十八仪同。一名仪同领兵千人，开府即领兵二千人，一名大将军领兵四千人，一名柱国大将军即领兵八千人。同时宇文泰将有功的诸将士继承鲜卑三十六国九十九姓，原有鲜卑复姓不予更动，在以前改制将复姓改为单姓的将领则重新改为复姓，采用汉姓或原本就是汉姓的，则赐予鲜卑姓氏，如赵贵赐姓乙弗氏，李虎赐姓大野氏，李弼赐姓徒何氏，杨忠赐姓普六茹氏等，宇文泰借原鲜卑氏族部落的血缘纽带关系，组织府兵，令将士之间、将士和统治者之间添加一层宗族的亲密关系，有助于提高府兵的战力。

宇文护执政时期，宇文护提高了二十四开府将军的地位，使二十四军成为府兵制中最重要的单位。北周武帝宇文邕亲政后，于建德二年（573年）革新府兵制度，改诸军士为侍官，建立府兵轮番宿卫的定制，取消了柱国大将军自相统率府兵的权力，使府兵直接隶属于皇帝。宇文邕还取消了招募府兵的限制性标准，使得贫户农民也能服兵役，并享受3年免除赋役的待遇。这样，府兵制的招收范围扩大，原来带有种族性歧视的规定被打破，广大汉族农民也拥有加入府兵的权力。

而均田制则和府兵制内在有着紧密的关联，均田制是王朝通过直接向人民授予、重新分配土地，实现掌控赋税、兵役、徭役等资源的目的，是构成北周政治有效运行的经济基础。府兵制正是在此基础上调整和创建出的一种军事管理制度，且府兵有单独的户籍门类，称府户、营户或军户等。学者张碧波、董国尧认为，周武帝对府兵制的改革不仅使北魏以来实行的"均田制"在新形势下与府兵制度更有机地结合，而且还拓展了北周政权军事系统的兵源，加强了该政权的统治基础，缓和了民族矛盾，增加了北周政权的武备力量，从而使得它在同北齐政权的对抗中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同时也进一步促使鲜卑族和北方地区各少数民族人民同广大汉族人民的交往融合。

戎秩序列，由府兵军号发展而来，相比职事官而言，无权力与职掌，仅作为一类品阶而存在，在北周官品中占据重要位置，与将军号一道在官阶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用以确定官阶的军号，是以战国秦汉以来将军制的演化为基础的。将军号原是军职名，然其名号不断虚衔化则发展为一类品阶，《文献通考》有言：“自宋、齐、梁、陈、北魏、北齐以来，诸九品官皆以将军为品秩，谓之加戎号。”南北朝政权通行以将军号为戎号，这一戎号亦可称作戎秩。北周亦置戎秩，但并不以将军号充任，而是由府兵军号发展得来，包括了柱国、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大都督、帅都督、都督等号。府兵制初创时，拥有府兵军号者，是府兵军事组织中真正意义上的领兵之官。从府兵职官统属关系来看，柱国大将军是府兵军事系统最高长官，所谓“八柱国”，仅 8 人。其后随着战争不断扩大，大批立有军功的人物获得“柱国”名号。至北周建德元年 (572年) ，进位柱国的人数急剧增加，有33人先后获得“柱国”名号。

大批军功人物被授予“柱国”名号，柱国以下军号除授则是更多。府兵军号逐渐从职位发展为散秩，用以表达他们的政治身份，并无实质上的领兵权，体现了散秩化的军号与军职间的分离。于是，府兵军号按功能不同可分成两类，其中，拥有“六柱国十二大将军”军号者，是事实的领兵官；其他以“位次”获取军号者“不得预于此列”，其名号则为散秩。学者熊伟由此认为，府兵军号与将军号有着相似的经历，皆经由军职向虚衔化方向发展。

而在北周后期，散秩的府兵军号又发展为戎秩。北周戎秩承袭了散秩的所有特征，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官阶形式。北周“戎秩”是一种赏军功、奖勋劳的品阶，拥有“戎秩”者，获得的不是实际控制的更多兵士数，而是从属于个人的、表示官僚身份的品阶，有附丽于品阶的各种特权。戎秩形成后，主要运用在进位授阶中，如《周书·宇文导传》云，“(宇文) 导督左右禁旅，会于沙苑，与齐神武战，大破之，进位仪同三司。”上述材料中传主所获“仪同三司”号，便是以品阶形式存在，用于官僚进位授阶，乃是官僚迁转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

永嘉之乱后，北方各族先后建立的政权大致都以本族人和附从各少数族人组成主力部队，本族人是核心和骨干，特别是禁卫军，基本上以本族人组成。汉人只有在大规模战争时才行征发，通常只提供力役。拓跋弘占领淮北诸州后，开始出现征自农民的番上戍兵，之后如东魏的十五丁兵，西魏的六丁兵，北周的八丁兵、十二丁兵，都是这类普遍征发的服役丁男，也即是受田百姓。他们承担的兵役除了在特殊情况下征行作战之外，通常番上防戍，丁兵从来不是军队的主力。番上防戍的丁兵下番之后，仍然是州县编户，他们的身份不低于一般百姓。

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实际上只是十六国以来部落兵的继续。从北魏以至齐周的军队主力都是鲜卑部落兵，因此军令用的是鲜卑语。而到了宇文邕时期情况出现了变化，建德二年（573年）汉人大量应募入军，他们本来是郡县户籍上登记的百姓，一旦入军，就全家编入军籍，不必再承担赋役。但这种措施也导致了地方赋役的征收出现困难，使王朝中央的财政难以维持。因此，周武帝就在推行均田制的基础上，对府兵制度做进一步的调整。新的制度规定，六户中等以上的人家，家有三丁者，需选出一人充任府兵。这种府兵，也是除去了县籍的职业士兵，因此不再需要从事农业生产，但他又不再是由国家来供养，而是由这六个均田户来共同供养。这些由均田户共同奉养的府兵，一般都就近安置在各个地方。同时宇文邕在灭佛的过程中，一方面没收许多寺院财产和土地，而还俗的僧侣，年龄达到服兵役要求的，则编入府兵，进一步扩大了府兵来源，从而建设了一支规模达数十万人且战斗力很强的府兵队伍。

西魏时期，西魏朝廷的军队主要以六镇将领作为军事统帅，而到了北周时期随着六镇将领的不断去世，其子孙也没能继承其父祖的军事特长，使得六镇军人在北周军事中渐渐地淡化，汉族将领、尤其是关陇人物在军事中的地位不断增长。关陇人物在军队中所占比例的增加，也引起了兵种构成的关陇地方化，即步兵成为了北周的主力兵种。据 《北齐书·段韶传》记载，在齐武成帝大宁元年，北齐和北周分别在太原市和洛阳进行了一场大战。北齐军事统帅段韶指出北齐与北周军队的不同是 “彼徒我骑 ”。即北周军队以步兵为主，北齐军队以骑兵为主。

《隋书·礼仪志》的军礼部分记录了北周的振旅之礼，涉及到北周的战阵“乃陈徒骑，如战之阵……险野则徒前而骑后，易野则骑前而徒后。”由引文可知，北周的战阵由步兵和骑兵组合而成，根据地形的不同有不同的排列。而战阵中步兵与骑兵的比例，学者苏小华通过考证《通典·兵典》中记载唐初兵种构成为步兵一万人配骑兵四千人。考虑到唐代府兵继承了北周，由此学者苏小华推测北周的步骑构成也是步兵远多于骑兵的。同时步兵克制骑兵的战术也在不断完善，这种战术因为西魏北周的特殊国情而被最先采用，并被隋唐所继承。

北周在军事装备上，府兵除需自备一副弓马刀外，其他的军事器械，都由国家供给。北周非常重视军械的制造，《周书·薛善传》记载：“又于夏阳诸山置铁冶，复令善为冶监，每月役八千人，营造军器。"为保证兵器的质量，还采用了严酷验收措施：“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如其入也，便斩铠匠。"

新中国成立后，西北文物清理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对咸阳底张湾的一批北周将军墓葬的考古挖掘中，显示了北周步兵、骑兵武器、甲胄、技术装备的详细状况。在防护武器装备方面，北周时期骑兵的服饰、装束广泛地采用了胄和甲。从殷周一直至战国、秦、汉，胄多用铜制，形如盎倒戴，圆长而上尖，常为武将出征作战时戴用，用以防御坚韧武器的刺戳。而到了北周时期，圆长而尖的胄，逐渐发展成为圆而低，形似锅，两侧有护耳，称之为"兜"。北周拓跋虎、叱罗协、若干云、王德衡、尉迟运等墓出土的甲士俑，头上都戴有兜鍪，北周的兜鍪分为两种，多不用铜制，而是用厚革制成。第一种兜鍪是，两侧都有护耳，胄顶或护耳上都缀用鱼鳞纹甲片，兜鍪在前额正中处下突，与眉心相交，胄顶上竖有长缨。第二种兜鍪是，两耳有护饰，护饰垂至肩部，两耳护饰在颌下部相连成带状，兜上、护耳上都不缀鱼鳞或龟贝甲片，而顶上饰以较宽的长缨。以上这两种兜鍪，都比较以前的胄更加轻便而灵活，为北周军队中临阵指挥的将官所戴，既能防锋利的兵刃，也便于指挥作战，是当时军事上主要流行的服饰。

而北周时期的铠甲，则是以筒袖铠、明光铠、两裆铠为主。筒袖铠，是在东汉铠甲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新型铠甲。到了两晋时期，已成为军队中兵士服饰的主要装备，北周的筒袖铠，为皮质扎甲，甲片都是近于椭圆的长方形，每片甲片上都有几组小孔，用皮条横置连缀在一起，形状也好似鱼鳞一般，身甲采用椭圆长条形的甲片缀成，胸部有四排，腰的下部有四至七排不等的甲片缀成，背部有的亦有横行的甲片编成，铠甲下垂至膝盖部位。肩处有护肩，护肩上又缀以椭圆的长条状甲片。步兵穿的甲衣，衣身较长，而骑兵穿的甲衣，衣身都较短，其原因是骑兵骑马作战穿着长甲不便行动。

而北周的明光铠则更为完善，肩上有披膊，护住肩胛和项颈，铠甲的前身分为左右两片，每片在胸口部位装有圆形护镜。在领下居中部位，纵束一条(或两条)甲绊，并在胸前正中系结，然后左右横束，一直绕到背后，两臀正中用带捆扎，护肩上周围铆小钉，将铁甲铆在护肩的皮革之上。腰束宽带，腰部以下的铠甲上又缀五至六排的鱼鳞状甲片。

两裆铠则是从北方少数民族服饰“裆”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两裆甲形制如背心，以皮革制之，并缀结甲片。两裆铠的特点，是空出双臂，使作战灵活，便于攻守。学者员安志认为，筒袖铠、明光铠、两裆铠是北周步兵的主要装备，这种军事装备，对于灭西魏、建立北周王朝，以致于北周与北齐的战争中，直至灭北齐的军事胜利中，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南北朝时期佛教逐渐繁荣，尤其是在上层社会风靡，南梁的宇文邕甚至将佛教奉为国自己舍身入佛寺为奴的地步；普通民众也崇信佛法，以修来世。北周政权建立后，致力于复兴周政，重道尊儒，因此也延续了北魏的尊佛崇道的传统。北周实际创立者宇文泰与佛教僧侣关系甚佳，创业元从多笃信佛教。受此影响，北周时期的民间佛教信仰十分盛行。学者崔峰通过对北周时期遗存的造像进行分析，认为北周时期以邑和邑义为名称的民间佛教造像组织十分发达，其内部构成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阶层结构，规模也与地域性基层村社有关。从造像题材看，北周民众的信奉对象以释迦最多，其次是观世音，与北齐民众信仰有明显不同，反映了二者文化和地域性的差异。

相比佛教，北周更加尊崇道教，楼观道兴起于北朝后期，在北周颇为流行。楼观道这一派在南方影响甚微，北魏时因拓跋焘崇信道教，楼观道受到青睐，到北周臻于鼎盛，而武帝宇文邕为其重要推手。宇文邕礼敬楼观道的焦旷、王延师徒，甚至拜焦旷为师，为他建造华山宫观，《云笈七签》中也记载了武帝召请王延之事，宇文赟的年号“大象”也是直取自《道德经》。天和五年（公元570年），就在北周朝廷的支持下组织编订了道经目录《玄都经目》，通道观建立后，武帝命王延校三洞经图，珍藏于观内，为道教经书的收集、校对、流传做出贡献。

而楼观道受到武帝宇文邕青睐的原因，则是与楼观道善于炼丹有关。从秦始皇服食仙丹以来，历代皇帝迷信丹药者大有人在，服食丹药也成为权贵之间颇值夸耀的时尚。皇帝也用丹药赏赐亲密臣下，以示恩宠。宇文泰曾以丹药赏赐部将，宇文邕宇文邕亦复如此。武帝朝元老窦炽“名位素隆，至于军国大谋，常与参议。尝有疾，高祖至其第而问之，因赐金石之药。其见礼如此”。深得北周武帝青睐的王延，其道友李顺兴亦以炼丹出名，人称“李炼师”，而复旦大学“三至九世纪北方民族谱系研究”研究课题组，对武帝宇文邕和阿史那皇后遗骨，以及墓室土壤等进行基因提取和成分分析后认为，武帝宇文邕正是因为服食丹药导致慢性坤中毒而死。

除佛道信仰之外，南北朝时期礼制规定范围之外的祭祀风行，比如连董卓、石崇类也有人设祠祭祀，城隍神这时也出现了，这类祭祀虽时有被地方长官诫绝但仍会死灰复燃。自然崇拜同样广泛存在于民间，比如山神、水神、动植物，生活器具的灶、门、船等等的崇拜；和一些被神化的历史人物的崇拜，像皇帝、蚩尤、女娲、尧、舜、禹、周文王、姜子牙等等；普通人物也会被神话成崇拜对象，典型的像戚夫人被神话成紫姑等，而北周亦有此种情况出现，纪念春秋战国时期齐地孝妇颜文姜的颜文姜祠，最早便是修建于北周时期。

而民间祭祀之外，北周时期还保留着琐罗亚斯德教的信仰，教称天曰ahura，依上古汉化读法，得变为hun。有时省略为hu，《毛诗·风》：“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胡天”“胡帝”，就是后来北魏之“胡天神”。徐铉在《说文新附》中称“关中谓天为祆”，学者岑仲勉认为，鲜卑祭胡天实承匈奴之俗。高纬及北周均拜胡天，北周为胡天设官制祝，后为隋袭，设萨保以管理祆教。

重儒学，意图以周孔之教为治国根本，虽在继位之初循例事佛，但当时寺院占有大量土地、人口，却置身税赋徭役之外，削弱国家财政收入和兵源，国力渐弱。武帝宇文邕先后三次组织有德众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讨论佛教、之教义，辩论三教的优劣，最后定下三教次序，即儒教为先，道学次之，佛教为后。

三年（公元574年）五月，武帝宇文邕下敕令禁断佛道二教，经书佛像皆被毁掉，令沙门、道士还民，灭佛道的同时连同各种民间宗教一并罢黜。本不愿毁灭道法，但佛教的势力过大，如果保留道教，势必引起佛教徒的反抗而难以施行，只好两教俱断。刘彻于建德六年（577年）灭北齐后，继续推行灭佛运动，共毁寺庙四万余座，令三百万僧尼还俗，重新成为国家户籍和赋税人口，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但这次在原北齐地区推行的大规模废佛行动没有涉及道教。学者刘康乐认为，关羽在宗教问题上是崇道抑佛的。武帝宇文邕的这次灭佛运动也于北魏太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一起被称为“三武灭佛”，佛教界称之为三武法难。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六月，宇文阐正式下诏，恢复佛道二教。此时北周政权已经为所把持，复行佛道的政策，学者刘康乐认为此政策应是杨坚所决定。

而除了经济层面外，关于武帝宇文邕灭佛的政治原因，学者韩昇认为，武帝宇文邕禁佛，是在特定的政治条件与环境下做出的决定，目的在于建构政治统领的国家文化，回归融合胡汉、自居华夏本体的文化传统，同时借助打击外来佛教来铲除宇文护势力。武帝固然亲近道士，甚至服用丹药致死，但他禁佛的决定是深谋远虑的政治决断，不是道士之流挑唆的一时冲动，或者出自个人恩怨情感的行动。

宇文鲜卑和北魏的拓跋鲜卑，同族同种，有着一样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是，拓跋鲜卑主动吸收、融入汉文化，而宇文鲜卑则保持了自己的文化属性。北魏后期，宇文鲜卑更紧密地靠拢了中原政治，但始终生活在汉文化相对薄弱、鲜卑文化相对强烈的地区 。六镇兵变后，宇文鲜卑政权进入关中，跻身中原政治，地区已历代被多个少数民族政权侵占，已经形成汉文化的空白，于是汉族士人不愿踏足关中，这是西魏、北周政权浓郁鲜卑文化特征得到保持的条件基础。北周虽然是北魏的继承者，文化上却与北魏断绝了，走了一条和拓跋宏截然不同的道路。

北周政权提倡鲜卑文化反对汉风，宇文毓曾下诏称，南迁的前朝遗民皆称为河南之民，今周朝的子民，指随周进入关中的民众，均更改为京兆人。即改变了魏晋以来门阀郡望的概念，也是发扬本民族文化本位的重要举措。北周政权还进行了“赐姓”文化政策。种姓是中国人重要的文化标志，姓氏代表着自己的出身和身份认同，北周的“赐姓”之举却遍于王朝的始终，比如建立隋朝的杨氏杨忠就被赐鲜卑姓普六茹氏，杨坚建立隋朝时方改回汉姓“杨”。赐姓的目的无非是为加强鲜卑文化的本位主义。

以鲜卑民族文化本位实施到政治上，则意味着北周政权在进行政治建设的过程中，抛弃了汉、魏、晋成熟的汉文化精神的政治制度，而去仿效西周王朝的政治制度，于是，北周的政治空气中笼罩着一股复古的风气。北周政权基本上是靠“二十四条”“十二条新制”治国的，即在苏绰“六条”治国方略基础上的扩展，但凭三十六条法规来治国，对于一个国家的运行来说略显简单。北周政权和许多少数民族政权治国从简有类似之处，与历代汉政权的文化丰富、繁文缛节对比鲜明。

北周建立政权的关陇地区，自北魏至西魏，均不是经济、文化中心。北周相比对峙的北齐，无论经济、军事还是文化均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北方士人相对更愿意选择东魏、北齐留居。但北周政治集团更有眼光，宇文泰在执政西魏之初，就重用汉人苏绰，继而出台《六条诏书》等文诰，提倡复古文风，崇尚《尚书》文体，这比北齐的高欢集团在文化和政治上更高明，到北周建国时，北周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已经追赶上了北齐。北周出现的文人不多，代表人物有庾信和王褒。

庾信十五岁作萧统讲读，经历后，追随到江陵县，公元554年西魏灭梁，庾信从此屈身仕魏，后仕北周，官至骠骑将军，。滕王曾编定有《庾信集》二十卷，今存作品《》十六卷。庾信发展和创造了诗的体裁，其中五言、七言对唐诗影响较大，学者周建忠认为，庾信是通向诗歌时代的一座桥梁，为唐诗的繁荣做了必要的准备。其代表作品有《哀江南赋》《枯树赋》《燕歌行》等。

王褒是南齐名臣王俭曾孙，曾为萧衍、梁元帝时的朝臣，江陵陷落后，仕西魏、北周，官至太子少保、小司空、宜州刺史。王褒的诗作风格为用典少而对仗工整，风格清丽，近似永明诗风，为六朝文章的杰作，代表作有《燕歌行》《关山月》《出塞》《渡河北》等。

北周遵从儒学的风气，源自西魏宇文泰时期。宇文泰尊崇儒学，以儒学思想来弃鲜卑一些落后习俗以及纠正当时风靡的空谈、玄理、崇佛、好道之类的不务实习气，并设立国子学，拜儒学大师卢诞为国子，通过教育培养一大批被儒学思想武装起头脑的士人，作为国家执政的意识形态支撑。而到了宇文邕时期，则愈加重视儒学，武帝天和元年（566年），武帝宇文邕亲自在正武殿召集群臣宣讲《礼记》，表示了要吸取失礼丧国的殷鉴、规范君臣政治秩序、重振北周的政治的志向。刘彻亲自讲论的《礼记》，不同于设官分职的政典《周官》，也不同于详细规定冠、昏、丧、祭、朝、聘、燕享等典礼仪式的《仪礼》，着重阐发支撑礼仪制度背后的“礼义”，亦即制定礼仪的精神原则。《礼记》以礼为主线论述国家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原则规范，是儒家治国思想的汇编。在天和三年（569年），武帝更是将宣讲范围进一步扩大，将佛、道人士也纳入了宣讲对象，并在之后定下了儒教为先，道学次之，佛教为后的三教次序。学者韩昇认为，武帝宣讲《礼记》不仅是要重振朝纲，建立崇尚君权的政治秩序，还进一步提升为国家文化建构，在儒释道三教并存的文化界，确立儒家政治学说的至高地位。崇尚儒学不仅是君臣权力斗争，更是统一国家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政治与文化意义。

明帝期间，召集公卿等文学修养优等者，在麟趾殿校刊经史。又编纂自、神农至西魏末年的谱系称《世谱》，共五百卷，今已亡佚。明帝本人博览群书，善于文章，著有文章十卷。

北周建国后，江南的佛教艺术传至（今及周边地区），至今还保存着许多北周佛教雕刻，反映着北周京地区的佛教艺术风格。如所藏的北周立佛像、西安市出土的5尊大型佛立像等。北周在在修建了四十多所石窟，秦州区李允信就为其父在麦积山造了七佛龛，并请撰写碑文，此七佛就在麦积山第四窟，位于东崖最高处。麦积山多数北周石窟为方形平面的盈顶结构，内部空间不大， 有仿木构的框架结构，用来象征佛帐。一般石窟正壁安置主佛像，左右两侧壁各安置三身坐佛，均是七佛题材。仿木结构、七佛题材，构成了麦积山北周石窟的主要特征。

位于宁夏固原，北周时期开凿，数量多、规模大，造像也更为精美。石窟造像集中在圆光寺区的崖壁上，呈上下两层分布，其中第45、46窟雕凿最为完整、繁丽。须弥山北周石窟形制特点为平面方形，庑殿顶的中心柱窟。窟内为仿木结构帐架，四角雕立柱，这些仿木结构还穿插有装饰雕饰，比如第45窟柱座四角各浮雕一象头，每面中心雕一个博山炉，两侧雕四身伎乐，中心柱四面各雕一帐形龛，龛的边沿雕饰龙、象，口中衔着流苏。如第46窟四角雕立柱，四壁下端宝装覆莲座，顶部雕横枋。中心柱四角雕四个八角柱，下有覆莲柱础，柱头火焰宝珠及斗拱。窟顶四披有斜枋连接四角及中心柱四角斗拱。对比造像，须弥山北周石窟新出现了仿木型结构、帐形龛形制，为现实题材在佛教造像石窟建筑中的借鉴运用。

北周有专管音乐的机构，设音乐职官，制定有音乐制度。《周书·武帝纪》有“改礼部为司宗，大司礼为礼部，大司乐为乐部”的记载，是音乐专设机构的直接证明。又有记载宫廷排演舞乐的活动，曰：“甲子，初造《山云舞》，以备六代之乐”，为舞乐创作之功能用处的证明。北周宣帝时期，也记载有宫廷在御正武殿举办有百官、宫人、内外命妇参加的大型文艺活动。北周管理音乐的官员称“官至乐部下大夫”。说明音乐和舞蹈，已经成为北周政治生活的一部分。

北周立国之时，所处环境极为不利，在北方有突厥，南方有陈朝，东方则有北齐，此外还有后梁及一些少数民族政权。上述的政权真正对北周友好的并不多。前三大政权虽不一定都比周强大，却至少与之势均力敌，它们无一不对北周虎视眈眈。北周的外交战略就是实施于如此政治形势之中的。

长江以北，北周、突厥、北齐三大势力鼎峙。其中，周和齐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因素严重对立，而突厥势力强大，对周和齐均形成严重的军事威胁。对此，北周的外交战略，非常明确：与突厥保持友好关系，争取并维持与突厥结成对付北齐的同盟，最低限度就是使突厥保持中立，不助齐制周。

北周与突厥的关系发生较早，在西魏宇文泰时"即与突厥和亲，谋为角，共图高氏"，使北方的压力变成可资利用的力量。北周建立后，当政的宇文护、宇文邕继续运用这一策略，使自己弱于齐的军事力量得以增强，实施对北齐军事打击。保定三年（563年），突厥木杆可汗集结精骑十万，会合北周大将杨忠所率万骑，进攻北齐重镇晋阳。次年九月，木杆可汗复率众十余万，南侵齐之幽州。而北周为了结好突厥，则作出了诸多努力：

其一，与突厥建立和亲关系。根据《周书》卷三十三《王庆传》的记载，北周曾以“朝议”的方式制订和亲突厥、抗衡北齐的外交方针。之后北周多次派遣使者前往突厥求亲，最终在保定五年（565年），宇文邕宇文邕迎娶了突厥木杆可汗之女阿史那皇后。

其二，加强与突厥的经济往来，结突厥之欢心。北周每年送给突厥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则经常以名马馈赠北周，每次有万匹之多。突厥在京师者，北周待之以优礼，使其衣锦食肉者常以千数。

其三，坚决维护与突厥同盟。保定五年（565年），宇文护感齐还母之恩，不打算应突厥约伐齐，但恐负突厥约，更生边患，最终还是征关中府兵及秦、陇、巴、蜀之兵二十万伐齐。

在北周的外交作用下，直到齐亡，突厥都未对北周动武力相威胁，其矛头基本指向北齐。学者陈金凤认为，北周以结好突厥为处理北方问题的要务，用积极笼络甚至妥协退让的方式换得了北部边境的安定与突厥军事上的支持，而使北齐在外交上处于比较孤立，军事上处于西、北夹击的形势。

学者万绳楠认为，北周所以能灭掉北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但为治史者所往往忽略的原因，那就是太建五年（575年）以来，陈顼对北齐发动的无止境的战争。甚至在北周灭齐之时，吴明彻还在淮北作战。北齐的灭亡实际上是亡于陈、周二国的联合进攻。

北周、北齐与长江以南的陈构成了外交上的三角关系。一方面，三国之间都有历史与现实形成的恩恩怨怨，相互都是敌对关系。另一方面，三国之中都有利用一方攻击另一方或者自己坐山观虎斗，火中取栗的策略。相对地，陈的地位占据主动。因为陈既可以联周攻齐，也可以联齐制周，然周、齐却无可能联手攻陈。由自此，北周在坚持攻陈、灭陈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改善与陈的关系，与其保持睦邻友好。

本来，周与陈之间不是没有障碍。西魏以来，北周侵占了南方政权的大片土地。同时扶植建立萧氏后梁政权，以萧齐正统旗号与南陈相对抗。西魏末，还曾把陈霸先之子陈顼俘虏至长安。同时北周对陈朝湘州一带甚至整个陈朝的土地都有吞并之心，而陈则希望周归还部分鲸吞的土地。然而，自武成二年（560年）攻陈受挫后，北周意识到自己的国力还不足以和陈作对，于是对陈改以外交方略。保定元年（561年），放陈项回江南，随后又放回陈项之妻及长子叔宝。陈顼归南方后，陈朝即连连向北周派出聘使通好。

而阻碍周陈关系发展的不利因素是，齐也力图缓和与陈的对峙状态，希望以陈制周，据《北齐书》《陈书》本纪，齐、陈的外交聘使往来亦相当频繁。特别是齐武成帝一世，鉴于齐、陈交恶如鹬蚌之争，只对北周有利，所以自齐河清元年（562年）二月，北齐几乎年年与陈往来，陈也积极回应，双方取得了和静边境的良好效果。

齐、陈关系的最终破坏，个中原因，除了齐、陈之间的历史恩怨以及南陈急切收复被齐占据的江北淮南地之外，北周在齐、陈关系中的外交离间活动也起了相当的作用。齐武成帝亲近陈的时期，正是周、陈关系紧密时期，故齐的外交努力收获不大。后因陈将华皎叛入北周，周尽管施展外交手段缓和与陈的关系，但两国之间却也产生了深深的缝隙。本来这是齐、陈关系发展的良好时机，但齐却迫于突厥和国内政治的压力以及认为与陈和好无实质进展，转而主动与北周发生联系。据《周书》《北齐书》本纪的记载，陈将华皎叛入北周一事发生后，周、齐使节往来近十次。周、齐之间如此密切往来，据《周书》卷三十《于翼传》的记载，只不过是军事手段的辅助，而从上引交往史实可知，主要还是起到麻醉北齐的作用。在周、齐通使期间，北周与陈、陈与齐也未断绝"友好"往来，但陈与齐的关系却被北周有意识的离间所妨碍，使齐、陈之间继续以前的相互戒备、警惕、怀疑，双方的关系仅仅限于通聘使的阶段。而另一方面，北周却利用齐压迫陈，使其不敢与北周为敌。学者陈金凤认为，北周通过与北齐、南陈的外交，达到了一箭三雕的效果。

对于后梁政权，北周自始至终采取扶植与羁的政策。如北周天和六年，后梁遣人对北周称：“梁主即失江南诸郡，民少国贫······望借数州，以资梁国。”宇文邕即以基、平、三州归于后梁。学者陈金凤认为，扶植后梁，自然妨碍了周、陈关系的发展，然有了后梁作缓冲地带，就既拥有了向南进攻的一个基地，又迫使陈不敢轻易以周为敌手。两害权其轻，为外交政治中的一个基本原则。

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作为个体呈现出各种类型，由一对夫妻加上其未婚子女构成的家庭占主导地位。北周的均田制也按丁男、丁女授田，如此，聚族而居的大家族式的大家庭逐渐瓦解，自给自足的小家庭逐渐成为主流。北周以至更广阔时间段的两晋南北朝时期是门阀士族专政的时代，士族们享有特权，血统、门第、出身是这一时期衡量一个人身份价值的标尺度，相应地，婚姻一为保持血统的纯化，二为巩固阶级统治。士族婚姻的特点首先是重视门第，联姻即意味着缔结政治同盟，是扩大家族利益的手段，因此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十分牢固；其次联姻有着突出的地域性因素。所以，以婚姻和血缘链接起来的宗法世家大族是家庭的又一种表现形式，这样的家庭家族，占有土地、财产、人口是其赖以维系和发展的基础，大族们为聚族而居，紧密的社会关系有亲戚、宾客等，形成政治经济势力集团，集团内部的小家庭的生产生活都仰仗和依赖宗族群体的保护和资源分配。

这一时期的婚姻总结有五项目的，一是二姓联合；二是繁衍子孙；三是男方求内助；四是防止血统混乱；五是定人伦人道。为了保证如期达到婚姻的目的，因此对婚姻的禁忌和规范颇多，比如限制阶级流动的尊卑、良贱、士庶、门第之差等均不婚，再有民间传统的五行相克、各类忌讳等亦不婚。

北周的人们在衣、食、住、行物质消费方面，由于地域和民族差别，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主食为五谷的面食，人们通常将面食成为“饼”，蒸出的面食称“蒸饼”，水煮（油炸）的面食称“汤饼”，烘焙而成的称“炉饼”，副食的食材以及烹调技术都较前代有了长足的进步，汉魏之前笨重的炊具、食器已经轻量化了许多，饮食上有较为突出的胡汉融合特点，比如汉族将一种外域流传过来的面食制作方式称“胡饼”。主副食之外，饮品也有了选择，以茶、酒两种最具代表性，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尚未完全掌握蒸馏酒技术，酒的酿造工艺传统，但仍然会喝醉到影响健康的程度，早在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就习惯于随走随饮，一个仆人扛着锄头跟在后面，因被交代喝死了就随地埋葬。

南北朝时期人们的衣着，分元服、体衣、足衣三种。元服就是帽子；体衣，即衣裳，其中衣单指上衣，裳是下衣，单指裙，而非今天人们普遍认为的裤装；足衣就是鞋袜，鞋比较丰富，有履、屦、屐等之分，用料主要以布、葛、麻、皮、丝等制成。一如胡饼的风靡，胡服同样是汉地的流行，胡服在黄河流域已经和汉族实现平分秋色，隋唐时期的服装样式就多是以胡服为设计基础之一。

在以汉民族生活的传统的农业区内，人们居住的房屋主要为土木材料墙壁用干打垒的结构，屋顶用悬山顶或平顶，窗狭小而长，居民院内设有厕所和畜舍（圏），室内多以木作家俱、陶制器具等生活用具，这时胡床已是遍布社会各个角落，人们行路携带胡床已为普遍现象。而牧业为主的少数民族，建造居所形制相对简单，多以木盒毛毡为主要材料的穹庐毡帐，室内用具也比较简单，就是胡床、绳床等。上流社会的居所则更加讲究，有庭院式的大宅和楼阁式的大宅，以庭院式府邸为主流，格式多样，如日字型、三合式、四合式、曲尺型等。楼阁式府邸少则两三层，也有高至五六层的。

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方的陆路、水路交通网已经基本形成，对外交流的通道已经成熟。交通工具也较前朝更加精良，上流社会的人们出门多乘牛车、羊车，普通的民众，更多的是一种叫鹿车的人力木制手推车，轻便又可载乘，深受欢迎。

北周创立者宇文泰，作为鲜卑宇文部人，因参加六镇起义，又追随尔朱荣、贺拔岳，镇压关陇起义军继而掌握了这支部队，控制了关陇地区。关陇地区的实力不足六镇起义的另外一支，即高欢奠基的北齐。因此，宇文泰为巩固统治，大力拉拢关中汉人，尤其是拉拢关陇门阀的支持。典型代表即重用武功世族苏绰和范阳门阀卢辩。宇文泰的八柱国和府兵制，尤其是改鲜卑旧姓，这一做法并没有阻止鲜卑族汉化的进程，府兵从创制起本质就是民族融合的缩影，北周的崇周礼、崇儒学，汉化了的鲜卑一天天强盛和增强了凝聚力。在刘彻宇文邕放免奴婢、俘虏、杂户，加上因禁佛而还俗的三百余万僧侣，令他们均成为了国家的均田农民，兵源获得了保证，赋税大幅增长。鲜卑以及其他的少数民族，在经济、风俗、语言、习惯上已经和汉字没有了区别，社会各族各阶级，已经浑然一体，比如杨坚在取得掌权地位后，即恢复了自己的汉姓，中原地区北方，已经完成民族融合。

关陇集团形成于北魏，壮大于西魏、北周，代表人物即贺拔氏、西魏八柱国和十二大将军。他们建立了西魏、北周、隋、唐四个王朝，是上层的统治阶级。其中，八柱国之一的宇文泰子孙为北周皇族；李虎子孙为唐朝皇族。十二大将军中，杨忠子孙为隋朝皇族。

文皇帝宇文泰的成陵，位于陕西富平县宫里乡宫里小学院内，距富平县城十一公里，距宫里镇政府一百七十米，陵寝原封地因历代均建有有住宅已无法考证。成陵为宇文泰和嫡妻冯翊公主元皇后合葬陵。清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陕西巡抚毕沅为文帝宇文泰成陵题写陵碑。陵冢现存高12米，周长142.8米，冢上种植有松柏和杂树，冢前立有清毕所立石碑一通，北宋开宝六年（公元973年）所立的“大宋新修后周太祖文皇帝庙碑”残石。

北周孝闵帝宇文觉静陵，位于渭城区周陵街道北贺村。墓东北约7.8公里处为北周宇文邕宇文邕的孝陵。墓葬坐北朝南，为斜坡墓道带四个天井的单室土洞墓，墓室底距现地表深约10米，墓曾被盗，出土有随葬遗物146件（组），以各类陶俑为主，皆为矮小的半模俑，与西魏、北周墓葬出土陶俑形制一致。墓志置于墓室入口的东侧，盖盝顶素面呈方形，墓志石为方形素面，正面朱砂描红楷书：“周故略阳公宇文觉墓二年十月壬申”字样，以此确定墓主人即为北周开国君主宇文觉宇文觉。《周书·帝纪三》载孝闵帝葬静陵，因此确定该墓即孝闵帝静陵。而孝闵帝宇文觉以“略阳公”身份安葬，也佐证了权臣宇文护先废黜宇文觉帝位贬为“略阳公”的史实。

宇文邕孝陵，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底张街道陈马村东南约1公里处，墓葬全长68.4米，包括有斜坡墓道，五个天井，五个过洞，四个壁龛，甬道，土洞单墓室共同组成。墓道宽2.6至2.8米，随葬品放置于壁龛内，墓甬道长3.9米，墓室平面为凸字形，墓室南北通长5.5米，东西宽3.8米，底部均铺有地砖，有东西并列的两套木棺遗痕。出上的文物有武帝孝陵志石，武德皇后志石， “天元皇太后”金玺，金步摇残件，铜器，玉器，陶器等。武帝孝陵志为方形，志盖盘顶，素面无纹，志石阳刻篆书三行共九字：“大周高祖武皇帝孝陵。”《周书·帝纪六》载周武帝宇文邕于宣政元年（公元578年）葬于孝陵，皇后阿史那皇后于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与武帝合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