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菟郡，汉代辽东名郡，地处今沈抚新区内的汪家乡上伯官屯古城。

刘彻在扩大边疆后，为抵御外敌，设立了“玄菟、乐浪郡、真番、临屯”四郡，负责镇守边疆。“玄菟郡”是四郡中存在时间最长的郡，历时539年，是汉末魏晋时期辽东北部的行政、军事中心。

玄菟郡历经数次搬迁。西汉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在辽东设玄菟郡。玄菟郡郡治在夫租城，史称第一玄菟郡。刘弗陵时期第一玄菟郡受侵内迁。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玄菟郡北迁至苏子河畔，在今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永陵南城址），史称第二玄菟郡。东汉刘祜永初年间，受高句丽势力扩张影响，玄菟郡再次内徙至今抚顺市劳动公园一带，史称第三玄菟郡。“第四玄菟郡”在今沈阳浑河岸边的上伯官屯古城。

2015年7月，辽宁省人民政府在上伯官村设立“上伯官城址”石碑。“玄菟郡”文化遗产是沈抚新区的文化宝藏，它见证了沈阳市与抚顺千年的发展史，历史学术价值与军事考古价值巨大。

玄菟（tú）郡，是中原地区西汉刘彻灭卫满朝鲜之后，在其地设立的一个郡，与乐浪郡、临屯郡和真番郡合称“汉四郡”，设立时间500余年。玄菟郡是汉四郡中面积最大的一个，亦是四郡里最重要的一个。既然是“汉四郡”，当然就是中国古代的四郡，而不是朝鲜古代的四郡。

玄菟郡设立于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其辖地是卫氏朝鲜国沃沮的故地，大约是今盖马高原及其周边平原、北朝鲜咸镜南道、咸镜北道以及中国辽宁东、吉林省东部一带，郡治大体在咸镜南道境内。

公元前82年（刘弗陵始元五年），西汉中央政府将真番、临屯二郡撤销，玄菟郡并没有西迁，郡治仍在夫租城。

公元1年（刘衎元始元年），西汉将玄菟郡西迁至吉林市东部，并将东部属县合并于乐浪郡。江外之地划入乐浪郡，此时的玄菟郡大约南达清川江和大同江上游北岸，与乐浪郡为邻；北达哈达岭、辉发河一带，与夫余为邻；其西为辽东郡，以长城为界；其东以长白山为界与沃沮相接，居民以高句丽为主。

公元9年，王莽把句町王及西域诸王降为侯，但是由于高句骊侯本来就不是王，只是侯，所以没降他的侯位。

公元12年，玄菟郡高句骊县侯驺被诛杀，王莽改高句丽为“下句丽”【其部将严尤诱杀高句丽县的部落头领闵中王邑朱】。

新朝末年，高句丽部落背叛中原王朝，开始吞并玄菟的辖县。

公元32年（建武八年。不是刘弗陵元凤六年），东汉对玄菟郡再度缩减：玄菟郡东部的7个县被辽东郡所吸收，玄菟郡迁至今新宾永陵地区，这时的玄菟郡已经是名存实亡，只是在辽东郡内的玄菟城（辽宁省老城・兴京方面）仍然残留着“玄菟”这个名字。

公元32年（刘秀建武八年），高句丽侯才开始第1次称王，新成立的东汉接受高句丽的朝贡。

107年（刘祜永初元年），将长城内候城、高显、辽阳市三县划归玄菟，将玄菟迁到长城以内，辖今日沈阳市、抚顺市一带，人口约4万余，事实上承认了高句丽对于玄菟故地的吞并。

不久，高句丽又开始蚕食玄菟郡在长城内的辖地，屡次入侵。

189年（东汉中平六年），公孙度割据辽东，玄菟为其属地。

238年，曹魏太尉司马懿灭公孙渊，废候城县，设高句丽、高显、辽阳、望平四县于玄菟郡。

265年，晋朝建立，废辽阳县。

404年，高句丽乘中原内战之机，占领辽东全境，玄菟郡为其占领，设玄菟城管领。

及至李治与新罗联军灭高句丽，玄菟郡全境尽归唐朝，原境被改编成安东都护府。

汉四郡（在刘弗陵时，曾合而为一，成为大乐浪郡。这个大乐浪郡又有所变迁，至东汉末期在乐浪郡之南又设置了带方郡。不过，真正意义上的“汉四郡”同时存在时间并不长）。

西汉辖县三。据《汉书地理志》载：“玄菟郡，刘彻元封四年开。高句丽，莽曰下句骊。属幽州。户四万五千六。口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五。县三：高句骊，辽山，辽水所出，西南至辽队入大辽河。又有南苏水，西北经塞外。上殷台，莽曰下殷。西盖马。鸭绿江西北入盐松花江，西南至西安市平入海，过郡二，行二千一百里。莽曰玄菟亭。”

晋朝时玄菟郡，下辖3县：高句丽县、望平县、高显县。

《晋书·地理志》：玄菟郡，汉置。统县三，户三千二百。高句丽[Gāo ɡǒu lí]、望平、高显。

三国志说，高句丽都于丸都城之下，丸都应该指的是丸都山。高句丽核心地区——国内地区在战国后期就已经被纳入燕国的版图，这可以从文献和考古两方面得到印证。公元前82年（西汉始元五年），后世隶书中的南沃沮地区和临屯、真番郡一同并入玄菟郡、乐浪郡。公元1年，玄菟郡的郡治移往吉林市东部高句骊县，为了加强东北地区边境的力量，西汉政府将辽东郡长城以东的部分划出来，并整合已经省并的临屯郡各县，调整了玄菟郡的辖境，这就是第二玄菟郡。

其时，匈奴和汉朝的战争已经停止。东北边疆的扶余国，由玄菟郡上殷台县直辖。高朱蒙带领部分扶余人南下受到扶余攻击。西汉时，政府对边郡的当地首领往往按照势力、功劳大小授予不同的封号，大者、有功者封王，其余封侯。根据南山野网友的观点，高句丽在东明王和琉璃王时代还没有获得汉朝的册封，而只是汉朝玄菟郡高句丽县下的诸多侯之一。在第三代王也就是大武神王时代，高句丽为汉朝对扶余作战有功，在公元32年自立为高句丽王。

根据史籍记载，西汉后期，高句丽和边疆各族都服从于汉朝的统治。王莽建新后，王莽把翟斌（注意这个不是高句骊侯）及西域诸王降为侯，但是由于高句骊侯本来就不是王，只是侯，所以没降他的侯位，因此将高句丽王贬为高句丽侯的说法不正确。公元12年，征调高句丽兵马，诱杀高句丽侯驺（也就是闵中王邑朱），终于逼反高句丽。两汉之际，新朝在内忧外患中崩溃后，中原大乱。高句丽则乘机四处征伐，不但征服了整个第二玄菟郡，而且兵锋直指乐浪沃沮县，将第一、第二玄菟郡都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成了一个有模有样的边疆民族割据政权。其后，中原稳定，高句丽则顺服，成为边疆地方民族政权，中原强大，又变为割据政权，叛服不常，直至被唐消灭。

高句丽兴起后，东汉政府玄菟郡侨治到辽东郡北部，也就是今天沈阳市、抚顺市间，这就是第三玄菟郡。第一、第二个玄菟郡则成为高句丽统治范围，直到四、五世纪的时候，高句丽才又一次大规模扩张。那么，这里两汉时的人口到底是多少呢?

西汉时，直辖高句丽部落的第一、第二玄菟郡地区是汉朝的郡县，当地有着有效的户籍制度。根据汉书郡国志记载，“玄菟郡------属幽州。户四万五千六，口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五。”关于沃沮县，或者说东沃沮，三国志记载，其人口为五千户，这里没有大的战乱，想来人口不会有大的变化。因此，高句丽初期的人口规模应该是五万户上下，其中本部为四万五千户左右。东汉末年，中原大乱，高句丽又逐渐控制了乐浪郡郡的领东地区，也就是西汉乐浪东部都尉地，东汉东秽地区，根据三国志的记载，这里的人口是两万户。

后汉书没有高句丽人口方面的记载，这说明东汉时高句丽不属于边郡直接管辖，其户籍已经不在边郡统计之中。曹魏时，毌丘俭大破高句丽，深入到沃沮地区，至大海而还，中原获得了高句丽方面的不少信息，这些信息记载到了三国志中。从三国志来看，除了高句丽本部，东沃沮、东秽都受到高句丽的统治。关于人口，东沃沮、东秽上文已说，只有高句丽本部的人口书需要研究。三国志中说了一个高句丽本部人口的概数，那就是三万户。和汉书的记载的一比较，少了不少。按理说，这些地区的人口基本上是当地人口，不会轻易迁徙，高句丽在这期间一直处锐意扩张状态，这中间必然伴随着人口的掠夺，总人口如何反而少了这么多了呢？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由于某种原因使得人口短期内大量死亡或者迁徙。隶书中有以下几个可以解释的事件。

一、公孙氏的征讨。东汉末年，公孙氏雄张辽东，三国志记载，“建安中，公孙康出军击之，破其国，焚烧邑落。”

二、内乱导致的迁徙和战乱。东汉末年，高句丽王男武早亡，王妃于氏无子，于是矫诏迎立男武的三弟伊夷模为王，引发本该继承王位的男武二弟拔奇的叛乱。三国志载：“拔奇不肖，国人便共立伊夷模为王。”拔奇“怨为兄而不得立，与涓奴加各将下户三万馀口诣康降，还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国，今日所在是也。拔奇遂往辽东，有子留句丽国，今古雏加驳位居是也。其后复击玄菟，玄菟与辽东合击，大破之。”经此一乱，高句丽因迁徙而损失的人口在六万多人，这些人应该迁徙到辽东了。

三、毌丘俭的征讨。公元244年（曹魏正始五年），幽州刺史毌丘俭攻破丸都城，再次给高句丽以巨大的灾难。

合理推测一下，高句丽在历次战乱、内乱中损失的人口肯定超过两万户，也就是如果没有掠夺的人口或人口的恢复性增长，那么，三世纪中，高句丽的人口应该在不足两万五千户。而实际上，高句丽的人口仍然达到三万户，这是人口的掠夺以及恢复性增长在起作用。因为，古代的人口取决于自然条件和农业生产技术水平，非正常减少的人口很快会恢复，直到重新遇到有自然条件和技术水平决定的界限。有理由相信，高句丽本部的这个界限是超过四万五千户的。

最后，再将高句丽人口在东北地区的范围内作一下截面性的比较。首先是东汉时代高句丽西边南边的汉朝郡县的人口。后汉书记载，。“玄菟郡---六城，户一千五百九十四，口四万三千一百六十三。”“辽东郡十一城，户六万四千一百五十八，口八万一千七百一十四。”“乐浪郡-户六万一千四百九十二，口二十五万七千五十。”后汉书中，一城应该就是一县。不难发现，这里的数据明显有误记的，一个编户人口有大有小，总体而言，每户应该为四上下，统计上，户均四人左右的数据才合理。不防按照这个标准修改一下，玄菟的户数应该是一万一千五百九十四户，六个县，每县一千九百多户，口四万三千一百六十三，户均三点七二人；辽东的户数是六万四千一百五十八户，每县五千八百多户，总人口为二十八万一千七百一十四，户均四点三九人；乐浪郡共六万一千四百九十二户，每县三千四百多户，口二十五万七千五十，户均四点一九人。辽东三郡，总户十三万七千二百四十四，口五十八万一千九百二十七，户均四点二四人。汉代的人口数据都是国家控制的编户人口，豪强控制部曲依附人口是不统计的，因此，辽东三郡的总人口应该在六十五万上下。

再考虑辽东塞外其他各族的人口。东沃沮、东秽的人口上文已经说过，这里提一下东汉时代高句丽控制的人口。可以推测东汉时代高句丽本部加上受其控制的东秽、东沃沮及其它部分，总户数应该八万上下，口三十五万上下。辽东塞外东北还有扶余国，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其户数是八万，口应该也是三十五万上下。其次还有散居松花江、牡丹江市、黑龙江省、乌苏里江流域的挹娄人，他们受到臣服于扶余市，人口不祥，但是地域分布广大。最后还有长白山东北地区，东沃沮以北的北沃沮，他们的一部分受到高句丽的控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比挹娄人高，人口比也不祥。

关于东北地区的总人口，如果不算挹娄人、北沃沮人，那么东汉全盛时期辽河以东的地区的总户口应该有三十多万户，口一百三四十万。如果算上挹娄人、北沃沮人，人口至少在一百五十万以上，两百万上下应该是比较可靠的推测。

玄菟郡建立在沃沮人的聚居区，这一点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说得很清楚：“刘彻元封二年，伐朝鲜，杀满孙右渠，分其地为四郡，以沃沮城为玄菟郡。”但《三国志》中也提到玄菟郡后来“徙郡句丽西北，今所谓玄菟故府是也，沃沮还属乐浪”，说明玄菟郡初设时，辖区内主要包括两个民族：沃沮、句丽。“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真番郡并入玄菟郡之后，玄菟郡才包括真番人。

玄菟郡所辖句丽见于隶书记载远早于高朱蒙所部南迁，所以，并不是指朱蒙所部，与后来的高句丽族不是同一民族。 《汉书地理志》玄菟郡注引应的说法，认为玄菟郡是“故真番、朝鲜胡国”，但《汉书·地理志》所载为昭帝始元五年以后的政治区划，此时玄菟郡的辖区已包括原真番郡，说明“朝鲜胡国”才是玄菟郡原来的辖区。参之《汉书·地理志》高句骊县注引应劭，认为高句丽县是“故句骊胡”，可知，玄菟郡的所谓“朝鲜胡国”就是“句骊胡”，当是因其隶属于卫满朝鲜，才被称为“朝鲜胡国”。《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在记载玄菟郡徙于高句丽县时，即称其“徙郡句骊西北”，《后汉书·东夷传》：“武帝灭朝鲜，以高句丽为县”，证明玄菟郡高句丽县是因为设于此族的居住地而得名。由此看来，在武帝入侵朝鲜以前，此族有“高句骊”、“句骊胡”、“朝鲜胡国”、“句丽蛮夷”等多种称呼。高朱蒙之子高类利时，卒本夫余的势力进至这一地区。从《后汉书·东夷传》将此族列入以朱蒙为始祖的高句丽的传记中来看，当是其与卒本夫余发生了民族融合，此后卒本夫余改称高句丽。

《史记·朝鲜列传》《史记索隐》注真番、临屯为“东夷小国，后以为郡”，则真番、临屯二郡辖区分别是原真番国、临屯国的领地。《史记·朝鲜列传》称卫满“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真番在此处显然是用作族称的。究竟是真番族得名于真番国，还是真番国得名于真番族已不可考知，但真番郡是因为设在真番族聚居的真番国故地而得名，则是没有问题的，真番郡的主体民族即是真番族。真番郡的位置学者们认识不一致，但考虑到乐浪郡以南是箕氏朝鲜后裔建立的韩国、临屯郡以南是从马韩分立出来的辰国，则真番郡只能在玄菟郡以北。《史记·朝鲜列传》载：“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则真番国中早就有中原人进入，说明真番郡居民中也有汉族。

《后汉书·东夷传》称：“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骊。自单单大岭已东，沃沮、秽悉属乐浪。后以境土广远，复分领东七县，置乐浪东部都尉”，证明乐浪东部都尉辖区有沃沮、秽貊两族。武帝灭卫满朝鲜时是“以沃沮地为玄菟郡”，则秽人原来隶属于临屯郡。《后汉书·东夷传》在“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之前提到：“秽及沃沮、高句丽，本皆朝鲜之地也”，证明秽人、沃沮人与句丽胡原是箕氏朝鲜的属地，后一度独立，卫氏朝鲜对此地区的征服实际上是对箕氏朝鲜故地的恢复。而真番国的情况与此不同。《史记·朝鲜列传》载：“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在战国时期燕国最强盛时，真番国已经存在，并且与朝鲜相提并论，显然不是箕氏朝鲜的属国，所以，真番当是卫满朝鲜新征服的领地。刘彻所设四郡，实质上就是以古朝鲜本土为一郡，将卫氏朝鲜后征服的真番设为一郡，将先后臣属于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的属地分为玄菟与临屯二郡，玄菟郡统辖句丽蛮夷与沃沮，秽人则主要隶属于临屯郡。

临屯郡后并入乐浪郡，当与乐浪郡相邻。乐浪郡大体上为今大同江流域西至海的地区，北为辽东郡，则临屯只能在乐浪之东，也就是单单大岭以东乐浪东部都尉的辖地。《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称：“自领以东七县，都尉主之，皆以秽为民”，可见，临屯郡的主体民族为秽人。《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在秽传中指出“今朝鲜之东皆其地也”，沃沮属乐浪东部都尉，可“自领以东七县，都尉主之，皆以秽为民”，说明沃沮是秽人的一个分支。从这个意义上讲，单单大岭以东都是秽人的分布区。则昭帝始元五年所进行的郡县调整，就是把所有秽人的分布区都划入乐浪郡，在此以北的真番人、句丽蛮夷则属于玄菟郡。因为玄菟旧治沃沮城，在沃沮人，也就是秽人的分布区，所以才“徙郡句丽西北”，总之，不论是刘彻灭卫满朝鲜以后设四郡，还是刘弗陵对四郡进行的并省，都是立足于当地民族分布格局基础之上的地方设置。《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在记载汉武帝设四郡之后接着说：“自是之后，胡汉稍别”，可见，四郡乃至后来的二郡建置，一方面体现着当地的民族分布格局，另一方面也对这种民族分布格局起着定型的作用。随着扶余国人的南下立国、高句丽族的形成，此地区民族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行政建置存在的基础发生了改变，建置格局自然也就不得不随之变化，这也是魏以后此地区的建置不同于汉四郡的根本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