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世称王荆公、临川先生、王文公。

赵恒天禧五年十一月十三日（1021年12月18日），王安石出生在江西省临江军的一个官宦家庭。二十一岁考中进士，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在担任十几年的地方官后，王安石收到三司度支判官的任命，前往朝廷供职，次年改任知制诰。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第一次与赵顼对谈，获宋神宗赏识。次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一年后正式拜相。王安石执政期间，实行变法革新的举措，史称“王安石变法”或“王安石变法”。面对保守派的反对与宋神宗立场的转变，王安石两次罢相，后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病逝，享年六十六岁，后追赠太傅，谥号“文”，世称王文公。

在文学上，王安石提出“文章合用世”“务为有补于世”等文学主张，提倡经世致用，有力反拨六朝、五代十国以来华而不实的文风，批判了宋初深陷形式主义的“西昆体”诗派，对宋代文风的转变，做出了突出贡献。王安石的诗今存一千五百三十余首，文今存千余篇，词存二十余首。有《临川王先生文集》一百卷，今存明嘉靖间翻刻之南宋绍兴本；又有宋刊本《王文公文集》一百卷，其中文五十六卷，诗词四十四卷，代表作有《伤仲永》《感事》《登飞来峰》等。在哲学上，王安石受儒、道、佛三家影响，著有《易解》二十卷等多部著作，并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儒家学派，史称“荆公新学”。在政治上，他主持熙宁变法，推行“青苗法”诸项新法，在变法的同时，支持王韶在熙河地区进行开边活动。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认为若要在三代之后找出一个完美的人，唯有王安石担当得起。

赵恒天禧五年十一月十三日（1021年12月18日），王安石出生于江西临江军的一个官宦家庭，籍贯临川区。王安石少时喜吟风弄月、流连光景的生活，对于现实问题不甚关心，准备靠能诗善赋来博取功名。而在宝元二年（1039年）父亲去世后，王安石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他明白到：时间在不停的流逝，少壮时如果不选定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必致终生无所成就。觉悟的王安石不再风流自赏，专心地钻研学术。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参加进士考试，被考官们列为第一名，但因王安石的文章中一句“孺子其朋”，引得赵祯不满，加上“有官人不为状元”的规定，于是宋仁宗越过第二名王珪、第三名韩绛两位在职官员，将王安石的名次与第四名的杨寘对调。

王安石进士及第，被委派为扬州市签判，实则是成为韩琦的一名幕僚。他在任扬州签判时勤奋读书，写成了数万言的《淮南杂说》。当时文人认为《淮南杂说》中的议论与孟子的言论不相上下，这部书也为王安石在思想界奠定了地位，不过该书在南宋以后就已经失传。

庆历七年（1047年），王安石改任鄞县知县，在任近三年，开展了多项整顿与建设。在任第一年，王安石建设重点为水利工程。面对县连年的旱灾，王安石请教当地长老，后明白鄞县旱灾的原因更主要在“人力不至”上，于是他决定大修水利。王安石初到鄞县这一年正好遇上风调雨顺，他便抓住时机，发动全县民力，整治河道，修筑塘堰，并将其所作所为写成《上杜学士言开河书》向两浙转运使杜杞报告。王安石在大修农田水利的同时，也希望各州县长官也行动起来，积极支持致力农田水利事业的人。第二年春，王安石将县政府粮仓中的存粮借贷给经济情况不好的民户，只需到秋收之后加纳少量利息一并偿还。为后期变法中青苗法的推行积累了经验。

在鄞县期间，王安石在治狱上也颇为勤严。在重视政刑的同时，王安石也强调礼义教化，在鄞县修建了“学校”，并作《明州慈溪县学记》论述相关学校问题。后来，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继续讨论上述问题。

北宋初年以来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在进士考试取得甲科高第的，在派任外地任职满一任后，可以申请考试“馆职”，由于这类职事身居中朝，所以是身高级官员比较方便的途径。王安石虽具备资格，但他在扬州市签判、鄞县任满回到临川家中时都不肯作此申请。皇祐三年（1051年），王安石任舒州通判，期间他两次被召赴阙应试，他都以家事繁忙为由推辞，请求让他任满舒州通判之职。

在任舒州通判期间，王安石关注民间疾苦，时时提醒自己和同僚们一起努力改善百姓的生活处境，这体现在他的《感事》一诗中。

皇五年（1053年）王安石的祖母谢氏病逝于临川区，王安石舒州通判任满后，首先回家乡料理祖母的丧葬，然后回到汴京听候差遣。到汴京不久，王安石就接到中书送下的敕牒，要他去做集贤校理，但此时的王安石更希望留在地方为官。他竭力辞免此职，朝廷却在至和元年（1054年）九月又派他做群牧通判，不过王安石在任该职时没有留下相关记录。

嘉祐元年（1056年），王安石改任提点开封诸县镇公事，仍然是一个身居京城的官职。他却仍希望任地方官，因此，在上任不久他就写了一封《上执政书》，力争到外地担任地方官。与在京城任闲散官职相比，王安石更愿意担任地方官，以“少施其所学”，充分发挥他的才能。次年，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实现了他担任地方官的夙愿。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改任江东提刑，但因该官职需要奔波于所辖境区，可是此时王安石的母亲已经年老且身患疾病，正需要王安石经常在身边奉养，因此王安石是不愿意就职的。

嘉祐三年（1058年）十月，王安石被委派为三司度支判官，接到这一任命，他一方面为不再任江东提刑而可喜，另一方面却认为此任命非他所钟意的地方官职，于是王安石写了一封《上富相公（弼）书》，恳求再次委派他为州郡长吏，但并没有等来结果。次年春夏，王安石上任三司度支判官。

王安石在读书治学方面抱着学以致用的目的，在近二十年为官的政治实践中，他逐渐形成一套改革方案，用以解决他在经济、政治等领域所发现的一些现实问题。在任三司度支判官期间，王安石将他的改革意见写成《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进献给赵祯。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王安石提出朝廷应从“教之之道”“养之之道”“取之之道”“任之之道”四个方面来培养人才，以应付革新的需要。在“取之之道”方面，王安石否定北宋以来的科举制度，认为以这种方式选拔出来的官吏不足为国家所用，后来他在熙宁变法中就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这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流布于世后，获得了较高的赞誉，但却没有受到宋仁宗和当朝大臣的注意，其原因据邓广铭分析是《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的空想部分过多，离现实的社会政治距离太远。

嘉祐五年（1060年）十一月，朝廷委派王安石和司马光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连续八次上章请辞都不得愿，无可奈何接受这一诏命。次年七月，“径迁”王安石为知制诰，代替皇帝起草诏等文字工作。王安石鉴于上次八次请辞皆无用的经历，干脆接受了这一任命。

嘉祐八年（1063年）八月，王安石的母亲吴皇后逝世，于是孝顺的王安石辞官，奉母柩回江宁与其父合葬。居丧期内，王安石过着简单简约的生活。

守丧期满的王安石没有应朝廷之命再去开封市复职，仍然留在江宁，一方面收徒讲学，一方面从事著作。在教学方面，王安石坚持贯彻经世致用的宗旨，要学生学习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关的实际问题，期间前来向王安石求学的有陆佃、龚原、李定、蔡卞等人。

留居江宁期内，王安石还写作了诸多文章，如《虔州学记》《风俗》和《〈洪范 〉传》。

治平四年（1067年）赵曙逝世，其子赵顼即位，为宋神宗。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第一次与宋神宗对面长谈，之后王安石奏进《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用以回答宋神宗关乎治国之道的疑问。宋神宗收到这篇奏章后，反复阅读，认为王安石陈述得精彩和全面。此后，王安石多次与宋神宗进行长谈，十分受神宗赞赏。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一年后正式拜相。

王安石执政后，以商鞅、吴起等法家人物为榜样，力主实行先秦法家所主张的富国强兵之术，开始变法革新。这场变法史称“王安石变法”或“熙宁变法”。随着变法的推进，韩琦、文彦博、司马光、苏辙等人先后反对变法，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与以司马光等人为首的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展开。为缓和阶级矛盾，稳固北宋政权，王安石提出抑制官绅豪强兼并的主张，并通过推行“青苗法”“募役法”等新法来具体落实，如“青苗法”的施行就限制了豪强们放高利贷的部分权利，“免役法”则取消了以往官绅豪强免役的特权，如此等等。不过，由于受阶级局限，王安石并没有动摇豪强已兼并土地的所有权，因此其抑制兼并的举措也只能在有限范围展开。但此番改革毕竟触动了官绅豪强的利益，而以司马光等人为首的保守派认为这些豪强正是北宋政权财政的后台，动摇了他们的利益就等于动摇了北宋政权，于是保守派等人纷纷上疏反对“青苗法”等新法的施行，掀起反变法的浪潮。

王安石变法革新的主张大都得到了赵顼的同意，但推行过程并不顺利，宋神宗也在保守派的不断反对下开始动摇。从熙宁六年（1073年）冬到七年春，久旱不雨，各地发生灾荒，百姓流亡。保守派将此天灾当作攻击王安石变法的借口，惹得京师谣言四起。翰林学士韩维在觐见赵顼时，言道：“此乃举行故事，恐不足以应天变”，并将久旱一事归因于王安石推行的新法，深信天人感应的宋神宗采纳了韩维的谏言，颁布了废除“青苗法”的诏书。这道诏书是宋神宗站在保守派立场上对王安石变法的全面指责，王安石深受打击，但仍坚持说服宋神宗。在此期间，司马光等人相继上书要求废除新法，这使得王安石觉得不得不辞去相位，不过赵顼却不同意他的请辞。屡次挽留无果，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宋神宗无可奈何地同意王安石的请求，罢免了他的宰相一职，改任他为江宁知府。

保守派趁王安石解职，利用宋辽两国因划界而导致的紧张局势，大举进攻变法，在野的韩琦、司马光等人认为各项改革都要废除，甚至将王安石加强国防力量的改革视为导致宋辽两国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不过，王安石虽然罢相，但政权仍掌握在变法派手中，吕惠卿出任参知政事继续此前改革。不到一年，赵顼又恢复王安石的相位，将他调回开封市。但是由于王安石和吕惠卿在官员任免等方面存在分歧，两人关系恶化。与此同时，随着变法的推进，变法派内部也在发生分化。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因“上意颇厌之，事多不从”，变法得不到宋神宗的支持，加上变法派的分裂，王安石意志消沉，再次罢相。

王安石罢相后回到江宁，简单地修盖了一座仅能遮风避雨的府第，命名为半山园。退居江宁后，他先后写过两首诗——《元丰行示德逢》《后元丰行〈踏歌〉》，并继续编写《字说》。

元丰三年（1080年），被封为荆国公，世称“王荆公”。元丰七年（1084年）春，王安石得了重病，经多方治疗才痊愈。痊愈后，王安石发现几年来他所经营的半山园和田产都是累赘，便向赵顼陈报把半山园改为僧寺，把自己的田地归太平兴国寺所有，他自己则在江宁区租了一处小小的独院居住。

次年三月，宋神宗逝世。王安石以诗表示哀悼，同时担心政局的变化，但他也只能通过书本和文字来排遣忧思。司马光拜相后，废罢市易、方田均税和保甲诸法，特别是募役法的废罢，让王安石忧心如焚，病情加重。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与世长辞。同年，赵煦追赠王安石为太傅。绍圣二年（1095年），追谥王安石“文”，并配享赵顼庙庭。崇宁三年（1104年），王安石配享孔庙。政和三年（1113年），追封王安石为舒王。靖康元年（1126年），应杨时之请，赵桓将王安石从孔庙配享降为从祀。建炎二年（1128年），朝廷罢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并削其王封。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在上任一个月内，为有效整顿财政问题，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由宰执、枢密一并管理。这个机构不仅在于整理财政，还是主持变法的总枢纽，青苗法等新法都是由这个机构负责制定和发布的。次年，该机构被废除。除设置机构外，王安石将以往不做实事的机构加以整改，使其承担相应的职责，如司农寺在三司条例司废除后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机构，由它制订保甲法等新法。

与此同时，朝廷撤销若干州县建制，来减轻朝廷开支和农民徭役。王安石还增加了低级官员和吏胥的俸禄，以此改变以往这些官员靠压榨百姓过活的情况，此外，由于新法大都由这些官员具体执行，所以这番举措也有利于新法的实施。为扩大变法派的力量，王安石还提拔了一些支持变法和对变法有识见的下层士大夫。

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就曾指出北宋科举制度之弊，执政之后，他便将科举制度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后提出了新的科举法，具体规定包括废止明经诸科以及以往进士科考试项目等。为了培养人才，王安石同时整顿太学，还先后建立了武学、律学和医学。

免役法是对旧时差役法的改革，其中最主要的改革是出钱免役的方法，规定耆长在第一、二等户中轮差，为期一年，在这一年中免去应交的役钱，壮丁由有二丁的第三、四等户轮差，半年一替，期间同样不出役钱，衙前等役则由三等以上税户充当；前此需承担诸色差役的民户，按家产多寡出役钱，不再服役，前此官户等无需负担差役的各类人户需缴纳同等民户出役钱的一半。

为限制高利贷，减轻农民负担，王安石参照自己早年在鄞县“贷谷于民，立息以偿”的经验和李参推行的青苗钱例，在熙宁二年（1069年），发布从以往常平仓法改革而来的青苗法，其主要内容为将常平广惠仓中现有的粮米，由各路转运司兑换成现钱，借贷给城乡居民，先借予乡村人户，有剩余再借予城郭人户，由户等高低决定借贷多寡，一年两次，分“夏科”和“秋科”，利息百分之二十，随夏秋二税缴纳贷款，如遇荒灾，则下次收成时缴纳。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制订农田水利法，规定无论官员还是居民只要懂得农业耕作或水利修建技术，都可向官府陈述自己的意见，经商议后实施的给予提意见的人一定奖励；各州县需详细调查可修建的水利工程，并制图和说明修建的具体方法，上报上级官府等等。此项法令推动了农田水利的兴建。

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在蔡天申的建议下，王安石推行方田均税法，分方田法与均税法两个部分，方田法是指将东西南北千步见方的地段（等于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作为丈量的单位，即一方，然后根据土地肥瘠分为五等，按等级来定税额高低。均税法是指在土地清丈后重新均定田税，丝棉之类的征收按田亩多少来定税。

王安石变法在推行的同时，北宋统治者为统一中国开始了开边活动，熙河开边又称河湟开边，是这时开边活动的组成部分。熙宁元年（1068年），王韶献《平戎策》，提出通过收复河湟地区的吐蕃部族来抵御和解决西夏威胁的具体意见，深受赵顼和王安石的赞同。在王安石的支持下，王韶从熙宁三年（1070年）开始整体负责制服河湟地区吐蕃诸部落的任务，次年招抚了吐蕃俞龙珂部，随后远近大小蕃部纷纷归附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北宋政府在古渭寨建立通远军，将经略目标指向熙河，由于这是厮罗后人瞎毡诸子等人的地盘，从而引起了任河州刺史的蕃部首领瞎毡子木征的抗议和反对。后王韶率兵拿下河州，制服木征。到次年九月，整个熙河地区的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已被北宋政府把握，收复了熙、河、洮、岷、叠、宕六州。

为巩固封建社会秩序，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等变法派推行保甲法，恢复以往“什伍其民”的制度，其主要内容是由相邻的十户人家组成一小保，十小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分别由主户中比较有财力的人任保长、大保长和都副保正；无论主户或客户，家中有二丁且年满十五岁的便编入保甲，单丁、老幼等附于邻近保内，保丁可备置武器练习武艺；每夜由每大保轮流派五名保丁巡查；保内有人犯案而不依法告知的，连坐处罚。

变法派在推行保甲法来训练民兵的同时，推行“将兵法”来提高雇佣兵的武力。所谓“将兵法”就是将几个军营编在一起，由朝廷选任有能力的将官来负责指挥、管辖和士兵的训练。

为纠正发运司没有掌握诸路上供物品的权力，致使豪强在向开封运输物资的工作中趁机敛财的情况，熙宁二年（1069年），三司条例司发布均输法，规定由发运司总握东南六路财赋，并主管茶、盐、酒、矾税收，及时了解开封所需物品，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来征购物资。

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王安石推行市易法，并设立市易务。市易法规定市易务设二员监官和提举官、勾当公事官各一员，在监察下平价收购一些滞销货物，吸收开封的商人和牙人充当市易务的行人和牙人，由他们负责货物买卖的工作，如此等等。

参考资料：

王安石一生著述甚丰，除诗文创作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学术著作，涉及儒、佛、道三家。

王安石的诗今存一千五百三十余首，文今存千余篇，词存二十余首。有《临川王先生文集》一百卷，今存明嘉靖间翻刻之南宋绍兴本；又有宋刊本《王文公文集》一百卷，其中文五十六卷，诗词四十四卷。

参考资料：

王安石所注解儒家经典有《易解》二十卷（有学者推测成于嘉祐年间1056-1063）、《尚书新义》十三卷、《毛诗新义》二十卷、《周礼新义》二十二卷、《礼记要义》二卷、《孝经解》一卷、《论语解》十卷、《孟子解》十四卷、《群经新说》十二卷、《左氏解》一卷、《礼记发明》一卷或二卷、《论五经疑难新说》三卷、《杨子解》一卷等，上述著作均佚，部分有辑本，作年均不详。

王安石道教研究著作有《老子注》二卷、《庄子解》四卷；佛教研究著作有《维摩诘经注》三卷、《金刚经注》一卷、《楞严经解》十卷、《华严经解》一卷，上述著作均佚，部分有辑本，作年均不详。

除此之外，王安石还著有《淮南杂说》《<洪范>传》《字说》等书。

王安石的诗词创作可以分为前后两期，以退居江宁为界。有学者将这两个时期的创作特点称为“不平则鸣”和“穷而后工”。

王安石的“不平则鸣”不是“自鸣不平”而是“国家之盛”不能实现的“歌哭之声”，这时他的诗歌多政治诗，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如《感事》一诗：

就表达了王安石对官吏和豪强兼并势力相勾结，使饥寒交迫的农民陷入绝境，并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痛心疾首。他的《兼并》《读诏书》等诗也表达了对劳动人民悲惨处境的同情和关怀。

除政治诗外，王安石还有大量的咏史诗，这同样是为政治服务的。如《商鞅》一诗不仅是替商鞅翻案，也是为他的变法正名。他的《众人》《王章》等诗都是回击保守派进攻的作品。

王安石罢相退居江宁后，他的诗词创作逐渐显示出“穷而后工”的特点，风格趋于平淡清远。王安石这个时期更多地创作写景诗，而不是政治诗。“穷而后工”是说王安石推行变法的志向无法实现，将内心积郁寄托于诗中，更注重对仗、用典等形式方面的精益求精。如在诗的对仗上，《书湖阴先生壁二首》中的“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送青来”尤其为后人称道。

王安石的散文创作以论说文成就最高，具体可以分为奏议、针砭时弊的杂文、史评和人物论、书序信札四类。王安石为文，师法孟子和王安石，但他的文风实际上更接近柳宗元，他将古人的长处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如《读〈孟尝君传〉》一文，仅九十余字，却抑扬吞吐，胜意迭出，实乃短文之杰作。

王安石文学思想的核心在于“经世致用，重道崇经”，但王安石的“用”偏重具体的社会作用方面，不同于道学家侧重道德说教。所以，郭绍虞把王安石作为政治家文论的代表之一。

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继承了儒家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强调作品要表达“政事”，为政治服务，发挥匡时救弊的作用。王安石推崇具有同样主张的杜甫，并提出了“文者，务为有补于世”“文章合用世”“文采为世用”等主张。而王安石之所以如此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不仅在于他的政治家身份，更在于时代背景的影响，当时宋王朝外受北辽、西夏侵犯，内受农民起义冲击，于是统治阶级急迫召唤文学为他们的政治利益服务。不仅如此，王安石“文章合用世”的文学主张是站在古文运动的立场上，对六朝、五代十国以来华而不实文风的有力反拨，特别是对宋初以杨大年、刘筠等人为代表的“西昆体”这一形式主义流派的批判。

“文以贯道”思想最初发轫于隋朝王通，王安石赞赏王通，提出“诚发乎文，文贯乎道，仁思义色，表里相济”的口号。“文贯乎道”是把“道”看作文学内容的最高思想范畴，“道”统领“文”，“文”是“道”的载体，两者相辅相成。王安石虽然推崇儒家学说，但他所说的“道”不是，单纯的儒家之“道”，他对其进行改造，把抽象的“道”具体化为政治革新的思想。在强调作品应该把内容上的“贯道”放在第一位的同时，王安石认为也不应该忽略形式方面的文辞的重要性。

王安石一生受儒、道、法、佛各家的影响，哲学思想复杂多变，并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儒家学派，史称“荆公新学”。他的主要观点体现在天道观、认识论和历史进化论方面，相关作品有《〈洪范 〉传》《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等。

王安石哲学思想的出发点是“道”，这里的“道”不是“文贯乎道”的“道”，而是哲学范畴的“道”。王安石从老子那里借来这个范畴，作为自己哲学体系的核心。“道者，天也。万物之所自生，故为天下母”，王安石认为天与道不可分离，“道”是万物产生的根源，万物的运动变化也是根据“道”来运行。在王安石看来，“道”不是精神的，而是物质的，他将“道”定义为物质性的“气”，为老子的“道”注入唯物的元素。

王安石的天道观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特点，但在涉及人性与人的命运时，王安石承认天对人命运的决定作用，从而陷入了唯心主义。

王安石的认识论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从朴素唯物主义的天道观出发，王安石提出“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认为人们可以通过感官获得对外部世界的感性认知，也可以通过思维活动获得对外部世界的理性认识，肯定认识来源于客观存在。不过，王安石在主张普通人的知识与经验来自后天的学习与实践的同时，又认为存在着超越圣人的常人，圣人不必通过学习和实践就能获得“至理”。

“太古之人，不与禽兽朋也几何，圣人恶之也，制作焉以别之，下而戾于后世，侈裳衣，壮宫室，隆耳目之观，以嚣天下”，在太古时期人过着“与禽兽朋”的生活，到后来人类才侈衣裳，壮宫室。所以在王安石看来，历史是进化的，人类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的。由于历史是进化的，建立的仁义、礼乐、刑政也应该随着历史而变化，因此王安石认为不能守成不变，必须注意“权时之变”，也就是与时俱进，抓住时机进行变革。

在政府理财方面，王安石强调政府、君王对财政把握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治天下之财莫如法”等财政思想。他认为要想增加国家财政收入，首先需要先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发展生产和商业，先生财再取财。王安石还重视法治，主张通过完善财政方面各项法制来发展经济。

人才思想是王安石革新主张中的重要部分。王安石认为人才得失关乎国家兴亡，他想要改变“朝野闾巷之间，亦少可任之才”的状况，在未执政前就曾写《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人才建设主张。还提出从“饶以之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三个方面来管理人才的思想。

在文学上，王安石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站在古文运动的立场上，提出“务为有补于世”、“求其根柢济用”等文学主张，抵制六朝、五代以来华而不实的文风，并批判了宋初深陷形式主义的“西昆体”诗派。他对宋代文风的转变，做出了贡献。清代文学家蒋士铨曾高度评价王安石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千钧笔力气嶙峋，一代文章侍从臣。”

在政治上，王安石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熙宁变法。王安石变法的目标是富民、富国和强兵。北宋中期国家矛盾加剧，但一些儒生与官僚士大夫置若罔闻，还起来反对王安石富国强兵的主张。面对重重阻力，王安石仍然坚持革新，推行了“青苗法”等诸多新法，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赵顼逝世后，王安石推行的诸项新法被司马光推翻。

在纷纭千载的历史议论中，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可谓毁誉各异、充满争议。

熙宁、元祐时保守派认为王安石的新法和理财思想的目的是敛财，结果是对百姓不利的。这也是南宋至晚清大多数史家和思想评论家的基本观点，他们认为王安石随意变改祖宗留下的法则，是导致北宋亡国的罪魁祸首。此观点与赵构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将“国事失图”上溯王安石及其新法密切相关，王安石变法就这样成为历史的替罪羊。

南宋以后从总体上看，王安石变法是被否定的，但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南宋陆九渊写《荆国王文公祠堂记》，公正评价王安石变法：“扫俗学之丑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

20世纪初，梁启超写《王安石传》为王安石变法翻案，在《王安石传》中盛赞王安石：“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呜呼！皋伊周，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祀，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从德行、气节、学术、文章等方面来高度肯定王安石。并对王安石变法给予充分的肯定，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

新中国成立后，王安石变法不断获得肯定的评价，如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广铭在《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一书说道：“王安石是生活在11世纪中叶的人物，但他的一些思想的卓越高明，远远超出了当时一般知识阶层的人群之上，却是极为明显的。即如他的那个“三不足”的思想境界，换用现代语言来说，实际就是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使他成为当时思想界的先进人物，但同时也使他成为一个脱离了广大的知识阶层的人物。”但是学界对王安石变法也存在着不少否定意见。

宋人在评价王安石变法功过是非的同时，逐渐将矛头指向王安石的人格品质。在熙宁变法之前，王安石在北宋士大夫中的评价颇高。至和三年(1056)，欧阳修在《再论水灾状》中举荐王安石等人，评论王安石道：“太常博士、群牧判官王安石，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对王安石学识与人品各方面予以称赞和肯定。还用《赠王介甫（嘉祐元年）》一诗中表达对王安石的高度赏识：“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将王安石与李白和韩愈并称，对他期望甚高。

北宋文学家苏轼在《王安石赠太傅》一文中评价王安石道：“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苏轼用立德、立功、立言的标准来衡量王安石的生平行谊，认为王安石达到了较高的境界。众人也评价王安石“恬然自守”“守道安贫”“时之全德”“不为利动”，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

但随着赞扬同时而来的还有毁誉，特别是在变法后，反对王安石的声音越来越多。《邵氏闻见录》就是一部诽谤和丑化王安石之大成的谤书。该书的作者邵伯温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他不仅给王安石扣上“奸诈”、“祸害国家”等罪名，还将王安石描绘成一个大奸臣。他还假冒苏洵之名伪造了《辨奸论》，对王安石进行全面丑化、“小人化”。南宋中后期对王安石的评价也以批评贬斥为主。陆九渊却力排众议，对王安石大加褒扬。

王安石故居半山园位于南京市玄武区清溪路附近，今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指挥学院内，王安石退居江宁后就住于此，由于此地据江宁城东门七里，到钟山主锋也是七里，所以王安石将这处居所命名为“半山园”。

关于王安石的墓地位于何处，历来有四种说法，一种是“半山园说”，即葬于故居半山园，一种是“蒋山东三里说”，即葬于明孝陵附近，一种是认为王安石葬于故乡江西省，最后一种是认为葬于今南京麒麟门。学者邓广铭据《景定建康志》中的记载，认为王安石死后，是由他的弟弟们葬在半山园的，后来也未迁移到别处，墓碑上仅有证明他为王安石的一段简单文字。南京地方志中也记载到王安石死后是葬于半山园。

王安石故里上池村位于抚州市东乡区，是展示中国明清建筑艺术及其发展历史的重要聚集地，也是“江西省第一批省级重点风景名胜点”，现存十多处和王安石有关的遗迹，如王氏宗祠、荆公祠、荆公钓鱼台等。1985年12月江西省政府将上池王安石故里审定为“全省重点风景名胜区、江西省重点保护单位”。2000年7月，江西省政府把“王氏宗祠”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王安石曾任鄞县知县，大修水利，在今北仑筑起一条全长十五公里的海塘，造福后代，此条海塘，俗称“王公塘”或“荆公堤”。

1934年，为纪念北宋伟大改革家、文学家王安石，抚州城区的一条路以“荆公”命名。

1986年，为纪念王安石逝世900周年，抚州市建立了王安石纪念馆。纪念馆坐落在江西省抚州市赣东大道的南端，占地面积20亩，建筑面积1560平方米馆，由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书法家赵朴初题写“王安石纪念馆”的牌匾。纪念馆内辟有“明月轩”、“蹄园”、“半山堂”等景致，庭院中有王安石的全身塑像。

1994年，王安石纪念馆被江西省委、省政府列为“江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抚州名人雕塑园，位于江西省抚州市城南迎宾大道，是国家AAAA级景区，是综合性开放式的城市大型主题公园，占地面积为838亩，其中塑有王安石的雕像。

除上述抚州纪念场地外，鄞州为纪念王安石也修建有王安石纪念馆、王安石公园、介甫楼、介甫公园等多处纪念场地。

2021年11月20日，由南京市社科联和地方志办公室、中山陵园管理局指导，南京钟山文化研究会、南京江右书画院、明孝陵博物馆联合主办的“王安石与南京——纪念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书画展”在南京明孝陵博物馆举行。

2021年12月2日，中国邮政发行《王安石诞辰一千周年》个性化邮票一版，该邮票由当代书画巨匠范曾联合中国集邮有限公司资深设计师郭志义共同设计。《王安石诞辰一千周年》个性化邮票整张共4枚，主题为《竹》2枚、《诚信》2枚，王安石成为抚州登上个性化邮票的第一人。

2021年12月18—19日，为纪念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江西省人民政府和北京大学共同举办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伟大民族精神”为主题的纪念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学术研讨会，并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江西省抚州市和北京召开。

2021年12月19日，江西省博物馆新馆原创大展“千载一瞬——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特展”开幕。展览集中展现了王安石跌宕起伏的人生。展览时间３个月，展期为2021年12月19日到2022年3月18日。

有一次，苏轼登门拜访王安石，适逢王安石外出。苏轼要离去时，偶然看到书案上放着一篇王安石尚未完成的咏菊诗，诗中有两句是“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轼认为唯有秋天刮西风，西风起，群芳谢，但是菊花却能耐住风霜，显然是王安石孤陋寡闻写错了，于是苏轼在诗稿旁写道：“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然后得意离去。几年之后，苏轼被贬黄州，有次秋天邀友人饮酒赏菊，不料西风已将菊花吹落满地，才发现自己错批了王安石的诗。苏轼在见到王安石后，向他承认自己的错误。

相传王安石也曾误改他人的诗作。有一天，王安石看到一位南方文人的诗：“明月当空叫，黄犬卧花心。”王安石觉得这首诗不符合常识，他认为明月不会叫，黄犬也无法卧花心，于是将这位文人的诗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犬卧花阴”，但其实这位文人并没有写错，南方有一种叫做“明月”的益鸟，还有一种叫做“黄犬”的昆虫，王安石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结果和苏轼犯了一样的错误。

王安石的绝句《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脍炙人口，但其中“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却是经过几番推敲才确定下来的。在吴中士人所收藏的草稿中，王安石最初写的是“又到江南岸”，他觉得不好，又改成了“过”字，又圈掉，改成了“入”，又改成“满”，像这样一共改了十几次，才定为“绿”字。

《隐居诗话》中记载到宋朝以来妇人大都擅长写诗，不乏有达到古人水平的妇人存在。而其中属王安石家中最多能诗者，其妹张王氏、其女诗中皆有佳句。王安石的妻子吴国夫人同样如此，并且她还曾约亲友一同游西池，留下了“待得明年重把酒，携手那知无雨又无风”的洒脱之句。

王安石忽略生活小节，比较简朴。有一次，王安石和韩献肃等人结伴同游，游览到一个僧寺时，韩献肃硬拉着大家一起在寺院里沐浴，王安石拗不过他，也只好同去。韩献肃就让人悄悄准备一身新衣服，来换走王安石脱下的已经穿得很破旧的衣服。等王安石沐浴出来，随从的仆人也没有告诉他旧衣被换走的事情，只是拿来新衣服让他穿，而王安石还以为是他原来的衣服，直接换上，竟然没有查觉旧衣已经换成新衣了。

王安石对诗作非常讲究用词，就像享有盛誉的雕刻家对其作品耗费心思去精雕细琢一样，他不但为同时代的诗人改过诗，而且还为古诗人改诗，例如谢贞的《春日闲居诗》中的“风定花犹舞”这句，他把“舞”字改为“落”字，更符合自然现象，使诗句的感染力更加强烈。对自己的诗作更是不惮频改，在推用词上极力做到千锤百炼。明末冯梦龙辑的《警世通言》，有《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写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事。王安石告老还乡时，沿途所见所闻，都是百姓对变法的不满和怨愤，因之抑郁、悔恨而逝。文中写道：“因他性子执拗，佛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监制，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出品制作的百集大型纪录片《中国通史》于2012年2月起开拍。2015年3月28日至31日，《中国通史》摄制组来到抚州市市区、金溪县取景拍摄，为《中国通史》系列纪录片之王安石变法专题片录制素材。

2016年，宁波广电集团开始拍摄电视纪录片《王安石》，播出后，纪录片受到观众赞誉，获得了浙江省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视星光奖2017年度浙江省纪录片推荐作品优秀系列纪录片奖。纪录片共六集，分别是：群臣初晤、舍我其谁、风雷激荡、国运浮沉、山重水复、千年行思。

2017年，由杨光照 、张晓敏导演的纪录片《苏东坡》播出，该片以苏轼贬黄州四年的生活为主线，讲述了他一生的经历，其中也包括了与王安石之间的故事。

2006年，万斌生的长篇历史小说《王安石》三部曲——《改名》、《苦辛》、《乱真》出版，书名来自王安石的诗句：“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黯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明朝唐应德（名顺之）著《史纂左编》，其中王安石的传记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却无一称赞。

近代梁启超著《王安石传》，纠正历史上对王安石的一贯偏见，充分肯定王安石的历史贡献。

北京大学教授邓广铭著《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着重述写王安石的社会主义、主张和实践，展现了王安石作为政治家的形象。除此之外，关于王安石的评传和研究著作数不胜数。

2010年，由张少军执导的电视剧《大宋才子黄庭坚》播出，剧中由魏德山饰演王安石；2015年，电视剧《东坡家事》在中国香港播出，由演员单立文饰演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