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勒佛，弥勒为其姓，(梵语Maitreya，吐火罗语Metrak或Maitrak)，音译为“弥帝隶”“梅低梨”“迷谛隶”，意译为“慈氏”，其名为“阿逸多”，译为“无能胜”。他是释迦牟尼佛授记的未来佛，也是佛教八大菩萨之一，又称为“弥勒菩萨”，大乘佛教经典中又常称其为阿逸多菩萨，藏语中称其为“强巴佛”。

弥勒出生于南印度迦尸国劫波利村婆罗门家庭，后成为释迦牟尼佛弟子，被释迦牟尼佛授记为继承者，他先于释迦牟尼佛入灭，再生于兜率天内院，经过四千年（合人间五十六亿七千万年），然后再下生人间，于华林园龙华树下成佛，举办龙华三会，建立人间佛土。

弥勒信仰最初始于对于弥勒未来佛身份的崇拜，后逐渐演变为弥勒净土信仰，其形态分为弥勒下生信仰和弥勒上生信仰。中国的南北朝信仰始于南北朝时期，后又从中国传入蒙古、古朝鲜半岛、日本。到公元三四百年时，弥勒的信仰已传遍南亚、东亚、中亚各国。”唐朝时，弥陀净土信仰取代弥勒净土信仰，弥勒净土信仰逐渐式微，但仍是中国净土信仰的一个重要支派。汉传佛教中的弥勒形象有两种，一种为未来佛佛像，一种为戴天冠的菩萨像。而从北宋开始，以布袋和尚为原型的大肚弥勒逐渐成为寺庙中供奉的弥勒形象。

有关弥勒信仰内容的佛经，主要为“弥勒六部经”，弥勒之著作有“弥勒五论”（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记载不一），为无著听其讲法后著录成文，因此弥勒也被封为佛教唯识宗鼻祖。弥勒的学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实践如来藏缘起的大乘教义，二是确立了阿赖耶识缘起。弥勒以修慈心观而闻名，慈心修习也被认为是弥勒信仰的根本教法。

弥勒是被释迦牟尼佛授记的未来佛，故被尊称为“弥勒佛”，他同时也是佛教八大菩萨之一，又称为“弥勒菩萨”，大乘佛教经典中又常称其为阿逸多菩萨。据《阿含经》的记载，早期经典中的弥勒身份具有多重性，即过去世、现在世以及未来世身份有着差异。由于不同时期身份的不同，其承担的角色也不尽相同，总体而言，弥勒的身份大至可分为：过去世的“弥勒梵志子”（比丘），现在世的“弥勒比丘”（尊者）及“弥勒菩萨”（大士），兜率净土的弥勒菩萨，以及未来世的“弥勒如来”（即弥勒佛）。

“弥勒”是其姓，音译于中亚的吐火罗语Metrak或Maitrak，梵语为Maitreya，音译为“弥帝隶”“梅低梨”“迷谛隶”“梅丽”“每怛哩”“梅怛丽药”等，意译为慈氏；其名为“阿逸多”，译为“无能胜”。

弥勒生于印度迦尸国劫波利村，是南印度波婆利大婆罗门之子，曾受业于婆罗门学者波婆离门下，后受师派遣与阿逸多(阿逸多与弥勒最初是两个不同的人，后来才发展混同为同一个人)等16个婆罗门子一道从南印度出发，前去拜见释迦牟尼并成为其弟子。后释迦牟尼授记弥勒为其继承者，弥勒将先于乔答摩悉达多入灭，再生于兜率天内院，四千年后（合人间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弥勒将下生人间，于华林园龙华树下成佛，行龙华三会，在人间建立佛土净土。

关于弥勒信仰在印度兴起的时代问题，学界分歧很大，不同观点间甚至存在数百年的差异，学界至今仍是多种观点并存。

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弥勒信仰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出现在印度。学者李玉根据《大史》(Mahavansa)中的记载，斯里兰卡国王杜多伽摩尼（KingDuttagamani）在他临终之前愿生兜率面见弥勒,而杜多伽摩尼在位的时间确定是公元前161-前137因此她认为弥勒信仰在公元前2世纪的印度已经存在。此外，她还依据成立于公元前2世纪的小乘佛教的早期经典《大史》认为弥勒人间净土(paradise)-鸡头城在公元前2世纪已经存在。

日本学者松本文三郎则认为未来佛的弥勒信仰源自大乘佛教的创说，他通过比较分析弥勒经典及相关佛教经典的成立时间与内容异同，认为《阿含经》中过去佛的行状经历是在释迦摩尼佛传记基本形成之后才出现的，也就是说过去佛的信仰是在释迦摩尼佛入灭以后产生的，即弥勒信仰成立的年代是在佛灭后300年以后至公元200年代中叶之间的约五百年里。

印度学者InchangKim提出，在最早期经典《大史》《尼迦耶科》《阿含经》《大菩提树史》中都记载了佛教“过去佛信仰”这一佛教的重要观念，与过去佛观念相对的、合乎逻辑的就一定有未来佛观念的存在。因此他认为弥勒概念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佛陀在世的时代，弥勒信仰在释迦涅后即已出现。中国学者如方立天也认为弥勒信仰出现的时间较早，因为在早期佛教经典《增一阿含》《中阿含》中描述的只有两位菩萨，一位是释迦牟尼佛，描述他成佛前的情况，另一位便是弥勒菩萨，记其为未来佛。

日本学者香川孝雄则从《法显传》关于锡兰岛弥勒信仰的记载，认为锡兰岛历史上有关弥勒的事迹是不能追溯到法显时代以前，另外印度和它的周围地方发现的弥勒像最古老的大约是在公元130-150年间制造的，故推断弥勒信仰最晚在公元130-150年间便已产生。

英国佛学家Edward Conze认为西北印度犍陀罗地区是弥勒信仰的中心，学者季羡林也持相同意见，其依据为密教中弥勒菩萨便处于西北方位。另外日本学者宫治昭从佛教美术史的角度来分析弥勒信仰起源及与西北印度的关系，他认为以犍陀罗为中心的西北印度，不仅产生了佛像，而且有众多的释迦佛传图，还产生了单独的菩萨像、主尊佛陀与胁侍菩萨组成的佛三尊像、净土图祖型表现形式的大神变图、菩萨半思惟像等，这些尊像都与后来的大乘佛教美术密切相关，且早期中国译经僧几乎都出身于西北印度和中亚地区，故在中国早期佛教中，印度多指西北印度及中亚，很少指中印度和南印度。

但学者王雪梅认为以上观点仅能代表西北印度确实是弥勒信仰发展演变完善并向东方传播的重要地方，但不能作为西北印度是弥勒信仰的发源地。因为在密教经典中也同时有弥勒菩萨在其他方位的记载，如弥勒(慈氏)菩萨位于东北方向、南方等，观音菩萨也多有记载处于西北方位。而弥勒与其同行的16行者是从南印度出发前往诡异释迦牟尼佛，而与弥勒相关的20余部佛教经典中，记载其说法地点大多是在中印度，如舍卫国(中印度)、迦尸国(中印度)、王舍城(中印度)等处。另外在唐僧《大唐西域记》中提及印度弥勒信仰的地方大约有12处，其中南印度4处、中印度6处，这些线索都体现出弥勒信仰的发生与南印度、中印度的地域关联更大。

关于弥勒信仰的起源则有以下两种说法：

一种是伊朗起源说，部分语言学者基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认为弥勒起源弥勒信仰源自伊朗的密特拉信仰，并找出弥勒信仰与密特拉信仰许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对光明的崇拜等，甚至还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年左右东方世界流传的弥赛亚信仰。如美国学者Alexander Soper认为，首先从词语上看，“Maitreya”和“Mithra”发音十分近似，印度的“Maitreya”可能来自“Mithra”；其次从思想来看，弥勒的救世思想迥异于早期佛教思想，弥勒作为佛教中的“弥赛亚”思想一定是来自伊朗“Mithra”。

但李玉珉则认为此说法不成立，二者之间的联系仅仅在于名称，“Maitreya”来源于“Maitri”，“Maitri”来源于“Mitra”———吠陀经中的一个神，和伊朗的“Mithra”相对应，所以“Maitreya”和“Mithra”在语音上有相似的地方，是因为它们有相同的文化来源，即印度———伊朗文化。除此之外，二者在宗教功能、特征及图像方面则完全不同。印度学者Inchang Kim也认为“Maitreya”的出现与“Maitri”没有关系，日本学者三石善吉认为弥勒的伊朗起源说的证据不够充分。

二是印度起源说，Inchang Kim认为弥勒信仰的起源和印度至少自吠陀以来的就已经存在的“业力 ”(业、因果)思想有关，因为古代印度的业报理论就是宣扬个人的行为决定了他再生的状态，对于所有的生物来说，业报决定了其再生高低的状态。印度学者Asha Das也持弥勒信仰本土起源观点，认为早期佛教中已经包括了未来佛的信仰，作为未来佛弥勒的完整思想体系完全不同于弥赛亚崇拜。三石善吉指出弥勒信仰源于伊朗要素的东西，通常是指“拯救者思想和终末思想”，这和佛教的拯救首先是精神解放是不同的。“未来佛、法灭思想，完全是印度的风土中，在其历史的环境中，独立形成的佛教的独特思想”。

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如台湾学者廖阅鹏、日本学者松本文三郎、中国学者汪娟等），弥勒信仰等用于弥勒净土信仰，将其形态分为弥勒下生（人间）净土和弥勒上生兜率净土信仰，即弥勒下生信仰和弥勒上生信仰。

弥勒上生信仰，主要内容是弥勒上生兜率内院，为天众说法，一切众生只要按照规定方法修行，死后即可往生于此，与弥勒在一起，免除轮回永不退转。五十六亿万年后弥勒降生成佛时，也可随同前往已经是净土的人间受法，最后获得解脱。

弥勒下生信仰，主要内容是五十六亿万年后弥勒降生成佛，下生到人间，行龙华三会，在人间建立佛土净土，未得到释迦摩尼佛度解的人也将得到解脱。

弥勒信仰的兴起是随着弥勒经典的传译以及弥勒像的出现。最初弥勒像传入中原地区是从西域传入的，与诸种弥勒经典同时传入。后来传入的弥勒像直接来源于印度，其传入路线可能有两条，一是北线，从西域传入，还有一条是南线，据石家庄市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陈泉洲考证，弥勒像“先从古印度的西北部经中印度而传至南印度最南端，并进而延伸至锡仑岛，乃至传播于古印度全境、阿富汗、中亚各国，又从古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再传入蒙古，又传入古朝鲜半岛，然后从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到公元三四百年时，人们对弥勒的信仰，已传遍南亚、东亚、中亚各国。”

王雪梅认为，弥勒信仰在古印度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的弥勒信仰是对弥勒未来佛身份的崇拜；随后因为对弥勒未来成佛的期待，产生了弥勒下生信仰；最后是对现在处于补处菩萨之位弥勒的皈敬，产生了弥勒上生信仰。

但当代印度对弥勒的信仰产生了新的变化，受到汉传佛教的影响，开始供奉中国大肚弥勒，将其称为“笑佛”，等同于印度的财神，认为其有吉祥、招财、维持风水、带来好运的功能。释印照认为大肚弥勒初传印度或在印度初步流行的开始，应是在清末民初之时。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弥勒信仰便随之传入中国。在战乱频发、社会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弥勒净土信仰很快风行社会，成为各阶层接受与传扬的思想。

《高僧传》卷五载，道安与弟子法遇、道愿、昙戒等八人常在弥勒像前"立誓愿生兜率"，此为记载中最早求生弥勒净土者。同时，信仰弥勒未来下生、愿随弥勒闻法成佛，建设人间乐土者也颇多。如北凉沮渠政权(401-439)留有《沮渠安周造寺碑》上载凉州王沮渠安周于高昌国建寺供弥勒，以未来佛自居。在南北朝净土信仰中，弥勒信仰超过弥陀信仰，但经北魏昙鸾改造弥陀净土思想为中原地区净土学说，又经唐朝道绰、善导的完善与弘扬，弥陀信仰于唐代形成为净土宗，风靡天下。弥勒信仰逐趋式微，但仍是中国净土信仰的一个重要支派。如唐代唐僧、窥基，弘扬上生兜率信仰，成为法相宗的传统。

相对于上层人士更倾向于实现自我超越并超越现世外寻求拯救的上生信仰而言，中下层民众更倾向有超自然存在实现现世拯救的下生信仰。南宋至清代的白莲教、八卦教、混元教等，均以弥勒出世为其教义内容，利用弥勒净土信仰作为秘密结社乃至政治活动的理由，因此屡屡遭到官方的打击，但仍绵延不绝。在弥勒下生救世信仰在中国民间教派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出“三阳劫变”思想。各民间教派也以此为共通的思想体系，并由此建立起一套包括弥勒下生信仰在内的结构分明的教义思想体系，共通的部分主要在于，在人类历史的青阳劫时代、红阳劫时代、白阳劫时代三个阶段，分别由燃灯佛、释迦佛、弥勒佛执掌。燃灯佛与释迦佛分别于前两劫下凡救世，各度化两亿人。最后一劫是世界最大灾难来临之时，弥勒佛将降临人间，行龙华三会，救度九十二亿人，而弥勒佛是由无生老母派遣下凡以救度众生的。

“三阳劫变”中的三佛应劫救世思想，在北魏时期大乘教暴动中就有所体现，法庆提出口号“新佛出世，除去旧魔”，新佛即指弥勒佛。此后唐朝王怀古的口号“释迦牟尼末，更有新佛出”与北宋王则的口号“释迦牟尼衰谢，弥勒佛当持世”，都是此思想的体现，到明万历年间的《普静如来钥匙宝卷》，对“三阳劫变”思想有较完整的表述。弥勒信仰也从单纯的拯救论到救赎与创世结合的观念完善，从纯粹的救主信仰主义向完整的救赎与创世相结合的教理框架的逻辑演进，从政治口号向宗教义理的功能转变。

近代以来，释太虚和释印顺在建设人间佛教的思想上提倡弥勒净土观念，使得弥勒净土信仰呈现出中兴趋势。

公元四世纪晚期，佛教从中原地区传入朝鲜半岛，弥勒信仰也随之遍布新罗、高句丽、百济等国，在民众间广泛流传的一直是弥勒下生信仰。在新罗区，弥勒信仰与以农业为生的农耕神——龙神相结合，在新罗扎根。另一方面，王权为了融合贵族势力与强化王权，适当地利用了弥勒信仰。同时，弥勒信仰还与国家层面的护国修行团体——花郎相结合，作为汇集地方贵族子弟的修行团体，花郎将新罗传统思想与弥勒信仰相结合，标榜守护国家，当时花郎群被称之为是“向弥勒佛供养香花的团体”。此后，金德曼时期建立的瞻星台，结合龙神信仰和弥勒信仰，起到了宗教上的作用，瞻星台是为使兜率天的弥勒即龙下生而建造的水井状的居住处。百姓们相信弥勒化身的龙居住在瞻星台，在那里寄托了自己的愿望，为了农耕所需的风调雨顺出于国家的角度在瞻星台举行龙神——弥勒信仰的祭祀仪式。

公元六世纪，佛教从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当时百济国王将一尊弥勒佛造像送给日本天皇，受到当时日本朝野上下的虔诚供奉，还为之专门修建了寺庙。由此，弥勒信仰开始在日本广泛传播，到日本奈良、平安时代，弥勒信仰已经遍布日本各地，出现了大量供奉弥勒佛的寺庙。在这一时期，日本许多僧众都发愿往生兜率天弥勒内院，其中以日本因明学开祖松蓧善珠为代表。后来，日本真言宗开祖空海、日本华严宗中兴祖师明惠上人等，也都发愿往生兜率天弥勒内院。后来以布袋和尚为原型的大肚弥勒传入日本，成为日本七福神之一。1963年，日本佛教日莲宗一系的新兴宗教“灵友会”在其教义中融合弥勒信仰成分，制定了新经典《弥勒经》。

弥勒的造像是弥勒经典形象化的产物，最初产生弥勒形象是桑奇大塔塔门佛雕中出现三例龙华菩提树，是对弥勒象征性的表现。最早由铭文可确定的弥勒形像为迦腻色伽一世三枚钱币，钱币上的弥勒可辨认结跏坐，发式为肉髻状的发髻，左手提水瓶，右手上举至肩部为施无畏印或掌心向内印。上身袒露下身着裙，佩戴耳铛、项圈、臂钏、 腕钏等装饰物品。形象上为菩萨尊格，其铭文“metrago boudo”即Maitreya Buddha，为弥勒佛之意。

通过公元2世纪贵霜帝国王朝时期以来的七佛一弥勒造像特征来看，犍陀罗和秣菟罗地区的早期弥勒均为持水瓶的婆罗门修行者形象，但发式有所不同，犍陀罗地区为束发或发髻式，菟罗地区是成发髻冠或无肉髻的螺发（或剃发型）以及戴宝冠的姿态，秣菟罗地区的弥勒造像中的宝冠形的头饰，明显受到了弥勒下生经的影响，体现的是弥勒作为释迦继承人和兜率天之主的形象。而后的笈多王朝时期，从鹿野苑博物馆保存的两尊弥勒造像来看，继承了犍陀罗地区弥勒行者形象的传统，身上无装饰物，呈现苦行者的形象。多朝后期的阿陀石窟与见卡乃里石窟中，水瓶座则成为观世音的持物，龙华开始出现在弥勒的造像之中，象征弥勒下生成佛于龙华树下三会说法的场景，反映的是弥勒从传统的未来佛、兜率天上的弥勒菩萨身份转变为“现在佛”的信仰形态。

中国出现弥勒造像，在文献中最早的记载是在十六国符秦时期。据《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传》中记载 ，中国佛教徒供奉的最早的造像可能多为西方引进的外国制品，故而保存着印度以及中亚一带的艺术特征。根据佛教艺术研究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现存日本东京都藤井有邻馆的一尊金铜菩萨立像，可能是目前可见的中国最早的一尊佛教造像，它的造像风格与常见的造像有明显不同，表现出浓郁的键陀罗艺术风格，它的头部显得威严而且规整，面部肌肉丰硕，眼睑大而开张，眉宇间有白毫相，大口配以浓浓的胡须，下颌宽厚，表现出中亚人的风格，但其发式似乎带有中原文化的影响，但由于上面没有铭文，无法确定具体的造像时间。

早期的弥勒造像，多以弥勒菩萨的身份出现，大多为菩萨装，头戴宝冠，有些身披缨路等饰物，身材修长，造像的姿势基本采取交脚坐式，有些作说法印，有些以手支颐，作思惟状。初唐时期，弥勒造像风行，尤其以武周时期最多，如龙门石窟中大量出现弥勒像。这时期的弥勒造像，多为善枷座，但与以前的善枷座弥勒相比，它们有一点不同，即双手抚膝，而不是施无畏印。至唐代中、后期，菩萨装的弥勒像开始减少，佛装的弥勒在面相、衣着、手印等方面已经逐渐向释迦牟尼、阿弥陀、如来等佛像的造型趋同，除坐姿外，很少有明显的区别。

五代十国后梁时，布袋和尚契此被时人认为弥勒化身，宋代便开始以布袋和尚像取代弥勒，但最早的布袋和尚像没有后来现在所见这么胖，现存世宋人绘布袋和尚像、金朝石刻弥勒大士应化像等都是身材适中的和尚像都是身材适中的和尚像，只是依照当时“形裁狠琐、感硕蟠腹”的说法，绘成前额突出、肚子圆胀的形象。此后经过民间工匠逐渐加工，才衍变成现在寺院中供奉的形象，为丰颐硕腹、笑口常开、轻松随便的大肚弥勒。

近现代佛寺天王殿中主尊，都供奉大肚弥勒，并常在其身边塑两个以至五六个胖童与之嬉戏，极受求子嗣妇女之崇奉，于是又有“送子弥勒”之称。现如今仅在北京广济寺天王殿、苏州市灵岩寺弥勒阁、北京雍和宫的万福阁、河北正定隆兴寺的慈氏阁、上海龙华寺等处，还供有头戴宝冠的弥勒菩萨像。

在藏传佛教中，弥勒又称为强巴佛，藏传佛教寺院中多有弥勒院，所供主像即为强巴佛。藏传佛教的密宗中，弥勒为胎藏界曼荼罗中台九尊之一，位居大日如来东北方，于金刚界曼茶罗则为贤劫十六尊之一。其形象有多说，据《八大菩萨曼荼罗经》《大孔雀明王画像坛场仪轨》载，身呈金色，左手持军持，右手掌向外上扬，作施无畏之势，三昧耶形为瓶或塔，密号“迅疾金刚”。

有关弥勒信仰内容的佛经，主要的为“弥勒六部经”，如下：

以上前五部经从内容来说属于同一类经，讲述的都是弥勒从兜率天宫降生人间成佛的故事，包括弥勒降生、成佛、度众出家等内容，《弥勒上生经》则是宣说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及兜率天内院即弥勒净土的种种美妙景象，向世人宣称持戒修行和称念弥勒名号，死后就可以往生弥勒净土。其中影响较大的为《弥勒下生经》《弥勒成佛经》和《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被称为“弥勒三部经”。

据《无著传》记载，弥勒应无著之邀请，为无著演说了五部大论，并由无著记录成文，被称为“弥勒五论”。“弥勒五论”在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中均有流传，但两者记述有所不同。在汉传佛教中，此五论为《瑜伽师地论》《分别瑜伽论》《辨中边论》（又称《中边分别论颂》）、《大乘庄严经论颂》《金刚般若经论颂》；在藏传佛教中，此五论为《大乘庄严经论颂》《辨中边论》（又称《中边分别论颂》）、《法法性分别论》《现观庄严论颂》《最上要义论颂》（汉译《究竟一乘宝性论》）。

《分别瑜伽论》现仅有名称；《大乘庄严经论颂》《辨中边论》（又称《中边分别论颂》），汉译与藏译一样；《法法性分别论》仅存藏译；《现观庄严论颂》有藏译和梵语本，梵文本与师子贤的《八千般若颂》的注释《光明注》一起出版，此书无汉译，但有法尊法师基于藏文翻译的汉文《现观庄严论论略释》四卷；《最上要义论颂》（汉译《究竟一乘宝性论》，由本偈、释偈与注释三部分组成，本偈与注释有不同作者的说法。《瑜伽地师论》汉译为百卷，为唐朝高僧唐僧翻译，藏译本分五部分，顺序与汉译本不同。

无著受法弥勒后，秉承弥勒之说，弘扬大乘教义，并撰写了《摄大乘论》等大量著作，阐述瑜伽思想，建立了“瑜伽行派”（即唯识宗的前身），使得大乘瑜伽法门广为传播。无著的胞弟世亲初为小乘僧人，习小乘佛法，后听从其兄的劝导，改信大乘，专研唯识思想，弘扬弥勒学说，其晚年所著《唯识三十颂》是唯识学说的重要著作，也将唯识学说推至高峰。

无著和世亲奠定了瑜伽行派的理论基础，此后因为阐述方法的不同，分为无相唯识派和有相唯识派。其中世亲的继承者亲胜论师以及之后的德慧和安慧等，被称为“前期瑜伽行派”或“无相唯识派”；世亲的另一继承者陈那用因明的方法阐发瑜伽学说，是“后期瑜伽行派”或“有相唯识派”的先驱，陈那的后继者有无性、护法、戒贤、法称等。他们中出现了十位著名的论师，即护法、德慧、安慧、亲胜、难陀、净月、火辩、胜友、最胜子智月等十人，称为“十大论师”，相继制论以注释世亲的《唯识三十颂》，瑜伽宗风因而风行全印，故唯识宗也被称为瑜伽宗。唯识宗以有宗著称，主要是指唯识法相对宇宙人生的开展，又被称为法相宗。

唐朝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玄奘法师前往印度那烂陀寺求法，师从戒贤论师，深究唯识学的奥义。贞观十九年（公元629年），唐僧回国，他从印度带回梵语经典657部，其中大部分便是唯识宗的经典，如《唯识三十论》《摄大乘论》《瑜伽地师论》等，在中原地区传播唯识学说，开创中国唯识宗。此后玄奘的弟子窥基等人对玄奘的唯识学著做了大量的注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唐代第一大佛教宗派——法相唯识宗。但唯识之学，义理繁琐，不易被人接受，在晚唐以后，就逐渐趋于衰微。直到近代，有释太虚和杨仁山、欧阳渐、熊十力等在家居士推弘。

基于以上的渊源，弥勒被视作唯识宗的初祖，中国的法相唯识宗是从有相唯识派传承过来的，其传承关系为:弥勒→无著→世亲→陈那→无性→护法→戒贤→唐僧→窥基→慧沼→智周。

“慈”是弥勒及弥勒信仰突出的特征，弥勒便是“慈心三昧”修法的大成就者，慈心修习也被认为是弥勒信仰的根本教法，后世对弥勒信仰的禅观修持有称作“弥勒修法”“弥勒法”“阿逸多依法”“无能胜佛法”以及“弥勒禅法”，其重要内容便是“慈心不杀不食肉”。

现存的四部下生经都讲到了慈心与弥勒信仰的关系，如《弥勒来时经》有两处提及慈心，说到“慈心念天下”者、“慈心者”可在龙华树下得道等。《弥勒下生成佛经》则说到未来弥勒佛的世界“人常慈心恭敬和顺，调伏诸根语言谦逊”，而信众只要“以布施持斋修习慈心”“为苦恼众生令其得乐”“以持戒忍辱修清净慈”，未来都可以到弥勒佛坐下。《弥勒下生成佛经》中多处提及“慈”“慈悲”“大慈”“大慈非”等，而且直接称呼弥勒为“大慈尊”。《弥勒大成佛经》中讲修持，就说要“持八斋戒修习慈心”“持戒忍辱修净慈心”等，劝化皈依则说“一心合掌皈依未来大慈悲者”，七种经名中就有三种与慈、慈心修习相关，分别叫做“修习慈心与弥勒共行经”“破恶口业心如莲花定见弥勒佛经”“慈心不杀不食肉经”等。后来弥勒的化身布袋和尚也以慈相与众生结欢喜缘。

弥勒的学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实践如来藏缘起的大乘教义，如《庄严经论》《辨中边论》所述。二是确立了阿赖耶识缘起，这是以《瑜伽师地论》为主的论述。而且弥勒于修习菩萨行期间，有“不修禅定，不断烦恼”的不共特性，他在菩萨道中特别重布施持戒，慈悲与智慧，而不像声闻乘为证道涅槃而斩断烦恼，他有意“留惑润生”，以从事济度众生。

因此弥勒对大乘佛教的兴起至关重要，促进了大乘思想学说以及菩萨行宗教实践的发展，为佛教在印度的进一步发展乃至东传开辟了新的天地。大乘菩萨行的核心——般若智慧与善权方便，最初就是从弥勒信仰开出的，瑜伽论师也是借助弥勒的力量才开出了著名的“弥勒五论”，而佛教的东传也与弥勒信仰的传播息息相关。

西北大学李利安教授认为，随着弥勒菩萨的加入，中国汉传佛教菩萨信仰体系从四大菩萨格局转变为五大菩萨格局，让中国菩萨信仰体系趋于完善，形成了愿、行、悲、智、慈五级次第，即地藏菩萨——大愿(立誓)、普贤菩萨——大行(精进)、千手观音菩萨——大悲(拔苦)、文殊菩萨——大智(悟空)、弥勒菩萨——大慈(与乐)，同时五位菩萨的信仰体系在个性、分工方面形成了有机的互补，即地藏菩萨——来世最低保障、现世业障消除；普贤菩萨——参学而人法界、修行次第有道；观音菩萨——面对现实苦难、勇于承担责任；文殊菩萨——立足般若法门、智慧通向终极；弥勒菩萨——贵在灵活运用、开心见证境界。这五级次第使菩萨信仰更加有力地彰显了大乘佛教的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而且使大乘佛教追求快乐人生的根本目标更加清朗鲜明。

在中国弥勒信仰被更多赋予实用的价值，尤其是弥勒下生信仰，有人利用它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北魏延昌四年(515年)爆发的法庆之乱，便是以“新佛出世，除去旧魔”为口号(新佛指从兜率天宫下降的弥勒)，或是依据有关弥勒降生的疑伪经《弥勒成佛伏魔经》，而发起的的一次暴动。此后借弥勒下生号召起义的事件层出不穷，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年)，有数十人皆着白衣焚香持笔，自称弥勒佛，入建国门造反；大业九年(613年)，又有宋子贤自称弥勒出世，潜谋作乱；继而又有向海明自称弥勒佛出世，起兵造反。唐朝武则天利用东魏国寺法明和尚等编撰的《大云经》，让人们相信她是弥勒佛的化身，为自己登基作女皇来造势；同时还有多起借助弥勒下生救世观念而在底层社会兴起的运动，如唐开元初年(713年)武城县人王怀古以“释迦牟尼末，更有新佛出”为口号发起的动乱，以至开元三年（715年），李隆基颁布“禁断妖讹等敕”，打击假托弥勒下生的僧人。

唐代以后，弥勒信仰因统治者镇压打击、禁绝而日趋衰落，转而走向与民间地下宗教相结合来发生作用。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便是元代时兴起的“白莲教”，它是伪托弥勒下生并融合摩尼教（因崇拜明玉，也称明教）、道教等形成的，白莲教在民间下层社会得到广泛传播，并出现多起与弥勒信仰相关的白莲教起义事件，最著名的如韩山童自称“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的反元起义。明代“白莲教”被禁，但是其传播反而有更加扩大之势，改以明朝为反抗对象。明代中叶以后，由于政治不良，白莲教徒起兵的乱事几乎连绵不绝，他们常以弥勒出世作号召，或是以明王自居，一直持续到清朝，如朱翊钧万历初年蓟州人王森传习白莲教，自号闻香教主，势力蔓延于辅、山西省、山东、河南、陕西、四川等地。王森死后，其子王好贤与徐鸿儒等继续传教，徒党据称不下二百万，天启二年（1622年），徐鸿儒在山东省举兵谋反，历经数月才被平定。

白莲教在清代继续扩大，并且与其他后起的民间宗教混合影响，有许多分支派别，如红阳教、青阳教、白阳教，合称为三阳教。在清代盛世时，白莲教还能与政府相安无事，但是各教派所共有的弥勒与明王信仰，使得在清朝盛世走向衰退，政治逐渐腐败之后，教乱频频发生。较早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有清水教王伦之乱；到爱新觉罗·颙琰元年(1796)，爆发了川楚白莲教乱，规模甚大，经历七八年才平定；嘉庆十八年(1813)，京城发生天理教林清的乱事；当太平天国奠都江南之际，黄淮一带的白莲教徒也曾大举起事。

历朝历代，每当现实政治令平民不满时，“弥勒下生”“明王出世”的说法就不胫而走，虽屡屡遭到统治者的镇压，但是弥勒信仰融入于各种各样的民间宗教之中，显示其屡禁不止的存在与活力。

雪窦山资圣禅寺，位于奉化区溪口镇西7.5公里的雪窦山上。该寺开创于西晋元康元年间（公元291年），初名瀑布院。唐会昌元年（公元841年），迁建今址。宋咸平二年（公元999年），赵恒赐名“资圣禅寺”。赵祯因弥勒感应而梦游此山，故有“应梦名山”之称。五代十国时，布袋和尚契此常在雪窦寺弘法，后他被认定为弥勒化身，雪窦寺因此被定为弥勒道场。1932年，释太虚主持雪窦寺时，建议将雪窦山作为弥勒道场并列入为五大名山。2005年9月23日，经国家宗教局批准，建造露天布袋弥勒大佛铜像，高度56.74米，为当前全国最高的锡青铜弥勒大佛。

岳林寺，位于浙江省奉化县治东北之三山中，原名“崇福院”，始建于南北朝梁大同二年（公元536年），李炎时毁，李忱大中二年(公元848年）重建，改名“岳林寺”。此寺为岳林寺为布袋和尚契此剃度和圆寂之所，因而被奉为弥勒道场。该寺多次遭焚，又多次重建，20世纪50年代再次毁于大火，90年代地方政府和僧人信众又着力重建。寺中封山中塔，据志载为布袋和尚肉身埋葬之地，后里人冯斯在墓旁建塔立亭，名曰“佛塔亭”，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昙振和尚在中塔建造佛阁，此后经过多次重修、修缮，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华盛和尚建大悲阁三层，中塔达到极佳时期。

云南弥勒市锦屏山也被认为是弥勒道场，此地以佛名为县名，起于何朝何代已无从可考。有据可查的是唐天宝七年（748年），些么徒蛮之裔一个彝名汉译音与“弥勒”相近的部落，他们在战乱中进入弥勒，后被称为“弥勒部”，元代时，该地正式以“弥勒”作为中央集权后的行政地名，沿用至今。该地自古就是佛教盛行风化之地，据《新纂云南通志》，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僧人如玉兴建弥勒寺，成为当地比较有规模有影响的佛寺，战乱时期多次被毁，又多次重建。至民国年间，僧尼散尽，殿宇倾颓。1987年至1990年按原规模仿建，但气势、规模大不如前。1999年，锦屏山建成占地625亩的风景区，山巅敬造一尊高19.99米、金碧辉煌的弥勒大佛，山门至山顶有1999级台阶纵贯，并建有气势恢弘的大运、大雄、大智等寺院。

千山位于辽宁省鞍山市东南17公里处，此处有一尊由整座山峰天然形成的弥勒坐像。该佛像身高70米，臂宽46米，头高9.9米，耳长4.8米，五官清晰，法相庄严，由山洞形成的佛脐可容两人，胸前形成的佛珠隐约可见，大佛呈坐姿，左手五指分开置于膝上，右手半握拳，肩负布袋，面西而坐，1993年，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亲笔题写“千山大佛”。此地建有千山大佛寺，第十届千山大佛节时，世界佛教联合会副会长、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美国德州佛教会主席觉光法师为千山大佛寺命题“天成弥勒道场”。

梵净山位于江口县境东北部与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松桃苗族自治县的交界处。据考证，梵净山的佛教活动始兴于唐，发展于宋元，兴盛于明，并于明万历年间达到鼎盛。《敕赐梵净山重建金顶序》称梵净山为“古佛伽蓝”，其鼎盛时有敕封“五大皇庵”，四十八座脚庵，其中著名寺庙有镇国寺、承恩寺、释迦殿、天王殿、九皇洞、玉皇阁、观音殿、护国寺、坝梅寺、天马寺、天庆寺、香山寺、白云寺、罗蒋寺、朝阳寺、大佛寺、水源寺、回龙寺等上百座。2004年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研讨会上，国家宗教局副局长齐晓飞、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学诚法师将梵净山正式定名为弥勒道场，并将其与文殊道场五台山、普贤道场峨眉山、地藏王道场九华山、观音道场普陀山并称为“中国五大佛教名山”。

乐山大佛地处四川省乐山市郊，屹立于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江交汇处，是世界最大的古代石刻弥勒佛像，又名凌云大佛，为弥勒佛坐像。它开凿于李隆基开元初年(公元713年)，由凌云寺海通禅师发起修凿，竣工于李适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前后历时90年。大佛通高71米，头高14.7米，肩宽28米，鼻长5.6米，脚面可围坐百人以上。乐山大佛造像艺术与文化内涵深厚，与甘肃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大足石刻共称为中国文化遗产“五大石窟”。作为弥勒造像的乐山大佛，以其特有的气势和文化内涵，被赵朴初先生称为“中原地区五方五佛”中的西方大佛。乐山大佛还被作为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乐山大佛因弥勒造像闻名于世，因此有弥勒伽蓝之说。

与乐山大佛一样因弥勒造像闻名而被称为弥勒道场的还有新昌大佛，新昌大佛位于新昌县大佛寺内，该寺创建于东晋永和初年(公元345年)，大佛造像座高24米，身高13.74米，头部高4.8米，耳长28米，鼻长148米，眼长1.085米(左) 1.117米(右)，眉长1.34米(左) 143(右)，两膝相距106米，两手心向上交置膝间，掌心可容10余人，被誉为“江南第一大佛”。据载，新昌大佛由僧护和尚开凿于南齐永明四年(公元486年)，此后僧淑和尚、僧佑和尚接替其续凿，梁天监十五年(公元516年)方才完工。

另外，除乐山大佛、新昌大佛外，江苏南京的栖霞山大佛、河南浚县大佛、四川荣县大佛、宁夏须弥山大佛，也都是以弥勒形象依山就势雕塑的大佛像。

傅大士是中国第一个称为弥勒化身的，他原名傅，又名傅弘，生于南朝齐建武四年（公元487年），年轻时以捕鱼为业。24岁时，傅大士受天竺僧达摩（时称嵩头陀）的指点，临水照影，顿悟前因，于松山顶苦修七年。大通六年（公元525年），傅大士派弟子致书萧衍，自称“大士白国主救世菩萨”，为其传法。陈天嘉二年(公元561年)，傅大士于松山顶绕连理树行道，自云有七佛相随，释迦牟尼引前，维摩接后，释迦数次对傅说:“为我补处也。”傅大士以此广为宣传自己是释迦牟尼指定的未来佛，为弥勒化身。太建元年（公元596年），嵩头陀于柯山灵岩寺入灭，傅大士得讯后说，嵩头陀已回兜率天，他也不可在人间久待。陈太建元年（公元569年），傅大士入灭，终年七十三。

傅大士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力，是佛教信徒崇拜信仰的对象，他“弥勒转世，济度众生”的说法也得到当时佛教人士的认可。其著作《独自诗》和《还原诗》十二首被列入《大藏经》中，其中某些诗句在民间宗教宝卷中广为流布，俗称为《无生偈》。傅大士虽然出家为僧，但不曾剃发，常穿白衣，披长发。人们在承认他为弥勒化身之后，就塑造了白衣长发形象，作为弥勒供奉。李隆基曾明令禁止“白衣长发假托弥勒下生”活动，可见傅大士作为弥勒形象曾风行一时。

布袋和尚，姓氏不详，自称“契此”，五代十国时期僧人，其人形裁肥胖，蹙额皱眉，大腹便便，他常用禅杖挑一布囊在肩头，凡是供身所用的物品都统统贮藏在这布囊之中。一旦进入城市或者村落，只要见物就乞讨而不管其味道的酸咸苦辣，酸鱼或咸肉，才接到手便塞入口里，并且分出一些投入背囊中，时人因此称他为长汀子布袋和尚。

他生长于奉化长汀村，出家后圆寂于奉化岳林寺，当过奉化裘村岳林庄庄主，曾在雪窦寺讲经弘法，后梁贞明二年（公元916年），布袋和尚在岳林寺东廊下，端坐磐石，临终作偈：“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话毕便安然坐化。布袋和尚圆寂不久，在别州有人看见他仍背着布袋到处行走。其后，布袋和尚为弥勒化身的说法便广为流传，宋代以来，汉传佛教便将其当做弥勒化身，塑成佛像，当做弥勒供奉。

在汉传佛教中，每年农历正月初一，为弥勒佛的诞辰，寺院都会隆重举行法会，以示纪念，寺中僧人会唱《炉香赞》和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在家信徒则认为在春节到寺院烧香礼佛，可以得到佛的护佑，一年之内吉祥如意。因此，不少善男信女在正月初一前往寺院赶烧头香。

据晋代宗懔《荆楚岁时记》载，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寺庙会举行龙华会，以象征弥勒下生人间。

农历三月三日，是布袋弥勒成道之日，农历六月初六为其出家日，农历九月初九为其出生日，雪窦山弥勒道场自2009年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龙华三会”，即：三月三，龙华会，拜弥勒，得禄位；六月六，晒经会，供弥勒，开智慧；九月九，慈孝会，朝弥勒，增福寿。

在藏传佛教中，农历正月十五日的麦德尔节为弥勒佛的诞辰纪念日，二月十五日为弥勒佛逝世日。麦德尔节为新疆蒙古族很重视这个节日，它是蒙古族人民最盛大的庙会，届时蒙古族信徒会身着盛装赶到喇嘛庙向佛像顶礼膜拜，祈求吉祥，喇嘛们则头顶法帽，坐台念经。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土尔扈特、和硕特部举行的麦德尔节，首先是喇嘛们以宗教盛会的形式吹响号角，敲锣打鼓，念经祈祷，然后前来参加的人给麦德尔佛（即弥勒佛）磕头。其跪拜仪式是在一位年长者的带领下，来到寺庙前排好队，双手放在额上，给麦德尔佛跪拜，完毕后，才能把自己带来的贡品放在麦德尔佛的供桌前。在麦德尔佛的挂像边从右向左转过去，绕寺庙几圈。这样跪拜完毕后，大家相互拜年，互道祝福。之后，还要举行麦德尔节的赛马、摔跤、射箭等形式多样的娱乐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