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子规》（原名《训蒙文》），清康熙学者李秀草创“训蒙文”，乾隆贾存仁加以修订并改称之为“弟子规”。最晚于1704年《训蒙文》的州刻印本便已问世，《弟子规》广泛流传是在晚清民国时，期间翻印流传版本达十余种，《弟子规》更是被当作当时学生入学的必备读物，广泛流行于各种义塾、家塾中。

《弟子规》以《论语·学而篇》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余力学文”一句为总纲，内容涵盖了个人修养、家庭伦理以及社会伦理等诸多方面的礼仪规范。并以三字一句，两句一韵的文体形式和精炼简明、重点突出的文辞特点展现了“孝悌”“仁爱”“反求诸已”“德教为先”“知行并进”的主题思想，对于孩童的开蒙养正、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对蒙学教材的编写与改订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弟子规》作为中华文化典籍的代表作品，流传甚广，存在着英译本、藏译本、维译本等众多版本，《弟子规》以其便于诵读讲解、切于实用，而被誉为“开蒙养正之最上乘者”。

本书原名“训蒙文”，“训蒙”一词有训诫、开蒙之意，是孩童启蒙之书。乾隆经贾存仁修订整理后“训蒙文”改名为“弟子规”。所谓“弟子”有两层含义，一层指年幼的孩子，儿童、少年皆可算作弟子；一层则指学生。广义而言，“弟子”可以指每一个人。“规”就是规范、道理，即做人应尽的规范，做人应懂得的道理。“弟子规”就是日常生活中人们应该遵循的言谈举止规范。

康熙，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清统治者为构建文化认同、强化政权统治，提倡“崇文尊孔”，表示对孔子及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推崇，又倡导“崇朱注，褒理学”，并设筵席，讲授儒学经义及程朱理学，在选拔人才方面，清政府则恢复与继承了明朝的科举制，考试的内容为“四书五经”，仍做八股文章，为能成功进入仕途，当时的士人自八九岁时便开始读书，到了十几岁的时候便开始学习训、学写八股文章，学校亦以培养科举应试人才为主，长此以往“科举制”的弊端便逐渐显露出来，表现在读书人身上则体现为士人只学考试规定的内容，而鲜少习行礼、义之事，也不讲致君、泽民之道，教书育人的本旨渐失。起初，李毓秀也是这应试士子中的一员，作为康熙的秀才，李毓秀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然而在科举考试中却屡试不第，后受其老师党冰壑的影响，李毓秀逐渐对科举制度产生了不满，于是放弃了对仕途的追求，转而专注学问、游历四方，最终随其师一同走上了“著书立说、教书育人”的道路。李毓秀晚年曾创办“敦复斋”，专门讲学，在当时当地颇有名气，被尊称为“李夫子”。彼时李毓秀虽为塾师，对儒家思想及理学知识却颇有研究，又深知儿童喜好活泼简单的心理特点，加之丰富的教学经验令他认识到当时蒙学材料的不足之处，于是他便在借鉴朱熹所著蒙学书籍的基础上，参考《论语·学而篇》《礼记·曲礼》等圣贤经典，又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亲身经历，完成了《训蒙文》一书，乾隆山西浮山县人贾存仁将其进行了修订，并改名为《弟子规》，此书辗转翻印后流传南北，成为了一部历久弥新的国学经典。

《弟子规》全书共一千零八十个字，三百六十句，全文皆以三字一句，两句一韵的形式编撰而成，语言浅显、重点突出，通俗押韵、易于诵读记忆。内容编排方面，《弟子规》以《论语·学而篇》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余力学文”一句为总纲，大多依次分为“总叙”“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亲仁”“余力学文”五部分，总结了童蒙在居家、外出、待人接物、求学等诸多方面需要注意的礼仪规范，其主要内容如下：

《弟子规》中有大量的内容都在强调要提高个人修养。其注重诚信品质，强调言行一致、言事符合、言辞恰当；又注重生活规范，强调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衣着端庄朴素、吃饭营养均衡得当、行住坐走从容大方、对人对事谦和恭敬等；在学习方面要端正态度、立志高远，读书认真专一、不可浮躁。同时，个人要在不断自我反省与认识中逐步提升个人素养。

在家庭关系方面，《弟子规》强调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对待长辈则要恭敬有加。《弟子规》开篇便强调“首孝悌”，随后以大量篇幅教导子女要关爱父母、孝敬父母，要养父母之身，在物质层面多加照料，也要养父母之心，在精神方面关爱父母，在父母生病时悉心照顾，父母有过错时柔声规劝，不做让父母担忧、蒙羞的事情；又提出与兄弟、长辈相处时需兄友弟恭、爱上敬长、爱护幼小，推行孝悌之道。

人存在于与他人共在的关系中，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弟子规》提出“泛爱众”，与他人相处要互亲互爱，亲近仁德之人，并结交见识广博、诚心正意之人；《弟子规》还强调谦虚敬人、宽以待人，与他人相处诚信为先，以感恩之心对待身边的一些人、事、物。

《弟子规》继承了孔子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孝”，这是子女对父母和长辈赡养敬爱的一种基本美德，强调无违，即服从父母的意志，对待父母要和颜悦色、多加顺从，《弟子规》中有言“父母呼、应勿缓……父母责，须顺承。”正体现了“无违”的观念；强调敬养，也即《论语·为政》中所强调的“色难”，即说对父母尽孝道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和颜悦色的态度，满足父母的物质需求只是基础，对父母言辞温婉和顺、令其心情愉悦才是真正的尽孝道；强调遵循父母之志，《弟子规》继承了《论语》中“……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观念，提出在父母生前、死后皆要以相应的礼节对待他们，并延续父辈的优良品质，将其发扬光大，父母死后要常追思与感怀父母的养育之恩。“悌”意即尊敬兄长，同样继承于孔子的德育思想，《弟子规》中所说的“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所描绘的正是兄弟之间和谐美好的关系，强调兄弟之间要相互爱护、尊重，和睦相处。

《弟子规》中的仁爱思想同样来源于孔子，其内涵十分丰富，强调爱人、与人为善、以礼待人，体现在《弟子规》中主要表现为：不可馋富骄贫，不可扬人恶，己所不欲不可强加于人，须报恩忘怨，须从自身行为与才学处提高个人名望，不隐藏自己的能力，对于他人的善心、善行多加称道提及，给人忠告适可而止不可自辱，对待下级须要宽厚仁慈等，仁爱思想强调不仅要“爱亲”，更要“爱人”，须本着爱人之心推己及人。

“谨”为小心、谨慎、严谨，即要求人们做事要低调守规矩，慎重行事。《弟子规》倡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各方面都要有规矩，有条不紊。包括早上需要早起，夜晚可以稍稍晚睡，珍惜时间，奋发图强，站要有站相，坐有坐相，行为举止要端庄大方、合乎礼仪等。“信”，东汉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中将其解释为“诚也”，这一思想体现在《弟子规》中主要表现为：讲话要诚信，凡说出口的话，要以诚信为先，巧言欺骗、口出妄言是不可以的；对自己说出的言语要负责，强调“慎言”，讲话的态度要实事求是，不要轻易许诺，一旦许下诺言就要去履行这个承诺，将诺言变为事实。

所谓“反求诸己”即《弟子规》中所说的“见人恶，即自省，有则改，无则警。”意思是说面对他人的恶行，要反思自己是否也有此行径，有则改之，没有则以此为戒，警示自己，这一思想继承于孟子，强调自我反省的重要性。并强调“改过”，即“过能改，归于无”，知错能改是弟子规中又一重要的德育思想，它要求个人在犯错时要有“羞耻心”，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勇于改正，并主动向品德高尚的人学习，见贤思齐，彼此间互相勉励，培养良好的品德。

“德教为先”的思想继承于朱熹，强调良好的道德品质对个人乃至社会的重要意义，将德育工作放在教育事业的首位，德育工作的开展需顺应学生的成长规律，做到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德育需要回归生活，多从生活小节中入手，培养孩童的道德行为，《弟子规》在内容上对孩童言语、读书、衣服冠履等的规范细则皆源于此思想。

“知行并进”思想强调言行一致，“致知”与“力行”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弟子规》中很好地揭示了“知”与“行”的关系，其中“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一句说的是若只研读经典而不能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则只是增长自己华而不实的习气，变成一个不切实际的人，难以成大器，“但力行，不学文，任己见，昧理真。”一句则说的是若不能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实践，则会导致固执己见，可能会做出不符合伦理纲常的事情来。于是《弟子规》强调要知行合一，从而提高个人的德行修养。

《弟子规》是对儒家伦理道德的简化宣讲与弘扬，自诞生后流传日广、影响深远，清末民初时被广泛应用于一些义塾、家塾之中，并被看作学生入学时的必备读物，民国初年《弟子规》被广泛收录于多种丛书之中，是当时最流行的儿童读物中的一种，20世纪80年代国学热兴起，《弟子规》亦是其中重要的经典著作，一些地区还将其融入进当地的村规民约之中，影响范围不断扩大。

《弟子规》作为一部蒙书对于孩童开蒙养正有着重要的意义，《弟子规》中强调提高个人道德修养，包括孝、悌、仁、义、信等，此为正心，又强调学习各种礼仪规范以正身，通过树立正确的学习观、端正学习方法与态度来正教，这些内容对于孩童的成长成才有着重要的价值与作用，发挥着开蒙养正的教育作用。

《弟子规》注重美德的培养，包括孝悌、诚实、勤俭、仁爱等，这些既是对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也是传统儒家德育思想与家训思想的缩影，《弟子规》中所包含的仁、义、礼、信的思想对于个人修养、家教家风的养成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亦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其蕴含的德育思想在当今社会仍有着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重要的德育价值。

《弟子规》对于蒙学教材的编写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其语言精练、简明，便于诵读，用词深刻、内涵丰富，其在用韵和句式方面的文学特点，以及内容上所体现的礼仪规范对于蒙学教材的编写与改订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弟子规》最初成书于清朝中期，康熙年间李毓秀为养正童蒙而作《训蒙文》，最晚在1704年（即康熙四年）《训蒙文》的绛州刻印本便已问世，随即不久又有绛州雕刻本流传，乾隆贾存仁改编而成的《弟子规》更加细节化、生活化，更加便于诵读讲解，切于实用。在1799年以前，《弟子规》不太流行，《贾存仁墓志铭》中也未曾有所提及。其广泛流行是在晚清民国时，目前可见的十余种版本的《弟子规》皆于此期间问世，著名的有“复性斋本”（清咸丰六年慎修堂藏书）、“满汉本”（清同治二年刻本）、“清麓外编本”（清同治五年传经堂藏书）、“李光明本”（清光绪六年李光明庄刻本）、“武昌本”（清光绪九年武昌书局出版）、“增刻本”（清光绪丁酉年中和堂捐刻）、“昌文本”（民国元年昌文书局出版）等。这一时期《弟子规》被看作是培养个人品质的重要工具，一些义塾、家塾皆以其作为学习内容，部分地区更是将其当作学生入学时的必备读物，同时一些大学者的家中也已普遍诵读《弟子规》，及至民国初年《弟子规》已成为最流行的儿童读物中的一种，并被广泛收录于多种丛书之中。新中国成立后，《弟子规》的命运几经波折，并最终退出了正式教育界而日渐成为教育研究者的研究对象。20世纪80年代以后，《弟子规》在一些学术研究者的文章或著作中多有提及，并出现了《图释弟子规》（天津人民艺术出版社）、《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弟子规》（北京少儿出版社）等含有《弟子规》的读物。《弟子规》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广泛传播是在2000年以后，在民间人士的推动下《弟子规》日渐流行，并作为国学教育的一部分而为更多人知晓，2010年前后，每年出版的《弟子规》版本至少几十种，并作为一种劝善读物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各界。

《弟子规》作为中华文化典籍的代表作品，流传甚广，存在着英译本、藏译本、维译本等众多版本，其中英译本流传较广的有顾丹柯、郭著章的两个译本，2016年外文出版社又出版了赵彦春教授的《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英译本，这是中华文献外译和西传的重要转折。索南达杰堪布、青海民族大学的桑杰老师，以及果洛南杰等大家学者亦先后将《弟子规》译为藏文。译者亚森·阿瓦孜则曾将《弟子规》译作维吾尔语。

《弟子规》以其便于诵读讲解、切于实用，而被清廷誉为“开蒙养正之最上乘者”，并将其定为幼学必读教材。

学界对于《弟子规》的评价则历来毁誉参半，复旦大学钱文忠称《弟子规》文字浅显易懂，说理透彻、循循善诱，是用来教育孩子、使之形成良好行为规范的传统教材。上海社会科学院余治平评价此书涵摄面广、操作性强、好懂易学，是一部堪称经典的生活德育读本。山西师范大学张慧玲称《弟子规》继承和发扬了古圣先贤的智慧和美德，把“孝敬父母、尊重他人、诚实守信”等日常行为规范具体化、生活化，对家庭教育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北京师范大学于翠玲称《弟子规》主要讲述了儒家的伦理观念和弟子规范，承载了复杂的社会文化内容，是一本具有代表性的童蒙读物，其对《弟子规》的文本、作用及传播同样持肯定态度。 除了大量的正面评价之外，社会各界对《弟子规》亦持有一定的负面评价，如北京师范大学黄济认为《弟子规》有其历史、阶级的局限性，且有些内容过于琐碎，对于儿童的限制过多，不利于发挥儿童学习的主动性。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弟子规》批注”，如吉林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教育专业等《弟子规》批注组编著的《\u003c弟子规\u003e批注》就对《弟子规》予以了严厉批判。

社会各界对于《弟子规》的争议由来已久，其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弟子规》是否为儒家经典，《弟子规》的内容是否适合现代社会教育，《弟子规》是否应纳入国家体制内教育教材强制学习。

《弟子规》在儒家学系中并非经典，仅是一个蒙学读本这一事实是没有争议的，但社会大众却大多将其等同为“经典著作”，对此部分儒家学者对《弟子规》的“经典”地位提出了反对，如北京大学龚鹏程认为《弟子规》的内涵仅出于《论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余力学文”一句话，这一句只是儒家文化中的一部分，不足以概括儒家；非儒家学者中，全国百佳幼儿园园长王立华也曾声称《弟子规》总体上而言是封建糟粕多于精华，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著作，而是“伪经典”。

关于《弟子规》是否适合现代社会与现代教育这一问题，其争论的关键在于其内容，一种观点认为《弟子规》包含了许多封建落后文化的糟粕，不适合孩子学习，如中国文化研究所刘梦溪称：“《弟子规》是在过去社会背景下对童年和少年时期一个太具体的规束”，“腾讯·大家”专栏作者杨早发文《打死都不能读\u003c弟子规\u003e！》称《弟子规》是精神雾霾，北京师范大学徐梓认为《弟子规》中43个“勿”字会压抑孩子的天性；一种观点则认为《弟子规》自有其可取之处，可以有选择的加以学习，不应片面否定其价值，如作家叶倾城称：“《弟子规》有正面意义，但不必当做宝。”北京师范大学于翠玲认为要以理性的精神、历史的眼光、中西比较的方法来探讨《弟子规》的文化价值，更好地开展现代童蒙养正教育。

对于《弟子规》是否应纳入国家体制内教育教材强制学习这一问题，各家态度基本一致，即认为《弟子规》有些内容是可取的，但不能强制性地规定学生学习，儒家学者郭齐勇就指出：“经典诵读应是浸润式的、启发式的，而非教条化的。”上海社会科学院余治平亦认为掌握《弟子规》所蕴含的礼仪规范的方法应是耳濡目染、熏陶涵泳。

不同版本的《弟子规》对其修改者的记载各有不同，一部分认为其修改者名为“贾有仁”，一部分则认为其修改者名为“贾存仁”。对此，学界较为统一的看法为“贾存仁”。复旦大学钱文忠在其著作《钱文忠解读弟子规》中称《弟子规》应是贾存仁修订的。山西师范大学仝建平在《贾存仁与\u003c弟子规\u003e成书》一文中以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津河广仁堂刊《弟子规》所载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贺瑞麟序：“……乃知浮山县贾存仁木斋重为删定如此……”等文献为基础，详细论证了《弟子规》系贾存仁改订李毓秀的《训蒙文》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