孛[bó]儿只斤·忽必烈（传统蒙文：ᠪᠣᠷᠵᠢᠭᠢᠨ ᠤ ᠬᠣᠪᠢᠯᠠᠢ，西里尔蒙文：Боржигины Хубилай；1215年9月23日－1294年2月18日），蒙古尊号“薛禅汗”（拉丁拼写蒙文：Secěn qahan），大蒙古国第五位可汗，元朝开国皇帝（1260年－1294年在位）。成吉思汗铁木真之孙，监国孛儿只斤·拖雷第四子，元宪宗孛儿只斤·蒙哥弟。

孛儿只斤·蒙哥汗在位时，孛儿只斤·忽必烈受命总理漠南汉地军事，后受封于京兆。在此期间招揽汉族儒士，整饬[chì]军政，并参与孛儿只斤·蒙哥远征大理白族自治州、围攻南宋的战役。孛儿只斤·蒙哥死后，孛儿只斤·忽必烈自前线回师，与同母弟孛儿只斤·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并即汗位于开平城，建元中统。至元四年（1267年），下诏迁都元大都，四年后建国号为“元朝”。至元十一年（1274年），命伯颜等大举伐宋朝，两年后攻陷宋朝都临安府，最终于崖山海战消灭南宋残余势力，完成了全国的大一统。统一全国后，相继重用阿合马、卢世荣及桑哥专理财政。同时接连派兵远征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然多以失败告终。但他抗击海都等西北诸王的侵扰和平服东北地区诸王叛乱的活动，仍是较为成功的。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孛儿只斤·忽必烈驾崩，享年八十岁。谥号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庙号元世祖。

孛儿只斤·忽必烈是少数能重视汉文化，推崇儒术的蒙古统治者之一。其在位期间，建立了包括行省制在内的各项制度，加强对边疆的控制，注重农桑，倡办学校，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发展。但其频繁的对外征战，以及对大量蒙古旧制的保留，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加剧了社会矛盾，为元朝后来的发展影响深远。

孛儿只斤·忽必烈，生于元太祖十年八月二十八日（公元1215年9月23日），是成吉思汗铁木真的孙子，其父为孛儿只斤·拖雷孛儿只斤·拖雷，其母为孛儿只斤·拖雷的嫡妻怯烈氏，在孛儿只斤·拖雷的十个儿子中排行第四。

孛儿只斤·忽必烈年少时，仁厚聪慧、英明敏锐，又对母亲十分孝顺。孛儿只斤·窝阔台四年（公元1232年），孛儿只斤·拖雷逝世，丧父之痛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孛儿只斤·忽必烈迅速成熟，为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孛儿只斤·忽必烈募集藩王府内的臣子及各地精通儒学的学者，向他们请教治理国家的方法，了解前代君王的功业逸事。在孛儿只斤·忽必烈的努力下，他的身边逐渐汇集了一批儒家学士和豪杰英雄。

在临时应召和长留漠北的汉族士大夫中，张德辉、刘秉忠、李冶、姚枢等人系统地向孛儿只斤·忽必烈献上了治国之道。张德辉为孛儿只斤·忽必烈讲解治国之策与儒家思想；刘秉忠时常上书进言，为孛儿只斤·忽必烈治理国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而姚枢针对蒙古国的弊政，结合汉地王朝的统治经验，总结了治国理政的八条宗旨和救治时弊的三十条建议，深受孛儿只斤·忽必烈的认可；李冶则就举才用人向孛儿只斤·忽必烈提出了诸多见解。这些学者的建议为孛儿只斤·忽必烈提供了许多知识，也为他了解中原汉地和日后治理国家提供了思想准备。

孛儿只斤·蒙哥元年（公元1251年），孛儿只斤·忽必烈的兄长孛儿只斤·蒙哥登上汗位。孛儿只斤·蒙哥即位后，孛儿只斤·忽必烈开始参与政事，替兄长出谋划策。对于孛儿只斤·忽必烈的上奏，孛儿只斤·蒙哥大多听从他的意见。孛儿只斤·蒙哥认为孛儿只斤·忽必烈在自己的同母弟弟中最为年长，也最有才干，因此将内蒙古地区汉族地区的军国事务全部交给孛儿只斤·忽必烈处理，以应对孛儿只斤·窝阔台系、察合台汗国系诸王等敌对势力。但文臣姚枢劝说孛儿只斤·忽必烈，认为汉地地大物博，如若孛儿只斤·忽必烈掌握大权，容易遭到可汗猜忌。于是，孛儿只斤·忽必烈请求只掌管漠南的军事，而不管理政治事务。得到孛儿只斤·蒙哥同意后，孛儿只斤·忽必烈率众南下，驻扎于金莲川（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附近）。

此时，孛儿只斤·忽必烈在延请四方文学之士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号称“金莲川幕府”的谋臣侍从集团。这些谋臣和侍从地域种族各异，技能职业有别，学术派别林立，志趣主张也不尽相同，大致可分为刑州术数家、理学家、金源文学家、经邦理财家、宗教僧侣等。他们分别从自己的学术志趣出发，阐释各自的政见方略，为孛儿只斤·忽必烈提供理政建议。孛儿只斤·忽必烈对于不同人群提出的建议，往往兼容并蓄，多听多问，择其有益者从之，并不明显地抑此褒彼。

孛儿只斤·蒙哥二年（公元1252年），孛儿只斤·蒙哥命孛儿只斤·忽必烈率军远征大理白族自治州。由于蒙古军久攻江淮和四川省而不下，但攻打吐蕃却十分顺利，加上大理国力衰微，因此，孛儿只斤·蒙哥决定远征大理国，从西南包抄南宋，进而攻灭南宋。根据孛儿只斤·蒙哥的旨意，全军军事由大将兀良哈·兀良合台和孛儿只斤·忽必烈统领。七月，远征大军祭旗出发。

大军途径六盘山时，许多地方官赶来，请求孛儿只斤·忽必烈开恩庇护，只有延安路（今陕西省延安市）兵马使袁湘向孛儿只斤·忽必烈进言，说明本路军户困乏的弊端，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孛儿只斤·忽必烈采纳了袁湘的意见，并对他进行了表扬，对其他官吏只求私利的行为则进行了训诫。这样一来，孛儿只斤·忽必烈在陕甘一带留下了体恤百姓、秉公执法的名声。

次年八月，孛儿只斤·忽必烈所率大军到达了忒剌[là]（今四川省松潘县附近），然后兵分三路，将领兀良合台率领西路军，孛儿只斤·忽必烈率领中路军，将领也只烈率领东路军，取道人迹罕至的地区，避开南宋军队，继续行军。渡过金沙江后，蒙古军队逐个攻下了临近的栅，兵临大理国城下。孛儿只斤·忽必烈派出三名使者前去劝说大理国归降，使者有去无回，于是，孛儿只斤·忽必烈下令攻城，还亲自登上点苍山查看战况。在蒙古军的攻击下，大理守军溃败，大理国王段兴智和权臣高祥率众逃离。孛儿只斤·忽必烈命大将也古领兵追击，擒杀高祥。

入城后，孛儿只斤·忽必烈发现自己派出的使者已经被杀，十分愤怒，想要屠城，但在侍从刘秉忠、姚枢等人的劝谏下，孛儿只斤·忽必烈放弃了屠城的想法，并命姚枢在布帛上书写止杀之令，做成旗帜，插在大理的街上。蒙古军士看到旗帜后，不敢肆意抢掠，大理城民众的身家性命和官民财产得以保全。元宪宗四年（公元1254年）春，孛儿只斤·忽必烈率军返回，留下将领兀良合台驻守大理，并命刘时中为宣抚使，管理云南省地区。之后，段兴智被俘归降，在他的协助下，蒙古军队迅速征服了云南全境。

远征大理的成功，使得蒙古国完成了对南宋的包围之势，也打开了向南亚、东南亚扩展的通道。云南被纳入蒙古王朝的统治，促进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壮大。远征大理的成功，也展示了忽必烈的军事才能，为之后争夺汗位中赢得蒙古诸多贵族的拥戴做了准备。

孛儿只斤·蒙哥对孛儿只斤·忽必烈十分器重，于元宪宗三年（1253年）命孛儿只斤·忽必烈在商丘市（今河南汴梁）、关中（今西安市）二地择一为封地。孛儿只斤·忽必烈听从了姚枢的建议，选择渭河平原为封地。之后，孛儿只斤·蒙哥又将怀孟（今河南省焦作市）作为封地赐予孛儿只斤·忽必烈。孛儿只斤·忽必烈对汉地失于抚治的情况了解颇多，于是，他请求孛儿只斤·蒙哥将黄河以南的属地交付自己试行治理。孛儿只斤·蒙哥同意了他的请求，孛儿只斤·忽必烈得到了治理河南、关中的权力。在姚枢等人的建议下，孛儿只斤·忽必烈设立河南经略司，又陆续设置宣抚司、从宣所等机构，任用史天泽、杨惟中、赵璧等人为经略使，在边境修筑城堡，又整顿吏治、均平赋税、恢复农业生产，使所辖地区的生产生活秩序逐渐恢复。孛儿只斤·忽必烈运用汉法对河南省、关中等地的治理，受到汉地士大夫的普遍赞誉，一些汉地世侯也成功被孛儿只斤·忽必烈拉拢。

孛儿只斤·忽必烈在汉地实行的汉法政策，引起了蒙古贵族守旧势力的不满，兄长孛儿只斤·蒙哥也对他猜忌日深。一些蒙古贵族为诋毁孛儿只斤·忽必烈，向孛儿只斤·蒙哥告发孛儿只斤·忽必烈的“罪状”，于是，孛儿只斤·蒙哥于元宪宗七年（公元1257年）派亲信阿蓝答儿、刘太平、脱因等前往京兆、河南等地，考察财赋出入盈亏，实际上是对孛儿只斤·忽必烈治理区域进行整肃，削弱孛儿只斤·忽必烈的势力。阿蓝答儿性情苛刻，编织了一百余条罪名，孛儿只斤·忽必烈手下的许多官吏都难逃其祸。

孛儿只斤·忽必烈听取了姚枢的意见，主动觐[jìn]见孛儿只斤·蒙哥，以化解误会。孛儿只斤·蒙哥看到弟弟谨遵旨意，转怒为喜，乃至亲自为孛儿只斤·忽必烈斟酒，并下令停止考察，将自己派出的亲信召回，但孛儿只斤·忽必烈设置的经略司、宣抚司等机构都被撤销，意味着孛儿只斤·忽必烈治理关中和河南的授权被废止。

元宪宗八年（公元1258年），孛儿只斤·蒙哥率军南下，征伐南宋，当年年底，蒙古军顺嘉陵江南下，想要进攻重庆市，结果在重庆北的钓鱼城（今重庆市东北钓鱼山）遭到殊死抵抗。孛儿只斤·蒙哥率军轮番进攻钓鱼城的城门，但五个月后，蒙古军仍未能破城。至次年七月，蜀川一带暑热难忍，军中瘟疫流行，蒙古军只好暂时停止进攻钓鱼城，转而进攻重庆。而身患疾病的孛儿只斤·蒙哥在转移营地途中逝世。

此前，孛儿只斤·蒙哥命蒙古宗王塔察儿率领东路大军攻打荆、襄地区，但塔察儿无功而返，于是，孛儿只斤·蒙哥命远在漠北休养的孛儿只斤·忽必烈接替塔察儿率领军队进攻。孛儿只斤·忽必烈自开平（今河北省唐山市）出发，与诸军会合南下。孛儿只斤·忽必烈抵达长江北岸时，听闻孛儿只斤·蒙哥猝死，决定全军继续南下，围攻鄂州（今湖北省武汉市），并派军接应从云南北上的兀良合台军队。

孛儿只斤·忽必烈在围攻鄂州市时，接到了妻子察必从漠北传来的密信，得知弟弟孛儿只斤·阿里不哥正在抽调军队，意识到孛儿只斤·阿里不哥可能在为汗位争夺作准备，便召集文武臣子商议此事。大臣郝经上《班师议》一书，认为孛儿只斤·忽必烈应退兵返回漠北，孛儿只斤·忽必烈听从了他的建议，命将领兀良合台、霸都鲁等率军留守长江北岸，并与南宋使者进行和谈，自己率兵返回漠北。

孛儿只斤·忽必烈抵达燕京（今北京市）后，将孛儿只斤·阿里不哥的部下脱里赤强行征集的民兵全部遣散，挫败了孛儿只斤·阿里不哥的密谋。阿里不哥又借助自己留守和林（今蒙古国后杭爱省额尔德尼召）、主持国政的优势，决定在漠北举行孛儿只斤·忽里台贵族会议，在会议上解决汗位继承的问题，逼迫孛儿只斤·忽必烈在会议上就范。而忽必烈拉拢了贵族塔察儿，抢先在开平举行了忽里台贵族会议，塔察儿在会议上率先劝说忽必烈继承汗位，其他拥护孛儿只斤·忽必烈的贵族也纷纷表示臣服，孛儿只斤·忽必烈再三退让后，登上大汗之位。即位后不久，孛儿只斤·忽必烈颁行诏书，阐明自己继承大统的合理性，抨击了孛儿只斤·阿里不哥的乱国行为，并主张建立一种适合帝国广阔疆域的蒙、汉二元政治文化秩序。

在得知孛儿只斤·忽必烈在内蒙古地区召开贵族会议后，孛儿只斤·阿里不哥匆忙召集拥护自己的贵族，召开贵族会议，宣称继承大汗之位。这样，蒙古帝国就出现了两位并立的大汗。孛儿只斤·忽必烈和孛儿只斤·阿里不哥在继位后，分别派遣使者宣扬自己继位的合法性，双方也曾多次谈判，但未能达成一致，只能诉诸武力。在与孛儿只斤·阿里不哥的作战中，孛儿只斤·忽必烈制定了一套正确的战术，即以漠北为主，秦陇为辅，两战场南北配合，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出击漠北，确保蒙古本土作战的胜利。

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五月，孛儿只斤·忽必烈决定先拿下秦陇地区。孛儿只斤·忽必烈命派往秦陇的军队由宗王合丹统一指挥，在合丹和大臣汪良臣等人的指挥下，秦陇会战取得胜利，孛儿只斤·阿里不哥的部下阿蓝答儿、浑都海被俘杀死。与此同时，孛儿只斤·忽必烈将驻守长江北岸的军队召回，率军亲征漠北。抵达和林后，孛儿只斤·忽必烈命人封锁了粮食运输通道，孛儿只斤·阿里不哥陷入绝境，只得仓皇逃离和林，回到吉尔吉思地区，并假意向孛儿只斤·忽必烈提出投降，孛儿只斤·忽必烈信以为真，率军返回燕京。

孛儿只斤·阿里不哥在得到休养后，再次发兵叛乱，忽必烈召集汉地军队和蒙古贵族，率军北上，与阿里不哥展开决战，大败敌军，孛儿只斤·阿里不哥率领残部向北逃窜。之后，孛儿只斤·阿里不哥的部下纷纷归降孛儿只斤·忽必烈，孛儿只斤·阿里不哥众叛亲离，只得于中统五年（公元1264年）南下归降，并于第二年因病逝世。至此，汗位之争以忽必烈的胜利告终。孛儿只斤·忽必烈的胜利维护了元朝的统一，同时，蒙古贵族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占据了主导地位，孛儿只斤·忽必烈和元帝国走上了缔造蒙、汉政治文化二元结构的道路。

孛儿只斤·忽必烈即位之初，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孛儿只斤·阿里不哥反叛，对南宋保持和平休战状态。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孛儿只斤·忽必烈派翰林侍读学士郝经为使者，与南宋议和，但南宋丞相贾似道将郝经秘密扣留十余年，宋议和宣告失败。

孛儿只斤·忽必烈在政权得以巩固后，积极谋划南下攻宋。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孛儿只斤·忽必烈采纳了南宋降将刘整的建议，改变了主攻四川的方略，命蒙古军都元帅阿术和刘整率军筑城围困，又修建军船、训练水军，还截断了宋军的运粮通道。在围困襄樊长达五年后，孛儿只斤·忽必烈下令强攻樊城，元军使用西域进献的回回炮攻打樊城，军队也奋勇进攻，樊城很快被攻破，襄阳守将吕文焕孤立无援，只得举城投降。

在攻下襄阳市后，孛儿只斤·忽必烈于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命将领伯颜率军南下。在伯颜的指挥下，元军顺利攻取了杨罗堡，鄂州市、汉阳的守将也纷纷投降。其后，在孛儿只斤·忽必烈的指挥下，伯颜、董文炳、阿剌罕所率三路大军在临安府近郊会师，对临安城进行包围。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正月十八日，宋帝宋恭帝[zhào xiǎn]和太皇太后谢氏派遣部下向元军进奉传国玉玺及降表，南宋都城临安府陷落。之后，孛儿只斤·忽必烈又陆续消灭了南宋的益王赵昰[zhào shì]、广王赵昺[zhào bǐng]等南宋残余势力，并逐一攻破重庆市、泸州市（今四川省泸州市）等川蜀地区，全国领土最终得以统一。

孛儿只斤·窝阔台的嫡孙海都不满于孛儿只斤·窝阔台系失去汗位继承权，对孛儿只斤·蒙哥及其弟忽必烈继承汗位很不满。孛儿只斤·忽必烈继位后，对海都十分宽厚，曾赏赐海都白银、文绮等，但海都连续三年拒绝出席忽里台贵族会议，并利用元军征伐南宋之际扩张自己的军队和地盘，并联合术赤系诸王，继续与忽必烈为敌。孛儿只斤·忽必烈为压制海都的势力，派察合台系的宗王八剌率兵攻打海都。海都在战斗中，获得了术赤兀鲁思新君主蒙哥帖木儿的援助，大败八剌。其后，海都又派使者与八剌议和，八剌、海都、蒙哥帖木儿的使者在塔剌思草原举行会议，重新划分了三方的势力范围，排挤了孛儿只斤·忽必烈在该地区的实际权力。

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海都率兵攻击纳邻部，孛儿只斤·忽必烈则派遣皇子北平王那木罕反击，迫使海都军队返回。其后，为遏制日益强大的海都势力，孛儿只斤·忽必烈命孛儿只斤·那木罕在阿力麻里驻扎，并设置了对付海都的前线统帅部，还派中书省丞相安童辅佐那木罕。但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由于安童分配物资不均和拖雷系宗王内部纠纷，那木罕的部下脱黑帖木儿、昔里吉发动兵变，拘捕了那木罕和安童，企图与海都结盟，对抗元廷。次年，脱黑帖木儿和昔里吉率兵袭击乞儿吉思地区，弘吉剌部的只儿瓦台也举兵响应，加入叛军。为平定叛乱，孛儿只斤·忽必烈命中书省右丞相乞里迷失率军北上援救，在元军的攻势下，昔里吉叛乱于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得以平息。

昔里吉之乱后，元廷已无力对海都采取积极主动的攻势。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海都再次发动叛乱，纠集玉木忽儿和明里帖木儿进犯漠北，攻至和林一带，孛儿只斤·忽必烈的皇孙孛儿只斤·甘麻剌率军迎击，反被海都军队围困，后勉强突围，海都军队乘机占领了和林。孛儿只斤·忽必烈闻讯，御驾亲征，收复和林。之后，孛儿只斤·忽必烈在漠北设置宣慰司，派遣皇子或宗王担任总兵，选取军事才能杰出的人才负责军事防御，逐步摆脱了被动防御的局面。

自成吉思汗建国以来，汗位继承始终缺乏固定的制度，因此汗位争夺和政局动荡时常相伴。孛儿只斤·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接受了汉族儒臣的建议，采用汉地的嫡长子继承制度，预立皇太子，以改变蒙古国汗位继承的混乱状况。孛儿只斤·忽必烈的嫡长子朵儿只早逝，故孛儿只斤·忽必烈将嫡次子孛儿只斤·真金作为继承人培养，命他跟随姚枢等人学习，在孛儿只斤·真金成年后，将他封为燕王。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孛儿只斤·忽必烈正式册立孛儿只斤·真金为皇太子。

孛儿只斤·真金从小接受儒学教育，汉化程度较深，这与孛儿只斤·忽必烈的治国理念有所不同，因此，两人的分歧越来越深。孛儿只斤·忽必烈七十岁时，江南行御史台监察御史上书建议孛儿只斤·忽必烈禅位于皇太子孛儿只斤·真金，权臣阿合马借机挑拨离间，孛儿只斤·忽必烈得知后大为光火，体弱多病的皇太子真金在听闻父亲发怒后十分恐惧不安，不久便逝世。孛儿只斤·真金死后，孛儿只斤·忽必烈于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将皇太子宝印授予孛儿只斤·真金的第三子孛儿只斤·铁穆耳。

孛儿只斤·忽必烈晚年时经常卧榻办公，对朝政逐渐力不从心。至元三十年十二月，孛儿只斤·忽必烈病重。次年正月十九日，孛儿只斤·忽必烈病危，将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中书省平章不忽木、知枢密院事伯颜三位大臣召至禁中，宣布遗诏。二十二日，孛儿只斤·忽必烈在元大都紫檀殿驾崩，享年八十岁，皇孙孛儿只斤·铁穆耳登基。按照蒙古习俗，孛儿只斤·忽必烈被葬于漠北的陵地起谷。五月，孛儿只斤·忽必烈被尊谥为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庙号元世祖，蒙古语尊称为薛禅汗。

在与孛儿只斤·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同时，孛儿只斤·忽必烈进行了建年号、国号，定都邑等工作，以创建一个与大蒙古国、汉地传统王朝都有继承联系的帝国。登上汗位后，孛儿只斤·忽必烈建立了中统年号，又在战胜孛儿只斤·阿里不哥后，将年号改为元朝，并将自己驻扎的开平府定为元上都，将燕京改为元中都遗址，窝阔台汗建立的草原都城则被放弃。首都的改变，意味着孛儿只斤·忽必烈的统治重心由漠北转移到内蒙古地区。

孛儿只斤·忽必烈即位后，采纳刘秉忠、许衡等人的建议，推行汉化政策，在沿袭金、宋的旧制的同时，对蒙古习俗进行继承和改造，形成了元朝的政治制度。孛儿只斤·忽必烈采取汉族儒臣的建议，在中央设立中书省，取代蒙古国时期掌管政治刑法的札[zhá]鲁忽赤（即断事官）。中书省下设左、丞相、平章政事等，还设左三部（吏、户、礼三部）和右三部（兵、刑、工三部），掌管各类事务。此外，中央机构还有枢密院、御史台等，负责全国明朝军事、谏言进谏、监察百官等。孛儿只斤·忽必烈还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边疆地区设立宣抚司，由忽必烈的旧臣担任正、副宣抚使，负责输送军需物资、监督征税和刑狱、劝课农桑、考核州县官吏等，对地方官吏进行监督。其后，孛儿只斤·忽必烈将宣抚司改为宣慰司，增加蒙古族和色目人（元朝时对来自中西亚、西亚和欧洲的各民族的统称）在其中任职的比例，以更好地实行对汉人的监督。经过孛儿只斤·忽必烈的以上举措，元朝的国家政治制度基本得以确定。

此外，孛儿只斤·忽必烈还命刘秉忠、许衡等人主持订立朝仪，对汉、唐等有关制度进行承袭和变通，创造出蒙汉结合的礼仪制度。在诸类礼仪制度中，孛儿只斤·忽必烈最为重视的便是仿照汉地制度建设的太庙。元太庙始建于中统四年（公元1263年），于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落成。孛儿只斤·忽必烈在太庙中祭祀列位祖先，并在仿照汉法的同时添加了诸多蒙古族因素，如宗庙的祝祷之文用蒙古文书写，祭祀时命喇嘛作佛事等。通过建年号、定都、建太庙等举措，孛儿只斤·忽必烈推动了蒙古文化与汉地儒学的融合发展，有利于多元文明的共存和发展。

元朝建立后，孛儿只斤·忽必烈派遣中书省的大臣前往地方管理事务，称“行中书省事”。之后，行中书省变成了固定的官府名称，有成为地方行政区划的名称，简称行省或省。此外，孛儿只斤·忽必烈还设置了总制院（后改名宣政院），专门用于管理吐蕃地区的军事、行政、财政、刑法等事务。行省制是秦汉以来郡县制的发展，奠定了明清乃至现代中原地区的规模范围，方便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在西藏自治区地区设立的管理制度将西藏地区置于元王朝中央政府的统治下，并成为后世管理西藏的范例。

在总领内蒙古地区之时，孛儿只斤·忽必烈便对官吏的任用和调整尤为留心，曾派部下史天泽诛杀了百姓痛恨的河南省总管刘福及其党羽。即位之后，孛儿只斤·忽必烈又颁布了一系列法令，罢免州县官员世袭之制，改为选拔德才兼备之人为州县长官，并下令将贪污腐败的官员根据情节轻重进行惩处。这些措施成效显著，使得孛儿只斤·忽必烈在位时期成为了元朝政治最清明节的时期。

在长期的战乱中，汉地的农业生产遭受极大破坏。孛儿只斤·忽必烈继位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农业生产的发展。忽必烈设立劝农司、司农司等，负责农桑水利，检查农业发展，还将劝课农桑的成绩作为考核官员的标准之一。此外，孛儿只斤·忽必烈还下令禁止蒙古贵族占民田为牧地，禁止损害庄稼，以保证农田资源充足。其后，忽必烈也积极鼓励开垦荒田，推出定期减免开荒者税收的政策，促进百姓开垦田土。在朝廷的推进下，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孛儿只斤·忽必烈十分重视农田水利和漕运河道的建设。忽必烈继位后，大臣张文谦将水利专家郭守敬推荐给忽必烈，忽必烈当即在便殿召见他。郭守敬向忽必烈提出了六条水利建议，孛儿只斤·忽必烈便将他任命为提举诸路河渠，专职负责各路河渠的整修和管理。在郭守敬的建议下，孛儿只斤·忽必烈下令修复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区的农田水利工程，使得宁夏地区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地。此外，孛儿只斤·忽必烈还下令开凿了通州区至元大都的通惠河，自此，南起杭州市、北至元大都的南北大运河全线贯通，江南地区的粮食可以直达大都，南北物资运输问题基本得以解决。

孛儿只斤·忽必烈即位之初，战事频繁，军需开支庞大，再加上新设军政机构的禄和宗藩岁赐，都需要巨额经费。孛儿只斤·忽必烈命中书省平章政事王文统全权负责财赋税收之事，王文统主持了对汉地户口的整顿和分类，根据户口不同进行收税，使国家得以直接控制较多的户籍和赋税。王文统还加强了对各地盐的管理，降低榷卖食盐的价格，使得榷盐收入大量增加，为孛儿只斤·忽必烈提供了稳定又可观的财赋来源。此外，王文统还在全国发行中统元宝交钞，废除各路原先使用的钱钞，中统钞的广泛流通和钞值物价的平稳，方便的民间贸易及百姓生活，也改善了国家的财政收支。王文统的财政改革取得了较大成功，使得中统年间府库充实，民生安定，国用充足。

孛儿只斤·忽必烈在重视农业发展的同时，也对商业发展给予了较高的保护和重视。孛儿只斤·忽必烈在位期间，战争接连不断，国土面积不断扩大，庞大的军费和财政开支只靠农业税收难以支撑，因此发展商业便成为孛儿只斤·忽必烈解决财政问题的重要手段。国家大力发展官营商业，实行政府专卖，垄断专利，蒙古贵族也多与商人共同从事各种商业活动。同时，忽必烈还任用各族商人出任中央高官和各级政府的官吏。此外，孛儿只斤·忽必烈先后发行了中统元宝交钞、至元宝钞等纸币，并以白银作为纸钞的发行后备，元朝的纸币管理制度得以逐渐形成和完善。在孛儿只斤·忽必烈的支持下，元朝的商业发展较为发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也较为频繁，中国真正进入了世界历史的舞台，并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由于元朝疆域广大，全国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都依靠水陆交通，因此，孛儿只斤·忽必烈十分重视交通发展。窝阔台汗统治时，设立了站赤制度（即驿站），解决使臣长途驰骋和搬运货物的困难。孛儿只斤·忽必烈继位后，健全完善了站赤制度，并将其推广到全国。除站赤外，孛儿只斤·忽必烈还设立了急递铺，用于军政重要公文的传递。忽必烈统一全国后，还开创了从江浙沿海到渤海直沽（今天津市）口岸的海运通道，在之后的几十年间，海运的路线得以完善，运船规模也不断扩大，海运逐渐成为元朝的重要运输通道。水路交通的发展便利了全国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对巩固元朝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孛儿只斤·忽必烈在位期间，蒙古族的征服思想一直影响着孛儿只斤·忽必烈的对外政策。除了平定叛乱、统一全国之外，忽必烈频频发动对日本、安南、占城、缅甸、爪哇等亚洲诸国的军事征伐。通过征讨高丽，孛儿只斤·忽必烈使得高丽成为元朝的附属国；之后，孛儿只斤·忽必烈又征服缅甸，使得缅甸蒲甘王朝及所属各部归附元朝；但在与日本、占城等地的战争中，元朝并未取得胜利。孛儿只斤·忽必烈所发动的一系列对外战争,在亚洲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通过对外战争，元朝加强了内地与边疆地区的联系，中国与亚洲诸国的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也更为频繁。另一方面，频繁的战争给国内民众带来了巨大负担，遭遇入侵的亚洲人民也遭受了巨大苦难。

成吉思汗建国后，左、中、右三万户是最高的军事统帅组织，军权主要由大汗、宗王、万户掌握。孛儿只斤·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改革了军事制度，设立枢密院掌管军政，负责军队的调发、军官的奏举与选、军人的赏罚与存恤等。枢密院的设立加强了中央集权，在调兵遣将、协助孛儿只斤·忽必烈应付各种战事等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在中央，孛儿只斤·忽必烈创建重组了怯薛，即直属于可汗的宿卫军。他将自己在藩邸时期的宿卫纳入怯薛，并召集官员贵族的子弟入京，亲自挑选怯薛人员，作为自己的亲卫。在重组万人怯薛的同时，孛儿只斤·忽必烈招募兵士，创设了以汉族为主的五卫和色目人、蒙古族单独组建的卫军两大侍卫亲军集团。

孛儿只斤·忽必烈对成吉思汗创立的千户制度没有太大改革，只是撤销了千户之上的左、右翼万户长，千户直属于朝廷，由朝廷派遣的枢密院官员和总兵宗王负责管理。中央宿卫军之外，孛儿只斤·忽必烈又根据需要，增设了镇戍军及其相关制度。镇戍军包括蒙古军、汉军、探马赤军、新附军四类，镇戍军直接受枢密院管辖，驻守在全国各地。在全国范围内，孛儿只斤·忽必烈广泛推行军屯制度，以促进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推动对边疆地区的开发，并保证军队物资的供应。

蒙古族形成之初，并没有文字，记事方式是较为原始的“刻木、结绳”。在灭亡金、西夏的过程中，蒙古族大量接触到汉族和汉化程度高的辽朝、女真等人民，在文化上受到很深的影响。一时间，大批蒙古子弟开始学习、使用汉语汉字。但不久之后，孛儿只斤·忽必烈与孛儿只斤·阿里不哥为争夺汗位展开战争，在此期间，被孛儿只斤·忽必烈倚重的山东省汉族军阀李璮[lǐ tǎn]起兵叛乱，严重威胁了孛儿只斤·忽必烈的后方安全。受到叛乱事件的影响，孛儿只斤·忽必烈对汉族等民族产生了强烈的疑惧心理。因此，孛儿只斤·忽必烈敕封来自西藏自治区的活佛八思巴为国师，并命他造“蒙古新字”。之后，八思巴按照藏文字母的形式造出“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孛儿只斤·忽必烈随即诏令颁行全国，使之成为元朝的官用文字。但蒙古新字未能在全国顺利推行，仅在官方的公文中有小范围应用。元朝灭亡后不久，蒙古新字失去了正式使用的场合，逐渐销声匿迹。

孛儿只斤·忽必烈在位期间，对各种宗教采取相对宽容的政策，允许各类宗教发展。

成吉思汗在位时，以全真教为首的道教迅速发展，一度取得了高于儒学、佛教的优势地位，但全真教时常网罗不法之徒，侵压佛教及儒学，引起了蒙古朝廷的猜忌。为了压制道教，孛儿只斤·忽必烈两次举行佛、道辩论，并判决道教辩论失败，强令道士焚烧道经、归还佛寺产业，全真教遭受重大打击。但与此同时，孛儿只斤·忽必烈对道教的正一、太一、全真等道派仍采取了一定保护措施，并与这些教派保持长期沟通与联系。

此外，孛儿只斤·忽必烈与海云、那摩等高僧也时常交往，对佛教有所涉猎，并最终在国师八思巴的指引下，举行灌顶仪式，皈[guī]依藏传佛教。孛儿只斤·忽必烈曾多次颁布圣旨，保护天下寺院僧徒的礼仪，免除僧人的赋税，命僧人专心于佛事。孛儿只斤·忽必烈还下令修建了大护国仁王寺、大乾元寺、西镇国寺等寺院，以促进佛教发展。

孛儿只斤·忽必烈虽然皈依了藏传佛教，但对外来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也保持尊重和兼容并蓄的政策。因此，不同宗教在元朝得以和谐共存，避免了唯藏传佛教独尊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保持了兼容并蓄的开放性和多元性。

历法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起居和农耕节令，也直接关系到王朝的正朔和正统，向来为统治者所重视。元初沿袭辽、金的历法，使用刘宋时期祖冲之编制的《大明历》，而《大明历》时间久远，误差较大。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孛儿只斤·忽必烈命王恂为太史令，郭守敬为同知太史院事，共同负责修订历法。经过观测和计算，郭守敬等人于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编成新历，孛儿只斤·忽必烈将其命名为《授时历》，于次年颁行天下。

在总领内蒙古地区时，孛儿只斤·忽必烈主动接触和学习汉地儒学，还听取不同派别的汉族儒士的治国之道。但忽必烈对儒学并不是完全信奉和尊崇，而是有选择地学习和吸收。忽必烈强调儒学的应用性，对空谈义理的学说不屑一顾。此外，孛儿只斤·忽必烈在大型军事征伐前夕，总会被推崇仁义的儒士劝阻，因此，孛儿只斤·忽必烈对儒学并不是十分信赖和热衷。

孛儿只斤·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推崇儒学教育，在中央设立国子学，在地方也普遍设立提举学校官，并颁布《教官格例》，作为管理教官的办法。但与此同时，忽必烈反对恢复科举，以抑制汉人进入统治阶层，维护蒙古贵族的权益。因此，在孛儿只斤·忽必烈统治时期，儒学中经世致用的部分受到重视，而对统治无益的义理则被忽略，儒士的地位也降至僧、道之下。

孛儿只斤·忽必烈在位时期，不同民族在元政权下多元并存，而蒙古族在政治上占有优势，汉人在数量和文化先进程度上占有优势。为了巩固统治，缓和社会矛盾，忽必烈提出了以“天下一家”思想为核心理论，以“同而不等”思想为基本原则的民族关系思想，仿照金朝在用人方面先女真、次渤海、次辽朝、次汉儿的做法，将全国居民分为蒙古、色目、汉族、南人四个等级。这种民族关系使得各民族及其文化均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发展环境，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但他又对占据数量、文化优势地位的汉人进行压迫，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

平定南宋后，忽必烈将中国以外的东亚、南亚当作新的征伐目标。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忽必烈委任兵部侍郎黑的担任国使，出使日本，但因高丽护送官的劝止而未能进入日本国境。其后，忽必烈又几次遣使前往日本，但日本的镰仓幕府拒绝与元朝交往，甚至恐吓来到日本的使者，忽必烈欲与日本互通的愿望落空，便发动了征伐日本的军事行动。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忽必烈命凤州经略使忻都[xīn dū]和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率军渡海，征伐日本，但因指挥作战不够统一，加之箭矢缺乏，元军在劫掠当地村镇后便撤退回国。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忽必烈再次派军东征，但各将领意见不和，海上又恰好生起大风，元军溃败，此次征伐亦告失败。之后，忽必烈得知日本尚佛，又命元朝僧人东渡日本，但也未能成功。其后，忽必烈决定第三次征讨日本，但尚未出兵便逝世。

忽必烈从孛儿只斤·蒙哥七年（公元1257年）开始便准备攻占安南。忽必烈从大理白族自治州返回后，便命驻守大理的将领兀良合台遣使前往安南诏抚，结果使者被安南国主陈煚[chén rì jiǒng]逮捕入狱。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忽必烈封陈日煚之子光为安南国王，确定了入贡制度，并要求安南归附蒙古。安南拒不执行诏书，而忽必烈此时忙于与南宋的战事，无暇处理与安南的外交关系。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陈光昺逝世，其子陈日煊（音xuān）继承王位，此时南宋已经平定，忽必烈派遣使者强硬地要求安南臣服，而陈日煊多次拒绝了忽必烈的要求，于是忽必烈两次派兵攻打安南，均以失败告终。其后，忽必烈还希望第三次攻打安南，但尚未发兵便逝世，第三次征讨安南才算作罢。

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忽必烈派使者出使缅国，希望缅国能够归附元朝，但缅国拒绝了此要求，还将使者杀死，而此时忽必烈忙于征讨重庆市等地，决定暂缓攻打缅国。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缅国因怨恨阿禾归附元朝，发兵进攻阿禾，大理路总管忽都急忙率兵救援，击败缅军。之后，忽都又命部下纳速剌丁率军进攻缅国，招降其东北境三百余寨。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忽必烈命宗王相吾答儿等率军征讨缅国，元军攻破江头城、太公城等地，一路南下。在调兵遣将的同时，忽必烈还派使者前往缅国，劝说他们归附。次年，缅王被其庶子毒杀，国内大乱，元军乘机进攻，攻取缅国都城蒲甘，缅国被元征服，开始向元朝臣服进贡。

早在孛儿只斤·窝阔台时期，蒙古便多次派兵攻入高丽，并在高丽屯驻军队，索要人质。忽必烈建立元朝后，采用政治怀柔的政策，加强对高丽的统治。蒙哥汗逝世后，入朝觐见的高丽世子王禃[wáng tiǎn]（后改名王）主动在开封市（今河南省开封市）等候北上夺位的忽必烈，忽必烈听从了大臣赵良弼等人的意见，派兵护送王回国即位，并颁发赦免高丽境内的制书，采取怀柔政策，巩固与高丽的联系。王禃即位后，多次亲自前来觐见，还向忽必烈请求联姻。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忽必烈将自己的女儿孛儿只斤·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给高丽世子王谌[chén]，元朝和高丽结成了政治联姻关系。王谌及日后国王尚蒙古公主者，一律授予“驸马高丽国王”，凭借驸马身份享有聂氏宗祠、司法、军事等方面的部分主权，而蒙古公主在高丽国也频繁参与国政，具有较高的地位和权力。忽必烈通过军事征服和联姻的策略，将高丽国改造为由元朝严密控制的附属国。

关于忽必烈的人生经历，许多学者都进行了评价。

学者多对忽必烈统一全国、开拓功业进行了称颂。明代文臣宋濂在《元史》中提到，忽必烈善用人才，尊崇儒术，又十分关注农业生产，其眼光见识，与古代的贤君无异。清代思想家魏源在《元史新编》中认为，蒙古族刚刚进入中国时，只知道杀伐攻战，而不知法度纪纲为何物，与突厥、回纥汗国[huí hé]等少数民族并无区别，而忽必烈延请儒士，采用汉族的方法治理国家，使得蒙古族这一游牧民族变为华夏正统的一部分，建立了国家的法度，完成了全国统一的事业，使得元朝超越了辽、金的成就，可以与汉、唐相媲美。但也有学者对忽必烈的不足提出了批评，如清人赵翼认为，忽必烈嗜利武之心植根于天性，终身不曾改变。

历史学家李治安对忽必烈的评价较为全面客观。他认为，忽必烈在战争中改变了前代可汗滥杀无辜的行为，还在建立元朝后，做出了节俭、植树、禁赌等一系列嘉惠庶民的政绩，在政治上善用人才，勤于政事，最终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功业，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忽必烈不断发动的战争加重了财政危机，激化了社会矛盾，他所创立的“内蒙外汉”的官制加剧了蒙汉统治集团内部的冲突，也导致了冗官、贪污等后果，使元朝吏治败坏较早到来；而忽必烈推行的四等人民族制度激化了民族矛盾，不利于民族融合。总而言之，忽必烈的“内蒙外汉”政策支撑了他创建元帝国、统一南北等伟大功业，也带来了种种社会矛盾，最终致使元帝国不足百年便覆亡。

以上主要参考资料：

孛儿只斤·忽必烈出生后，成吉思汗对孛儿只斤·忽必烈端详良久，然后说：“我们的孩子都是火红色的，这个孩子却是黑黝[yǒu]黝的，像他的舅父们。去告诉他的母亲，让她把孩子交给一个好乳母去喂养。”遵照成吉思汗的意见，孛儿只斤·忽必烈被交给孛儿只斤·拖雷的次妻撒鲁黑抚养。

孛儿只斤·忽必烈在蒙古文中写作“Qubilai”，在蒙古语中，“qubi”意为“份子”，“qubila”意为“分配”。蒙古习俗常以新生婴儿所遇到的重要事件、人物或物品取名。孛儿只斤·忽必烈出生时，成吉思汗攻下金中都（今北京市），命部下汪古儿等将金朝收藏的金银、缎匹等财物尽数取出，除进献给可汗的物品，余下财物均分配给部众。此次收获是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以来收获最丰盛的一次，孛儿只斤·忽必烈便因此得名。

孛儿只斤·忽必烈在征伐大理时，逐渐熟悉了大象的生活习性，并将其带回宫廷。其后，随着对云南省征伐的胜利，云南的大象时常被作为贡品送往大都。元朝以前，大象多用于宫廷娱乐，在宫廷交通工具中也不占主要地位。而孛儿只斤·忽必烈建立了完整的“象舆”制度，在出行时经常乘坐象舆，以显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孛儿只斤·忽必烈的“象舆”制度延续至元末，并对明清的“卤簿”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朝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朱元璋在各地分别祭祀历代帝王，又在顺天府（今北京市）祭祀孛儿只斤·忽必烈。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明廷创建历代帝王庙，在正殿中祭祀历代帝王十七人，其中，孛儿只斤·忽必烈与汉太祖刘邦、杨坚杨坚、赵匡胤被供奉于西一室。明朝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1年），由于蒙古时常南下入侵，明世宗听从了礼部官员陈棐[fěi]的建议，不再祭祀孛儿只斤·忽必烈。清朝建立后，恢复了在历代帝王庙中对孛儿只斤·忽必烈的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