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场悟道是王守仁于朱厚照正德年间，遭贬至贵州龙场，担任驿丞，在艰苦安静的环境中，日夜反省历年来的遭遇，于一天夜里顿悟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的历史事件。他顿悟出的道理即为：所谓天理物理，所谓圣人之道，全在各个人心中，全在自己与生俱来的秉性之中；为圣之道，只需向自己心中、自己性中去挖掘、去寻找，向外物求理的行为是错误的。龙场顿悟是阳明心学成为独立思想的关键。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冬，宦官刘瑾擅权，刘健等大臣上书要求罢免刘瑾，却遭刘瑾罢职。言官戴铣等要求起复刘健等人，遭刘瑾逮捕。王守仁冒死谏言，要求“释放言官，罢免奸臣”，触怒刘瑾，被杖责四十，贬谪至贵州龙场，担任驿站驿丞。

正德三年（1508）春，王守仁到达龙场，这里“山多草茂，苗、僚等少数民族杂居”，尚未开化，条件异常艰苦。但是他没有气馁，而是根据风俗开化教导当地人，受到民众爱戴。同时，他潜心研读经典，并日夜反省历年来的遭遇，在生命的逆境中于一天夜里有了顿悟，认为心是感应万事万物的根本，由此提出心即理的命题，他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史称“龙场悟道”。

王守仁（1472—1529），明代理学家，字伯安，号阳明，山阴（今属浙江省）人，生于余姚市。弘治十二年（1499）中进士，后任刑部侍郎、兵部主事。正德年初因逆宦官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后宦官被诛杀，且镇压民变有功，又任右副都御史、兵部尚书等。作为明代重要理学家，主张心是天地万物之主，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又倡导知行合一，以致良知为宗旨，世称“王学”。著有《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大学问》等，后人辑有《王文成公全书》。

黄在《阳明先生行状》中说：“王守仁对一切得失荣辱都能超脱于心，只有生死之事，无法释怀，于是在石廓上写道：‘如今我只能等待死亡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他日夜端坐，澄清内心，感悟寂静。一天夜里，忽然大悟，欣喜若狂。他用自己所记忆的《五经》中的话来验证，发现都能契合，唯独与朱熹所作注疏相违背。因此，王守仁写了《五经臆说》。当时席元山在贵阳当官，听到王守仁的言论，评价道圣学复现了。”阳明高弟王龙溪则把这个圣学的特征概括为：“恍惚间的感悟，契合了人世间伦理的感应，而是非等问题的答案，上天已经将其降临至心中。”《王守仁年谱》中的记载与《行状》中描述大致相同，多出了“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即：好像睡觉时有人告诉了他格物致知之旨，他忽然从石床上呼跃而起，把跟从他的人着实吓了一大跳。一阵激动过后，王守仁“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正德十年（1515）冬，王守仁对龙场悟道这一经历自叙道：“我早年便中举，沉溺于词章之学，接触儒学之后，由于众说纷纭、无范例可循，转而研究道学、佛学，心中常有体悟，便以为此即圣人之学。但是，佛道之学与孔子之学多有出入，我在学习之时常常在两者之间辗转、徘徊，对此抱着且信且疑的态度。我被贬到贵州龙场之后，居住在蛮夷之地，生活艰苦，内心坚忍反而有所顿悟，再经过体验探究和时间磨炼，顿悟之理均契合《五经》《四书》。此时，我的心如江河奔向大海一般畅快，不禁感叹圣人之道如平坦大道一般通畅。”

龙场悟道是王守仁一生的转折点，他在龙场顿悟出“吾性自足”的道理——即“良知”是每个人都拥有的。由于后天的不良习惯，蒙蔽了自身的良知，以至于“良知”不再，所以要“致良知”，而阳明心学的主旨即是“致良知”。“致良知”是指重新找回良知，由于良知在心中，便不能从外缘知识中寻找，也不能从书本的闻见知识中寻找，良知需要从个人的身体力行之中去寻找，这便是阳明心学中“知行合一王阳明”理论的由来。龙场悟道发生于王守仁在居夷处困之时，推动了阳明心学的极大发展，促使其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毕诚先生认为：“龙场顿悟，是王守仁学术思想由对程朱理学的否定而飞跃到建立独立的学术思想体系的关键，为其走向明代新儒学殿堂铺平了道路。”

贵州省儒学研究会会长张新民先生认为：“王守仁的龙场悟道犹如思想史上破空而来的一声惊雷，为官学笼罩下沉闷单调的士大夫社会吹来阵阵清风。它不仅说明王守仁个人已突破了生命磨试的大关大隘，实现了人生旅途质的大跨度飞跃，使自己的心学思想有了生死智慧的哲理奠基，而且也象征着与朱熹学不尽相同的另一条成德之学已获得了历史与实践的双重肯定，是儒家重新调整内在发展理路所作出的一种新尝试，代表了孔孟程朱以来思想发展史的又一高峰，构成了思想史叙事结构最耀眼的事件。”

贵州师范大学张羽琼认为：“龙场悟道是阳明心学理论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一环”，“后来的历史表明，王守仁的龙场悟道，在居于正统地位的朱子学之外，开启了声势颇为浩大的阳明学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