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吴（229年05月23日—280年05月01日），又称大吴、吴国、东吴或吴朝，是孙权在中国东南部建立的政权，与曹魏、蜀汉呈鼎立之势。孙吴共历经四帝，共延续51年。

黄初二年（221年）孙权名义上依附魏国，被曹丕曹丕册封为吴王。黄武二年（223年）孙权与魏国绝交，宣布独立。黄龙元年（229年）孙权称帝，正式建立吴国，同时改年号为黄龙。九月，在建业建都。太元二年（252年）孙权去世，10岁的太子孙亮称帝，改年号为建兴，由太傅诸葛恪、太常滕胤辅佐。建兴二年孙峻杀诸葛恪，孙吴政权实际掌握在孙峻手中，太平元年，孙峻领军途中去世，其堂弟侍中、武卫将军孙綝接替孙峻统领朝廷内外军务，太平三年，孙亮认为孙綝专横放肆，与太常全尚密谋杀之，但被孙綝发现，孙亮被废黜，永安元年（258年）改立孙休为帝。孙綝被封为丞相，权势进一步扩大，但不久孙休与张布密谋将孙綝处死。永安七年（264年）孙休驾崩，孙皓继位，改年号元兴。279年司马炎下令伐吴，第二年孙皓自知大势已去，向敌军投降，晋朝朝廷封孙皓为“归命侯”，至此孙吴灭亡。

在政治制度上孙吴在中央设置太子师傅制度、校事官制度、丞相制度以及加官制度等，也重视地方行政对州郡的控制，并实行了州郡制度。孙吴还与江东的名族建立了姻亲关系，形成一种全新的士族政治。军事策略上，孙吴既承认世家豪族拥有部曲的实际情况，同时限制了大族领兵的规模，此外孙吴政权主要实行了授兵制度、奉邑制度和复客制度这三个军事制度。农业方面，孙吴实行屯田制度，大规模的屯田活动也伴随着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形成了太湖农业经济区，并发展以葛布、麻布为主的纺织业。同时其他种类的手工业如制盐业、冶炼业、造船业等较为发达，且由于孙吴地区的水陆交通便利，商业经济也发展兴盛，同辽东、瀛洲、扶南、大秦等地区的海外贸易也很频繁。孙吴时期受到佛教和道教文化均得到了较好的发展。

孙吴，又称大吴、孙吴、东吴或吴朝，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东南方的一个割据政权。吴朝的创立者孙坚起初在吴地打下了基业。另外，刘协刘协曾将孙策封为吴侯，因此该政权以“吴”作为国号。后来，由于皇室姓孙以及统治地区古称江东，它也被称为孙吴、东吴或吴朝。

汉中市平元年（184年）黄巾军起义时，孙坚随汉朝中郎将朱儁镇压黄巾军，又参与平定西北边乱，此后又受任长沙市太守转战于江南诸郡。初平元年（190年)孙坚参加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打败董卓而进驻首都洛阳市。汉初平三年（192年）孙坚攻打荆州市刺吏刘表时战死，随后其侄子孙贲率其将士投靠袁术。汉兴平元年（194年），孙坚长子孙策追随袁术，袁术将孙坚的部队交还给孙策。兴平二年（195年）孙策帮助舅舅吴景对抗刘繇，占领了会稽郡、吴郡、丹阳市的广大地区。开始在江东发展。同年袁术想要自立为帝，孙策听闻后与之绝交。汉建安元年（196年）刘协任命孙策为讨逆将军，封吴侯。汉建安四年（199年）袁术病死后，孙策征伐庐江县，又兼并了袁术余部，击败刘勋，继续征伐江夏区，打败黄祖。后孙策又劝降豫章知府华歆，实力迅速壮大。汉建安五年（200年）孙策在打猎途中被暗杀去世，孙策的弟弟孙权在张昭、周瑜、程普等人辅佐下统领孙策旧部，但庐江太守李术不服孙权，不久后便被平定。

汉建安八年（203年）至汉建安十三年（208年）间，孙权先后三伐黄祖，最后将江夏郡的大部分纳入江东版图。建安八年（203年），孙权率军向西讨伐黄祖，攻破其水军船队但未能攻破城池，同时由于江东地区山寇作乱，孙权只能回师镇压，大军过豫章郡之时，孙权任命吕范平定鄱阳县，（会稽郡）程普讨伐乐安县；建安十二年（207年），孙权率军西征黄祖，最后只抢掠其人民而班师；建安十三年（208年）春，孙权再次率军征讨黄祖，黄祖任命部将张硕为先锋，陈就为舰队首领以抵御孙权军，而自己留守江夏区。孙权的都尉吕蒙击败黄祖的水军，而凌统偷袭张硕并将其斩杀，董袭等人全力攻破黄祖的大本营江夏并对其进行屠城。黄祖兵败后挺身逃走，孙吴的骑士冯则一路追杀并将其首级斩下，同时孙吴军队俘虏黄祖的男女百姓几万口。

建安十三年（208年）七月，曹操出兵南征荆州市刘表，刘表的次子刘琮接受部下建议投降曹操，孙权获悉曹操占据荆州后采纳鲁肃的建议与刘备联合，此时曹操致书孙权以兵威对其恐吓，以张昭为首的孙吴文臣劝说孙权投降曹操，但鲁肃和周瑜等人最终说服孙权联刘抗曹。同年冬十一月，孙权任命周瑜、程普为左右督，鲁肃为赞军校尉以协助周瑜出谋划策，周瑜和程普二人各自率领一万吴兵溯长江而上会合刘备，和曹操军队在赤壁市（今湖北省嘉鱼县西南）决战，周瑜使用黄盖的计谋火烧曹操水军战船，随后周瑜率领精锐骑兵进攻，致使曹操军队大败而退。曹操将剩下的船只全部烧毁并向北撤，同时北军士卒饥困交加且瘟疫染身，死伤大半，曹操取道华容县（今湖北省潜江县南）退往江陵县，刘备、周瑜等水陆并进追操曹操至南郡，曹操留曹仁、徐晃屯江陵，使乐进守襄阳，自己率领残余部队回师邺城遗址。

汉建安十三年（208年）末，孙权亲自带兵进攻合肥，久攻不下，轻信了蒋济所写的伪报之信而退走，此后建安二十年（215年），太和四年（230年），青龙元年（233年），青龙二年（234年）和嘉平五年（253年）东吴屡次攻合肥，都是难以夺得合肥之寸土。汉建安十四年（209年）孙权亲自率军包围合肥，很久没能攻克，随后中计退兵。同年，孙权将妹妹嫁给刘备。次年，孙权的心腹周瑜病重去世，五岭以南的地区开始归属于孙权。孙权于建安十六年（211年）把官署迁到建业地产。两年后曹军率军攻打孙权，孙权亲自率军抵抗，双方僵持，不久曹操撤回北方。建安十九年（214年）孙权征讨皖城，次年孙权攻进攻合肥市被张辽突击，孙权人马被击败。在孙权撤退时，又被张辽突击，再次兵败。

建安二十年（215年），刘备取蜀，孙权向刘备讨要荆州，刘备不还。孙权十分生气，命令吕蒙为将领，连下长沙、桂阳、零陵三郡。为应对孙吴，刘备也派出五万军队前往公安，关羽率领三万将士和鲁肃对峙。此时曹操占领汉中，刘备面临巨大威胁，只好和孙权议和，共分荆州市，以长沙、桂阳、江夏区属孙权，南郡、武陵、零陵属刘备，以湘水为界。

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在襄阳市包围了曹仁，孙权担心刘备做大，随即与曹操联合。孙权任命吕蒙为都督，袭取南郡公安，傅士仁、糜芳等投降；随后又占据江陵县；派陆逊取枝城市等地，最终孙权将刘备势力清除出荆州。同年曹操上表汉王任命孙权为骠骑将军、兼任荆州牧、封为南昌侯。汉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去世，魏上曹丕代为丞相，后废汉自立称帝。魏黄初二年，刘备在蜀称帝。同年，孙权以鄂为首都，改名武昌，设立武昌郡。魏文帝曹丕册封孙权为吴王、大将军持使节督交州，领荆州牧。孙权立孙登为王太子。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刘备兴兵伐吴，孙权求和不成，只好一边主动向曹魏称臣，一边任陆逊为大都督，统领朱然、潘璋等开赴前线，迎击刘备，陆逊和刘备相持了七八个月之后，最终在宜昌市一带大白蜀汉军，刘备大败而逃。

黄武元年（222年）曹丕因孙权拒绝送自己的儿子当质子而出兵攻吴。孙权派建威将军吕范督五军迎战曹休。十月，孙权改年，临江据守，曹丕也决定亲征攻打东吴，最终魏军因吴将朱然的坚强防守无功而返。东线战事则是吕范大败小胜，朱桓力克曹仁。黄武三年（ 224年）八月，曹丕亲自率领军队攻打孙吴，但是江水暴涨，只好退兵。不久后蜀吴回复同盟关系。 黄武四年（225年）五月，曹丕三次率军征讨吴国，在准备渡江的时候，长江冰封，只好作罢。黄武五年（226年）曹丕驾崩，孙权乘机攻击江夏。黄武七年（228年），鄱阳县知府周鲂假装叛变，引诱魏将曹休。八月，孙权到达皖城，任命陆逊率军在石亭大败曹休。

黄龙元年（229年），孙权称帝，建都武昌，后迁都建业。黄龙二年（230年），孙权下令设置都江祭酒来教育王室贵族子弟。黄龙三年（231年），孙权下令讨伐武陵蛮夷部族。嘉禾元年（232年），魏国太守公孙渊自称藩属投靠孙权。嘉禾二年（233年）孙权派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带领一万人和金银财宝远赴辽东，想要册封割据辽东的公孙渊为燕王，结果使者被公孙渊杀害。此后孙权又数次攻打魏国，都没有成功。嘉禾三年（234年），孙权派大批军马征讨包围魏国的合肥新城，曹叡亲率军抵御孙权大军，孙权不久撤军返回。嘉禾四年（235年），孙权派吕岱讨伐李桓等人。嘉禾五年（236年），孙权下令收集铜铸大钱。同年中郎将吾粲俘获李桓。赤乌四年（公元241年），孙权长子孙登去世，次年，孙权立三子孙和为皇太子，又封四子孙霸为鲁王，当时朝中大臣也分为两派，引发了“二宫之争”。不久，孙和被废，孙霸被赐死，幼子孙亮被立为皇太子。

太元二年（252年）四月，孙权驾崩，年仅十岁的孙亮登基，由太傅诸葛恪、卫将军滕胤辅政。同年十二月，魏国派遣将军诸葛诞、胡遵等率领七万步骑包围吴国东兴，孙吴以诸葛恪为统帅迎击，击败魏军并诛杀将军韩综、桓嘉等。建兴二年（253年）诸葛恪征讨淮南市攻打魏国，结果失败而归，十月被武卫将军孙峻埋伏所杀，孙吴政权由孙峻掌管。三年后孙峻病死，权力转交给从弟偏将军孙綝并任命其为侍中、武卫将军、领中外诸军事。孙綝残虐成性，孙吴的重要将领吕据、朱异、滕、孙宪与将军王惇等人都被其杀害，之后孙吴将军全端、全怿等投降魏国。太平三年（258年）九月，孙亮与太常全尚、将军刘丞谋划诛杀孙綝失败，随即被贬黜为会稽王。

太平三年（258年），孙綝和其弟武卫将军孙恩迎立孙权的第六子孙休登基，孙休即位后改元永安。同年冬十月，孙休封大将军孙綝为丞相、荆州牧，增食五县；武卫将军孙恩为御史大夫、卫将军、中军督，封县侯，孙綝与其兄弟五人都身居禁军部队要职，权力远远超过皇帝。同年十二月，孙休听闻孙綝有谋逆动向，于是暗中与张布密谋，趁百僚朝贺之际令武士捆绑并设计杀死孙綝，事后孙休以左将军张布讨逆有功封其为中军督。永安三年（260年），孙休听闻会稽郡流传孙亮要当皇帝的谣言，于是孙休将孙亮贬黜为候官侯，孙亮在去封地的途中自杀而亡，后孙休以会稽南部为建安郡，将宜都划分出来设置建平郡。永安七年（264年）七月孙休去世。

孙休驾崩时蜀汉刚灭亡，交州又叛吴降魏，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等孙吴朝臣以孙皓才识明断为由，向孙休的皇后朱皇后推举孙皓为帝。元兴元年（264年）八月，孙休任命大将军施绩、大将军丁奉为左右大司马，张布为骠骑将军并加侍中，封孙休的太子为豫章王。孙皓即位之初下诏体恤百姓和士卒，开仓赈灾和救济贫穷，但不久之后开始贪恋酒色且粗暴骄横。同年十一月，有人密告大臣阳兴和张布谋反，于是孙皓下令诛杀二人，又杀孙休皇后朱氏和孙休的长子、次子。甘露元年（265年）九月，孙皓迁都武昌（今湖北省鄂城市），御史大夫丁固、右将军部诸葛靓镇守建业，次年东晋接受魏国禅让帝位。宝鼎元年孙皓派人去祭奠晋文帝，但之后听从大臣的建议与晋国绝交。

宝鼎二年（267年），孙皓迁居昭明宫，次年孙皓派交州刺史刘俊等人攻打晋国的交趾郡，但被晋国击退。建衡元年（269年），孙皓立儿子孙瑾为太子，又继续派监军虞汜，威南将军审薛珝、苍梧县太守陶璜带兵进攻交趾郡。建衡三年（271年），监军虞汜、苍梧太守陶率领孙吴军队攻克交趾郡，次年孙皓用烧红的锯将直言劝谏的贺邵斩杀，之后派乐乡都督陆抗成功打下步闻。天纪三年（279年），孙皓派军镇压在广州市起兵造反的郭马，同年冬季，晋国杜预、王浚等人率大军攻打孙吴。天纪四年（280年），孙皓主动向晋国投降。孙吴至此灭亡。

孙吴的疆域范围广阔，北至庐江郡（今江苏省中部），南抵日南郡（今越南中部），西达交趾郡（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东临东海。它包含了中国今浙江省、福建省、江西省、广东省、湖南省的完整地区，以及江苏、广西、安徽、湖北省、重庆市、上海市，还包括现今越南的北部地区。孙吴的领土跨越多个省份和国家，是一个庞大而多元的政权。孙吴共辖有四个州，分别是北部的扬州、中部的荆州、南部的广州和西部的交州。作为立国时间短暂的割据政权，孙吴在南方的政区建置却是政区沿革史上不可逾越的阶段，计新置郡二十七(不包括毗陵典农校尉和九真、日南属国)，新置县一百四十(其中扬州新置六十八县、荆州新置三十县、交州新置二十四县、广州新置十八县。不包括孙吴旋置旋废和置后人魏的县)。

孙吴疆域的经略始于汉兴平二年（195年）孙策渡江，讨平江东刘繇、严白虎等地方势力，占领了江苏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包括丹阳、吴郡、会稽、豫章、庐陵郡、庐江县六郡。汉建安五年（200年）孙策死，孙权称帝。孙权在原江东六郡的基础上，出兵深入各郡险地征讨山越，还向西向南拓展。赤壁之战后陆续获得长沙市、江夏区、桂阳县等地及士燮所据的交州。

建安十四年(209年)，曹仁弃江陵，孙吴据有南郡，开始了对荆州的经略。孙权对荆州的经略是在与敌对势力的斗争中进行的。建安十五年 (210年)，孙权开始了对交州的经略。在交州依靠地方势力的盘结，建郡县时体现了对人民的关怀和对疆土的控制。之后，孙权尝试对夷洲(今台湾岛)进行远征，但由于条件不成熟而失败。公元221年，孙吴在广西北海市合浦以南的南岭以北划定了广州，以南部为交州，荆州市和交州基本确定了孙吴的疆域范围。

孙亮、孙休在位期间，三国鼎立格局相对稳定，境内也较为安定，处于平稳发展时期，此时期的政区建置主要示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作局部调整。孙亮时期，北部边境多事，疆域内部政区调整集中在太平二年(257年)。孙休时期，孙吴平定孙綝叛乱后，境内稳定，政区建置也相对稳定。永安七年（264年），为便于治理，孙吴从交州划出南海、苍梧、郁林、高梁四个郡，设立了"广州市"。交州和广州的行政区划设置被历代所沿用。

孙皓时期（264-280年），三国鼎立的局势瓦解，吴国与晋国的实力出现极不均衡的对峙。在外部，晋朝王朝频繁介入，而内部则存在叛乱势力与敌对政权的相互呼应。孙皓时期首先面临的危机出现在交州，随后是荆州。政区建置在这一时期划分较小，延续了孙吴自建国以来的经略与开发成果。孙皓在扬州市和荆州的郡级政区建立体现了这些开发成果的反映和巩固，而交州和广州的郡县建置则与当时的司马氏势力有关。为此，孙吴投入大量的军事和人力资源，刺激了地区的发展，建立了许多新县、新郡。

孙吴的疆域范围广阔，北至庐江郡（今江苏省中部），南抵日南郡（今越南中部），西达交趾郡（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东临东海，占据四大州，分别是北部的扬州、中部的荆州、南部的广州和西部的交州。孙吴的领土跨越多个省份和国家，包括今浙江、福建、江西、广东、湖南、江苏、广西、安徽、湖北省、重庆、上海市，以及今越南的北部地区。孙吴共有四个州，分别为扬州、荆州、广州、交州。据统计，孙吴在公元280年灭亡时共领有4州、45郡、2都尉、1典农校尉、2属国及328县。

孙吴政权为宽容豪强地主推行领兵制、复客制和奉邑制，将大批屯田民赏赐给大豪族，而当时又有不少编户齐民为逃避赋役而投奔大地主，变成私家佃客，因此孙吴政权的人口结构包括编户齐民、不编入国家户籍的屯田民和藏匿豪族大姓的部曲、佃客和荫户，再加上大批未列入户籍的少数民族人民。孙权建立国家后，为增加人口数量而平定山越地区，并采取"羸者充户，强者补兵"的政策以吸纳更多的人口。此外，孙吴还通过骚扰淮南地区来获取更多的人口资源。

不同史书上关于孙吴人口存在争议，根据《三国志.吴书》的记载，天纪四年（公元280年）孙皓向晋朝投降之时，晋龙骧将军王濬接收孙吴的人口图册，图册显示孙吴有五十二万三千户，230万男女人口；而《晋书·地理志》中记载孙吴赤乌五年（公元242年），孙吴的男女人口有240万；《续汉书》中记载正始五年（公元244年），孙吴的兵户有九十二万三千户。学者余鹏飞认为《三国志》和《续汉书》的记载不实，但在《三国志》《晋书》《续汉书》等史籍中并未记载孙吴豪强大族隐匿人口、周边少数民族人口和国家编户齐民等的具体数字，因此探知孙吴总体的人口数难度较大。

现代历史学者赵文林、谢淑君根据现代科学方法——复原学的原理，通过现代概率、统计、模拟、函数逼近等各种数学工具推断和研究，得出孙吴几个主要年代的具体人口数字：221年吴国有四十七万八千户，222年孙吴改元为黄武年间时，估计人口约为280余万人，其中包括20-30万山越族人和24万水陆士兵。在吴国在252年人口数量接近300万，士兵约有36万，280年孙皓投降时孙吴有五十五万八千户，但根据西晋政府调查统计，加上未入国家编户内的各地少数民族人口，总共有六十一万一千四百户，因此实际上吴国在灭亡之前的总人口数达550多万。

孙吴的中央官制及政治制度并未见于《三国志》等史册，但从孙权至孙皓的帝王本纪中可以看出孙吴在中央设置有太子师傅（太子太傅、太子少傅）的官职，一般由名儒、名士担任，比如程秉、张温、 阚泽、吾粲、诸葛恪、甘昌、贺邵、薛综、吴、孙弘、薛莹等人，教授范围涉及选择经传教学、制定礼仪、正历法、备咨询等，此外太子的师傅还兼有选拔东宫官属的职责。孙吴除了沿袭两汉的行政制度和官制之外，为巩固统治和加强君权还于黄武年间新设有校事官（典校、典郎等），直到孙皓期间仍然存在；三国时期比较重要的中央丞相制度在孙吴也有体现，孙吴的丞相制度是常设的，有自己的属官，也有 选拔官吏、统率百官、统率三军和坐镇吴国军事重镇的权力。不过孙吴的录尚书事（或平尚书事、领尚书事等）并没有对军国大事的决策与执行权，只是以皇帝的私人参谋资格参与皇帝的决策，通常也不是常设的。孙吴的加官制度也是中央行政制度中的重要内容，主要有加将军号、侍中、奉车都尉等官职。

孙吴重视控制地方州郡并实行州郡制度，孙坚、孙策和孙权父子三代都将州郡大权集中于皇族成员，孙吴政权在会稽郡、丹阳郡、吴郡、豫章郡、江夏郡、广陵郡等地区设立重要的地方行政单位，并由皇族成员担任管辖职务，同时皇族成员会随孙氏家族出征，并在战后担任地方郡守官的职务。但由于孙吴控制的长江以南区域内险岩深渊和关隘隔阻，致使交通和语言不便，形成了许多地方豪族势力（如吴郡四姓顾、陆、朱、张家族），他们占据大量土地和僮仆并世居高位，各自有其独特的家族传统。在南方强宗豪族区域性割据的环境中，家族群体的凝聚力得到了加强。孙氏父子利用家族群体内部的凝聚力向南方扩张，并与江东的名族建立了姻亲关系。他们利用战乱时机，将家族群体内部的组织系统和联系功能全面地政治化，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士族国家政权体系，即士族政治。

此外在孙吴的统治范围内还存在山越等少数民族势力，这些势力以宗族为核心的武装组织，孙策领导江东期间将地方政治代表江东大族视为主要的攻击的对象，尽管山越有时依附于江东地方政治势力，但他们本身并不是独立的政治力量，为此孙策对山越进攻相对较少，只是和与祖郎、严白虎等地方割据势力关系密切的山越作战；孙权掌管江东之后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对付社会地位较低的山越势力，孙权统治前期即黄武（222年-229年）之前对山越以征战为主，孙权统治后期多威恩诱降，掠夺山越人口。相比山越势力，孙吴统治范围内的蛮族也是一支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主要有三峡地区的宜都和建平郡夷、沅江和澧水的武陵郡夷、襄阳市西南的柤中夷，孙权基本上对蛮族渠帅采取拉拢政策，对局部势力如武陵郡夷进行战争，但孙吴始终未能将蛮族势力彻底征服。

孙吴政权在地方行政上还有岭南地区比较重要，孙吴一方面加强对岭南，另一方面对岭南采取以抚为主、镇抚相结的政策。孙权统治前期，孙吴对岭南地区主要是重用岭南大姓士氏（比如士燮、士壹等），利用他们来管控岭南，直到士去世后孙吴将岭南大族诛灭，之后孙吴在强化对岭南控制的同时，大规模掳掠岭南人力，同时抢掠岭南出产的名贵珠宝、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鹦武、翡翠、孔雀等特产。此外岭南行政设置在孙吴时期也有较大发展，孙吴为摆脱士氏家族对交州的控制，将交州治所迁到番禺，并于吴黄武五年（226年）割南海、苍梧县、玉林市三郡为广州市，交趾、日南、九真、合浦四郡为交州，同时在原有七郡的基础上增置新昌、武平、九德、临贺、桂林、高凉、高兴、宁浦八郡。

孙吴政权的创始人孙坚，吴郡富春人，相传是春秋吴国名将孙武的后代。他与儿子孙策、孙权依靠世家大族的支持，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终于建立了鼎足一方的东吴政权。东汉末年，中原地区成了军阀混战的场所。北方的世家大族带领他们的宗族、宾客和部曲避难南渡后,迫切需要依附于某个强有力的人物，以求在南方站稳脚跟，既可进，也可守。江东以吴郡顾、陆、朱、张为首的世家大族更希望有一个理想政权来维持江东的稳定局面，以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当时，正在不断向江南扩张势力的孙策、孙权兄弟正是他们理想中的人物。因此世家大族皆追随孙氏，为之出谋划策、攻城占地。

孙权在政治上十分依靠世家大族，孙吴政权为了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又推行赐田复客制和世袭领兵制。由于孙吴政权的大力培植，世家大族的势力迅速发展起来，其恶性膨胀与孙吴政权产生矛盾，孙权晚年时期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日益激化，江东世家大族由于参与太子与鲁王之间的储位之争，因而被孙权严厉惩处，比如陆逊外甥（顾雍之孙）顾谭、顾承、朱据等。末代皇帝孙皓统治时期，孙吴腐朽不堪的政治和孙皓本人的昏庸残暴，引起以陆凯为首的江东世家大族的不满，孙皓在陆抗死后对陆家强行打压，致使孙吴政权与世家大族的矛盾不断激化，孙皓投降后世家大族与其分道扬。

孙吴地区主要使用“火耕水”的耕作方式，同时重视牛耕。孙吴实行了屯田制度，从建安时期开始，持续了70多年，通过集中领导和统一管理的方式进行。孙吴的土地开发与水利建设同步进行，大规模的屯田活动也伴随着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形成了太湖农业经济区。太湖地区广阔的屯田区域的耕垦过程实际上就是农田水利建设的过程，主要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太湖堤塘的修筑，其次是海塘的兴建，因为太湖地区的东南部与大海接壤，沿海居民修筑了海塘以防止海潮入侵，改善沿海的盐碱地。第三是平原河渠沟的开凿，为农田排灌提供了灌溉和排水系统。第四是运河的整治和开凿，提高了水路交通的便利性。孙吴政权在长江中下游的滨江地区设立了十多个屯田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区域。以皖口为中心的是江北屯区，以武昌为中心的是南北诸屯区。这些屯田区为孙吴政权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由于孙吴的工匠们掌握多种专门技艺，因此在江东地区形成主要包括纺织丝织业、造船业、制瓷业、制盐业、冶炼业等手工业门类。随着征调制度逐渐形成和发展，被征调的手工工匠逐渐成为官营手工业的主要劳动者。永安六年（公元236年），孙吴统治者还“科郡上手工千余人送建业”，以充实官营手工业作坊。他们在人身地位上被普遍认为高于奴婢和刑徒，但低于一般自耕农以及以家庭为单位的人，这表明他们的整个家庭处于被控制或被奴役的地位。他们的户籍状况与土家和兵户略有相似之处，身份大致上是世袭的，不能随意更改。这显示出他们对于封建政权或势力集团具有明显的依附性。

孙吴纺织业以葛布、麻布为主，由于统治者重视劝课农桑，致使三吴地区出产“八蚕之绵”，并作为“乡贡”，其中诸暨市、永安一带的丝质较好，经常为孙吴皇室的丝织品提供原料，且孙吴丝织品的花纹种类丰富，吴王赵夫人能织作龙凤和五岳列国地形锦，但孙吴的丝织品产量不如蜀汉；孙吴设置司盐校尉和司盐都尉负责盐业生产，比如在吴县、芜城等地盛产海盐，虽然孙吴政权重视海盐生产，但统治者对盐工剥削压迫残酷程度较深，致使制盐工人与官吏的矛盾持续存在；孙吴在江南各个产铁的郡县设置冶铁令和冶铁丞，主要的冶铁中心是梅根、建业和武昌，尚方作部即为冶铁典造军器的机构，孙吴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大帝孙权曾采武昌山的铜铁铸造刀剑。

由于孙吴地处长江下游，江河水道分布密集，整体的经济繁荣，同时孙吴历任皇帝都重视治理水军，因而孙吴造船业在三国中最为发达。重要的造船基地包括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黄鹄山（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长沙郡洞庭湖地区和豫章郡鄱阳湖区等长江中游地区，此外孙吴统治者还在永宁县附近的横藇船屯（今浙江省平阳县）、建安郡（今福建省建瓯县南）、温麻船屯（今福建省闽侯县）、南海郡的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交趾郡和日南郡等沿江沿海地区设置造船工场，并设置有典船校尉一职管理造船工业。孙吴水军的主力战舰是蒙冲和斗舰，其次是走舸、舫、舻等。

孙吴时期的长江流域商业贸易十分发达，在长江下游的建业（今南京），是南方地区的商贸中心，设有大市、小市和北市，商业活动十分繁荣。孙吴的市场体制基本上延续了前代的旧制，但是与秦汉相比，南方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是商业活动逐渐活跃起来，各地经济交流日益密切，市场体制开始突破旧的制度束缚，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例如，京师市场的传统格局“面朝后市”被打破，政府对商业活动的控制和垄断得到一定程度的放松。政府通过和市征购、征收商税等方式来控制交易，并满足封建政权的需求。孙吴统治者为加强对商业和管理，专置司市中郎将，而且对盐、铁、酒、海和湖泊盛产的珍珠实行专卖，不准私人经营。此外，出现了类似于今天商业经营者支付场地或商铺租金的概念，被称为“钱”或“地僦钱”。

同时孙吴的统治者还与曹魏、蜀汉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进行平等的商业贸易和边境互市，比如孙吴在江夏一带、弋阳（今河南省璜川县）设置与曹魏政权的互市场所，嘉禾元年（公元232年）三月，孙权派周贺率领船队并携带礼物北上与辽东太守公孙渊进行官方贸易，但边境互市会受到三国之间政治和军事形势的严重制约；黄武二年（公元223年）夷陵之战后，诸葛亮与孙权重新缔结吴蜀同盟关系，并互相派遣使者互换方物，其中两国交换的物品最多的是孙吴的锦缎和蜀汉的马匹；孙吴重视与交趾郡等南部越族的民族贸易，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万余军队渡海通使夷洲及亶洲（台湾），这是有关大陆同夷洲、亶洲少数族贸易联系的最早记载。除此之外，由于孙吴造船业发达因而对外贸易兴盛，孙权曾派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出使扶南国，同时也间接地了解到天竺国的情形，之后在黄武五年（公元226年）与大秦商人字秦论有商业贸易往来。

由于矿产资源开发不足，孙吴所控制范围的武昌铜矿大多用来铸造铜镜、刀剑兵器等器物，因而孙吴铸造的货币数量与曹魏、蜀汉都比较少，但孙权铸造的钱币面值数比魏蜀两国较大，由官府控制铜料铸造比值合理的大钱，并“设盗铸之科”禁止私人铸钱，孙吴主要铸造的钱币包括一当五百的大钱、当千大钱，此外孙权为聚敛财富还铸有“大泉二千”“大泉五千”面额更大的钱币，但此举致使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最终孙权被迫于赤乌九年（公元246年）下诏停止使用大钱，并将大钱用以铸造器物，而在市场上更多流通谷布帛绢等实物。

孙吴是建立在宗兵部曲众多的江南地区的一个政权。他们采取了特殊的授兵制度，既承认世家豪族拥有部曲的实际情况，同时限制了大族领兵的规模，并将这些部曲纳入国家编制中以进行控制。孙吴普遍授予兵权以亲近各位将领，并按照世家豪族的势力进行分配。这种部曲化的军队加强了兵将之间的联系，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授予兵权是国家所有的，而随从的客属是私人的，但实际上，授予兵权也与土地紧密相连，相当于国家将兵力授予个人，并与土地绑定。因此，这些部曲事实上成为私人的随从。然而，这种私属部曲通常只限于终身领兵。主将去世后，国家会重新封授兵权，通过这种方式，孙吴政权牢牢地控制着部曲。孙吴的部曲既从事军事行动又从事耕种，这从客观上加强了对江南地区经济的开发。

孙吴政权主要实行了授兵制度、奉邑制度和复客制度这三个军事制度。授兵制度是指授予兵权，也被称为给兵。在这个制度下，宗室的将领相比异姓将领更有优先权，通常授予的兵力限制在三千人以内。江南和江北地区的世家大族往往在文武两方面都有才能，他们都有领兵的资格。文臣和文士只要被授予将军、校尉、都尉等头衔，也可以领导兵力。只要被封为将或侯，都可以被授予兵权。奉邑制度是与授兵制度相伴而行的军赋食邑制度。奉邑属于国家所有，仅用于缴纳租税供养军队。那些领兵的将领如果没有奉邑，通常还兼任太守或县令的职务。复客制度是政府赐给兵主的私属，他们不需要服役，因此被称为复客。复客制度是授兵制度和奉邑制度的一种补充或调节形式。由于授兵和奉邑在法律上都属于国家所有，国家有权随时收回这些权益。

孙吴与蜀汉、曹魏之间的外交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立足”外交阶段。在袁绍、曹操和孙策三个割据势力中，孙策的实力较弱。为解决江东内部问题，孙策将外交战略的重点放在与北方强大势力的良好合作上。孙策既不与袁绍敌对，也不与曹操为敌，甚至与曹操达成了“和亲”的协议，采取了保守的外交政策。

第二阶段是“均势”外交阶段。在官渡之战后，曹操统一了北方，而赤壁之战后形成了孙吴、蜀汉和曹魏三足鼎立的局面。孙吴选择了“孙刘联盟、共抗曹操”的外交策略，孙权将荆州借给了刘备，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区。在孙刘联盟中，孙吴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在建安十六年，孙吴计划将刘备的儿子刘禅作为人质，以强力攻取益州，但最终以失败告终。随后，蜀汉的实力逐渐壮大。为此，孙权派遣吕蒙袭取荆州，与曹操和好。刘备失去了荆州后，发动夷陵之战以讨伐孙权。公元223年4月，刘备在白帝城去世，诸葛亮辅佐刘备的儿子后主，蜀汉与东吴重新建立友好关系。

第三阶段是“扩展”外交阶段。孙吴与蜀汉保持互通友好的外交策略，共同抵抗曹魏。同时，孙吴还频繁派使者前往辽东，意图与辽东建立外交关系，并扩大外交范围。

在辽东与孙吴国之间横隔着曹魏。在29年，孙权为了统一中原，派遣张刚和管笃出使辽东，希望与辽东结盟，共同对抗曹魏。孙权曾多次派遣使臣通过海路前往辽东，与公孙渊进行互市贸易，交换马匹，并希望公孙渊与孙吴一起共同对抗曹魏。然而，由于公孙渊的反复无常，导致双方的交往中断。

孙吴时期，与天竺（即今天的印度）之间的交流十分频繁。孙吴时期，天竺的高僧支谦和康僧会来到吴国，传播佛教教义，推广佛法，并产生了重大影响。除了佛教高僧传播佛教经典和佛法外，印度的佛教音乐也在孙吴时期传入中原地区并对其产生影响。孙吴时期的使节也曾在海外与天竺的使臣会面。

孙吴还与大秦（即罗马帝国）保持联系。根据《梁书·诸夷传》的记载，孙权在黄武五年（226年）迎接了来自大秦的商人秦论。此后，大秦商品如玻璃和金刚石传入了孙吴的长江流域。在孙吴时期，西方人佩戴钻石戒指以辟邪的习俗也为中国人所知。

在孙吴建国之前，江南与朝鲜半岛之间已经有了交流。根据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材料，长江流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国的稻作农耕技术通过东海航线输出到朝鲜半岛，在平壤的南京和南汉江的欣岩里等地得到发展。在公元前后高句丽、百济和新罗相继在朝鲜半岛形成国家。根据文献记载，孙吴嘉禾二年（233年），孙吴已与朝鲜半岛的高句丽进行交流。

孙吴时期与日本的交流也十分频繁。许多在日本古墓中出土的铜镜都是由孙吴制造的，例如山梨县鸟居原古坟出土的“赤乌元年”（238年）对置式神兽镜和兵库县安仓古坟出土的“赤乌七年”（244年）对置式神兽镜等。这些吴镜的存在表明查洲人民通过海上贸易到达孙吴的会稽郡。日本将“吴”字读作"Kure"，与“暮”字的发音相同。这是因为中国的吴地在日本的西方，日本人认为那是日落之地。从中国安徽省马鞍山市出土的孙吴朱然墓的随葬品可以证明孙吴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存在。例如，许多来自中国南方的工匠前往日本，其中一条路线是从会稽郡东冶县（今天福建福州一带）出发，经过夷洲和琉球王国，最终到达南九州的种子岛。在孙吴之后，东晋和南朝时期的南方工匠继续前往日本，日本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仍将东晋和南朝称为“吴国”，称其人为“吴人”。从中国南方传来的人员和物品都被冠以“吴”字，例如“吴织”、“吴衣缝”、“吴服”和“吴床”等。甚至东渡的“吴人”在日本的定居地也被称为“吴原”。

孙吴自从派遣将军卫温和诸葛直航海到夷洲（今台湾岛）后，中原地区南部与南洋地区的交流日益频繁。海南诸国和印度的香料通过海路输送进入中国，其数量也逐渐增加。其中，林邑的特产玳瑁、贝齿、吉贝（即棉花）、沉香木等商品通过海路与孙吴进行商贸，尤其是吉贝（棉花）。此外，甘蔗制糖技术也传入了珠江和长江流域，对人们的饮食习惯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中国的儒学思想和各种节日风俗也传入了林邑国。林邑国的士人许多人学习汉文，对中国的了解也逐渐加深。此外，孙吴与金邻国（今泰国西南部和缅甸一带）、林阳国（今缅甸境内）、奴后国（今缅甸境内）、歌营国（今马来半岛南端）、奴调国（又称姑奴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以及斯调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等国家也与保持着海外联系。

孙吴政权建立后，佛教通过"南下"和"北上"两条路径在江南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其中，洛阳市等地的支谦是南下弘扬佛教的代表人物。据《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从黄武元年（222年）至建兴年间（253-254年），支谦一共翻译了36部48卷的经典。支谦南下传教后不久，佛教又通过海路北上，传入林邑（今越南南部）、扶南（今柬埔寨）和交州（今越南北部）等地，进一步传播到江南吴地。而最早将佛教文化从交趾传到江南吴地的天竺僧人应该是维难和竺将炎。另外，著名高僧康僧会对将佛教引入江南民间作出了重要贡献。康僧会获得孙权的支持后，在各地建立茅屋和佛像，通过讲述天堂、地狱等神奇故事吸引民众信仰佛教。康僧会还在建初寺翻译了许多佛教经典，并注解了《安般守意》、《法镜》和《道树》等经典。尽管孙吴后期的一些统治者曾对佛教采取压制政策，但康僧会将佛教教义与中原地区的儒学和道教结合，不仅向统治者宣传佛教教义，还重视在民间进行传经布道。由于佛教通过支谦和康僧会等人的努力从不同途径传入吴地，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两大体系都在吴地得到发展，并将佛教教义与中国的文化相结合，使佛教在吴地的中国化特色在起初就得以展现，为佛教文化在吴地的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外，道教也在孙吴时期在江南地区传播。最早传入江东的是于君道派。据说，这个道派是由东汉顺帝时的术士于吉传承而来，代表人物有于吉、容嵩和桂帛等人。在汉末三国时期，这个派别传入江东地区。孙吴称帝后，对道教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除了于君道派在江东地区的传播外，道教还在青、徐和巴蜀等地区先后传入江南地区。

在孙吴政权建立后，江南地区的“尚巫”风气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尽管其中一部分被吸收为道教巫术。从孙吴统治者的信仰情况来看，尚巫现象相当普遍。除了统治者尚信巫术外，民间巫术也广泛存在。根据《三国志·吴书·妃嫔传》所引《搜神记》的记载，孙峻曾杀死朱夫人，并埋葬在石子冈，后来想要改葬，但不知道具体位置。然而，宫人们知道朱夫人丧生时穿的衣服，于是让两位巫师住在同一处，寻找葬地。不久后，两位巫师都描述了朱夫人的年龄、相貌和葬地，出人意料地一致，于是打开墓葬，发现衣物正如两位巫师所说。这表明巫师可以通过亡者的衣物来辨别其坟墓。

孙吴地区的经学家主要由汉末流亡至江东的江淮儒者和本土学者组成。他们的学术源流可以追溯到东汉经学的传承。其中一些经学家如士燮、张统、诸葛瑾等人早年曾游学洛阳市。还有一些人虽未亲自游学洛阳，但受业于汉末著名儒者。例如，程秉先向郑玄请教，后来在交州向刘熙学习；薛综也曾拜刘熙为师。

由于交州地处偏远，汉末成为文人避难的地方，因此成为孙吴地区的学术重镇。同时，荆州市的学术也相当发达。刘表在此地统治了19年，并积极发展学术文化事业，推广儒学，使荆州一度成为取代洛阳的全国学术中心。荆州的学术对孙吴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陆绩、虞翻等人都曾阅读过荆州名儒宋忠的著作。

孙吴时期流行的是古文经学，尤其重视《左传》这部儒家经典。孙策和孙权兄弟都曾研读《左传》。在今文经学方面，虞翻和陆绩在《周易风水》研究方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虞氏注重孟氏的《易经》，陆氏则注重京氏的《易经》，两者都属于今文经学。

孙吴统治者出身寒门卑族，与崇尚儒术的世家大族不同，缺乏学术文化修养。孙权虽受过儒学启蒙，但学植有限；从其文化取向上看，孙权崇尚“驳杂”和实用，他虽未明确排儒，但更重视可资实用的法术、兵家与史书。孙权教育诸子，可谓重视，选调了不少名儒为师傅、宾友，但其最重视的教学内容还是近代史，目的在于培养其后继者的政治才干。孙权当政数十年，无心设博士、建太学，使吴国的儒学教育长期处于涣散的状态。孙吴时期江南地区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主要有赖于儒学名士主持之“私学”、儒学大族之“家学”及地方宫员所资助之地方“学官”。

孙权注重历史教训，要求继承者和大臣学习历史，同时设立史官职位并重视国史编工作。他曾命太史丁孚、郎中项峻等人撰写《吴书》，即当时的国史。在孙亮和孙皓在位期间，又让太史令韦曜、左国史薛莹、右国史华服等人续写国史。

孙吴时期涌现了一些新的纪传体史书和地方志著作，并在史书的体例上有了进一步创新。其中，谢承的《后汉书》是纪传体史书的代表作，韦昭的《吴书》则是孙吴时期的一部当代史著作。韦昭的另一个史学成就是备受推崇的《国语注》（又称《国语集解》），该书聚合了前人对《国语》的注释成果，并参考了五经《左传》《尔雅》等大量古籍，涉及文字训、年代、地理、名物、典章制度、职官、考订史实等多个方面。

孙吴时期的史学成就还包括韦昭的《汉书音义》（7卷）、《洞纪》（4卷）、《官仪职训》（1卷），以及吴太子太傅张温的《三史略》等著作。此外，地方志书和人物传记方面也有相当突出的成就。例如，谢承的《会稽先贤传》（7卷）、陆凯的《吴先贤传》（4卷）、徐整的《豫章烈士传》（3卷）、张胜的《桂阳先贤画赞》（1卷）、顾启期的《娄地记》（1卷）、朱育的《会稽土地记》（1卷）、万震的《南州异物志》（1卷）、沈莹的《临海水土异物志》（1卷）等。

孙吴时期的文学虽整体上呈现冷寂状态，但仍有一些文士凭借个人兴趣和才华，在相对淡薄的文化氛围中创作了一些有价值的诗歌、赋文和文章，为吴国的文学增添了一抹亮色。其中包括张纮、胡综、戴良、韦昭、华照、薛综、薛莹和杨泉等人。

孙吴时期的书法家中，皇象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擅长草书，被尊称为“书圣”。在历史上，孙权、孙休和孙皓等吴国皇帝都在书法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在唐朝张怀瓘的《书估》中，孙权和孙皓被列为第三等，与谢安、王导并列。明代杨慎的《法贴神品目》中记录有吴大帝孙权于黄武二年在杭州粟山刻字的事迹。孙权擅长善行书和草书，孙休也擅长书法，而孙皓则擅长行书、隶书、小篆和飞白，他的书法被庾肩吾评价为“体裁绵密”。

孙吴时期著名的碑刻主要有《天发神谶碑》《葛府君碑》《禅国山碑》和《谷朗碑》，被誉为“吴碑四种”。其中，《天发神谶碑》和《禅国山碑》被视为孙吴时期书法中的两大杰作。《天发神谶碑》又称《天玺纪功碑》、《三段碑》或《三击碑》，刻于孙吴天玺元年（276年）。《禅国山碑》又称《封禅国山碑》、《国山碑》、《天纪碑》、《团碑》或《囤碑》，位于今江苏宜兴市善卷洞附近的离墨山西山岗上，刻于天玺元年（276年）。《谷朗碑》全称《吴九真太守谷朗碑》，立于孙吴凤凰元年（272年），原保存在湖南来阳杜公祠内，是楷书和草书创作阶段的重要碑刻。

绘画方面，孙吴时期的主流继承了两汉时期强调绘画的社会功能和鉴戒作用。受到统治者对佛教的支持和倡导，绘画作品中涌现出许多与佛教相关的内容。此外，在绘画形式、手法和技巧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曹不兴是当时最著名的画家之一，他在传统神话、历史故事等题材的基础上，开拓了人物、宗教、花鸟、禽兽等更广泛的题材，为孙吴时期的绘画艺术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活力。

孙吴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平原出土了大量佛教造像雕塑、反映社会生活场景的陶瓷和砖石雕塑作品。此外，在孙吴的基葬中经常发现伴随葬的建筑模型、仓储设施、谷物加工、庖厨、家禽和家畜等明器。其中，陶质或瓷质的谷仓罐上常堆塑层层的亭台楼阁，并设有门阙；楼屋门口及周围常堆塑各种人物、胡僧、佛像、百戏、伎乐、祭奠等内容；罐的上部有热闹的百鸟争食的场景；罐的腹部除了贴饰佛像外，还贴塑执杖俑、羽人乘神兽和龟蛇、鱼、爬虫等形象。有些谷仓罐上还堆塑有龟碑刻，刻有年号、产地、幕主身份和吉祥语等，展现了一个幻想世界，融合了天上、人间和地下的神人杂处、荒诞离奇的景象。

孙吴时期的音乐经历了较大的发展。孙吴对音乐改曲和改制曲名，并重新填词，以适应当时的需求。例如，汉代的《短箫铙歌》乐曲被改编，并列于鼓吹之中，多用于序战阵之事。孙吴为了表达功德，曾让韦曜进行改编。此外，金石乐器和鼓吹乐在礼仪用乐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孙吴宫廷注重礼乐建设。孙吴的说唱文艺也颇受欢迎，形式相对先进，并在各种场合得到广泛应用。其音乐承袭了汉代的制度，但丝竹乐更加盛行，乐器组合更加丰富。因其注重丝竹乐的特点，对东晋南朝以丝竹相和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相和大曲、清商乐以及后来的其他大曲音乐产生了重要影响。

孙吴时期南方地区的舞蹈具有轻歌曼舞的特点。其中，拂舞起源于孙吴，舞者手持拂，因而得名《拂舞》，又被称为《白符舞》或《白鸠》。白舞则是一种创制于南方吴地的民间舞蹈，后来被引入宫廷，成为宫延夜宴中常见的舞蹈。舞者身材轻盈，身着美丽洁白的白纻舞衣，在曼妙的歌声伴随下舞动。

孙吴时期武术也取得了一项重要成果，出现了一些较为稳定的器械练习套路。在安徽马鞍山市的孙吴朱然幕中，发现了一件漆盘，盘底绘有一幅《童子对棍图》。图中展现了两个可爱的小童在平地上，下摆弓箭步，上身向前倾斜，双手高举棍棒，互相进行击打和挡击，按照一定的套路练习棍术。这表明按照规定的套路进行练习是提高武艺的基本途径，这一成果在孙吴时期的武术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孙吴时期，南方地区的主食品种比北方更加丰富。普通百姓的饮食以素食为主，主要依靠粮食和蔬菜。除了稻米作为主食外，还有麦饭、粟饭、豆饭等杂粮食品用来填饱肚子。蔬菜方面，盐菜是主要的菜品。由于长江中下游平原拥有众多湖泊和水系，适宜于水生植物的生长。作为副食品，南方人喜欢食用鱼类，尤其是鲈鱼。在孙吴时期，南方鱼类的加工制作达到了较高水平。腌鱼、槽鱼等被制成了便于贮存的，也有干鱼片等新鲜的食用方式。另外，以鱼为主要原料制作的脍也很受欢迎。各种淡水鱼和海鱼都被细细切片，加入调料如葱、芥等直接生吃。孙吴时期食用的蔬菜品种主要包括葵，又称冬葵或冬寒菜。孙吴时期，饮茶和饮酒的风气开始形成。不仅民间种植茶叶和酿造酒，士人们也喜欢自娱自乐地品茶和饮酒。茶和酒成为当时人们的日常饮品。

孙吴时期的服装制作主要采用葛、麻和丝等原料，这种服装被称为白衣，也被称为布衣。在整个六朝时期，随着南北地区的民俗交流，北方少数民族中流行的上身褶子、下身裤子的"裤褶服"不仅在中原地区盛行，也在南方民间广泛流传。孙吴初期的男子服装虽然穿着襦衫和裤子，但在外面仍然穿着裙笼。如果只穿襦衫和裤子而不加裙子，那在公众场合就被视为极不礼貌的行为。男子的礼服是袍，袍是一种外表和内里都有的长衣。文官、武官、白衣官员都有五时朝服，包括色袍以及黄、青、黑、白等不同颜色的袍子，但实际上通常穿的是绛色袍。女子的服装基本上是上衣和下裤的组合形式，例如袴褶、幡裙、袄裤等，这些都是妇女在日常劳作中常穿的服装。

孙吴时期在长江以南地区兴建了许多著名建筑，最早多用于军事和宗教用途。其中，黄鹤楼和岳阳楼是著名的建筑之一，均始建于孙吴时期。黄鹤楼建于223年（黄武二年），最初是为了军事目的而建造的夏口城一角瞭望守戍的“军事楼”。随着江夏城的发展，黄鹤楼逐渐演变为官商行旅的观赏性建筑，被视为宴会和游览的场所。岳阳楼则建于220年左右，最初被传说为鲁肃的“阅军楼”，后来称为“巴陵城楼”。石头城是南京的著名六朝遗址，全长约3000米。孙权于211年迁徙治所到秣陵街道（今江苏南京），第二年在石头山金陵邑原址筑城，取名石头。作为长江险要的要塞，石头城被称为“石城虎踞”。

民居建筑在孙吴时期继承了传统风格，展现了南方独特的秀丽、柔和和灵巧的特色。一般平民家庭多居住在茅屋中，这反映了战乱时代因简陋而简单的特点。孙吴时期普通百姓的住房多采用木结构，墙壁采用土墙，屋顶多为平顶，房屋通常围成庭院，并设有畜栏和厕所。最简陋的住房则完全由草、竹等天然材料建造而成。其中最简陋的称为"蜗牛庐"，它是用草构筑而成，形状像蜗牛壳，因此得名。鄂城区孙吴孙将军墓出土的明器瓷院落展示了当时官员宅邸的情况。围墙、庑殿、前堂、正房、厢房等建筑有序排列，比一般民居更加规整。孙吴时期的住房中设有床帐。

孙吴时期，在统治相对稳定的南方地区，出行和交通工具取得了巨大进步。尤其是水上交通路线的开辟和陆路交通的结合，不仅形成了以建业为中心的连接南方各地的交通网络，而且海上对外交通也更加发达。从建业向南经过丹阳市（今江苏丹阳），通往吴郡（治今江苏苏州）、会稽（治今浙江绍兴），并延伸到永嘉（治今浙江温州）、晋安（治今福建福州）等地；再加上四通八达的水路旅行交通，可以到达东南各地。当时，东南水运以建业为中心。建业靠近长江，可以充分利用天然的长江水道。

孙吴时期的社会中，门第婚姻观念和制度尚未完全形成。孙吴皇室在选择妃子时，并不过分重视门第地位，甚至选取了一些出身低微的良家女子或犯罪家庭中的女子为宫中侍奉。例如，孙权的潘夫人就出身卑微。在孙吴时期，女子的改嫁和寡妇再嫁是很常见的事情。政治联姻是扩大政治权益的重要手段，在孙吴统治集团割据江东期间，内部政治联姻的现象非常明显。二委并嫡的现象在东汉末年开始出现，并在孙吴境内也存在着二妻现象。在孙吴时期，女子终身忠诚于一位丈夫的意识尚未完全形成。人们并不避讳婚外性关系，男女私通的现象相对常见，在社会各个阶层中都存在，尤其是贵族妇女与宫闱之间的淫乱行为更为严重。

孙吴时期的丧葬礼仪基本上延续了汉朝的制度。丧葬仪式分为葬前礼、葬礼和服丧礼三个阶段，具体程序如沐浴、饭含、停尸、小敛、大敏、下棺等与汉代基本相同。妇女的丧葬礼仪与男子大致相似，但由于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风气，妇女的丧葬礼仪与丈夫息息相关，丈夫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妻子的丧葬规格。如果是正妻，可能会安排树葬。然而，如果皇帝的宠妃去世，丧葬事宜往往超过正常规格。夫妇合葬在孙吴时期仍然是丧葬的基本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