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是指1991年12月26日苏联分裂为15个国家的事件。

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到赫鲁晓夫时期，政治上体制高度集权，个人崇拜盛行；经济发展上陷入停滞，轻重工业比例失调，发展畸形；国际上与美国军备竞赛，受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影响；社会上加盟共和国要求独立的呼声愈高，民族矛盾尖锐，意识形态混乱。

首先是1989年9月23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共和国主权宣言，宣布为主权国家。此后一年间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198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实现政治体制自由化。1989年11月，东、西德两国之间开放了国界，柏林墙被摧毁。10月3日，民主德国不复存在，与德国实现统一。1990年7月12日，鲍里斯·叶利钦（苏联解体后首任俄罗斯总统）在苏共二十八大上率先宣布退出苏共。6月12日，俄罗斯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总统选举，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1993年12月12日，改称为“俄罗斯联邦”。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职务；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正式解体，原属苏联海外的财产和外交机构均由俄罗斯继承并接收。

苏联的解体结束了东西方长达四十年的美苏冷战状态，两极格局终结，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从地缘政治上，苏联解体缓解了周边国家的压力，世界进入相对持久的和平环境，越来越多的国家、经济体卷入了发展市场经济大潮，经济全球化发展加快。苏联的解体，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重要节点。国家职能严重退化，弄虚作假盛行，贪污腐败成风；休克疗法的财政货币紧缩政策，使得俄罗斯原本资金短缺型的经济越发拮据；俄罗斯人口贫富两极分化比例扩大，犯罪行为增多。苏联解体是社会主义事业前进道路上遭遇的前所未有的挫折和损失，使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明显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苏联最高苏维埃，在地方则是各级苏维埃。从约瑟夫·斯大林时期开始，苏共是执政党，党的领导人员兼任国家机构的领导人员，从上至下的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集中到党的书记手中。由此经过权力的层层集中，形成了个人领导的体制。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继任后对苏联政治体制进行了改革，主要批判了斯大林个人崇拜与加强集体领导。首先是党政最高领导职务分开，不能同时兼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与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马林科夫辞去苏共中央书记，主要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一职。其次赫鲁晓夫提出了干部更新制度，对约瑟夫·斯大林时期的干部领导终身制做出了改变，要求每次选举都要按照一定比例对领导人员进行更换。1958年3月，赫鲁晓夫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身份兼任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党政最高领导大权集于一身，集权现象依旧存在。

1964年10月16日，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担任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废除了”干部更新制度”，采取稳定领导干部队伍和提高领导干部素质的方针。苏共二十三大上对党章进行了修改决定取消关于干部更新的有关规定。干部更新制度的废除，导致管理机构和人员日益庞大，其中苏联部长级干部达830人，国家部委领导干部人数近100万。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接替的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两人先后执政共28个月便去世。在这两人当政时期，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显著，基本上沿用了之前领导人的政策。

1985年3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后，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的苏共二十七大上提出“社会主义人民自治”是政治体制发展的主要方向，通过“直接民主”的形式，让人民群众参与到国家和社会各项事务的管理中来。次年11月戈尔巴乔夫的重要理论著作《改革与新思维》发表，在书中对改革的根源、前景、步骤等做了详细论述，在其中强调政治体制要全面实现高度民主化的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的人民自治。“民主”和“公开”使得苏联社会上对政治改革缓慢和经济发展停滞有了进一步认识，批判和铲除斯大林模式成了苏联人的呼声。1988年6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全会上，正式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了日程。

苏共高度集权领导体制使得各个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地位丧失，苏共中央往往着重于全苏联的利益，忽略了各个地区的特殊利益。全苏联的利益与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利益不能完全一致，各个加盟共和国与苏共中央的矛盾和离心力逐渐加强。波罗的海诸国就提出：他们在加入苏联之前，国内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和北欧诸国相同，在加入后，受到苏联经济体制和政策的影响，反而与北欧国家的差距拉大。在赫鲁晓夫上台后，对于调解民族矛盾和地方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1957年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彻底纠正1943年底至1944年初车臣人、卡尔梅克人等从北高加索地区被迁徙至中亚地区和废除了他们的民族自治的错误做法。然而，此次针对少数民族的平反工作并不彻底，没有允许所有被迁徙民族返回他们的原住地和恢复民族自治，地方和苏联中央的矛盾并未解除。

1922年12月苏联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决定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有的独立共和国自愿联合且享有平等权利。但是在次年召开的俄共十二大上，当时主张平等入盟的格鲁吉亚党的领导人被打成民族主义集团，并在30年代约瑟夫·斯大林“大清洗”当中被枪决，后来，格鲁吉亚的部分知识分子鼓吹独立，又遭到清洗。因此，格鲁吉亚的民族独立运动一直没有停止，反而不断加剧。

20世纪80年代中期，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三国要求脱离苏联的呼声高涨，这三个国家分别成立了“人民阵线”组织，此地区的民族矛盾也更加尖锐。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在历史上与俄罗斯就积怨很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三国的民族主义政府先后被苏维埃政权取代，并且在1940年三国加入苏联时有大量民族主义者反对加入，为此有大批人被逮捕和枪杀。1944年苏联军队解放波罗的海三国时，约瑟夫·斯大林对该地区的民族主义者再次流放、镇压、逮捕。赫鲁晓夫时期给在战时受过不公正待遇的民族平反，在其中并未涉及到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民族，到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时期，依旧未给予昭雪，这就导致此三国与苏联的矛盾不断加深。外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也是民族矛盾较为尖锐的国家，从1988年后两国围绕领土问题发生多起暴力事件，冲突长达六年。

苏联推行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政策不断加深着其他民族的反抗心理和情绪，使得其离心倾向和不满情绪增长。乌克兰的民族倾向在80年代以前一直被苏联当局严厉镇压，政局较为稳定。随着80年代苏联整体经济恶化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影响，乌克兰要求经济独立和民族主义倾向迅速增长。1989年至1990年，15个加盟共和国中有14个国家都出现了民族问题引发的冲突。1989年，摩尔多瓦的民族问题也较为严重，多次发生了大规模的暴乱事件和民族冲突，其要求脱离苏联独立的情绪强烈。同时受到苏联总体局势的影响，中亚五国的宗教问题和民族矛盾被激化，其内部要求的民族独立的呼声强烈。

随着苏联体制的僵化、权力不断的集中以及在领导干部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后期苏联社会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被称之为“特权阶层”。这一阶层的成员主要是党、政、军、社会团体的领导干部和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掌握着各级机构的权力，为自己及家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反对任何动摇这一体制的改革。苏联的精英们享有较好的物质特权，一些特殊商店也只针对他们开放，向他们提供西方进口的一些产品，还有住房保障和特殊待遇，这一切都是严格按照职位高低来确定的。

在陈之骅等人所著《苏联兴亡史纲》中记载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如英国苏联问题专家默文·马修斯等，统计当时苏联的“特权阶级”人数在25万左右，占苏联总人口千分之一。博哈诺夫等所著《20世纪俄国史》中介绍，人数在70万左右。英国萨里大学苏联问题专家马修斯也提出当时苏联特权阶层总人数在25.5万人左右。

1936年苏联刚刚实现工业化后，约瑟夫·斯大林宣布苏联已经进入社会主义。1959年，赫鲁晓夫又提出苏联已经进入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到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又认为苏联早在60年代末就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要向共产主义过渡。因此，苏联在经济政策上存在只根据生产关系的状况来判断当时社会所处的阶段，为了进入社会的某一阶段，不顾生产力水平强行升级和过渡生产关系，这种脱离生产力的生产关系革命论导致了经济体制的僵化。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执政后，针对苏联经济存在的“停滞”情况提出了“根本改革经济体制”和“加速经济发展”的战略。1985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了到2000年前的15年苏联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方针，包括国民收入和工业产值增长一倍；劳动生产率增长5.7%-6.3%；改善社会生活条件的资金增长一倍；人均实际收入增长60%-80%，并且保证到了2000年每家都拥有一套单独的住宅。但是未能从根本上突破传统经济发展战略的局限，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断，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加速发展战略未能持续和真正实施。

198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上通过《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将企业作为改革的出发点，突破了原本的计划经济体制。根据戈尔巴乔夫的计划，1988年起大部分企业和公司都应实行《苏联国营企业法》，到次年全部完成企业的过渡，至1990年，经济体制将实现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但是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体制改革受到传统利益集团的阻挠，改革遇到阻力和困难，进度缓慢。其次是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又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政治改革引起了社会混乱，经济改革被政治斗争打断，导致经济形势恶化，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失败。

1988年10月“爱沙尼亚人民阵线”举行大会通过了经济纲领，要求境内的工业企业交还本共和国；征税办法和税额由本国预算再向联盟缴纳共和国税，当时苏共中央对此没有作出反映。22日，“立陶宛争取改革阵线”成立，苏共中央同样未作出反映，苏共中央在经济权限上对各个加盟共和国让步。次年9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提出扩大各个加盟共和国的权利将加盟共和国与苏联的经济关系建立在合同的基础上。但是这一方案并未解决问题，争取经济主权的活动超出了波罗的海三国，扩展到俄罗斯共和国。1990年5月鲍里斯·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后，声明要实现俄罗斯联邦的主权；7月16日乌克兰也通过主权宣言，宣布经济独立；27日，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发布主权宣言，宣布境内土地、矿藏等自然资源均是白俄罗斯人民的财产。

8·19事变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继续向共和国让步妥协。9月2日戈尔巴乔夫同10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发表共同声明，指出所有共和国都应缔结经济联盟。10月1日，“主权国家经济共同体条约”在阿拉木图签署，联盟的中央权力和财产归各共和国所有。主权国家经济共同体条约的签署和各国对联盟财产的瓜分标志着苏联在法律和事实上失去了独立存在的经济基础。

苏联在经济政策上长期依靠大量投入来维持其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模式粗放且实行计划经济，不参与市场竞争，这就导致苏联的经济较为封闭。同时期西方国家加大了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的力度，而苏联的经济往来基本仅限于社会主义国家或经互会的成员国，投资的落后也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影响。1980年世界贸易出口额在世界GNP中占比达21%，而到了1988年，苏联对外贸易出口额仅占其GNP的7%。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为了与美国竞争，大力发展重工业，轻工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而在重工业上也是优先发展了与军事工业相关的机械制造业。苏联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重在1966年-1970年间为1.04:1，这一数字在1971年-1980年间发展至1.28:1.国民经济上军事化的程度加深，危害了农业、轻工业等与生活水平相关的产业，长期的经济畸形和比例失调也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经济因素。

约瑟夫·斯大林执政后，苏联共产党内意识形态工作受到政治斗争的影响，趋于教条化。在实践中，苏共的意识形态重点在阶级斗争上，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成为了判断敌我、是非的唯一标准。此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经过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的解释后被奉为经典，不允许质疑，造成了理论成为政治上攻击对手的工具，导致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僵化和思想禁锢。

斯大林逝世后开始对文化界的严格思想控制有所减弱，国内外政策发生转变。1953年3月以后，苏联社会的精神氛围发生变化，“解冻”的概念作为描述这一变化特征的隐喻被广泛使用。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引起全国轰动。以此为界限，苏联社会的精神生活分为二十大“之前”和“之后”两个时期，把人划分为彻底揭露个人崇拜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革新者”和“守旧者”。赫鲁晓夫所表达出来的批判，被许多人理解为重新思考国家前一个历史阶段的信号。二十大之后，苏共领导层对文化界公开的思想压力开始减弱。“解冻”年代，在国内形成了一个庞大和关注的读者群，他们声明自己有独立评价、选择好恶的权利。

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后，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采取了完全放开的政策，这使得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到历史和社会的阴暗面上。由于措施不当，超出了限度，成为了人们攻击苏共的口实，在苏联社会上掀起了否定约瑟夫·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到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运动。作为执政党的苏联领导人们对这种倾向未能阻止，使得苏联社会的思想产生动荡，造成了信仰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判断国际局势不会缓和，再加之面临西方国家的遏制，使得苏联为了占据军事优势在军事建设上投入过多。苏联在60~70年代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军费开支有增无减。1963~1973年，苏联军费开支总额为6740亿美元，年增长率为3%；1971年为740亿美元，1973年增至860亿美元，1975年又增至1023亿美元。苏联军费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大于美国。苏联1975年军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美国从1965年到1969年越南战争期间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4%到9.5%；但在1969年以后连年下降，1977年占5.4%。西方估计，苏联在国防总的研究和发展工作方面开支比美国多20%;在一般部队方面多20%;在采购数量方面多25%;在进攻性战略核力量方面多60%。为了夺取军事优势，苏联大力扩充军队。苏联军事人员(不含边防军和内卫军)已由1965年的331万人增至1976年的427万人;同时，美国军队总兵力却由266万人减至208万人;苏联的兵力比美国多200万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来，苏联的军费开支逐年上升，尤其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领导人不惜拨出巨额资金来发展军备，企图夺取军事势。这个时期，苏联的军事开支约占其国民生产总值11~13%，军费增长率保持在4~5%，比美国同期的军开支大约高出30%。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统计的数字，19年苏联的军费为1750亿美元，高于美国1150亿美元。在80年代中期，在全面衡量战略武器的13项主要指标中苏联有10项居领先地位。从总体上看，苏联取得了对美国的大体战略均势。这固然是苏联的一大进展，但在经济上与美国的差距却越来越大。

一方面，为了保持军事优势长期优先发展重工业，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花费在军事工业上，牺牲了民用工业的发展，最终导致经济畸形发展；另一方面，高额的军费支出耗费了社会资源，阻碍了民用技术的发展，削弱了国家的经济实力。

1975年12月苏联与阿富汗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1978年阿富汗内部发生动荡，部落穆斯林武装控制了阿富汗一半多的地区，阿富汗领导人在国内镇压反对派和政见不合者，引起了苏联的抗议。次年夏季，苏联专门成立了“阿富汗问题委员会”，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与政治局委员讨论后，决定出兵阿富汗。从12月25日开始，苏军开展“风暴行动”，五万苏联军队从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进入阿富汗，阿富汗各个战略要点和重大城市被苏联占领，阿富汗实际上处于苏联的占领当中。苏联的入侵引起了阿富汗的强烈抵抗，阿富汗抵抗军以穆斯林武装为主，到1982年已经发展到了10万人。这场战争持续10年，苏联军费支出数百亿美元，军人伤亡5万多人，最终也未能使阿富汗屈服。阿富汗战争不仅使得苏联在国际社会中陷入困境，其庞大的军费支出也加重了经济压力。

20世纪80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出现问题，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开始推行其意识观念。1989年，美国改变了对苏联多年的遏制政策，转为实行积极发展关系、扩大联系和合作来将苏联纳入西方体系之中。西方将这个战略称为“顺应了苏联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冷战时期对苏联的经济制裁，试图通过人权、新闻自由、民主化、私有化等手段对苏联施加影响。

在地域上，西方一直将波罗的海三国作为分离苏联的主要活动目标。从外交上，美国一直宣扬这三国时被苏联强行占领的，美国不承认苏联对这三个国家的兼并；另一方面，苏联寄希望于西方的经济援助，在西方“保证民主”，“民族自决”的压力前采取妥协退让，以至于西方国家在苏联的介入程度越来越深，从开始对苏联的“改造”使其融入西方社会转为了“瓦解”苏联。

苏联成立之时，对各地民族主义和独立意识的估计不足，苏联宪法留下了各个加盟共和国脱离联盟独立的漏洞。此后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又使得各个加盟共和国的主权丧失，引起不满，滋生了地方独立倾向和民族矛盾更加尖锐。在赫鲁晓夫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苏联的民族关系开始出现问题，各个加盟共和国和民族地区的领导人向苏联中央争取权力，民族分立的苗头出现，但是没有发展到影响苏联统一的情形。

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推动“新思维”改革后，一些历史真相如波兰的“卡廷森林惨案”和1944年苏联政府对车臣族的流放等事件被解禁并曝光，后来这些事件得到了平反，但激化了苏联所长期存在的民族、历史矛盾。1986年12月1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在莫斯科开会决定：由俄罗斯族人根纳基取代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心腹库纳耶夫担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6日，阿拉木图的青年学生示威游行反对派俄罗斯族人领导哈萨克族，最后政府下令采取强制措施，逮捕了大批示威群众和开除了一千多名学生。同时还有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事件和南奥塞梯冲突、中亚地区的民族冲突、外高加索地区的纳卡冲突、克里米亚鞑人问题等。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实行的思想路线、执政路线和组织路线致使苏联陷入国家危机。苏联国内存在的民族危机全面爆发。

1987年苏联共产党尚有党员1900余万人，基层党组织44万余个，党小组70余万个。在苏共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下，基层党组织处于被动服从状态，自身积极性不高。戈尔巴乔夫改革后，苏共内部组织出现了混乱和失控，党员数量流失严重，基层组织减少，从1989年1月到次年1月，党员减少290万人，党组织减少近50%，新发展党员数量也呈现出下降趋势。

而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批评苏共的民主集中制后，就导致苏共基层党组织与上级领导关系之间出现裂痕。基层党组织不再服从区委、市委的领导，这就进一步削弱了苏共的实力，同时在选举浪潮下，苏共地方的党委只能交出权力。维尔纽斯的阿尔法生产联合体将党委书记的权力剥夺并将其驱逐出劳动集体委员会；乌拉尔机器制造厂投票通过将厂内和党委相关的部门驱逐出工厂。

首先是1989年9月23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共和国主权宣言，宣布为主权国家。

同年年底，民主德国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实现政治体制自由化。1989年11月，东、西德两国之间开放了国界，柏林墙被摧毁。

1990年1月，在紧急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德国统一社会党更名为社会民主党，早先曾经为东德持不同政见者辩护的法学家基西成为改革后的党的主席。1990年2月28日，美国总统布什致电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态度强硬地认为统一后的德国必须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戈尔巴乔夫回复说考虑一下。1990年3月5－6日，民主德国总理汉斯·莫德罗访问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对记者们表示：“绝对排除”统一后的德国以任何形式加入北约的可能性。1990年3月民主德国举行的人民院选举中，赞同与西德基督教民主同盟结盟的政党集团获胜，该政党集团要求与西德统一，形势进一步激化。

1990年1月10日，鲍里斯·叶利钦在会见日本《东京新闻》记者时表示，他坚持取消共产党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的宪法条文。2月4日，叶利钦在莫斯科20万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再次攻击共产党实行专制统治，呼吁把多党制写进苏联宪法。5月29日，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后发表声明，他将致力于实现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主权。6月12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发表《国家主权宣言》，宣布俄罗斯联邦在其境内拥有“绝对主权”。7月12日，鲍里斯·叶利钦在苏共二十八大上率先宣布退出苏共。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恢复国家独立的宣言性文件，宣布脱离苏联、恢复其国家的独立，更改国名为“立陶宛共和国”。1990年3月30日，爱沙尼亚通过了关于恢复国家独立的宣言性文件，5月4日，拉脱维亚通过关于恢复国家独立的宣言性文件。

1990年6月5日，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与美国国务卿贝克在哥本哈根会晤，在这次会晤过程中，确定有关德国的事宜。

8月20日，亚美尼亚改名“亚美尼亚共和国”，1990年8月24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召开会议，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宣布退出苏共中央、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和政治局。当天，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宣布乌克兰独立。

9月12日，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联邦德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德国统一的条约，统一后的德国承认战后与波兰、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划定的边界。10月3日，民主德国不复存在，与联邦德国实现统一。

1991年1月13日，鲍里斯·叶利钦以俄罗斯联邦国家元首身份与波罗的海地区三共和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领导人镇压独立自主运动，造成流血事件。2月19日，美联社报道，叶利钦在莫斯科发表电视讲话，要求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3月10日，民主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几十万人群众集会，提出要有组织地夺取联盟中央政权和取缔苏共，呼吁戈尔巴乔夫辞职，推举叶利钦为苏联总统。3月17日,苏联全国就是否把苏联作为被革新的平等的主权共和国联邦保留下来的问题,举行全民公决投票，结果，76.4%的投票人赞成保存联盟，这是苏联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全民投票的形式来公决国家大事。但后来的事态表明，全民公决并未在事实上真正保证人民意志的实现，少数人根本不顾这次公决的权威，同时也没有举行新的全民公决。在全民公决后，苏联有关机构开始进行新联盟条约的起草工作。6月12日，俄罗斯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总统选举，鲍里斯·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

3月11日、30日和5月4日，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三国最高苏维埃宣布脱离苏联恢复国家独立的地位。8月23日，亚美尼亚宣布独立；1991年4月9日，格鲁吉亚独立；同时，中亚地区的土库曼斯坦于3月11日宣布独立；8月20日爱沙尼亚正式独立，更改国名为“爱沙尼亚共和国”。8月22日拉脱维亚正式独立，更改国名为“拉脱维亚共和国”。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总统与加盟共和国签订条约的“新联盟”计划，称为“9+1”计划。在苏联共产党内，该计划引起了部分政治力量的反对，他们反对该计划，认为一旦签署条约，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将丧失，苏联将成为自由松散的“邦联”国家。此后，苏联民族矛盾相对平静了一段时间。

7月12日，新联盟条约草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获得通过，条约文本分别提交各共和国议会讨论。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族、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共和国分别表示愿意签署新联盟条约。8月15日，公布了《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正式文本。新联盟条约大大缩小了联盟的权力，扩大了各共和国的权力，强调各共和国的主权地位，加入联盟的各国保留独立决定本国发展的一切问题的权利，个别国家甚至可以以邦联成员的身份留在联盟内。在新联盟条约中，各共和国和联盟中央之间关于征税和财政上缴的权限问题存在较大分歧，经过多次会谈和磋商，7月30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与鲍里斯·叶利钦就联邦直接征税问题达成折衷方案，规定各加盟共和国将实行一级税收体制，但要把它们的部分收入上交联盟中央。双方就税收问题达成协议，从而为俄罗斯签署新联盟条约开辟了道路。至此，人们普遍希望早日签署新联盟条约。

经商定,新联盟条约定于8月20日起由各共和国分批签署，俄罗斯、哈萨克族为第一批签字国，预计到9月份签署结束生效。在作好上述安排后，戈尔巴乔夫8月4日开始休假，原定19日返回莫斯科，20日主持签署新联盟条约的仪式。在8月20日该计划签署的前夕，反对力量发动了政变。8月19日晨6时，苏联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发布命令，宣布鉴于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根据苏联宪法他本人从即日起履行总统职务。20分钟后，亚纳耶夫发表《致各国元首、政府首脑和联合国秘书长书》，通告自8月19日起,在苏联部分地区,实施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在此期间国家全部权力移交给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希望此措施得到各国人民、政府和联合国应有的理解,并保证信守以前按条约和协定承担的国际义务。6时34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告苏联人民书》,告人民书呼吁全体公民大力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使国家摆脱危机的努力。19日凌晨4时半，国防部长命令莫斯科军区司令加里宁上将调动坦克师和摩托化师开进莫斯科市，上午9时，坦克和军队开始出现在莫斯科街头，傍晚，几十辆装甲车包围了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大厦所在地白宫。

19日清晨鲍里斯·叶利钦获悉非常消息后，立即召集要员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中商量对策,会议决定实行全面对抗，并立即前往俄罗斯议会所在地白宫。中午11时30分，叶利钦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告俄罗斯人民书》,宣称实行紧急状态是违反宪法的行动,要求立即召开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并要求让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向人民代表讲话,号召举行无限期罢工,呼吁公民行动起来反击紧急状态委员会。下午1时左右，响应叶利钦号召的人群开始向白宫前聚集,并在白宫周围设置障碍物,以阻挡军队的进攻。苏联矿工跨共和国独立工会决定从20日起顿巴斯等煤矿工人开始无限期总罢工。鲍里斯·叶利钦登上白宫前一辆坦克发表演说，苏联电视台播出了这一场面，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8月20日，苏联报纸公布一条出人意料的消息，政府总理瓦连京·帕夫洛夫因病住院，由第一副总理多古日耶夫代行职权,此消息在国内外引起许多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不利的流言和猜测。同日,代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发布命令,责成俄联邦所有政权管理机构及其负责人“必须绝对服从执行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形势已向不利于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方向发展。20日，空军司令、空降兵司令、海军司令和战略火箭军司令都表示不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在莫斯科市政府所在地苏维埃广场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聚集在白宫的人已达5万，下午又增至10万人。忠于鲍里斯·叶利钦的俄罗斯电台“莫斯科回声”等仍在广播，被封的《莫斯科新闻》仍在出版，独立的《国际文传》通讯社未被关闭，对制造舆论起了很大作用。20日晚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决定在21日凌晨3时发动进攻,占领白宫。但在发动进攻前，担负进攻突击力量的世界十大特种部队阿尔法特种部队D决定停止行动，其他接受任务的空降兵和内务部的部队也按兵不动，攻占白宫的计划流产，此举至关重要，形势急转直下。

8月21日上午，德米特里·亚佐夫召开国防部部务会议，决定把部署在施行紧急状态地区的军队撤回到原驻防地。下午又召开了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会议,在与会者要求下,会议决定把部队从莫斯科撤出,并解除宵禁。随后，克留奇科夫打电话给鲍里斯·叶利钦，表示将解除对白宫的封锁。下午5时左右，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亚佐夫、克留奇科夫等人飞往克里米亚福罗斯要求会见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同时,卢基扬诺夫和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也飞抵总统别墅，但戈尔巴乔夫拒绝同他们会见。在恢复通讯后,戈尔巴乔夫首先同叶利钦、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和其他共和国的领导人通了电话,接着同美国总统布什通了电话。稍后，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非常议会派出由总理西耶拉夫和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率领的一组人前往福罗斯总统别墅，戈尔巴乔夫同他们会谈一直进行到晚上9时多。晚7时26分，莫斯科卫戍司令加里宁宣布取消在莫斯科的宵禁。7时30分，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停止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总统权力为非法行动。21日晚9时10分，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半岛休假地发表声明，宣布他已完全控制了局势，一度中断的通讯联系已经恢复,他将在最短时间内返回首都履行总统的职务。至此，时仅三天的事变遂告失败。

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一职并要求苏联共产党中央自行解散，同时停止了各级党组织活动。

8月31日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宣布独立；塔吉克斯坦于次月9日宣布独立；21日亚美尼亚举行全民投票，99.31%赞成独立，哈萨克斯坦12月16日宣布独立，此后各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

1991年12月7日，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带着几位顾问飞往明斯克，与同天抵达白俄罗斯的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举行会晤。

12月8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三人在别洛韦日森林举行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别洛韦日协议》）等解散苏联文件的签字仪式，宣布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12月11日，俄罗斯议会通过一项决议，召回联盟议会的代表，防止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把议会当作反对《别洛韦日协议》的工具。12月12日，俄罗斯代表效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同僚，投票废除了1992年的联盟协议，批准了《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宣言再次强调，随着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停止存在。在前联盟军事结构改编前，委托前苏联国防部长沙波什尼可夫临时指挥武装力量。独联体参加国决定由俄罗斯取代苏联在联合国的席位,包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将帮助其他成员国加入联合国。宣言确认，独联体不是国家,也不是国家以上的结构。独联体的建立与存在，给各加盟共和国提供了协商、交流、合作的平台，也相对合理分配了苏联遗存的基础设施、资金、军备等，较为平稳地协调了各国的移民问题。

12月21日，斯拉夫和中亚共和国的领导人聚集在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拉木图，商讨《别洛韦日协议》签订后的新的政治局势。除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外的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签署《阿拉木图宣言》和《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议定书》。12月30日，独立国家联合体11个成员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又在明斯克开会，签署了15个文件。

1991年12月25日19时40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1993年12月12日，改称为“俄罗斯联邦”。国家职能严重退化，由于照搬西方的多党制，严重搞乱、破坏了其政治制度，使得弄虚作假盛行，贪污腐败成风。休克疗法的财政货币紧缩政策，使得俄罗斯原本资金短缺型的经济越发拮据；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私有化与休克疗法其他措施不同步，致使经济混乱和失控日趋严重；价格自由化的负作用则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俄罗斯人口贫富两极分化比例扩大，犯罪行为增多，1990年代，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缩减差不多一半，俄罗斯居民的货币收入降低，公民的健康状况恶化，平均寿命缩短。那时俄罗斯已经不再属于代表现代世界经济和社会高度发达的国家，在它面前摆着一系列的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从地缘政治上，苏联解体缓解了周边国家的压力，世界进入相对持久的和平环境。苏联的解体结束了东西方长达四十年的美苏冷战状态，意味着实行7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瓦解了，以“经互会”崩溃为标志，世界范围内的计划经济体系与市场经济体系的对立随着美苏两极对立消失而消失，原先以意识形态不同而划分的不同国家经济交往与联系的体制障碍得以消除，世界逐步趋向单一的市场经济。越来越多的国家、世界经济体卷入了发展市场经济大潮，填补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鸿沟，推动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经济全球化发展加快。

自苏联解体后，世界上意识形态的斗争让位于国家综合实力竞争，进一步推动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成为经济落后国家发展经济的主要目标，经济全球化因扫除了计划经济障碍而获得快速发展，世界和平发展政治取代军事战争政治，国际性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两极化”被“多极化”趋势所替代，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逐步成为世界诉求。

在苏联解体后，原本美苏之间的矛盾占据主要地位，现在，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凸显了出来。西方失去共同对手后，美国与欧洲、日本之间的矛盾加深。同时原本是在两极体系下被掩盖起来的民族、宗教、资源等争端激化，南斯拉夫战争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亚太地区相对稳定，欧洲成为动荡的中心。德国统一后挑战了美国在西欧的经济地位，德法英等国试图联合将美国的势力从西欧排除；在亚洲，日本不满足于经济大国的地位试图成为亚太地区的领导者，也与美国的摩擦不断。

在政治上，国家职能严重退化，由于照搬西方的多党制，严重搞乱、破坏了其政治制度，使得弄虚作假盛行，贪污腐败成风。每年用于贿赂的金钱高达数百亿美元，政府和居民之间缺乏信任和有效互动。国家缺乏经过科学论证的发展构想，缺乏解决内政、外交问题的战略性思维，人们对政治的失望在增加，对政治领袖的失望在增加，对其“民主制度”的失望也在增加。

在经济上，休克疗法的财政货币紧缩政策，使得俄罗斯原本资金短缺型的经济越发拮据；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私有化与休克疗法其他措施不同步，致使经济混乱和失控日趋严重；价格自由化的负作用则导致恶性通货膨胀。20世纪末相比1990年，俄罗斯工业生产减少64.5%；农业生产减少60.4%；1998年失业人口超过2500万，由原本的工业国变成了原材料的出口国。

在社会领域内，俄罗斯人口贫富两极分化比例扩大，1989年10%最贫穷人口与10%最富有人口的收入比是1:4.7，而1999年这个比例迅速扩大到1:80。此外，对俄罗斯的社会、治安、国际地位上都有较大影响。俄罗斯社会上酗酒、卖淫、流浪、艾滋病等问题丛出。每年有大概50余万妇女流落国外卖淫，从苏联解体后到2002年俄罗斯人口减少了大约200万人。

在社会治安上，犯罪行为增多。苏联解体后10年间，各种犯罪尤其是重大犯罪案件增加。1990年俄罗斯杀人案为1.43万起，1998年为2.3万起，2001年为2.98万起，2002年已超过3.2万起。每年由于犯罪造成的失踪人口超过10万余人，实质上每年有20万人被害。每4个成年男人中，就有1个有前科。俄罗斯平均每5分钟就有1人被杀。

苏联的解体，是俄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节点。主宰苏联70余年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走向末路，国家及民众需要一种全新的思想来填充精神空白。东正教首当其冲，担当了这一重要角色。随之俄罗斯社会出现了短暂的东正教热潮，持续至1993年左右。整个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精神领域都以东正教及东正教会的大规模复兴为发展主旋。伴随着东正教传统价值的回归，其固有的感召力和动员力也相应得以凸显，作为组织机构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在社会各领域中的表现力及渗透力也进而逐渐增强。

1991年以后，作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登上历史舞台的俄罗斯深受民族问题困扰。此时，为了统一民族认同，保持国家独立自主，稳定整个社会局势，各种政治力量开始关注民族主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大量的民族主义政党不断建立，在他们的政治纲领中，民族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理念得到充分的体现。

苏联解体是社会主义事业前进道路上遭遇的前所未有的挫折和损失，使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减少，范围大大地缩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明显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自从苏联解体后，世界上15个共产主义国家中有10个都发生了国家性质的改变，世界共产党总人数由原来的4400多万减少到1000多万，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

从1989年到1990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等国家的政权易手，原本执政的共产党下台。在南斯拉夫，南共联盟解体，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内部发生了内战，最终分裂为6个国家。大部分国家的共产党都丧失执政地位后变为了在野党或干脆下台。东欧各国在政治上实行了多党制；在经济上否定了公有制社会主义经济，私有化获得发展，但是生产力下降。其次，各国内部通货膨胀严重、财政赤字、失业率和国际收支逆差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原本在苏联解体后，部分人预计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繁荣和富裕的希望落空，且付出的代价远超之前的预计。

1991年苏联的解体对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同样影响较大。首先是增强了中国的忧患意识，中国共产党从思想、组织上均加强了对党的建设。其次是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使得其侵略扩张意识浓厚，对中国形成了强大的国防压力。随着苏联的解体，军事上的压力大为减轻。

苏联的解体也同样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机遇，解体后的俄罗斯增强了与中国合作的愿望，双方经济得以发展。在国际局势上，两极美苏冷战格局终结，中国也在多极化的世界中提升了国际地位。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在共青团真理报现场回答读者来电时说道：“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普京也认为苏联解体是地缘政治的一次灾难，也是俄罗斯人民的一次悲剧。同时普京也提出：要将苏联历史一分为二的看待；既有不容置疑的成就也有“巨大代价”。

俄罗斯学者瓦季姆·别切涅夫认为“苏联的解体不仅是俄罗斯历史上一个悲剧性阶段，也对世界历史发展产生不好影响”。苏联解体也没有解决各个加盟共和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上的问题，民族冲突愈加强烈，并没有因苏联解体而消失。

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涅什科认为：“苏联这个最后的殖民帝国瓦解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前俄罗斯联邦部部长米哈伊诺夫否认了苏联解体不可避免的说法，他认为：尽管存在导致解体的因素，但同样存在能够消除这些因素、维护国家统一的足够有力的机制。如果能够在安德罗波夫时期实行改革，苏联不会解体。同时他也认为：苏联解体的悲剧是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的分化开始的，这些人没明白改革与国家发展的关系。

2020年3月24日，俄罗斯列瓦达中心就“是否惋惜苏联解体”发起调查。选择惋惜苏联解体的占比65%，较2010年上涨了10%，而这项数据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初为66%。这也反映出俄罗斯社会对苏联解体的反思。

鲍里斯·叶利钦在俄罗斯日回答记者采访说道：他对自己在苏联解体中的所扮演的角色无怨无悔，并不为苏联的解体掉眼泪，这将使得俄罗斯走上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英国学者认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不同于老一代苏联领导人，是一个注重实际工作的经理型人物，能认识到缺陷也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董晶在《对历史人物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一文中提到部分俄罗斯媒体将戈尔巴乔夫形容为：“世界的英雄，俄罗斯的弃儿”。

2023年7月25日，俄罗斯国防部部长谢尔盖·绍伊古访问朝鲜并向苏联红军纪念塔献花。

2022年11月7日，俄罗斯在红场举行露天展览，纪念1941年苏联红场阅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