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来的一部长篇小说，该作创作于1994年，并于1998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

小说描写了一个声势显赫的康巴藏族土司，在酒后和汉族太太生了一个“傻瓜”儿子，从十三岁开始记事起，这个“傻子”二少爷亲眼目睹了土司与政府之间、土司与土司之间、土司与手下之间的各种权力争斗，同时，这个人人都认定的“傻子”表现出了超时代的预感和举止，以及非同寻常的智慧，他做出了以种植粮食带动经济发展的正确决定，扩大了麦其土司的管辖人口，在纷争中最后成为了土司的继承人，并成为了土司制度兴衰的见证人。

小说以独特的“傻子”为第一人称视角，采用寓言和象征的表现手法，呈现出诗化的语言以及具有诗性和神秘特质的叙述方式，展现了独特的藏族风情及土司制度的浪漫和神秘，突出了作品的民族文化主题、权力寓言主题和人文精神主题。该作于1999年获得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2000年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02年入选教育部新课标必读丛书，2018年9月入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2019年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同时被翻译为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挪威语、朝鲜语、瑞典语等多种语言在世界上传播，也被翻译为藏语、蒙古语等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

阿来在38岁前都是本地藏民，在藏区马尔康市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生活，他从小接受汉语教育，会讲藏语，但写作还得依赖汉语，可他又不知道怎么用汉语去写藏族的生活，这让他活在了“一个藏族人就注定要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的苦恼中，且不满评论家给他分配的“异域异族”身份标签，希望能够克服“出生混血性”“汉藏身份”“双族别写作”“误解与辩解”等障碍，将自己写作的独特性完整地放到中原地区当代文学的视野中去，这是阿来写作《尘埃落定》的契机。同时，20世纪80年代时，文化寻根思想引发热潮，这种文化寻根意识深刻影响了阿来的创作，他在写《尘埃落定》之前，一直做藏族民族志的田野调查，为写藏区生活准备资料，并深入挖掘了有关土司制度的历史，最后于1998年成书。

《尘埃落定》创作于1994年，但在投稿后却频繁遭到退稿，出版失败，直到阿来认识了导演关正文。关正文非常欣赏《尘埃落定》，先将其在自己工作的《小说选刊》中发表，后又组织了该作的研讨会，最终《尘埃落定》于1998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并于2013年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出书十五周年纪念版。2020年是《尘埃落定》荣获茅盾文学奖二十周年，《尘埃落定》全版权落户浙江文艺出版社并发行新版。

麦其土司是康巴藏区土地的一位土司，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藏族太太所出，他聪明勇武，被众人公认为是麦其土司的继承人；二儿子（“我”）是麦其土司与汉族太太酒后生下的一个“傻子”，整日胡言乱语，没有记事能力。“我”十三岁时一个下雪的早晨，母亲的侍女桑吉卓玛让“我”第一次了解了男女之事，从那时起“我”便学会了记事，对身边的所见所闻有了记忆，并开始见证各种各样的权力争斗。“我”父亲麦其土司管辖区域了一个头人投奔了邻近的汪波土司，父亲大发雷霆，便上省里状告，希望省里的黄特派员能帮自己讨个说法。黄特派员帮助“我”们家建立了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协助收复了叛变的寨子，并从汪波土司那里获得了赔偿的土地，但是黄特派员也向麦其土司提出了要求，他要麦其土司在土地上种植罂粟，麦其土司答应了。第二年夏天，麦其土司远足时看上了手下头人的老婆央宗，于是设计让头人的管家多吉次仁杀了他，随后接央宗过门。愤怒的土司太太意图让多吉次仁杀掉央宗，可事情败露了，央宗没能被杀死，麦其土司借机推说多吉次仁杀自己的头人是为了篡权，如今被自己识破，于是决定杀了他。行刑的当晚，多吉次仁的两个儿子逃出了土司的辖地，伺机复仇。

罂粟的大丰收使“我”们家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这使其他土司眼红，可麦其土司坚决不外传种子，于是在利益诱惑之下，汪波土司派出三名武士去偷取种子，武士被麦其土司的人俘获砍头后，他们的头被送回汪波土司那里，而这三颗人头的耳朵里正藏着种子，这个“耳朵开花”的秘密是“我”去领地巡行时发现的。于是麦其土司与汪波土司之间又爆发了一场战争，麦其土司大获全胜，更加富裕强大起来。又一个播种的季节，由于罂粟种子已经外传出去，其种植在各地盛行，人们不种植粮食，反而使粮食紧缺了。大家就此情况，为今年种什么而争执不下，“我”认为应该种粮食，哥哥坚持种罂粟，土司采纳了“我”的建议。粮食丰收，而周围的土司由于贪恋罂粟带来的暴利，导致了粮荒，急需和粮食富余的麦其土司交易粮食。为了考验两个儿子，麦其土司分别让他们去负责边境上的粮食交易，大儿子一心只想依靠武力收获更多的土地，而“我”却利用别的土司管辖区域粮食紧缺这一点，靠施舍粮食，拉拢了拉雪巴土司麾下饥饿的百姓，使他们投奔自己，并且用粮食做交换成功使女土司答应将女儿塔娜嫁给“我”。

“我”把粮食生意越做越大，建立了集市，并带着靠集市获得的大量财宝和妻子塔娜回到故土，得到了众人的拥戴，却依然没能获得继承权，老土司在逊位后仍然让大少爷继任了位置，“我”的妻子也背叛了“我”，和大少爷厮混在一起。在痛苦之中，我决定再次收敛锋芒，韬光养晦，成为众人眼中的“傻子”。多年后，多吉次仁的二儿子前来复仇，杀死了少土司，“我”因此而成了麦其司的继承人。黄特派员又一次来到麦其土司府，他成为了“我”的师爷，并为这里的众多土司们带来了女人，供他们消遣。远近的土司们沉溺于女人的温柔乡里，在纵情声色中染上了梅毒，这种疾病的广泛传播使土司权贵们死伤无数，土司制度也随土司的逝去渐渐消亡，而“我”也迎来了前来复仇的多吉次仁的大儿子，尘埃落定之际，“我”只希望自己的灵魂再度被托生在这块土地上。

“我”是麦其土司家的二少爷，是土司醉酒后和一个汉族太太所生，在他人眼中“我”是一个“傻子”，自十三岁一个早晨起才开始记事，没有生活能力，不会带兵打仗，不会分辨女人的美丑。但实际上“我”却有着大智若愚的灵魂，“我”能够洞察各种现象，以强大的预知能力做出判断，如在粮食买卖中和两位土司的交锋；“我”常常进行哲学思考，力图追寻人生的意义；“我”能体味人性，为了在权力争斗中独善其身，“我”故意徘徊在“傻”与“聪明”之间掩人耳目。“我”是世俗欲望和先进理念之间的另类，不加意志判断和功利选择的思想使“我”智慧，但在陷入权力当中后“我”身上体现出了处于夹层中间的苦闷和彷徨。

麦其土司是“我”的父亲，他敛财、好色、专制，为了地位和钱财，不惜牺牲自己能干的儿子和发动无休止的战争；为了女色，麦其土司又借助手中的权力，杀掉忠心耿耿的头人，他是一个在欲望的驱使下失去本真人性的人。同时，麦其土司也是整个土司阶层的代表，作为“土皇帝”，土司从不关注近现代社会的变革，目光短浅，只在乎自己势力的扩张；土司也是世俗欲望的文化符号，他无时无刻不向往权力，一生玩弄权术，将权力看作自己的所有物，最后反而失去了作为人的自由。

翁波意西是格鲁巴教派的忠实追随者，为弘扬禅宗思想教旨，宣扬先进理念，来到麦其土司的领域传播新教，但由于其“和谐统一”的思想理念触怒了麦其土司和当地教派，他两次被割下舌头。翁波意西第一次被割舌后，从没有舌头的嘴巴发出了声音；第二次被割舌后，他的眼睛变得会说话了。无论如何，失去舌头之后的翁波意西始终用他的笔、他的目光发表着他对世界存在与变化的审视、疑惑、批判、担忧。翁波意西在对言说形式的放弃和拥有中完成了他对真理执着的坚守，成了一个真理的捍卫者的象征和先进理念的文化符号。

《尘埃落定》将作品背景设置在居于中原地区和印度两大文明交界地带的雪域高原，描写了康巴藏族土司制度走向消亡的过程。在对社会问题进行观照的过程中，作者客观地描述了变革时期的土司制度，将这一社会制度作为情节枢纽，集中反映了藏族部族之间、部族内部以及他们与中原统治者的复杂政治、外交等关系，以及藏民族的历史生存样态。同时，作者也在作品中描绘了嘉绒部族文化生活的情景，展现了藏族人的习俗礼仪、价值观念等受藏传佛教熏陶的独特民族文化，通过对人生无常的叙写体现了佛教的虚无人生观及因果论，并通过刻画济嘎活佛、翁波意西等典型宗教人物凸显了藏传佛教的教义和嘉绒部族的历史理性精神。此外，作品演示了嘉绒部族的历史生活变迁，见证了土司时期特别民国以来藏民族的特定历史生活，从历史的角度剖析了民族文化心态，还原了民族历史，使民族精神、民族情感得到了彰显。

《尘埃落定》围绕川西北藏区的社会变迁，力图展示人类历史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权力事象。麦其土司儿子之间争夺王位继承人的斗争、土司之间的战争、宗教内部各派别之间的斗争、红白汉人之争这四种“权力之争”构成了故事情节的主线，刻画出了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都建立在对权力的认同和权力崇拜的基础上，并以权力的高下来决定人的政治地位和财富分配的土司社会；并通过描写“父母”，“哥哥”与“我”之间关系的变化，演绎了权欲与亲情的冲突，展示了权力与欲望的紧密关系，揭示了“权本位”价值观念对人性的异化和扭曲；作者还展示了权力与知识在民族历史生活中的对峙状态，说明了如果知识不能实现独立与自由，权力就将走向暴戾和腐败。同时，作者笔下权力的运作与历史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对社会转型对权力更迭的主宰，权力变换对社会转型的作用，权力对生命的制约，以及“权力世界”对真伪、善恶、是非、美丑、智愚的颠倒的揭示，使作品具有“权力寓言”的品格。

《尘埃落定》揭示了个体生存中的虚无主题，即人生价值的虚无。麦其土司等人物虽然都曾活跃在嘉绒部族的历史舞台，享受了富贵荣华，也曾经是他人生命的主宰者，但最终大多都是以死亡与虚无为生命的归属的，他们在生命的过程中背叛了自然和人性，种植毒害人体健康的鸦片，引发饥荒和战乱，在权力斗争中杀人如麻，却始终活在恐慌当中，强权的荒诞与悲哀背后是个体人生的虚无。此外，“我”的个体思考和自我发问也体现了这一点，在土司制度中，“命”是与生俱来的生存状态，它不是由“人”来选择而是由权力的“规矩”来决定，“我”从出生便被“抛入”到了一个“孤独”而“冰冷”的陌生世界，“智慧”与“疯癫”的合二而一又使世俗眼光赋予了“我”一个“傻子”的人间称谓，没有人能理解“我”；而在“我”“醒来”后回归权力的“秩序”，具有了“聪明人”理性意识时，“我”却又迷失了自己，不由自主地自问“我是谁”和“我在哪里”以及“当土司能得到什么”等问题，最后带着诸多疑惑，让生命欲望随着死亡尘埃落定，这种追问彰显了人类主体意识，体现了对抗虚无人生的积极态度。

在《尘埃落定》中，作者选取了“我”这个“傻子”二少爷充当叙述人，以第一人称引入经验自我的视角，通过“我”这个故事的参与者与见证人的主观意识和感受，展开对小说中各种人物命运的叙述，麦其家族的兴衰，土司制度的瓦解的叙述，将读者直接引入“我”经历事件时的内心世界，缩短了读者和人物的距离。同时，“我”是汉藏混血儿；是由“傻子”变为“聪明人”的奇人；既是王位的当然候选人和竞争者，在故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又被排除出权力格局，扮演着旁观者的角色，这些多重身份使“我”集智与愚、汉与藏、旁知与自知、经验的自我与叙述的自我为一身，让“我”能够洞察他人心理，预见土司的未来，掌握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从而也增强了“我”的叙事功能，拓宽了小说的表达空间。此外，作者借助“我”的“傻子”视角让正常与反常、非理性与理性的世界得到沟通，从而使其现实主义洋溢着浪漫神奇，并由“我”的“愚者”视角引入翁波意西的“智者”视角和作为“中性视角”的作家插叙，增强了小说的文化意蕴。

阿来将西方的新理论、观念、手法通过文体的创新与本土的文化精神有机结合，使《尘埃落定》在叙事方式上呈现出诗性特质及神秘主义特征。就诗性特质而言，“我”的超个人、超主观的思想成为艺术描写的对象，“我”有两个主题，一是讲故事时的叙述主体，是一个韬光养晦的聪明人；二是经历故事事件的体验主体，是他人眼中的“傻子”，多重身份使自我的追问贯穿了“我”的一生，土司制度的由兴到衰的历史与现实从“我”的回忆和自我意识中得出，“我”按照诗的逻辑自由地出入人物、变换视角，从而使叙事呈现出灵动、意象化的叙事特征。就神秘主义特征而言，《尘埃落定》中记载了很多离奇的自然力和自然物，如冰雹、巨手擂；设置了大量有关行刑、巫术的细节描写，展现了藏族苯教文化以及藏传佛教中的巫术观念、灵魂观念和征兆观念，拓展了小说的内涵，为其叙事奠定了神秘色彩。

《尘埃落定》的叙事语言具有诗化的语言气质，作者着意把的康巴高原、河谷、草地、森林涂抹了一层诗意的文化气氛，以一种崭新的视角观照生养他的嘉绒藏族的历史、文化和人的心灵，乃至人与自然、社会、宇宙万物的交流感应。比如“风吹在河上，河是温暖的。风把水花从温暖的母体里刮起来，水花立即就变得冰凉了。”以充满灵动诗意的语言，使人体味到了一种诗歌的精美情致与内在韵律。此外，诗化的语言特征也体现在小说的语言在押韵、叠音和字词重复以及句式的选择等方面，《尘埃落定》的语言多押韵，舒缓了语言的节奏，使语言具有音韵美；通过表达冷清平稳情感的长句和抒发强烈情感的短句的交替使用，使语句结构错落有致，具有乐感；多用叠音和重复，如“播种季节一过，人，阳光，土地，一下变得懒洋洋的。河里的水，山上的草便一天天懒洋洋地绿了。”叠词“懒洋洋”的重复运用增强了画面的形象性，并使文章平和自然。

《尘埃落定》在表现手法上多用寓言和象征，小说明写土司制度的消亡，实际上是写社会文化的转型和转型造成的心理振荡，具体演绎的是权力寓言和人格寓言，阐释了权力的功能和价值以及人格的尊严和价值。在寓言中，“尘埃”构成了整个土司家族末日的中心意象，一切的人和物都在尘埃中上场和谢幕，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成了尘埃，作者以这曾经腾空，却没有根基，注定要归于茫茫大地的意象表现了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阻挡的趋向，小说中的其他意象，例如紫衣意象、地震意象、罂粟意象等，也都很好地围绕着“尘埃”凝聚成一个整体，体现了作者对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的深情。同时，作者善用比喻、夸张、拟人等修辞手法，使小说语言陌生化，构成了文章意境的奇异美，如“但我最终什么也想不出来，却听见画眉想在我肚子里展开翅膀。”一句，把人们现实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东西通过修辞手法赋予了新的意义，形成了语言理解与感受上的陌生感。

《尘埃落定》于1999年获得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2000年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02年入选教育部新课标必读丛书。2018年，9月，小说《尘埃落定》入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2019年，小说《尘埃落定》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此外，《尘埃落定》在文体上均具有创新和突破的美学意义，作品通过现实与历史的交叉、自然与文化的交叉，以多个独特的叙述视角和充满灵动的诗意语言构建出了一部神秘的东方寓言，自小说出版发行以来，围绕该作的艺术手法及主题思想的研究便成为学界的热点，同时，阿来以藏族作家身份写汉语小说的行为也引发了人们对“民族话语”的思考。

《尘埃落定》英文版于2002年由美国霍顿·米夫林公司出版，该译本出自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及其夫人林丽君，曾被《洛杉矶时报》列为年度畅销书籍。此后该作也被译为德语、西班牙语、挪威语、朝鲜语、瑞典语等多种语言在世界上传播，也有藏语、蒙古语等译本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许多西方学者都借由该作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认为阿来在小说中颂扬了西藏文化的独特性，挑战了西方对藏族文化超凡脱俗的刻板印象，并结合历史背景对作品的悲剧性结局进行了解析，同时关注到了对阿来的民族身份和创作语言。

北大教授在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语中评：“藏族青年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小说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清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评：“《尘埃落定》探索出了在同一种空间演绎多种故事的可能，以优美的文字、丰富的情节表现了康巴藏族的历史。小说具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神秘、神奇的魔幻色彩，在达成了历史与人性的探求后，展示出作家阿来高超的写作能力和烛照历史的卓越才华。它轻巧而富有魅力的语言，充满灵动的诗意，对普遍意义上的民族文化、历史、自然、人性所进行的完美呈现，使作品具有了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深度。《尘埃落定》不但是藏族作家的巅峰之作，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之一。”

改编自小说《尘埃落定》的同名电视剧于2003年播出，该剧由阎建钢导演，郑效农担任编剧，李解、刘威、宋佳、范冰冰、洛丹等演员主演。

话剧《尘埃落定》由胡宗琪导演，曹路生担任编剧，杨正彝、蔡正伦、彭颖荔、史田林、李南、谢佳璇等演员主演，该剧于2021年3月首演于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舞剧《尘埃落定》由田露导演，张萍、陶美艳担任编剧，索朗群旦、洛松丁增、欧阳吉芮、格日南加、郭娇等演员出演，该剧于2018年10月31日于国家大剧院首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