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塔是佛教特有的建筑物，用来收藏遗骨、供奉舍利、经卷等，俗称“宝塔”，又称“塔婆”“兜婆”“浮屠”等，都为梵语stūpa（窣堵婆）的音译。巴利文则作Topes。佛塔源自印度，随佛教传播的路径基本有三条。一是从古印度传入斯里兰卡，并向东传入缅甸、泰国等国，是为南传佛教。二是从古印度向北传入中亚，再向东传入中国，再传入朝鲜半岛、 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是为汉传佛教。三是从古印度传入中国西藏自治区，再传入中国内地和蒙古国等地，是为藏传佛教。

中国佛塔自东汉末年始建，早期为了维持统治的神秘感多修建楼阁式佛塔。魏晋时期，密檐式佛塔代替原有的楼阁式佛塔而出现。隋唐的佛塔是中国佛塔史发展的鼎盛时期，从单塔趋向于多塔组合，出现了为供养佛陀和多宝如来佛而建造的太原双塔。中国佛塔材料上一般多用木、砖或石等，主要建于山坡或高地。其类型从样式上看主要有楼阁式、密檐式、金刚宝座式、覆钵形塔、钟形塔等。

南传佛教佛塔传入南亚，东南亚相关国家时间并不统一，约为公元前3世纪到6世纪之间。这些地区佛塔一般为单层结构，基座是高大的方箱形式，刹座大多采用宝匣（方箱），刹身通常雕刻相轮，刹顶多数是金伞，少数是宝珠。不同的南传佛教国家流行的佛塔形制也各不相同。

公元5世纪藏传佛教佛塔传入西藏。桑耶寺著名的四座佛塔可以代表藏式佛塔最初形制。公元12-14世纪，受阿底峡大师的影响，西藏普遍流行噶当觉顿式佛塔，对藏传佛教佛塔发展有重要作用，在这一时期建造的较著名的噶当觉顿式佛塔有20多座。自14世纪开始，藏传佛塔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繁盛时期，建造出红宫历辈达赖灵塔，色拉寺的众多佛塔等。

佛塔被视为佛陀的舍利或圣物的容器，佛教徒相信朝拜佛塔能够获得精神上的滋养和庇佑，因此佛塔在佛教信仰中扮演着重要的象征角色。中国佛塔众多，其中五台山佛光祖师塔、西安慈恩寺大雁塔、云南大理崇圣寺千寻塔、河南洛阳白马寺齐云塔等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范围内著名的佛塔代表有缅甸仰光大金塔、日本药师寺东塔等。世界各国都对重要的佛塔予以保护和研究，如1989年，印度山奇佛塔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项目。2002年至2004年，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对青海乐都瞿昙寺、玉树州藏娘佛塔等地的壁画进行了现状保存，分析其壁画制作工艺、颜料成分及病害成因，并制定相关保护方案，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支持。

在释迦牟尼圆寂后，他的弟子们将他的遗体火化，获得了被称为舍利子的珠子，它们有着晶莹剔透、五光十色、坚固等特点。佛教信徒将舍利子视为圣物，并在各地修建坟冢，将舍利分葬，每处都修建一个覆钵形坟，坟顶立一根尖刹，这就是塔的雏形“窣堵婆”。这些建筑物被称为佛塔。佛塔从狭义上来讲是用于收讫佛舍利的建筑，从广义上说凡是在佛教中出现的塔形建筑都可称之为佛塔。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古代中国的建筑中并不存在"塔"这一建筑形式，也没有相应的字词来表示它。"塔"这个概念完全是从印度引入中国的一种建筑形式，其名称的发音经过音译，最终演变为简化的"塔"字。实际上，"塔"这个词汇是中国人特意创造出来，用来专门指代这种从印度引入的建筑形式。塔，梵语为स्तूप(stūpa)，巴利语为Topes。“塔”的汉译名称有二十多个，常见的有率堵婆、浮图、偷婆、私偷婆、浮屠、佛图、方坟、圆家、高墓、灵庙等。唐朝玄应《妙法华严经》卷一说：“塔字，诸书所无，唯葛洪《字苑》云：塔，佛堂也。”

佛塔起源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印度，在古印度，塔有两种形制：一种是藏佛舍利的“窣堵婆”，是坟冢；一种是“支提”，内无舍利。与佛教的发展密切相关。佛陀涅槃后的200多年是窣堵波佛塔的初步形成阶段，孔雀王朝第三代国王阿育王，在公元前3世纪末建立起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在此期间他分舍利造八万四千塔，推动佛塔建筑进入空前的繁荣时期。公元前180年的加王朝，公元前72年的坎婆王朝都在按照阿育王造塔的典型形制不断仿造，此时期以巴尔胡特和桑奇的佛塔最为典型，均为覆钵塔形制，圆形平面，中心覆钵丘高大，周围环有礼拜道、栏楯和石柱石门。

中国佛塔自东汉末年始建，根据用途和功能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佛教寺庙的一部分而建造，作为供佛、佛事纪念或标志的塔,通称为佛塔;另一类是墓塔，主要用于安葬高僧、大法师灵骨及有关佛教经典、袈裟、法器等遗物。中国佛塔的建造是从木塔开始的,东汉末年笮融曾建木塔。早期在印度和中原地区的佛教寺院中，塔通常被用作寺院的中心，周围建造其他建筑。例如白马寺，它以大型方释迦塔为中心，周围建有廊庑、门殿等建筑。两汉时期，为了维持统治神秘感，多把佛塔修建很高，楼阁式佛塔由此产生。

南北朝时期佛教广泛发展，僧徒增多，各地纷纷建寺造塔，留于历史文献的有洛阳市永宁寺塔和嵩岳寺塔。在南北朝时期，木构佛塔的建造技术已经变得非常成熟，而且逐渐发展成为多层高耸的结构。特别是后期，兴建高塔成为了皇室、贵族和富商之间争相炫耀的一种方式。因此，南北朝时期的佛塔总体上呈现出高大、绚丽、奢华的风格。然而，由于南北方地域文化的差异以及建造技术的不同，南北方的佛塔在外观上呈现出一些区别。北方的佛塔通常更加雄壮而华丽，而南方的佛塔则更加纤细和优美。魏晋时期，密檐式塔代替原有的楼阁式佛塔而出现。密檐式佛塔的塔檐重叠紧密，从而没有了层楼的空间位置，故没有设置门窗在各层之间，并且将楼板、楼梯布设在内部，这与楼阁式建筑区别十分明显。北魏中期，随着制砖技术的提高，砖产量的增加，砖塔逐渐取代木塔。从东汉至南北朝500多年间，中原地区佛塔从木塔发展到砖塔石塔，从单层向多层级发展。

隋唐的佛塔是中国佛塔史上一个完整的发展阶段。隋朝时期，杨坚致力于佛教的传播，曾下令修缮被毁坏的佛塔。隋文帝还用天竺沙门赠送的佛舍利一包，分给各州建造的110座舍利塔。这些塔有高大的木构楼阁式塔，砖石密檐式塔、还有小型的砖石墓塔。隋唐时期的佛塔作为一种建筑物，不仅延续了南北朝时期佛塔的结构类型，还在形式上给人以高大雄壮的美感。例如隋代敦煌石窟第302窟的人字披顶上，存有四层的小塔，每层的屋檐出檐都很大，特别是第一层塔的面阔、层高、出檐都比上层高大许多，显得非常稳重。

唐朝佛塔的排列组合从单塔趋于多塔组合，出现了为供养佛陀和多宝如来佛而建造的太原双塔；为供养佛陀、弥勒佛、药师佛而建造的崇圣寺三塔；为纪念佛陀从诞生到涅而建造的青海塔尔寺如来八塔；排列成行的塔墙有国清寺六塔；成群布置的塔林有青铜峡市牛首山一百零八塔；以众僧公墓形式出现的塔林有河南嵩山少林寺塔林等。唐代建造的塔一般方形居多，如陕西西安的大雁塔，小雁塔 、香积寺塔 、兴教寺塔等，其中以玄奘法师主持修建的大雁塔最为典型 。这座塔初建时为五级 ，后来增至十八级，现存为七级。隋唐时期除了上述高大的楼阁式塔和密檐式塔的造型和结构，还有很多单层、多层的墓塔。如济南四门塔，作为一座亭式塔，该塔平面成四方形，底边长7.4米，塔高10.4米，全部用青石建成。塔身四面正中各开一个呈半圆形拱顶的塔门，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装饰。在现存唐朝的塔中，砖石仿木结构楼阁式塔较多，外观轮廓具有弯曲的旋律，塔身没有任何雕饰，底层较高，二层以上层层递减，每层楼上均有仿木的门窗、柱子、梁枋和斗拱。

公元917年，辽太祖宣布将建佛教寺塔作为帝都建设的一部分。辽朝的兴佛运动致使在其统治期间大量修塔建寺。在隋唐,宋的佛塔基础上,辽代演变出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密檐式塔，该时期佛塔虽然形式多样，但主要以砖石塔为主，其中八角密檐式砖塔最为流行。平面多呈八角形，辽代的佛塔虽承袭唐及五代十国时期的风格，又融入中原汉人传统文化，却不同于唐宋，农安古塔建筑材料多为砖石、形制上多用密檐结构，且实心塔最多。

北宋建隆元年宋王朝开始，佛教继续发展，广泛流传，尤其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极力推崇佛教，大规模建造寺塔。宋代的佛塔是在唐朝佛塔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但在塔檐下部分存在一些显著的建筑演化和设计改进。唐代的塔檐下斗拱相对较为简单，仿木构件的工艺不够精致。到了宋代，这些斗拱变得更为复杂，仿木构件的制作也进一步改进。此外，在宋代的塔身壁面砖中，常常砌有精美而形象各异的佛像雕刻砖，增加了艺术性和装饰性，内部楼板和楼梯通常采用木质结构，而且常常包括迂回盘旋的砖砌梯道，门窗也由同一方位上集中装置转化为逐层变换方位，这些改进增强了塔的结构坚固性和稳定性。宋代佛塔主要以楼阁式为主，其结构主要有以下几种：壁内折上式、回廊式、穿心式、穿壁式、塔心柱式。大多数佛塔平面为八角形，个别为六角形。八角形塔是宋代佛塔的基本形制。现存如国寺塔、兴国寺塔、鄢陵塔、明福寺塔、崇法寺塔等都是北宋时期佛塔的经典之作，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夏佛塔基本延续了隋唐方形密檐式佛塔的特征,同时融入了自身的鲜明特征，以拜寺沟方塔为例,从形制和结构上来看,佛塔采用方形平面,首层较为高大,基本以密檐式为主，而塔身整体用砖石堆砌的结构特点,塔身部分层中有塔心室结构。从装饰特点上来看,拜寺沟方塔比起隋唐追求简练的线条感则具有鲜明的装饰风格,塔身各层饰有影塑直窗,彩绘兽面连珠,日月等图案,部分层级上加饰彩绘柱等建筑构件。由于佛塔结构性能的改进加强,以及与宋朝的交往加深,多边形楼阁式塔逐步替代了方形密檐式塔,成为西夏初期佛塔的主流。

金朝期间女真族统治在中原地区北方地区建立完颜王朝，女真族在建立王朝前，就已有佛教流行，是从邻邦奉行的高丽、渤海国传入的。金代帝室崇拜和支持佛教始于太宗，太宗时金代佛教达到全盛时期，世宗喜欢巡游名山古刹，修建寺塔。作为前后相续的政权,辽金两代的思想、艺术、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在佛塔上也是如此。金代佛塔以密檐塔为主,在结构上一般都是置须弥座于台基之上,塔身雕刻假窗,顶部则安有塔刹,整体结构严谨,各部分比例匀称,既有唐宋及辽塔的遗风,又不乏新的创造，主要代表有正定临济寺澄灵塔、正定天宁寺灵霄塔。

元代时期，佛教一直是元的国教。这段时期，塔的结构和材料方面没有更高的发展，在元代的中原地区佛塔都是参照中原地区的标准建造，没有什么特殊创造，数量也不多，但这一时期多了一种藏式藏传佛塔，较为著名的佛塔代表有兰州白塔，凉州白塔等。兰州白塔是元代国师的灵塔，采用传统的覆钵式塔身，塔高约17米。

明代在统一后重建了许多寺塔，范围不断扩大，分布在全国各地。在这个时期，仍以楼阁式塔为主，继承并发展了宋代的“壁内折上式”结构。如山西阳城龙泉寺塔、永济万固寺塔、宁夏银川承天寺塔等。明永乐初年，印度高僧班德达来中国弘传佛教，他向朱棣奉献了五尊金佛和金刚宝座式塔的模型，这为中国式金刚宝座塔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清朝时期是封建社会的末期，社会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并且受到了国外帝国主义的侵略，这导致了佛教在这个时期逐渐衰落。虽然晚清时期还有一些楼阁式的佛塔建造，但是这方面的发展并不均衡。在佛塔的造型、式样和结构等方面没有出现创新，而且它们的内外部分割明显，结构相对简单，并且没有进行任何装饰性雕刻。傣族佛教与西藏自治区喇嘛仍在继续发展，以曼飞龙塔为代表的云南族佛塔是我国明清时期佛塔建筑的另一种风格，西藏的藏传佛教在明清时期也持续发展，并且喇嘛塔的规模和数量不断增加。喇嘛塔成为高僧活佛的墓塔形式，并且在建筑范围上不断扩大，涵盖了许多寺院、园林和金刚宝座塔。

近代佛教是指第一次鸦片战争至新中国建立前夕的佛教发展阶段。在清末时期，在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部分佛教寺庙和塔窟遭到破坏，到了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许多寺庙，佛塔均被日军炮火损毁，僧人被侵华日军屠杀，佛塔受到了严重冲击，处于困境中。

现代佛教是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佛教，这一时期，中国的佛教在近代佛教的基础上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佛教遭受了冲击，寺庙设施被损毁，僧侣遭受迫害，佛塔发展中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宗教政策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各地的佛教寺庙佛塔重新开放，僧侣和信众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并获得了宗教信仰自由。许多被损坏的寺庙、塔、窟得到修缮或重建。此外，政府还积极抢救佛教文化遗产、维修和恢复佛教古建筑。在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佛塔重建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嘉兴三塔始建于唐朝，然而1971年被拆毁建成了水泥厂，到了1999年，政府在原址重建三塔，现如今的嘉兴三塔，依旧是嘉兴最具有代表性的运河文化景观。梅州千佛塔始建于南汉大宝八年，1970年左右，梅县钢铁厂扩大，将千佛铁塔围在厂内，导致千佛铁塔损毁严重，1990年，由明慧法师发起，耗资4000多万元在大东岩山顶建造九层石塔，将被围于钢铁厂的“南汉千佛铁塔”移置于新千佛塔底层 ，并将它们统称为“千佛宝塔”。1983年政府为了保护名胜古迹，重修有“鸡鸣寺”首刹名誉的南京市鸡鸣寺，并于1990年在寺内重新建造一座七层八面的药师佛塔，塔高四十四米，塔内供奉一尊明代药师佛铜像。普明塔院始建于南北朝时期，1966-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寺庙建筑多处损毁，1992年秋，寒山寺举行普明塔奠基仪式。并于四年后，举行普明宝塔落成及佛像开光典礼，2004年寺院投资百万元，对已建十年的普明宝塔进行全面保养性修缮，使普明塔成为寒山寺的标志性建筑。它们多为现代重建的塔，一般都是根据地方志的记载，承袭古代佛塔的规制在旧址上重建古佛塔，再现古塔风景。

佛塔在藏族地区随处可见。它作为佛教信徒的崇拜物与寺庙并存，但也有离开寺庙独立存在的佛塔。

佛塔既承袭了古印度佛教中的存在意义，同时与西藏自治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融入了西藏文化之中。藏族佛塔从功能上可分为灵塔和经塔两类。灵塔，也叫“舍利塔”，是储存和供奉大小喇嘛僧众的真身或真身舍利的坟冢。经塔，包括菩提塔、过街塔等。它用于供奉佛教经典、佛像等。灵塔建造可露天也可建于寺庙内，而经塔一般建在寺院周围或山顶路旁等位置。经塔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如西藏江孜白居寺菩提塔，塔座面积为2200平方米，全高约40米。最小的经塔叫玛尼塔，是信徒们随便在路旁堆起的一堆石头。

公元5世纪，第二十八代吐蕃赞普拉托托日年赞时期佛塔传入西藏自治区。公元7世纪中叶，松赞干布统一西藏高原，并创制了藏文并翻译佛经。随后迎请了两位来自唐朝和尼泊尔的公主，并为她们带来的两尊释迦牟尼佛像建造了寺庙。公元779年，在赤松德赞的主持下，建成了西藏第一座寺院桑耶寺，该寺融合了汉、藏、印三种建筑风格，在桑耶寺主殿的四角建了红、绿、黑白四座佛塔，围墙上建有一百零八座小佛塔。桑耶寺著名四座佛塔可代表藏式佛塔的最初形制。公元8世纪晚期，寂护在桑耶寺圆寂，为了缅怀这位印度高僧，在哈布日山建造了供奉寂护大师遗骸的灵塔，是西藏自治区本土产生的第一灵塔。这标志着西藏传统佛教的前弘期，持续到公元10世纪初朗达玛为止。

公元10世纪，西藏阿里地区大力弘扬佛法。当时，以大译师仁钦桑波为首的西藏和印度学者积极翻译佛经，建立寺庙。同时，印度高僧阿底峡也应邀前往西藏推广佛法。从那时起，被称为藏传佛教后弘期。在整个藏传佛教发展史上，佛塔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和寺庙、佛像、佛经一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公元12-14世纪，西藏普遍流行噶当觉顿式佛塔，在这一时期建造的较著名的噶当觉顿式佛塔有20多座，代表性建筑有萨迎北寺西部佛塔群、聂塘度母堂铜塔、萨迎寺佛塔、康马县东南方的雪囊寺佛塔等。公元 14 世纪，布敦大师在潜心研究大藏经《甘珠尔》部的基础对西藏佛塔的格式作了严格规定。从此，兴建佛塔理论与具体实施上都形成较为统一的模式，这对藏式佛塔的最终定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自14世纪开始，藏传佛塔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繁盛时期，建造出布达拉宫红宫历辈达赖灵塔，色拉寺建造的以阿底峡牙灵塔为主的220座佛塔等。。

汉传佛教主要分布在东亚地区，包括韩国、日本以及一些其他周边国家，佛塔多为多层楼阁式塔和密檐式塔，其建筑风格主要受到印度佛教塔的影响。

佛教于6世纪传入日本，随着佛陀像和佛教经典的引进，开始了佛教寺庙和佛塔的建设。最初的佛塔受到中国和朝鲜半岛佛教建筑的影响，采用了独特的塔形式，如三重塔和五重塔，日本的法隆寺五重塔的布局、结构和形式就明显受到中国南北朝时期建筑的影响。。794-1185年平安时代见证了佛教的繁荣，佛教寺庙和佛塔的建设在这一时期达到巅峰。平安时代的佛塔通常采用了檐式结构，这是一种特点明显的塔顶结构，其中檐子重叠叠置，形成了多层的效果。其中醍醐寺五重塔是平安时代佛塔的代表之一，位于京都。醍醐寺五重塔耗材量巨大，初层内部的壁画，包含金刚界与胎藏界曼荼罗，还有日本密教绘画的始祖真言八祖相。

1185-1333年倉时代见证了日本佛教的变革，佛教宗派如禅宗思想和土宗崭露头角。这一时期的佛塔通常较为朴素，强调禅宗的精神。鎌倉时代的佛塔形式包括方形塔，它们更加坚实，没有多层的檐式结构。室町和江户时代的佛塔建筑风格依然延续了前期的传统，但也表现出更多的日本本土特色。在这个时期，一些佛塔的建筑风格变得更为庄严，如最胜院五重塔，全塔搭建没有用一根钉子。随着现代化的到来，日本的佛塔建筑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形式，但也受到了现代建筑和工程技术的影响。一些现代佛塔结合了传统的外观和现代的结构材料。

韩国的佛教信仰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当时朝鲜半岛分为三个独立的国家：百济、新罗和高句丽。佛教在这个时期传入，并带来了佛教寺庙和佛塔的建设。最早的韩国佛塔受到印度和中国佛教建筑的影响，例如九层木塔的建立，韩国初建佛塔皆与舍利有关。佛教在统一新罗时代达到巅峰，这个时期见证了许多壮丽的佛教寺庙和佛塔的兴建，单层塔形制开始出现。例如庆州锡丈寺遗址出土塔形纹砖上的单层塔纹和感恩寺西塔出土舍利函的多闻天手捧之小塔。前者为四角攒尖顶、单刹。后者由方形塔身、山花蕉叶和比塔身更高的相轮组成。

在高丽时代，佛教继续繁荣。高丽时代的佛塔特点是多层石塔，通常有三到九层，以保存佛经和圣物，例如慈福寺五层石塔，佛塔基础利用天然岩石打造，向上堆砌二层石座，座上立五层塔身，顶端置雕莲花图案的塔顶。随着现代化的到来，韩国佛教和佛塔建设经历了复兴。一些新的佛塔项目也开始在韩国兴建，旨在保护和传承佛教文化遗产。

南传佛教佛塔建筑传入东南亚的时间说法并不统一，约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6世纪。南传佛教的相关国家主要分布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其中的佛塔是该地区的重要宗教建筑之一。这些佛塔通常为单层结构，其高度一般很高，如缅甸的仰光大金塔高达110多米。 南传佛教地区的佛塔通常具有高大的基座，基座可能是高大的方箱形式。塔刹一般由刹座、刹身和刹顶组成，刹座大多采用宝匣（方箱），刹身通常雕刻相轮，刹顶多数是金伞，少数是宝珠。在不同的南传佛教国家流行的佛塔形制也各不相同。

泰国最古老的佛塔之一，以堕罗钵底时代的佛统大金塔为代表，佛塔呈覆钵式，上方有华盖和禅座，但我们现存能看见的佛统大金塔是却克里王朝四世王时代重新修建的。14世纪50年代到15世纪90年代间，这段时期建造的佛塔基本遵照华富里或乌通时代的样式即吉蔑式。塔的外观呈杨桃瓣或呈菠萝瓣的形状，例如阿瑜陀耶王朝城菩苔萨旺寺的佛塔。15世纪60年代戴莱洛纳迦王北上征讨彭世洛府，自此素可泰府的佛塔艺术便开始大量传入阿瑜陀耶，这时期流行的是锡兰式的佛塔，其典型建筑便是阿瑜陀耶城希讪派寺的三塔，塔的外观呈覆钵式，塔尖为花串藤式。17世纪30年代，从巴塞通王征服柬埔寨以后，时兴建造吉蔑式塔来纪念战功。塔为方楞形或者称为四角十二曲佛塔，到了18世纪60年代之后，主要流行方楞式佛塔，同时由于缅甸的入侵缅式塔也开始出现。

缅甸的仰光大金塔,也称瑞光大金塔始建于公元前585年,据缅甸的传说，当时两位仰光的商人知道印度正在发生饥荒，于是运送大米去布施。在印度，他们听闻佛陀讲佛法后，非常欢喜并解悟。当他们回国时，佛陀赠与他们佛陀的8根头发。于是他们回到仰光建造了一座金塔，用来供奉佛陀的头发，这就是仰光大金塔的。初建时，塔的高度只有8米，历经许多年的发展到现在仰光大金塔已经演变为塔身高112米，底部周长达427米，四个角上还有缅甸式的狮身人面像，这些是常见于缅甸佛塔的装饰元素。佛塔由砖砌成,塔身贴满黄金，塔项置着一个5米高、1.25吨重的金属宝伞，伞尖项还有一个直径27厘米的金球，球上镶嵌着5449颗钻石和2317颗红宝石和蓝宝石，其中有一颗重达76克拉的著名金刚钻。伞的檐上挂着1065个金铃和420个银铃，在大金塔的周围,还有68个大大小小的金塔，使仰光大金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金塔建筑群之一。11世纪左右,阿奴律陀统一了缅甸,创建了蒲甘王国,造了上万座佛塔，使南传佛教成为人民的普遍信仰。在蒲甘佛教的全盛时期，缅甸共有13000座佛塔与僧院。著名佛塔代表有瑞西光塔，塔高40多米, 塔尖高耸, 呈钟型, 四周有很多小塔和亭台。现如今，缅甸全国大小佛塔有10万多座，被誉为“佛塔之国”。

斯里兰卡的佛塔发展始于公元前3世纪，当时印度的佛教传入斯里兰卡。据传说，印度皇帝阿育王的儿子、传播佛教的阿拉汉尊者于公元前3世纪来到斯里兰卡，引导斯里兰卡国王佛祖塞纳皈依佛教。这标志着佛教在斯里兰卡的传播。斯里兰卡最早期的佛塔是由土堆积而成，而后演变为砖石结构。早期的佛塔通常是单层，具有较简单的形状。后来，佛塔的建筑风格逐渐演变，采用更复杂的结构和装饰元素。公元前2世纪，斯里兰卡国王达图森卡（Dutugamunu）在阿努拉德普勒（Anuradhapura）建造了著名的阿努拉德普勒佛塔，它标志着斯里兰卡佛塔建筑的高峰时期。这座佛塔高约70米，成为斯里兰卡古代佛教建筑的代表。另一座重要的佛塔是位于波隆纳鲁瓦（Polonnaruwa）的佛塔，建于公元12世纪。这座佛塔是斯里兰卡佛塔建筑的杰出代表之一，其结构和装饰元素显示出高度的技术和美学成就。

楼阁式佛塔是佛塔类建筑中最为常见的样式之一。这种塔大都采用砖或石材等材料，具有层与层之间距离较大、设有门窗、砌斗拱和构塔等特点，并内设楼梯以方便登塔观景。由于其造型形似楼阁，因此得名楼阁式佛塔。 如：西安大雁塔、苏州报恩寺塔、济南千佛山宝光塔等。

密檐式塔主要以仿木建筑为特征。所谓密檐，就是指塔身层与层之间的距离较近，塔檐多用叠涩法砌成，并且非常密集。通常为实心塔，不能登顶。首层塔身特别高大，以上各层不设门窗，仅有小假窗或小孔。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密檐式塔例如天宁寺、西安小雁塔等。辽金时期较多。

金刚宝座式是指大小的塔群样式，大都建于明、清两个朝代。一般建在高台之上，塔群大小不一，以五座为最多。这种塔样式象征着密教信仰中金刚界的东、西、南、北、中五方佛。须弥座上通常雕刻着若干佛教经典里提到的动物图案，例如狮、象、迦楼罗、孔雀等。

宝印经式佛塔一般是由可重组的四部分相互叠置而成，包括塔基、塔身、覆钵和塔刹，通常是用铜片敲击成型，外表可能会被镀金或装饰。其中，塔基为须弥座下三层、上二层，侧面刻有直线，仿砖砌效果，在中间最高层每面开三个云形窗，内层顶部浮雕并且有一个中央的圆孔。在塔顶，每面有两片花蕉叶形，每片分两或三层，可能会刻写佛传故事等内容。塔顶浮雕着莲花，中央有一个圆孔。例如白象塔、苏州瑞光寺塔等。

覆钵式塔又称喇嘛式塔，主要由藏传佛教于明清时期修建。这种塔型基座高大，塔身通常为白色，下部较为肥大，上部相对细长，是中国塔式建筑中保有印度塔特点最多的一种形式。例如北京妙应寺白塔、北海白塔等。

亭阁式又称单层塔，是一种仅有一层檐口或平面覆盖层的寺庙塔型。它通常被设计成亭子的形状，且不像其他寺庙塔型那样高耸挺拔。亭阁式塔也有多种形状，如圆形、方形、六角形和八角形等。例如山西运城泛舟禅师塔、山东济南四门塔、河南登封净藏禅师塔等。

花塔是一种塔身上半部分建成莲花瓣样式、或充满佛念、佛菩萨像及动物、云龙等纹饰雕刻的寺庙塔型。其名字来源于外观形似鲜花。例如山西蒙山花塔、河北曲阳修德塔、北京房山万佛堂花塔等。

日本的多重塔在佛教寺庙和神社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日本，目前存在着114座三重塔和33座五重塔，总计147座多层塔。三重塔和五重塔是最常见的类型，分别具有三层和五层的建筑结构。这些塔通常由木材建造，每一层都有独特的设计和装饰。除了广泛存在的三重塔和五重塔之外，还有一些少见但非常独特的例子，如谈山神社的十三重塔和切幡寺的二重塔。在日本的建筑历史中，早期曾经出现过七重塔和九重塔。其中，相模国分寺的七重塔和法胜寺的八角九重塔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

日本另一种常见的宝塔形式为多宝塔，在多宝塔的结构中，底层呈方形，上层为圆形形状。不同的多宝塔常见形式包括初重为方三间，二层为12根柱子，呈圆形配置。在初层和二层之间存在一个特殊的构造，被称为“龟腹”，类似于覆钵的形状。通常，这部分由实木板制成，以白色涂刷，用来展示覆钵塔身的遗留痕迹。然而，根来寺大塔则采用了一种比较特殊的结构。它的初重为方五间，内部配置了12根圆形身舍柱，并且在内侧还竖立着四根天柱。这种结构与常见的多宝塔有所不同。

塔堂，又称为单层塔。区分塔堂与普通的攒尖顶建筑，可以通过观察其顶部来进行区分。塔堂通常具有塔刹，而普通的攒尖顶建筑则不具备这种特征。一些塔堂最初并不是单层的。例如，大和安楽寺的三重塔，据推测建于1258年的正嘉二年，但在延宝年间（1673～1680）时，上面两层被拆除，将底层改建为塔堂。

泰国佛塔类型主要有两种，分别是"帕·斋滴"和"帕·邦"，“帕·斋滴”这个词来自梵语，"帕"是一个敬语，表示"崇高"或"尊敬"。斋滴是逞罗语（泰国的一种语言）中的一个词，类似于巴利语和梵文。最初，它指的是建立在死者骨灰上的古墓，但在今天的泰国，它的意思更多地指代一座神圣的纪念建筑或一个圣骨盒。因此，帕·斋滴通常是供奉宗教或王室尊敬对象的建筑物。这个词在逞罗语中，“帕·邦”类似于印度教寺院中的"西卡拉"塔。帕·邦的性质与帕·斋滴相似，都是一种纪念建筑，但采用了"邦"的形式，这些结构可能是供奉佛陀或其他宗教人物的场所。

由基座、钟形塔身、塔顶平台和塔尖四个主要部分组合而成 。帕·斋滴可以呈圆形或方形的外观。圆形的斋滴通常更常见，但也有方形的斋滴存在。通常由多个层级组成，这些层级在垂直方向上逐渐减小，每个层级通常有自己的装饰和装饰元素。设置在斋滴顶部有一个四边形平台 ，平台上有一圈柱廊，原是存放圣物之处。平台再往上即是逐渐变细的塔尖。帕·斋滴的顶部通常是尖顶或伞形屋顶，这种形状有助于建筑物在垂直方向上逐渐收窄。屋顶通常覆盖有金色的屋瓦，塔尖的下部由一串直径递减的圆环叠置而成，有时也可用莲瓣的形式来取代圆环。

帕·邦的设计风格通常受到印度教寺院中的"西卡拉"（Shikhara）塔的影响。这种风格的特点包括尖顶、逐层减小的结构和垂直线条，使塔在高度上逐渐减小。其平面为方形，与斋滴的圆形平面形成对比 。它从一个大基座上升起 ，形成一个椭圆形塔身 。“ 邦 ” 的基座很高 ，一 般超过其总高的三分之一的上部结构逐渐向内收缩 ，外观有些像玉米棒子，塔身内部是一 个小祭殿 ，可借助一部很陡的阶梯通达，祭殿内还辟有三个佛龛。

坛城式佛塔通常采用土石结构建造，具有巨大的规模和壮丽的外观。它的形状与坛城（又称曼荼罗）相似，坛城在古印度密宗修行中被用作防止邪恶力量侵入的手段，可以在修行场地上建造圆形或方形的土台。这种佛塔以其独特的形制展示了密宗信仰的特点。坛城式佛塔在建筑中占据中心为位置，寺庙其他建筑以它为核心向四周分布。早期藏传佛教多建造这种佛塔。

覆钵式佛塔，俗称“瓶塔”。从大基座上安置一个巨大的圆形塔肚，上竖一根长长的塔顶。塔顶一般有镀金铜华盖，边缘挂有风铃，盖上有鎏金火焰宝珠塔刹，整体形状与倒扣着僧钵非常相像。覆钵式佛塔藏语“噶丹却丹”，也是藏传佛塔的意思，僧侣大众常用它来供放佛舍利，活佛肉身法体和各种法物。

祖师塔是为安放祖师舍利而建的塔，佛光寺初建于拓跋宏时期，祖师塔所建时间不详，是南北朝时期仅存的古塔。佛光寺祖师塔是一座亭阁式的砖塔，塔型呈六角形，高八米左右，外观分作上、下两层。下层塔身设有六角形的塔室，基础是须弥座，正面设有四级台阶，与门相通。塔门为略带扁平的拱券形，门顶上的券面装饰莲瓣形的火焰。塔身其余的五面均为白色，没有任何装饰。

大雁塔位于西安市的大慈恩寺内，是由唐三藏亲自主持修建的一座具有印度风格的五层佛塔，以用来存放从印度带回的舍利、经卷和佛像。唐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修建。大雁塔为四方楼阁式砖塔，每面宽一百四十尺，高一百八十尺，每一层的中心都藏有大量舍利，塔体呈方锥形，平面呈正方形，几经修缮后，塔身七层，通高64.5米。塔体磨砖对缝砌成，结构严整。塔的底四面皆有石门，门桅上均有精美的线刻佛像，西门为阿弥陀佛说图，图中刻有富丽堂皇的殿堂，传唐朝画家阎立本的手笔。底层南门洞两侧镶嵌着唐代书法家褚遂良书，李世民所撰《大唐三藏圣教序》和李治李治所撰《述藏圣教序记》两通石碑。塔内的平面呈方形，各层均有楼板，设置扶梯，可上塔顶。塔上陈列有舍利子、玄奘取经足迹石刻等。

天宁寺塔是京城最古老的地上建筑，始建于辽代大康九年（公元1083）。它高约58米，平面为八角形，共有十三层，是一座密檐式实心砖塔。整个塔由基座、仰莲座、塔身、塔顶和塔刹组成。基座分为上下两层的须弥座，下层基座每面有六个壸门形，内部雕刻了狮首形象。上层向内收，每面为五个壶门形复，内部雕刻了坐佛像，转角处还有浮雕的力士像。基座上有三层的仰莲座，用来承托塔身。塔身四面设有券门和直标窗，两侧雕有金力士、菩萨像以及云、龙等纹饰。十三层的塔逐层收缩，直到塔顶。塔顶设有两层的仰莲瓣，并在顶部放置了须弥座，用来承托宝珠式的塔刹。

据史料记载千佛陶塔是北宋元丰五年（1082年）烧制的，最初被安置在福州仓山区上的龙瑞寺。后来因寺庙毁灭，于1972年开始迁移到鼓山十八景，成为涌泉寺的宝物，分立在山门的左右两侧。东塔名为“庄严劫千佛宝塔”，西塔名为“普贤劫千佛宝塔”。该塔因塔上塑有一千零七十八尊佛像而得名“千佛陶塔”。由于塔使用优质陶土烧制，表面采用紫铜色釉彩，明亮光洁，因此也被称为“瓷塔”。该塔高六米八，仿木结构，呈八角形，共有九层，属于楼阁式塔。塔基上有金刚力士像，还有奔跑的狮子、麒麟等动物浮雕，以及各种花卉图案，富有魅力。此外，塔身上还刻有塔名、建造年代、捐赠者以及制作工匠的姓名。塔身设有门窗、柱子和塔檐。塔檐上有斗拱、瓦楞、援飞等装饰；每层塔檐都设有风铃。塔顶为三重葫芦式样，顶部覆盖宝珠，刹座上有莲花瓣浮雕装饰。

妙应寺位于西城阜城门内，是藏式佛塔，因体形巨大且通体洁白，而被称为白塔。白塔高约51米，底部有三层折角须弥座式塔座，塔座上覆盖着莲瓣座和五道环带形的金刚圈以承托塔身。塔身为一座覆钵体，顶部层层叠起的十三层相轮也称为“十三天”。相轮顶端承托华盖，四周悬挂36个镂空花纹的铜制透雕流苏，下面则有各式风铃。华盖以上是一座鎏金宝塔形的塔刹。这座白塔是由尼泊尔工艺家阿尼哥主持设计与建造的。1961年，国务院将北京妙应寺列为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几次拨款进行修缮。1980年，妙应寺向中外游人开放 。

清净化域塔建于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据说是一座衣冠冢，为纪念西藏自治区六世班禅所造。

这座塔坐落在一个高达三米的石座上，主塔采用喇嘛塔式建造，高约十五米。塔基是八角形的，有上下两层，下层刻有海水波浪形状，图案中还有鱼、虾、螃蟹等生物；上层则刻有凤凰、卷草等图案。塔基上方是八角形的须弥座，底座上有许多动植物雕刻，如蝙蝠、狮子、凤凰、云纹、莲瓣和卷草等。在须弥座的束腰部分有释迦牟尼经历了从出生到涅盘的“八相成道”浮雕。在束腰的转角处，还雕刻有八位金刚力士的造型。除了主塔之外，其四角还分别建有四座基本对称的小塔。与主塔明显不同，它们又吸取砖木结构外檐式的模样，塔高八米左右，塔身上刻有佛教经文、菩萨像以及莲花瓣等装饰图案。

少林寺塔林，位于登封市嵩山西麓五乳峰下。这座塔林包括唐宋、元、明、清各朝代的砖石塔，总计有2209座，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塔林。这些塔的高度大致在15米左右，绝大多数都有雕刻和题记，造型也各具特色，包括四角、六角、锥体瓶体、抛物线形等，风格各异。

该塔位于印度比哈尔邦城南的菩提迦耶，此处是释迦牟尼悟道处。摩诃菩提寺，又称为大菩提寺，是一座主体为金刚宝座塔的寺庙。主塔呈方形，高50米。塔体由下而上逐渐收缩，呈方锥柱形。塔体建造使用了硬质砂岩，主塔的四个角落各有一个小塔，形状与主塔相似。主塔内还供奉着佛祖金身像。主塔和小塔的顶部都有塔刹，塔刹实际上是一座小型的覆钵式塔，而这座小塔的顶部又是一组塔刹。塔刹的底座是宝匣，上面装饰有相轮、宝盖和宝珠等构件。

仰光大金塔是一座建在茵雅湖畔圣山上的钟形佛塔，高112米，始建年代说法不一。塔基采用了八角十字折角形的须弥座，周围建有54座小塔和4座中型塔。主塔全部镀金，外表闪烁着金光，覆盖着1000多张金箔。塔内供奉一尊玉佛像。塔刹结构华丽，底层为仰莲须弥座，上面是宝瓶、相轮、宝伞，再上是金属相轮和风向标，最顶端是一颗大宝珠。金伞周围悬挂金铃和银铃。金伞内部有一颗金球，球上镶有红宝石、翡翠和钻石。塔顶则镶嵌着一颗大钻石。

佛统金塔又名帕巴吞佛塔，位于泰国佛统府佛统市中心。佛统金塔是一座钟形佛塔，高120米，塔基直径超过50米。据说该塔始建于7世纪，当时只有39米高。公元1853年，泰国拉玛四世国王重建了新塔，而朱拉隆功又进行了扩建，最终形成了今天的金塔。这三个不同时期建造的塔并非将老塔推倒重建，而是在老塔外部套建新的塔身。佛塔的圆形塔基有两层。塔刹部分高40米，塔刹底部是宝匣，上方装饰有相轮，刹顶则是一个宝伞。金塔内部有一尊金佛和一尊卧佛，还收藏着珍贵的佛骨舍利。

药师寺东塔位于日本奈良市西京町，是日本国宝。这座塔身为方形，采用楼阁式的纯木结构，总高度为37.9米。最初，该塔建在藤原京，天武天皇为了祈求皇后的健康而兴建。然而，在佛塔尚未建成之际，天武天皇不幸去世，修建工程由持统天皇接手并于公元698年完成。之后，首都迁至平城京（即今奈良市），寺塔也随之迁往此地。药师寺东塔的结构十分特殊，共有三层塔身，大屋顶下还设有小屋顶，使其整体呈现出六层的视觉效果。目前，塔底层仍然保留着佛坛，内有室町时代的四方佛和镰仓时代的四大天王像。塔刹部分由宝匣、相轮、水烟和双宝珠组成。

佛国寺多宝塔位于庆州，多宝塔建于756年前后的新罗区时期，全部用石材建造，总高10.4米。佛国寺大殿之前有双塔，据记载是新罗时期国相金大城为纪念其父母而建。多宝塔第二层的四扇门之外，原先各有一只狮子。但在日本侵略者占领时期，其中三只已无踪影，现只剩一只。多宝塔的塔顶是塔刹，底层是刹座，上面依次是仰莲、相轮和宝盖，再上面是水烟，最顶端是双宝珠。

蒲甘的佛教寺庙建造始于11世纪，当时蒲甘王国是缅甸主要的王国，这个时期被认为是蒲甘佛塔建筑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数以万计的佛塔和寺庙被兴建，形成了如今所见的壮观景观。但是中间由于战争影响以及政治中心转移，蒲甘塔林现存佛塔数仅有两千多座。

阿育王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被认为拥有特殊的能力，可以不仅在人间扩张领土，甚至连鬼神都听从他的指挥，他被称为具有“役使鬼神之力”。阿育王希望供养佛陀的舍利，为此他收集了各国的舍利，并咨询了他的国师。国师告诉他，佛陀的舍利还存放在龙宫和天宫，建议他前往龙宫请舍利。阿育王带着三万兵士前往海边，并呐喊要求龙王将舍利交出。然而，龙王并未出现。国师告诉他，虽然他是人间之王，但龙王是护法部的王，他的福报比阿育王更大，因此他需要提升自己的福报。阿育王遵循国师的建议，开始修福报，包括斋僧众、行善业和做佛事。最终，当他的福报达到足够的水平时，他前往海边，只需一弹指，龙王就出现，鞠躬行礼，并将舍利分给他。阿育王询问国师为何之前他带着三万兵士前去，龙王并未出现，而现在只需一弹指，龙王就现身。国师回答说，这并非因为三次弹指，而是因为阿育王的福德感召了力量。随着得到舍利，阿育王制作了众多宝物，用以盛放佛陀的舍利。他还命令诸鬼神各自持有供养舍利的具。他下令在人口众多的地方建造塔供养佛陀的舍利。因此，阿育王遣使鬼神所建造的八万四千座塔分布在全球各地，其中中国共有十九座。

在中国关于佛塔有一个民间故事，相传白娘子本是一只白蛇，她在凡间修炼，希望可以飞升成仙，因被许仙救过性命，于是嫁给许仙报恩。在这期间她协助丈夫创办药铺，帮助小青度过情关。金山寺禅师法海听闻白娘子是蛇妖，便将次告诉许仙，白娘子去找许仙时被法海压在雷峰塔下，最后其子的孝心打动上天，白娘子被放出，一家团聚。故事中的雷峰塔是指位于西湖的雷峰塔。南屏山的支脉中峰高耸，环绕四周。吴越王曾在这里修建佛塔，最初计划修建十三层高约千尺的塔楼。然而，由于财力不足，最终只修建了七层。这座塔因为是钱俶钱弘俶为黄妃得子而兴建，所以过去也被称为王妃塔。元代时雷峰塔发生大火，之后仅剩下塔心。

古往今来不少文人墨客以佛塔为意象创作诗词歌赋，或表达心情，或表现游玩经历。北宋诗人王安石就有“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的诗句。苏轼在《与子由渑池怀旧》中也有“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的句子。

20世纪50年代，乔羽为电影《祖国的花朵》插曲作词。乔羽在北海公园湖中划船时，看到水面倒映着白塔、绿树红墙，水中鱼儿在畅游，便以此为灵感创作了《让我们荡起双桨》。

各国为了纪念和展示各种佛塔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发行了与佛塔相关的邮票。这些邮票通常会展示佛塔的外观、建筑风格以及周围的景观。它们是人们了解和欣赏世界各地佛教寺庙和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如吉里昆诃罗佛塔邮票（斯里兰卡1958年发行）、天宁寺邮票（冈比亚1993年发行）、盈江永燕塔邮票（中国1998年发行）颐和园多宝琉璃塔邮票（柬埔寨1999年发行）、印度摩诃菩提金刚宝座式塔邮票（2008年中国发行）等。

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古代的建筑艺术中只有有楼阁而没有“塔”，也没有“塔”字。塔完全是从印度移植的一种建筑形式，“塔”则是中国人针对这种建筑形式专门造的一个字。佛塔的传入丰富了中国建筑形式与文化内容。古塔的建筑结构和工程技术往往非常精湛。它们的稳定性和耐久性可以为现代建筑工程提供有益的启发，这包括了关于基础工程、结构设计和耐震性等方面的知识。此外，佛塔的建筑风格、雕刻和装饰元素都是艺术品。它们反映了当时的审美趋势和文化背景。这些元素为美术史、雕塑学和装饰艺术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佛塔被视为佛陀的舍利或圣物的容器，象征着佛陀的存在和教导。佛教徒相信朝拜佛塔能够获得精神上的滋养和庇佑，因此佛塔在佛教信仰中扮演着重要的象征角色。这一象征性使得佛塔成为了明确传达佛教思想理念的载体。佛塔作为佛教信仰和佛法的实际体现一直延续至今。在佛教传入中国后，佛塔成为了传播佛教的有效手段。在佛教信徒眼中，佛祖的舍利具有至高的神圣性，因此安奉舍利的佛塔需要庄严雄伟，同时也要体现匠心独到的形貌。这样的佛塔吸引了无数的朝拜者和观光游客，为实现佛教广结善缘、普度众生、利乐有情的理想和广泛传播佛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1927年的晋奉大战中，智度寺塔遭受了炮击，导致了东侧塔体部分的残缺。到了1976年，在唐山地震中智度寺塔再次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塔顶塌，塔体出现了裂缝。同时，云居寺塔也因年久失修而受到了严重的损坏。2001年，国家文物局、河北省文物局、涿州市市政府等共出资近500万元人民币启动了双塔修复工程。此次修复得到了一批顶尖的专家学者的指导，经过近九年的持续修缮工程，涿州的“智度寺塔”和“云居寺塔”于2010年11月6日正式修复竣工。这使得双塔再次展现了千年历史的壮丽景观，著名的“双塔晴烟”美景得以再现。

1994年12月8日，松江西林塔修复工程竣工，西林塔最初建于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后在1388年重建，并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松江西林塔经历了多次不同程度的修复。道光时期之后，西林塔历经五百多年的风雨沧桑，损坏非常严重。1965年因为塔檐的木结构严重腐朽，甚至发生人员坠亡事故，所以拆除了二至六层的腰檐和平座栏杆，仅剩下光秃秃的塔身，影响了松江的古朴风貌。1993年10月市文管会拨款修缮西林塔，从而恢复了古塔的形制。

1968年，法国考古学家格罗斯利尔的警告引起了全球对婆罗浮屠的关注。婆罗浮屠是印度尼西亚中爪哇岛的一座古代佛教塔，因为长期受到雨水和河流侵蚀，面临着泥土和雕刻的崩塌风险。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球发出呼吁，希望能够敦促国际社会采取措施来拯救婆罗浮屠。在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呼吁后，1973年，来自全球27个国家的财政支援下，一项庞大的修复工程正式启动。这次修复工程历时10年，总共耗资超过2500万美元。修复工程主要包括以下三个主要方面的工作：一是增加排水系统，以减少雨水对结构的侵蚀，确保建筑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修复工程在婆罗浮屠的台基下铺设了混凝土板，这一措施减轻了土壤的压力，从而降低了崩塌的风险。此外，修复工程的一部分是保存罗浮屠内有许多珍贵的石材、雕像和浮雕，以确保它们能够传承下去。1983年2月23日，修复工程正式竣工。这次修复工程使婆罗浮屠得以新生，确保了这一印度尼西亚重要文化遗产的保存和传承。

在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发生了8.1级大地震，造成了广泛的破坏。除了数百万民众受到影响外，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的众多珍贵历史古迹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害。博达大佛塔作为加德满都谷地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同样在地震中遭受了重大破坏。尼泊尔博达地区委员会组织了多方力量，旨在对博达大佛塔进行修复工作。中国的海航集团通过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向博达地区委员会捐赠了300万元人民币，用于支持博达大佛塔的修复工作。这项捐赠也成为博达大佛塔修复工作中最大的捐赠方，显示了不仅尼泊尔当地机构，还有国际合作和支持的努力，以保护和修复这一重要的文化遗产。

2016年8月，蒲甘古城遭受里氏6.8级的大地震，400多座佛塔建筑不同程度受损，包括建于1144年、高达65米的他冰瑜佛塔。应缅方请求，由中国文物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等单位的12名中国专家代表团在2016年9月立马赶往缅甸对蒲甘佛塔震损情况进行初步联合评估。2018年9月22日，中缅双方在蒲甘签署援助修复他冰瑜佛塔协议。到2023年为止，他冰瑜佛塔的修复工作仍将持续五六年时间。修复中最重要的一步是对佛塔进行应急抢险加固，通过以钢结构支撑加固体系、钢木构件加钢索约束等技术措施，对塔体进行加固处理，以防坠落和局部坍塌。此外，采用了蒲甘传统做法对四层以上塔体裂缝进行防雨防渗修补。

佛塔修复技术包括一系列方法用于修复和保护佛塔或古代建筑的结构和文化遗产价值。这些技术的主要目标是保持建筑的原始外观、结构和历史特征，同时延长其寿命并确保安全性。以下是一些主要的佛塔修复技术：首先结构修复包括修复或替换受损的佛塔结构，如石头、木材或砖块，修复工作可能涉及到重建受损的部分，以确保建筑物的结构稳固。其次注意对建筑物外部的表面进行清洁，去除尘土、污垢和植物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外部装饰和雕刻。

此外在佛塔内部和周围的遗址中，对文物和壁画进行修复和保护。这可能包括修复壁画、雕塑、文本、古代绘画和其他艺术品。2002年至2004年，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对青海乐都瞿县寺、玉树藏族自治州藏娘佛塔及桑周寺、西藏山南地区昌珠寺、桑耶寺以及吉林唐渤海古国的贞孝公主墓等地壁画，进行了保存现状、壁画制作工艺、颜料成分及病害成因分析，并制定相关保护方案，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支持。

此外注意改进建筑物的防水系统和进行混凝土修复，对混凝土结构进行修复，以防止裂缝和侵蚀，水分渗透，因为水分会对建筑材料和文物造成损害。最后要结合现代技术进行佛塔保护，如激光扫描和结构分析，监测建筑的状态，以及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这些修复技术通常需要经验丰富的建筑师、工程师、考古学家和文物保护专家的合作。修复工作必须谨慎进行，以确保不仅维护了佛塔的物质结构，还保留了其文化和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