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公元266-公元317年），指的是三国时期之后统一的王朝，由司马炎建立。与后来的东晋合称晋朝。共历四帝，国51年。

魏朝时期，司马氏通过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三人的努力逐渐掌握朝廷大权。司马昭死后，其子司马炎取代曹魏建立新政权，定都洛阳市，改国号为晋。咸宁六年（公元280年）司马炎灭吴统一全国。在位期间，司马炎分封27位宗室子弟为王，为后面的“八王之乱”埋下祸根；推行重农政策、大力兴修水利、颁布限田政策，使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繁荣、人口增加快速，开创了“太康之治”。司马炎死后，司马衷即位，历经“贾后专政”和“八王之乱”。“八王之乱”引起社会动荡，引得少数民族向中原地区迁移，造成“五胡乱华”的局面。建兴元年（公元313年）司马邺迁都长安，建兴四年（公元316年）长安失守，317年西晋灭亡。司马睿奉旨在建康自称晋王，司马邺死后他才称帝，史称东晋。

西晋疆域囊括曹魏、蜀汉、孙吴三国，公元306年西晋盛时人口约为4500万人。西晋承袭曹魏的中央制度和世兵制；使用泰始律法；司马炎时期，四夷有不少国家前来朝贡、归附，而从司马衷开始，部分国家开始进攻西晋；经济上发展农业和手工业，货币仍沿用汉五铢钱；在文化和科技上有一定的成就。

甘露三年（公元258年）五月，曹魏皇帝曹髦将太原市的太原、上党郡、西河、乐平、新兴、雁门，司州之山西省、临汾市八个郡，赐给司马昭并封他为晋公。西晋的国号正是因为并州是“晋之故壤”而得名。

曹叡曹死后，八岁的曹芳继位，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共辅少主。在共事中，双方的矛盾逐渐扩大。嘉平元年（公元249年），曹爽陪同曹芳前往魏明帝陵进行祭祀，司马懿乘机发动政变，曹爽身死，大权尽归司马懿。

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司马懿病死，儿子司马师掌权，废曹芳改立曹髦为帝。司马师死后，由弟弟司马昭掌权，受封为晋公，后为晋王，陆续除了朝中曹魏势力。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曹髦不甘只做傀儡皇帝，反抗时被司马昭所杀。司马昭另立曹奂为帝。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司马昭出兵进攻蜀汉，蜀汉后主刘禅不战而降，魏灭蜀之战。

咸熙二年十二月丙寅（公元266年2月8日），魏元帝曹奂禅位给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司马炎称帝后，国号晋，史称晋武帝。

司马炎登基后，追尊司马懿为宣帝、司马师为景帝、司马昭为文帝；同时封宗室同姓27位为王，以郡为国；设“八公”并封爵；其余受封进爵的也不少，文武官员普遍晋位二等。

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一月，司马炎任命太尉贾充为大都督，派兵二十万分六路从海陆两面讨伐吴国。大军陆续攻克寻阳赖乡等城、丹阳城、西陵、夷道乐乡城、江陵、江安。随后，乐乡、荆门等地吴国守军先后投降。大军长驱直入，吴国军队无力阻拦，最终吴帝孙皓请求投降。从下令举兵伐吴，仅用了四个月，司马炎就统一了全国。

在经济上，司马炎推行重农政策。首先，他推行曹魏以来行之有效的屯田，即位初还连续下诏劝课农桑，对劝农不倦的郡县长吏、守相给以奖励，并亲耕藉田以鼓励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其次，司马炎大力兴修水利，扩充整修北运河车箱渠，灌溉土地万余顷，有四五个县因此受惠；为防水涝，还修治了、豫二州的旧陂旧堨及私家小陂，以保证农业生产的丰收。接着，司马炎颁布了以占田、课田为主要内容的限田政策，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最后，司马炎鼓励吴人北上，规定了凡原孙吴北上的百姓和百工均可享受免除20年徭役的待遇；同时，对遭灾地区和遭鲜卑侵掠的北地地区还实行减免赋税的政策等。到太康年间，社会秩序安定，四夷朝贡近二百次，各族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安心从事农桑生产，出现了生产发展、经济比较繁荣的局面，人口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到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增加120多万户，史称“太康之治”。

天下安定后，司马炎开始在政事上不尽心，沉湎于享乐，宠用皇后亲族。皇亲贵族当权，有能力的旧臣得不到重用。而到了晚年，司马炎明知司马衷不能担负国家重任，考虑到孙子，未下废了太子的决心。最终，司马炎采纳心腹王佑的意见，为太子选定辅佐和护卫之人。但诏书被外戚杨骏密藏不宣，杨后（司马炎皇后）也假传圣旨另立辅政之人，司马炎的谋划落空。西晋后期之乱，从这里开始。

太熙元年（公元290年）四月，司马炎在含章殿去世，终年五十五岁，葬在峻阳陵，庙号世祖。

司马炎去世后，司马衷即位改年号永熙，杨骏辅政。同年六月，贾南风（司马衷皇后）联络楚王司马玮杀了杨骏。事后，汝南王司马亮和太保卫瓘受命共录尚书事，辅政。司马玮掌管京城禁军。接着，贾后假传圣旨命司马玮杀了司马亮和卫，又以“擅杀”大臣的罪名杀了司马玮，朝政大权尽归贾后。

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贾后假传圣旨杀了废太子司马遹。同年，梁王司马肜、赵王司马伦假传圣旨废了贾后，司马伦自封为相国，地位等同魏朝时的司马懿。英布司马允举兵讨伐司马伦失败，司马允及儿子遇害。

永宁元年（公元301年），司马伦成功篡位，将司马衷迁至金城，称其为太上皇。同年三月，齐王司马冏起兵讨伐司马伦，成都王司马、河间王司马颙，常山王司马磖及部分将领响应司马，共同出兵对抗司马伦。司马伦兵败被杀，司马衷复位，司马冏辅政。

太安元年（公元302年），河间王司马颙和司马颖、新野王司马歆、范阳王司马在洛阳市集合，请求皇帝废黜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屯兵南止车门，攻击并杀死了司马冏，司马乂受封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同年八月，司马颙和司马颖联手讨伐司马乂，司马衷命司马乂为大都督，带兵抵抗。十一月，东海王司马越抓到司马乂，囚禁在金墉城，随后司马乂被司马颙手下张方杀死。

司马衷被迫立司马颍为皇太弟、司马颙为太宰。随后司马越集结兵力挟司马衷讨伐司马颍，司马衷失败被俘。安北将军王浚派乌丸骑兵攻打司马颍，司马颍大败于邺城，与司马衷逃向洛阳。张方将司马衷挟持到长安，司马颙在霸上迎接他。司马衷改立司马炽为皇太弟，封司马颙为都督中外诸军事。

永兴二年（公元305年），司马越从徐州向西出，于光熙元年（306年）攻入洛阳，司马颍和司马颙败走，相继被杀。司马越迎司马衷回洛阳，司马越受封太傅。八王之乱结束。

光熙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公元307年1月8日）司马衷去世，葬在太阳陵。皇太弟司马炽在典书令修肃的劝解下即位称帝。

八王之乱时，西晋国力衰微，塞外的少数民族开始向富裕的中原地区迁移，主要是匈奴、鲜卑、、氐和羌五个胡人大部落。少数民族内迁后，与汉族矛盾增生，直至兵戎相见。建武元年（公元304年），匈奴左贤王刘渊反叛自封大单于。永嘉元年（公元307年）三月，东莱人王弥起兵谋反，侵扰青、徐两州。而太原市各郡除了晋阳，都被刘渊攻陷。五月，马牧帅汲桑造反攻陷邺城遗址，随后被司马越镇压。同月，益州郡的夷人攻陷宁州城。永嘉三年（公元309年），刘渊侵犯浚县，打败车骑将军王堪，收留叛逃左积弩将军朱诞。同年，平阳人刘芒荡自称是汉皇室后裔，诱骗羌戎部落的人，在马兰山称帝。支胡的五斗叟、郝索聚集数千人作乱，驻在新丰，和芒荡结党联合。随后刘渊派儿子刘聪两度进攻洛阳市。永嘉五年（公元311年）五月，洛阳被刘聪攻陷，司马炽在平阳县被俘虏。永嘉七年（公元313年），司马炽在平阳被杀。

司马邺是司马炎之孙，吴孝王司马晏的儿子，最初过继给伯父秦献王司马柬，承袭秦王的爵位。在司马炽被刘聪俘虏后，司马邺被大臣拥戴，立为皇太子。司马炽去世后，司马邺在长安登基为帝，改年号建兴。他下令司马睿、刘琨等人率七十万大军进攻平阳。司马睿抗旨不遵。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刘曜陆续攻陷上郡、北地、泾阳，渭水以北各城失守，最后直逼并围困长安。长安城内外交通断绝，两个月后饥荒严重，有吃人现象，司马邺因此献投降书。西晋灭亡。公元317年，琅邪王司马睿秉承皇帝旨意改年号建武，在建康自称晋王。建兴五年（公元318年）司马邺遇弑。消息传来，大臣们向司马睿请求加皇帝尊号，司马睿同意，在公元318年4月26日即皇帝位，改年号太兴，史称东晋。

西晋承袭曹魏领土，平定孙吴后又获得吴国领土。疆域北至山西省、河北省和辽东，与南匈奴、鲜卑和高句丽相邻；东至海；南至交州（今越南北部）；西至甘肃省、云南省。

西晋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仍以州、郡、县 三级机构为主，辅以封国，其中王国相当于郡，侯国相当于县。司马炎统一全国后，西晋有州级机构19个，司马衷分荆扬为江州，司马炽则分荆广为湘州，所以西晋末期实际共有21州。州下有郡、国级机构计172 个。西晋县（包括侯国）级机构共有 1232 个。

西晋疆域表

西晋的统一是短暂的，后期的战乱使得户口大多失载。《晋书·地理志》记载，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西晋一共有2459840户，人口数是16163863。《三国志》则记载，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晋国有377万户。

现代学者王育民认为，《晋书》记载的仅为列入州县版籍的户口数，但西晋沿三国之旧，也有大量不入州县编户人口的存在，主要有：荫附户——佃客、部曲；官、私奴婢；兵户；吏户；百工、鼓吹（匠户、乐户）；流散户；北方少数民族。王育民根据史料推算出，公元306年西晋盛时，州县编户加上未编入州县的，西晋应有800万户、4500万口左右。这数字不仅高于三国时期，且年均增长率也与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的人口发展相衔接。

东汉末年以来，由于汉王朝的军事征服以及他们为弥补中原兵力和劳力不足而对各少数民族的招诱，中国西部和北部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开始不断地向内地迁徙。与此同时，周边各少数民族势力的消长变化也引起一些民族迁徙。魏晋之际，在北方汉族人口锐减的情况下，胡族内迁形成高潮。这个过程中，内迁的民族主要包括匈奴、羯、鲜卑、氏、羌等，历史上泛称为“五胡”。五胡加上南方的巴人，合称“六夷”。匈奴迁往晋北，鲜卑迁于代郡及大同市一带，羯人被称作匈奴别部，居上党郡及太行山带。氏、羌大部迁至关中。至于巴人则迁于汉中市、略阳县等地。

在司马炎登基后，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多部落前来归附，随后又有匈奴人胡太阿厚、胡都大博及萎莎胡、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人带部落共十多万人来归附。鲜卑、匈奴等少数民族也作为藩王的战力参与了“八王之乱”。

西晋末年，经历“八王之乱”的晋朝国力衰微，中原周边部族纷纷建立割据政权入侵中原。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司马炽被刘聪俘虏，引发永嘉之乱。司马睿率中原汉族臣民南渡，当时随晋室南迁的大多是官宦士绅，其打扮为峨冠博带，因此这次大规模南迁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据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和王仲《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与估计，南渡人口规模在90 万左右，相当于西晋强盛时北方人口的 1/8、东晋南朝时人口的 1/6。

品官占田荫客制规定：一品官有权占田50顷，以下每品递减5顷，至九品占田10顷。第一、二品可荫佃客50户，第三品10户，第四品7户，第五品5户，第六品3户，第七品2户，第八、九品1户，第六品以上可荫衣食客3人，第七、八品2人，第九品1人。另外，他们还可以按官品高低荫亲属，多者九族，少者三世。这些佃客衣食客和亲族为私家人口，只向品官交租、服役，不负担国家的徭役赋税。

西晋的中央官职承袭曹魏，但又有所不同。西晋建立后，设置了“八公”，分别是太师、太傅、太保、大司马、大将军、太尉、司徒、司空。其中，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马、大将军都是荣誉头衔；太尉、司徒、司空虽有宰相之名，但实际上只剩司徒还拥有评定全国人才优劣以作为官吏任用、黜陟的依据的权利。

曹魏后期，属于宰相的实权开始转移到尚书台。西晋时期，尚书台已基本形成宰相机构，尚书台长官基本相当于汉代三公，是国家宰相。此时尚书台的权利体现在：在宫中与皇帝议政、代替三公监督百官执行各项决定、处理日常政务；有权独立颁下文书，指挥政务；尚书长官在名义上也开始被视为宰相。

司马昭被封为晋王时，命尚书仆射裴秀等人建立五等之制，封赏部下。其中安平郡公司马孚食邑万户，地位等同于魏朝时期的王爷。

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司马炎改了分封制，封了宗室子弟为王，以郡为国。食邑二万户是大国，设上中下三军，士兵五千人；食邑万户是次国，设上下军，士兵三千人；食邑五千户是小国，设一军，士兵一千五百人。诸王不到封地，而是留在都城做官。

从司马衷时期开始，滥封现象越发严重。司马伦仅一次增封食邑就有五万户。其他等级户邑标准也有所改变：郡公食邑八千户；侯食邑五千户；县公食邑千八百户；县侯食邑千五百户；乡侯食邑千户；亭侯食邑七百户；关内侯食邑百户。

司马昭做晋王时，命贾充、太傅郑冲、司徒荀颉、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王业、廷尉杜友、守河南郡杜预、散骑侍郎裴楷、颍川知府周雄、齐相郭颀、骑都尉成公绥、尚书郎柳塾及吏部令史泾等十四人负责改定法律。泰始三年（公元267年），律法改定完成，司马炎颁布该律法。

晋律（亦称“泰始律”）基本精神是“礼律并重”，进一步“寓礼于法”，将儒家“三纲五常”的道德教条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并制定了“八议”制度以维护贵族官僚地主特权，明确规定了封建法律的不平等性。“八议”：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这八种人犯罪，轻者减免，重者则奏请皇帝酌情裁定。东晋南朝法律基本上沿用西晋律法。

西晋州长官为州牧或刺史，主掌一州之军政民事。州官任重者为使持节都督，次者为持节都督，再次者为假节都督。州下为郡、国。西晋郡级机构内，主吏称太守，加将军衔，主郡政。王国内除王之外，置相，职同太守。郡下为县。县大者主官称令，小者称长。侯国则置相，职同令（长）。属佐有主簿、录事史、主记室史等。

门阀士族作为地主阶级衷的一个特权阶层，始于汉代，形成于魏晋。

西晋建立后，司马氏为取得门阀士族的支持，重用魏晋功臣后代，对他们采取了更大限度的笼络和放纵的政策，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局面，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

门阀士族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享有特权。政治上，他们累世高官厚禄；经济上，他们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人口，享有免租免役的特权；社会地位上，他们高人一等，在联姻、乘坐、习俗等诸多方面与寒族保持着严格的界限。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权，他们特别重视门第。寒族要做官，晋升渠道在于士族的一念之间。

西晋除了兴办传统的太学外，司马炎下令创立一所旨在培养贵族子弟的国子学，与太学传授相同内容，官品五品以上的弟子方能人学。另设一所传授相同内容的中央官学，是西晋教育制度的一个主要特点。后经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国子学名存实亡。公元309年，国子学和太学郡被焚烧，彻底名实俱亡。

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司马炎重申前令“罢农官为郡县”，民屯制度正式罢废。屯田客一部分成为郡县官吏的国家佃客，一部分成为私人佃客，还有一部分成为自耕农民。而军士屯田制度，始终没有废除。

占田制又称占田课田制，规定男子一人占田70亩，女子30亩。此外丁男（男、女16岁以上至60岁为正丁）课田50亩，丁女20亩，次丁男（男、女15岁以下至13岁、61岁以上至65岁为次丁）25亩，次女不课。所谓占田，并不是官府占田，而是指国家准许农民可以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能否占足，官府并不负责。所谓课田，是指农民向政府交纳田租的土地数量，每亩收税各八升，不论占田足否，均按此定额征收。少数民族人民要交纳“义米”户三，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28文。

户调制是征收户税的规定。丁男之户，每年交纳户调绢3匹、绵3斤；丁女及次丁男立户者，折半交纳。征收租调时，仍实行“九品混通”办法，即官府预先把纳租调户按贫富分成九等，按等级征租调。上述定额是九等的平均数量。对于边境与内地同等之户，近的纳税额的三分之二，远的纳三分之一；少数民族，近者每户纳“蜜布”一匹，远者纳一丈。

西晋时期，统治者制定了以怀柔、内徒、征讨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政策。

司马炎为安置内附和北归的少数民族，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推行怀柔政策：册封，朝贡，西晋王朝会给予大量回赠；抚纳；禁止买卖夫余国人口。西晋继承了曹魏时代在西域的统治，中央政府继续在高昌设立戊己校尉，屯田戍边；在海头城设立西域长史，督护西域各国。西域长史下面设有西域校尉、宜禾校尉来分别管理军务和民政。

西晋对少数民族的内徒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主动、积极的内徒，符合少数民族本身的发展；另一种是消极、被动的内徒，这种内徙是在封建政权的强制下实现的，剥夺了内徙各少数民族的居住权，违背了他们的本身的愿望，如乌桓、氏、羌在强制内徙后，成为封建政权的掠夺对象，被利用来组成精兵，四处打仗。

在实行怀柔政策的同时，西晋王朝对于不听命于朝廷的边疆各族实行了征讨政策。对于晋王朝管辖内的各族，如有反叛，晋王朝也予以镇压。

西晋政权继承了三国统治者所实行的以士家制度或兵户制度等形式出现的世兵制度。西晋时期的世兵制具有典型的士兵制所具有的一切特征，表现出作为世兵制所共有的兵民分离、另立兵籍、世代为兵、身份低贱和人身极不自由等共性。为扩大兵源，西晋还发奴僮和嫡发罪犯为兵，作为世兵制的补充。士族官僚则享有免役的特权。军队的主要兵种是步兵，其次有骑兵和水军。

西晋军队分为中军、外军和州郡兵。中军直属朝廷，编为军、营，平时驻守京城内外，有事出征。驻在城内的中军为宿卫兵，由左、右二卫负责宫殿宿卫，其他军、营担任宫门和京城宿卫。驻在京城外的中军称牙门军，无宿卫任务。中军力量强大。

外军驻守重要州镇，由都督分领。司马炎为加强王室对军队的控制，用宗室诸王充任都督，出镇四方，并允许诸王置兵，大国三军5000人，次国两军3000人，小国一军1500人，成为外军一个特殊组成部分。

州郡兵是地方武装，司马炎平吴以后，曾下令诸州取消州郡兵，仅置武吏，大郡100人，小郡50人用以维持治安。但实际上取消的州郡兵甚少。

西晋时期境外各族分布情况基本与曹魏时期相同，与四夷相接壤。四夷分别是东夷（夫余国、马韩、辰韩、肃慎氏、倭人、裨离等十国），西戎（吐谷浑、焉耆国、龟兹、大宛国、康居国、大秦国），南蛮（林邑、扶南）和北狄（匈奴）。

其中，夫余国在司马炎时期频繁来朝贡，其于太康六年（公元285年）被鲜卑慕容廆袭击，司马炎派人帮助夫余复国，并禁止买卖夫余国人口。马韩在太康年间也是频繁来朝贡，并于咸宁市四年（公元278年）请求内附。辰韩在太康年间派遣使者进献过贡品。肃慎氏在景元末年就曾献贡楛矢、石、弓甲、紫貂等物，都被曹奂送给了司马昭，等到太康初年，肃慎氏又来朝贡。而从司马懿时期开始，倭人就派人朝见进贡，直至司马炎建国后也没间断。裨离等国在泰始三年（公元265年）派人来朝贡，之后牟奴、模卢、于离末利、蒲都、绳全、沙楼等国在太熙元年（公元290年）向东夷校尉何龛请求归附。

焉耆国王和龟兹国王在太康年间都派自己的儿子入朝奉侍，在这期间，大秦国、林邑、扶南也都派人朝贡。而在太康六年（公元285年），司马炎封大宛国王蓝庾为大宛王，蓝庾死后由他的儿子继位，新王派使者进献了大宛马。在泰始年间，康居国也进献过好马。

司马炎登基后，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多部落归附，司马炎接纳并将其安置在宜阳城。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单于刘猛反叛，司马炎派兵镇压。后该部杀长史泄愤，逐渐成为边境的祸患。有大臣提议将这些人迁回原地，司马炎没同意。太康五年（公元284年）到太康八年（公元287年），匈奴人胡太阿厚、胡都大博及萎莎胡、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人带部落共十多万人来归附，其中都督还带来了二万二千头牛、十万五千只羊，以及不可计数的车辆帐篷。司马炎接纳并安抚了他们。而到了司马衷时期，四夷对晋的态度有所改变，匈奴郝散进攻上党郡，随后郝度元又率领冯翊、北地羌胡攻破二郡。

西晋时期，江统等人提出“徒戎论”，以儒家经典中的服理论为依据，认为应该把内迁的四夷迁回其原来居住的地方，贯彻“内中原地区而外四重”的思想，从而解决夷夏矛盾并实现中原国家长治久安的思想和理论。然而，徒戎论并未得到支持和贯彻，西晋仍旧延续两汉以来的“用夷”策略，即以夷制夷、以夷为兵、化夷为民以及驱夷为隶。

泰始二年（266年），司马炎重申前令“罢农官为郡县”，民屯制度正式罢废。屯田客一部分成为郡县官吏的国家佃客，一部分成为私人佃客，还有一部分成为自耕农民。而军士屯田制度，始终没有废除。

占田制又称占田课田制，规定男子一人占田70亩，女子30亩。此外丁男（男、女16岁以上至60岁为正丁）课田50亩，丁女20亩，次丁男（男、女15岁以下至13岁、61岁以上至65岁为次丁）25亩，次女不课。所谓占田，并不是官府占田，而是指国家准许农民可以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能否占足，官府并不负责。所谓课田，是指农民向政府交纳田租的土地数量，每亩收税各八升，不论占田足否，均按此定额征收。少数民族人民要交纳“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28文。

户调制是征收户税的规定。丁男之户，每年交纳户调绢3匹、绵3斤；丁女及次丁男立户者，折半交纳。征收租调时，仍实行“九品混通”办法，即官府预先把纳租调户按贫富分成九等，按等级征租调。上述定额是九等的平均数量。对于边境与内地同等之户，近的纳税额的三分之二，远的纳三分之一；少数民族，近者每户纳“蜜布”一匹，远者纳一丈。

品官占田荫客制规定：一品官有权占田50顷，以下每品递减5顷，至九品占田10顷。第一、二品可荫佃客50户，第三品10户，第四品7户，第五品5户，第六品3户，第七品2户，第八、九品1户，第六品以上可荫衣食客3人，第七、八品2人，第九品1人。另外，他们还可以按官品高低荫亲属，多者九族，少者三世。这些佃客衣食客和亲族为私家人口，只向品官交租、服役，不负担国家的徭役赋税。

民间手工艺以纺织业为主。由于农民普遍要交绸绢，因而绢的生产数量很大。而皇宫和官府所需的车服仪仗等日常用品，均由官府手工业机构供应。当时的纺织业品种不少，尤其是丝织业，更显发达。不仅有绫、绮、纱、锦等花色品种，而且从平吴后，司马炎论功行赏，羊祜、王濬、张华三人各赐绢万匹，王浑、唐彬、王戎也赐绢数千匹的记载来看，可证西晋丝织业的相当发达。

西晋的陶瓷业也很发达。当时江南地区烧制青瓷的瓷窑数量和规模，远远超过孙吴时期。以浙江上虞区为例，这里发现的西晋瓷窑窑址有 60多处，比东吴时期的30 多处增加了 1倍。西晋青瓷的造型、装饰，继承和发展了东吴的青瓷工艺，取得了陶瓷装饰艺术的新成就。这个时期的烧瓷工匠已经发明和熟练地掌握了烧制釉下彩青瓷的先进工艺，烧制出精美的釉下彩瓷器。江苏省南京市南郊雨花台长岗村的1座晋初墓中，出土了一件青瓷釉下彩带盖盘口壶。瓷釉青黄，瓷胎灰白，彩绘为褐黑色，分组绘成仙人、仙草、神禽、神兽等富有神秘色彩的图案。器盖上贴塑神鸟，器体上也分组贴塑神鸟、铺首、佛像等装饰。在瓷器发展史上，这是一件划时代的青瓷珍品。

自三国起，黄金和白银的开采已很普遍，但金银还极少作为流通货币，大多用于制作观赏品和装饰品。金首饰的种类有步摇、金爵钗、钏镯、耳环、耳坠子、戒指等，大体上和汉代的相同，但式样上有创新，如“五兵佩”是晋代妇女所戴的兵器形的发饰，且工艺上这时也有新的发展。西晋的金珠全部是空心，直径是0.5~2.0厘米，有的珠为球形；有的珠为垂露形，外表用极小的金粒组成几何形图案：有的为多角形，镂空成花纹；还有的为圆形、扁圆形，镶嵌宝石。也有两件用金丝和金珠编成花篮形的饰品。这些附于簪钗之上的珠花,或用于装饰服装的“珠襦”，或是装饰鞋的“珠屦”。在南京卫岗西晋墓中，就发现了各式金银器，有金戒指、金发钗、银发钗等。

盐铁是西晋国家财富的重要来源。西晋的盐业管理机构基本继承了三国旧制，也设有司盐都尉等主管盐业，如著名池盐产区河东安邑就设有“司盐都尉，别领兵五千。”西晋盐政在法令上明确禁止私盐，由政府垄断盐业资源，实行盐业专卖。

西晋冶铁也大体沿袭三国的做法。西晋由卫尉掌江右诸冶，冶官称冶令：“汉有铁官，晋置令，掌工徒鼓铸，隶卫尉。”卫尉“领冶令三十九，户五千三百五十，冶皆在江北。”江南也有梅根、冶塘、铁砚山、剡县、武昌、会稽等冶，建康也有东西二冶。江左诸冶隶属扬州市，不归卫尉。这是由国家经营的冶铁业。汉魏时期就已发明的把生铁炒成熟铁而锻成钢材的炒钢法，西晋时期普遍用来炼制百炼钢刀。南方还出现了锻制熟铁再灌注生铁的灌钢法。这是提高炼钢效率的一种方法。

西晋时期也已有青铜制造业。北京市顺义区大营村、江苏省南京市西岗、江苏省仪征市和江西省新干县等地发掘的西晋墓葬中，出土了很多铜镜，都相当精美。镜上的纹饰，有鸟、兽、鱼、规矩、柿蒂、仙人等等，图案繁，镂刻精细。南京市出土的一件镏金铜带钩，铸有兽头、神兽食鱼、飞鸟等图案，造型别致，构思新奇。

三国时期，出版物的材料还处于纸、简、帛并行时期。到了西晋，造纸的材料有大的突破，出现了用藤造的纸，纸写本进一步流行。20世纪初以来，在我国新疆地区以及中亚地区不断发掘出西晋时期的纸写本遗物，六七十年代，又发掘到写于西晋泰始九年（公元273年），标有确切年代的纸写之书，说明了纸写本使用范围的广泛。此外，三国西晋时期，我国出版的图书还流传到国外。西晋时，《论语》已经流传到日本。

西晋商业发展的标志之一，便是当时贵族官僚多经商以致富。当时的社会风气，也多弃农经商。司马炎曾下诏，严词申戒郡国官吏务尽地利，禁游食商贩，收效甚微。

西晋的造船业也在三国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泰始年间，王濬曾奉命在蜀中督造大船，以备伐吴之用，其大船连舫，方一百二十步，可容纳二千人。其余水战时所用的船舰还有飞云船、苍船、飞鸟、金舡等名目，或形制高大，或船速快捷，而且造船所用的木材也坚劲耐用。

曹魏曹丕时，曾废除钱币而专用谷帛，但时间一长就弊端丛生，有的把谷子掺杂水湿增加重量，有的尽力制成薄绢，即使严刑惩治也不能禁绝。所以魏明帝时又恢复使用五铢钱。西晋建立后，除绢帛外，继续沿用汉魏的五铢钱。

在太康年间，西晋涌现了一批颇有成就的诗人和文学家，成为“太康文学”的代表。太康诗人的佼佼者，素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之说。陆机的主要成就，是在他所写的《文赋》中提出了自己的文艺理论。陆机的这些见解，把“情”字放在第一位，重情感而不作无病呻吟，继承了建安文学传统，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世族对文学的要求，影响了西晋一代文风。西晋诗文中，左思的《咏史诗》富有生命力。左思还曾因《三都赋》而名噪一时，使洛阳市为之纸贵。张华的《赋》《归田赋》、成公绥的《啸赋》，陆机的《招引诗》《应嘉赋》，陆云的《逸民赋》，潘岳的《秋兴赋》《闲居赋》《许由颂》，挚虞的《思游赋》，左思的《咏史诗》《招隐诗》等作品都表现了对归隐生活的无限向往。太康时期的文风，大抵以追求绮靡为时尚，此时的作品，颇多雕琢字句，注重辞藻。

西晋经学由中原本土经学、蜀地经学和孙吴经学等组成，学术源源各异。蜀经学受荆州市之学之影响，东吴经学以《易》《玄》等为主，但尽管如此，它们都表现出今文言文兼治的特点。一些由蜀入晋的学者大多今古文兼治，如文立治《毛诗》《三礼》，陈寿治《尚书》《春秋三传》，司马胜之学通《毛诗》、治《三礼》；常治《毛诗》《尚书》； 何随治《韩诗》《欧阳尚书》；王化治《毛诗》《三礼》《公羊传》；李宓治《春秋左传》等。从这些学者的治经来看，带有蜀学以今文为主、兼精古文的特点。

西晋的史学著作，主要有陈寿的《三国志》、司马彪的《续汉书》。陈寿是三国西晋时人，先在蜀汉做官，为观阁令史。蜀亡入晋任著作，撰写《三国志》六十五篇。司马彪是西晋宗室子弟，官至散骑侍郎，著有《续汉书》80卷，论次东汉史事，包含纪、志、传。此外，张华的《博物志》、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等著作，也在西晋史学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

《竹书纪年》，也称《古文纪年》或《汲冢纪年》，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编年体先秦史。据说，咸宁五年(公元279年)，汲郡(今河南汲县西南)人盗汲县偏西之战国魏襄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大部分被毁。在所余部分中有纪年十三篇，经束皙、荀勖等人察看，知是古代史书，遂整理为二十篇，又《竹书异同》一篇。这是《纪年》出土时间一种较通行的说法。

玄学，是魏晋以老庄思想为骨架，合儒家经义以代替烦琐的两汉经学的一种哲学思潮。在哲学上，主要以有无问题为中心，形成玄学上的贵无与崇有两派。贵无派主张“以无为本”，认为万物因为有一个共同的本体“道”或“无”而存在，即所谓“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崇有派主张“自生而必体有”，认为万物“自生”、“自有”所以存在，即所谓“始生者，自生也”，“总混群本，终极之道也”。

玄学和清谈之兴，源于东汉，兴起于曹魏。东汉末年，政治集团分裂，热心政治的不少名士被卷入夺权争斗漩涡而相继被杀。那些不满现实又惧祸的士大夫，便转而采取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态度，以玄谈为事，积而成习，清谈玄学便成为高门大族的趣尚，逐渐占据时代思想的主导地位。西晋代魏后，玄学继续盛行，并逐渐将议题集中于庄子哲学。当时上层人物盛行清谈，所讨论的都是一些形而上的抽象命题，比如有与无、才与性、本与末等等。

当代学者认为西晋玄学代表人物应是裴頠和郭象。裴頠是裴秀的儿子，作《崇有论》，在哲学上提出“至无者无以能生，始生者自生也”的观点。郭象则进一步发展了裴頠的崇有论思想，提出“无不能生有”、“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等新的命题，并在万物“自生”说的基础上提出“独化”的概念，把崇有论推向极端。

泰始元年（公元265年）至建兴四年（公元316年），佛教学者竺法护、安法钦、彊梁娄至等人分别在敦煌市、洛阳市、天水市、长安、嵩山、开封市、淮阳区、相州、广州市等地，或翻译经典，或弘传教义，或从事其他佛教活动。

西晋佛教活动，主要还是译经。这一阶段从事译经的主要有竺法护、安法钦、法立、法炬、无罗叉（一作无叉罗）、竺叔兰、彊梁娄至、帛远、聂承远、聂道真、支法度和若罗严这十二人。所译出的经、律和集传等共二百七十五部，加上新旧各种失译人的经典五十八部，合计三百三十三部。其中最突出的是竺法护，所译出的大小三藏经典共一百五十四部。

相传西晋时代，东西两京(洛阳市、长安)的寺院一共有一百八十所，僧尼三千七百余人。而在现存记载中，西晋时洛阳有白马寺、东牛寺、菩萨寺、石塔寺、怀太子浮图、满水寺、槃山寺、大市寺、宫城西法始立寺、竹林寺等十余所。

由于佛教在西晋渐次流行，对道教的传播也有所影响，因此在道教徒中有《老子化胡经》，是道士祭酒王浮为扬道抑佛所撰。

地官裴秀制作的《禹贡地域图》，是研究制图六体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中国科学史事业开拓者王庸将之视为“中国地图史上至可宝贵之材料”；当代地理学领军人物陈述彭也誉之为“世界地图史上关于地图编制原理的最古老的文献”。

西晋乐律家荀勖在律学研究上也颇有成就。他制成发音准确的新律笛十二枚，用以调整律吕，并且计算出相当准确的管口校正数，得出了确定各笛长度和笛上各个按孔距离的规律，被后世称为“荀勖笛律”或“晋泰始笛律”。

西晋太医令王叔和所著《脉经》，是我国第一部脉学专书。该书共有十卷，首列“脉形指下秘诀”，说明诊脉的部位和二十四种脉象的辨认方法。后世中医脉诊都是以该书论脉为根据。

皇甫静谧所著《针灸甲乙经》共有十二卷，收录穴位名349个，比《黄帝内经》多 189个，逐一明确了穴位的归经和部位，介绍了上百种病症及针灸治疗经验，并对五脏与五官的关系、脏腑与体表器官的关系、津液运行，甚至是精神状态、音乐对内脏器官的影响等诸多问题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奠定了中华针灸学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