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英文名：New Culture Movement），是发生在中国20世纪初期，由一部分资产阶级、小布尔乔亚民主主义者发起的反对封建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主要领导人物为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胡适、鲁迅等。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中国被卷入世界殖民体系，大量西方文化开始传入中国，为新文化运动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 》，新文化运动就此发端。1916年9月，《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编辑部迁往北京，北京大学就此和《新青年》杂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两大阵地。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宣传使用白话文，倡导文学革命。《新青年》杂志亦从第4卷1号开始起使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写作。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人也相继使用白话文进行投稿，为新文化运动做出贡献。1919年1月，《新潮》杂志创刊，宣传科学主义和革新文化，成为了《新青年》杂志的有力补充。同月，刘师培等人组织《国故》月刊社，鼓吹传统学术，反对新文化运动。同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发展迎来高潮阶段，新式知识分子在各大校长的带领下积极开展抗议活动。在此期间，“问题与主义”的论证展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范围传播。此后，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结合的更加紧密。年底，胡适发表《新潮的意义》，整理国故运动兴起。1920年，陈独秀等人开始筹备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在中国传播，此后数年间，新文化运动围绕着汉字拉丁化、宗教问题、科学与玄学论战、白话文运动等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和讨论。1926年，北京学生为反对列强对天津水道的封锁展开示威运动，北京政府对众多教育界名流发出通缉令，迫于压力北京教育界名流离京南下，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阵营彻底解体，新文化运动就此终结。

中国现代史学家李侃认为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的延续，是资产阶级新文化与封建阶级旧文化的一次激烈斗争，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思想解放潮流，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后与英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自此中原地区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20世纪初期，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政府战败后与对方签订《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正是由于义和团的抵抗，打乱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计划，全国人民反清抗争越来越强烈。

在这期间，不断的有外国的思想传播进来，1860年代，清政府开始实行洋务运动，从师夷长技以制夷，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在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下，清政府开始实行维新变法，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901年4月，清政府开始实施清末新政，但其财政问题限制了新政的推行，甚至巧立名目提高税率——人民对于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诚意产生怀疑，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辛亥革命之后，封建王朝被彻底推翻，民主共和的理念在中国大范围传播，三民主义开始在中国流行，但由于北洋军阀的混战，袁世凯、张勋等人先后进行复辟，以尊孔等为幌子，引起了当时人们强烈的反对， 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在中国因不平等条约而迫纳入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后，五口通商因《南京条约》的签订而开放，致使中国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传统自然经济开始发生解体。部分沿海城市获得了迅速发展，尤以上海市为例。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开始出现聘用工人的企业，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出现。

洋务运动期间，中国的资本主义得到了较大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诞生。新的社会阶级开始试图开辟新的社会道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严重危机，帝国主义同时向中国实行经济侵略。在列强的逼迫下，清政府三次向列强借款。清政府的统治危机以及统治阶层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面对空前危机为转危为安，光绪帝开始实施戊戌变法，戊戌变法的实施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

辛亥革命爆发后，陈其美、周学熙、张骞等担任工商总长、财政总长的职务，在此期间制定处了一系列有利于振兴业的政策法令。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在这个阶段不断发展壮大，辛亥革命前中国近代产业工人不到60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发展至200万人左右，“六三”斗争中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为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提供了阶级力量。

随着近代社会经济的迅猛变化，思想文化领域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注意研究现实问题，主张向西方学习，倡言改革，以达到强国御侮的目的，以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代表思想，代表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新思潮。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久，清朝的统治阶层开始认识到中国在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自强”“求富”成为这一时期的思想主流。一些开明爱国的士大夫逐渐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时期的核心思想。

20世纪初期，知识分子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互相勾结，民主革命的思想开始迅速传播开来，孙中山因此提出“三民主义”，号召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由此推动了是否“反满”和暴力推翻清王朝的论战。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部分提倡君主立宪、地方自治、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思想的改良派人士成功组建成资产阶级民主政府。1912年，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总统后，袁政府公开命令尊孔读经，同时鬼神迷信极为流行。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从辛亥革命流产的教训中认识到，要防止君主复辟，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必须发动一场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来唤起大多数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扫除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愚昧思想。

辛亥革命结束后，袁世凯执政，并再度实行复辟活动，同时推出尊孔读经的理念。，康有为为袁世凯的复辟行为造势，于1913年2月创办《不忍》杂志。由于辛亥革命的影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队伍壮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领域开始新的斗争。1914年至1915年期间，中华革命党办的东京《民国杂志》、上海市《民国日报》，反抗袁世凯的专制统治，鼓吹建立真正的民国。1914年5月，章士钊在东京创办《甲寅》，成为欧事研究会的喉舌。李大钊和陈独秀在《甲寅》上发表了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军阀官僚黑暗统治的文章。

1915年9月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陈独秀于创刊号上发布《敬告青年》一文，痛陈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号召青年向陈腐的封建思想意识作斗争。陈独秀在人权和科学的基础上发展出民主和科学两大口号，公开向传统的思想文化挑战，新文化运动就此发端。

1916年初袁世凯复辟，美国人古德诺在此前发表《共和与君主论》，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大力宣传中国实行封建君主专制的必要性。1月15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五号上发表《一九一六》，宣传封建帝制的危害，反对君主制复辟，从文化心理层面唤起广大民众自觉争取民主的政治觉悟。2月，易白沙在《新青年》上发表《孔子平议》(上)，开始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孔子儒学。4月与5月期间，李大钊在《青年杂志》上发表《青春》，并在《民彝》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民彝与政治》，宣传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强调尊重人的价值，重视民众的意愿。号召青年不要留恋将死的社会，努力创造青春的中国。

在此过程中陈独秀认识到中西文化的特点是不同的，在两种不同的文化特点之间，陈独秀对于传统文化主张彻底放弃，中国必须全盘西化。胡适同样主张全盘西化，同时又认识到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新文化运动对固有文化的挑战和自身的发展，引起了中西文化问题的争论。1916年起《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以伧父为笔名，连续发表文章攻击新文化运动，他认为只有儒家思想才能终结新思想、新文化对中国传统秩序的破坏。1916年9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编辑部迁往北京市并改名《》。

1917年1月1日，在《新青年》发表《》，对文学改革从形式到内容提出意见，主张将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的正宗，拉开了白话文学运动，又称为国语文学运动的序幕。1月4日，蔡元培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到任后邀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又邀请留学美国的任哲学和英文教授。2月，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明确提出反对封建主义的文学，把文学的革新和政治的革新联系在一起，他主张改革问题和文学内容，打倒封建文学和老八股文，使文学能够反应社会现实，表现时代精神。胡适与陈独秀的两篇文章正式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钱玄同首先对陈独秀的观点给予有力的支持，他连续写信给陈独秀，抨击当时的文学领袖是选学妖孽，在钱玄同的影响下，刘半农也开始公开支持革命派。2月，《新青年》特辟《女子问题》专栏，3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延续文学改良的讨论。1917 年夏，钱玄同倡议《新青年》同人今后一律用白话做文章。

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后，采用资产阶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提倡学术自由。、包括等一批文化保守派都因为蔡元培的关系，得以进入北大任教。此外，北大教授的身份给予了新文化团体活动的合法性和影响力，并将众多知识分子团结在北大这座顶尖学府。截止1917年秋，北大聘请、吴梅、等人，他们大多曾为《》供稿，文学改革的思想赢得了众多北大学生的支持。吴虞在 1917 年一年中在《新青年》发表了《家庭制度与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读＜荀子＞书后》《消极革命之老庄》《礼论》《儒家主张的阶级制度之害》《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等 6 篇文章，使其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反孔的代表。

1918年1月起，《新青年》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开始刊登新诗，对革命思想的传播起到推广作用。教育部也采取措施，积极推动国语运动。3月，《时事新报》创设《学灯》副刊，其宗旨主要是为促进教育，为社会学子提供立说之地，另外作招商引资之用。4月，召开全国高等师范校长会议，讨论国语等问题。会议提出《国语讲习科议决案》。当月起，《新青年》杂志和《每周评论》先后开设了名为“随感录”的专栏，刊发大量尖锐讽刺性散文，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等，之后鲁迅和周作人也纷纷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杂文，标志着一种新的散文形式的出现。这些杂文常常以讽刺性的语调写就，后来发展成为一种犀利的政治武器。当月，胡适在 《新青年》 发表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革命的宗旨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他将反封建礼教的革命内容和白话文的形式结合起来，树立了新文学的典范，奠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基石。《新青年》四卷五号刊登了周作人译日本女作家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观》，对封建的贞操观提出质疑和否定，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贞操问题的讨论。7月胡适发表了《贞操问题》，8月15日鲁迅也发表了《我之节烈观》等，对封建贞节观进行了批判。1918年9月，刚从美国归来不久的胡适又写下了《美国的妇人》一文，主张中国也能产生自立的女子。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在杭州市举行第三次会议，开始推广女子教育，10月14日，教育部决定扩充女子学校。

1918年11月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有望收回被德国占领的胶东湾地区。11月7日，北京约6万学生和教师参加了庆祝一战胜利的游行，他们相信一战的胜利是民主战胜了专制和军国主义的胜利。当月，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创办新潮社。《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论文，庆祝俄罗斯社会主义的胜利。此后由于俄国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影响，中国人民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开始高涨起来。《新青年》一改往昔不谈政治的理念，开始积极选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12月，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创办了《每周评论》杂志，专门介绍马克思主义，是五四运动在思想舆论准备方面一个指导性刊物。当月《晨报》将副刊版头置于第七版，《晨报》副刊就此创刊。

1919年1月1日，《国民》杂志正式出版发行。1月18日，巴黎和会开始，会议要求日本接管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消息传回国内举国哗然。当月，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提倡白话文，反对旧礼教，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期间刘师培、黄侃、梁漱溟组织《国故》月刊社，并创办《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原地区固有之学术为宗旨”，鼓吹提倡中国传统学术，反对新文化运动。其矛头直接指向《新潮》杂志，进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林纾在《新申报》发表影射小说《荆生》《妖梦》，攻击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人。2月，傅斯年在《新潮》杂志第1卷第3号发表《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主张废弃汉字，改用拼音文字。

3月，林再次在《公言报》发表《致蔡鹤卿太史书》，攻击新文化运动是罔顾纲常。蔡元培公开发表《致\u003c公言报\u003e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维护新文化运动。1919年4月，《新潮》发表了毛子水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对《国故》的办刊旨趣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国故的大部分是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的材料”，在现今的世界中占不了什么重要的地位。《国故》社的编辑张煊也随即发表了《驳く新潮\u003e\u003c国故和科学的精神\u003e篇》一文来进行回应，认为国故还没有死，只要国人不弃必能在兴起。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发展迎来高潮时期。连续在《》上发表《》和《药》两篇小说，在两篇小说中讽刺腐朽的封建教育制度和革命者为群众牺牲却不被理解的悲剧。6月初，北京的学生运动得到了上海市商人的响应，5日起，工人、商人、学生同时罢工、罢市、罢课。6月11日，陈独秀、李大钊散发他们亲自制定的《北京市民宣言》，宣言要求向北京政府提出对日外交绝不抛弃山东省的权利，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等人官职并驱逐出京，陈独秀因此被捕。6月16日，《民国日报》的副刊《救国余闻》改名《觉悟》，由邵力子主编。《觉悟》从创刊开始一直是四大副刊中最为激进的副刊，并最早开设《马克思研究》专栏，翻译并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此外《觉悟》还参与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觉悟》较为关注现实政治问题，社会主义问题、劳工问题、妇女解放问题、包办婚姻问题等诸多问题在《觉悟》上都有过长久而深入的讨论。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14日，长沙学联创办《湘江评论》，毛泽东担任主编，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次日，少年中国学会又在上海创办《少年中国》。20日，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证展开，胡适借着约翰·杜威来华讲学的契机，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再次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他指出社会运动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同时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此后，胡适接连发布《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新思潮的意义》，继续鼓吹实验注意和改良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王桧林认为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成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思想运动。9月，周恩来等人在天津市成立觉悟社，研究社会新思潮，曾邀请李大钊至天津讲演，宣传马克思主义。

10月，毛子水又在《新潮》上发表了《\u003c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u003e订误》一文，并附上胡适的《论国故学》，对张煊的观点再次进行批评。1919年11月，胡适发表《新潮的意义》，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标志着“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

1920年1月，李大钊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生根源，反驳胡适的观点。陈独秀被释放后仍需要定期向警察厅汇报行踪且不准出京，当月在李大钊的帮助下，陈独秀离京至上海市，在上海设立了新的《新青年》编辑部。2月，恽代英、林育南、李伟森等组织了利群书社，该社发行了当时出版的大量进步书刊，对湖北地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人协助。在此期间中国的报刊上发布了去年7月苏联发布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的宣言》，《宣言》宣布无条件地将沙皇政府在中国掠夺的一切权利一律放弃，支持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得新民学会的会员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1920年5月，陈独秀、戴季陶、沈定一、李达等人筹备组织中国共产党，8月，胡适、蒋梦麟、陶孟和、高一涵、李大钊等在北京发表《争自由的宣言》，中共在上海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7月之后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同月，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共产党宣言》出版，译者为陈望道。是年秋，《新青年》《改造》等杂志讨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一步促进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最后毛泽东在长沙市发起了共产党组织，成员有何叔衡、彭璜等。10月，李大钊在北京成立共产党小组，后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为书记。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共产党人》月刊，由李达主编。当月张东荪在陪同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讲演结束后，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至又一教训》的时评，向马克思主义挑起争论。12月，张东继续在《改造》上发表《现在与将来》一文，强调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同年，中国少年学会发表名为“凡有宗教信仰者，不得介绍为本会会员”的内部决议，《少年中国》杂志也在当年同年连出3期“宗教问题”专刊，发表了许多反对宗教的文章。《少年中国》关于基督教的批评进而引发知识界对宗教问题的广泛议论，由此掀起一波对基督教的批判热潮。

1921年，1月14日，鲁迅、周作人、茅盾等人在北京成立文学研究会。当月，吴宓、胡先骕、梅光迪等人在南京创办《学衡》杂志，批判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临时建立了俞秀松、李启汉（李森）为领导的“职工运动委员会”，组织上海印刷厂、烟厂和纺织厂的工人开展活动。从1919年开始，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我们反对布尔什维克》等许多文章，攻击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当月月底，《新青年》遭到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强行封禁。2月份《新青年》转移至广州市，自由主义者从中退出，胡适顾颉刚等人在北京创办《读书杂志》，提倡“整理国故”。3月14日-7月28日北京教职员罢课，要求教育基金独立，称为“六三读书运动”。5月，国民杂志出版最后一期，在此期间，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人在上海组织创造社。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亨德利库斯·约瑟夫斯·弗朗西乌斯·玛丽·斯内夫利特、尼克尔斯基到上海市主持工作，建议宣告党的成立。9月初，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逮捕。同年，陆费逵在《中华教育界》第10卷第12期上发表《整理汉字的意见》，指出用注音字母或罗马字母改成拼音文字的主张一时是做不到的，提出尽快整理汉字的主张。

当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将于1922年4月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第十一届大会的消息传出后，中国社会大规模的反教运动也随之兴起。1922年2月，上海学生发起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的召开。“非基督教学生同盟”通电全国，指出基督教在历史上制造了许多罪恶，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是帮助有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恶魔”。3月11日，北京学生和文化界响应上海学生成立“非宗教大同盟”，将反对的对象从基督教扩展到所有宗教。3月21日，“非宗教大同盟”公布由李石曾、李大钊、缪伯英等79位文化名人联署发表的《非宗教大同盟宣言》，直指宗教毒害人类，明确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的召开。4月9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在争议中闭幕，“非宗教大同盟”则在北京大学召开第一次大会，两千多人参与集会，广州、长沙、武汉、南京、南昌、厦门等地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亦遥相呼应建立组织，发表声讨基督教的宣言。至此，“非基督教运动”已然成形。5月5日，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举行第一次会议。5月7日，胡适、高一涵、丁文江等在北京创办《努力周报》。一周后，蔡元培、王宠惠、梁漱溟、胡适、李大钊等人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要求好人政治，他们认为好人对中国政治的袖手旁观导致了中国政治的恶化。7月1日，《新青年》在广州出版最后一期。10月，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国际的中国》一文，反对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辩护。

1923年初，蔡元培为抗议“罗文干案”辞职离京，“法日派”和“英美派”的矛盾逐渐白热化。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做了题为《人生观》的讲话，批判科学主义“科学万能”的思想倾向，指出科学与人生观是根本不同的。张君的《人生观》演讲稿在《清华周刊》刊出后，引起其好友地质学家丁文江的抗议。4月12日丁文江于《努力周报》发表长文《玄学与科学一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反驳张君劢的观点，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由此爆发。12月5日，《京报副刊》创刊。《京报副刊》每期8版，有独立的报头，内容不分栏，而是在每期第1版的左下角列出该期文章的目录。孙伏园在创刊号上发表了《理想中的日报附张》一文，作为《京报副刊》的发刊词。主要刊登与日常相关且有趣味性的学术文章。

1925年，“法日派”发动师生抵制北洋政府派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接替因“屈彭挽蔡”而辞职的许寿裳来做校长的杨荫榆，“英美派”坚持维护学校正常秩序，不能用学生做筹码。北洋政府随即下令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另办北京女子大学，“法日派”声援女师大学生，借机提议北京大学脱离教育部独立。胡适则联合陶孟和、陈源、颜任光、王世杰等20 名“英美派”教授抗议评议会所做出的议案，并公开发表《这回为本校脱离教育部事抗议的始末》，明确反对北大介入政潮与学潮。1925年4月15日，章士钊兼作教育总长。4月23日，在北京恢复了停办8年之久的《甲寅》杂志，称《甲寅周刊》。并规定报刊重新专刊文言文，形成与白话文运动对垒的态势。1925年5月，《政治生活》发文《章士钊得意忘形》，批判章士钊来襄助军阀统治。章士剑制定整顿学风的调令，也遭到批判。1925年9月，《向导》杂志对章士钊其人与《甲寅》进行了批判，称章士钊跟着康有为开倒车。《民国日报·觉悟副刊》称章士钊的作品是在恭维段祺瑞政府。然而章士钊的反对白话、文言复兴并不止于杂志宣传，作为行政中教育的最高长官，在上任后即发布了一系列整顿学风的政令，以官方的名义禁止白话。

1926年，日、法、英、美、意等八国联军照会北京政府要求3月18日之前解除对天津大沽水道的封锁。17日，北京学生总会、北京学生敢死队与国共两党、广东外交代表团、北京总工会、北京济难会等团体一道，决定于通牒期限未满之前举行一次大示威运动，督促段祺瑞政府严重驳回无理通牒。18日，执政府卫队开枪镇压徒手请愿的学生和市民，执政府又以“啸聚群众，屡肇事端”为由对徐谦、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兆熊等教育界名流发出通缉令。此后《京报》于3月26日和4月9日，载出了执政府通缉的包括鲁迅在内的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士名单。4月16 日，《京报》被查封，总编邵飘萍被逮捕于当月26日以赤化罪名被枪决。8月5日《社会日报》经理林白水被捕并于次日被处决。重压威胁之下，北京文化界人士纷纷离京南下。仅北京大学离京南下者就有数十人之多。其中“法日派”与“英美派”的核心人物如李石曾、顾孟余、胡适、王世杰、陶孟和、蒋梦麟、高一涵等均相继离开，而包括鲁迅在内的国学系教师沈兼士、顾颉刚、魏建功、潘家洵、黄坚等集体到了厦门大学。至此，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阵营彻底解体，新文化运动就此终结。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并将编辑部迁往北京，北京大学与《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根据地。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拉开了文学改革的序幕，白话文逐渐成为革命思想传播的新载体，18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白话小说，新的文学典范随之树立。十月革命以后，《新青年》杂志从原来宣传民主和科学转变为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领军刊物。

1918年11月，傅斯年、罗家伦创办新潮社。1919年1月，《新潮》杂志应运而生。该杂志在当时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李大钊的大力支持之下，由北大进步学生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等筹建而成。正如傅斯年所说，《新潮》者北京大学学生集合同好，撰辑之月刊杂志也。该杂志坚持批评之精神、科学之主义和革新之文化。《新潮》杂志成了《新青年》杂志的重要补充，成功宣传了《新青年》的一些主张，同样也支持了蔡元培对于北大的改革。

《晨报》创刊于1918年12月，创刊之时副刊没有专门的刊头，置于第七版上，1921年10月，1921年10月，《晨报》将第七版扩充为独立的四开四版的单张，称之为《晨报副镌》。1925年10月，《晨报副镌》改名为《晨报副刊》继续出版，直至1928年6月终刊。因此，《晨报》副刊实际上包括《晨报》第七版(1918.12-1921.10)、《晨报副镌》(1921.10-1925.10)、《晨报副刊》(1925.10-1928.6)。

1918年3月4日，张东荪、匡僧、俞颂华、郭虞裳、宗白华、李石岑、郑振铎、柯一岑、徐六几、郭梦良、朱隐青、潘光旦、程晓湘等人先后担任主编。1918年3月至1918年11月，《学灯》一直是以教育性副刊的面目出现的。从1918年12月开始，《学灯》的内容逐渐发生变化，开始由教育性副刊向综合性副刊转变。新开辟了《译述》《科学丛谈》《佛门汇载》《西国掌故》《新文艺》等栏目，使《学灯》在偏重教育的同时，多了些西学的介绍。1920年1月专门增设《新诗》一栏，发表了郭沫若的大量诗作。此外，《学灯》还多次组织关于自由诗的讨论，对初创期中国新诗的发展贡献颇大。1921年7月，郑振铎任《学灯》编辑后，将文学研究会的刊物《文学旬刊》在《学灯》上刊行，更是加重了《学灯》上新文艺的比重，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新文学的影响。

1919年6月16日《觉悟》创刊，创刊之时就致力于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前期发表了众多大量同情底层群众悲苦生活，呼吁解放农奴、劳工的文章。1920 年后，《觉悟》的社会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随着与共产主义小组的联系的日益密切，《觉悟》上频频出现共产党人的文学作品，透露出了无产阶级文艺思想萌芽。

邵飘萍与杨修慧、潘公弼、吴定九等人于 1918年 10 月创办了独立民办日报《京报》，《小京报》作为副刊随之创刊，五四运动爆发，《京报》接连发表评论文章《外交失败第一幕》《研究对外之办法》《再告工商实业界》《速释学生》等，以强有力的声音援助学生和社会各界进行反帝爱国运动。1920 年 9 月《京报》复刊，京报副刊公开传播介绍俄国十月革命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刊登传播俄国革命历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著作，同时大力宣传新文化运动。

“五惨案”和“三一八事件”发生后，《京报》持续深入地报道了事件的来龙去脉，邵飘萍引起了北洋奉系军阀的忌惮与不满，于 1926 年 4 月 26 日以“勾结赤俄”地罪名被害，《京报》随之停刊。

俄罗斯十月革命之后，国内对于十月革命的宣传越来越多，这些报道的消息来源基本上都依赖俄国以外的国家，因此存在许多错误、歪曲、敌意及不实之处，甚至是对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新政权的批评、怀疑、责难。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创刊于北京，其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高一涵、王广祈、胡适、陶履恭、周作人、彭一湖等。

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之后，《每周评论》关于十月革命及其世界影响等的宣传与推介内容明显开始增多。次年元旦，李大钊又以《新纪元》为题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社论，此后《每周评论》跟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日渐紧密。

1922年5月7日，胡适、高一涵、陶孟和在北京创办《努力周刊》。创刊后，胡适打破“不谈政治” 的主张，邀集蔡元培、汤尔和、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高一涵等共16人签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要求建立一个“好政府”，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实行计划政治的政府。同时对朝鲜半岛统一问题、裁兵、裁官、改革选举制度等问题提出具体意见。这是胡适要求改良政治的第一个具体纲领。胡适在《努力周刊》中主要宣传实验主义。

文学革命思想起源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胡适和陈独秀等人倡导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对九文学技巧的批判，倡导白话文学。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正式提出“文学革命”口号，陈独秀认为要革新社会就必须革新文学。

白话文的使用使得新文化运动在平民之间更加普及，同时催生出一优秀的白话文作品。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他将反封建礼教的革命内容和白话文的形式结合起来，树立了新文学的典范，奠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基石。

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等人主张“打倒孔家店”，他们指出政治上要实现 “共和立宪 ”，必须同时彻底废除封建宗法制度和肃清封建道德观念对人们的思想束缚。而当时孔子被反对共和民主的势力所利用的现状则加剧了他们的反击力度。学者陈娟认为此举有助于新思潮的传播，但同时也使文化的发展面临困难，中国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传统与现代产生了巨大的文化鸿沟，并将反孔的问题简单化仅仅停留在政治层次。

新文化运动前期，这一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想主要集中在对贞操节烈的批判上，同时提倡男女平等，陈独秀的《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胡适的《贞操问题》，鲁迅的《我之节烈观》，华林的《社会与妇女解放问题》，张崧年的《男女问题》，杨潮声的《男女社交公开》等等，从不同角度批判了封建的纲常礼教对妇女的束缚，并且提出了解放妇女、给妇女以自由的呼声。

随着新思想的发展，女学教育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917年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及杭州浙江教育会举行第三次会议，提出推广女子教育等议案13件。分别办理全国教育联合会，推广女子教育案:增设女子师范学校及讲习所，增设女子高等小学，添增女子中学。1919年4月，教育部将直辖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必名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育部一系列决议、法令的颁布执行，推动了女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迎来了男女平等教育的高潮。1920年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接受了五名女学生为旁听生，以后正式招收女生，开创了中国大学实行男女同校的何家槐。接着，其他学校也开始男女同校，全国教育机关一概为妇女开放。

1917年1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拉开了白话文学运动，又称之为官话文学运动的序幕。此后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相继发表文章支持胡适的观点，国语运动逐渐深入。

除了树立国语的正宗地位，建设国语同样是国语运动的任务。新文化运动中原地区语的语法、词汇得到了极大拓展，新式标点符号的制定和使用开始规范化，简化版的汉字得到推行。国语运动的发展同样极大的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白话文的使用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使其更具平民性。

文字改革问题的讨论是在《新青年》讨论世界语问题的过程中提出来的"。1917年6月1日《新青年》3卷4号发表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信，钱玄同在信中提到吴稚晖废除汉字、而用世界语的主张，明确表达自己赞同世界语的态度，认为世界语文法简单，发音平正，建议从小学起就开设世界语课程。钱玄同虽然发出提倡世界语的号召，但也明确肯定废除汉文的时机不成熟。这一主张得到陈独秀的响应，但却遭到陶孟和的极力反对。1918年1月13日，钱玄同致信陶孟和，从进化论和工具论的角度详细解释他赞同世界语的原因，并进一步表述自己对汉字落后的看法，认为汉字不适合当时的时代，也不足以和世界语相提并论。由此，文字改革问题就作为一个话题提了出来。

1918年1月15日，钱玄同在《新青年》第4卷第1号发表的《论注音字母》，这时钱玄同已经有了“废弃汉字”的想法。1922年，《国语月刊》发行后，文字改革问题的讨论升温，到1923年4月《国语月刊》推出《汉字改革号》专刊，收录文字改革的文章20多篇，将文字改革问题的讨论推向高潮。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都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发表长篇论文，直击汉字改革的核心问题，尤其是钱玄同明确举起“汉字革命”的大旗。钱玄同批判清末切音字运动不主张废除汉字，是“灰色的革命”，除官话月刊外，《教育杂志》《东方杂志》《北大国学季刊》等杂志都发表了一些讨论文字改革的文章。在这些讨论中，主要有以下几种主张，用世界语或罗马化汉字拼音代替汉字。

1926年11月9日，经教育部批准，国语统一筹备会发出布告，确定印发《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8年9月，国语罗马字正式公布后，就开始做推行工作。倡导者们编写国语罗马字读物，并陆陆续续写了一些宣传文章，形成一个国语罗马字的宣传活动。但当时的国民政府对推行国语罗马字并不热心，政府不但不督促社会推行，反而自身也不遵从。因为得不到国民政府支持，国语罗马字也始终未能进入学校教育领域。与此同时，由于国语罗马字拼写规则繁琐、难学，妨碍了其在社会广大群众中普及、传播。因此，尽管国语罗马字的制订者、倡导者在宣传、推广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却总是进展不大，始终没有走出知识分子的圈子。

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被认为是全盘西化派的首领，他们主张全面废除除汉语言文字，改学其他国家的新语言。1930年，陈序经撰写《东西文化观》一文，主张“要格外努力去采纳西洋的文化，诚心诚意的全盘接受她”;两年后写成《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正式提出“全盘西化”概念，从学理上阐述了“全盘西化”理论。

1919年9月，由张东荪创建并担任主编的《解放与改造》杂志创刊，杂志以介绍世界新潮为主旨。1919年12月1日，张东荪发表《我们为甚么要讲社会主义》一文，不仅介绍了当时被视为世界新潮的社会主义，还提出了他的所谓“浑朴的社会主义”之观点，是1920年年底爆发的“社会主义论争”的前奏。1920年3月，自欧游返国的梁启超发表了《欧游心影录》一文，强调中国应走劳资互助的“坦坦平平的大路”，社会主义论争进一步加剧。经过一年多的论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更为广泛。

民主主义主要指的是通过普及教育来改善社会和救国，是在约翰·杜威的影响下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倡导者认为不是政治决定教育而是教育决定政治。1919年下半年，北京高等师范的教职员和学生成立了研究宣传和实施平民教育的平民教育社，创办《平民教育》杂志，后来成立了讲演部。

在美国留学时胡适接受了美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教育家杜威的实用主义，1919 年初，他连续发表《不朽》《实验主义》等文章，对实用主义作了介绍，他将实用主义称作实验主义。“五四”时期，实验主义是反封建的思想武器。作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它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在政治上，它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爆发前夕，约翰·杜威来华讲学，在中国停留了两年零两个月，曾到11个省讲演。他的讲演集再版过十几次，《新青年》出了杜威专号，实验主义在中国风行一时。

1919年9月，张东荪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发表了《第三种文明》《罗塞尔的“政治理想”》等文章，全面介绍改良主义。改良主义是一种试图以非革命手段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主张通过和平的经济改良，或者通过阶级斗争和议会斗争，改善劳动者的处境。

1919年初，无政府主义在黄凌霜、区声白的发展下，组成进化社，并出版《进化》月刊。五四运动后，无政府主义获得较大发展，1919-1920年间，无政府主义的团体近50个，刊物近70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后，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逐渐减小。

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全面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新文化运动第一次把科学的态度带进了包括精神文化，特别是伦理道德的全部文化领域中来，从而为中国现代的全部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运动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传统礼教，启发了人们的民主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新文化运动直指重新试图制度化儒家的孔教会，进而批判其背后儒家思想的核心——礼教，同时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通过，倡导新文学，批判旧的文学形式及其背后的儒家思想。《新青年》上发表的作品极大地推动了白话文学的传播和发展，以白话文创作的诗歌、戏剧和小说也影响了现代中国文学的走向。《》上还产生了一些文章新体式，如通信和随感。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有发展的空间，这就为中原地区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经过了新思想洗礼的先进分子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聚集起来，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他们逐渐地开始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尝试，1921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教授龚群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觉醒和迈向现代的思想坐标，新文化运动期间无政府主义的发展对男女平等的观念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在《》《妇女评论》等杂志上发表关于苏俄妇女解放运动及他们取得的胜利，极大的推动了妇女解放事业的发展。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对儒学文化持彻底的否定态度，是为了给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扫清思想障碍，陈独秀等人认为建设民主的新式国家首先就是要推翻封建专制，其前提就是“打倒孔家店”，然而陈独秀等人并未意识到价值体系对民主制度构建的重要性。提倡资本主义，并不能够为中国人民提供思想武器去认识中国的必然，从而有效地对中国社会进行革命的改造。其次，新文化运动倡导用科学检验一切，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过后，科学从此树立了崇高地位，科学甚至开始带有了一定宗教色彩，变成了迷信本身一一迷信科学。胡适甚至认为科学有助于提升人的道德性，这多中国影响深远。最后新文化运动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还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方法，形式主义看待问题的方式最终影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陈独秀(1880-1942年)，谱名庆同，官名乾生，后改名由己，字仲甫，怀宁县人。父、叔父（嗣父）分别考中秀才和举人，皆曾仕宦，在地方上有名声。独秀自少受教祖父和长兄，也曾受教于晚清民初大宦汤寿潜。后留学日本，辛亥革命时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1917年1月，他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请，任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从上海市迁到北京。

原名耆年，字寿昌，后改名大钊，字守常，乐亭县人。祖父辈皆读书人。15岁前受传统教育。1905年就读永平府中学，接受西学。1907年入北洋政府法政学校。似曾与东北地区著名革命党人凌钺、王法勤等参与秘密革命团体“共和会”。武昌起义，参与组织敢死队从事起义工作。1912年加入陈翼龙主持的“中国社会党”。同年12月组织北洋法政学会，与孙丹林办《正言报》。1913年2月任社会党天津支部干事。3月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编《言治》月刊，从事反袁活动。是年冬东渡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因投稿而结识了章士钊、陈独秀等《甲寅》杂志同人。其后组织“中华学会”，从事反袁秘密活动。1915年留日学士总会成立，任该会文干事。主编留日学士机关报《民彝》，与高一涵关系紧密。

胡适（1891—1962），汉族，安徽绩溪县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原名嗣穈，学名洪，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开启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的先河。

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绍兴市人，1881年9月25日生。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7岁时进入本宅的私塾读书，11岁入读“三味书屋”。青年时代受到进化论思想影响。曾考取南京水师学堂，1899年-1902年，就读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物铁路学堂。1902年到日本留学，原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他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人吃人的封建制度进行揭露和抨击，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

胡适在自己的文章《新思潮的意义》中认为，新思潮（指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

吴宓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改革使得国粹丧失，则异世之后不能还复；文章破灭，则全国之人不能喻意。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凡百改革建设皆不能收效。

当代历史学家王桧林评价：新文化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打击了统治中国达两千年之久、享有绝对权威的封建思想文化，冲击了传统的封建教条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启发了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在思想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激起了要求进步、寻求科学真理、追求解放的热情，为中国迅速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为马克恩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条件，为五四爱国运动做了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