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盆记》又名《奇冤报》《定远县》，是一部中国传统戏曲作品，属于包公案故事系列。该剧取材自古典名著《三侠五义》第五回“乌盆诉苦，别古鸣冤”的片段。《乌盆记》系老生传统戏，多个流派都有此剧目，在演唱上有不同处理。

《乌盆记》讲述了北宋时期苏州市人氏刘世昌被害后魂魄附着在乌盆中，通过张别古引领他找包拯鸣冤的故事。张别古体会到了刘世昌的冤屈，为其向包公伸冤，赵大夫妇的罪行被揭露，刘氏婆媳也得到了赔偿，最终替刘世昌讨回了公道。

《乌盆记》承载着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该剧目以包公的忠诚与正直为核心，强调了对正义与公平的追求。它通过援引神鬼的力量来维护法律的权威，具有法学意义。同时，该剧目反映了毁坏受害人尸体的犯罪行为的严重性。2016年，乌盆记被确定为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项目。

《玎珰珰盆儿鬼》出自元代一位不知名作家创作的折子戏，是经典包拯戏剧剧目。《玎玎珰珰盆儿鬼》中开封市人杨从善之子杨国用，即《乌盆记》中刘世昌的原型。明代时《玎玎珰珰盆儿鬼》的故事被改编为《断乌盆》，以及说唱词话《包龙图公案断歪乌盆传》。至晚清时期，说书艺人石玉昆创作的评书小说《三侠五义》里，第五回“墨斗剖明皮熊犯案，乌盆诉苦别古鸣冤”，正是《乌盆记》近代京剧等戏曲的剧本来源。

苏州市人氏刘世昌一日骑驴回家，因为行李承重，便在沿途的赵大家中借宿。未料赵大夫妇见财起意，将刘世昌杀死，夺走了刘世昌的资财。又将刘世昌的血肉混在乌泥中烧成了一个乌盆。刘世昌因为思念家中的妻儿老母，其魂魄不肯离去，便附在了乌盆之中。

他日，一个叫做张三的老头（绰号“别古”）因记得赵大四年前尚欠其400文的柴钱，便前去赵大家中讨债，讨回欠款后，又向赵大要了一个“黢黑”的乌盆作为利息。不想在回到家中，“乌盆”向“别古”述说其了他被害的遭遇，并央求“别古”带他到包公处鸣冤。“别古”带着乌盆到了包拯处鸣冤，包公随即把赵大夫妇传唤到堂，分开审讯。包公先使诈术，让刁氏相信其夫赵大已经认罪，并说全是刁氏的主意。刁氏怒其丈夫无情义，便向包公承言了所有罪状，并把赃款的余额如数上缴。包公再将赵大唤来与刁氏当堂对质。不料赵大死活不认，包公大怒，命衙役动夹棍，不想赵大经不住大刑，便死在大堂之上。

赵大死后，包公随即把刁氏上交的赃款余额还有赵大的家当变卖折现后的所有钱款一同交与刘氏婆媳。刘氏婆媳因为感激“别古”替丈夫鸣冤，愿为他养老送终。“别古”也受了刘氏魂魄所托，愿照顾其遗孀小孩。最后三人一同回了苏州市。而包拯因为妄动大刑，致赵大毙命，被上级革职。一时无处可去，带着家仆包兴回京师。

刘世昌在京剧行当中为老生。刘世昌是苏州一户普通人家，他代表了努力工作、顾家和珍惜财富的普通人，而他的意外遭遇和冤死则象征了社会中存在的不公平和邪恶。刘世昌冤魂附着在乌盆中，除了冤和苦这两种情绪之外，又多了一份“执”，他执着于沉冤昭雪，执着于重见天日，那早已不是为了重返人间的幸福，而是心有不甘，表现了他对自己的冤案追寻公正的迫切心情。

张别古在京剧行当中为丑角，张别古是当地的一位老者，没有子女，无依无靠，对于他人的困苦有着同情心。当他听到乌盆向他诉说了刘世昌被害的遭遇时，他体会到了刘世昌的冤屈，对其感到同情和怜悯之情，因此带着乌盆前去找包公鸣冤，为刘世昌讨回公道。 张别古的形象承载着正义和善良的象征意义，他代表着社会中的公正和公平，帮助他人解决纠纷和冤屈。他的善良之心和同情之情使其成为刘世昌魂魄诉说遭遇的重要听众，并且为了替刘世昌鸣冤而付诸行动。

赵大在京剧行当中为丑角。赵大是刘世昌途中借宿的主人。赵大为了自身的利益，对刘世昌起了贪念，并决定将其杀害并夺走他的资财。赵大及其妻子为了掩盖罪行，将刘世昌的尸体烧成灰烬，混入乌泥制成乌盆，显示了人性的邪恶和贪婪。他代表了一种不择手段追逐个人利益的黑暗面，并且愿意用杀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包拯在京剧行当中为净角。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被后世尊称为包拯。在刘世昌一案中，包拯将赃款余额以及赵大的家当变卖折现后的所有钱款一同交与刘氏婆媳，断案公平公正，对弱势群体和受害者具有同情心。在该案中为人民伸张正义，他的形象象征着对法治和人民权益的追求。

赵妻在京剧行当中为旦角。赵大的妻子，即刁氏，在刘世昌借宿时，联合自己的丈夫将其杀害并掠夺财产，与赵大是共犯。但当她被包公施展诈术，误以为丈夫已经认罪时，她毫不犹豫地将丈夫供出，她并没有真正承担罪责，而是通过背叛他人来获得生存，展现了一个自私自利以及道德败坏的形象。刁氏的形象在故事中起到了反面示范的作用。

《乌盆记》剧中的张别古并非一开始就具备帮助刘世昌伸冤的勇气，而是一位孱弱的孤寡老人。他困苦的生活背景，形成了他本能保护自己以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性格特点。开始时，他对刘世昌求带他去县衙见包拯有所顾虑，但被刘世昌的不断恳求、执着和坚持，最终本张别古还是带着刘世昌击鼓鸣冤进了定远县衙。既揭示了人物善良本色，又烙有自私保己的人性弱点。折射当今，有一定现实意义。人们在张别古身上会找到自己的影子：在普世价值观沦丧的社会，做好事怕被讹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与人之间情感淡漠，孤独，渴望沟通、关爱等等，但人性的良知、利他和高贵情操终会回归。

在《乌盆记》中，包公使用诈术来揭露赵大妻子的犯罪事实。尽管这在故事中可能是为了还原真相和促使罪犯坦白，但现代法学中，使用欺骗手段来获得证据或推动案件进展是不被提倡的。现代法律注重证据的合法性和公正性，强调无罪推定和遵循程序规范。诚实和透明度对于法治的稳定和公信力至关重要。

包公动用了私刑来惩罚赵大。在现代法学体系中，私刑明确被视为非法和违背法治原则的行为。法律的目标是通过公正的司法程序来确保公正和平等的对待，而不是个人或群体自行惩罚。动用私刑会破坏法律的权威性和可预测性，容易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并滋生私人复仇的风险。

《乌盆记》中的人物之间存在激烈的冲突和争斗。这些冲突主要体现在正义与邪恶、善与恶的对抗上。刘世昌的冤屈和他的魂魄与赵大夫妇的仇恨引发了戏剧性的冲突。张别古替人伸冤的剧情中，剧目没有将他塑造成生来就敢作敢为的角色，而是一步步因情境、因情势推到不得不为之地步，直至最后勇于行动。循序渐进，合情合理，人物的性格发展逻辑十分清晰。

《乌盆记》整体剧情可分为三个部分，即刘世昌借宿途中遇害，乌盆冤魂请张别古帮助其伸冤，以及包公断案三个部分。在刘世昌借宿途中遇害的桥段中，戏剧整体渲染出恐怖与惊悚的氛围。主人公刘世昌身着黑衣, 两臂下垂, 袖子长及地面, 口与发髻组成了正三角形挂在苍白的脸上, 刘世昌被害而成为冤灵的满腹悲戚哀怨也通过视觉上的补充完善将故事丰富，突出了“鬼戏”的特征。

在乌盆冤魂请张别古帮助其伸冤的桥段中，“老丈不必胆怕惊，我有言来听分明，休把我当作了妖魔论……”一字一腔用和缓劝说的口吻来唱，传达出朴实真挚之情，又表现出唯恐吓到老丈的心情，将人物刻画得生动传神。在表达刘世昌与张别古的情感纠葛时，更加细腻、有层次地塑造了两个悲苦的底层小人物各自的性格特色，以及人“鬼”之间的情愫，并且由此展开一系列矛盾冲突，营造出戏剧性的效果。

在包公断案的桥段中，包拯坐于公堂上, 张别古代刘世昌的一次次请求:焚纸钱、赐青衣包拯全然做到，有处是包拯书写纸马钱粮，执笔提袖， 挥手速成。同时，在该桥段中赵大夫妇之间的自私自利、推卸责任，与张别古的助人伸冤以及包公的公正断案形成正反面对比，将这一情节充满了戏剧效果。

参考资料来源

《乌盆记》把历史人物的传说，通过京剧表演等的形式使故事富于生活气息又生动。《乌盆记》弘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具有历史价值和积极的社会意义，是定远县的精神文化。2016年，乌盆记被确定为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项目。

《乌盆记》的故事不仅具有社会价值，还具有法学意义。该故事通过包拯伸冤宣扬了惩恶扬善的思想以及道德观念，并以“鬼戏”的形式起警醒和震慑的作用。此外，《乌盆记》作为著名包公戏之一，它的广泛传唱使得包公戏至今仍得以传承，并在现代进行了许多改编与创新，如2019年的“京淮合演”版的《新乌盆记》，融入了更多元素，使经典剧目更加生动鲜活，剧情更加丰富细腻，使传统文化得以不断的传承与创新。

此外，《乌盆记》在图书文学、影视剧以及邮票纪念品等领域衍生出许多作品，不仅弘扬传播了传统文化，还创造了一定的商业价值，《乌盆记》的剧目至今仍在以不同的艺术形式进行传播。

《乌盆记》是一部充满了悬疑、正义等元素的经典戏曲作品。这部剧通过包拯的智勇和正直形象，以及被害者刘世昌魂魄不肯离去的故事情节，展现了中华文化中对正义与公平的追求。该剧深入探讨了社会冤案和官员廉洁问题，引发了观众对社会正义和道德价值的思考。

《乌盆记》通过人物形象、紧凑的剧情和京剧传统唱腔的结合，使剧中的诙谐幽默、紧凑悬念和感人情节相互交织。它的艺术价值不仅体现在戏曲表演技巧上，也体现在对社会道德关切和人性探索上。《乌盆记》为观众提供了一次展望历史的机会，同时也通过包拯这一形象，塑造了人们心目中的正义代表。

《乌盆记》以其人物形象的塑造、紧凑的情节以及主题内涵，在戏曲舞台上展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

参考资料来源

参考资料来源

参考资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