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zhǔ]文化是中国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个重要的考古学文化，距今5300-4300年，是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继马家浜文化[浜：bāng](距今7000—6000年）、崧泽文化(距今6000—5300年)之后发展起来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1936年施昕更于今浙江省余杭市首先发现这一文化遗存，其后具有同类文化内涵的遗址陆续被发现，1959年夏鼐[xià nài]将其命名为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分布广泛，主要分布于环太湖约3.65万平方千米的广袤地区，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考古挖掘共发现600余处良渚遗址。良渚遗址群北靠浙江天目山余脉，南临大雄山、大观山丘陵，略呈簸箕状向东敞开，形成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良渚文化重要分布区的良渚遗址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瓶窑镇两个镇地域内，总面积约42平方公里。遗址区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约135处良渚文化遗址点，包括古城、墓葬、祭坛、村落、防御工程、礼制性建筑基址、水利设施、制玉作坊等类型。2007年良渚古城的发现，成为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实证。 良渚古城分为三重，中心是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宫殿区；其外是由约6千米长的城墙围绕而成的内城，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最外侧为以卞家山等台地围起的外城，面积约630万平方米。古城西北部分布着规模庞大的水利系统，东北部分布着或许与天文观象有关的瑶山祭坛，同时古城外围还存在着广阔的郊区。良渚遗址、水利系统和外围近郊的总面积达100平方千米。

良渚文化遗址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琮、璧、、冠形器、玉镯、柱形玉器等诸多器型。此外，良渚陶器也相当精致，主要为红褐和黑褐色。另外，还出土了石器以及木制漆器。人工堆筑的大型墓地兼祭坛也是良渚文化的主要特色。种种迹象表明，良渚文化已经形成了复杂的等级社会，稻作农业发达，存在以沟通天地为重要内容的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军政与宗教权力合一。良渚文化中期，良渚遗址群是整个良渚文化的都邑性中心。

良渚遗址是人类早期文化遗址之一，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中华五千年新石器时代文化史得到国际社会认可。

1936年5月，杭州西湖博物馆年轻学者施昕更参加了杭州杭县古荡遗址的考古挖掘，之后前往家乡良渚镇调查采集石器。6月18日，《东南日报》发表了题为《杭县第二区发现先史时代文化层》的报道，提出“先史时代文化层”的概念。12月23日，《东南日报》又发表题为《西湖博物馆在杭县发现黑陶文化遗址》的文章，对施昕更在良渚的考古调查发掘作了报道。1937年5月6日、8日，《东南日报》刊登施昕更撰写的《浙江新石器时代之黑陶文化》的文章，明确指出“杭县发现黑陶文化，确是浙江史前考古的发轫”。1939年底，中央研究院的考古学家梁思永在《第六届太平洋学术会志》上发文，把良渚黑陶归入山东龙山文化黑陶系统。

1955年冬天，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长坟的水塘中发掘了数量惊人的陶器，发掘者汪济英指出良渚黑陶文化不能归为山东龙山文化的分支。1957年，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为《浙江新石器时代文物图录》作序，总结了浙江地区出土的石器和黑陶的特征，指出已发掘的吴兴钱山漾、杭县良渚、杭州老和山、淳安进贤的下层文化，似乎是属于同一种文化。1959年8月，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在《中国考古学》教材初稿中，鉴于良渚遗物与龙山文化存在明显的特征差异，地域上又相距较远，于是把环太湖流域出土的上述文化内涵单独命名为“良渚文化”。

1959年年12月，在南京召开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长会议上，夏鼐作了《长江流域考古问题》的发言，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的考古学命名。夏认为太湖沿岸和杭州湾的良渚文化，是受了龙山文化（原称黑陶文化）影响的一个独自存在和发展的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可单独命名为“良渚文化”。良渚文化是以它的最早发现地—良渚遗址而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这一名称得到了考古学界的公认并沿用至今。

考古资料表明，良渚遗址群在良渚文化时期持续强盛了数百年，长时间成为良渚古国的权力中心。良渚遗址群的发端和强盛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良渚遗址群的分布范围也呈现出动态的变化过程。良渚地区从马家滨时期开始就有先民足迹，崧泽时期因环境恶化，先民退守南部丘陵，良渚文化时期逐渐返回平原并发展成政治中心，而在这过程中，良渚地区各阶段的文化传承及与周边邻近地区的互动从未中断。

距今6000多年前，马家滨文化的先民就已在良渚地区留下足迹。马家滨文化堆积在良渚时期遭到破坏，仅在个别地方的良渚文化堆积下留存马家滨文化的地层及少量遗迹。6000年前良渚地区的生存条件恶劣，经常遭受洪水或海潮的侵袭，只有在相对高处，才可以避免水患的侵扰。自然环境的不稳定，使马家滨文化在这一地区始终形成不了一定的规模。在吴家埠遗址中马家滨文化的延续时间相当长，显示出古代先民踏入良渚的足迹。

在吴家埠遗址和庙前遗址中都发现崧泽文化遗存，如凿形足鼎、花瓣形器底等，石马遗址更发现了庞大的崧泽文化墓地，挖掘崧泽时期墓葬80座。王靖泰的《全新世长江三角洲的发育》和陈杰的《文明化进程中的环境作用—以长江三角洲为例》等文章指出，崧泽文化时期良渚地区的生存环境较马家滨文化时期更恶劣，广大的冲积土壤并不适合人类生存。10000年来中国东部沿地平线变化的曲线图显示，崧泽时期的海平面要比马家滨和良渚时期高好几米，遗址群低地居民难以生存，只好栖息于地势更高的丘陵。大约在崧泽文化末期，良渚地区的自然环境开始好转，困居于丘陵上的先民逐渐迁移至平地。考古发现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互相共存又此消彼长，在整个良渚文化早期经历了一个缓慢又持久的过程，直到庙前一期晚段和二期，这里才实现了由崧泽文化向良渚文化的转型。

良渚先民在良渚文化全面转型后迅速崛起，瑶山、反山等权贵陵地相继出现，瑶山、汇观山祭坛遥相呼应，莫角山遗址成为政治权力中心。随着贵族集团的膨胀，社会财富的剧增，礼仪规范的推行，良渚地区迎来了文化发展的全盛时期，良渚遗址群成为良渚社会的统治中心。

关于良渚文化衰落的原因，有北迁说、社会矛盾说、战争说、海侵说和洪灾说等。20世纪30年代，慎微之、卫聚贤等根据钱山漾遗址的发掘，提出中国文明发源于东南或夏族，崛起于江浙，尔后北迁的观点。20世纪后半叶这一观点日益盛行，认为特大洪水等不可抗因素导致良渚先民由太湖地区北迁。陈淳和许倬云等持社会矛盾说的学者认为良渚文化晚期热衷宗教活动并追求享乐，最终使社会运行偏离正常发展轨道。持战争说的学者如叶文宪、纪仲庆、谷建祥、贺云翱等把良渚文化的衰落归因为掠夺性战争带来的大毁灭。苏文等学者所主张的海侵说和俞伟超、张明华等学者所持的洪灾说，则与全球600多个神话记载的大洪水相参证。

良渚遗址群距离东南部的杭州市中心约18公里，北靠浙江天目山余脉—高亢绵延的大遮山丘陵，南临断续散布的大雄山、大观山丘陵。两组丘陵依托西部山地，以夹抱之势分列遗址群的北侧和南缘，使之略呈簸箕状向东敞开，形成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这一地理空间的东西跨度约9公里，南北6公里。

良渚遗址群的地理架构形成于第三世纪末以来的新地壳运动，低洼的谷地和盆地堆积着大量的第四纪沉积物。距今7000年时卷转虫海侵达到全盛，良渚一带沦为一片浅海。卷转虫海侵持续了上千年，造成海面下降，丘陵范围不断扩大，新的孤丘陆续涌现，东部平原相继成陆，河湖沼泽遍布。随着海岸线的后退，河流的冲积，地面增高，水质淡化，沼泽平原上的植物和淡水生物开始增加，自然环境渐趋好转。大约距今5000年时，地平线基本达到了现在的高程，此时良渚先民在良渚一带已形成大型的聚落。

良渚遗址群北侧的大遮山丘陵海拔都在百米以上，起到天然中式屏风的作用，阻挡北方寒流的侵袭。南侧丘陵山脉低矮，基本不影响阳光的照耀和季风的吹入。此地冬夏长、春秋短，日照充足，雨量充沛，为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侯。

良渚遗址群所处的山地与平原过渡地带，大致以东苕溪为界，西部为山地丘陵区，东部为冲积平原区，以高丘、低丘、孤丘、河谷平原和水网平原为地貌特征。遗址区水网密布。这样的地理环境必然会产生气侯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良渚遗址群周边山地的林木、石材、野生动物、天然瓜果等为良渚先民提供了丰富的物资来源。西部山地的雨水挟裹泥沙在遗址区形成冲积平原，肥沃的土壤和便利的排水条件使这里成为水稻耕作区。区域内零星分布的孤丘成为良渚先民的生存基地。

就交通而言，良渚遗址群的东部是一望无垠的冲积平原，南部邻近钱塘江，陆路水路均畅通无阻。一般的水患对遗址区构不成威胁，而周边的山地可以让古代先民躲避大洪水。在战略上良渚同样具备优势，它隐藏在山峦之中，相对封闭，只要镇守制高点，就能发现和抵御外敌。而密布的水网也是难以轻易突破的障碍。

1986年，在杭州市举行的“纪念良渚遗址发掘五十周年”的学术会议上，张之恒主张把良渚文化分为早、中、晚期。上世纪90年代以来，比较有代表性的良渚文化分期研究除了张恒之的三期说，还有林华东的三期六段说、朔知的三期七段说、芮国耀的四期说、黄宣佩的五期说等。近年来一系列考古新发现，显示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前后延续一千年左右。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张之恒认为，良渚文化分三期，早期的年代大约距今5000—4500年，以苏州越城中文化层为代表，同期遗址有张陵山第二层及其墓葬、湖州邱城上文化层、舟山岱山县大岛孙家山遗址等；中期大约距今4500—4000年，以上海马桥第五层和武进寺墩为代表，同类遗址有松江区广富林、福泉山遗址、昆山绰墩、吴江梅堰上文化层、湖州钱山漾、杭州水田、良渚荀山、海宁千金角等；晚期距今4000—3700年，以嘉兴雀墓桥、吴县草鞋山的第二层为代表，同期遗址有湖州花城木构窖穴，嘉善新港、金山区亭林、常熟市三条桥、黄土山和嘉菱荡等。张之恒对良渚文化分期和年代的认定，是依据对各期的文化特征的剖析以及结合碳十四测定年代研究而推断的，这一研究相比起以前比较粗略的早、晚两期分期更进了一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林华东将良渚文化划分为三期六段，早期大约距今5300多年至4900年左右，中期的年代范围为距今4900年至4400年左右，晚期的年代范围大会大致在距今4400年之4000年或稍后。林华东认为，目前学术界对各类器物的早晚期特征看法基本一致，这为分期工作奠定了基础。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朔知则对良渚文化的主要陶器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将57个主要单位的陶器组合根据器物组合和共存关系划分为八组，并依陶器将良渚文化划分为三期七段，第一组属过渡期，第二、三组为第一期，第四、五组为第二期，第六、七、八组为第三期，各组分别为一段，其中第八组由于材料不足因此不宜单列为一期。结合自然科学的测年数据，朔知认为良渚文化第一期约当公元前3300—前2800年，第二期约当公元前2800—前2600年，第三期约当公元前2600—前2100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芮国耀提出良渚文化分四期的学说，指出第一期的良渚文化早期，保留了一些崧泽文化因素；第二期约当于良渚文化中期，时间跨度大，今后还可以进一步细分。而第一期与二期之间可能存在某种缺环，第三、四期同属良渚文化晚期，可称为晚期的前段和后段。这一划分是根据其对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1978年至1986年在海宁千金角、徐步桥、盛家、平湖平邱墩以及嘉兴雀墓桥、德清辉山等地发掘清理的50座良渚文化小墓的随葬品的整理和分析而推论的。依据葬品组合关系和单个器物的年代序列，他将良渚文化小墓划分为四期，并认为这个序列在年代上似乎已经包括良渚文化的全过程。

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黄宣佩主张把良渚文化分为五期，并确定一期年代可定为距今5100年—4900年，二期的年代可定在距今4900—4700年，三期的年代为距今4700—4500年，四期的年代约为距今4500—4300年，五期的年代距今4300—4100年。黄宣佩依据在福泉山遗址发现的良渚文化早晚地层叠压与打破关系，将31座良渚文化墓葬划分为五期，并就鼎、豆、双鼻壶、、宽把壶、杯、等重要器物的演变特点进行剖析，进而对照江浙各地墓葬中所出土的大批玉器、石器，从而得出了良渚文化分为五期比较合理的结论。

西湖博物馆年轻学者于1936年5月参与杭州杭县古荡遗址挖掘，同年11月在良渚镇棋盘坟的干涸池塘底发现了作为良渚文化重要内容的黑陶，12月开始对棋盘坟的挖掘，发现了红烧土及一些残石器、残陶豆把、圈足器以及百余片陶片，为良渚遗址考古史上的首次挖掘。后又在棋盘坟和周边地区进行了两次挖掘，并撰写了五万余字的考古发掘报告，第一次准确无误地展示了长江下游的史前文化。在同一时期，另一个年轻人何天行也开始寻找良渚石器和黑陶并发布研究成果。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期，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掘了浙江嘉兴马家滨、余杭安溪苏家村、江苏苏州越城、吴江梅堰、上海青浦崧泽、马桥、松江广富林等一系列遗址，为研究环太湖地区古文化的发展和演变奠定了基础。1972年，南京博物院发掘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发现了建构太湖流域史前文化序列的地层叠压关系，发掘了多座崧泽文化和马家滨文化墓葬。1973年，浙江省博物馆对河姆渡遗址的考古发掘，揭开了以发达的稻作农业为特征的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更早期文化的神秘面纱。

草鞋山、河姆渡遗址等考古新发现和碳14年代数据的公布促进了上世纪70年代对于长江下游地区尤其是太湖流域史前文化谱系和年代的研究。1977年确立了“马家滨文化”命名，而对于介于马家滨文化和良渚文化之间的崧泽中层遗存也有了共识，马家滨—崧泽—良渚的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谱系基本确立。

1977年吴县张陵山遗址的发掘和1978年-1982年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发现了随葬大量玉器的良渚文化显贵者墓葬，尤其是寺墩3号墓出土大量玉器，提升了学术界对良渚玉器的认知水平。根据发掘时多数玉器均已破碎，许多玉器及墓主人肢骨均有明显的火烧痕迹这一观察，主持寺墩发掘的汪遵国提出良渚文化有“玉敛葬”的习俗。

1982年、1986年和1987年，上海连续三次发掘青浦福泉山遗址，发现了32座良渚文化墓葬，揭秘了高土台墓地。

1986年，浙江省发掘余杭瓶窑镇反山遗址，共清理出11座两处文化大墓，出土随葬品多达1200余(组)，其中90%以上为玉器。反山墓地因随葬品丰厚、等级规格高而被称为“良渚王陵”。1987年，浙江省又对余杭安溪瑶山遗址实施发掘，发现了祭坛遗迹和12座显贵者墓葬，收获大量精美玉器，并揭示了良渚文化墓葬与祭祀址以及玉器与神崇拜间的关系。

1987年发掘了余杭区瑶山遗址，这是一处良渚文化的大型祭坛，在该遗址清理了12座大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

1999年11月至2000年6月，南京博物馆、无锡市博物馆、江阴博物馆合作发掘了江苏江阴高城墩遗址，为良渚文化时期一处规模较大、有严谨布局规划和严格建筑方法的高台墓地，发掘面积1157平方米，发现良渚文化大、中型墓葬14座，出土文物232件（组）。该考古发现由于其重要性被评为一九九九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2003—2004年和2006年，考古工作者对平湖市庄桥坟遗址进行了两期发掘，总面积2600平方米，发现良渚文化时期的271座墓葬，出土文物3000余件（组），其中包括石犁，并发现200余件陶器或石器上刻有符号，其中两件石钺上的刻画符号似乎具有文字功能。

2004—2005年，联合考古队对浙江桐乡姚家山遗址进行发掘，总面积1300平方米，发现这是一处良渚文化人工堆筑的高台墓地，清理良渚文化贵族墓葬7座，祭祀坑21个，出土陶、玉、石、牙骨器等珍贵文物260多件（组），是杭嘉湖平原地区发现的高级别良渚文化墓地。

随着反山与瑶山遗址的发掘，在余杭良渚、瓶窑镇、安溪县、长命四个乡镇3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了四五十处良渚遗址点，产生了“良渚遗址群”的概念，并促成了汇观山、姚家墩、塘山、卞家山等一系列重要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到了上世纪90年代，太湖流域已发现各类良渚遗址约500余处，良渚文化社会组织结构、等级分化、宗教祭祀、礼仪制度和文明化进程等课题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

1992—1993年发掘的莫角山遗址，对评估良渚文化的发展高度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莫角山遗址的中心部位，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大片夯层与夯窝等建筑基址遗迹，基址总面积不小于3万平米，在中国的其他地区，相当于良渚文化时期或更晚的龙山文化时期，还没有发现可以在规模和技术上比肩的建筑基址。

2006—200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良渚古城遗址进行了发掘，并将以往所知的莫角山遗址及反山贵族墓地，乃至良渚遗址群内的许多遗址组合为一个整体。2010-2011年，确定良渚古城北面的扁担山遗址、东面的里山、郑村遗址和南面的卞家山遗址等高地构成了良渚古城外郭城的形态，其控制面积约八平方公里。

郭城之外，考古学家发现在良渚遗址西北部山系附近可能存在一个庞大、复杂的水利系统，由建于山体之间沟谷地带的近十个大小不一的大坝组成，根据坝体位置和海拔的不同，构成高低两组水坝群。其最东侧的坝体为塘山（土垣），长达五公里，结构复杂。

201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学者经过多年努力，较为完整地发掘和展示了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该水利系统遗址被评为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它由11条水坝遗址组成，主要修筑于两山之间的谷口位置，分为南部的低水坝群和北部的高水坝群。其中，塘山是长堤，鲤鱼山、老虎岭等其余的则是较短的水坝。它们能拦蓄出13平方公里的水面，总库容量约4600万立方米，分别约为西湖的1.5倍和4倍，具有防洪、灌溉、运输等多种功能。1996年，它的塘山遗址被列入全国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10月，它的鲤鱼山—老虎岭水坝遗址被列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庙前遗址位于杭州市良渚镇荀山南侧，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88—2001年间共进行了六次发掘，发现了马家滨文化至良渚文化晚期的房址、河沟、水井、灰坑、墓地等大量遗存，出土了大量文物。

玉架山遗址地处余杭区东部，遗址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自2008年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全面的钻探发掘，不仅发现了大量遗迹与遗物，还发现了六个相邻的环壕围沟组成的完整的良渚文化聚落，首次揭示了良渚文化社会的基本单元，可供研究良渚文化的基本社会组织。

茅山遗址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2009年至2011年进行的三次总计2.1万平方米的发掘中，清楚揭示了整个聚落的布局，并从稻田耕作区发现有良渚文化中期、晚期和广富林文化的稻田，三期稻田遗址地层关系清晰，稻田形态各异。该次发掘对研究良渚文化聚落与稻作农业有重大意义。

2011—2015年，南京博物院对江苏兴化、东台市交界的蒋庄遗址进行了考古挖掘，发现良渚文化聚落并清理了一批良渚文化的墓葬。蒋庄遗址是长江以北地区首次发现的大型良渚文化聚落遗址，填补了该地区良渚文化考古的空白，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入选2015年度全国考古新发现。

2018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博物馆，对位于该县的中初鸣良渚文化玉器加工作坊遗址群进行勘探和挖掘，出土陶器、石器、玉器等标本共2000余件，其中玉料、玉器半成品1500余件。中初鸣制玉作坊遗址群年代明确为良渚文化晚期，面积约7.5万平方米，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大型玉器加工作坊遗址群。

1979年成立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将良渚考古作为一个重点，至2019年，已经在当地100平方公里内发现各类遗址270余处，7次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良渚遗址包括礼制性建筑、祭坛、墓地、居址、作坊、土垣等各类遗址。

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在良渚遗址群西侧，东南距杭州市区约20公里。2006-200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良渚古城遗址进行了钻探与发掘，发现了良渚古城内城的城垣与城壕，并将以往所知的莫角山遗址和反山贵族墓地，乃至良渚遗址群内的许多遗址组合为一个整体，成为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实证。

良渚古城早期考古初步判断其范围为南北长约1500-1900米，东西宽约1500-1700米，总面积额约290余万平方米，布局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古城的中心是宫殿区，台基有十几米高，面积约3万平方千米，相当于四个北京故宫；外城面积约6万平方千米，有八个故宫那么大。古城的北面和西面，建有庞大的水利系统。良渚遗址使用的下限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良渚古城的南面和北面多为天目山脉支脉，东苕溪和良渚港流经古城，凤山和稚山被利用作为城墙西南角和东北角的制高点，因此选址显然是经过精心勘察和规划的。城内有莫角山大型宫殿基址、反山贵族墓地等重要遗址，城外有瑶山、汇观山祭坛和贵族墓地等。

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在2007年实地考察后指出，这是长江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也是中国境内新石器时代大型城址，可称为“中华第一城”，其意义不亚于殷墟的发现。良渚遗址当选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莫角山坐落于良渚遗址西侧，东南距杭州市市区约20公里。遗址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总面积30余万平方米，相对高度约8米，为大型宫殿区，被称为“四五千年前的紫禁城”。1996年2月，莫角山遗址与汇观山遗址一起被评为“八五”期间的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

莫角山是截至2023年已知的规模最大的良渚文化遗址，无论是占地面积还是人工营造的土方量，都是其他良渚文化遗址无法比拟的。莫角山遗址形态规整，巨大台基上三座土台呈“品”字形分布，规模宏大，气势恢宏，从设计、营建、组织指挥、劳动力投入、礼仪活动等诸方面都显示了良渚文明的成就。其周边的马金口遗址、钟家村遗址、桑树头遗址、反山墓地等，对莫角山遗址形成了众星拱月的大格局，反映了大规模、高等级的良渚文化发展水平。

反山遗址为贵族墓葬遗址，位于良渚遗址的偏西部的中心地区，其东南面为莫角山超巨型中心基址。反山的海拔高度约10米，东西长90米，南北宽30米，总面积额约3000平方米。高出地表约4米。反山遗址是一处良渚文化贵族墓葬，出土随葬品数量之多、等级和地位之高都优于同类遗址，充分显示了良渚文化中期偏早这一繁荣发达时期在土台营建、棺椁木作、琢玉工艺、漆器制品等方面的高度发展水平，反映了良渚文化的祭祀、礼仪、等级制度，被称为“反山王陵”。反山王陵是个人工堆筑而成的巨大高土台，像“土筑金字塔”，王陵里共发现9座良渚文化早期高等级墓葬，其中反山第12号墓（M12）为墓葬规模宏大、出土玉器种类和数量多、品质和雕刻精美的一座。1989年，反山遗址与瑶山遗址一起被评为“七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瑶山遗址位于良渚遗址的西北角。1987年到1998年的考古发掘表明，瑶山遗址面积近万平方米，中心区域约400平方米，最里面是一座“红土台”，外面一重为灰色土，围绕在“红土台”四周，在灰土围沟的西、北、南三面，是黄褐色斑土筑成的“土台”，灰土围沟东面围自然山土。整个遗址在堆筑过程中，还用砾石叠砌了多条斜坡状的石坎，突出了中心区域的恢弘气势。高台顶部是三重“回”字形方框。三重土色分明，转角方正，布局规整，为先民祭祀专用的“祭坛”，同时也是一个史前的观象台。祭坛上发现了13座大墓，墓葬都排列在地势高且十分规整的中心区域内，在该遗址建成后或埋墓前后可能存在祭祀活动。所以瑶山遗址实际上是良渚时期祭坛与墓葬复合的遗址。

汇观山位于良渚遗址的西北部。考古表明汇观山应是与瑶山相类似的一处良渚文化祭坛，祭坛主体为三层台面，呈阶梯状，第三级台面低于祭坛顶部约2.2米。其中，东西两侧均利用原来基岩的缓坡，或将凹凸不平的基岩凿削凭证；南北两侧用土筑层堆筑、夯实而成。南侧为开阔的活动场地。汇观山和瑶山的祭坛形制相似，整体都为长方形覆斗状，坛顶主体平面呈“回”字形三重土色。遗址土台长约45米，宽约33米，总面积近1500平方米，远超瑶山祭坛的面积。祭坛西南部发现四座良渚墓葬，残留随葬品包括钺、璧、三叉形器等礼仪用器。从随葬品看，汇观山墓葬与瑶山墓葬年代相近，相距仅7千米。另外，汇观山出土了多件玉璧，表明瑶山大墓未发现玉璧的现象，可能与祭坛无关。

塘山是20世纪末发现的重要遗址，为东西走向、长约6.5公里的土垣，宽度约50-70米，高约3-5米。遗址依托几处自然低丘，经从近旁取土，由人工连接营筑而成，有分层夯筑，也有以砂砾土堆积，其外侧有多段长沟。唐山遗址位于良渚遗址西北部，外侧与天目山余脉大遮山南麓的坡地并行，相距200米；其西端向南转折，自然山丘延伸700米，以红壤为主。遗址未发现文化遗存，因为这是良渚先民有意利用自然山冈地形造就的曲尺形长堤，构筑起阻挡来自西部山地和北部山谷洪水的屏障。遗址内侧与北面自然山体之间的空间应为疏通洪水的通道。塘山遗址应为良渚文化时期先民所修筑的早期大型水利工程，在良渚遗址内可以说是早期的“西险大塘”。但塘山也发现了墓葬、灰坑、五花夯土、积石等遗迹，说明其具有多重功能。

庙前遗址是良渚文化规模宏大、保存良好的村落遗址之一，位于良渚遗址的东南角，良渚镇西北侧荀山南部余脉馒头山东南侧。荀山南坡相传为荀子讲学处，现建有荀山庙，庙以南的大片区域当地称之为“庙前”，遗址因而得名。相比莫角山等大型建筑基址，庙前遗址发现的房屋居址更接近良渚时期一般民众的实际生活状况。先民修筑房屋，临水而居，房屋挖坑立柱，有的在柱下铺垫实木板，有的以红烧土作为垫土。遗址居址大面积用烧土坯垒砌并有考究的木构水井。在遗址西南部和东北部建有墓地，有的就建在房屋周围。1号房址是良渚遗址内保存良好的居址，呈长方形，面积约80平方米，四周有26个柱坑，柱坑底部铺设规整的垫板，少数柱坑中残留方形的立柱。庙前遗址的年代跨度从良渚文化早期一直贯穿到晚期，这对其他遗址相对年代的确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卞家山遗址位于良渚遗址南侧，北距莫角山遗址1.5公里，主体为一个东西向长条形的土丘，长约1000米、宽30-50米、共处水田1-2米。2002年在遗址发现桩木遗存，并出土大量遗物。2003年3-6月考古发现遗址总面积为855平方米，北部为良渚中期墓地，南部为良渚晚期的居址及大型木构遗存，由北向南发展，延续时间较长。沿岸的木桩可能为水边埠头，外伸的木桩为当时的码头。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的“木构码头”，对了解临水而居的良渚先民的居住和交通具有重大意义，而遗址发掘所获的遗物种类和数量，为历年来该地区所处良渚晚期遗物中较多的，有数以万计的陶器残片，以及陶、石、玉、木、骨、漆、竹制品等各类器物近500件，反映了当时制陶业和木作业的成就。

良渚古玉种类繁复，雕琢精美，代表了玉礼器文化，并寓含丰富的内涵，在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上成就很高。浙江省博物馆周新华教授在2022年8月出版的《良渚梦寻》一书中提到，全世界目前发现并收藏在官方机构或是公立博物馆的良渚文化玉器有18000件左右，加上民间收藏，应该超过2万件。这些玉器大多数都是历史上出土并传世至今的，真正通过考古学家科学发掘的只有几千件，其中1986年和1987年对反山王陵和瑶山大墓进行挖掘，反山出土1100余件(组)，瑶山出土700余件(组)，不仅数量超过以往玉器发掘品总和，而且带来了品种和纹饰方面的重大突破。在今故宫博物院收藏良渚玉器60件，其中玉琮16件。清代冶金石学学者吴大澂[chéng]在《古玉图考》中收录了良渚玉琮、玉璧等重器，但却将它们定为“周汉之器”。

矿物学鉴定显示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玉器，以透闪石—阳起石系列的软玉为主要的原料，另外，也有少量蛇纹石、叶蜡石、荧石、绿松石、玛瑙等似玉美石。具有斑杂构造的透闪石—阳起石系列软玉石良渚文化玉器所用的特征玉材，绝大部分软玉制成的玉器都色彩丰富，器物表面常有不均匀的网状筋斑脉络与浓淡不一的色斑等多种次生变化现象，与现代玉器质感截然不同。20世纪80年代末溧阳市小梅岭类型透闪石软玉矿石等的发现，为良渚玉料产地提供了线索。环太湖地区的浙江天目山、宜溧山地、宁镇山脉和茅山山脉中，都有类似小梅岭的花岗石与镁质大理石接触带分布的地质条件，因而地质学界普遍认定良渚玉料主要产自本地区。山海经中称天目山为“浮玉之山”，佐证了天目山出产玉料的猜测。

良渚玉器制琢工艺高超，玉器上的纹饰独具特色，以或简或繁的神人兽面符合图像及其附属于神人兽面图像的鸟纹、卷云纹（云雷纹）为主，其他还有龙兽纹、绞丝纹、目纹、载体主要为晚期璧与琮的“鸟立坛柱”类图案纹饰等，其琢刻方式大致有浅浮雕、透雕与阴线刻纹三种。汇观山2号墓出土的琮式镯，在宽仅3.5毫米的凸棱上竟然镌刻了12条细密的凹弦纹。反山12号墓几件玉器上琢刻的完整神人兽面复合图像，即“神徽”，高约3厘米，宽约4厘米，纹饰繁，线条纤细如毫。神人兽面图像及其简化与抽象的图案，已成为良渚文化极具典型特征的文化符号，具有宗教意义，在商周的青铜器上，也可见其影响。

良渚玉器目前已知的种类有琮、壁、钺、、环、镯、梳背、带钩、镰、匕、勺、镇、纺轮、三叉形器、锥形器、柱形器、半圆形器、月牙形器、圆牌、牌饰、钺端饰、钺尾饰、"耘田器"、杖端饰、端饰、器座、器纽、柄形器、弹形饰、条形饰、半瓣形饰、管、珠、坠、串饰、人、蛙、鸟、鱼、龟、蝉、镶嵌片等40余种。良渚玉器可以区分为单体件与复合件两类。单体件指器型完整、使用时不需要跟其他器件复合就具有独立功能的玉器，而复合件专指那些与其他器件复合后才具有完整功能的玉部件。除琮、璧、、镯、勺、匕等极少数玉器器种，绝大多数良渚玉器都是组合型玉器。以琮、璧、钺为代表的良渚玉器不仅是神灵崇拜的主要载体，而且还极有可能是巫觋[wū xí]通天礼神的法器或媒介。

良渚玉器中极具形体创意和体量较大的代表性器类，由圆筒形的镯演化而来。良渚玉琮的早期形制，呈圆筒形，外壁四块长方形凸面上琢刻相同的兽面纹饰。随后，琮由圆筒形向方柱体演变，并开始出现纹饰分节的现象。高节琮为良渚晚期玉琮的主要形态，吴家埠玉琮及横山2号墓编号14、21玉琮都为高节琮，其中横山的两件玉琮系由同一玉琮裁割而成。玉琮首创于良渚文化，其特点是外方内圆，中部贯穿，四角施刻繁复的神人兽面纹。玉琮体量大，几乎每个玉琮上都刻有兽面纹，只在高等墓葬中出土，拥有者全为男性。玉琮作为跟神人兽面纹饰关系密切的器型，其内圆外方的造型反映着“天圆地方”的原始宇宙观。

浙江杭州反山遗址12号墓出土的玉琮重达6.5公斤，高8.8厘米、直径17.1至17.6厘米，孔径仅4.9厘米，出土于墓主头端，被称为“琮王”。其器型外方内圆，上大下小，中间对钻圆孔。琮体四面直槽内上下各琢刻一个具象的神人兽面图像，神人头戴羽冠，骑跨在一神兽上，图案采用浅浮雕和线刻技法雕琢而成。在角尺形的长方形凸面上，每两节琢刻一组抽象的神人兽面图案，以转角的棱线为中轴向两侧展开，这种角部的人兽组合结构，是良渚玉琮纹饰的基本特征，“神人兽面纹”则是良渚文化的标志性纹样。

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高节玉琮高49.5厘米，呈深绿色，器身内部为圆柱形中空，外部作粗细递减的方柱形，横向分割为19节，是截至2023年已知的最高的玉琮之一。在器物的方角处刻有小圆圈象征眼睛，而每对圆圈的下方都有一段短横杠表现鼻子，从而形成了一幅简化了的面孔。

良渚玉器中单位面积较大的器种，由宽扁形玉环或玉镯沿着外径变大、孔径变小的趋势演变而来，至良渚中期形成成熟的器型。与琮追求高度、忽略趋势的演变趋势不同，璧则向着远大和精致的方向嬗[shàn]变。良渚玉壁的出土数量远多于玉琮，而且墓葬内出土的璧常有精致与粗糙之分。反山出土的玉璧数量较多，共125件，其中23号墓出土54件，20号墓出土42件，14号墓出土26件。少数玉璧上出现了刻纹，美国弗利尔艺术馆藏4件，台北故宫博物院1件，余杭安溪百亩山出土1件是唯一有具体出土地点的刻纹玉璧，刻有“鸟立坛柱”图案及璋形图案。类似的刻纹图案还见于首都博物馆藏琮和法国吉美博物馆的藏琮上。

钺是较早利用考古迹象复原的复合件。在1986年反山墓挖掘时在14号墓发现呈条带状分布的96颗镶嵌玉粒将玉钺与上下两件带卯眼结构的玉器连接为一体，从而复原了由钺身、冠饰、尾饰三部件玉器和连接它们的有机质柄具组成的完备玉钺组合。反山12号墓“玉钺王”就是一套由钺身、冠饰和尾饰构成的完整组合，近刃部上角两面浅浮雕人神像、兽面纹，下角两面均有浅浮雕鸟纹。

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纹玉钺，通长17.9，上端宽14.4，刃部宽16.8，最厚0.9，孔径0.55，整体呈"风"字形，两侧略向内凹弧，左右不对称。钻孔上方较为粗糙，隐约可见捆扎痕迹或刻划痕迹。钻孔较小。在刃角上各雕刻图像，两面对称。上角为正面的浅浮雕神人兽面纹，下角为浅浮雕的鸟形象。 另有钺瑁[yuè mào]、钺镦[dūn]、以及钺柲[bì]上镶嵌的玉粒合为一套。

良渚文化时期，陶器早已不再仅仅满足于实用功能，而是与美学与精神追求相结合。良渚黑陶以黑、光、亮著称，其铅亮的金属光泽为龙山黑陶所不见。黑陶上有精美的图案和彩绘、漆绘纹。良渚黑陶的主要器形有豆、壶、罐、盘、杯、簋、等，造型上规整柔美，显示了江南水乡的灵秀之气。很多器物使用了突棱、弦纹、镂孔等装饰技法，有的加设了宽流、阔把、细、提梁、竖向小耳等附件。圈足盛行，圆底、三足多见，龙山文化常见的平底器很少。鼎、双鼻壶、罐、宽把杯、簋等器类带盖的比例较高。

黑陶在良渚文化中期之后开始盛行，器物种类越来越多，数量极大。许多地层中挖出的灰陶，原本都涂饰了黑衣，因为埋藏环境不佳都剥落了。除了黑陶，夹砂的炊器和泥质红陶大多也都涂饰了红衣或黑衣。尤其是泥质红陶的高领罐，口沿唇面几乎全都装点了戳印纹，并且纹样无一雷同。良渚黑陶上的刻画纹饰极富特色，其中隆重的是全器布满纹饰，以鸟首蛇身纹为主题，辅以变形鸟纹、云纹、叠线曲折纹、弦纹等底纹，对称钩连，形成繁缚华丽的图幅，极具装饰效果。余杭卞家山遗址发现的一块黑衣双鼻壶残片上，以极小的变形鸟首蛇身纹均匀布满全片，整体图案近乎微雕，乍看起来像涂了一层灰釉，2厘米见方的范围里容纳了13个变形鸟首蛇身纹单体，花纹极为细密。陶器上一般的刻纹手法是，成组的装饰性图案如弦纹、曲折纹、网格纹、之字纹、波浪纹、圆窝纹等，整圈施刻于陶器的局部，如壶的腹部、罐的肩部、豆的把部等处，这也不同程度提升了器物档次。良渚文化的陶器可分为炊器、盛器、食器和水器四大类。

现藏于良渚博物院的一件夹砂黑皮陶，因出土于河沙中，故器表面多呈锈红色。平唇，口沿微侈，短颈，广肩，鼓腹，圜底，圈足外撇。烧制成后，在其肩部及上腹部刻有亦图亦文的12个符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学勤研究员称其为“前所未见的珍品”。

良渚文化时期石器的种类繁多，有斧、、钺、凿、刀（）、镰、、耘田器、破土器、犁、镞[zú]等10多种，大部分都是生产工具或者农具。从农业生产的角度，它们基本涵盖了各个环节：犁或破土器用来翻土，耜用来中耕，镰用来收割，铚用来脱粒。唯有钺和镞可以看作是武器，同时也可能用来狩猎。良渚石器除了斧、犁、耜等少数器种不需磨光，其他大多经过了打磨，因此大部分石器看起来都较规整端庄，刃部锋利，钻孔圆润。另有相当数量的打磨石器经过了抛光处理，保存好的光可鉴人。材质上一般根据具体用途分别选用不同硬度和特性的石料，如石镞多用灰色的凝灰岩和黑色的角页岩，石钺一般用角页岩或熔结凝灰岩，石锛的材质以流纹岩较常见，石刀以流纹岩和角岩居多。良渚先民利用不同的石器开展稻作农耕，采集食物资源，获取手工业原材料。

1956年发掘的吴兴钱山漾遗址首先确认了良渚文化木质遗存，潜水面以下的第四层灰黑色软土中包含着大量有机质遗存，其中有桨、千、杵等木器。两年后，杭州水田畈遗址再次发现良渚文化木桨和木杵，并获得一个由完整块木制成的木盆。曰此后在浙江嘉兴雀幕桥、湖州花城、嘉善新港，江苏昆山太史淀、江阴璜塘、吴县澄湖、吴江龙南等地陆续有所发现，但以井壁构件居多。1959年在杭州水田畈遗址中发现了由整段大木挖琢而成的弧形棺板，棺板的表面还残留着红色漆皮。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内的庙前、茅庵里、石前圩[wéi]、严家桥、卞家山、横圩里等遗址又不断有木质遗存发现，木器器种进一步增加，木构窖藏、与建筑相关的排桩屡有发现。近年发掘的余杭卞家山遗址，木质遗存占有相当的比重，不但发现了大批排列有序的木桩，还出土了屐、锤、、桨、柄、器盖、球、陀螺等许多木器，甚至出现了、豆、杯等精湛的木质漆器。

太湖流域已知的水稻种植历史可上溯到七千年前的马家滨文化。考古发掘的良渚诸多遗址中发现稻米遗存，如湖州钱山漾、塔地、杭州水田畈、良渚庙前、卞家山、桐乡姚家山等，其中梗米所占比例较大。与此同时，三角形石犁、“斜把破土器”、石镰等石制稻作农具也相继出土。考古推测良渚时期可能已经出现了较大面积、形制规整的水田，稻作农业也达相当规模，稻米成为良渚先民的主粮。此外，考古发掘还发现可以食用的植物果实与种子，包括菱角、芡实、莲子、呀呀葫芦、甜瓜、桃子、梅子、李子、葡萄、橡子和南酸枣等，而竹笋、板栗、葛等也可能为良渚人的食物。

而良渚社会的肉类食物，可能来源于家畜饲养、渔业捕捞以及狩猎，良渚遗址中已发现的动物残骸包括猪、鹿、狗、牛、獐、麋鹿、虎、象、兔等芦笙动物，以及鱼、鳖、龟、蛤、螺等水生动物和多种鸟鸟纲。良渚人的饮食还包括酒类。良渚人用陶器在火上烹饪，食用炊熟的稻米和肉食。

中国诸多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普遍出现纺轮。中国所见较早的纺织品实物，出土于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的第十文化层，属马家滨文化。良渚人晚于马家滨人1000多年，纺纱织布技术又了长足发展。良渚文化时期纺轮的厚度普遍比前期崧泽文化和马家滨文化的纺轮制作得薄。为了纺织更精细的纱线，良渚先民不断对纺轮作出改良。1958年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麻布织物，经鉴定为苎麻[zhù má]织物，平纹组织，经纬线粗细大致相仿，每根麻线直径不足半毫米。

反山23号墓出土三组六件套玉质镶嵌部件，被确认为良渚文化时期原始踞织腰机的纺织部件，但这套腰机织具的部件应为卷经轴、卷布轴和机刀，而没有分经杆装置，这反映了良渚人使用的织具和采用的织造方法都相当原始，这从钱山漾出土的平纹组织的苎麻布片和绢片也可以得到印证。而良渚文化时期，尚属初创阶段的丝织很可能是女巫男觋们垄断的一项专门的高科技工艺，丝织品于玉礼器一起成为通天礼神宗教仪式中的专门器具和供奉。

与人类生存与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的各种房屋建筑遗址，是良渚文化村落遗址中引人注目的要素，但迄今没有发现保存完整的良渚时期的房屋建筑，考古学家对发掘的房屋居址加以研究，推测良渚人的房屋建筑形式有浅穴式（半地穴式）、干栏式和地面起建式等多种。浅穴式房屋指由地面垂直下挖成竖向土坑，利用坑壁作为房屋的一部分或四周墙壁，坑口利用树干、树枝、树叶、茅草等搭成屋顶盖。这是良渚文化早期良渚人居住的房屋的主要形式。干栏式建筑的特点是整座房屋以木桩为基础，在桩上铺横木或板，形成居住面，再在横木上立柱盖顶。看起来整个建筑除几根柱子着地以外，其他都离开地面，犹如“空中楼阁”。而地面起建式建筑即从地面上筑基、立柱、砌墙、盖顶的一种土木结合的建筑形式，具备台基、柱梁与屋顶三大部分。已发现的良渚文化地面起建式建筑，以余杭莫角山遗址规模较大。

良渚时期的太湖流域，河网湖泊众多，良渚人的村落表现出明显的“缘水择高而居”的特点。余杭庙前遗址是良渚文化的一处典型村落遗址，在已发掘的大约3500平米的面积上，已发现良渚时期的房址、墓葬、水井、窖穴、路面、河道等重要遗迹，还有各种辅助类型的设施，包括水井和储存物品的窖穴等。

太湖流域水网密布，河道、湖泊众多，在此生活的良渚先民很早就使用舟作为出行的交通工具。到了良渚时期，虽然尚未发现确切的舟船实物，但从良渚文化精湛的木作工艺分析，良渚人制造舟船的技术应有长足进步。早在上世纪50年代，湖州钱山漾遗址和杭州水田畈遗址都出土了良渚时期的木桨，推断当时的舟船体量不会太小。近年来，吴江龙南遗址、宁波慈湖遗址遗迹余杭卞家山遗址都出土了良渚时期的木桨。

良渚遗址还发现类似河埠码头的遗迹。余杭卞家山遗址南侧水滨，140多根木桩分三排沿岸边布列，构成了河埠头及码头的桩基。而在陆行方面，在宁波慈湖、良渚庙前河吴江龙南遗址中都发现了用陶片铺筑加固的路面。桐乡新地里遗址也有用红烧土铺就的路面。除了村落内部的道路系统，良渚时期村落与村落外的农田之间，村落与村落之间，也都应该有贯穿相连的道路环绕。

良渚时期，先民们往往将死去的亲人聚族而葬，集中安葬在与村落相对应的某一区域，墓地一般选择建在高地上面，有些转为建造墓地而人工堆筑的高土墩。卞家山遗址共发现墓葬60余座，大部分埋葬在一高台墓地上。以遗址中部的大型灰沟为界，北部为大型墓地，南部为河埠头、码头，并有残存的建筑遗迹。良渚文化中也有专门为显贵者营建的高土台墓地，如反山、瑶山与汇观山。

良渚墓葬一般都有墓坑，绝大多数为长方形竖穴土坑，由地面垂直下挖形成，四壁陡直，底部平整。良渚时期，盛行厚葬，陶器、石器、玉器、漆木器、骨角牙器等都是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品，其中玉器随葬品多大40余种。

在良渚文化时期，诸文明因素已相当完备，拥有金字塔式的社会等级结构以及巫、政合一的强制性权力机构的良渚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

良渚文化的经济基础是稻作农业。良渚文化的稻作生产水平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乃至世界范围的同时期文化中，都具有先进性和代表性。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属于全新世大暖期，气侯温暖湿润，非常适合稻作农业发展。良渚文化时期，稻谷的遗存已普遍发现，莫角山宫殿区出土的数以万斤计的炭化米，是稻作农业发达的见证。考古也发现浙江临平茅山遗址中的水稻田遗迹。从农作物的品种看，良渚文化不仅广泛种植粳稻[jīng dào]与籼稻[xiān dào]，在钱山漾遗址与水田畈遗址还发现了蚕豆、芝麻、花生、西瓜子、酸枣核、毛桃核、葫芦等植物遗存，说明其农业经济的多样性。

从农业生产工具看，良渚文化出土的石犁及相关石器表明，其农业已经达到了先进的犁耕农业阶段。石犁、“斜把破土器”、石镰等组装石制稻作农具的配套使用，是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组合农业工具中较为复杂的，足以表明良渚文化对以稻作农业为核心的物质资料生产的重视，绝不亚于同时期的任何其他考古学文化。而良渚中晚期的稻作农业已发展到大型沟渠—田稻作系统阶段，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耕作效率，还预示着长期而稳定的社会预期，为早期国家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良渚遗址地处湿地环境，虽然拥有依山傍水的半封闭地理格局，但水患较为严重。良渚先民利用自然山体，人工加筑土坝而形成上下两重坝体，通过人工干预和控制治水。这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一个壮举。根据测年计算，良渚古城外的水利系统出现于距今5000年前后，是中国早期的大型水利设施，也是世界较早的防洪水坝遗址，其规模领先于同时期同类设施。这一水利设施在规划选址、工程技术、防洪导航、交通运输等方面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良渚也是土筑的文明。在湿地环境下要形成大规模的人居环境，建造台地是非常有效的途径。良渚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规划并重塑了地形，深挖河道，堆高湿地，修建土筑台地。水坝、城墙、祭坛、王陵和贵族墓地等构成大小高低各异的高丘和台地。相比于西方的石质建筑，良渚无疑是东方土筑文明的一个典范。良渚遗址是土筑文明结出的硕果，也是中国古代都城建筑的早期案例，显示了早期国家形态的都城气象。

在良渚文化的各项文明成就中，良渚古城遗址无疑是杰出的代表。良渚古城遗址已经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五千年明的历史见证，足以说明良渚文化的文明成就已经得到世界上的广泛认可。

由于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的特殊性，良渚古城是迄今所发现的唯一一座带有城垣建筑的大型古城。良渚文化时期，聚落的等级分化已非常突出，以中心聚落为主体，其下还有二级、三级甚至更多等级的小聚落，从而构成一个个聚落群，形成“都、邑、聚“的埃及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展现出文明社会特有的社会分层模式。良渚文化除良渚遗址以外的中心聚落尽管没有防御性的城垣建筑，还不能够称为城址，但已初步具备了早期城市的性质。

良渚文化的聚落群主要有莫角山、福泉山、赵陵山、寺墩等。每个聚落群中都有一个作为政治中心的中心聚落。良渚文化时期，财富和人口已经向中心聚落集中，城乡对立，城市对乡村、中心聚落对一般聚落的统辖已出现，以中心聚落的统治集团为代表的政治中心以及政教合一的王权已经出现。良渚古城是良渚文化中心的国之都邑。

良渚文化的文明形态，在贵族墓地与祭坛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大规模贵族高台墓地与祭坛的营建，反映了当时强制性的公共权力，这种权力能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从事这种非生产性的公共工程。大墓中出土的数量众多的玉礼器上雕刻的神人兽面纹，再加上祭坛的营建，反映了良渚社会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墓葬等级的悬殊差异以及墓葬中人殉的出现，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分层。

高台墓地是良渚文化独特之处，几乎所有的大墓都葬在由人工堆筑的高土台上，墓主人为那些握有宗教与世俗权力的贵族。余杭反山、青浦福泉山、昆山赵陵山、武进寺墩、吴县张陵山、苏州草鞋山等良渚文化大墓都是如此。良渚文化的贵族墓地中，等级较高的首推反山墓地。反山墓地在莫角山宫殿区西北，为较高等级的王陵。在相当空旷的平地中，良渚先民在此堆砌成一座高于周围平地五、六米的大土台，形成壮观神圣的场所。无论是设计布局，劳力的组织和指挥，还是祭坛与墓地的兴建，都充分显示了良渚文化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社会组织结构的复杂程度。

良渚文化是国内史前礼仪制度较为发达和完备的地区，玉器系统已经脱离“以玉事神”的“礼”的原初状态，而赋予了区别身份、地位、权力、性别等的社会人伦的含义。良渚文化的玉礼器比红山文化的玉礼器更为发达，可以说达到了史前玉礼器制作的高峰，以琮、璧、钺为核心的礼器系统已经成熟，此外还有三叉形器、冠状器、锥形器、半圆形饰，形成了中国史前完备的玉礼器系统，这对以后的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良渚文化的玉礼器集中出土于贵族墓葬中，厚葬显然已成为一种习俗，尤其盛行用大量精美的玉礼器随葬。早期的张陵山、中期的反山、瑶山、晚期的寺墩都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礼器。良渚玉器中重要的器物—玉琮的传播与影响范围，北上陕晋，南下广东省，西到川蜀，其辐射范围之宽广胜于同时期任何史前文化。由良渚文化原创的琮、璧等玉器形制是商周玉礼器系统中的重要构成。除了玉器，陶器以及漆器中酒器的发达程度也为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所未有。

从良渚文化的玉礼器可以推测出当时社会的权力体系的重大变化。早期红山文化的巫一统发展为良渚文化的巫政合一，世俗权力崛起。良渚文化时期，虽然宗教巫术仍然盛行，但神权一统的体系正在发生变化。在礼器系统中，琮、璧是神权的象征，而钺代表兵权或王权。在良渚文化的大墓中，琮、璧、钺共出反映了墓主人既拥有宗教权力，也拥有世俗权力。反山墓地M12出土的玉钺上刻有完整的神人兽面纹，正是神权与世俗权力结合的象征。军（王）权与神权并重，是良渚文化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正是因为世俗权力的崛起，良渚文化中的良渚遗址，已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历史见证。

良渚文化的刻画符号系统非常复杂，一些明显具有简单记事的连“字”成句功能。良渚时期的刻画符号，总体来说可分为抽象与形象两大类，绝大部分抽象的刻画符号见于陶器，在陶器烧制之前刻画，绝大多数为单个符号。在吴县澄湖、良渚庙前、桐乡新地里、上海马桥等遗址中也发现刻画2-4个横向排列抽象符号的陶器。在陶器、玉器以及个别石器也可见象形符号，刻画于器物成形后，其代表为余杭南胡出土的夹沙红褐陶圈足罐，罐肩部和上腹部刻有象形的虎符等8个连续性图符。玉器则以“鸟立坛柱”类图案为代表，这类图案由鸟等四个相互关联又可单独存在、各具内涵的象形图符上下叠加组合而成，仅发现于璧、琮等具有礼器形制的玉器，让人联想到后世道教中的“符咒”。

近年来随着卞家山、庙前和庄桥坟遗址等遗址的大量出土，发现了更多刻画符号的材料。2003年-2006年，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出土了200余件陶器或石器上保留着刻画符号，其中两件石钺上的刻画符号成组出现，似乎具有原始文字的表意功能。这一发现推动了学术界对于良渚文化文字源起的研究。庄桥坟遗址共有240余件器物发现了刻画符号，大部分见于陶器，也有少数见于石器。大多数的刻画符号为单个，也有少部分器物上出现2个或以上的刻画符号。多数符号较为简单，笔画较少。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徐新民等学者认为这应该是良渚文化的原始文字。

新中原地区成立后，良渚遗址保护始终是浙江省文化工作中的重中之重。1956年，浙江省人民委员会下发《浙文办字4053号通知》，公布良渚遗址为第一批一等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公布良渚遗址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在此公布良渚遗址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以反山遗址发掘为契机，随着良渚遗址重大发现的不断出现，浙江省进一步加强了遗址保护工作。1995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良渚遗址群保护规划》，划定良渚遗址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面积共33.8平方公里，要求对遗址区内各类建设行为进行严格控制。同年5月3日，浙江省良渚遗址群保护领导小组成立，由省政府分管副省长为组长，省文化、建设、财政等有关部门及良渚遗址所在地市、县政府分管领导为专员，对遗址群的规划、保护、管理、发掘、研究和利用等重大问题进行指导和协调。

1992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在视察良渚遗址后，指示”良渚遗址按国保单位对待”。同年1月，良渚文化博物馆破土动工。1993年，江泽民同志为建设中的良渚文化博物馆题写了馆名，朱基、李瑞环、李铁映、姜春云等领导先后视察良渚文化博物馆，听取地方关于遗址保护和利用工作的汇报。1994年1月，国家文物局将良渚遗址列入中国申报《世界遗产名录》预备清单，并向国务院推荐将《良渚遗址群保护、开发的交流研究》列入《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2月6日，国务委员李铁映在中央政策研究室664号简报《良渚文化遗址遭到严重破坏》上批示，要求国家文物局会同浙江省进行调查，具体解决保护问题。同年5月28日，良渚文化博物馆落成开放，占地26亩，主楼面积1600平方米，总投资550万元，对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史中的地位、良渚文化时期的生产与生活作全面展示，并展出部分文物精品。

1996年，中国国务院公布良渚遗址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国家文物局就良渚遗址保护工作专门致函浙江省人民政府，指出良渚遗址群是中国和人类的罕见的珍贵历史遗产，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并就加强保护工作提出了扩大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建立考古遗址景观及生态保护区或国家遗址公园等建议。

2001年，国家文物局在《中共“十五”期间大遗址保护展示专项计划》中，将良渚遗址列为全国大遗址保护展示第一类第一号项目。同年，浙江省政府批准设立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范围为良渚、瓶窑镇两镇，区域面积242平方公里。2002年起，杭州市及浙江省及余杭区三级财政每年共安排13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良渚遗址保护与利用工作。2006年开始，中国设立大遗址保护专项，并将良渚遗址列入第一批大遗址专项资金项目库。

2011年3月8日，作为浙江省内首个同时也是中国首批国家遗址公园，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揭牌成立。2019年7月6日，在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根据世界遗产第3、4条标准，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良渚博物院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美丽洲公园内，2005年3月破土动工，2008年10月对外开放，是一座收藏、研究、展示和宣传良渚文化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建筑面积约1万平方米。2017年8月，良渚博物院基本陈列改造升级，于2018年6月重新对外开放。　

博物院总占地面积4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由英国建筑设计师戴卫﹒奇普菲尔德设计，因其简洁的建筑以及艺术与自然的和谐融合而荣获由《商业周刊》和《建筑实录》评审的“最佳公共建筑奖”。　

博物院常规展览面积4000余平方米，分为3个展厅，围绕“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的主题，分为“水乡泽国”“文明圣地”“玉魂国魄”三个单元，展示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的考古成果、遗产价值，体现了良渚文明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贡献。院内共展出良渚文化时期玉器、石器、陶器和漆木器等各类珍贵文物600多件（组）。展览将博物馆传统展示与数字化展示等手段相结合，丰富观众的观感体验。

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于2011年3月8日正式揭牌，总面积25平方公里，包括了距今4300年至5300年历史的新石器时代的良渚遗址，还有陈列各类良渚文化相关文物的良渚博物院，良渚文化的祭坛遗址——瑶山遗址、汇观山遗址等。公园的功能集遗产保护、文物展示、文化交流、生态旅游为一体。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规划总面积14.33平方公里，分城址区、瑶山遗址区、平原低坝—山前长堤区和谷口高坝区4个片区。城址区的核心部分面积3.66平方公里，主要设置了城门与城墙、考古体验区、河道与作坊、雉山观景台、莫角山宫殿、反山王陵、西城墙遗址、凤山研学基地、大观山休憩区和鹿苑等十大片区，集考古发掘研究、公众考古展示、互动考古体验于一体。

莫角山宫庙展示区建有面积近30万平方米的人工营建的土台，土台上陈列三座宫庙台基，周围围绕大面积沙土广场，还原良渚王族和贵族举行重要仪式的场所的原貌。反山王陵展示区以一比一的比例还原了墓葬的出土情况以及陶、石、玉、象牙、涂朱嵌玉器等文物仿制品。此外，遗址公园还展示了碳化稻谷堆积等稻作农业情况，并复原展示了良渚遗址工匠加工石器、制作玉器的场景，以及水乡泽国的良渚文化旧时风貌。

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写过长诗《良渚颂》，赞颂良渚文化“精神融入大中原地区，世胄[zhòu]延绵万年长”。他曾评价说，良渚遗址的文化发展水平在全国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中最高，对于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最有希望。

著名考古学家、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在20世纪90年代就论证了良渚文化所属的社会发展程度已经进入文明阶段，良渚文明应该是神权军权并重的神王之国的国家形态。对于良渚遗址，他曾评价说，它在国内独一无二，其意义与价值可与殷墟媲美，更是中国同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市，可称为“中华第一城”。

国际考古学权威、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表示，中国新石器时代是被远远低估的时代。良渚遗址的复杂程度和阶级制度，已经达到了“国家”的标准，这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如果放在世界的框架上来看，良渚把中国国家社会的起源，推到了跟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印度文明同样的程度，四者几乎同时。

2017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正式刊发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伦敦大学等机构的学者共同写作的论文《5100年前中国最早的水利系统》。良渚考古成果登上了国际一流权威学术期刊。

中国建筑设计规划研究院总规划师、良渚申遗顾问陈同滨评价说，良渚所处的时代，是人类早期文明纷纷出现的时代。当时在尼罗河、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出现了古埃及、苏美尔文明和哈拉帕文明。而它是早期文明里，唯一以稻作农业和玉器为代表的。

在2019年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良渚古城遗址印证了中国以及该地区在新石器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的文化认同、社会政治组织以及社会文化的发展，揭示了考古学文化从小规模新石器时代社会向具有等级制度、礼仪制度和玉器制作工艺的大型综合政治单元的进化过程，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以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为特征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良渚古城城址的格局与功能性分区，以及良渚文化和外城台地上的居住遗址分布特征，都高度体现了该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它还代表了中国在5000多年前的伟大的史前稻作文明的成就，是杰出的城市文明代表，符合世界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要求。

学者对良渚文化衰落原因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海侵、洪灾、北迁、战争、中原文化冲击等外因，以及良渚文化社会隐藏的内因等说法。

根据严钦尚、邵虚生的《杭州湾北岸全新世海侵后期的岸线变化》等文章，海侵说的推断时间为全新世中期初（距今6000-7000年）。而另一种推断是韩有松在《太湖平原第四纪古地理环境演变若干问题的讨论》中提出的距今5000-8000年，整个太湖平原除少数高地和丘陵外全部沦入海洋。苏文、谷建祥、贺云翱、吴建民、林志方等认为海侵造成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文化发展的中断。浙江省博物馆裘樟松则认为，这两种海侵时间都与良渚文化迅速衰落的时间不相符。良渚文化可能从寺墩之后就进入了迅速衰落的过程，因此与海侵无关。如果说在后一种界定的海侵时间的下限确实发生过大规模海侵，那么良渚文化在早期就已消亡。而从孢粉组合分析的资料看，气候从崧泽文化时期的湿热已转入干凉，湖沼水域收缩，已基本接近目前面貌。上海奉贤江海遗址，没有海相堆积现象。在其他良渚文化的发掘中，也未见大规模海侵留下的海相淤泥土层和动植物遗存等。可以说在良渚文化的1000多年历史中并无毁灭性海侵的痕迹。景存义在《太湖地区全新世以来古地理环境演变》中也指出，距今7000至4000年期间，未出现过海水淹没整个太湖地区的高海面过程。

王德庆通过对长江下游古环境的研究，断定在良渚文化晚期由于温暖多雨，造成特大洪灾，良渚文化因此消失。叶文宪、俞伟超、张明华、程鹏、朱诚等认为良渚文化的消失是由于距今4000年前的大洪水造成的。而黄宣佩在《良渚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则指出，“即使遭遇洪水，水退之后马桥文化可以进来，良渚文化作为故土，更应该回来。”浙江省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吴汝祚[zuò]也认为，尽管洪水中所含的泥沙在上海奉贤区江海遗址中沉积达10—15厘米的厚度，可见洪水之大，但水患比较短暂，洪水退去后，良渚人仍可重返家园进行重建救灾。裘樟松则指出，良渚文化聚落中的莫角山、赵陵山、寺墩等中心聚落和瑶山祭坛、汇观山祭坛和反山大墓等均未受过洪水的冲击，从孢粉组合分析资料来看，那时的气候已转入干凉，良渚文化考古尚未发现大规模的冲淤现象，显示在良渚文化晚期未发生过特大洪灾。因而洪灾说缺乏依据。

北迁说包含两种学术观点。其一，是叶文宪在《举族迁徙，融入华夏—良渚文化失踪之谜》中指出的，由于长期遭到水淹等原因导致良渚人从太湖地区北迁，其主体渡江北上到达了中原，与中原的陶寺类型和河南龙山文化先民争夺生存空间而落败，继而被同化和融合。叶文宪认为良渚文化与后来出现在太湖地区的马桥文化的文化断层，印证了良渚文化迁徙的推断；其二，栾丰实在《良渚文化的北渐》一文中提出太湖和海岱地区的史前文化有亲缘关系。在良渚文化二期时，良渚文化北渐已达高峰，伴随着一定规模的人口迁徙。而后李文化后期，部分先民受到来自豫中地区裴李岗文化东迁的压力，与其融合为新的北辛文化，一部分南迁至长江下游和太湖一带，与当地原有文化融合成新的马家滨文化。裘樟松则认为，良渚文化与陶寺遗址类型和龙山文化没有同化和融合的基本特征，而马家滨文化是太湖流域母系氏族公社繁荣鼎盛时期的新时期时代文化，与南迁的文化融合可能性很小。在海岱地区发现的后李文化的陶釜与马家滨文化的陶釜区别明显，似无传承关系。因而，北迁说缺乏事实支撑。

战争说也有不同的学术观点。叶文宪、纪仲庆、谷建祥、贺云翱等学者认为，蚩尤是东南地区部落的头领，良渚文化先民在它率领下百战百胜，后来兵力衰弱，国力不支，终至失败。良渚文化应是蚩尤部族所创，并认为良渚文化的北迁与古史中黄帝与蚩尤之战的传说互相印证。裘樟松则认为良渚文化晚期已接近夏文化时期，这一时期不可能发生黄帝与蚩尤战争，因此此说与良渚文化快速衰落的时间不合。林华东在《良渚文化研究》中则指出“良渚文化衰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外征战和内部矛盾积重难返所致。”具体来说，良渚文化衰亡与同海岱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社会发生频繁而持久的战争有重大关系，其次也有来自中原地区、江淮平原和浙西地区的武力冲击。上海博物馆孙维昌则指出，浙江遂昌好川、上海松江广富林、浙江桐乡新地里等遗址的发掘，获得了良渚文化晚期的大量新资料，为探索良渚文化的去向问题提供了重要信息。林华东认为，良渚文化衰落时期，有外来文化进入环太湖地区的迹象，其中以广富林遗存较为典型，可能还有龙山文化。由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环太湖地区经历了激烈的社会动荡。但裘樟松指出，从良渚遗址出土的实用性武器少、地位不突出这一考古观察，可以推断出良渚文化不是崇尚武略的部落。在良渚文化社会中，大量非生产性劳动力支出削弱了建立强大军队的基础，因此出征的可能性较小。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吴汝祚认为，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华古代文明的形成，对良渚文明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大汶口文化的先民向河南周口等地的迁徙，始于距今5500年左右，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第三四期的文化层内，有较多屈家岭文化遗存，其绝对年代为距今约5100年上下。这时期，由于生产的发展，生活条件的改善，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交流密切，从中吸取其他考古学文化的精华并为其所用，形成了社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财富的不断积累。在此基础上，出现了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古城址，距今5300—4800年之间，其考古发现的社会现象，反映了当时社会发生的大变革。中华大地上，在距今5000年左右，各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先后进入文明社会，出现了早期国家，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实力雄厚、文化积淀深厚地区的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逐渐成为中华古代文明的中心，对周围地区的古代文明社会产生冲击。在西山仰韶文化古城址基础上出现的280万平方米的山西襄汾县陶寺古城址，显露出中华古代文明的中心地位。良渚文化考古发现其先民很少吸收外来文化因素，比如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交流频密，良渚遗址中却少见大汶口文化因素的遗存，反映了良渚文化统治者自高自大的排外性导致其逐渐丧失优势而终至衰落。

吴汝祚、裘樟松等认为，良渚文化快速衰落的原因除了战争等外因外，更重要的是内因。各方面的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可能是良渚文化消亡的重要原因。

第一，集权强制大量非生产性社会劳动支出而造成的社会矛盾是良渚文化衰落的重要原因。陈淳和许倬云认为良渚社会为维持其神权政体而过度消耗资源，把大量的社会能量与资源不断投入到毫无经济效益可言的祭祀活动中去，终于拖垮了其社会体系。陈杰也赞同他们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良渚文化的最后消失可能就是生态系统各方面的因素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的结果。”吴汝祚和裘樟松也都持类似观点，认为良渚社会的各阶层构成了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贵族阶层统治平民，财富和人口向中心聚落集中。在集权强制下，良渚人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来建造大规模工程的墓地和制造玉器礼器，这必然抑制农业生产的发展，耗空国库，导致社会的崩溃。

第二，不重视军队建设和缺乏战备观念是良渚文化突然衰落的重要原因。裘樟松指出，制造大量玉制武器和石制武器作为随葬品，必然会减少使用武器的生产量，削弱良渚文化的军队建设。考古发掘几乎找不出战争需要的武器，显示良渚文化是一个缺乏战备观念的部落。林华东指出，“一旦外来势力入侵，便一触即溃，演绎出史前社会的历史悲剧。”

第三，保守也是良渚文化衰落的重要原因。裘樟松分析，良渚文化并不善于从其他文化中吸取所长。在良渚文化发展玉文化时，与之相对应的中原文化已相继出现铜器工具，随着青铜业的发展，必然促进社会发展，带来生产力进步。裘樟松和吴汝祚都认为，良渚文化过于追求玉文化的发展而导致生产力的衰落。良渚文化集团对于被宗教思想统一的井然有序的社会现象和拥有大型建筑和精美玉器而感到满足，不再进取而导致衰落。

第四，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吴汝分析，莫角山遗址及其附属设施的用土量达300万立方米，不仅周围的农田遭到破坏，而且会殃及更远地段的农田和自然环境。而大量的砍伐树木和竹林也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不仅水土流失，而且对水旱灾也会产生严重影响。

70年代，随着考古资料的迅速增加，尤其是偃师二里头宫殿遗址发掘简报的发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及国家起源问题引起了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80年代以后，中国国家形成及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空前高涨，各种观点纷纷提出。学术界对良渚文化社会形态的研究，始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先后出现过"父系氏族"、"军事民主制"、"部落王国"、"酋邦"、"邦国"、"古国"、"方国"等名称。与其相应的文明化程度，也出现过"门槛外"、"门槛中"、"门槛内"的争论。应该说，这一过程体现了认识上的一步步深化，也反映了学术界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总体社会面貌的认识轨迹和理论更新。

目前针对良渚文化社会形态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塞维斯"游团﹣部落一首邦一国家"理论中的酋邦说，一种是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古国一方国一帝国"三阶段论中的方国说。总体上，前者代表了文化人类学或史学界的判断，后者代表了考古学界的观点。陈淳先生是用酋邦理论解释良渚社会的积极倡导者。他认为，早期国家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政治现象，是在超越血缘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权。它们的起源虽因地而异，但有共同的特点，即拥有大量人口、具有一定疆域、形成一个集权统治的政府。早期国家不是独立形成的，它往往伴随着一个区域内多元原始政体的接触、对峙、冲突与兼并的过程，因而它的起源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或者说有一个准国家的过渡阶段或形式，那就是酋邦。他认为良渚文化大致相当于复杂或发达的酋邦。而苏秉琦先生则提出“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演进模式，指出古国指高于部落、稳定而独立的政治实体，方国则指比较成熟、发达、高级的古国。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是较早实现的方国实例之一。

根据中国考古学会会员陈声波所著《良渚文化与华夏文明》一书，良渚文化对于中原文化而言，虽然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上来说都有距离，但是良渚的很多文化因素在中原华夏文明中被保存下来并发扬光大。学者关于良渚文化对中原华夏文明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揭示了两者的可能关联。

陈声波根据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河南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河南省文物局关于陶寺文化的考古报告，以及韩建业《良渚、陶寺与二里头——早期中国文明的演进之路》、何努《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综论》等学者文章，总结出在中原的核心地区，华夏文明的早期代表当属陶寺文化。在陶寺文化诸多外来因素中，良渚文化的因素比较突出。陶寺中期的大城与良渚遗址的规模相近，面积都在300万平方米左右，这在龙山时代众多城址中尤为突出。而城内的布局与内涵极为相似，由宫殿区构成的宫城以及高等级的贵族墓地，彰显了国家与文明的形成。陶寺遗址文化的厚葬传统似乎是承继良渚传统，陶寺大墓中的随葬品中有以玉琮为代表的玉礼器，是良渚文化因素的典型代表。陶寺出土的石器、陶器也带有良渚文化的特征。陶寺也发现了与良渚文化相似的观象台，都是通过观测太阳的运行轨迹来测年。

根据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以及山东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洛阳博物馆等的多份考古报告，以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版的《反山》、顾万发所著的《试论新砦陶器盖上的饕餮纹》等多篇学者论著，陈声波总结道，二里头文化吸收了大量的良渚文化而得以更加强大，而良渚文化的许多优秀文化传统借助于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夏朝王朝文明而融入中华文明体系中并得以延续和发扬光大。二里头文化里的饕餮纹其实就是兽面纹，而兽面纹在良渚文化玉器上早已盛行，为良渚文化的“神徽”。二里头遗址出土文物不仅传承了良渚兽面纹纹饰，连器物本身也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夏代以钺作为王权及军事指挥的象征的礼制也是从良渚文化中继承而来。在二里头遗址，也有良渚风格的玉琮等玉器以及陶器等出土，而从良渚文化到二里头文化，从琮、钺并重到抑琮扬钺，反映了从宗教到王权的历史变迁。

陈声波根据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赵辉《良渚文化的若干特殊性》、张忠培《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等多篇学者论著，指出商代文明与良渚文化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良渚文化因素在商代文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巫觋与政治、饕餮纹与礼器、尚玉传统等方面。商代文明的宗教巫术色彩远比夏朝浓厚，也更加不同于讲究礼制的周代，而这种巫觋与政治紧密结合的特征，承继了良渚文化的传统。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本源自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兽面纹，而且，从礼器盛行的角度来看，商代青铜礼器和良渚玉礼器的本质及社会功用是相同的。商代玉器与良渚玉器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商代玉器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已不像良渚文化时期那样举足轻重，礼器已由青铜器主导。与良渚文化玉器造型的尚方传统一样，商代青铜礼器也大量盛行方形器。商代早期的青铜方鼎无论是从造型、主体纹饰还是纹饰的布列方式均源于良渚文化的方形玉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