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07年），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西北地区建立的诸侯国，嬴姓，先后定都平阳、雍城、栎阳、咸阳，曾为“战国七雄”之一，经秦孝公、秦惠周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始皇帝五代国君的努力，秦国完成对东方六国的兼并，统一了中国。

秦国的始祖秦非子，是颛顼帝后裔，商代名臣蜚廉长子恶来的后人。周孝王分封秦地作为非子的封邑，令他做周代的附庸，号称秦嬴。非子四世孙秦庄公因平叛西戎有功，被周宣王任命为西垂大夫。公元前771年，庄公之子襄公勤王有功并协助姬宜臼完成迁都，于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被正式册立为诸侯，秦国由此建国。秦穆公在位期间，内政上善用人才，如百里奚、蹇叔，外交上注重结盟、联姻，如发展和晋国的友好关系，同时开拓千里疆域，称霸西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穆公之后，秦国经过数百年的低潮期，秦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孝公下达求贤令，任用商鞅变法，迁都咸阳，富国强兵，被周天子任命为方伯，称霸诸侯。秦惠文王继位后，选贤任能，文有张仪，连横六国分化瓦解，武有樗里疾、司马错，并河西、平巴蜀、出函谷、下商於、义渠称臣。到惠文王之子昭襄王继位，加快了对东方六国的兼并，消灭义渠解除后顾之忧；灭东周，并通过伊阙之战、五国伐齐、鄢郢之战、华阳之战、长平之战五大战役，取得对东方六国决定性胜利；文治方面，昭襄王重用范雎，驱逐四贵，巩固了王权。自始皇帝十五年（公元前232年）至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王秦始皇兼并六国，完成国家统一，结束春秋战国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中国进入帝国时代。

《荀子·强国》中荀子与范的一段对话，从五个方面总结了秦国胜利的原因：一是形胜，即秦国地形优越，资源丰富；二是百姓朴，即民风质朴得体；三是百吏肃然，指官员们都严肃谨慎；四是士大夫明通而公，即少私事人情，不结党营私，处理公事明智通达；五是朝廷听决百世不留，指朝堂百官理政井井有条、效率高。同时，荀子指出秦国的缺陷，因为缺乏儒学的熏陶，秦国便使用强力和霸道，但强力会遇阻，霸道无法实现文化认同。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序》中肯定了秦国兼并六国代表了历史的发展方向，将秦与夏禹、商汤、周文王、汉并列，说它们的兴起都遵循一定的规律，肯定了秦国的历史贡献。虽然也谴责秦国在统一的进程中多采用残暴的手段，但认为社会在不断变化，秦国能把握时代变迁而变法图强，这样的大成就应该予以肯定。

秦人的祖先非子因给周孝王养马有功，分封秦地给他，赐他延续嬴氏祭祀，号称“秦非子”，秦作为地名正式和嬴姓联系起来。姬宫湦因改立太子，被申侯和犬戎族所杀，秦襄公勤王并协助周平王迁都立下大功，被姬宜臼封为诸侯，“秦”即成为国号。始皇帝嬴政统一中国后，仍沿用“秦”为国号。

秦国能追溯到最早的起源，是五帝之一颛顼的后裔女脩，《史记·秦本纪》载女脩吃下玄鸟蛋生下大业，大业的妻子女华生下伯益，大费在协助大禹治水成功后，获舜帝赐黑色的旌旗，预示子孙兴旺，大费又因善于为舜驯养鸟兽，被舜帝赐嬴氏。大费生二子，一名大廉，鸟俗氏；二名若木，费氏。若木的玄孙费昌，在中原和夷狄皆有子孙，费昌因夏桀的暴虐弃夏投商，为商汤驾车。大廉的玄孙孟戏、中衍，为太戊驾车，并世代辅佐商朝有功，因此嬴氏子孙有多人身居显位，最终能成为诸侯。中衍的玄孙中潏生活在西戎，生子蜚廉，蜚廉生子恶来、季胜，恶来的后代即为秦嬴氏，季胜的后代为赵姓，所以，秦国和赵国有着共同的祖先。

蜚廉和恶来父子儿子均服侍殷纣，周武王伐纣时，恶来被杀，恶来有子叫女防，女防生子旁皋，旁皋生子太几，太几生子大骆，大骆生子非子，非子居住在犬丘，因为擅长饲养牲畜，被周孝王召见，令他主管马匹的饲养和管理，又将申侯的女儿嫁给大骆为妻，周孝王念及非子的祖先大费为舜帝饲养牲畜，而今大费的后代又为自己驯养马匹，申侯因为两家先后有过两次联姻，申侯认为西戎因此才归服周代，于是周孝王分封秦地作为非子的封邑，令他做周王室的附庸，赐他延续嬴氏祭祀，号称秦嬴，从此后西戎和周王室和睦相处。

秦嬴的儿子秦侯在位十年后去世，秦侯之子秦公伯在位三年去世，公伯之子秦仲在位三年后，因厉王不行王道，西戎反叛王室，灭了大骆家族，姬静继位后，命秦仲讨伐西戎，被西戎所杀，秦仲有五子，长子庄公，周宣王就赐庄公兄弟七千兵士讨伐并平叛了西戎，周宣王任命庄公为西垂大夫，居住在祖先之地犬丘，其长子世父发誓要杀死西戎王为祖父秦仲报仇，否则就不进入封邑，于是世父去攻打西戎，将继承权让位于弟弟襄公，庄公在位四十四年去世后襄公继位，襄公七年（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因宠爱褒姒废掉原王后所生的太子，改立褒姒之子为太子，被原王后之父申侯和犬戎所杀，襄公率领军队勤王，救援并协助周平王完成迁都邑（今洛阳市）而立大功，襄公八年（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将岐山县以西的土地赏赐给他，承诺如果秦国可以驱逐西戎，夺回被西戎侵占的岐山、丰水一带的土地，就可以拥有这片土地。秦国由此建国。

襄公十二年（公元前766年），秦襄公讨伐西戎来到岐山（今陕西宝鸡境内），去世后其子秦文公继位。文公四年（公元前762年），文公来到当年周代封秦嬴的封邑即渭河和水交汇营建都邑，到文公十三年（公元前753年），秦国开始设置记录历史的史官。文公十六年（公元前750年）讨伐西戎，将周都一带遗民全部收入秦国，势力扩大到岐山，将岐山以东的土地献给周王室，文公四十八年（公元前718年），文公的太子秦静公去世，公长子被立为太子，两年后，文公去世，文公之孙即竫公之子宪公继位。

宪公二年（公元前714年），迁都至平阳（今陕西宝鸡陈仓区太公庙村），次年灭掉荡社（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宪公在位十二年去世，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废宪公太子即鲁姬所生的长子秦武公，立王姬所生年仅五岁的秦出子为国君，出子继位六年后去世，三父等人重新拥立武公为国君。武公元年（公元前697年），秦军讨伐彭戏氏，攻至华山之下，武公居住在平阳宫。两年之后，武公以三父等人杀死出子为由将他们诛灭三族。自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起，两年内先后讨伐邽（今甘肃天水市）、冀（今甘谷县）等地的戎人，在杜（今陕西雁塔区曲江乡境内）、郑地（今陕西渭南市华州区境内）设县，灭小。武公在位二十年后去世，葬在平阳，秦国自此开始用活人殉葬，为武公殉葬的有六十六人，武公的儿子白没有继位，而是被封在平阳，武公弟弟德公继位。

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迁都至雍县（今陕西宝鸡凤翔区），居大郑宫。德公有三个儿子：长子宣公、次子秦成公、三子秦穆公，德公在位两年即去世，长子宣公继位。宣公在位期间发生卫国、燕国联合进攻周代并驱逐姬阆的事，郑伯、虢叔杀死了卫、燕拥立的王子，迎周惠王入周都。宣公十二年（公元前664年）宣公去世，宣公有九子，均没能继位，宣公的弟弟成公继位为国君，成公在位四年去世，其子也未能继位，成公的弟弟穆公任好继位。

秦穆公元年（公元前659年），穆公亲征攻打茅津（今山西平陆县境内）并获得胜利，穆公四年（公元前656年）到晋国亲自迎娶夫人，即晋献公之女，也是太子申生和晋文公、晋惠公的姐姐。次年，晋献公灭了虞、虢两国，将一批俘获的奴隶送到秦国作为穆公夫人的陪嫁，百里奚就在这批奴隶里，出逃时被楚国人逮捕。穆公知道百里奚贤能，用五张羊皮从楚人手中将他赎回，并向他请教国政，经过三天的探讨，穆公将国政交付于他，称五大夫。百里奚又向穆公推荐了蹇叔，称自己因为蹇叔的两次劝告而免除灾祸，只有一次没听他的意见就遭遇了虞君的灾难，穆公于是备厚礼派人请来蹇叔，任命他为上大夫。

穆公亲征伐晋，在河曲与晋绥军交战，恰时逢晋国的骊姬之乱，太子申生自杀，公子晋文公、夷吾逃亡出晋国。晋献公死后，晋大臣克里先后杀死被立为国君的傒齐、卓子，克里迎公子重耳回国，重耳拒绝了，于是克里迎夷吾回国继位，公子夷吾请求得到秦国的帮助，穆公派百里奚率领士兵护送夷吾，夷吾承诺继位后，将割让晋国河西八座城给秦国，夷吾即晋惠公继位后即违背对穆公的承诺，杀死克里，并追杀自己的哥哥重耳，晋卿大夫丕郑很害怕，他的儿子丕豹逃到秦国投奔穆公，并怂恿穆公讨伐不行正道的晋惠公，穆公虽没有听从却暗暗重用丕豹。

穆公十三年（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灾荒，请求秦国救济，丕豹劝穆公不予救济晋国，公孙枝认为丰年和荒年是交替进行的，不能见死不救，百里奚认为晋惠公得罪秦国，但晋国百姓没有罪过，于是秦穆公采纳百里奚和公孙支的意见，对晋国予以救援，送粮的队伍在雍邑和邑的路上连续不断。次年，秦国发生了灾荒，向晋国借粮，晋惠公却利用秦国的饥荒讨伐秦国，穆公令丕豹率领军队，自己亲自迎战，活捉晋惠公，并决定用他祭祀天地，周天子向楚穆王求情说晋君与周天子为同姓，穆公的夫人即晋惠公的姐姐拼死向穆公求情，穆公于是同意将晋惠公放回晋国，惠公将河西的土地献给秦国，派太子到秦国为人质，秦国将一宗室女嫁给太子圉，此时秦国的领土已经向东扩展到黄河以西。

穆公二十年（公元前640年），秦灭掉梁、芮两国。两年后，晋太子圉听说晋惠公生病，怕其他公子继承王位，加上自己母亲的母国梁国已经被灭，于是偷偷逃回晋国，穆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37年），晋惠公去世，太子圉继位为晋怀公。穆公对太子圉偷偷回国的行为大怒，于是将晋公子重耳从楚国接至秦国，用隆重的礼节厚待重耳，将秦国公室五名女子嫁给他，其中一名即圉的妻子，穆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春，穆公先派人到晋国与晋国大臣达成内应，派重兵护送重耳回到晋国，拥立重耳继位晋国国君，是为晋文公。圉即晋怀公被重耳部下所杀。

有郑国人说自己主管郑国城门，若秦军偷袭郑国自己可做内应，秦穆公询问百里奚、蹇叔意见，二人认为千里偷袭，没有成功的可能，而且既然有人可以出卖郑国，秦国也有人可能出卖秦国将消息通报给郑国，不可如此行事。穆公执意发兵，派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蹇叔的两个儿子西乞术和白乙丙为将军，大军出发那天，百里奚和蹇叔二人为将士们哭泣，对他们的儿子说，大军将会在山战败，自己再也见不到儿子了。穆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春，秦军出发东进，经过周都北门，周代王孙满看到秦军没有军纪礼法，一定会打败仗，秦军到达滑国时，正遇到郑国商人弦高赶着十二头牛打算卖到周都去，知道秦军要攻打郑国，于是对秦军三位将领说，郑国知道秦国要惩罚郑国，已经谨慎备战，派我献上十二头牛犒劳将士，三位将领认为既然偷袭已被郑国察觉，恐怕无法获得胜利，于是灭掉了滑国准备班师。

晋文公此时刚去世不久尚未下葬，晋襄公大怒，认为秦国欺负晋国，趁晋国国丧期间攻破晋国边境滑国，晋秦襄公穿着丧服亲自指挥军队在崤山截击秦军，秦军全军覆没，三位将领被俘，因晋文公夫人为秦宗室女，为三位将军求情，晋襄公将三人释放回秦国，穆公着白衣到郊外迎接，哭着说因为自己没有听百里奚和蹇叔的话而令三位将军蒙受耻辱，恢复了三人的官职俸禄。次年，秦发兵伐晋，在彭衙发生战争，没能取胜。穆公三十六年（公元前624年），穆公厚待孟明视等人，出兵伐晋，渡过黄河即焚毁渡船，大败晋军，夺取王官（今山西闻喜县南）和鄗邑（今山西闻喜县西），报了崤之战的仇。穆公筑坟埋葬崤战死亡的士兵，痛哭三天致哀，向军中发表演说誓词，让后世记住他犯下的错误。

戎王派由余使秦，由余参观秦国的宫室、储备后，他的回答令穆公感到这是一个贤能的人，于是向他请教治国之策。穆公想留下由余，内史廖建议送戎王歌舞艺人，以声色削弱其心志，再拖延由余回国的时间，这样由余向戎王谏言就会令他怀疑，以此令他们君臣产生嫌隙，就可以俘获戎王，并将由余留拉拢来秦国了，穆公按内史廖的话行事，果然由余的话戎王都不听，穆公使人暗中邀请由余，由余果然降秦，穆公向他咨询如何讨伐西戎之事。穆公三十七年（公元前623年），穆公用由余之计伐戎，取得大胜，秦国增添了十二国的土地，开拓出千里疆域，遂霸西戎，周天子派召公带金鼓向穆公道贺。两年后，穆公去世，安葬在雍邑，殉葬者有一百七十七人，穆公有四十个儿子，太子罃继位，是为秦康公。

秦康公在位十二年，其子秦共公在位五年，期间继承穆公遗志，多次与晋国发生战争，各有胜败。秦共公之子秦桓公继位后，楚国称霸，秦国有意联合楚国形成对晋国夹攻之势，桓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80年），秦晋隔河订立盟约，桓公返回秦国后即背弃盟约，联合翟国一起攻打晋国，此时晋国公卿赵盾把持政权，联合众诸侯国攻打秦国，一直追到泾河才返回，桓公在位二十七年后去世，其子秦景公石继位， 此时为晋国的秦悼公时期，晋悼公成为诸侯盟主，多次会盟诸侯，景公十八年（公元前559年），晋军率领诸侯联军讨伐秦国，一直渡过泾水、追到林（今山西华县）才撤兵。景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50年），景公到晋国与晋平公订立盟约，不久盟约被废弃。景公的同母弟后子鍼逃到晋国，带来的财资装一千两车，理由是秦君不行正道，怕被诛杀，等景公去世后再返回秦国。景公于景公四十年（公元前537年）去世，其子哀公继位。后子鍼回到秦国。

哀公时期，晋国公室衰落而公卿势力强大，内部互相夺权，很长时间和秦国没有发生战争。哀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06年），吴国伐楚军队进入荆州区（今湖北江陵县），楚魏昭王逃到曾国，楚大夫申包胥来秦国求救，七天不进食从早哭到晚，于是秦国调发五百辆兵车驰援楚国，吴军被打败，楚昭王得以重回郢都。

哀公在位三十六年，太子秦夷公很早就去世了，夷公的儿子被立为国君，是为秦惠公，惠公在位十年去世，其子悼公继位，悼公在位十四年，其子厉共公继位。厉共公十六年（公元前461年），秦军在黄河边挖堑壕，两万兵士攻打大荔戎，攻取了大荔王城。厉共公二十一年（公元前456年），秦国在富平县（今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设县，武城县（今介休市东）被晋国攻取。厉共公三十三年（公元前444年）秦国攻打义渠戎，俘虏了义渠王。次年发生日食，厉共公去世，其子躁公继位。躁公十三年（公元前430年），义渠戎攻打秦国一直到渭河以南，次年躁公去世，其弟怀公继位。怀公四年（公元前425年），庶长鼌（cháo）和其他贵族逼怀公自杀，怀公的秦昭子死的很早，秦国贵族于是立昭子的儿子为秦君，即怀公之孙，为秦灵公。秦灵公在位十年去世，其子秦献公未能被立，灵公的叔叔悼子继位，是为秦简公，简公为怀公之子，昭公之弟。简公六年（公元前409年），秦国开始令官吏佩剑，简公在位十五年去世，其子惠公继位。简公时期，晋国分裂成赵、韩、魏三家，中原地区进入战国时代。

惠公十三年（公元前387年），秦国征伐蜀国，攻取南郑，惠公去世，其子出子继位。出子二年（公元前385年），庶长改迎灵公的儿子献公继位，献公杀出子和他的母亲，将尸体沉入深渊中。秦国国君更换频繁，君臣关系紧张无序，秦国河西土地被三晋夺去。

学者林剑鸣认为，秦厉公之后，秦国屡遭失败并非偶然，根本原因在于秦国的旧制度已经衰落，而新制度还未出现，面对新兴的魏国，便只有挨打了。但也正是剧烈的矛盾和斗争推动着秦国从旧的制度向新制度过渡。

秦献公的继位，意味着新兴地主阶级取得政权，为改变秦国旧制度以适应新的生产关系发展，必然要对旧的奴隶制进行彻底改革。献公元年（公元前384年），秦国废止殉葬制度，次年迁都栎阳。献公对旧制度进行了四大革新：一是废除人殉制度；二是改奴隶居于“野”、奴隶主和平民居于“国”为编制户籍，即“户籍相伍”，取消了野和国的界限，将野人和平民从法律上讲已处于同等地位；三是迁都雍城遗址至栎阳，军事上方便光复河西之地与魏国做斗争，政治上为减少旧贵族势力的干扰，推广县制，军政合一，以方便地方行政适应战争需要；四是允许商业活动，封建经济的发展，要求发展商业贸易。献公的改革令秦国国力增加，到献公后期，在与韩、魏、赵的战争中，秦国开始从失败转向胜利。献公二十三年（公元前362年），与魏军战于少梁，俘虏了魏军将领公叔痤，次年献公去世，其子秦孝公继位，是为秦孝公，此时孝公二十一岁。

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黄河、崤山山脉以东有六诸侯强国：齐、楚、魏、燕、韩、赵，秦与其并称战国七雄，在淮河和泗水间有小国十余个，秦国和楚国、魏国领土接壤，周代力量日衰，各诸侯国间战争频繁、武力兼并，相较地处中原的东方六国，秦国偏居西地，被东方国家视为夷狄。

秦孝公继位后，急于改变几百年来秦国衰退面貌，下达求贤令，以求强秦之策。魏国人商鞅知道这件事后，来到秦国。于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始辅佐秦孝公对秦国实行彻底的变法改革。

在秦孝公支持下，卫鞅进行大规模封建制改革，史称“商鞅变法”。变法的主要内容为：1、垦草令：即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实行封建制统一的租税制，即土地税；抑制商业活动，制定了诸多对商人的限制和增加税赋；鼓励刺激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数量，禁止农民购买粮食，隔绝农民和知识的接触，使农民愚守于耕种；削弱贵族、官吏特权，加重其税赋，令贵族也加入到农业生产中。2、编造户籍实行什伍连坐：是进一步完善献公的户籍制度，核心是五家互相监视，一家犯罪，四家受累，鼓励揭发，以镇压人民。3、奖励军功：凡有军功，皆可受爵、赐地、赐官等，制定有详细具体的条例，配套相应的待遇，如杀敌甲士一人，赐爵一级、赐田一顷、宅九亩。4、制定严厉的法令：特点是轻罪重刑，“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这是法家主张对轻罪处以极重的刑罚，人们才不敢犯更大的罪。另外还包括有废除奴隶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宣布“开阡陌封疆”，即把标志着国有土地的阡陌封疆去掉，彻底废除了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制辕田”，复立爰田，就是劳动者根据国家分配的土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轮换耕作，再也不用讲土地交还国家，这是封建制的土地政策；全面实行县制，商鞅将将县制推广到全国，每县设县令和县丞。后来又设置县尉，负责一县的军事；迁都咸阳市，目的是配合秦国向东发展的战略；初为赋，即以人口为计算对象的人头税；统一度量衡，一是统一进位制度，二是制造统一标准的的衡器。

卫鞅亲率军队收复河西的土地，被秦秦孝公赐十五邑，任大良造，称“商鞅”，史称商鞅。为摆脱旧势力对变法的干扰，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秦国修筑咸阳城，秦国将都城由雍邑迁至咸阳。商鞅变法令秦国很快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秦国的改革从秦献公开始，经过秦孝公商鞅变法，前后共历时四十余年。

孝公十九年（公元前343年），周天子任命孝公为方伯，正式承认了秦国的霸主地位。次年，诸侯均来庆贺，秦国派出公子少官到逢泽和诸侯会盟，朝见周天子。秦孝公去世后，其子惠文君继位，当年还是太子的惠文君，曾受卫鞅侮辱由师傅代过被惩罚，惠文君和因变法利益受到损害的秦国贵族将卫鞅当众施以车裂之刑。

惠文君元年（公元前337年），楚、韩、赵、蜀国派使来秦国朝见。次年，周天子派人来秦国祝贺，又一年，惠文君举行冠礼，再一年，周天子送来祭祀周文王和秦武王的牲肉。惠文君五年（公元前333年），惠文君任命公孙衍为大良造，第二年，魏国将阴晋（今陕西华阴东）割给秦国，改名宁泰。又一年公子卯与魏军发生交战，俘虏魏将龙贾，斩杀魏军八万人，魏国将河西的土地（今大荔县、合阳县、韩城市）割让给秦国。惠文君九年（公元前329年），秦军渡河攻取汾阴（今山西运城市万荣县河镇庙前村）、皮氏（今山西河津市阳村乡太阳村），次年，张仪任秦国国相，魏国割让上郡（今陕北榆林地区）的十五个县，再一年，秦国在义渠设县，将焦邑（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境内）、曲沃（山西临汾市）归还魏国，义渠君向秦国称臣，将少梁（今陕西韩城南）改名为夏阳。惠文君十三年（公元前325年）四月戊午，惠文君称王，次年改纪念为秦惠文王元年。

惠文王七年（公元前318年），惠文王任命乐池为秦相国。韩、赵、魏、燕、齐并匈奴联军攻打秦国，秦国派樗里疾率军与联军交战于修鱼（今河南原阳县西南），俘虏敌将申差，败赵公子渴、韩太子奂，斩首八万二千人。自此至惠文王十四年（公元前311年）约七年时间里，秦国灭蜀国，两次打败赵国，攻取赵国的中都和西阳，两次打败韩国，攻取韩国的石章，攻取楚国土地六百里，攻取义渠二十五城，夺取魏国焦邑，丹戎、犁戎向秦国称臣，蜀相陈壮杀死蜀侯前来归降等等功业。秦惠文王死后，其子武王继位，这时，韩、魏、齐、楚、越国均服从秦国。武王元年（公元前310年），秦国讨伐义渠、丹、犁等戎国，次年，秦国开始设置丞相，由樗里疾和甘茂分别担任左右相。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秦军攻下韩国的宜阳县（今洛阳市西），斩首六万，渡过黄河修筑武遂城（今河北武强县境内）。武王力大，在洛阳举鼎被砸断腿而去世，武王无嗣，武王异母弟稷继位，是为秦秦昭襄王。武王死时，昭襄王在燕国为质，燕赵两国将其护送回国继位。经孝公、惠文王、武王三代秦君的努力，这时的中国，仅剩与秦国不接壤的齐、赵两国还保存着实力，秦国已呈现出统一中国之势。

昭襄王继位时尚年幼，其母宣太后，号宣太后，其母舅穰侯魏冉执政。昭襄王二年（公元前305年），惠文王庶长子壮与大臣、诸侯、诸公子叛乱被全部诛杀，连累惠文王王后也没能善终，次年，昭襄王举行冠礼。秦国将上庸（今湖北竹山县西南）归还楚国。秦昭襄王四年（公元前303年），秦国发兵救被齐、魏、韩联合进攻的楚国，攻取了魏国蒲阪（今永济市境内）、阳春（今山西运城永济市）、封陵（今芮城县风陵渡），次年，魏王来朝见，昭襄王将蒲阪归还魏国，瓦解了诸侯的合纵抗秦。昭襄王七年（公元前300年），芈戎戎攻打楚国，斩首三万人，攻占襄城县（今许昌市襄城）。秦丞相樗里疾这一年病逝，楼缓继任丞相。两年后，楚怀王来秦国朝见，秦国将其扣留，楚怀王找机会逃至赵国，赵国不敢收留他，他只得回到秦国，不久死在咸阳。穰侯魏冉代替楼缓的丞相一职。

经过几代秦王的努力，秦国逐渐成为战国的头号强国，东方六国虽也时有打败秦国，但不改秦国称雄东进的总趋势，五大战役成为秦国统一中国的关键之战。

伊阙之战五年后，昭襄王称西帝，齐缗王称东帝，不久便去掉帝号，恢复王号。昭襄王四十年（公元前267年），在魏国为质的悼太子死在魏国，归葬芷阳（今陕西西安市东），两年后，昭襄王改立安国君柱为太子。十月，宣太后去世，葬于芷阳骊山。

五大战役是秦国统一中国进程中的决胜之战，尤其是长平之战，秦国击溃最后的对手，即东方六国中相对强大的赵国，东方六国已经失去了与秦国抗衡的能力，为秦始皇最后统一中国奠定了大局。

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西周君和诸侯约定合纵，率军从伊阙山攻打秦国，试图让秦国无法打通前往阳城的通路，于是秦军攻打西周，西周君亲自向秦国谢罪，献出全部领地三十六座城，民户共三万口，秦王接受了西周君的进献，让他回到周都，第二年，西周的百姓向东逃亡，周代的九鼎被送至咸阳，周朝灭亡。秦国保留了周朝的祭祀，将阳人地赏赐给周君，让他供奉周朝祖先的祭祀。

昭襄王五十六年（公元前251年），昭襄王去世，太子柱继位，是为秦孝文王，尊唐太后为唐太后，将其与昭襄王合葬，诸侯均派人前来吊祭。孝文王大赦罪人，嘉奖先王功臣，厚待宗室亲属，服丧期满，十月乙亥日继王位，仅三天就去世了，其子异人庄襄王继位。任吕不韦为丞相，在位三年后去世，其子秦始皇继位，即为秦始皇帝。

始皇帝元年（公元前246年），嬴政仅十三岁，吕不韦为丞相，独揽军政大权，是年即令将军蒙骜平叛晋阳叛乱，修郑国渠。次年麃公攻打卷邑，斩首三万。再一年，秦将蒙骜攻打韩国，夺去十三座城。始皇帝五年（242年），蒙骜攻打魏国，平定酸枣（今河南延津县境内）等六地二十座城池，秦国将其设为东郡。次年，韩、魏、赵、卫、楚联合攻打秦国，夺取寿陵，秦军迎战逼退五国联军，攻下卫国，卫军率部迁至野王（今河南沁阳市）。

秦始皇十五年（公元前232年），秦出兵，一路到太原，攻取狼孟。次年九月，接受韩国的南阳地区，这时魏国割地给秦国，秦国将其设为丽邑。始皇帝十七年（公元前230年），内史腾攻打韩国，擒获了韩王安，韩王献出全部土地，降秦，秦将其设为川郡，韩国是始皇帝秦灭六国之战第一个灭掉的国家。

始皇帝十八年（公元前229年），秦国对赵国大举发兵，包围赵首都邯郸县，次年，王翦、羌瘣平定赵国的东阳，擒获赵王，赵国灭国。赵公子嘉带领着宗族和少量大臣逃往代郡，自立为赵代王嘉，六年后，为秦将王贲所虏。

始皇帝二十年（公元前227年），燕国燕太子丹派荆轲刺杀秦王失败，秦国派王、辛胜攻打燕国，在易水以西打败燕军。次年，王翦获得秦王援军，打败燕太子丹，斩了他的首级，燕王收拢辽东残部向东部迁徙。王翦称病告老。同年，王贲率军攻打楚国。始皇帝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王贲攻打魏国，水淹魏都区大梁（今开封市），魏王假投降，魏国灭亡。

始皇帝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秦王嬴政召见王翦坚持任用他，派他攻打楚国，擒获了楚王，项燕立昌平君为楚王，在淮河以南抵抗秦军，又一年，秦军打败湘军，楚王死去，项燕自杀，楚国灭亡。

始皇帝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国再次伐燕攻打辽东，擒获燕王喜，燕国灭。同年王翦平定楚国的江南地区，降服越君，将此地设为会稽郡。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王贲从燕国向南攻打齐国，擒获齐王建，齐国灭亡。

秦王嬴政用十年时间兼并六国，完成国家的初步统一，结束春秋战国诸侯割据，中原地区进入帝国时代。

早期的秦国处在遥远的武威郡，也因其偏僻的位置没有参与过中原诸侯的会盟，一向被中原诸侯国视为夷狄国家。为了实现对西戎实际控制区的统治，姬静支持秦对西戎的战争，任命秦仲为大夫，秦仲战死后，周代直接调拨七千兵士给秦打击西戎。公元前776年，秦襄公之兄长世父被戎所俘虏，可见，秦持续和西戎进行着土地争夺。周平王东迁后，秦始建国，周王室将岐地封给秦国，即左靠崤山函谷关，右为陇山，南有巴蜀丰饶，北邻胡苑，关中土地肥沃，自古九州膏腴，但“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是说秦国从法律上取得了对此地的统治权，但需要打下来才能拥有，到了公元前766年，秦就“伐戎而至岐”打下来了，岐地，就是秦国最初的疆域。春秋时期，楚国、晋国与秦国领土连接。到了三家分晋后，开始是魏国与秦国相邻，经过诸侯间的战争和兼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秦国与楚国、魏国、韩国、赵国接壤。

到公元前750年，秦国几乎收复了全部被犬戎族侵占的周代的领地，并接受了周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原地区人口，于是秦将岐山县以东的土地归还给了周王室，这时候的秦国仅仅建国二十余年，但已经从边缘小国扩展到华夏的核心地带，包括今天的甘肃省东部和陕西省中部地区。秦秦穆公时期，向东，秦国的势力到达了黄河西岸；向西，兼并今陕西西部和甘肃境内的犬戎、绵诸、猕、冀戎、邦戎、骊戎等西戎小国。将今天的陕西以西、甘肃的陇南市及陇西县地区纳入版图。到穆公三十七年（公元前623年），增加西戎十二国土地，开拓出千里疆域，称霸西戎。此时秦国的版图东边为今天山西省、陕西的交界处黄河起，一直到遥远的西方西北以致到今天甘肃中部或更远的区域，俱为秦控制，奠定了秦国春秋战国的基本版图。秦国在中国的西方强大起来，在这一区域建立了统一的政权，学者林剑鸣认为，秦穆公霸西戎不仅对后来秦一统中国有积极意义，对世界历史也有一定的影响。

经秦献公、秦孝公、秦惠文王的励精图治，秦国获得了三川之地设置巴郡、蜀郡、上郡、汉中市四郡；控制鄢、郢，东边掌握了成皋之险，到秦昭襄王，蚕食六国速度加快，灭掉义渠后将其设为陇西、北地郡两郡；到秦王嬴政继位时，秦国的疆域西边到达今天的甘肃西部、陕西全境、北至庆阳市与榆林市、南至湖北、西南拥有四川省大部、重庆市大部、东至河南郑州以西的广袤地区。将全国划分为三十六郡，后来又陆续增至四十六郡，除统一中国前的秦故地的内史郡、上郡、北地郡、陇西郡、汉中郡、巴郡、蜀郡，另三十九郡分别为：

将原属韩国之地设置上党郡、颍川郡、三川郡；将原属魏国之地设置和东郡、河内郡、东郡和砀郡；将原属赵国之地设置太原郡、雁门郡、代郡、云中郡、巨鹿县、恒山郡、邯郸郡；将原属楚国之地设置南郡、黔中郡、南阳郡、陈郡、九江郡、长沙郡、衡山郡；将吴越故地设置沛郡、会稽郡、闽中郡；将原属燕国之地设置广阳郡、上谷郡、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辽东郡；将原属齐国之地设置东海郡、琅郡、胶东郡、济北郡、齐郡；将原西南百越之地设置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将原属匈奴的九原区（今包头市）地区设置九原城，全国共为四十六郡。秦朝的郡县制，由中央直接派驻地方官员，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有效防止地方割据，实现了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为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在此基础上逐渐完善提供历史参考。

秦人先祖在秦地建立基业时，先后将执政之地设置在秦邑、西垂、汧邑、平阳等地。周王室的东迁以及随着秦国国家实力不断增强，秦国的都城沿渭河不断东移。春秋时期，雍（今陕西凤翔南）是富庶之地，控制着陇东门户和通向巴蜀之要冲，以雍作为国都，是秦国向南和向东发展的战略选择。自秦德公元年（前677年）一直到秦献公二年（前383年），雍在近300年的时间里，一直作为秦国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到了战国时期，秦国向东扩张最大的阻碍晋国分裂成韩、赵、魏三个国家，为夺回河西之地，秦献公二年将都城由雍迁至栎阳。当魏国为避秦迁都大梁后，斗争的焦点进一步东移，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秦都迁移到咸阳。这时秦国的最后一次迁都。秦始皇在这里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秦国立国之后，奴隶制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到秦穆公时期，就由一个落后的有着游牧特点诸侯小国，跻身最先进国家行列。农业替代畜牧业占据了社会生产主导地位，手工业生产达到很高的水平。春秋时期，其它诸侯国的奴隶制已经开始瓦解崩溃，但刚刚脱离氏族制在秦国，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称其“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究其原因，是因为有源源不断的奴隶能补充进劳动大军中去，秦国奴隶的三大来源分别为：秦人本族阶级分化，一部分人沦为奴隶，一族中，一个人成了大夫，更多的人则自动滑落成侍御或者奴隶；秦地原为周之故地，周朝余民和原本周朝的奴隶，在秦国取得统治地位后，自然地转变成秦国各级奴隶主的奴隶；最大的来源是在称霸西戎的过程中，大量的戎狄俘虏。

秦国的阶级结构反映其奴隶制社会的特点，奴隶和奴隶主是秦国主要的两个阶级，奴隶主占有土地、工具、人等生产资料，而奴隶是将劳动果实交给别人的人。国君是最大的奴隶主，和其他诸侯国一样，秦君名义上是周天子的属下，实际上，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各诸侯国并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秦公钟有铭文曰“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公开称自己的统治权为天命所授，理所当然地自认为秦地的最高统治者。秦国的臣民除大部分为奴隶外，还有直接服侍国君的“寺人”，，也称“著人”等多个名称。国君有众多的姬、妾、、子女，秦秦穆公一人就有四十多个儿子。国君之下，还有大大小小的奴隶主，他们被称为君子，也有称为百姓，一般的平民也称百姓，这些反映出奴隶主的等级。奴隶主阶级等级森严，他们随葬礼器的形制和多寡，与其身份相适应。

战国初期，封建制在各诸侯国逐渐取得统治地位，尤其入韩、赵、魏三国，是封建主掌握了政权，齐国也是由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田氏掌握着实权。而进入战国仍旧维持奴隶制的秦国，国势渐弱，“秦之野人”成为形容其野蛮和落后的代名词。称秦国与戎狄同俗。正是因为秦国制度的相对落后，一些国家的旧奴隶主贵族在本国封建势力打压驱赶下，纷纷逃往秦国避难，像东晋的智伯家族就是如此。秦国之所以没有像其他诸侯国那样封建制崛起的那么快，一是秦国的奴隶制确立的时间晚，而是秦国不像其他诸侯国的分封制从而形成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因此秦国封建制势力的冲击力相对不那么强烈。

但是，当其他诸侯国代表更先进生产力的封建制蓬勃兴起时，自然终将影响秦国，秦国非常重要的封建制改革出现在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的“初租禾”，即按土地面积大小征税，其性质就是由奴隶制的“公田”改为“私田”，即封建生产方式，私田渐渐为国家承认它的合法性。到了百年之后的秦献公时期，代表封建势力的秦献公夺权胜利继位，实行“初税亩”的土地改革，秦国的封建势力强大起来了。

进入战国前后的秦国屡遭军事失败，因秦国仍然维持的奴隶制已经落后，而新制度尚未出现。激化了秦国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具体体现为统治阶级内部新旧势力的斗争和统治与被统治阶级斗争两个方面。

秦怀公元年（公元前428年），躁公刚去世，国家权力掌握在庶长为代表的守旧贵族手中，他们立躁公之弟怀公为君，仅仅三年，大庶长竈（音zào）联合其他贵族逼死怀公，改立怀公之孙灵公为君。封建因素在这时的秦国萌芽和成长，在统治者内部出现以灵公之子公子连为代表的改革旧制度的进步势力。由此，灵公死后，旧势力坚决反对立公子连为国君，而是从晋国接回灵公的叔父悼子继位，即为秦简公。简公死后，惠公继位，这时秦国的阶级矛盾已十分尖锐，公元前387年惠公去世后，这种矛盾激化并公开化了。旧势力集团扶持仅三岁的惠公之子出子继位，其母是旧势力的维护者小主夫人，秦国从上到下公开攻击小主夫人的统治。一部分新兴势力，拥戴流亡在外的公子连，公子连回国夺取了政权，是为秦献公。杀了出子和他的母亲小主夫人。新势力战胜旧势力，秦国进入新的阶段。

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反抗史载有“秦之大盗”，是指领导的武装起义，用“大盗”证明跖的起义规模已足以达到令统治者感到威胁的地步。这样的武装斗争客观上推动了秦国从奴隶制到封建制发展的进程。

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封建生产关系得到法律上的承认和保护，地主阶级在秦国生产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对立是这时秦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尽管秦国的封建制已经稳固，但一直到战国的末期，秦国依然存在有大量的奴隶，他们的组成分三种：一是奴隶的后代，如果没有军功，就无法改变奴隶的身份，如此，大量奴隶被保留；二是战争的俘虏，秦律规定：投降的兵士，自动变为奴隶；三是擒获的少数民族，秦律规定其同样自动变为奴隶；四是犯罪之人以及他们的家属被罚没为奴。学者林剑鸣认为：严刑律法、极端集权造成的阶级悬殊过大，不断激化社会矛盾，促使后来秦朝的灭亡。

秦地在立国之前，为游牧部落，建国后，秦国经济发生了根本变化，农业经济逐渐趋于主导地位，正因为此，秦国定居于关中地区后就没有进行较大的迁居。到秦穆公时代，秦国的农业生产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东方诸侯国。粮食产量的提升带来人口的增长，司马迁就记载了秦国上至国君、下至奴隶皆喜饮酒，可见粮食已经充裕到可以拿一部分用来酿酒的程度。穆公十三年（公元前646年），晋国发生饥荒，秦国援助晋国的运粮队，在从雍城遗址到晋都绛的路上延绵不绝。由此可以反映秦国农事生产的情况。

封建制确立后的秦国，政治社会稳定，秦国奖励耕战更加有利于农业生产，铁制农具、耕牛的推广以及水利工程的兴建，秦国的耕地面积获得扩大，秦国想办法召三晋的农民进入秦国耕种，许多的荒地获得开垦，司马迁说“关中自济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巴蜀地区是秦国又一农事发达区，秦昭襄王时，蜀守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巴蜀尤其是蜀地成为秦国重要的粮食产区，直到今天，都江堰水利工程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战国末期，水工郑国领导人民引泾河向东注入北洛河，修建三百余里的水渠，因水中大量的泥沙，水渠所到之处，改造关中盐碱地变肥沃良田，有关中“无凶年”的说法，保障了农业收成，此即为“郑国渠”。秦国成为南有巴郡蜀郡肥沃的土地，和天下三分之一田土地汉中市。都江堰和郑国渠，使得秦国水系得到充分开发利用，令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成为沃野，大大提升了秦国的农业生产水平。到战国末期，秦国的富庶远超其它诸侯国，司马迁说“秦富天下十倍”。

田租即农业税，是封建制土地私有后课取的税收制度，井田制的奴隶社会无田赋之说。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初租禾”，即开始有田赋。

董仲舒曾评价秦国的经济政策说古时统治者对百姓十者收一，到了秦，用商鞅之法，改了税收制度，田租、口赋，盐铁的赋税比以前高出有二十倍。可见田赋等赋税的改变是从商鞅变法时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秦国的封君、烈侯这些大地主的租税标准和收入情况，他们比起中小地主，不仅仅是占有数量庞大的私有土地，还拥有特权，比如可以以国家的名义收取税赋和征发徭役。有封邑者依靠租税生活，按每户的标准二百担粮食，若是有千户封邑每年可以收入二十万担的粮食。《资本论》三卷称他们是“最高的地主”。

商鞅变法令大量的奴隶变成农民，秦国奖励军功的政策，令农民的积极性得到加强，农民有自耕农和“为人佣耕”的雇农，比起自耕农，雇农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更为严重，“见税什五”，即所产出的一半以上缴纳给地主。因此，可以推断自耕农的田赋比雇农略低。秦国《田律》规定，“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酒” ，将粮食的用途规范到如此仔细，证明国家对于土地用途干预的广泛，其目的是保障国家和最高地主的赋税和徭役。

《汉书·食货志》《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等文献均记载“收秦半之赋”的语言，即对人民征收私有土地收获物一半的租税。《淮南子·兵略训》谈到胡亥也记载道“收秦半之赋”，可见，秦一直到灭亡，都在延续这种高额的田赋制度。

为保证国家赋税徭役征派获得保障，商鞅在继秦献公实行“为户籍相伍”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的强制措施。即使人民相互监督告发，一家有罪，其余之家连坐。另有《商君书·境内》所规定的户籍制度、《傅律》规定的隐匿等多项条款，均是关于连坐的具体规定，从而保证秦国赋税制度的严格实施。

畜牧业是秦国的传统经济形式，尽管后来以农业生产为主导，但畜牧业仍旧是秦国主要经济形态，养马尤其是秦国的传统，历史上一些养马相马的专家，多出于秦国，如识得千里马的伯乐，就是“秦穆公之臣”。还有相马专家九方皋，包括秦国的祖先秦非子也是因为周天子养马养得好受封秦地的。

秦国建国后，继承周人的手工业技术，如青铜器铸造方面，出土的秦国青铜器并不逊色于东方诸侯国，1978年1月宝鸡杨家沟村公社太公庙大队出土了八件秦国大型铜器钟和，其中甲钟高48厘米，乙钟高47厘米，丙钟高45.5厘米，丁钟高38.5，戊钟高27.6厘米。钟的大小不等，纹饰却一致。镈的工艺和钟一样精美。经考证，这批青铜器铸造于秦秦出子时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陕西凤翔区县秦国雍城遗址遗址，发掘出大型青铜器建筑构件，是用于房屋建筑上的，此为春秋时期秦国仅见。至于壶、盘等日用铜器，制作精美，器壁薄，反映了秦国手工业的发展水平。《诗经·秦风·驷》是描写秦君打猎的诗，驖这里指黑色的马，但“驖”即“铁”，铁即为黑，是形容如黑铁一般的马。春秋时期，铁已经是常见之物，铁器的使用已经普遍，一方面是手工业发展的结果，也助力农事的发展。《山海经》岐山县条目下说岐山的地下多铁，意为有优质的铁矿，也佐证了秦人非常早就开始使用铁器。

到战国时期，秦国手工业获得长足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青铜器、铁器和陶器的制作。秦国铁矿丰富，冶铁业分官办和私营作坊两种形式，秦旧都咸阳市附近的聂家沟有发现秦国生铁作坊遗址，铁渣遍地，是一处颇具规模的官营冶铁铸铁作坊。秦国设主管冶铸的官吏，称之为“左采铁”“右采铁”，可见其冶铁铸铁的规模和应用的广泛。青铜铸造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咸阳宫殿附近出土的一处冶铜作坊，南北长一百五十米，东西宽六十米。在秦始皇陵东侧大型陶俑陪葬坑中发现的青铜秦剑，色青光洁、锋薄锐利，是经错磨、抛光工艺处理的，其剑脊、剑纵、剑腊的截面规整，磨纹平行，且垂直于纵轴线，三棱镞三面光滑，截面呈等边三角形，专业游标卡尺测量出来的指标，达到极高的工艺水平，证明了秦国青铜铸造业的发达程度。作为日常生活用具，秦国的陶器种类繁多，有盆、罐、等日常用具，有瓦、水管等建材，还有纺轮、漏斗、陶圈、陶仓等等，像陶管是作为地下水道管，被制作成圆筒形和曲管型，一头大一头小，可以两管套接，链接不断，这不但考验工艺，更考验统筹、组织和执行协作的能力，才能完成。除此，秦国的手工业还有漆器业、纺织业、皮革业、煮盐业等保障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需要。

秦穆公时代，秦都雍城遗址已经是初具规模的城市，拥有宫殿建筑群和商业区，《说苑》就记载了秦穆公派商人运盐，要征集很多的商人。商业区被称为“宣市”，地点在富平津西南二十五里，因财货为平准无价，所以以“直市”命名。城市的兴起和商业的发展，恰时农业生产水平提高和手工业发达的延续。

战国末年的秦国，得益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秦国商品经济活跃，商业和城市发达而繁荣。相比穆公时期的商业品类的简单匮乏，战国末期的秦国社会物质丰富、统治阶级有极高的奢侈享受的需要，这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农产品和地方特产成为了商品，司马迁记载崤山山脉以西即秦国盛产木材、竹子、木、苎麻、野牦牛、玉石等，除了粮食，还有家畜、畜产品、肉、皮、筋、角、脂、胶等，还有手工业品陶器、木器、铁器、纺织品等等。自然会涌现出一批大商贾，像乌氏稞贩运牲畜多到“用谷量马牛”。然后是商业领域，官方直接经营如盐铁，政府设置专门的官吏来管理市场秩序，秦惠文王派张若治成都市，就设置盐铁市官。再秦国有敛官，各郡冶铁铸铁也有设置铁管，称之为长丞。可见比较大的城市或邑均有这样的设置，国家重要商业活动已纳入国家治理之中。

封建经济的发展，派生出大小的城市，首先是在政治和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秦都咸阳，再就是秦国故都栎阳、雍城。宏伟的宫殿建筑群之外，还有市，即手工业作坊和贸易集中地，“市张列肆”，形容城市商业的发达和繁荣，当时咸阳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宫苑名），均在渭河以南。栎阳和雍城均为秦国故都，迁都后，它们的经济地位不减，“北却戎狄，东通三晋”是形容栎阳交通枢纽的战略价值，《仓律》记载，栎阳囤积的粮草仅次于咸阳。雍城作为秦国宗庙先王陵寝所在地，仍需要举办重要的典礼，因此，雍城的工程建设各代不绝，到秦王嬴政统一中国之前，雍城规模宏大，雍城故址上出土了大量的手工业品、玉器、贝币等，反映着雍城城市的繁荣发达。

百里奚向秦穆公推荐蹇叔，于是穆公令人备很多钱去请蹇叔，证明穆公时代，秦国已经在使用货币了。这很有可能是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使用的金币，因为秦国固定的货币出现在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初行钱”，即秦国开始发行钱币。秦国有了统一的货币，即钱。秦国的钱为圆形，中间有圆孔，单位为半两，是秦国最早的青铜铸币。到战国末年，货币已广泛应用在秦国社会中。

钱在秦国除了应用于日常生活的商品交换中，秦国对于盗窃犯的量刑，是以盗窃财务所值钱的多少来定罪，比如平民如果盗窃达到一百一十钱，即要被“耐为隶臣（隶妾）”，意为成为官府的刑徒奴隶，男性称隶臣，女性称隶妾。根据货值多寡，定罪不一。钱还可以用来赎罪，像被判流放、刑、耐刑等刑罚者，有不同标准的赎金。秦国政府垄断货币的铸造和发行权，民间严禁私铸，秦国曾有民间私铸钱案例，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载有一起民间私铸钱的案件，记载了私铸者的姓名和私铸的数量，还有采取的措施等。证明秦国民间的确有人私铸钱。货币在发展过程中，自然出现借贷，民间借贷之外，官府也向民间放债，但不允许官府的钱私自贷出，否则视同盗窃判罪。贫民向官府借贷，必须有抵押品，称为“质”，如果借债人无力偿还借贷的钱，则以劳役相抵，秦律规定，一天的劳役折算为八钱，这个价值参照十八斤麻值六十钱，那么一天的劳役还不值三斤麻的价钱，这证明了秦国官府借贷的苛刻。

秦国在春秋时期的天文学已有显著进步，出现了伏日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使用的历法通常为夏历、殷历、周历三种，战国时期的秦国使用的是“历”，即以建亥之月即夏历的十月为一年之首。但其春夏秋冬和月份的搭配是完全相同的，颛顼历一直沿用到汉代，汉负责历法的张苍就认为，颛顼历比起起六历，疏阔中最为微近，就是较为精确的历法之意。

秦国医学在官方直接控制之下，名医均有政府支配，秦穆公后，秦国在医学方面后来居上，居于众诸侯国前列，晋国国君病了，都要请求秦国给予医疗支援。秦桓公时期有名医缓，曾受国家委派去晋国为晋景公治病，缓说景公的病拖延太久，攻之不可，达之不及，病入膏肓，无法医治了。缓虽没有治好晋景公，但他给予了准确地诊断，连景公本人也称缓为“良医”。膏肓一词即为缓提出，沿用至今。秦国还有一名医和，因被派去晋国为晋平公诊病被载于史册，和认为晋平公的病不是饮食所致，也非鬼魔缠身，而是因为贪恋女色纵欲过度而致，并给出调养方案。和在医学上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人有阴、阳、风、雨、晦、明六气，六气不调和就容易得病，针对晋平公的病，和指出，女性，是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方面的病，如果不予节制，自然身体失调。和的这一理论逐渐发展为风、寒、暑、湿、燥、火六气，这也是中医理论典籍《皇帝内经·素问》的重要病理依据之一。

《尚书》里有一篇《秦誓》，是秦穆公时期的作品。《诗经》有“秦风”篇，如《蒹葭》即为其中之一，其文学思想并不输东方文明更早的诸侯国。秦出子时期出土的镈、鼓上的铭文，文字典雅，书法古朴，与春秋时期其他诸侯国相比无异，这证明秦国虽然前期文化相对落后，但立国之后，很快接受和吸收周人的先进文化。

战国时期的中国，出现百家争鸣的思想和文化高峰，在此大背景下，秦国诞生出自己特点的作品。商鞅变法令法家思想一直处于秦国的意识形态统治地位，除此，秦国严禁单纯的文学，因为法家主张“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意为有圣明君主的国家，没有经书典籍之繁文缛节，用法来作为治国的礼教。《诗》《书》被认为是“六虱”之二，有“诗书辩慧者”则予以镇压。但文学作为工具有思想教育和推行政令的作用，这样就产生了秦国的文学。

《商君书》是秦国的一种散文形式，《秦史稿》认为，它与《庄子》《老子》相比文风枯燥、无文采，但它的长处是简洁明快、朴素实用，《商君书》所有篇目均开门见山、直言不讳，从不雕琢文采和委婉曲意，也无显才和敷衍，将想要表达的主旨讲完即结束，如此行文与法家思想和秦国高效统治政策相统一。这奠定它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的突出地位。而李斯的《谏逐客书》却完全相反，是文采斐然的散文，语言丰富且形象生动，用词铿锵，极具文学性。

《吕氏春秋》，又称《吕览》，代表了秦国最高文学水平，是由秦相吕不韦主持、其门客集合编撰的一部杂家著作，以道家学说为主要思想结构，集法、儒、墨、农、兵、阴阳等各家学说为素材，熔诸子为一体的诸子百家全书。全书共二十六卷，内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一百六十篇，二十多万字。

秦国的文字在战国时期快速由繁化简，沿着“篆”“隶”两条路并行发展进行。秦国先前的文字，是沿袭周代的文字，笔画繁琐，到秦孝公时期大良造鞅量的文字、秦始皇诏版的文字、国家统一前新虎符上的文字均为小篆体，小篆仍然不方便书写，更简化的隶书应运而生，到战国末年，已形成秦隶和小篆两种字体，为国家统一后的文字统一做好了准备。云梦秦简都是以隶书体书写。石权和秦简中的法律文书这种政府颁发的文献，同样使用了隶书，可见隶书在国家统一之前已获得广泛的应用和官方认可。学者林剑鸣认为，秦国文字的发展，在中原地区汉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不同于其他诸侯国受商朝的祖先崇拜和周代的天命观，秦人基本不受此影响，其长期保留着原始氏族社会图腾崇拜，还信奉多元的拜物教，如秦人祭祀称“”，即“”，就是鸡兽栖息之所，自然对象、地点不定，此为多神论的拜物教。此也为秦国所特有。畤之外，秦还有“祠”，同样对象不固定，作祠的理由也是多种多样，这符合游牧民族的特点。秦立国后，周朝对于秦的信仰哲学影响逐渐加深，比如“帝”的观念，但帝观念被秦接纳后，却衍生出白帝、青帝、炎帝、黄帝等若干的帝，这当然受到了秦传统观念的影响。秦国的宗教哲学主要是唯心的，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也在秦国发展，比如名医缓、和的客观存在和六气的相互制约关系，即是唯物辩证的。

建筑构件、青铜等器物上的雕刻和绘画体现秦国的绘画艺术，春秋时期，秦国在这些方面主要是模仿西周，器物的花纹特点为凝重、古板的殷周风格，战国后风格发生了变化，向生动、逼真的方向发展， 文献上留名的秦朝画家只有烈裔一个人，晋朝王子年《拾遗记》记载秦始皇元年霄国献给秦国的画工烈裔，他雕刻百兽的形象，毛发就像是真的一样，画的龙凤似乎可以飞起来。可见生动逼真。现存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秦统一前的虎符，形态生动逼真，背上铭文以金丝镶嵌，字体清晰秀丽，制作精巧。

秦国的音乐在春秋时期沿袭西周，秦景公三十三年（公元前544年），吴国公子听到秦国的音乐时判断“此之谓夏声”，证明到春秋晚期，秦国的音乐仍然是传统的音乐形式。到了战国后期，秦国的音乐风格发生了转变，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所说，敲击瓦罐、弹奏琴筝、拍打大腿、通过呜呜叫喊来满足大众欣赏的音乐，才是秦国的音乐，今天大王不喜欢这样的音乐，转而欣赏《郑》《卫》之声了，不弹筝转而欣赏《昭》《虞》这样的曲子了。可见这个时候在秦国的统治阶级内部，已经流行代表享乐的“郑卫之声”“昭虞之曲”了。这也是秦国版图扩大，与东方六国文化交融的必然。

秦国实行郡县普遍征兵制度，秦国男子到二十三岁后需服兵役，一人一生需服兵役两次，第一次为“正卒”，守卫首都一年，第二次叫“戍卒”，卫戍边疆一年。除此之外，需要为本郡、县内服役一月时间，称“更卒”。秦国兵制如此规定，但到具体实施，超出规定则为常态。云梦秦简有材料证明，秦国男子傅籍年龄为十五岁，即十五岁后随时可能被征调入军了，至于何时服兵役以及服役时间的长短，则视具体情况而定。云梦秦简编年纪有载，有个叫喜的人，于秦始皇三年、四年、十三年三次参军。这证明了秦国男子的兵役次数不止于规定的两次，当兵的年龄也不限于二十三岁才开始，如在对赵国的长平之战，年龄满十五岁及以上以上悉数参战。

庶人服兵役，小官吏也需要服兵役，如秦始皇十一年（公元前236年），将军王翦进攻阏与（今山西临汾市西南）、阳（今左权县），即规定“斗食以下，什推二人从军”，斗食即小吏，就是十个小吏有两个要去参军，就是20%的小吏。上述所说的喜就是一个小官吏。按秦爵制第四级为不更，到不更之上才可以免服兵役。不更以下、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在秦国有随时随地被征调入伍的可能，这样的几乎全民皆兵，令秦国兵源源源不断，秦国可以成为征服东方六国的军事强国。

秦军有国家正规军和地方军事武装两部分组成。正规军有边防、野战、首都警卫军，由国家统帅掌控，地方武装归郡县尉掌管。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军事行动，为国家正规军所完成，战士称“锐士”或“奋击”，地方武装作为正规军的预备部队，中央可以随时调配地方武装为中央统一指挥。战国末期时，秦国的军队分四个兵种：步兵、弩兵、车兵、骑兵。秦军排兵布阵可见将几种兵种混合编队，可以发挥多种兵器的作用。从发掘出的兵马俑可见：在一个六千人的方阵中，就是混合编制，步兵呈列队或蹲射、或挽弓挟箭、或执矛秉；车兵驱车；骑兵策马，各兵种配合，是战国时期较为先进的阵法。

秦国建有水军，并建有战船，一舫可载五十人，装三个月粮食顺水行舟一日可行三百里。秦国此举是对巴蜀和楚国战争的需要，司马错伐楚时，数万搜船，十万大军，粮食六百万，沿江而下，可见秦国战船数目可观。

调动秦军包括征调县卒权力全在国君，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已经形成用兵符（虎符）制，一九七八年在西安市丈八沟发现一秦符，从其铭文得知，其为兵甲之符，右半只符在国君手中，左半只符在统帅手中，凡用兵五十人以上就要用兵符制度了，无符任何人无权调动部队。此符也证明了国君是完全控制着军队。

秦军的战斗力在秦穆公之后，有过百年低潮期，商鞅变法之后越来越强，在国家奖励耕战的大环境下，秦军的武器装备不断改进，到战国末期，秦军兵器从斧、钺、镖、钩更新到戈、矛、剑、箭等更先进的武器，尤其是更加先进的弩，在秦军中广泛应用，为秦军的重要武器之一，秦军的小弩射程有一百五十米，大弩可以达到九百米之远，秦军改革传统武器矛与剑，据《考工记》载，矛一般不过三寻，合5.54米，今天可以见到兵马俑坑的秦矛达到了6.3米，春秋时期剑的长度一般为30厘米左右，战国时达到60-70厘米，在秦俑坑出土的三把秦剑，长度分别为81厘米、89厘米和91.3厘米。两千年过去，今天剑锋依然闪耀和锋利。秦国正规军兵士身着金属铠甲，因兵种和地位差异，甲衣亦有不同。这些一定程度可以证明秦军的装备和战力水平。

秦秦昭襄王时期，战略上讲，秦国的主要敌人为齐国、楚国和赵国。秦昭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87年），五国攻秦失败，在魏国为相的田文劝说秦魏联合攻齐，赵国也拉拢秦国攻齐，，联合攻齐的形势已经成熟，秦国也加强与楚国的同盟，于是，秦联合韩、赵、魏、燕五国伐齐，楚、鲁两国虽没有正式加入五国联军，但起了配合的作用，齐国惨败，秦国少了一个东方劲敌。秦国自此成为战国时期的第一强国，之后秦国的主要进攻方向，为三晋和楚国。

实际上对齐作战尚未完全结束，秦国就开始进攻三晋和楚国了，秦昭襄王二十四年（公元前283年），秦军进攻魏国的林（今河南新郑境内）、安城（今河南原阳县境内），次年进攻赵国，两年后再攻赵国。在此期间，秦国还与韩、赵进行会盟，但没有影响秦国向它们进攻。对三晋的进攻稍有暂息，秦国就开始进攻楚国，昭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秦将司马错从陇西县出发，经蜀郡，进攻楚国武陵山区，获得大胜。为了集中力量进攻楚国，次年秦昭襄王约赵惠文王在渑池相会，暂时休战，当稳住了赵国这一侧翼，秦国开始了对楚国的大举进攻，攻楚大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大将白起进攻楚国的鄢（今湖北宜城西南），水淹鄢城，兵士百姓死十余万众；蜀守张若进攻楚国的巫（今重庆巫山县北）、笮（今四川雅砻江流域盐源县一带）、黔中，取得胜利。次年，秦军乘胜攻取楚国郢都，楚国被迫迁都至陈（今淮阳区），秦将楚国郢都改名为南郡，白起被封武安君。自此，两国虽还有交战，楚国已一蹶不振，没有力量抵抗秦国了。

重击楚国之后，秦国的注意力重点先转向魏国，自秦昭襄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76年），仅用三年时间，秦军就蚕食到了魏国国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附近，魏国和赵国结成联盟，赵国用赵奢、廉颇为将，几次打败了秦国的进攻，令秦国的向东战略一度受挫，在魏国基本失去还击能力后，范雎担任秦相，实施远交近攻策略，将打击矛头对准韩国，自昭襄王四十二年（公元前265年），仅用两年时间，即夺取韩国的少曲（今河南孟县）、高平市（河南济源境内）、陉城（今山西新绛县内）等五座城，攻克了太行山以南地区。

自秦惠文王时期，义渠戎就是秦国的隐患，秦国一直寻求消灭义渠，秦昭襄王继位后，昭王之母宣太后趁义渠王前来朝贺时，利用色相引诱义渠王，以这样的手段笼络义渠，双方和平了一段时间，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宣太后趁义渠王不备，诱杀其于甘泉宫，随后，秦国灭了义渠，将原义渠管辖的土地设为陇西、北地和上郡。秦国没有了后顾之忧，从此集中兵力向东方进攻。

昭襄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秦军攻克韩国野王（今河南沁阳市），将上党郡通向韩国都的路切断，上党郡太守冯亭用投降赵国来换取联合赵国共同抵抗秦军，赵国接受了上党，由此引发秦赵的军事对峙。赵将廉颇坚守不出，而秦军劳师远征希望速战，于是散布秦军不怕廉颇而怕赵括的谣言，赵王果然中计用赵括代替廉颇，秦军立即派白起为上将军，设计引诱赵括深入秦军埋伏，白起派军切断赵军的退路，又切断其粮草供应通道，围困赵军断粮四十六天，赵军营中人相食，赵括领兵突围失败被杀，秦军坑杀赵军降卒超过四十万，仅留下尚年幼的二百四十人回到赵国报告。这就是长平之战，此一战，赵国壮年男子几乎被消灭殆尽，赵国从此不再有抗击秦军的能力。在秦国向东征伐的过程中，六国虽也有几次合纵抗秦，但均为达到预期效果。

至秦始皇统一中国，秦国已有一套相对完备的法律制度。秦孝公时期，商鞅以李悝的《法经》为基础，改六法为六律，即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之后，根据具体的需要，不断创新完善新的律条，一直持续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经过一百多年的补充发展，秦国的法律呈现出好几种形态，今日可见有以下四种：

一、秦律，是在六律基础上修补增加，由中央政府发布，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其包括：《田律》六条、《厩苑律》三条、《金布律》十五条、《关市律》一条、《仓律》二十六条、《工律》五条、《工人程》四条、《均工》三条、《徭律》一条、《司空律》十三条、《军爵律》二条、《置吏律》三条、《效律》二十六条、《传食律》三条、《内史杂》十条、《尉杂》一条、《行书》二条、《属邦》一条共十八种一百二十五条（《秦律十八种》）除此，出现在《秦律杂抄》中的，还有除吏律、游士律、除弟子律、中劳律、藏律、公车司马律、牛羊课、傅律、敦表律九种。在法律条文中还曾提到过戍律、捕盗律（《秦律杂抄》）、厩律（《内史杂》中）、律（《工律》中）。《汉书·晋惠帝》还出现了“挟书律”。以上种种合计律目有三十二种，涵盖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方方面面，实际上内容已经远远超过六律；

二、解释律的《法律答问》，是对律的解释和补充，其的解释有时会依据具体的案例具体说明，也有就律条展开从而超出律条的范围，其和律条的关系类似于律条为大纲而解释有实施细则的意思，解释和律同效；

三、审案准则和法律文书程式规定，如《治狱程式》，起行政法规的作用；

四、地方文告，地方依据本地社情民情出具的规范式文件，是国家法律的有益补充，也是法律在地方的具体实行办法，可能更符合地方实际情况，也可能是法律的一种变通方式，总之，是一种因地制宜性质规范条款。如云梦秦简中《南郡守腾文书》。

秦律的目的有四：一是旨在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厩苑》《田律》《司法答问》中均强调土地所有制不容破坏，即保障地主阶级的利益；二是旨在保护私有财产，秦六律中，盗律、贼律列一二位，是秦国在坚定地保护私有财产，《秦律答问》载盗人桑树、盗人系羊的绳索都有具体的惩罚，保护私有财产自然也是保护拥有生产资料的地主阶级；三是旨在保障地主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在《田律》《徭律》等诸多律目中，均详细规定劳动者缴纳田租税赋徭役和手工业生产包括贸易活动的定量定性以及限制措施，违反即处于严厉刑罚，地主阶级的盘剥和压榨被视为合法；四是旨在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社会秩序，秦律是地主阶级享有特权的法律，《法律答问》说“大夫寡，当伍人不当”，大夫是地主，伍人是一般人民，不当是划分两个阶级的界限，即二者不可混淆，从法律上肯定等级，类似条目很多。对于统治阶级对社会统治之需要，均以律条确定下来，来维持封建统治秩序。

法网严密、条目繁多是秦律的首要特点，且较为突出，秦律内容广泛，既涵盖军国大事，也包括日常生活，《法律答问》有“毋敢履锦履”，然后就什么样的履为锦履做出规定，即以“丝杂织履”的才是锦履，法律将穿的鞋的材质这种琐事也详加规定，可想秦律的细致琐碎，难怪说司马迁说秦国之事皆决于法。轻罪重刑是秦律的第二个特点，法家主张轻罪重刑，法家认为，小罪但施以重刑，人们就不敢犯大罪，这样社会上犯法的人就会减少，更不敢犯重罪。如此秦国的刑法就十分残酷，动辄用刑，且刑法方法很多，据统计，秦国施刑的名目有数十种，如：耐为隶臣、斩左止、、公、车裂、黥、弃市、腰斩、戮、枭首、剖腹、囊扑、烹、绞、蒺藜、鬼薪、白、三族、诛九族、籍没、阬等二十一种刑罚，这些刑罚均出现在文献具体事件中，是均被实施过的证明，也证明了秦国刑罚的野蛮和暴虐。

比起后世刑罚多用笞、杖、徙、流、死等，秦国这样封建制初建阶段的用刑落后而残酷。受儒家思想影响小是秦律的又一特点，秦律有连坐惩罚，想要不被连坐，本质上是鼓励夫妻、父子、亲族见相互告发的，与儒家的伦理背道而驰，秦之后比如汉、唐，有时儒家经典几乎等同于法律，这也是人们评论秦用暴秦、刻削、寡恩薄义等字眼的原因。

平王东迁后，周代的最高统治地位越来越弱，之所以还能勉强维持，是因为各诸侯国在争霸过程中可以将周王室作为一面旗帜加以利用。数十个诸侯国，本质上是割据政权，大小国间又有狄戎蛮夷散布，比较大和重要的国家由西向东有秦、楚、晋、郑、卫、宋、陈、蔡、鲁、齐、燕、吴、越等国家。相比他国，秦国和接壤的晋、楚关系最为密切，因秦国位于最西方，春秋时期和东方众多诸侯国没有直接发生过战争，几个大国争夺土地、资源、霸权，于是，齐、晋、楚、秦等国相继成为中原霸主，秦国在这个过程中并未出关中，但由于秦国长期和晋国发生战争，客观上也参与了中原称霸。这一过程，封建制不断增长，民族不断融合。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经，国家迅速强大起来，形成西方的秦国和东方的齐国两强并立的格局，于是魏、韩、赵、燕、楚即南北纵列的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强国，阻止秦、齐对弱国的兼并，此即合纵，代表人物为赵国国相苏秦和魏国公孙衍公孙衍；而秦、齐也展开对弱国的拉拢，对合纵进行分化和瓦解，即为连横，代表人物为秦国国相张仪。合纵连横变化无常，合纵有时针对秦，如公元前318年，公孙衍联合魏、赵、韩、燕、楚五国伐秦；有时针对齐，甚至秦国也加入过合纵之中，如公元前284年，乐毅率秦、韩、赵、魏、燕五国伐齐，结果是改变秦、齐两强对峙而变为秦国一家超强。

相比合纵，张仪为秦国制定的连横策略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利用较弱小怕被削弱和被吞并求自保的弱点，先后游说魏国、楚国、韩国、齐国、燕国等，或令其依附秦国、或令其结盟秦国，事一强以攻众弱，因此李斯评价说秦惠文王用张仪，占领了三川地区、吞并巴蜀、攻占上郡、拥有汉中、控制鄢郢之战、占领成皋，瓦解了六国的合纵联盟战略，使他们向秦国称臣，对秦国的发展影响深远。

远交近攻，是秦国的又一项重要外交策略，丞相范雎认为“得寸即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意为哪怕获得一寸一尺的土地，也是能真正消化的战果。主张远交近攻，即将秦国的近邻韩国、赵国先作为对外扩张的重点，稳住魏国、楚国，对于较远的齐国、燕国暂时搁置，这一策略被秦昭襄王采纳并积极推行，不仅巩固了秦国蚕食的土地，也破坏了六国的合纵联盟，加快了秦国对六国的兼并步伐。

和秦国被视为蛮夷一样，早期的楚国遭到中原文明的排挤和打压，被斥为南蛮，泓水（今柘城县西）之战大败宋晋襄公后，鲁、宋、郑、陈、蔡、卫、许、曹等黄河流域的中小诸侯国都成了楚国的盟国，楚国崛起，确立了在中原的霸主地位。秦楚接壤，只是秦国向东扩张的阻碍是东晋而非楚，因此两国冲突很少，春秋前半段两国的战争只有这两次，一次是秦秦穆公二十五年秦国攻打楚国的鄀国（今内乡县一带）获胜，再有是晋楚城濮之战时，秦国辅助晋国。春秋时期，秦楚两国实力强大后，一个想向东方扩张，一个想向北挺进，最大的阻碍都是晋国，因此，两国有利益上的一致，秦穆公时期两国频繁联姻，并结成同盟。

晋国为周王室同族，开国之君为姬诵之弟唐叔虞，晋为叔虞之子侯所改。进入春秋时期后，晋国发生了曲沃代翼七八十年的内乱，几乎同一时间，秦国在关中同戎狄作战，无暇他顾，两国这一时期平淡度过。晋武公统一晋国后，晋国稳定了下来，其子晋献公完成对周边五十五个国家的兼并，史称“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其中包括虞、虢两个小国家，也是秦国向东进发的咽喉之地，此对于秦晋两国后来长期的缠斗，是重要的因素。

秦穆公四年（公元前656年），秦穆公亲自到晋国迎娶晋献公之女穆姬为夫人，穆姬也是晋国当时太子申生的姐姐，也后来先后被秦穆公拥立为晋君的惠公夷吾、文公晋文公的异母姐，惠公在韩原之战被秦穆公所俘虏，也是穆姬夫人拼死相求，秦穆公又将惠公放回了晋国。穆公拥立晋文公重耳时，将五名秦国宗室女子嫁给他。从双方这些联姻看，两国也的确在努力促进彼此间的友好关系，通过联姻，秦晋两国关系密切，也的确通过联姻各自巩固了内部统治，同时，秦穆公先后拥立晋惠公、晋文公，尤其是主动将重耳接至秦国，给予其极高的礼遇，竭力拥立他回国继位，干预晋国的废立，插手晋国的国务，晋文公继位后，晋国逐渐强大，又因勤王周襄王复位，确立了霸主地位，这时秦国不但无力掌控晋国，反而需要追随晋国，这期间，双方维持者表面的友好，但同盟关系早已破裂。

晋文公丧期尚未结束，两国就发生了崤之战，晋文公之子晋秦襄公身着丧服亲自督战，全歼秦军，两国自此从友好变成世仇，三年后，秦晋发生王官之战（今陕西闻喜县西），大败晋绥军，占领王官、鄗，报了崤战之仇。仅一年后，两国再次交战于之新城，两国战争频繁加剧。秦穆公死后，秦国的奴隶制迅速衰落，在对晋的战争中，多数落于下风而失败。如著名的令狐之战，晋悼公时，更是会合众诸侯国，联合伐秦，进入秦国腹地，一直攻到棫林（今陕西华县附近）才罢兵。

秦国地处中国西北地郡区，自古为华夏戎狄多民族杂居，其周边的主要少数民族有匈奴、义渠等多个戎族。戎族的活动区域十分广阔，对其的称谓也纷繁众多，因戎族多迁徙，在此过程中于是形成许多的支系，在陇以西的区域，就有诸、绲戎、翟、源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县、乌氏、朐衍之戎，此外还有邦、冀之戎、伊洛之戎、陆浑之戎等等支系戎族。邦戎活动在今天的甘肃天水一带，冀戎是在今天的甘谷县一带，这两个戎族支系在春秋时期即被秦武公征服，将其设为秦国的县。秦穆公时期，用由余之计，讨伐戎王，兼并了十多个戎国，开拓出千里疆域，称霸西戎。

先秦时期分布在今天四川省、重庆市的民族，除巴、蜀两族外，还有、苴、共、奴、、夷、之蛮等，被中原民族统称为西南夷，而属蜀族最为强大，《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了黄帝为他的儿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昌仆为妻，生子高阳，即颛顼，将他的支庶封在蜀地，世代为侯伯，证明蜀族很早就居住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地区了。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7年），秦国攻打古蜀国，秦公子通被封为蜀侯。秦昭襄王六年（公元前301年），秦将司马错平定蜀国。秦国为了加强对蜀地的统治，迁移万户秦国民众到蜀地，蜀族与秦民逐渐消失了差别，蜀族融入了华夏汉族之中。

义渠即义渠戎，是一直存在到战国末期的戎族政权，周代时，义渠戎主要分布于岐山、梁山、泾河、漆水河以北即今天的庆阳市、泾川县一带。春秋时期，开始定居宁（今甘肃宁县）、原（今宁夏固原）、庆（今甘肃庆阳）及鄂尔多斯高原等区域。义渠有数十个城池，经济以耕牧为主，秦昭襄王时期，义渠与秦国关系密切。 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秦昭王之母宣太后将义渠王诱入甘泉宫并将其杀害，义渠灭国，秦国将原义渠管辖的土地设为陇西县、北地和上郡三郡。

秦国百姓称为黔首，和常用的民、庶民意义相同。黔， 即黑色， 用一块黑色的布将头发束起，指没有资格戴冠者，即为普通百姓。

战国时期人们的衣着为宽衣大袖，下为长裙，脚上穿高头丝屐，为普遍服装风格，贵族女子肩臂上缠巾帼，即一种围巾样式的丝织品，裙襦、丝屐均饰以彩绣。平民女子臂上覆布，衣袖裙袍没有上流社会的宽大，为便于劳动，裙裾也短很多，常常在裙上加一条围裙。战国后期的秦国，女子服装为上襦下裙，上襦短小仅到腰间，裙子下垂至地，袖子宽大，贵族女子的裙子会更长，走路时需要两名婢女在后提携裙裾。平民女子同样上襦下裙，以腰带装饰。汉乐府《陌上桑》“湘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将秦国女子的衣着详细地记录了下来。秦的上襦下裙风格一直延续到汉初，1957年，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中就曾发现襦裙的实物。

秦国人的鞋子，有履、、屐、、靴等多种形式，履为丝制，为上流社会所专有；舄是木底鞋；屐即为木屐；麤则是草编的鞋；靴是带筒的鞋子，一般为骑马时穿用。

秦国的主要食物为五谷（稷、麦、菽、黍、麻），最常用的为稷，就是小米。五蔬（野葵即冬寒菜花、藿菜即豆苗叶、即藠头、韭菜、硬皮葱）。还有一些瓜和食用野菜，再就是肉类了。牛作为生产工具是禁食的，秦国的肉食主要为鸡这样的鸟纲和猪肉。烹调肉食的方式炙最常见，就是烤肉，也有煎和煮，或者腌渍、做成肉酱的、风干而成的脯。

秦朝的住宅区为封闭式结构，称为“里巷”，居民进出受到严格管控，有专人负责早晚开闭里门和维护治安，为“里监门”，里门又叫“闾”，里巷住宅呈条状分布，每条间留有巷道，住宅区外有垣墙环绕，将住宅区与外界隔成一个独立的空间。通常每户人家院前植桑，院后为猪圈和厕所，园内有水井，房屋在构造上大同小异。

商鞅变法后，秦律严格限制百姓的出行，出入关卡或借宿旅店必要有身份证明，即验、符、传等称谓不同，无符过关即触犯秦律，目的是令百姓能安于耕种，一个没有身份证明者在秦国寸步难行。

秦国经过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以及商鞅变法漫长历史时期，也影响到秦国婚俗的变化。商鞅所制律条涉及家庭及婚姻关系的主要精神为，老百姓若有两个儿子，他们娶妻成家就要分出去另立门户，否则就要税赋加倍，他们生了儿子后，也只能允许留一个孙子在身边，也就是说，两代人只有每一代一对夫妻。这样强迫分家的规定，对于贫穷之家则无家产可分，儿子只有入赘到女方家，导致“家贫子壮则入赘”成为秦国社会普遍现象。

到六七十年后的昭襄王时期，昭襄王之母宣太后和义渠王私通，还生下了两个儿子，后来又有了魏丑夫，而昭襄王的态度为听之任之。秦始皇时期，秦始皇之母赵太后和宠宦嫪毐私通也生下了儿子。这些现象说明，人们的观念和社会风尚发生了变化。为推行适应封建专制的婚姻制度，秦始皇亲政后，重新启用商鞅的家庭和婚姻制度，在宫廷中也实行起来，打击对象即为和赵太后关系密切的吕不韦和长信侯毐。秦始皇提倡妇女的贞洁观，在巴蜀树立了一个叫清的寡妇为贞洁的典型，为她筑“女怀清台”，不遗余力推行封建制的婚姻观念。

秦人的丧葬习俗相比中原地区，盛行屈肢葬，墓葬形制也很独特。据考古发掘资料，屈肢葬在秦国广泛盛行，如陕西风翔、宝鸡市地区、西安市地区、咸阳市等均发现这一葬式，宝鸡地区尤为集中。秦国常见的屈肢葬有仰身屈肢、侧身屈肢、蹲踞等。春秋时期秦国还只是有少量独立的屈肢葬者，到战国中晚期，这种独立的屈肢葬者占有绝对优势。相比春秋的屈肢葬多为人殉的奴隶，战国中晚期的这种葬式的死者身份已有了根本的转变。这也意味着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建立。秦墓葬形制多见土洞墓，早期的土洞墓应是半坡秦墓的工式，即在竖穴墓道的长侧边向里挖横置墓室。由于这种形式的土洞墓容易塌陷，此后进行改进，一种为在竖穴墓道的长侧边向里掏纵深长墓室；还有一种是在竖穴墓道的一端向里挖纵深的狭长墓室。这些土洞墓往往还带有放置随葬器物的小壁，墓道宽大。

相传秦文公有一次出猎，捕获黑龙。被视为水德之瑞，昭示着秦国之兴。秦朝据此以黑色为正色，衣服旄旌节旗等均尚黑。秦国统治者是利用阴阳家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即周代为火德，而秦代周德以水德而兴，是出于神的意志，尚黑即为顺从天意，是将“五德终始说”作为了秦国的神学基础，某一朝代要兴起时，上天会予以一定的昭示。邹衍根据某一朝代是由某一种德支配，制定了其相应崇尚的颜色，如夏属木，木色青，故尚青色；殷代属金，金色白，故尚白色；周代属火，火色赤，故尚红色；秦属水，水色黑，故秦尚黑。

秦国四位君主对国家统一起着关键作用，即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襄王、秦始皇。秦孝公（公元前361年-前338年在位）用商鞅变法，施以法制，奖励耕战，是战国时期最全面、系统、彻底的改革，令秦国从秦穆公之后的低潮中很快强大起来。秦惠文王（公元前338年-前311年在位）继承商鞅的治国理念，致力于完善国家法治建设和继续奖励耕战，任用张仪，外交上以其“连横”之策破六国“合纵”方略，屡次击垮六国合纵联军，据关中，稳巴蜀，取得战略优势，为后世子孙统一中国打下物质基础。秦昭襄王（公元前306年-前251年在位）期间，灭东周，将周王地区纳入秦国版图，周天子成为自己的臣属；灭义渠，剪除心腹大患，设立陇西、北地、上三郡；取得对楚、韩、齐、魏、赵国的伊阙之战、五国伐齐、鄢郢之战、华阳之战、长平之战五次决胜性战役，秦统一中国已成定局。秦始皇（公元前247年-前221年在位），任用李斯、魏缭制定统一中国战略，用十年时间灭东方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大统一国家，在全国范围施行郡县制，设立三公九卿行政制度，统一度量衡、文字和货币，修驰道、凿灵渠、筑长城、北击匈奴、南定百越，设立帝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

商鞅，名商鞅，卫国人，战国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辅佐秦孝公变法改革，政治上改革秦国户籍、将军功和爵位联系起来，行政区划上推行县制；经济上改革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统一度量衡，重农抑商，奖励耕战；军事上，商鞅收复河西；法制上制定六律，细致法条。商鞅变法适应封建制的生产力发展，使秦国很快成为强大和富裕的国家。

秦国收复河西后，据有关中，掌控函谷关，强大起来的秦国令六国感受到了威胁，于是合纵抗秦。秦国之外，楚国和齐国同样实力强大且为盟国，在这样的困局下，张仪以连横之策破合纵战略，以利益诱惑瓦解齐楚联盟，两家发生战争，秦国趁势削弱楚国，战国三强变为两强对峙，到昭襄王时期，秦国联合五国伐齐，大大削弱了齐国，秦国成为战国第一强国，张仪的破局至关重要。

范雎是魏国人，在魏国鞭笞受辱后，在郑安平、王稽的帮助下来到秦国，并被推荐给秦昭襄王。内政上，范雎建议秦昭襄王驱逐四贵，从而加强王权，加强秦国的中央集权；外交上，范雎提出“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则王之尺也”，这就是著名的“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策略，为秦国一统中国战略指明方向。

白起，名公孙起，白起在秦国向东扩张的征程上，执行消灭敌人的策略，为秦国建立功勋，白起一生杀敌百万人，如伊阙之战消灭韩魏联军二十四万；长平之战坑杀赵卒四十万；水淹鄢城消灭楚军民数十万人；华阳之战斩首韩魏联军十三万等。长平之战后，范雎出于对白起的忌惮，阻止了白起趁势灭赵、韩的进程，令白起率军班师，自此将相失和，秦秦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被昭襄王赐剑自尽。白起是战国时期唯一保持不败战绩的军事家。

秦国纪年，从周平王东迁的公元前770年亦即秦襄公八年，向前推，秦庄公在位四十四年，秦仲在位二十三年，秦公伯在位三年，秦侯在位十年，即秦侯继位为公元前857年。此推据《史记·秦本纪》，并无其它文献作为旁证，在此之前无纪年可考，之后也有不统一的问题。自襄公至秦二世而亡究竟多少年，今天可以看到的文献有四种说法：《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岁”；《史记正义·秦本纪》载“自襄公至二世，五百七十六年矣”；《史记正义·年表》计“自襄公至二世，五百六十一年”；《史记·秦本纪》索隐曰“秦自襄公至二世，凡六百一十七岁”。若将秦国各代君主在位年数相加，得出的结果也和上述四种说法皆不相同，如将《史记·秦始皇本纪》君主各年数相加得五百七十二岁；将《史记·秦本纪》相加得五百七十七岁；将《史记·年表》相加得五百七十一岁。

这里有两个年代是可以确定的，一是秦国立国在襄公八年，亦即周平王王东迁的公元前770年， 二是秦王嬴政统一中国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而秦子婴元年为公元前206年，如此，自秦襄公至秦亡，期间共565年。与《史记正义·年表》累计年数相近，若从可以推算的秦侯算起，秦史可计算的年代为652年，此即今天能断定的秦史的确切年代。

秦国使用“颛顼历”，以建亥之月也就是夏历的十月为岁首，夏历则是以建寅之月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正月为岁首，这样《史记·秦本纪》与其它比如使用夏历的国家篇章虽记载相同事件，但因为有三个月之差，因此时间记载上常相差一年。例如：田文来到秦国这件事，《史记·秦本纪》记录为昭襄王九年，而《史记·六国年表》记录为田地二十五年，对照则为昭襄王八年，《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也记录在这一年。再如《史记·秦本纪》昭襄王十六年，魏冉免相，在《史记·六国年表》中，此事则记录于昭襄王十五年。就是秦国纪年采用“颛顼历”，自十月后即为又一年之故。

秦故都雍城遗址遗址，位于陕西宝鸡市凤翔区，为春秋时期秦国都城所在地，其规模超过周都雒邑，雍城作为秦国首都时间前后294年，即从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一直到秦献公二年（公元前前383年），历二十代秦君。遗址今残存围墙东西长约3300米，南北长约3200米，从雍城内遗址可知，古雍城宫殿建筑林立，城内聂氏宗祠建筑面积有七千平方米，由大门、中庭、祖庙、昭庙、穆庙等组成，土木大屋顶式结构，是先秦宗庙建筑大规模者，还有宫殿建筑群，面积约二万一千八百平方米，是先秦时代最完整的朝寝宫殿群，在雍城宫殿遗址内发现有六十余个大型铜构件，包括有曲尺形、楔形、单齿方筒形、双齿方筒形、双齿小拐头形等，有些铜构件上雕刻着精致的蟠虺纹，有带几何线条刻纹的板瓦，有子母鹿图案的瓦当，有青蛙跳跃瞬间的蛙纹瓦当，有猎人斗兽图案瓦当，有鹿、雁、犬、蛙图案组合瓦当，艺术水平很高，郊外陵园密布，雍水绕城东南流过，城西有人工城濠，城西发现有一个可窖藏一百九十立方米冰块的冰室遗址，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冰室，城南出土陶制牛车模型，南郊有十三座诸侯陵园遗址，占地达数十平方公里，并发现有大型车马陪葬坑，出土有铁铲等器物。

秦穆公墓，位于凤翔区城东大街村毡匠巷南端。此墓自晋代就被认定为秦穆公墓，因此历代在此勒石立碑、栽松植柏和祭祀，已成规模，墓区约占地10亩，均为油漆彩绘仿古建筑，大门前树立着清代陕西巡抚毕沅所书“秦穆公墓”碑、中华民国凤翔县长毛炳文所立石碑、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和凤翔县人民政府所立石碑共四通。墓冢位于墓区中心部位，今余残高5-6米。墓周围筑红色砖墙。墓区有大面积夯土和先秦瓦片堆积。秦穆公墓区内，有与雍城文管所合署的凤翔县博物馆，馆内收藏凤翔历代文物三千余件。秦穆公为春秋五霸之一，司马迁加载他去世时，殉葬的人数高达177人，为历代所诟病。

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距雍城西南约七千米的三岔发掘了秦公陵园，从而使考古学界对秦陵大墓“平地起坟、不封不树”的墓制形式有了新的认识，也对此秦穆公墓提出了质疑。2008年夏，经过详细测评和勘探，证实此处的夯土地基是战国时期雍城城内靠近北城墙处的一座高台建筑的地基。秦穆公墓到底在何处？尚需后续考古发现。

秦故都栎阳遗址，位于今西安市北部武屯街道一带，自秦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到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共三十四年时间为秦国都城，汉高祖刘邦称帝后的五年时间也暂时以此为都（公元前205年-公元前200年）。栎阳城东西宽1801米，南北长2232米，城内七处建筑基址，三条街道，6个城门，总面积四平方公里，遗址内出土有金饼、铜、铁铲、杵磨、石范、石夯、绳纹筒瓦、板瓦、井圈和陶制品等，有秦也有汉初的文物。

秦都咸阳，是秦国最后的国都，也是秦统一中国后的国都。位于今天咸阳市东的长陵车站、窑店街道与肖家村一带，因位于九山之南、渭河之北，山水俱为阳面，得名咸阳。秦都咸阳遗址的一半已被渭河毁损，只有今咸阳北原上遗存，秦都咸阳的规模十分宏大，是经周密规划施工建设的，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自栎阳迁都于此，孝公、秦惠文王进行了了大规模建设，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每灭亡一个国家，即仿其宫室修建一宫，可想当年咸阳城规模的宏大，咸阳城横跨渭河南北，诸庙、章台、上林苑皆在渭河南，上林苑中修建了闻名于世的阿房宫遗址，令人痛心的是，秦朝灭亡后，项羽一把火将咸阳烧光，大火三个月都没有灭。今天的咸阳市是在原咸阳市位置向西移动了十公里。

秦都咸阳遗址中心区有丰富的文物出土，有模印制作地和制作陶工姓名的陶器，有重达千斤以上的烧熔变形的铜器，有建筑构件、兵器、度量衡器等，大量秦“半两”钱，大约15种关东各国的货币，还有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及文字的诏版。

秦景公大墓，即秦公一号大墓，位于秦国故都雍城（陕西凤翔）南郊，就在秦故都雍城遗址上。大墓考古发掘前发现有270多个盗洞，但发掘后仍然出土了三千五百余件珍贵文物随葬品。大墓占地面积5334平方米，呈长方斗形，大墓总体积7万立方米，深24米，呈倒金字塔型，墓顶部长59.4米，宽38.8米，底部长40米，宽20米。东西两侧有斜坡墓道，东侧墓道长156.1米，西侧墓道长84.5米。大墓周长300米，是迄今发现的先秦最大陵墓。大墓坐西向东，平面呈“中”字形，从底到顶分三层台阶状，每个台阶宽2-6米，环墓壁一周，室位于第三台阶中部，深4.2米，主椁室位于墓室中部，东西长约16米，南北宽约8米。副椁室位于主椁室之西南，东西长5米多，南北宽约7米，深26.1米。主副椁室中各有柏木椁具一套，形同一座长方体的木屋，长14.4米，宽、高均为5.6米，用截面边长21厘米的枋木垒砌而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构成主椁东、西壁及椁底、椁盖的所有南北向柏木，其两端均有长2．1厘米、宽8厘米、高9厘米的榫头伸出，在主椁南北两侧，凑成长方形的柜式规范，有些学者认为此即为“黄肠题凑”。

司马迁在《秦本纪》中记载秦穆公死时殉葬177人，已经引起世人愤慨 。而秦景公大墓中，殉葬者达180余人，既有奴隶，也有贵族，殉葬者有一棺一椁、一棺、无棺无椁；位置上有贴于墓主四周，有置之墓道，有填于回土中；有的身上佩戴饰物，有的没有。这些为当时的阶级反映。墓中出土大量金、玉、铜、陶、漆、石器、丝织品等随葬品，还有十多件铁质工具，如铁铲、铁等，质地精良，实用美观，反映了秦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佐证了《诗经·秦风》的“驷铁孔阜”。

墓内一石磬上用大篆刻记着“天子匡喜，龚起是嗣，高阳有灵，四方以”的字迹，龚即是共，起就是桓，于此推断该墓就是继秦共公、秦桓公之后秦景公的墓。另外还有一残铭文曰“唯四年八月，初去，甲申”，推算也证明此墓为秦景公的大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