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gāo gōu lí）政权（前37年－668年），指的是中国东北部的一个民族和地方政权，又被称为高句骊、句丽或高丽，属于秽（huì mò）系统。

高句丽政权的创始传说称其由北夫余族的王子高朱蒙建立，而不是由原居住在桓仁满族自治县、集安市一带的高句丽族所建。根据《好太王碑》文上的传说，公元前1世纪末，朱蒙率领部众自夫余地区南下，在沸流水一带降服了沸流国并建立了高句丽政权，依附于汉玄菟（tú）郡。高句丽政权自公元前37年创始，至公元668年灭于唐，共经700余年，传28代王。

高句丽政权建立之初，其势力范围主要限于浑江流域。王莽时期，由于高句丽不听命令，被更名为“下句丽”，以示侮辱。2世纪末，汉朝政局混乱，公孙氏在辽东割据自立，趁高丽统治者争夺王位之际，于建安九年(204年)攻破高句丽的都城，迫使新王伊夷模东迁至丸都城(今吉林集安)。此后高句丽经历了一段国力衰退的时期。然而东汉时期，高句丽发展迅猛。根据《后汉书·高句骊传》的记载，高句丽的领土范围涵盖桓仁、集安、通化等地区，向南与朝鲜、泼貊接壤，向东与沃沮相邻，向北与夫余接壤。三国时期，由于公孙氏和魏将毌丘俭的征伐，高句丽向西扩张受到挫折。4世纪初，高句丽占领了乐浪、带方等地，其势力向南发展到了大同江、载宁江流域，开始与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不相上下。4世纪中叶，慕容皝曾率军远征高句丽，焚毁其宫室，毁丸都而归。后由于中原战乱不断，高句丽西邻的慕容鲜卑势力日趋衰落。

5世纪初，辽东之地终被高句丽占有。高句丽向北发展。公元410年高句丽势力达到夫余故地，与后来从松花江下游南下的勿吉族接壤。之后高句丽又把南面作为主要发展方向，公元475年长寿王率军攻破百济都城汉城，迫使百济迁都公州市(今公州)，高句丽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了汉江流域。至此高句丽政权的区域范围达到了极限。在此期间，高句丽的长寿王还于公元427年将首都迁至平壤。在南北朝时期，高句丽与北朝的各个王朝保持着通使往来，进贡方物并接受册封。在北魏时期，凡高句丽的王嗣位，一般都被封为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也有可能被授予使持节的职位。北齐废帝乾明元年(560年)，封高句丽的王为高丽王，并从此开始称呼高句丽为高丽。隋朝建立之后，与高丽发生了多次战争。开皇十八年(598)，隋文帝杨坚命令汉王杨谅进攻高丽；大业七年(611年)、九年（613年）和十年（614年），隋炀帝杨广三次亲征高丽，但都没有取得成功。唐朝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征讨高丽，双方互有胜负。到了李治总章元年(668年)，唐将李勣率领大军攻占平壤，高丽灭亡。其余的高句丽人归属于新罗区和渤海国。唐朝灭亡高句丽后，曾对高句丽境内的人口进行了一次统计，共计有176座城池，总人口约为348.5万人。

高句丽占领平壤和辽东地区对其政权和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地区长期以来都是中原政权在东北地区的统治中心，被高句丽占领后，其势力范围不断扩大，政权得以巩固。其次在吸收中原文化的过程中，高句丽不断创新和发展，为其文化的多元性和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高句丽之名最早见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写作“高句骊”，为汉朝玄菟郡所辖的一个县。在《三国志》中最早出现“高句丽”之写法。在古汉语中，“骊”、“丽”相通，故“高句骊”“句骊”均可写作“高句丽”、“句丽”。骊在古代是指纯黑色的马。

高句丽这一国名推测来自音译，高句丽人称城池为“沟楼”，“句丽”便可推测为城池的音译。而“句（gou）丽”“高丽”读音相近，二者混读则为“高句丽”。由于高句丽人在建国前后居住于长白山区，有大量修筑山城的习俗，因此“高句丽”最终成为了中原地区对他们的称呼。约公元6世纪，应高句丽国王所请，北齐册封其为“高丽王”，此后高丽成为高句丽的正式国号。

高句丽名称的来源众说纷纭，下面将介绍几种主要的说法：

学者李俊永在《关于高句丽国家的起源》中提到，“高句丽”一词源自于王充所著《论衡·青验篇》中提及的秦高国。据此观点，“高句丽”一词的称呼演变自“秦离国”。在魏晋时期，人们将“高句丽”与古代的高夷相联系，后汉书也称之为“高句骊”。

学者李内焘在《榨国古代史》上中提到高句丽语中的“句丽”发音为“golo”，通过汉字音译为“忽”。这里的“高”意为“首位”，而“忽”指的是“城”，因此高句丽的本义可以解释为“首邑”或“上京”。

学者申采浩在《韩国上古史》上提到，高句丽的原音为“Kauli”，用吏文写成“高句丽”，其含义为“中京”或“中国”。据此说法，“Kauli”“中国”“高句丽”可以被视为同义词的不同写法。

学者孙进已在《东北民族史》指出，高句丽的“句丽”与桂娄、沟娄存在相似之处。《魏志·高句丽传》中提及“沟淡者，句丽名城也”，高句丽语将“城”称为“沟溇”。因此，“高句丽”的意思可以解释为“高城”。

学者李址麟在《古朝鲜研究》将高句丽与朝鲜语中的“铜”、蒙古语中的“黄铜“发音相近联系在一起。据此观点，“高句丽”可能指代“铜”或“黄铜”，而高句丽国则可译为“黄铜之国”。

学者傅朗云在《东北民族史略》将“高句丽”中的“句“发音理解为“勾”，同时也将其作为“高丽”、“高骊”、“高句骊”等称呼的来源。古代黑马被称为“骊”，因此高句丽可能意指“高大的黑马”，可能源自于夫余的马图腾氏族。

学者李肯在《燃室记述》中提到，“高句丽”亦称“高丽”，意指“山高水丽”，强调其所在地水源优美，堪称天下之胜。

总的来说，高句丽名称的起源存在多种不同的解释，由于历史记载的有限性以及语言演变的影响，无法确定哪种说法是绝对正确的。

高句丽的开国之君高朱蒙又名邹牟，是扶余国（又作夫余）国的王子。公元前37年（西汉元帝建昭二年），为躲避扶余王加害，率领扶余人的一支自松嫩流域的扶余国向南逃亡至卒本川（今桓仁满族自治县五女山），筑纥升骨城为都，通过联姻等方式同当地的濊貊（即高句丽人）联合起来建立高句丽国，国号“卒本扶余”。

朱蒙集团南下后，在征服了原本的“句骊胡”部族中的“沸流部”时，选择以古代的“高句丽”为名，实质上是将卒本夫余的根基转移到了这片土地上，标志着高句丽族群共同体的形成。这一新的高句丽族群以高朱蒙为始祖，随着高句丽政权的逐渐壮大，改国号“高句丽”。

高句丽国建立后，吸纳了大量的扶余人、汉人及周边其它民族，并模仿玄菟郡及高句丽县的方式来管理和巩固政权。此后高句丽国逐渐向四周扩张，征服部分周边方国，并于公元前28年灭北沃沮。

公元前19年，朱蒙长子类利（又名儒留）与母亲从扶余国逃到筑纥升骨城，被立为太子。同年，朱蒙病逝，儒留继位，是为儒留王（高类利）。儒留王继位后继续执行朱蒙的治国政策，对内以德治国，巩固国力，对外继续扩张，于公元前8年降服附近的鲜卑部族。公元前6年，扶余王带素要高句丽以太子都切为人质，都切恐惧不去，带素率5万军队攻打高句丽，结果因为天降大雪导致士兵大量冻死，被迫撤军。

公元3年，儒留王将首都迁都至物产丰富且地形险要利于防守的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市境内）。高句丽原有桂娄部（高句丽王族本部）和涓奴部，迁都后，儒留王又在新都附近组建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三部，至此形成高句丽五部。

公元12年，由于新朝王莽强令高句丽出兵讨伐匈奴，高句丽与新朝关系恶化，王莽将高句丽贬为下句丽，将高句丽王贬为侯。14年，儒留王征伐居住在今太子河流域的梁貊，进而袭取了新朝玄菟郡的高句丽县。

公元18年，儒留王病逝，其子朱留继位，即大武神王。大武神王时期（18年—44年），高句丽继续武力扩张，于公元22年出兵征讨扶余国，在战斗中杀死扶余王带素，次年扶余归降，成为高句丽控制下的附庸国。公元37年，大武神王攻克鸭绿江以南的乐浪郡（当时乐浪郡由新朝时期的割据叛将占据，为乐浪国），后又灭盖马、句茶等国。高句丽的迅速扩张激起了东汉的猜忌，公元44年（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年），东汉刘秀派兵进攻高句丽，攻占乐浪，并重新建立了乐浪郡，高句丽的扩张势头遭到遏制。

公元44年十月，大武神王病死，此后继位的闵中王早逝，慕本王暴戾，在国政上均无建树。公元53年十一月，慕本王被不堪其暴戾的国人刺杀，其三弟高宫继位，即太祖王。太祖大王的卒年和在位时间在历史上存在争议，耿铁华所著《中国高句丽史》认为《后汉书·高句丽传》中太祖大王于121年（东汉刘祜建光元年）逝世的可信度最高。

太祖王在位时期，高句丽再度恢复了扩张势头，于公元56年吞并东沃沮，后又吞并了东濊的一部分。高句丽在这一时期对东汉也采取了亦战亦和的战略，一方面维持了对汉朝的遣使朝贡，另一方面多次对汉朝的边郡发起进攻。同时，从大朱留王到太祖大王百余年间，高句丽较好地处理了 与辽东、玄菟的关系，解决了北方夫余的军事威胁，使周围的部落小国之王成为高句丽的古邹加、沛者、于台等官员，以其地为高可丽的郡县或部。使高句丽政权日益巩固，社会逐步稳定。118年，高句丽联合濊貊攻打玄菟郡华丽城。121年，高句丽又进攻东汉的玄菟、辽东二郡，焚烧了被攻下的城池，杀死、俘虏两千余人。同年夏，高句丽联合鲜卑派兵八千人进攻辽东，汉军惨败，知府蔡讽以下百余人战死。同年冬，高句丽又进攻玄菟郡，但被汉军击败。

太祖王死后，其子高遂成继位，即次大王，但因为人酷烈，于126年被人刺杀。次大王死后，其子高伯固（又称伯句）继位，即新大王。146年，高句丽军袭扰乐浪郡，杀死了带方县的县令，还掳走了乐浪太守的家人。

公元179年，故国川王高男武继位，恰逢中原地区进入东汉末年，由于政治腐败，国力开始衰退，对辽东的控制力开始下降。公元184年，东汉辽东太守公孙度率军从乐浪郡进攻高句丽，结果被高句丽击退。公元190年，高句丽国的外戚发动叛乱，被故国川王镇压。镇压叛乱后，故国川王于191年对高句丽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任用贤才，提拔了出身农民的晏留、乙巴素等有能力的大臣，高句丽因此呈现了治世景象。公元197年，因中原大乱，大量汉族难民涌入高句丽躲避战祸，高句丽收留了这些难民，进一步充实了国力。

公元197年（东汉刘协建安二年）五月，故国川王病逝，死后无子，有两个弟弟，其中拨奇较年长，延优（又名伊夷模）较年幼，但最终是延优被立为王，即山上王。延优被立为王后，拨奇怨恨自己身为兄长却不得王位，于是投奔割据辽东的辽东知府公孙度，又引公孙度军进攻高句丽。山上王派军迎战，大败公孙度军。迫于公孙度军的军事压力，山上王在国都国内城附近修筑丸都城。209年，丸都山城完工，山上王将都城由国内城迁至丸都山城。

山上王于公元227年病逝，其子忧位居继位，即东川王。东川区王刚继位时，与中原的曹魏保持着友好的外交关系，236年吴大帝孙权派遣使者渡海前来与高句丽建交，高句丽斩杀使者并传首曹魏，以避免曹魏的怀疑。公元238年，曹魏出兵讨伐公孙渊，由于高句丽与辽东的公孙家积怨已久，于是派遣军队和曹魏合作攻灭了公孙渊。

公孙渊灭亡后，曹魏与高句丽直接接壤，矛盾日益加剧。公元242年，高句丽偷袭辽东郡西安平县（今辽宁丹东市附近），双方关系破裂。公元246年，曹魏派遣幽州刺史毌丘俭率军一万，从玄菟郡出发，进攻高句丽。高句丽先是利用地形和兵力优势击败魏军，但随后被魏军大败。毋丘俭乘胜追击，攻占丸都山城，随后下令屠城，杀死高句丽官员等数千人，将丸都山城和国内城焚毁。毋丘俭在攻占丸都山城后继续追击东川王，东川王一路南逃至朝鲜半岛。之后高句丽以诈降之计刺杀魏军主将，方才迫使魏军撤军。

公元247年，由于国内城和丸都城均遭到魏军毁坏，东川王修建平壤城，将国都暂时迁移至此以躲避魏军锋芒。公元248年东川王病死，其子然弗继位，是为中川王。中川王继位后，组织修复丸都山城和国内城，努力恢复国力。公元259年，曹魏再次进攻高句丽，结果被高句丽击退。公元267年，丸都山城和国内城重建完成，中川王此后开始不断进攻辽东、乐浪和玄菟。

公元270年，中川王病死，其子药卢（又称若友）继位，即西襄王。西川王在位期间，高句丽国力已从先前的毋丘俭入侵中恢复了过来。公元280年，北方民族肃慎与高句丽爆发冲突，高句丽击败肃慎，将600余户肃慎人迁至境内。

此时慕容鲜卑已经在东北地区崛起，并开始与高句丽争夺对辽东的控制权。公元292年，西川王病死，其子相夫继位，即烽上王。烽上王为人残暴而多猜忌，残杀大臣，引起朝野不满，慕容鲜卑乘机于293年八月进攻高句丽，烽上王恐惧退避，但高句丽军队成功击败了慕容鲜卑的进攻。公元296年八月慕容鲜卑再度进攻高句丽，但也没得到什么战果。烽上王为抵御慕容鲜卑进攻，大兴土木建设防御工事，结果造成百姓困苦，国力大受损害。

公元300年，高句丽群臣废黜烽上王，烽上王忧惧自刎而死，其弟古邹加咄固之子乙弗（又称忧弗）继位，即美川王。美川王即位后，任用贤良，推行改革，恢复国力。恰逢中原地区陷入晋朝后期的动荡，无暇北顾，美川王于是于公元302年九月亲率大军入侵玄菟郡，又于公元311年八月派遣军队袭击辽东郡西安平县。同时，美川王还对朝鲜半岛的乐浪郡和带方发动进攻。公元315年，高句丽军又攻破玄菟郡郡治，掳获大量人员财物。

西晋辽东刺史崔毖因为所辖士民大量归附慕容鲜卑，对慕容鲜卑十分恼怒，于是暗地里联系高句丽、段氏等联合进攻慕容鲜卑。结果高句丽和段氏中了慕容鲜卑首领慕容廆的反间计，没有派兵援助，致使崔毖大败，几乎只身逃入高句丽。慕容廆在控制辽东后与高句丽形成对峙状态，双方互有攻防。

公元331年，美川王病逝，其子斯由（又称云钊）继位，即故国原王。故国原王继位后，增筑平壤城，又再一次修丸都山城和国内城，并于公元342年秋八月将首都迁回丸都山城。同年十一月，慕容鲜卑的首领慕容皝率军兵分南北两路，大举入侵高句丽。鲜卑军南路的主力大败高句丽军，攻下丸都山城，掳获人口五万，焚毁了丸都山城。但由于高句丽军击败了鲜卑军的北路军，慕容认为自己难以长久据守高句丽，于是退兵。公元355年十二月，高句丽派遣使者朝觐前燕（慕容鲜卑建立的政权），纳质修贡。

公元371年冬，百济王率军进攻平壤，故国原王率军出战，死于流矢，其子丘夫继位，即小兽林王。小兽林王统治时期，实行改革、恢复、发展的策略，致力于内政，努力发展国力，使高句丽国家富足，军事力量增强。公元384年小兽林王病逝，死后无子，其弟故国壤王（又称於只支）继位，即故国壤王。故国壤王继位后，于公元385年出兵4万袭击辽东，击败后燕（前燕灭亡后慕容鲜卑宗室慕容垂复国建立的新政权），一度攻破辽东、玄菟二郡。

公元391年，故国壤王病逝，其子谈德继位，即广开土王（简称好太王）。好太王继位后，励精图治，整肃军队，使高句丽的国力迅速强大起来，此时后燕的国力相比前燕已大为衰退，面对高句丽处于劣势。392年，好太王亲率大军进攻百济，又在393年和394年两次击败百济的进攻。395年，好太王兵临百济首都慰礼城（今韩国首尔特别市），次年从海上和汉江进攻慰礼城，成功破城，百济王阿莘王被迫请降，高句丽至此从百济手上夺得朝鲜半岛的控制权。同时，好太王还进攻契丹部落碑丽，稳定了高句丽的东北地区边疆。

好太王继位初期，与后燕暂时保持和平状态，后因好太王不再以谦卑的朝贡国姿态面对后燕，与后燕矛盾迅速激化。399年，后燕以好太王“事燕礼慢”为借口发起进攻，结果被高句丽击败。400年，后燕再次进攻高句丽，结果遭到好太王的反击。402年，好太王主动进攻后燕，大获全胜，至404年彻底控制了整个辽东半岛。405年后燕皇帝慕容熙渡过辽河攻打高句丽，结果又被高句丽击败。406年，高句丽再次击败后燕，后燕于407年彻底灭亡，至此辽东地区彻底被纳入了高句丽的统治范围。410年，高句丽又进攻东扶余，并迫使其投降高句丽。

高句丽在中国东北地区不断扩张的同时，在朝鲜半岛也在不间断地扩张自己的势力。400年，朝鲜半岛上的国家新罗遭到百济、倭和伽（朝鲜半岛南部的一个国家联盟）的进攻，被迫向高句丽求助。高句丽打败了倭国和伽倻的进攻，新罗和伽倻至此成为了高句丽的臣属。404年，高句丽再次击败了倭国的进攻。

412年冬，好太王病逝，其子巨连（又称琏）继位，即长寿王。长寿王继位后，首先巩固和稳定了好太王扩张后的国家，发展生产，使得高句丽连续取得农业丰收，国力进一步强盛。长寿王还为其父好太王修建了宏大的坟墓，鉴于此前高句丽不立墓碑导致陵墓管理问题，长寿王还下令立起了4米高的好太王碑，并在碑上记录其功绩。在好太王的葬礼结束后，长寿王又为自己选择了墓地并开始修筑王陵。

长寿王在位的前期，与中原各王朝均保持良好关系，分别向北魏和晋朝派遣了使臣朝贡，获得了双方对其控制辽东四郡（即辽东、玄菟、带方、乐浪郡）的合法认可。427年，鉴于辽东局势稳定，高句丽的下一步开拓方向应是朝鲜半岛，加之国内城一带地势狭小，满足不了首都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此前又曾遭战争破坏，故长寿王决意迁都平壤。迁都平壤后，长寿王在平壤大修工事山城，并迁移大量移民至平壤一带居住。

436年，北魏灭亡燕国，北燕王室逃亡至高句丽。高句丽本欲吸纳北燕王室壮大自己力量，但北燕末代君主冯弘不愿接受高句丽统治，意图投奔南朝宋，于是被长寿王派人杀死。北燕灭亡后，北魏致力于向南方的发展，放任高句丽在东北地区的势力扩张，高句丽为稳定北方局势，亦多与北魏交好，但也对北魏多有提防。

因高句丽迁都平壤，将军事重心南移，引起新罗、百济的不安，双方边境摩擦加剧。450年，新罗军队袭杀高句丽边将。454年，高句丽派兵入侵新罗北部边境。468年二月，长寿王派1万军队进攻新罗区，攻克新罗北部的悉直州城，迫使新罗求和。469年八月，百济盖卤王派兵袭扰高句丽南部边境，并向北魏派遣使臣请求出兵干预。长寿王鉴于百济对高句丽进攻早有防备，于是利用间谍诓骗盖卤王大兴土木，消耗百济国力。475年九月，在百济因盖卤王大兴土木而国力大衰之际，长寿王率兵三万进攻百济，用火攻的方法攻克百济首都汉城，杀死盖卤王，至此，高句丽控制了汉江平原，国力进一步强盛。

长寿王于491年十二月病逝，在位79年，终年98岁。长寿王死后，其孙罗云（又称云）于492年正月继位，即文咨王。494年，扶余国王因受黑水靺鞨进攻，率众投靠高句丽，扶余国彻底灭亡。此后高句丽多次进攻新罗、百济，互有胜负。

文咨明王在位时期，面对新罗和百济的联盟，高句丽屡攻不克，国力已有衰落之相。文咨明王于519年去世，其子兴安继位，即安藏王。安臧王在位时期，在北魏和南梁多次派使者前往南梁朝贡以维持外交平衡，并于523年、529年派兵进攻百济，取得了一定战果。531年，安臧王，死后无子，其弟安原王继位。安原王继位后，继续维持在北魏（后分裂出东魏）和南梁之间的外交平衡政策，同时向双方朝贡，维持北方边境的和平局面。535年夏，高句丽境内爆发严重洪水，十月又出现地震，之后又连续遭遇疫病、旱灾、蝗灾，导致持续两年的饥荒。540年，百济趁高句丽连遭天灾袭击、国力大衰之机对高句丽发起进攻，结果被高句丽军队击退。542年，高句丽境内又遭遇大风和冰雹袭击，连年天灾致使高句丽的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百姓流离。与此同时，高句丽国内围绕最高官职“大对卢”的争端愈演愈烈，政争不止。

545年，安原王病逝，其子平成继位，即阳原王。阳原王继位后，努力稳定高句丽国内局势，但国力继续衰落。551年，百济和新罗联合进攻高句丽，攻陷汉城，高句丽至此失去汉江流域。554年，高句丽攻打百济的熊川城，未果。557年，丸都山城的贵族干朱理聚集部众起兵叛乱，被阳原王镇压。559年三月，阳原王去世，其子平原王继位。平原王继位后，改革官制，提拔有能力的平民为官。同时，面对频繁的天灾，平原王多次对受灾百姓进行抚恤， 并努力鼓励农业生产。此外，平原王还改革军制，建立了一支战力强悍的近卫军；又大量建设山城，强化了军事防御体系。583年，由于连年灾荒袭击，平原王下令减轻国家支出用度，并告诫各地方官继续鼓励农业生产。589年，隋朝灭亡南陈，统一全国，要求高句丽臣服，两国关系恶化。590年，平原王下令军队进行战备，防备隋朝的进攻。

590年十月，平原王病逝，其子元（又称大元）继位，即高元。597年（杨坚开皇十七年），高句丽先发制人突袭隋朝辽西地区的营州（今朝阳市），结果被隋军击退。隋文帝因此大怒，于598年（隋文帝开皇十八年）派兵三十万分水陆两路进攻高句丽，结果路遇大雨，粮草不继，水军又遭遇风暴，无果而终。 此后，婴阳王上书称臣，两国维持了表面的和平。

607年（隋炀帝大业三年），高句丽暗派使臣联络突厥启民可汗，引起隋炀帝愤怒。隋炀帝召婴阳王入朝觐见，婴阳王拒不来朝。610年（大业六年），隋炀帝再度诏令高元入隋觐见，结果依旧没有得到回应。611年（大业七年），隋炀帝下诏征讨高句丽，并于612年（大业八年）正月发兵113万，号称200万，从陆路进攻高句丽；又命令来护儿率领水师4万，从海路直接进攻高句丽首都平壤。来护儿在距离平壤60里处和高句丽军开战，连胜几局后直接进攻平壤城。副总管周法尚劝阻他不要贸然进攻以免中埋伏，但是来护儿不听率军四万继续进攻。高句丽军用诈降计诱骗他进城，杀得隋兵毫无招架之力，后又在大臣乙支文德的诈降计帮助下于萨水（今朝鲜清川江)大败隋军，歼灭隋军三十万，迫使隋炀帝撤军。

613年（大业九年）正月，隋炀帝再次下诏聚集天下兵马于涿郡，筹备第二次对高句丽的进攻。三月，隋炀帝再度亲征高句丽，于四月末再度围攻辽东城，结果依旧久攻不克，伤亡惨重。隋炀帝下令垒土攻城，结果就在工事即将就绪之时收到了杨玄感叛乱的消息，被迫撤军。高句丽军队趁胜追击，乘着隋军渡过辽河时，斩杀了被隋军落在队伍后方的数千羸弱。大业十年（614年），隋炀帝第三次征发天下兵马以攻打高句丽，一路上士卒多有逃亡，征发的士卒也大多未能到达。同年七月，婴阳王派遣使者向隋朝请降，献上隋朝叛将斛斯政，并许诺入朝觐见，隋炀帝于是班师回朝。结果婴阳王再度反悔不至，隋炀帝还想再次组织征讨高句丽，最终没能成行。

高句丽与隋朝的战争使得隋朝消耗了大量国力，社会矛盾迅速激化，直接导致了隋朝的灭亡。但高句丽也在战争中损失惨重，大量青壮人口战死，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618年九月，高元去世，其异母弟建武继位，即高建武。荣留王继位后，对唐朝和百济采取和解政策，同时与突厥结盟，努力防御唐朝的进攻。631年，高句丽开始在辽东修建千里长城以防止唐朝进攻。

高句丽后期，王室权力开始衰微，权臣和地方势力日益专擅朝政。荣留王晚年，权臣渊盖苏文日益把控朝政，扶植党羽，侵夺军权，引起荣留王和部分大臣不满，计划除掉渊盖苏文，结果计划被渊盖苏文得知。642年十月，渊盖苏文借着阅兵之机发动政变，杀死荣留王和数百名朝臣，另立荣留王的侄子宝藏为王，史称宝藏王。

宝藏王时期，渊盖苏文自封莫离支，完全把控朝政，唐朝借此机会出兵收复辽东旧地。644年（唐太宗贞观十八年），渊盖苏文不顾唐朝使臣阻止，出兵进攻新罗区，新罗于是向唐求助。收到新罗求助后，唐太宗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亲率水陆大军十余万进攻高句丽。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李勣派遣少量部队佯攻怀远镇，自己亲率主力部队北上攻下玄菟城。后来李世和李道宗合兵一处攻打玄菟城东面的盖牟城，由于出兵突然对方来不及反应，盖牟城迅速攻下。在盖牟城攻下之后，高句丽军开始积极布防，防止唐军攻击。此时营州都督张俭率军东行开始围攻处于营州东南方向的建安城，成功歼敌数千人，将建安城用重兵包围起来。在营州西南方向的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张亮亲率水军渡江作战，包围了卑沙城。卑沙城是处于辽东地区的重要军事重镇，水军想要登陆必须从卑沙城上岸，张亮趁着深夜高句丽守军放松警惕时派遣士兵深夜爬上城墙，和守城的士兵展开深夜遭遇战成功的夺下卑沙城。唐军几路接连告捷，镇守在辽东地区的高句丽守军开始了加强了城池的防守，并且从远方不断派遣军队前来支援。同年四月，唐军渡过辽河，对高句丽发起进攻，先后攻破包括辽东在内的十余城，随后包围安市城（今辽宁海城市附近）。高句丽派兵十五万前来救援，结果被唐军大败，举国震动。后因安市城守军殊死抵抗，唐军久攻不克，鉴于冬季将至，补给困难，于是班师回国。

李世民虽为进攻高句丽未能达到目的而后悔，但高句丽在这场战争中损失惨重，所丢失的土地也被唐朝所占据，国力进一步衰弱。此后唐朝改变战略，对高句丽进行反复的袭扰战争，高句丽疲于应对。

李治永徽五年（654年），高句丽派兵进攻臣属于唐朝的契丹，结果被唐朝击败。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唐高宗因解救新罗派兵征伐高句丽。在这次战争中，唐军渡过辽水，进攻高句丽的新城。高句丽军队见唐军人数少便开城迎击唐军。双方展开激战，最终唐军大败高句丽军队。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唐高宗再次派遣军队征伐高句丽，并在辽东地区展开了战争。十一月，唐军与高句丽的大将温沙门在横山（今辽宁省辽阳市东华表山）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最终，唐军大获全胜，攻破了横山。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李治和新罗国王合力对百济进行围攻。唐将苏定方率领水军与百济军展开激战，并最终击溃百济军队防线。唐军乘胜而进，攻占百济都城外郭，导致百济国王倾全国之兵前来迎战，但最终被唐军击溃。百济王义慈及太子隆逃亡，其次子泰最终投降，此次战争之后百济灭亡，高句丽陷入孤立状态。

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渊盖苏文死后，三个儿子发生内讧，其长子渊盖男生归降唐朝，并引唐军进攻高句丽。乾封二年（667年），唐军在辽河大败高句丽军主力，连续攻克高句丽多座城池。李治总章元年（668年）夏，唐军渡过鸭绿江，一路攻至平壤城下。同年九月十二日，唐军攻克高句丽首都平壤，俘获宝藏王及渊盖男建，渊净土投降新罗，高句丽灭亡。

唐高宗总章元年(668)二月，唐朝成功攻占了高句丽西北军事重镇扶余府（今农安县）。面对唐军的强大攻势，高句丽在消息传来后备感胆怯，向唐军献上四十座城池，唐军声威大振。随后，高句丽率领五万人前来扶余国支援，与唐军在薛贺水进行了激战，然而高句丽军队遭到重创，损失了3万余人。唐军接着占领了大行城（今辽宁丹东市），至此鸭绿江以北的土地均被唐军收复。九月，各路唐军齐聚鸭绿江边，高句丽发兵抵抗最终被唐军击败。唐军追击两百里，攻占了辱夷城，高句丽各城逃散或者自动投降。随后各路唐军发动总攻，围攻平壤城一个月后，城内难以为继，高句丽开城出降，高句丽政权宣告灭亡。

高句丽被灭国后，唐在高句丽旧地设置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并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新罗对唐朝的安排心怀不满，于是暗中支持高句丽的遗族开展复国运动，迫使唐朝撤至大同江以北。683年，宝藏王后裔安舜建立的报德国被新罗吞并，新罗至此控制了朝鲜半岛的大部分地区。713年，原本臣属于高句丽的渤海国在首领大祚荣领导下在东北地区建立震国，即后来的渤海国。 后来大荣建立振国，继承高句丽，并和唐朝建立了藩属关系。

公元1世纪初，高句丽刚刚完成统一建国时，其西部边境大约在今辽宁本溪市桓仁县一带，东部边境大约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满浦、江界附近，北部边境大约在今辽宁通化市一带，南部边境大约在辽宁宽甸与朝鲜楚山郡附近的鸭绿江地区。

公元3世纪初（即中国东汉后期），随着高句丽几代国王的兼并扩张，高句丽国的疆域大幅扩大。这一时期高句丽的西部边境达到梁水（今辽宁太子河）上游，东部边境已扩张到朝鲜的两江道、咸镜北道一带，南部与东汉以萨水（今朝鲜清川江）为界，北部与扶余隔辽源至抚松一线为界。

好太王时期（391年—412年），对辽东地区和朝鲜半岛多次用兵，使得高句丽的领土进一步拓展，其西部边境抵达辽河一线，南部边境到达汉江流域，东部边境抵达吉林延吉、珲春至日本海一带，北部边境触及松花江中游一带。至6世纪初，高句丽疆域达到极盛，其西部势力越过辽河抵达大凌河地区，北部彻底吞并扶余国，到达今吉林吉林市至农安县一带的松花江流域；南部边界越过汉江平原，抵达今韩国的忠州市一带，东部边界依旧维持好太王时期的状态。

6世纪中后期，高句丽国力逐渐衰落，并在百济和新罗联军的进攻下失去了汉江流域，又被新罗占领咸兴平原地区，其南部的领土范围大为缩小。

668年唐朝灭亡高句丽后，曾对高句丽境内的人口进行了一次统计，共计有176座城池，户籍数为69万7千，以每户5口计，则高句丽的总人口约为348.5万人。

高句丽国王的权力较为集中，是军事和宗教活动的最高领导者，也掌握一切国内外事务的最高决策权。

高句丽王位的继承方式可以基本分为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和叔(伯)侄相继三种形式。这三种继承方式反映了不同时期高句丽政治发展的走向和变化态势。

在高句丽共有27位王位继承者中，以父死子继的方式继位的共有17位。这种形式占据了绝大多数的王位继承数量。父死子继是高句丽王位交替最为普遍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后任者通常是太子或世子，在前任王的时期就已经确定了继承者的身份，因此相对和平，几乎没有政治阴谋和谋杀前任王的事件发生。

另一种继承方式是兄终弟及，共有7位王采用了这种方式。兄终弟及的方式呈现出两种趋势。一种是通过政治谋害兄长来获取王位，这样继位的有四位王。另一种情况是前任王兄长没有子嗣或基于正常的政治需要，被拥立为君，这样继位的有三位王。

第三种继承方式是叔(伯)侄相继，共有3位王采用了这种方式。几乎所有以叔(伯)侄相继的方式继位的王都是通过政治角斗手段获取的。这种方式的继位通常与宫廷政治事件和谋杀前任王相关。

高句丽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王朝，在其王位继承制度中有储君制度。自第二代王琉璃明王开始，高句丽形成了长子继承制的传统。另外，由于高句丽王室血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造成高句丽王储的血统不仅限于高句丽族，还有可能包含其他民族的成员。这源于高句丽早期的民族形成过程是以建国前的"句骊蛮夷"为前身和起点的，到高句丽建国前中期的漫长民族发展期，一直到中后期的民族成熟期，都是其逐渐成形的过程。早期高句丽所融合的成员主要是貊人，而后来逐渐征伐和吸纳的扶余国人、沃沮人、古朝鲜人、汉人、肃慎人、契丹人、新罗人、百济人等。根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的记载，有些高句丽王子的母亲是高句丽人，有些是夫余人，还有一位是汉人。在这些王子中，有些最终成为了高句丽的国王，而有些则未能继承王位。太子或世子一般是指已确定继承帝位或王位的君王的儿子，也可以是贵族家族的正式继承人。

但是由于复杂的宫廷斗争和权力争夺，储君制度在高句丽并未一直得到很好地执行。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的记载来看，共有24位太子（或世子），其中有17位成功继位，未能继位的主要原因包括早逝、政治谋杀或被废黜等。尤其是在高句丽后期，由于王权旁落和贵族政治的干涉，长子继承制度再次被废止，王位的继承完全被权臣所把持。

总体来说，高句丽的王储制度在中期相对较为贯彻，但在后期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和破坏，最终无法持续有效地执行下去。

高句丽建国初期，政权较为原始，官僚体制不甚完善，随着时代发展，高句丽逐渐建立起了国家官制。

公元三世纪以前（对应中原地区两汉时期），高句丽的国家官吏分为八个等级，从尊到卑依次为：相加、对卢、沛者、古雏加、主簿、优台丞、使者、皂衣先人。其中相加来源于汉地的“相”，后改名为国相，是高句丽的百官之长，其职权类似汉朝的丞相。对卢、沛者是掌管军事的官职，其职权相同，只是对卢次序略高，有对卢则不设沛者，有沛者则不设对卢；沛者有时也会作为一种爵位进行封赏。古雏加又称古邹加、古邹大加，类似后来北齐设立的鸿胪寺，是负责礼仪的官职。主簿借用的是汉朝官名，负责文书类工作，高句丽的主簿还参与军政事务，也可作为爵位。优台丞又称优台，也可作为一种爵位。使者也出自汉朝官名，是到地方代表高句丽王行使权力的官员。皂衣先人是高句丽中央官职中的最低一等，其职权与使者类似。除了这八级官员外，高句丽还设有中畏大夫，这一官职也是受汉朝的官僚设置影响，是较为尊贵的官职，往往由高句丽国王的近臣担任。

高句丽的早期官制一方面受汉朝官制影响，一方面也保留了高句丽民族特点，官制与爵位经常混淆，职权不甚分明。

公元三世纪，随着东汉王朝的灭亡，中原地区陷入分裂局面，高句丽趁机大举扩张，国力得到增强的同时，也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进一步完善了高句丽的官僚体系。在这一时期的高句丽官僚体系中，原有的八级官员体制依然保留，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官职。这些新官职分别为主簿大加、九使者、大使者、大兄、小兄、驸马都尉等。其中主簿大加指担任主簿的高句丽贵族，可以领兵出征，行使武官职权。九使者在史料中所见不多，应指使者中地位最尊贵者，位在大使者之上；大使者类似使者职，地位比使者高。大兄、小兄也是一种军事官职，其中大兄也可作为爵位使用。驸马都尉官名来自汉官，其职权也类似，掌管高丽王的副车，由国王之女的夫婿担任。

四世纪以后，高句丽国力进一步发展，趋近极盛，与中原地区的交往也更加频繁，官僚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在这一时期，之前的八级官制逐渐发展为十二级官制，从尊到卑分别为大对卢、太大兄、大兄、小兄、意俟奢（又作意侯奢）、乌拙、太大使者、大使者、小使者、褥奢、属、仙人。其中大对卢由先前的对卢演变而来，取代相加成为等同于丞相职位的官职。太大兄、大兄、小兄为先前大兄、小兄演变而来。太大使者、大使者、小使者则为原本的使者演变而来。皂衣先人演变为先人，其职能地位依旧不变。其余几种官职则因为史料缺失，职权范围不详。

此外，随着高句丽与中原地区往来的增多，中原地区的官僚制度对高句丽的影响也得到了加深。除了主簿、使者、驸马都尉外，也出现了长史、司马、参军等官职。

六世纪后，高句丽的官僚制度基本趋于定型，十二级官制基本稳定。不同史料对这一时期高句丽的官制设置记载存在一定区别，其中《隋书》记载为：太大兄、大兄、小兄、对卢、意候奢、乌拙、太大使者、大使者、小使者、褥奢、翳属、仙人；而《新唐书》记载为：大对卢/吐捽、郁折、太大使者、皂衣头大兄、大使者、大兄、上位使者、诸兄、小使者、过节、先人、古邹大加。此外，还有大莫离支和莫离支等官职。其中莫离支是高句丽后期掌管内外军国大事的最高官职，大莫离支为莫离支的加衔。而根据史料分析，曾经地位最为崇高的大对卢，至这一时期级别已低于莫离支和大莫离支。莫离支及大莫离支并未见于史料对高句丽十二级官制的记载，学者华阳在《关于莫离支的观点及我见》推测其为权臣渊盖苏文所自设的官职。

高句丽地方官吏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原高句丽五部基础上形成的地方官僚制度，另一类则是在高句丽后来扩张的领土上设置的地方官吏。在原高丽五部地区，地方长官基本由五部首领演化而来，其主要官职有大加、部长等，其中高句丽五部的首领被称为大加，是地方上的最高长官，其中中部（王族本部）、西部（涓奴）、北部（绝奴）的大加均可称古雏加，同时兼任中央职官；部长则指高句丽五部以外的部落的首领，也是地方上的最高长官，只是因为所部较小，管辖范围较大加为小。至四世纪，大加、部长均改称褥萨。

在高句丽五部之外的新征服地区，高句丽早期将征服的部落方国首领直接改任为当地的地方首长以方便管理，后高句丽先后占据辽东、乐浪郡等原汉朝属地，于是在这些地方模仿汉朝制度设立郡县。其中较大的城市设置褥萨，相当于都督，是地方上的最高官职；较小的城设道使，相当于刺史。褥萨、刺史之下都设置有僚佐，各司其职。此外，在一些地方，高句丽还沿用汉朝制度在郡设置知府；县一级也有沿用汉朝制度设宰的情况存在。

除了地方长官外，根据一些考古资料的记载，高句丽在地方上还设有邑长、仟长、佰长、小兄、上位使等等职官，中央的八级（后为十二级）官级制也在地方政治机构中沿用。

建国初期，高句丽法律较为原始，没有成文的法律，所有罪行不分等级、不分种类，经诸加评议后处死，其妻子被罚没为奴婢。公元4世纪以后，随着高句丽政权建设的完善，其法律体系也得到了发展。公元373年，高句丽的小兽林王开始颁布成文的法律。

高句丽的法律目前没有流传下具体条文，根据史料记载汇总，高句丽的法律主要有以下几类：

1.针对谋反及叛乱：高句丽法律将谋反及叛乱视为最重的罪行，犯罪者将以火刑处死并斩首示众，同时籍没其家产。

2.针对盗窃：高句丽法律针对盗窃公私财物者，分情节予以处罚，盗窃者须以赃物十倍至十二倍的价格进行赔偿，如果无力支付赔偿，则其子女将被罚没为奴婢，本人则会受到鞭笞的惩罚。

3.针对伤害牲畜或人：高句丽法律规定对杀人者的惩罚与战场投降、逃跑的惩罚一样，一概斩首处死。伤害生产用的牲畜者，则会被罚为奴婢。如果伤害的牲畜是祭祀所用，则处以死刑。

除了针对犯罪行为的刑罚外，高句丽法律中还有继统法、租税法、婚姻法、徭役法等法律条文。此外，高句丽王本人或王国政府所发布的指令、规定、条文等，也具有法律性质，如果违背将受到处罚。

高句丽没有专门的司法机构，高句丽国王为最高司法长官，对罪犯有处罚和赦免的权力。各级官员除了行政外，也要负责司法事务。高句丽王国除了首都外，地方州县也设有监狱部门。在一些特定的时间，如新王即位、立太子、祭祀始祖庙、获祥瑞等吉庆之日，高句丽王往往会实行大赦。

农业是高句丽最重要的经济部门。高句丽早期国土主要在长白山山地，地形崎岖，农业发展受到一定限制；中期国土大为拓展，控制了辽河平原、江汉平原等适合农业发展的平原区，使得高句丽的农业迅速发展。同时，铁制农具在高句丽得到推广，更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进步。为保护农业生产，高句丽政府还规定破坏生产用牲畜者须罚没为奴。

高句丽的主要农产品有谷子、高粱、大豆等，此外还种植葱、蒜等蔬菜。从公元4世纪起，牛车被广泛推广。高句丽主要实行土地国有制，土地可以被国王作为赏赐赐予贵族。租税方面，高句丽规定拥有固定土地的居民每人每年须缴纳布五匹，谷五石；没有固定土地的“游人”则每三年缴纳一次税，每次缴税由十人共同缴纳细布一匹；地租则按照土地的好坏分为三等，上等土地每户每年缴纳地租一石，次等土地每户每年缴纳地租七斗，下等土地每户每年缴纳地租五斗。

高句丽后期，由于统治者热衷大兴土木，大肆征派劳役，导致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后来由于高烈度的战争迫使大量青壮参军，军费开支更导致赋税高涨，使得高句丽的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并最终导致了高句丽的灭亡。

高句丽人早期以渔猎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在高句丽建国后，其主要经济模式转变为定居农业，但渔猎依旧在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高句丽濒临大海，多山多河，渔业资源及野生动物资源丰富，在高句丽时代及更早的遗址中，渔具及狩猎用具多有出土。高句丽人擅长捕鱼，常乘船出海以渔网进行捕鱼作业；狩猎活动在高句丽社会中也十分频繁，高句丽人常在春、秋两季进行狩猎，其捕猎对象有虎、熊、野猪、鹿、黄羊、貂等，狩猎所获的动物皮毛是高句丽重要的物产之一。

高句丽境内有辽阔草场，畜牧业发达，有马、猪、牛、羊等牲畜。高句丽人擅长养马，其著名的马种“果下马”身材矮小，动作灵活，可在山林间迅速穿行；除了果下马这种矮马外，高句丽也有较为高大的马种。

高句丽的手工业有制陶、冶炼、金属制造、纺织、造船等。高句丽的制陶业独具特色，其陶器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并部分结合了中原地区传入的制陶技巧。高句丽的陶器大多为绿釉、黄绿或黄釉，以生活用具为主，制作精良，质地坚硬。高句丽时代烧制的砖瓦有不少具有花纹或铭文，其中瓦当装饰格外突出，纹理复杂精致，颇具艺术价值。

高句丽的冶铜历史悠久，铜器的数量、种类均较为丰富，有铜镜、铜斧、铜鼎等。在韩国庆尚南道曾发现鎏金铜佛像，高约16厘米，制作精美，惟妙惟肖。高句丽冶铁业发展较晚，早期依赖中原地区输入，至中期开始展现出独特的民族特色。高句丽人善作金器、银器，常用鎏金技术，并有大量的金银首饰器物出土。出土首饰技艺精湛，花纹细腻，可以考证高句丽工匠已熟练掌握切割、拉丝、镶嵌等金器工艺。高句丽漆器出土较少，但已出土的漆器均展现出了较高的工艺水平，纹饰精美考究。

高句丽境内多山，桑树、苎麻种植广泛。高句丽人早在建国初期便已流行养蚕业，能够织出花纹精美的丝绸，其精湛的缝纫技术得到了《三国志》等史料的夸赞。

高句丽靠近大海，境内多河流，造船业的发展有悠久历史。鸭绿江是高句丽境内重要的水路交通路线，有大量大船穿梭于江面上。除了河运外，高句丽的海上交通也很发达，拥有大量可用于航海的大船。到高句丽中期，高句丽与中原王朝间的交往主要通过海路进行。除了用于交通的船只外，高句丽也拥有战斗用的战船。

根据史料记载与考古发现，高句丽的农业、手工业、商品生产及文化精神生活发达，社会分工细化，社会生产和消费活跃，具有商品经济发展的土壤。农业经济的发展，使得高句丽的手工业得以从渔猎与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促进了城镇的兴起和发展。高句丽城市发达，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现的高句丽古城就有数十座之多。

高句丽政权存在初期，部落之间便已存在物品交换。此后商品交换范围随着高句丽疆域的扩张而扩增，出现了与中原、契丹之间的商品贸易。在吉林集安市出土的晋朝青瓷壶佐证了高句丽与中原之间的商贸往来，而在朝鲜半岛南部原新罗地区出土的高句丽铜盖碗也说明了高句丽与新罗之间的贸易。此外，根据《隋书》记载，缺铁的契丹也依赖与高句丽之间的贸易获取铁器。

高句丽没有自己的铸钱，国内通行中原地区的铜钱，在高句丽墓葬中出土有大量的中原铜钱实物。高句丽国内盛产白银，白银和黄金均作为货币通行。此外，高句丽也通行实物货币，布帛、粮食等均具有货币职能。

在高句丽建国以前，高句丽诸部处于部落状态，其军队呈现非职业化的部落兵状态，部落首领也有可能拥有一支规模不大的亲兵。高句丽建国以后，逐渐建立起了一支以高句丽人为主的职业化军队，其兵源主要来自高句丽五部的青壮年，数量大概在两万人以上。

此后随着高句丽控制范围的增加及军队规模的扩大，高句丽军队的民族构成开始多元化，军队兵力逐渐增加。至公元400年，高句丽派军支援新罗抗击倭国入侵时，已可以一次性出动五万人的军队。根据推测，在好太王时期（391年-412年），高句丽的常备军队数量大约为七万人左右，其中步兵约四万，骑兵约两万，水军约一万；加上后备兵力在内的总兵力大约已有十二万。高句丽的社会基层的村社组织军政合一，村民平时参与生产工作，战时则应征从军，补充常备部队。高句丽重视军事训练，经常以田猎活动作为训练军队的手段。

至公元七世纪初，由于高句丽多次面临隋朝、唐朝的进攻，又在朝鲜半岛面临百济、新罗的压力，其军队规模大幅扩增，兵力最多时达到六十万之众。这一时期高句丽军队的构成更加多元化，高句丽族在军队所占的比重下降至不足三分之一。

高句丽的武器装备水平较为先进，绝大多数武器装备都由本国生产，以铁制武器为主。高句丽人常用木柄的铁制长矛以及铁制的环首刀，其武器形制深受中原影响。高句丽人善于骑射，弓箭的使用十分广泛。

高句丽的甲胄受汉朝影响较大，有全甲、半甲两种，其中全甲覆盖全身，半甲则只有胸甲及头盔。甲胄的甲片大多呈长方形，经皮条、金属丝连缀成甲。头盔大多为金属制，呈半球形，由弯曲甲片连接而成，内衬有棉织物，底边用皮革或绸布包裹；身份较高的贵族还可能穿戴鎏金甲。除甲胄外，盾牌也是高句丽军队常用的防御装备。

高句丽非常重视骑兵的使用，骑兵所用战马多为高句丽产，擅长跋山涉水，体能耐力较佳。高句丽的重骑兵人马俱甲，马甲与人甲类似，以长方形铁片连缀而成，覆盖马匹全身，只露马蹄，马首以只露出马眼的面罩覆盖。除了精锐的具装骑兵外，高句丽骑兵也有不穿戴马甲的较为轻装的骑兵，轻装骑兵不穿戴马甲，但依旧有面罩保护马首。一些贵族还会使用鎏金马具、马饰以彰显尊贵身份。杨秀祖在《高句丽战争史研究》中提到高句丽军队的武器装备先进且制作精良，其工艺水平与同时期中原相比毫不逊色。

作为古代东北亚地区一个多民族国家，高句丽声名远扬，四方的民族都来归附。随着历史的演变，一些周边民族也在与高句丽的接触中逐渐融入其中，最终成为了高句丽重要的民族成分。

其中，主要民族包括了貊和高句丽，前者为主体民族，后者为王族，都在高句丽的统治和文化影响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此外，还有秽、夫余、沸流、沃沮、、故朝鲜、汉、百济、新罗、契丹、突厥、肃慎（勿吉、鞠祸）、倭等众多民族，共同构成了高句丽这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高句丽是多个民族组成的国家，也是东北地区及朝鲜半岛北部民族聚集的中心。这些归附高句丽的人中，有的被同化为高句丽人，比如匈奴、鲜卑等，而有些则一直保留了自己的族名，比如契丹等。随着国家的灭亡，他们与高句丽一起经历了新的同化和融合。

起源于秽族。高句丽的始祖高朱蒙原本来自扶余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夫余人逐渐成为高句丽的主导民族，共同构建了高句丽的统治格局。《三国志·魏书·夫余传》中记载着“其印文言文'藏王之印'，国有故城名藏城，盖本藏貊之地“。此外，《三国史记·高句丽纪一》也提到朱蒙与鸟伊、摩离、陕父等三人结交，南下征战于卒本川，乌伊和摩离后来成为朱蒙的得力大将，而陕父则官至大辅。然而，后因朱蒙拒绝其忠言，陕父被迫离开，前往南韩。

沸流国是朱蒙征服的第一个国家，位于卒木川。据《三国史记·高句丽纪一》记载，高朱蒙在卒木川发现了沸流水（今富儿江）中有飘荡的菜叶，推测上游有人居住，于是以打猎为名，顺流而上，果然发现了沸流国。在激烈的战斗中，沸流国被朱蒙所征服，其国王松让在朱蒙二年（前36年）选择率国人前来归降，朱蒙封松让为多勿都主。

沃沮人，汉朝与高句丽的关系十分密切，无论是在语言、居住形式还是服饰方面，都与高句丽人相似。公元前28年，朱蒙下令扶尉率军北征沃沮，将其征服并将其土地划分为城邑。后来受到其他民族的侵袭，沃沮人被迫迁徙至高句骊的西北，而沃沮光也成为了乐浪郡东部都尉的领地。公元56年，大祖大王发动东征，占领了东部的沃沮地区，拓展疆域至东海，南至萨水一带。这其中包括了北沃沮和东沃沮的所有地域。至于南沃沮，虽然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何时纳入高句丽领土，但后来它成为了高句丽的一部分，而溟州（今江陵县）也是其所辖的一部分。

商人，商人箕子，原名胥余，是商朝末期的“三贤”之一，也是帝辛的叔父。在商朝灭亡后，箕子东走至朝鲜地区，创建了“八条之教”来管理这一地区。姬发接纳了这一现实，承认了箕子的地位。箕子在东走的过程中带走了一部分商民。在古代朝鲜地区，发现了大量属于中国龙山文化的特征，如石斧、石刀、石器等。此外，商族的特色，如以鸟图腾为主的部族、支石墓、拔齿等习俗，在朝鲜半岛青铜时代也普遍存在。后来随着高句丽统治古朝鲜地区，这些商人的后裔成为了高句丽的一部分。

汉人也早早成为了高句丽的民族之一。在秦朝末期，陈胜等人发动起义，导致全国范围内爆发了反对秦朝统治的起义浪潮。在这个时期，燕、齐、赵等地的民众纷纷逃往朝鲜，人数达到数万。高句丽第二代王琉璃王的妃子雉姬，据说是“汉家之女”。卫活满到达朝鲜后，逐渐成为了真番、朝鲜蛮夷以及故燕、齐的附庸，甚至于陷落辽东的时候，“房男女一万口而归”。同年，大量幽、冀流民也前来投奔。在隋朝与高句丽的战争中，许多隋人落入了高句丽的手中。到了唐朝时，李渊颁布诏令，允许高句丽将国内的汉人放还，并且尽力抚养他们，以共同弘扬仁恕之道。高句丽的高建武奉命“悉搜括华人以送之，数至万人”，这表明在高句丽国内存在着大量的汉人。

百济人中的许多人是在饥荒或战败后逃亡、被俘的。在高句丽大武神王二年（公元前19年）正月，“百济民一千余户来投”。广开土王六十三年（公元475年）九月，“王帅兵三万侵百济，陷王所都汉城，杀其王扶余庆，虏男女八千而归”。文咨王八年（公元499年），“百济民饥，二千人来投”。这在《三国史记·百济纪四》中也有记载，特指百济的“汉山人”。公元512年，“侵百济，陷加弗、圆山二城，虏男女一千余口”。高元十八年（公元607年）五月，一支军队被派往攻打百济的松山城，然而未能攻克该城，于是转而进攻石头城。最终，他们在战斗中俘虏了三千名男女，并将其带回去。

因为历史上契丹与高句丽之间有着藩属关系，因此两者之间的人口迁徙是不可避免的。公元392年九月，高句丽的广开土王北伐契丹，俘获了五百名契丹人，并招募了一万名原籍契丹的人口，将其带回高句丽。此外在高句丽莫离支泉盖苏文去世后，他的子孙们内部发生了纷争，其中一部分人投契丹，另一部分则与契丹、靺鞨一起归附于高句丽。这表明，在高句丽国内存在大量契丹人口。

其他还有通过战争或者民族融合方式进入高句丽的其他族群，分别为荇人、鲜卑、乌桓、匈奴人、梁貊人、海头人和曷思人、盖马人、句茶人、乐浪人、澡那人、朱那人、秽人、新罗人、肃慎族、突厥族、倭人、其他不知名民族等。

高句丽在两汉时期的外交政策主要表现为接受汉王朝和东汉政权的统治与管理，并多次自愿请求归属于玄菟郡并接受其管辖。在建国之初，高句丽政权就直接受中原政权设立的地方郡县的管理。虽然在新朝政权时期，高句丽也接受了新王室的印绶，但王莽的高压政策引起了高句丽人的反感，并加速了新莽政权的灭亡。随后，东汉政权采取了固边安民政策，使得高句丽与中原的关系得到了一时的缓解。大武神王执政时期，高句丽通过积极扩张国土等举措，国力大增。但在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高句丽出兵汉乐浪郡之后，汉朝派兵收复了乐浪郡，高句丽的势力范围在萨水以北。最终，高句丽在东汉政权存在的180余年中，多次自愿请求归属于玄菟郡并接受其管辖，并协助东汉政权讨伐割据势力，加强了同东汉的友好关系。

高句丽和曹魏政权的外交政策在一段时间内呈现出合作共存的态势。公元237年，高句丽东川王派使者向曹魏表示祝贺改元，表达了与曹魏修好的意愿。曹魏政权也派遣使者与高句丽结亲，扩大两国之间的关系。在公元238年的讨伐公孙渊战争中，高句丽支援了曹魏军队，协助曹魏政权完成了铲除公孙氏割据势力的任务。而在毌丘俭率军征讨高句丽时，高句丽的军队则协助魏军攻打敌方。但在公元242年，高句丽为了继续扩张势力，试图占领辽东的一部分地区，进而被曹魏政权视为威胁，于是展开了对高句丽的征讨。虽然曹魏政权最终取得胜利，但双方关系也因此紧张起来，两国之间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加复杂。高句丽在这次战争中受到沉重打击，元气大伤。对辽东地区的扩张势头也被遏制。曹魏政权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地位得到巩固。

两晋时期，在高句丽和慕容姓政权争夺辽东地区的过程中，除了军事冲突外，双方也采取了一系列外交政策来保护自身利益。

起初，高句丽采取了招抚政策，与中原王朝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他们修好晋朝等国家，寻求外部援助和保护。通过这种外交政策，高句丽展示了忠诚和友好的意愿，并希望借助外部支持来对抗慕容氏势力的崛起。后来随着慕容氏的实力逐渐增强，高句丽逐渐处于被动地位。面对慕容氏的军事压力，高句丽不得不采取乞降和退让的策略。这种外交手段旨在通过主动示弱，争取时间来加强防御，并寻求更有利的外部援助。

此外，高句丽还与鲜卑宇文姓、段氏等民族建立了联盟关系，以增强自身实力，并对抗慕容氏的进攻。慕容政权在晋朝承认其在辽东地区的霸主地位后，继续采取武力手段对抗高句丽。慕容燕王自称燕王，并划分其统治地区为平州和辽东郡。慕容姓政权通过军事行动和武力压制，试图彻底削弱高句丽的实力，并迫使其屈服。

南北朝时期，高句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采取了积极的外交策略。他们与南北两方的政权保持良好关系，接受封赏并得到支持。这一策略使他们能够在政治上稳定发展，并在与新罗、百济等邻国的斗争中取得一定优势。南北朝在辽西地区，高句丽与北魏建立了友好关系，并通过征召吏民和技术人员来增强自己的实力。长寿王时期，高句丽与北魏保持了稳定的关系，互相派遣使者并进行友好交流。双方在敏感问题上存在一些戒心，但整体上保持着友好的态度。北魏对高句丽赠予许多慷慨的礼物，为迁入北魏的高句丽人提供田宅以安居乐业。高句丽与南梁政权的关系也很密切。他们向宋、齐、梁、陈等政权进贡，并与之结盟修好。南朝政权为了扩大势力范围和声望，承认高句丽的藩臣地位。

在高句丽和隋朝的外交政策中，两国经历了友好、敌对和复杂的阶段。尽管战争对双方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两国也有过一些外交活动和尝试，以维护自身利益和稳定边境地区。

起初高句丽与隋朝保持过一段时间的友好邻邦关系。在公元七世纪初期，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曾派使者到高句丽，与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得到了高句丽王的友好回应。这种友好的外交关系为两国之间的贸易、文化交流以及军事合作等方面奠定了基础。在高句丽与隋朝进行多次战争后，两国的关系逐渐恶化。隋朝对高句丽进行数次征讨都以失败告终，导致两国之间敌对情绪加深。使得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变得紧张。

在外交政策方面，高句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自身利益和独立地位。他们与其他周边国家，如百济、新罗区等，建立了同盟关系，以抵御隋朝的入侵。隋朝则一直试图通过战争来征服高句丽，实现统一辽东地区的目标。他们在对高句丽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大军力，并制定了一系列战略和政策来加强对辽东地区的控制。由于多次战败和内部问题的困扰，隋朝未能最终实现对高句丽的征服。

唐朝对高句丽的征讨和收复辽东的过程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在李渊建立唐朝后，他采取了招抚和征讨相结合的策略来处理边疆各族。高建武立即派使者前往唐朝进贡，并按照唐朝的要求送还被俘的隋军将士。之后，李渊册封荣留王为上柱国、辽东郡公、高丽王，明确了双方的隶属关系。然而荣留王对唐朝的管理措施不满意，导致与唐朝关系紧张。新罗和百济也向唐朝告发荣留王的行为，希望借助唐朝的力量打击高句丽以壮大自己，并积极修好。尽管唐朝派遣使者前往制止，但由于唐朝刚刚建国，无力远征，矛盾没有进一步激化。

李世民继位后，他注重减轻人民负担，积极发展社会经济，使唐朝国力逐渐强盛起来。公元628年，唐朝征服了突厥领袖利可汗，对高建武形势造成威胁。为缓和与唐朝的紧张关系，荣留王派使者朝贺，并请求带回唐朝学习。太宗赏赐丰厚，双方继续保持和平。

公元641年，为了进一步观察高句丽的形势，唐太宗派陈大德前往高句丽。陈大德暗中观察高句丽的地理、军事防御力量等情况。此后，渊盖苏文发动政变，杀死荣留王和大臣，并自立为莫离支，掌握高句丽内外大权。这导致高句丽政权分崩离析，给了李世民出兵的借口。

唐太宗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对待泉盖苏文，等待他的恶行彻底暴露。唐朝封宝臧王为上柱国、辽东都公、高丽王。公元644年，唐太宗派遣水军攻打高句丽，最终攻克辽东城，并收复了一些城池。然而，唐军未能完全达到收复辽东的目标。

李治继位后，高句丽继续对唐朝造成威胁，于公元654年出兵攻打契丹部落。公元655年，高句丽占领了新罗的36座城池，请求唐朝援助。唐高宗派兵攻打高句丽，最终平定了高句丽城池，唐朝收复了辽东。渊盖苏文为战胜政敌依附于唐朝，被封为特进辽东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抚使。公元667年，唐朝派李勣等人征讨高句丽，最终平定了高句丽，结束了高句丽政权的统治。

肃慎族是古代东北地区的一个重要民族，与中原地区建立了朝贡关系，并在不同历史阶段被称为肃慎、抱娄、勿吉和渤海国揭等。肃慎族先民勇力过人，善于射击，擅长乘船作寇盗，使邻国畏惧。高句丽与肃慎接壤，在高句丽建国初期，对于肃慎的侵害非常警惕，采取了攘斥的措施，使得肃慎畏服不敢侵犯。然而，这种畏服并非真正的臣服，而是双方保持着相对友好的状态。

后来，肃慎侵袭了高句丽，并被高句丽打败，成为高句丽的附属部落。这表明高句丽成功征服了肃慎，但征服是在强力压制下实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肃慎的势力可能会再次崛起，对高句丽构成威胁。

在南北朝时期，高句丽派遣一万靺鞨兵攻占了新罗的悉直州城。这个时期，靺鞨部落被称为勿吉，其中与高句丽接壤的有粟末部和白山部。而长寿王率领的靺鞨军队可能属于白山部，因为白山部相对较弱小，容易被高句丽利用。其他靺鞨部落与高句丽关系较远，很少直接参与高句丽的侵略行动。

根据《魏书·勿吉传》的记载，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初年，勿吉部落的乙力支前来朝见北魏朝廷，并请求北魏支持他们与高句丽和百济的合作。

高句丽通过军事征服和外交手段来控制沃沮，实现了对这片肥沃土地的统治和利用。

高句丽对沃沮的外交政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征服沃沮之前，高句丽采取的外交政策是压迫和掠夺，并试图在沃沮地区建立自己的影响力。高句丽通过对沃沮地区的军事侵略和征服来实现这一目标，将沃沮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第二阶段是在占领沃沮之后，高句丽开始建立统治制度，向沃沮征收赋税和劳役，并设立官吏和使者管理沃沮人。同时高句丽也采取了温和的外交政策，加强与沃沮的联系和互动，以保持自己的统治。高句丽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包括发送使者和贡品，与沃沮人进行联姻，以及与沃沮进行文化和贸易的交流。这些外交手段有助于改善高句丽与沃沮之间的关系，加强两国之间的联系，并促进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高句丽建国之初，鲜卑拓跋氏兴起，在辽西建立了强大的北魏政权。高句丽建国初期，因与鲜卑相邻，两者多有冲突。到了长寿王即位后，吸取了先辈们与鲜卑慕容氏斗争的教训。一方面，迁都平壤，远离潜在威胁；另一方面，频繁向北魏朝贡，示意效忠。双方建立了和谐的臣属关系，一直保持和平共处，百姓没有遭受战乱之苦。

新罗是公元前1世纪中期建立的古国，位于朝鲜半岛东南隅。在建国后的300多年间，尽管高句丽的势力一直盘踞在半岛北部地区，但与新罗并无直接冲突，几乎没有往来。然而在新罗建国后的300多年后，高句丽开始向南扩张，与新罗发生了边境上的冲突。虽然这场冲突对双方影响不大，但宣示了高句丽的势力正在南下，新罗开始做好防御准备。公元248-公元424年，高句丽采取了合作、友好的姿态，与新罗保持着互派使者、交换人质等外交往来。这种外交合作有助于缓解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同时也为双方提供了共同抵御百济等共同敌人的机会。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句丽逐渐采取了更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杨坚时期，高句丽开始积极攻击新罗，并试图将其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导致了新罗与高句丽之间的战争和冲突的不断升级。尽管在某些时候高句丽也曾向新罗提出和平请求，但其实际行动仍然显示出对新罗的敌对姿态。

唐朝建立后，高句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切断了新罗区与唐朝的联系，使得新罗得到了唐朝的支持。这进一步加剧了高句丽与新罗之间的紧张关系。面对新罗的请求和唐朝的军事干预，高句丽使臣没有给予明确回应，甚至拒绝了与唐朝进行有效的外交沟通。

百济和高句丽之间的斗争始于他们的建立。在双方的长期历史中，他们通过氏族关系、战争和政治手段来控制领土和影响力。两国之间存在着复杂而紧张的关系，一直持续到高句丽灭亡，其余的历史阶段也有相应的变化。 在整个时期内，双方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和战术，包括军事行动、外交手段和文化交流等。两国之间的战争和谈判常常交替进行，但没有一个解决方案能够彻底改变他们之间的关系。

好太王统治期间，高句丽与百济的战斗中，高句丽逐渐展现出强大的军事实力。他们在各个战场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而百济则频频战败，失去了城市和土地。在23年的时间里，高句丽和百济进行了七次交战，每次都以百济失败告终。这次战争奠定了高句丽在朝鲜半岛上的霸主地位。长寿王十五年高句丽迁都平壤后，与新罗修好，暂停与百济的战斗。百济经过与好太王时期的战争后，需要休养生息，寻求外援以增强实力。在长寿王统治后期，高句丽重新具备扩张实力，准备再次与百济交战。长寿王利用反间计策欺骗盖卤王，成功进攻百济。高句丽大军围困汉城，并最终攻破城门。盖卤王逃亡时被俘，最终在阿旦城处决。汉城之役后，高句丽士气大振，而百济则遭受重创，引起了新罗的警惕。当长寿王围攻汉城时，盖卤王曾向新罗区的慈悲王请求援助，亲自率军一万前来支援。然而，援军未能及时到达，百济已经失败，只能撤退。随后慈悲王迁居明活城，被迫南迁至熊津，并对高句丽充满仇恨。

杨坚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灭南陈后，中国重新实现统一。随后的一年，高句丽国王听到陈朝被灭开始积极备战并储备粮食以应对可能的进攻。隋文帝赐予他玺绶，并通过威胁废黜其王位，使其成为隋朝的臣属。百济与高句丽对待隋朝统一中国的态度相反。在陈朝被灭时，百济向经过他们领土的隋朝战船提供援助，百济王还派使者祝贺隋朝平定陈朝。

隋文帝高元九年（公元598年），高句丽加强了西部防线，并冒然进攻辽西地区，这让隋文帝感到愤怒，下令出兵讨伐他们。百济趁机挑拨离间，派使者请求成为军事盟友。婴阳王得知后率军进攻百济，以报复之前的行动。杨坚在大举讨伐高句丽之前的十八年（公元607年），婴阳王率军攻打百济的松山城，但未能攻下。高句丽向百济发出警告，不得支援隋朝的讨伐行动。

隋文帝二十三年（公元612年）隋文帝大举讨伐高句丽，百济武王左右为难，采取了双重策略。隋朝识破了他们的手法，而高句丽对百济的干扰仍然存在。 荣留王九年（公元626年），百济和新罗联合行动，共同抵抗高句丽，并请求唐朝的援助。不久之后，百济与新罗反目成仇，相互攻击；百济又与高句丽结盟，共同对付新罗。

百济义慈王三年（公元643年），王与高句丽结亲，并派兵攻击新罗的党项城以阻止其与唐朝的接触。 宝藏王四年（公元645年），李世民亲自征讨高句丽，新罗派出三万大军支援，而百济趁机袭击新罗西部的七座城市，这对高句丽起到了巨大的支援作用，削弱了来自新罗的压力。十五年（公元655年），高句丽联合百济侵犯新罗，夺取了新罗的三十三座城市，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十九年（公元660年），在新罗多次请求下，李治派兵两路，分别对付高句丽和百济，一举灭亡了百济。

六年后，唐朝与新罗再次合作，灭亡了高句丽，朝鲜半岛三国鼎立的历史结束。新罗区将百济和高句丽的领土划分为三个州，并吸收了这些地区的人口。流亡在新罗的百济和高句丽的遗民成为新罗的居民。 随后新罗和唐朝军队共同发动了对平壤的攻击，最终使平壤王投降，高句丽也宣告灭亡。

高句丽对日本的外交政策经历了多次变化。早期，高句丽希望通过向日本派遣使节和贡品，以达到与日本建立友好关系的目的。但随着高句丽与百济、新罗等邻国的战争不断升级，高句丽开始对日本采取敌对态度，试图利用日本来制约周围的敌人。

公元516年，高句丽通过百济引导，正式和日本展开非官方民间交往。双方交流频繁，高句丽向日本献上大量黄金和工匠，但由于高句丽的军事衰退和与百济、新罗的争斗，日本最终选择与隋唐修好，并不愿支持高句丽。

尽管如此，高句丽在推古天皇时期仍然与日本保持紧密的交流，包括向日本贡献黄金和传播佛法等活动。齐明天皇也注重与高句丽的交往，并出兵援助高句丽削弱新罗。然而，随着唐朝与新罗联军的进攻，高句丽最终灭亡，这也是高句丽对日本外交政策偏向敌对的后果之一。

总体来说，高句丽对日本的外交政策表现出了先友好后敌对的特点，其间受到了多个因素的影响。虽然双方在早期有过友好交往，但随着周围局势的变化，高句丽开始采取对日本的敌对态度，导致两国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持久的矛盾和冲突。

高句丽对天上的日月星辰有着详细的观察和认识。他们记录了二月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日月方位和形象。在高句壁画中，角艇墓、舞踊墓、五盔坟四、五号墓等地，太阳被绘在东方，月亮被绘在西方，二者之间的关系清晰可见。太阳内部绘有金乌，月亮内部绘有蟾蜍。在五盔坟四、五号墓的藻井和伏羲、女娲手中捧着的太阳和月亮也呈现了相同的形象。

长川一号墓后室的藻井顶部绘有太阳、月亮，太阳内有三足乌，月亮内则有玉兔和蟾蜍，旁边还绘有北斗七星。高句丽的墓中的藻井都被视为描绘天上的日月星辰。星象的配置也在图纸上有所体现，角艇墓和舞踊墓中都有七组星，其中以长川一号墓中的“北斗七星”最为有名。

高句丽人对于天文现象的认识还表现在他们观察和记录日食、月全食以及彗星等天体现象方面。据《三国史记》整理的资料显示，高句丽记录了11次日食，19次观测彗星、流星和行星的记录。

公元前7年的儒留王十三年春正月的记录是高句丽对火星最早的观察记录。而公元46年冬十一月的“星李于南，二十日而灭” 则是高句丽人对彗星的首次观察记录。公元114年、116年和124年的太祖大王六十二年、六十四年、七十年中连续三次记录了“日有食之”的情况。在对天象和天体运行规律的认识基础上，高句丽人进一步了解了春夏秋冬的变化以及年、月的长度。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他们开始使用干支纪年、纪日和纪时。

高句丽的历法是在对天文现象和天体运行规律的认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通过观察和记录日食、月全食、彗星等现象，了解了春夏秋冬的变化以及年、月的时限。高句丽人开始使用天干地支纪年、纪日和纪时。在好太王碑文中有记载，例如“倭以辛卯年来渡”、“永乐五年，岁在乙未”，并且连时辰也使用干支。

在集安市出土的高句丽卷云纹文字瓦当上也发现了纪年文字，如“戊戌”“己丑”“丁巳”“乙卯”等。

平壤城墙石刻上也刻有干支纪年的记录，如“己丑年五月八日”“己酉年三月廿一日”。

而在1979年发现的韩国中原高句丽碑文中也使用了干支纪年纪时，如“十二月廿三日甲寅”。

从高句丽建国初期开始，他们已经推算出一年约为365.25天，比较精确地计算了一年的长度。后来，他们进一步提高了准确度，将一年计算为365.246天，每月计算为29.53天。

高句丽的历法与汉朝的《三统历》和南梁的《大明历》有一定差距，这表明高句丽人是根据自己的观察、认识和计算得出这些数字的。

高句丽地区原本处于温带气候带，受冷暖气团的影响显著，导致气温在不同季节会出现明显的变化。从公元41年起，该地区开始频繁出现异常气候，寒冷现象明显增多，导致了多次自然灾害，如陨霜、风暴、霜雨、冰雹、旱灾、粮荒、黄雾、满天飞沙走石等。这些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影响，历史上共发生了74次自然灾害，平均每10年就会发生1.28次自然灾害。

虽然文献对高句丽自然灾害的记载难免有疏失和偏颇之处，但这些记录对高句丽自然灾害的总体把握并没有多大的失误。说明高句丽国家机构及相关部门对于自然灾害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因为自然灾害对高句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然而，高句丽对自然灾害的认识还只限于其危害所造成的后果，还是被动的记录，在当时社会环境和条件下，确实难以主动地预防自然灾害的侵袭、掌握自然灾害发生的规律。

在古代，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能力有限，他们认为认为自然界的变化与社会变化紧密相连，可以通过自然变化预示社会吉凶。因此自然灾害会影响到国家领导层的决策。如国王大兴土木时如果遇上地震、降雨和严重饥荒，发生食人事件时，导致民众更加缺乏食物，被迫流亡四方。这时会有人向国王进言称天灾是对民众的惩罚，劝诫国王为社稷和民生着想。

另外高句丽的疆域扩张与自然灾害也存在某种联系。在自然灾害相对较少的时期，高句丽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使其疆域面积不断扩大；而在自然灾害频繁的时期，高句丽的疆域可能会缩小，还可能面临敌国的侵犯。

高句丽的医学在古代东北亚地区具有重要地位。高句丽人善于利用本地丰富的中草药治疗各种常见疾病。据《集安县志》记载，集安地区盛产数百种中草药，如人参、细辛、党参、冬青、苍术、百合、灵仙、野艾蒿、覆盆子、木通、黄芪、车前、桔梗、防风、半夏、元胡、东北南星、北柴胡、地丁草、苏叶、蒲公英、益母草、五味子、天麻、芍药、龙胆、贝母等。

《千金要方》中也记载了高句丽治疗痞满、胃痛的处方，其中包含大黄、天雄、苦香树、细辛、狼牙、龙胆、芍药、附子等十多味中药，并且药物的用法和用量也都比较讲究。

此外，高句丽人还擅长针灸技术，能够以针穿贯一寸左右的头发，显示出他们精通针灸术的技巧。

总而言之，高句丽的医学注重利用本地的中草药进行治疗，并且在针灸术方面也有一定造诣。他们对于草药的采集和加工处理，以及针灸术的运用都十分熟练，体现出他们在医药领域的知识和实践经验。这些医学知识的传承和发展对于高句丽人民的健康和疾病防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中国南梁陶弘景的《名医别录》中，提到了高句丽炼制的金不煉（应该是指金属药材）可以服用，而中国人则不能。这表明高句丽在药物的制备方面有所突破。此外，在唐朝名医张文仲的《外台秘要·脚气斗》中，他引用了高丽老师的方子来治疗脚气冲心症。据说那个方子和中原地区北齐时徐之才的处方相似，可能是从中国的方剂中演化出来的。这说明中国和高句丽的医学早期就存在交流。

高句丽人在建筑、冶金和日常生活实践中，运用了多方面的数学和物理学知识，特别是在城墙和王陵的设计上展示了他们的创造力和技术水平。通过合理地利用地理学、地质学和建筑学等知识，高句丽人设计出稳固的城墙和宏伟的王陵，充分利用了人力、物力和资源的最大潜能。这种优选法在数学上也被称为寻找某个函数极值的方法，是一种非常精确的计算方法。

高句丽人在建筑实践中的运用可以说是早期应用了数学和物理学原理。他们在将军坟建造过程中，严格按照图纸进行开采和加工超过1100块修凿工整的长方形大石条。这些石条的大小和几何形状都经过精确计算，以确保它们可以稳固地垒砌在一起。墓室的构筑和四面护坟石的设置也利用了工程力学原理。此外，在采矿、冶炼和工具制造方面，高句丽人展示了高超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创造力，尤其是在鎏金工艺方面。这些科学技术的应用不仅使高句丽在东北亚地区成为经济和文化上的领先者，同时也证明了他们对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的综合运用能力。总体而言，高句丽人在古代的建筑实践中展现了他们对自然科学的深入理解和高度运用的能力。

高句丽的教育在古代东北地区具有重要意义。在高句丽社会中，教育被视为培养优秀人才和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途径。主要的教育机构包括宫廷学校、私塾和家庭教育。

宫廷学校是高句丽贵族子弟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这些学校教授儒家经典，以及礼仪、音乐、书法等传统文化。学生们通过研读经典、讲解、讨论和应试等方式学习儒家思想和价值观，以培养忠诚、孝顺和有道德修养的君子。

私塾是供平民子弟接受教育的地方。这些私塾由知识精通的士人或僧侣开设，向学生传授基础知识和技能。私塾的教学内容相对简单，主要包括基础的文字、算术、历史和地理知识等。通过私塾的教育，人们能够获取一定的知识和技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此外家庭教育在高句丽社会也扮演重要角色。家长通过口传和身教的方式向子女灌输儒家思想和道德规范。他们注重培养子女的家庭观念、尊长孝道、礼节规范等基本品质。

同时高句丽人注重体育教育，着重培养族人健壮的体魄和战斗力。他们重视军事训练和武技的传承。各级官员和士兵都需要参加体育锻炼和军事演习，以提高身体素质和战斗能力。此外，高句丽人还喜爱射箭、马术、摔跤等传统体育项目，这些活动既是娱乐形式，又有助于培养身体和意志的坚强。

高句丽的宗教信仰体系多样，包括自然宗教、祖先崇拜以及后来传入的外来宗教，主要是佛教和道教。这些宗教信仰在高句丽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反映了该地区历史和文化的复杂性。

高句丽最早的宗教信仰是自然宗教，源于对自然界的崇拜。由于高句丽古代的生产技术相对落后，人们对自然和对战胜自然的能力有限，因此产生了对自然界的敬畏和崇拜。他们崇拜太阳、天神以及其他自然元素，认为这些神灵是主宰天地和万物的力量。这种自然宗教信仰在高句丽社会中长期存在，反映了古代人对自然力量的依赖和敬仰。

高句丽人也崇拜自己的祖先，将祖先灵魂视为家族和氏族的保护者。他们通过祭祀祖先，祈求祖先保佑后代子孙，这不仅是一种宗教仪式，也是社会对人的道德要求。这种祖先崇拜在高句丽社会中具有深厚的传统，强调了家族和社会的凝聚力。

根据《三国史记·小兽林王条》的记载，佛教于公元372年至375年之间传入高句丽。在高句丽初期，佛教呈现出杂的特点，主要在上层统治阶级传播，下层百姓并没有完全理解佛教的核心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逐渐扎根于高句丽，并与高句丽的原始宗教和德教思想相互融合。公元392年，高句丽好太王颁布政令，命令全国百姓崇信佛法求福，从此佛教在高句丽进入了兴盛期。

在佛教的发展过程中，高句丽逐渐兴建了许多佛教寺庙，如肖门寺、伊弗兰寺等。这些寺庙成为佛教信仰的中心，吸引了大量的信徒和僧侣。高句丽的王室和贵族也积极支持佛教的发展。佛教教义中的慈悲、忍辱、无私等思想与高句丽的德教思想相契合，有助于塑造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同时也促进了高句丽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为外交关系带来积极影响。

高句丽道教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唐朝时期。在李渊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李渊派遣前刑部尚书沈叔安为高句丽送天尊像及道士，为高句丽王及其他人等共数千人讲解《道德经》，次年高句丽派人到唐学习道法，促使道教在高句丽的传播。高句丽王国对道教的接纳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宝藏王二年（公元643年），权臣渊盖苏文向高句丽王建议学习道教以训练国人。宝藏王深以为然，请求唐朝派遣道士前来传授道术。李世民派遣了道士叔达等八人携带《道德经》到高句丽，得到了宝藏王的热情接待。

高句丽语是高句丽族使用的语言，是一种古代语言。高句丽语在词汇和语法上展现了双重性。既包含本民族的语言词汇，也使用相当多的汉语词汇，并且使用汉字进行书写。高句丽语可能采用了汉字作为标记本民族语音的方式，并与蒙古语族、突厥语族的语言有一定的相似度。对于语言的历史关系和演变，学者们存在不同的观点和理论。其中亚历山大·沃文等学者认为日语在朝鲜半岛上的姊妹语言是半岛日语，而现代朝鲜语是由高句丽语发展而来。

在朝鲜三国时期，高句丽的文学作品主要以史书、歌谣、乡曲、诗歌和散文等形式存在。然而，由于历史的变迁和战争的影响，现存的高句丽文学作品非常有限。

《留记》是高句丽在公元1世纪编的一部大型记事史书，共计100卷。公元600年，高句丽太学博士李文真在《留记》的基础上修撰了《新集》，共五卷。不过，这些文献大多在战后遭到焚毁，现存的可供参考的留世典籍很少。

高句丽的歌谣方面，《篌引》是一首被翻译成汉语并保留下来的高句丽歌谣，记载于东汉蔡邕的《琴操·九引》和晋朝崔豹的《古今注·音乐》中。此外，朝鲜古籍中还留有少数高句丽乡曲的名称，如《玄鹤》《来远城》《延阳》《溟州》等，但并没有留下歌词。这些乡曲在朝鲜文学史上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在诗歌方面，琉璃明王创作的四言诗《黄鸟歌》是朝鲜半岛现存最早的汉诗。另外高句丽僧人定法师在高句丽平原王在位期间创作了五言写景律诗《咏孤石》也广为流传。而《遣于仲文诗》则是高句丽大将乙支文德在高句丽与隋的战争期间，写给隋将于仲文的五言诗，被历代称颂。

至于散文方面，现存的高句丽散文包括碑志和铭文。例如《好太王陵碑文》是高句丽长寿王为其父好太王而立的碑文，记载了高句丽建国神话、广开土大王的南征北伐以及守墓的情况和相关制令。此外，还有一些高句丽、新罗和百济的碑志，如《牟头娄墓志文》、《新罗真兴王巡狩四碑》和《武宁王墓志》等。

高句丽的思想主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高句丽王公贵族深知治国需仁政，强调臣子忠君的儒家治国修身之道，不断向国王进言，以维护王权。他们重视礼仪和道德准则，注重维护社会秩序和人伦关系。

在高句丽王族中，儒家思想最早得到传播。高句丽的统治者通过学习儒家经典和实施儒家教育来培养贵族后裔的品德和治理能力。他们倡导君臣之道、父子之道、夫妇之道，强调各个层级对应的职责和义务，以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高句丽贵族大臣也深知儒家思想的重要性，他们通过劝谏国王并提出治国建议，强调以仁政来恤民并保护百姓的利益。这体现了儒家思想中强调统治者应该以仁爱的态度对待人民，并主张君主的道德责任。

高句丽乐舞在舞蹈形式上呈现出多样性。从集安壁画中可以看到，高句丽乐舞主要分为独舞、双人舞和群舞三种形式。独舞和双人舞常见于墓葬壁画中，而群舞则常见于舞踊墓和巴踏葬。这些形式的乐舞充分展示了高句丽人民的舞蹈才华和艺术表现力。

高句丽乐舞的服饰和道具基本反映了当时民族的生活装饰。根据《北史》和《隋书》的记载，高句丽人的服装包括折风（一种类似弁冠的头饰），紫罗帽，鸟羽饰品，大袖衫，大口裤，素皮带和黄革履等。壁画中的舞者们也穿着类似的服饰，例如紫罗帽、鸟羽、大袖衣裙和束腰带。另外，壁画中也出现了一些道具的使用，如手持莲花的舞者和抱琴的女子。这些服饰和道具的运用增添了乐舞的艺术氛围。

高句丽乐舞的舞姿注重展示长袖的优美效果。壁画和文献中都有提到高句丽人的衣袖都比较长，“极长其袖”，舞者们通过手臂的延伸和袖子的飘舞，展现出流畅绵长、优美生动的舞姿。整个身体在静态中形成一种玲珑的曲线美，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享受。

在伴奏方面，集安市的壁画中描绘了多用一面琴或一把阮咸作为乐舞的伴奏。独舞常以琴声伴奏，而群舞则多以阮咸伴奏。可以推测琴声伴奏更趋宁静优雅，而阮咸伴奏则更活泼热烈。

高句丽的乐器可分为管乐器、弦乐器和击乐器三类。其中管乐器有笛、箫、笙、葫芦笙等；弦乐器有玄琴、阮咸、筝等；击乐器有贝鼓、腰鼓、龟头鼓等。这些乐器大多数都在高句丽的文献和集安地区的壁画中出现过，其中笛和琴可能随着刘彻时期的“赐鼓吹伎人”传入高句丽。在乐器的演奏方面，据集安市地区的壁画显示，乐器常常成对出现，联合演奏，多用于贵族的宴会和祭祀活动。高句丽的乐器文化充分展示了当时民族的艺术才华和创造力，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文化风貌。

高句丽碑碣石刻是一种古代高句丽文化遗存，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这些石刻通常用于标记高句丽遗址或墓地，记录了高句丽王族的名字、墓地信息以及相关礼仪制度等内容。

高句丽碑碣石刻的形状和材质各不相同，但大多数都由花岗石制成。石刻的形状多为方柱形、八棱柱形或四棱锥形，顶部呈钝八棱锥形或圆收的四棱锥形。石刻上通常没有文字，而是通过形状和位置来传达王族的身份和尊贵，同时也规定了墓地的使用规则，如烟户的来源和数量等。

其中集安市JYM3319旁的人像石刻是一座单线阴刻半身人像，胸前凿成花环。这种形式的人像石刻往往用于祭祀活动，可能是为了纪念或者祭奠特定的人物。还有位于集安市东郊4公里处的大碑街的好太王碑，它由一整块角砾凝灰岩稍加修凿而成，是一座方柱状的巨大石碑。碑文共有44行，采用隶书记录高句丽开国神话及前三王治理国家的传承和好太王在位期间的政绩和军事活动，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

由于高句丽碑碣石刻的年代久远，许多石刻已经损坏或破碎，使得对其内容的解读变得困难。然而通过对已有的石刻进行研究和比较，学者们已经对高句丽遗址和墓地的布局、规模以及相关制度有了一定的了解。

其遗址主要分布在现今中国东北集安地区。在集安市境内，迄今为止已经发现了32处古代遗址、8处古代城址关隘、7处碑碣石刻、75处古墓群和10000余座古墓葬，另外还有100余处出土遗物的地点。其中，有2处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0处为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高句丽的壁画是指高句丽王墓中出土的壁画艺术作品。高句丽文化受到了中国、朝鲜和东北亚其他地区的影响。高句丽的壁画以绘制在墓室内部墙壁上的彩色壁画最为著名。

高句丽的壁画内容丰富多样，主题涵盖了宫廷生活、神话传说、祭祀活动、狩猎场景等。壁画绘制精美，色彩鲜艳，具有浓厚的东北亚特色。壁画中常绘制高句丽王族成员、士兵、舞蹈者、乐师等人物形象，以及各种动物、建筑和自然风景等。

高句丽的壁画对于研究高句丽历史、文化和艺术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壁画可以了解高句丽王室的权力结构、社会等级、宗教信仰和宫廷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壁画还反映了高句丽与邻近地区的文化交流和影响。

目前中国和朝鲜境内已发现了101座高句丽壁画古墓，其中中国境内有33座，朝鲜境内有68座。主要分布在恒仁、集安、平壤等地，这些地区曾是高句丽的都城和重要居住地。

高句丽的服饰反映了其独特的文化和历史，服饰的发展经历了防寒御暑的初期阶段、适应生产需要的发展阶段、社会角色和等级标志的阶段以及反应社会观念和政治观念的阶段。不同的阶段，同时也受到了社会角色、地域和社会观念的影响。

在最早的时期，高句丽的服饰主要是为了遮挡身体，以应对严寒和酷暑。性别、年龄和地区之间的服饰差异相对较小，更多地取决于自然环境。由于高句丽的居住地多是大山深谷，自然条件相对艰苦，因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更注重防寒和保护身体。随着生产条件的不同，高句丽的服饰开始显现出明显的差异。不同的生产活动需要不同类型的服装，因此随着职业和地域的不同，服饰逐渐多样化。这一阶段反映了高句丽人对服饰的实用性要求。后面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复杂和社会等级的加强，服饰开始成为社会角色和地位的标志和象征。贵族、士族、平民等社会阶层的人们在服饰上展现了明显的差异，这反映了高句丽社会的等级制度。发展到最后高句丽的服饰也反映了某些社会观念和政治观念的变化。服饰可以传达身份、忠诚和文化价值观，因此在一些特殊场合和仪式中，人们可能会选择特定的服装来表达其信仰和归属感。

在高句丽社会中，男子通常穿着袍和袄这两件主要的服装。袍是一种长袍，其下摆可以拖地，而袄则是袍的上衣部分，相对较短，通常下襟到膝盖。这样的设计有助于应对高句丽严寒的气候条件，同时也提供了足够的灵活性。

在服饰的颜色方面，社会地位高的贵族和王公通常穿着五彩斑斓的袍子，这些袍子经常配以金银纹饰，以显示其富有和高贵的地位。他们的服装不仅在色彩上丰富多彩，还可能饰有各种各样的装饰品，如金属制的带饰和其他装饰物。

而普通民众则穿着色彩相对单一、质地粗糙的衣物，通常是灰褐色的。这种衣着的简朴反映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较低和经济条件相对较差。他们的服装风格更加朴素，不常见于豪华的装饰品。

高句丽女性的服饰呈现出明显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差异。基本上她们的服装由山短糯、裤和裙三部分组成。在服装的选择上，普通女性倾向于朴素和简单，而社会地位较高、身份尊贵的女性则追求华丽和精美的服饰。

举例来说安岳3号墓中的女主人展示了高句丽贵族女性的服饰。她身穿深紫色的华丽服饰，上面绘制了竖向的红色波浪纹，并以复杂的白色曲线纹、点纹等图案精美装饰。这种服装鲜艳夺目，彰显了她的社会地位和财富。

与此相反，奴婢等低社会地位的杂役女性则只能穿着单色而朴素的衣物，这反映出社会地位的不同。

高句丽女性的服装还包括橘色裙子，这些裙子在袖子的长度、宽窄等方面存在差异。裙子可以分为长裙和短裙两种，具有鲜明的高句丽文化特色，与其他民族的裙子有明显不同之处。尽管社会地位有高低，但裙子作为高句丽女性的常见服饰，贵贱不分，差异主要表现在面料和装饰图案上。

高句丽的节食习俗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一种适应粮食短缺的生存策略。由于高句丽的生存环境多山多河，粮食产量有限，主要依靠农业和渔猎来满足食物需求。然而，即使努力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和扩大耕地面积，粮食仍然不足以满足整个高句丽社会的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高句丽人采取了一种名为节食的习俗。这种节食习俗意味着人们必须限制食物的摄入，以确保粮食供应可以维持更长的时间。高句丽的普通民众在特定时期或环境下会采取这种措施，以延缓粮食的消耗速度。这种做法有助于确保社会中更多的人能够在粮食短缺时期继续生存下去。

这种节食习俗在《三国志·高句丽传》中有所记载，描述高句丽人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选择居住在山谷中，依赖山谷中的润水继续生活。而这种节食习俗可能成为高句丽社会中的一种共同现象，帮助人们在困难时期度过粮食短缺的时刻。

尽管高句丽人的饮食受到了资源有限的制约，但他们采用了节食习俗来适应环境，并在困难的情况下维持生存。这种习俗反映了他们在艰难条件下的生存智慧和适应能力。

高句丽人的饮酒文化在古代东北亚历史中独具特色。这个北方民族以其豪放凶急的性格而闻名，而酒成为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古代高句丽人的饮酒习惯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当时由于社会生产力较低，土地有限，粮食产量不足，高句丽人采取了节俭的饮食方式。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饮酒，只是酒成为一种珍贵的饮料。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他们善于藏匿酿酒的技艺，甚至有专门的酒坊和酒桶村来生产和保存酒。这表明高句丽人对酒的珍视和传统的酿酒技术。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铁制工具和耕作方法的引入，以及粮食产量的增加，高句丽的经济和国力逐渐增强。这为他们的饮酒文化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在高句丽大武神王时代，文献中多次记载了他与臣下举办宴会，使用自己生产的高品质酒品待客，这反映了高句丽的酿酒工艺已经非常成熟。

酿酒和饮酒的活动逐渐扩大，不论是王公贵族还是普通百姓，都热衷于饮酒。高句丽的壁画和出土文物中都留下了这一历史的痕迹。在高句丽壁画和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到夫妻宴饮的画面，特别是贵族家庭。这些画面展现了贵族与妻妾一起享受酒宴的场景，酒器和食物摆放得整齐有序，显示了他们对饮酒文化的重视。

高句丽的婚俗最初表现出相对自由的恋爱与婚姻模式。《北史·高句列传》中记载：“风俗尚淫，不以为愧，俗多游女，夫无常人。夜则男女群聚而戏，无有贵贱之节。有婚嫁，取男女相悦即为之。” 这意味着在初始阶段，高句丽人的婚姻相对开放，没有固定的伴侣关系，人们常在夜晚聚集一起游玩，没有明显的社会等级差别。

后期随着时代的变迁，高句丽的婚姻制度逐渐演变。根据《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的记载，婚姻首先需要双方经过口头协议，然后女方家庭会为婿在大屋后建立一个小屋，称之为“婿屋”。婿在傍晚时到达女方家门口，自行跪拜，并请求留宿在女方的婿屋中，如果反复几次都得到女方家庭的同意，女方父母会让女子留宿在婿屋中，并会附上一些财物作为聘礼。这个过程类似于中原地区婚礼习俗中的“纳吉”。

高句丽还存在一种特殊的婚姻形式，称为“蒸报婚”。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是在父亲或兄长去世后，儿子或弟弟娶已故亲属的妻子为妻，以延续家族血脉。这种婚姻形式也反映了高句丽社会中的家族观念。

高句丽的殡葬风俗深受中原文化的熏陶，包括了丧礼和葬礼两个重要方面。在丧礼方面，高句丽人秉承着以凶礼哀忧邦国，以丧礼哀悼逝者的传统，将丧礼视作一种哀悼与纪念的仪式。他们遵循着中原儒家的传统，对于父母或夫妻的丧失，服丧三年，以表达对养育之恩的回报，而兄弟的丧失则通常服丧三个月。这种丧礼习俗也承载着深切的哀痛与思念之情，体现了对逝者的最高敬意。

在葬礼方面，高句丽人不仅深信厚葬的思想，更受到儒家与鬼神观念的影响。他们倡导厚葬，将大量的财富用于葬礼仪式，甚至将珍宝、车马等物品陪葬，以保证死者在阴间也能享受丰裕与荣华。此外，高句丽人将葬礼视作一种尊崇与纪念的仪式，特别强调葬礼的隆重。在墓葬形式上，初期高句丽以积石石墓为主，后来逐渐向封土墓的形式转变，这也显示出他们对中原文化的逐渐吸收与融合。

高句丽的墓内布置也很有中原文化的特色。例如壁画等装饰元素，显示了内地文化对于高句丽殡葬风俗的影响和融合。这些墓内装饰物反映了高句丽人对于死者的尊敬和对来世的信仰，也反映了古代社会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

高句丽作为古代东北地区的文明之一，其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的繁荣和多样性。其中，百戏是一项重要的娱乐活动，该词产生于汉代，包括了各种形式的表演艺术，如拉戏鼎、寻橦、吞刀、吐火等杂技古彩戏法，以及乐舞和装扮人物、动物的表演。这些百戏丰富了高句丽人的日常娱乐生活，为他们提供了欢乐和娱乐。

在高句丽，百戏可能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宗教意义，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价值观和信仰。这些娱乐活动在高句丽的墓壁画中留下了珍贵的记录，为后人提供了了解古代高句丽文化和娱乐习惯的重要线索。百戏的流行和发展也反映了高句丽社会的繁荣和文化交流，使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个古代东北亚地区的文明。

百戏中，角艇是古代高句丽社会中非常流行的竞技活动。这项活动也被称为“角戏”，起源于中国古代，刘彻时期就有关于角艇的记载。角艇是一种竞技性质的运动，类似于摔跤和相扑，旨在训练战斗技巧。

从高句丽古墓壁画中可以看出，角艇运动在高句丽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壁画中描绘了角艇的场景，通常画面较小，只占整个壁画的一小部分。在这些画面中，可以看到两名力士赤膊上身，穿着短裤，他们用四肢进行协调的动作，寻找对方身上的弱点，并试图将对方摔倒。这些壁画反映了高句丽人在娱乐活动中既追求力量又追求美感的特点。角艇不仅是一种娱乐，还反映了高句丽人尚武的习俗和对战斗技巧的训练。这些画面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古代高句丽文化和娱乐习惯的重要线索。

在高句丽的族源问题上，中国学界目前存在多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高句丽源于貊人，主要依据是史书中记载的关于高句丽的起源与貊人相关的内容。另一种观点认为高句丽源于扶余国，依据是史书中提到高句丽出自夫余的记载，认为高句丽人与肃慎、女真等族群有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高句丽源于高夷，即高句丽是高夷的延伸，是最早的高句丽。还有观点认为高句丽源于炎帝，认为高句丽一称实际上是介莱的转写，介莱即姜姓的炎帝后裔。还有观点认为高句丽源于商人，认为高句丽文化与殷商文化有密切联系，高句丽族应该出自商人。

韩国学界则普遍采取“濊貊系统论“的观点，认为朝鲜族的主体最初起源于东夷族群的藏貊系列，其中高句丽属于滋貊系列中的一部分。他们认为高句丽、百济、新罗等民族的形成是在长期的相互融合和兼并过程中形成的。

在高句丽灭亡后的民族流向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认为高句丽人有四个流向：入中原、入突厥、入渤海国（入渤海）、入新罗。其中，流入新罗的高句丽人较多，大部分融入了新罗族，成为朝鲜族的一部分。而韩国学者则主张以“文化传承论”来判断高句丽人的归属，认为留在朝鲜半岛的高句丽人继续存在，并保持共同的历史和文化意识，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是高句丽的后裔。

疆域归属争议，即以高句丽是否在中国历史疆域内来判定高句丽的历史归 属所引发的争议。自新中国建立后，对于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归属问题，先后产生过多种学术观点，并直接反映在古代高句丽历史归属问题的处理上。

1951年白寿彝在其发表于《光明日报》上的文章中指出，采用皇朝疆域的观点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是错误的做法，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范围来处理历史国土问题更为准确。在此观点下，历史上中国领土范围内的古代政权应被视为中国境内，而位于中国境外的则应被视为外国史。在当时的历史著作或教材中，高句丽历史通常被视为外国史。例如范文澜在他的《中国通史》中，将隋唐王朝定为侵略一方，这也体现了该观点的一部分内容。

谭其骧在他发表于上世纪90年代的文章《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应该以清代完成统一之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前、即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版图作为历史时期中国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活动的民族，无论是几百年还是几千年，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内建立的政权，我们也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政权。这个观点的核心在于将历史时期的中国界定为清朝统治下的疆域范围，以此为基础来界定中国的历史和领土。

他认为，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的中朝国界是历史自然形成发展的结果，没有什么帝国主义插手。在高句丽始建于西汉末年到东汉时强盛起来之前，我们把它作为中国境内一个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国家，就像匈奴、突厥、南诏、大理、渤海一样看待。而当高句丽在公元427年移都平壤后，就不能再把它看作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政权，而必须将其视为邻国。

因此谭其骧将高句丽历史分成两个阶段，以公元427年高句丽移都平壤为界线，之前的高句丽史归属于中国史，之后的高句丽史归属于朝鲜史。这种观点认为，历史是有阶段性的，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归属。

2002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东北地区三省联合启动了为期5年的“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简称东北工程）”。该研究工程的主要内容包括古代中国疆域理论研究、东北地方史研究、东北民族史研究、古朝鲜、高句丽、渤海史研究、中朝关系史研究、中国东北边疆与俄国远东政治、经济关系史研究、东北边疆社会稳定战略研究以及朝鲜半岛形势变化及其对东北边疆稳定的影响研究。

该研究工程的成立背景是随着东北亚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东北亚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地区，而中原地区的东北边疆地区位于东北亚的中心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国家的研究机构和学者以及少数政客出于政治目的，在历史研究中歪曲史实，制造混乱，给东北地区边疆历史与现状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

2003年6月24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试论高句丽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作者署名“边众”。该文章指出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地区出现的一个有重要影响的边疆民族，其主要活动范围都在中国中原王朝管辖地区，并与中原王朝保持隶属关系，高句丽政权可以被视为受中原王朝制约和地方政权管辖的古代边疆民族政权。这一观点引起了韩国历史学界的争议和不满。

由于《光明日报》文章的作者“边众“是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三位学者的联合笔名，而该研究中心是“东北地区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的领导机构，因此韩国方面将对中国的“东北工程”展开攻击。这导致问题进一步严重化。

2003年，韩国学界以高句丽研究会为中心，各相关学会和团体相继召开了以批驳中国学界观点为重点的会议，并展开了一系列相关活动。同时针对中国和朝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的情况，在国内外制造舆论声援朝鲜。

2004年8月24日，中韩两国为防止历史争议影响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达成共识：

1、高句丽史问题成为两国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中方对此予以重视。

2、为了防止因历史问题影响韩中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双方将做出努力，并根据1992年8月份的《中韩建交联合声明》及1993年7月份两国首脑共同签署的《联合声明》为发展全面的合作、伙伴关系而努力。

3、双方达成共识，将在韩中合作关系的框架下，寻求公正解决高句丽史问题的方案，采取必要的举措，为防止高句丽史演变成政治问题做出努力。

4、中方就韩方从中央和地方政府角度关注高句丽史相关记述表示理解，并采取必要的举措，防止问题复杂化。

5、双方将为尽快举行学术交流而努力，并使之有助于增进两国间的学术交流和两国国民的理解。

至此，中韩两国因高句丽问题引发的外交争议在双方商定的“五项口头谅解事项协议”下暂时告一段落。然而高句丽历史争议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

李悦在《中韩高句丽历史争议及其解决途径》一文中提到从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两个方面来看，可以解释中韩在高句丽历史争议问题上的矛盾激化。从历史原因上看，日本在1910年通过《日韩合并条约》吞并朝鲜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歪曲朝鲜历史以符合其自身目的。日本不仅查禁并烧毁了朝鲜的史书，还雇佣历史学家来歪曲朝鲜历史。这些举措割断了朝鲜历史与亚洲大陆的关联。朝鲜史学家们为争取独立而批判日本撰写的朝鲜史，并被称为民族主义史学家。这种民族主义史观在韩国得以继承下来，并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任何对朝鲜历史的歪曲都会被视为与日本的行径相似，具有政治企图，从而导致学术问题的政治化。

从现实原因来看，韩国学界误解了中国的“东北工程”，认为其具有政治目的和针对性。他们认为政府官员参与和大量财政拨款用于该项目的学术研究经费，是有针对韩国历史的。然而实际上，“东北工程”只是多个课题中的一个，而非特别针对韩国历史。但是，“东北工程”在介绍中提到了加强政治意识和处理好政治与学术关系的要求，这些表述导致了误解和矛盾。此外一些中国学者的学术文章过于具有政治倾向性，可能使矛盾进一步激化。

中韩在高句丽历史争议问题上的矛盾激化是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历史上的日本歪曲朝鲜历史，到现实中对“东北工程”的误解，再到相关学者的政治倾向性表述，都导致了中韩之间的紧张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