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公元937年—公元975年），是五代十国时期李昪在江南建立的政权，定都金陵（今江苏南京），传三世一帝二主，享国三十八年。

南吴天祚元年（公元935年），吴帝杨溥加封徐知为齐王，将升州、润州、宣城市、池州市、常州、等十州划分给他，天三年（公元937年）十月，徐知诰废掉杨溥，自立为帝，建立大齐政权。昇元三年（公元939年），徐知诰恢复李姓，改名为，自称是李纯之子建王李恪的四世孙，又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李昪在位期间重用人才、整顿吏治，实行息兵养民的政策，使南唐的政权和社会生产得到巩固和发展。升元七年（公元943年）李昪去世，其子齐王李璟继位。李璟即位后，出兵先后灭闽国和南楚，拓宽了南唐的国土面积，但耗虚了府库，于是李璟采用李德明的建议，广置屯田解决军粮问题，同时采取加重赋税、徭役，改革币制的措施缓解经济压力，使社会矛盾加剧。保大十三年（公元955年），后周世宗南征南唐，南唐屡战屡败，中兴元年（公元958年）李璟去帝号，改称国主，并向后周称臣。北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李煜即位后，用限制土地兼并、设立“澄心堂制度”、建立“光政殿制度”等措施改革弊政。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李煜去除“唐”国号，改称“江南国主”；宋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宋军攻占金陵（今江苏南京），后主李煜出降，南唐覆灭。

南唐偏安于淮河以南，疆域最广时至贵州省东部；人口最盛时为五百万左右。南唐中央官制、军制多承唐制，律法上用《升元删定条》三十卷；地方上沿袭唐制以州、县为行政区划单位；教育上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南唐在外交上与周边国家时战时和，元宗李璟、后主李煜先后向后周、北宋称臣。南唐经济文化繁荣，经济上农业、工业、商业均有发展；文化上重视教育，注重提拔人才，在文学、艺术等方面都发展迅速，学者邹劲风认为这些为后来北宋的经济文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升元元年（公元937年），李昪代吴称帝，国号“齐”，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号江宁府，改年昪元。次年，徐知诰改姓名为李昪，以扬州府为东都，李昇自称是唐宪宗之子建王李恪的四世孙，故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中兴元年（公元958年），李璟去皇帝尊号，称唐国主；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十月，李煜去“唐”国号，改称“江南国主”。

唐乾宁二年（公元895年），吴太祖杨行密攻打州，将李昪（当时叫彭奴）收为养子，杨行密将李昪交给徐温抚养，取名李昪。天五年（908年），徐温与张颢发动兵变，从弘农王杨渥手中夺得兵权，，随即徐温派钟章杀张，以左右牙都指挥使独掌杨吴军政大权。天祐九年（公元912年），徐温升任行军司马、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天祐十二年（公元915年），徐温被任命为两浙都招讨使，出镇镇江市（今江苏镇江），统辖升州、润州、常州、宣城市、歙州、池州市（今安徽贵池），留其子徐知训留在扬州市（今江苏扬州）辅理朝政。天祐十五年（公元918年），徐知训被大将朱谨所杀，李昪从润州到广陵平乱，任淮南节度行军副使、内外马步都军副使，从而控制了南吴朝政。

杨吴武义元年（公元919年），杨隆演登基为吴王国国王，改年号武义，任命徐知诰为左仆射、参政事，兼知内外诸军事，仍遥兼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团练使。顺义元年（公元921年），吴王杨溥升任徐知诰为同章平事，遥领江州观察使，不久，在江州设奉化军，命徐知诰遥兼节度使。

顺义七年（公元927年），东海郡王徐温逝世后不久，南吴王国国王杨溥号称帝，改元乾贞，加授李昪为太尉、中书令、都督中外诸军事，封浔阳公，又改封豫章公。大和三年（公元932年），杨溥任徐知诰为金陵尹，其子李璟（李璟）为司徒，次年，封徐知诰为东海王。

天祚元年（公元935年），杨吴加封徐知诰为尚父、太师、丞相、大元帅、晋封齐王，并将升州、润州等十州之地作为齐王采邑，另建齐国。徐知诰推掉尚父、丞相之职，并在次年开设大元帅府，设置官员分别主持吏部、户部、兵部、刑部、工部、盐铁事务。这时，闽国、南汉等首都遣使者前来，劝李昪称帝。

天祚二年（公元936年）十一月八日，南吴帝杨溥下诏命齐王徐知诰设置文武百官，定金陵（江苏省南京市）为西都。次年徐知诰建立齐国，并任命宋齐丘、徐玠为左右丞相，十月，徐知诰在金陵接受杨溥的禅让称帝，国号大齐，改元昇元，并尊杨溥为高尚思玄弘古让皇帝，追尊徐温为太祖、谥曰忠武皇帝。以建康（今江苏南京）为西都，以广陵为东都。 

升元三年（公元939年），徐知诰恢复李姓，改名为昪，自称是李纯之子建王李恪的四世孙，又改国号为唐。他为李渊、李世民立庙，追尊父祖四代为皇帝，改奉徐温为义祖，并对徐氏子弟大加封赏，迁杨氏全族于润州丹阳宫软禁起来，后杀之。

李昪正式建国后在用人上，推行招贤纳能得政策；刑罚上，主张慎刑狱，除酷暴，下诏实施新法《昪元法令全书》；吏治上，重文轻武，整肃吏治；经济上，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改革税法，大力发展农业；外交上，主张息兵安境的睦邻方针。他的一系列措施使南唐的政权和社会生产得到巩固和发展。

升元七年（公元943年）二月二十二日，李昪在升元殿去世，终年五十六岁，同年三月，齐王李璟继位。保大二年（公元944年）二月，闽国朱文进弑杀其君王延羲自立为君，其后王延羲弟弟王延政与朱文进互相征伐，闽国大乱，李璟趁机派查文徽及待诏臧循发兵攻打泽州，次年，南唐联合王延政击败并杀死朱文进等人。保大四年（公元946年）八月，查文徽攻克闽国建、汀、泉、漳四州，王延政战败，闽国灭亡，李璟分出延平、剑浦、富沙三县，设置南平市，并将王延政家族迁到金陵，任命王延政为羽林大将军。

保大八年（公元950年），南楚马希萼弑杀其兄马希广后自立为君，次年秋，楚人囚禁马希萼于衡山，立其弟马希崇，南楚大乱。李璟派信州刺史边镐攻打南楚，攻破南楚都城潭州（今湖南长沙），南楚灭亡。南楚灭亡后李璟将马氏一族迁到金陵，任马希萼为洪州节度使，马希崇为舒州节度使，但不久南楚复乱，南唐未能巩固所占之楚地。两年后，李璟分出洪州高安、清江、万载、上高四县，设置筠州。

李璟伐闽伐楚，耗虚了府库，于是采用李德明的建议，从保大十年（公元952年）开始，在江淮一带广置屯田解决军粮问题，同时加重赋税、徭役，社会矛盾加剧。与此同时，李璟先后下令铸“唐国通宝”“大唐通宝”“永泉通货”等钱，民间盗铸屡禁不止，使南唐币制紊乱。

保大十三年（公元955年）十一月，柴荣拜李谷为行营都部署，南征南唐，李璟派刘彦贞、刘仁赡等人抵御周军，刘彦贞中计被周军打败。周世宗扎营在淝水背面并将浮桥迁至下蔡，李璟派林仁肇等争夺，但周军转而攻取滁州。李璟派泗州牙将王知郎到徐州向周世宗奉上书信表示愿意献出贡赋，并以兄长之礼侍奉，周世宗不答应。南唐东都副留守冯延鲁、光州刺史张绍等四人弃城而逃，蕲州裨将李福杀刺史王承隽降周，李璟更加害怕，为避后周信祖（郭璟）讳主动改名为李景，然后派翰林学士钟谟、文理院学士李德明奉表向柴荣称臣，并进献犒劳周军的牛五百头、酒二千石、金银罗绮数千，请求割让寿、濠、泗、楚、光、海六州给周，以此来请求周世宗撤军，周世宗未答复，继续分兵攻下扬州、泰州。

次年三月，李璟再次派钟谟向周世宗进表表示将江北地区全部割让，周世宗同意。交泰元年（公元958年）正月，后周进攻楚州，南唐守将张彦卿、郑昭业坚守抵御，周军攻城四十天仍不能破城，周世宗亲自督军破城后，城内百姓遭到屠杀。接着周军由攻取海州、泰州市等四州，李璟派陈觉奉表后周，请求传位给他的长子李弘冀而听命后周。陈觉奉命出使途中看到后周水师雄壮，于是表示愿意回国取李璟的国书，依约将江北各州全部奉上。柴荣同意，李璟上表称唐国主，使用后周年号。周世宗依唐朝回复回鹘可汗的礼制回复“皇帝恭问江南国主”。自此，后周与南唐以长江为界，江北之地尽归后周。

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九月，太子李弘翼去世，李璟封六子李煜（初名李从嘉）为吴王，居住东宫，李璟升洪州为南昌府，建南都。北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李璟迁都南昌市，封李煜为太子监国，留守金陵（今南京），不久又筹划迁回金陵，还未启程就生病，同年六月二十八日病逝于长春殿，时年四十六岁。太子李煜继位，派使入朝，向赵匡胤请求恢复李璟德皇帝名号，宋太祖同意，李从嘉为李璟上谥号“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庙号“元宗”，葬于顺陵（今江苏省江宁区）。

李煜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革弊政，如在经济上，李煜罢去了李璟时设置的屯田史，将屯田租佃于农民，并限制土地兼并；在加强中央集权上，设立了“澄心堂制度”，分散相权，同时继续列祖以来抑制藩镇的政策，多用文士担任地方长官，在州郡置官专掌财权，将军权与财权分割；在刑罚方面，采取了省刑恤罚的政策；在文化上，推行儒学，重视科举。此外，为了便于及时处理政务和突发事件，他还建立了“光政殿制度”，即宫廷值宿制度，大臣轮值可以随时召见。外交上，李煜多次派中书侍郎冯延鲁、户部侍郎韩熙载等人入贡北宋，乾德元年（公元963年）七月，李煜奉诏入开封市面见赵匡胤，十二月，李煜上表宋廷请求罢除诏书的不名之礼，改为直呼其姓名，宋太祖未同意。

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十月，宋太祖灭南汉，李煜恐慌，请求去“唐”国号，改称“江南国主”，并派遣其弟李从善入宋朝贡，再次上表请求罢除诏书不名的礼遇，宋太祖同意李煜的请求，但扣留了李从善。开宝五年（公元972年）正月，李煜下令贬损仪制，将下“诏”改为“教”；改中书、门下省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改为司会府，御史台改为司宪府，翰林改为文馆，枢密院改为光政院；降诸“王”为“公”，避讳宋朝，以示尊崇。赵匡胤晋封李从善为泰宁军节度使，并赏赐他宅院，暗示李煜入京降宋，李煜派遣户部尚书冯延鲁为李从善受封入京答谢，冯延鲁因病未朝见宋太祖返回金陵。

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夏，李煜上表表示愿意接受北宋册封爵位，宋太祖未同意。次年九月，赵匡以李煜拒命不朝为由，发兵10余万三路并进进攻南唐，李煜过于依赖长江天险，失去在宋军渡江之时反击的最佳机会，十月，宋军顺利渡过长江，采石、秦淮河、皖口三战，南唐屡战屡败，在长江中游的精锐兵力全部丧失。

开宝八年（公元975年）三月，宋军攻至金陵城下，后主急召军队救援金陵，十月，由江西省赶往金陵的朱令赟率领的15万水军在湖口一战中几乎全军覆没。十一月十二日，北宋曹彬率大军攻城，二十七日，宋军破城，守将呙彦、马承信、马承俊等力战而死，右内史侍郎陈乔自缢，李煜奉表投降，至此南唐亡国，国祚38年。

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正月，赵匡胤封李煜为违命侯，同年赵光义即位，改封李煜为陇西公。太平兴国三年七月初七（公元978年8月13日），李煜去世，时年四十二岁，宋太祖追赠其为太师，追封为吴王，葬于洛阳北邙山。

南唐疆域的变化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从南唐昇元元年（公元937年）至保大三年（公元945年），南唐大体保持了杨吴的疆域。其北面、西北面与中原政权以淮河至大别山一线为界；西面与楚相隔，长江沿岸有蕲州镇、黄州府和鄂州市；南面隔南岭与南汉分界，东南面，早期的南唐隔武夷山市与闽国为邻；东面与东北面，在苏州市、无锡一带与吴越国相望。第二阶段，元宗李璟伐闽之后，得到闽国的部分领土，即今福建省境内建、汀、泉、漳诸州归附南唐，南唐保大九年（公元951年）灭楚后，疆土扩大到今湖南省和贵州省东部，但次年即被逐回；第三阶段，后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南唐在淮南市败给后周，李璟献上长江以北十四州给后周，南唐的疆域缩减到只剩下长江以南地区。

南唐建国时承继吴国之旧，共有28州，新置泰、筠二州，共30州，攻灭闽、楚之后，得14州，又复置剑州，共计45州。由于湖南9州及福州市得而复失，南唐实际拥有35州。其中泉、南二州先后北留从效、陈洪占据，处于半独立状态，南唐真正能通达政令的只有33州。南唐献给后周江北14州之后，只剩下江南21州（除去泉、南二州，只剩19州）。

此外，南唐先后在天水、南城设置过建武军，入宋后改为建昌军；在江阴设置江阴军，在当塗设置雄远军，入宋后改为平南军。

南唐实行复都制，南唐前期以金陵（之前称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为西都，扬州市（也称江都府，扬州，今江苏省扬州市）为东都。其中西都金陵为朝廷所在地，东都为陪都，陪都承袭唐朝的旧制度，设有留司，或曰留台，留台的长官为留守。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李璟割让包括东都扬州在内的江北十二州给后周后，南唐前期的两都制就不存在了。同年，李璟升洪州为南昌府，建南都。北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李璟迁都南昌市，封李煜为太子监国，留守金陵，此时南唐的复都制从“西都金陵府·东都江都府”变成了“西都金陵府·南都南昌府”。李煜即位后，将首都迁回金陵，南昌府依然为南都，这样的两都制一直延续至政权的终结。

南唐作为十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人口大约有五百万，按照南唐末记载和统计计算，后主李煜时期全国19州3军108县为655065户，人口大概为三四百万。

南唐时期，其境内各地的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样，江南丘陵在唐末受战争的波及较少，到了杨吴及南唐时，这一地区经济发展快。经济的迅猛发展也带来了当地人口的增多，从州县设置的变化可以看出南唐时江南地区人口的增长情况：

本表来源：《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元和郡县志》中缺淮南诸县户口统计资料，故本表淮南诸州唐朝户口数以开元统计数代替，并加以括号以示差别。

南唐以继承唐王朝为口号，国家制度相对完备，在政治上，南唐的官制、科举、礼乐、衣冠基本承唐制。与唐朝不同的是，南唐设有勤政殿学士、文理院学士、光政殿学士承旨，掌咨政顾问；直宣政院，掌机密；清辉殿学士、直学士，负责审阅各种章奏；内苑设澄心堂承旨，在南唐末年，澄心堂承旨一度负责起草诏旨，发布命令。

南唐的中枢决策权有别于当时的中原王朝。李昪在位时，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分工仍沿袭唐朝旧制度，中书门下虽然为中枢决策机关，但决策权始终在皇帝手中，皇帝直接控制三省事务。李昪着力遏制相权，采取的措施是多用“儒者”为相，并且分散相权，如南唐初年，宋齐丘任丞相，但李昪不允许他参与政事，同时将中书、门下两省的事多交给给事、舍人；为了削弱相权，他命儿子李璟为兵马大元帅，三省事由李璟参与决策，更多时候，李昪是亲自裁决庶务。

元宗李璟即位初期继续李昪时期的成策，政事多亲自裁决。后设宣政院，掌机密；枢密院脱离中书省，掌兵籍，李璟即位之初枢密院的权力受到抑制，后战事增多，枢密院的权力膨胀，逐渐成为南唐的中枢决策机构。

后主李煜时期决策权仍主要归枢密院，宰相权力不大。后主十二年（公元972年）二月，李煜下令贬损仪制，枢密院改为光政院，枢密使改称光政使，不久后，李煜又设澄心堂，中枢决策权转移到澄心堂。

同时，李昪即位后立下法度，不以外戚辅政，宦官不得参与政事。李昪对宦官严加管控，如李昪曾派宦官去庐山祭祀，宦官回来后谎称自己节俭，李昪立即揭穿他有买肉鱼的记录。南唐三代君王以抑制宦官为世训，宦官势力未对南唐国政造成影响。外戚干政是封建政治难以避免的弊端之一，李昪秉承国家大事，女子不能干预的主张，抑制因为嫔妃得宠外戚干政的现象发生。终南唐之世，外戚未能在朝廷中取得显赫地位。

南唐的地方行政建制基本沿袭唐朝旧制，州、县是主要地方行政区划单位，南唐以州领县，州长官为刺史，县长官为县令，县以下还设有场、镇、乡等小行政区划单位。另外，南唐沿用唐制，设立监，以管理盐铁务。如泰州海陵监管理盐务，饶州平监主管铸钱。同时，南唐仍采用节度使制，节度使兼任其节镇所在州长官，且管辖数州军、政,权力大于一般州长官。

崇文抑武成为南唐统治者一贯的政策，李昪即位后，广用儒吏，武人在南唐政治中的影响被限制到最低程度，李璟、李煜同样也采取同样的措施，如李煜时期多用文士担任地方长官，在州郡置官专掌财权，将军权与财权分割。

李昪即位后，便大刀阔斧地进行立法活动。首先，吴天祚二年（昇元元年，937年），“诏狱讼未经本处立决者，毋得诣圈诉，丁丑改辞状司为清讼院”，“辞状司”的改名反映了这时候的南唐社会诉讼案件的繁多，同时也表明李昪对诉讼案件的重视。升元三年（939年）七月丙午，“命有司作《升元格》与吴令并行”，《升元格》的颁行，说明李昪对格的重视。格是依据旧制拟定的法律文本。三年之后，升元六年秋（942）九月庚寅，南唐“颁布《升元删定条》共三十卷。

南唐仿唐制，亦有十六卫的设置(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卫)，有上将军、大将军、将军、中郎将等官。除金吾卫负有京师巡警之责外，其他诸卫皆不统兵，其官员用于安置勋臣或作武官的迁转之资。十六卫官员不全置，因需设官，因人设官。

南唐在李昪统治初期置有诸道兵马副元帅、判六军诸卫事，为最高军事统帅。李璟即位后，置诸兵马元帅、副元帅。全国军队的调遣权在枢密院，南唐任枢密使的多为文人，但是兵权在禁军和地方将帅手中。

南唐禁军包括六军和侍卫诸军两个系统。南唐的侍卫军由于马军军力不强，所以没有侍卫马、步兵之分，统称为侍卫诸军。其中六军为：神武、龙武、天威、雄武、神卫、龙卫。六军之外的禁军为侍卫诸军，即卫圣、宣威、殿直、龙骧、神威、龙翔、静江等军，其中龙卫、龙骧分别为六军和侍卫诸军的马前部队。

六军各置统军、副统军、都虞侯等军职。六军统军一般由功勋之臣担任，多兼任节度使，有的还兼任中书令等官。六军各分左右军，也称左右厢，各置都指挥使为统兵将领。除此之位，称都指挥使的还有南唐侍卫诸军的统帅，在其下置都虞侯为副职；节度使之下的统兵将领也称都指挥使。南唐侍卫诸军系统的各军又左宣威统军、左殿直统军、右卫圣统军等名号，到后主时期，才有都指挥使的名号，在其下设都虞侯、指挥使等军职。

南唐禁军除了驻扎在京师外，还会屯驻在军事要地，其中作战主要依靠六军部队，如龙武、天威、雄武、神卫等，尤其是神武军，常在战场上出现，如在与后周、北宋的战争中，神武军都是作为主力参战；侍卫诸军偶尔参加战争或屯驻地方，他们的主要职责宿卫京师和宫廷。

南唐各州郡也有兵，分由诸州刺史或都指挥使统率。南唐没有方镇军队，节度使统帅的地方军队也是州郡之兵。乡兵由地方招募用于自卫乡里，他们平时训练，并编制为伍，在外敌入侵时相结御敌，发挥了地方军队的作用，成了正规官军的补充力量和后备兵员，有些乡兵发展成为州郡之兵。

地方上州的统兵将领称节度使，方镇在节度使之下的统兵将领称都指挥使，在各军都指挥使之上置马步军都指挥使一人，或称内外军都指挥使，地位仅次于节度使。南唐地方上之置都指挥使一人为统兵将领，不设节度使的州郡，军队多由刺史统辖，重要州郡置有防御使为军事长官，地位略高于刺史。南唐乡兵之制广泛，设置团练使，或由刺史兼任，为州郡统兵将领，也称州将。

南唐主要采取的是募兵制，招募来的兵士，脱离社会生产，逐渐成为职业军人。如《南唐书》中就有记载从烈祖李昪开始就规定百姓有产缗二千以上的，出一兵卒为义军；分家后再出一男，号新拟生军；百姓有新置物产的，再出一男，号新拟军；家有三男的抽一男为围军，后改为拔山军。元宗李璟保大年间，朝廷将龙舟舵手编为凌波军；民间佣人奴仆、赘婿编为义勇军；市井无赖、亡命之徒编为自在军；平民百姓编为排门军。除了募兵制还有征兵制，即战事紧张时强行征伐境内农民为兵。

李昪李昪在位时，南唐与吴越为友好的邻邦。昇元六年（公元942年），吴越国火灾，李昪慰问并支援他们相应的物质。李璟即位后，南唐与吴越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常有战事发生，李煜即位后，两国没有直接的军事冲突，但后来在北宋攻南唐时，吴越国与宋协同作战，联合攻入金陵使南唐亡国。

辽朝为了得到南方的丝织品及茶叶、药品、珠贝等物产，与江淮政权保持着频繁的往来。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南唐政权也有意加强这种联系。李昪得国后，采用宋齐丘得建议，通过海路与契丹取得联系，并赠之以美女、珍玩，契丹主亦遣使报聘，双方往来不绝。南唐与契丹之间的关系，既非文德所服，亦非真正的同盟，但李昪表面上始终维持着和契丹的友好关系，这样能让后晋有所忌惮。李璟即位后，也常派使节由海路北上希望跟契丹建立邦交，打算跟契丹合作共同夺取中原，但两国有互赠礼物，但是并未真正结成联盟。

南唐保大九年（公元951年），郭威建立后周，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后周逐渐强大，而此时的南唐陷入闽楚战争，国力将要耗尽之时。保大十二年（公元954年）柴荣继位后开始进行统一天下的大计，从保大十三年（公元955年）开始，柴荣开始讨伐南唐，一共三次攻伐，南唐屡战屡败。李璟削帝号，自称国主，向周称臣。

李璟在位时，赵匡胤兵变称帝，南唐与北宋延续之前南唐与后周的臣属关系。李煜继位后，对宋更加谦恭，同时，每年派人向北宋进贡，甚至一年之中数次进贡。每次会见北宋使者都换龙袍为紫袍（北宋官服）， 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李煜下令去除“唐”国号，改称江南国主；次年，又下令贬损仪制，撤去金陵台殿脊兽，并先后多次上表宋廷，请求直呼其名，以示尊奉宋朝。

李昪的对外政策是以息兵为主，他在位之时，与周边马楚、南汉、闽国等国友好来往，昇元四年（公元940年）南唐东南面的闽国王延政、王曦两兄弟开战，李昪派去使节调解，二人暂时盟誓和解。李璟即位后，有定中原复旧都之意，对外政策主要是武力征伐掠夺，先后剿灭南汉张遇贤、灭闽国、重创南楚，外交关系变得紧张。

李昪受禅后，推行了一系列利于国家发展的经济政策。首先，李昪下诏采取优抚政策，吸引劳动力，使抛荒的土地重新得以开发种植；其次，为发展生产，南唐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并通过改革税赋使百姓的负担合理；第三，采取奖励农桑、兴修水利的举措；第四，减少各种徭役，节约民力财力，使百姓集中精力从事农业生产。同时三代君主能因地制宜发展国内经济，例如南唐长江以北是广阔的平原，这一带屡经过战火，农业短时时间难以恢复，但是有丰富的盐产，南唐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盐米政策，即江南民户缴纳稻米以换取江北食盐。

李昪即位后为加强国家的统治，下诏有愿意耕织的人，朝廷可授予田地任其耕种，这一政策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安定，还吸引了大批的劳动力，使南唐境内的土地得以开发利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此同时，李昪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采取奖励农桑、兴修水利的举措，促进了南唐农业的发展。

在南唐经济发展中，随着农业经济重心的南移，南唐的稻米种植广泛，淮南、江南以及鄱阳湖畔、赣江流域及今抚河、信江流域，都是产米区。在稻米生产发展的同时，北方传统优良品种南渐势头也有增无减，小麦种植也比唐时普及，四川省许多平原、丘陵、山区种麦。由于南唐农业生产的发展，其后江淮地区成了中原的主要稻米供应地，到北宋时，其首都开封市每年都要从这里运去大批的米。史载：“江南平、岁漕米数百万石给京师，增广仓舍，命常参官掌其出纳，内侍副之。”米多得都要广增仓库，可见产量多。

在稻米种植的同时，南唐的经济作物生产也有较快的发展。南唐政府非常关心种桑，李昪在位时就下令对种桑多且品质优良的百姓给予一定的赏赐。在政府的鼓励下，南唐的桑叶生产有很大的发展，与此同时，南唐境内麻的种植也十分普遍。加上南唐改革税法，以税钱折绢帛而虚提绢帛价格，农民种桑的积极性更高，“不十年间，野无闲田，桑无隙地。”皇家仓库德昌宫。“凡积兵器、缗、帛七百余万。”国家农桑之盛，前所未有，农业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南北无出其右者。

除了桑麻，南唐茶叶种植也广泛。南唐的茶叶生产以光州、扬州、常州和润州的茶园闻名于当时，宜兴产茶历史久远，其中“阳羡茶”为江淮名品。南唐时“阳羡茶”依旧为名茶，后随着产茶区域的南移，产于建州的京铤茶渐渐取而代之，成为贡品，朝廷方罢“阳羡茶”。

南唐的纺织业，有民间作坊和官府作坊。民间机杼普及，织工无数，品质优良，如润州的方纹绫、水波绫，技术高超；除了民间作坊，官府里同样设有作坊，数量、品种也很多，国主赏赐常用丝帛，如“昇元初，许文武百僚观内藏，随意取金帛，尽重载而去”；李煜信佛，给很多寺院赠予大量丝帛，这都说明南唐丝织品富足。

淮南扬州和楚州是古代主要的盐业产地。唐朝已有“扬一益二”的说法。南唐立国后，以盐业为重要资本，制盐业成为江淮社会经济的大宗。南唐升元元年（公元937年），南唐改置泰州，置海陵监，加强了对盐业的管理。又在楚州设置盐城监，“管盐亭百二十三”。至北宋统一，盐城“岁鬻四十一万七千余石，泰州海陵盐如皋仓，小海场六十五万六千余石。”

南唐地处江淮水乡，湖泊纵横，造船业十分发达。南唐的洪州盛产大木，为南唐造船业奠定了基础，南唐的战舰均为洪州所造。由于江西省盛产良材，故江州、饶州等地均有规模宏大的造船手工业工场，除此之外，扬州市也是南唐的重要造船基地，由于江南多水，各州县均能造船。如田额镇守宣城市时，本地船工不足，以厚利招上元(今南京市)冯宏铎船工为己造船。南唐大船可容千人，载重量增加，说明造船技术高。

南唐的制瓷业主要集中在江西，，今景德镇地区有多处五代十国窑址，主要是胜梅亭、石虎湾、黄泥头、湖田等窑。景德镇地区南唐时属饶州管辖，胜梅村窑是目前发现的南方地区烧过白瓷的最早窑址之一，此外还兼烧青瓷。湖田窑位于景德镇东南方的湖田村，窑场遗址与遗物堆积面积达40万平方米。该窑以及黄泥头窑均烧造白、青瓷器，景德镇出土的白瓷接近现代细瓷的水平，可见五代制瓷工艺水平高。

南唐的制茶业，无论产量还是工艺，都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南唐仅官府就有茶叶坊38处之多，专门生产供皇家和贵族使用的高级茶品。民间焙茶作坊就更多，有1000多处。由于制茶业发达，茶税成为南唐重要税收项目之一，并且是军费的重要来源。

南唐的手工业和其他各国相比，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化用品的制造比较发达。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和南唐文化繁荣，教育事业发达有密切的关系。文房四宝中的笔、墨、纸、砚，都有制作精良的产品涌出，如南唐造墨名家就有耿文寿、耿文政、盛通、盛真等，《十国春秋》还说，朱君德、柴、柴成务、李父远、张遇、陈赞等，皆善制墨，由于南唐制墨业兴盛，到后主时，置墨务官，统管此事。

南唐时的笔，以宣城市诸葛笔最为著名，一枝笔价值十金，“号为‘翘轩宝帚’，土人往往呼为‘宝帚’；南唐时的砚以李少微所造龙尾砚最为名贵，南唐曾在歙县置砚务，“选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之给，号砚务官，为官造砚。”

南唐的造纸技术尤为高超，李煜还特地令四川省造纸工匠来到澄心堂，仿照蜀纸制成一种质地优良的新纸，并命名为“澄心堂纸”。此纸除了南唐君主使用外，也“供名人书画”，南唐大画家徐熙画花果，就“多在澄心堂纸上”。澄心堂纸品质好，此后宋朝、清朝也都学习南唐的技术，生产并使用了这种纸。南唐文化发达，除了能生产名贵纸张外，日常使用的普通纸生产也很广泛。江、池、宣、歙、信等州都产纸，其中信州产的是藤纸。吴、南唐纸不仅产地分布广泛，而且质量也很佳。宋代科学家沈括曾在宣州宁国市发现吴国文书数十纸，“纸剳皆精善。”

商业市场发展：南唐金陵、扬州市、镇江市等大城市都有专门的商业市场，如金陵的坊市多集中在城南地区，有银行，即金银器加工市场；有花行，即专门制作装饰用花的地方。润州紧邻长江，江边有市，如南唐有诗赞金山江面：“淮船分蚁点，江市聚蝇声。”南唐城市不仅城市商业繁荣，农村的草市、圩场很是兴旺，不少圩市升为县或者置为镇，如新置泰州市东洲镇，清江，海陵，如皋市等升为县，泰州则升为州，成为江北重镇。从这里可以看出商品经济的萌芽已经向沿江乡间集镇转移，成为城市商品经济的扩展与补充。

商人地位提升：南唐重商及商业的活跃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富商阶层，他们甚至与士大夫共同执掌国运，开历代风气之先，如南唐开国元老周宗，既是政客又是富商。南唐的大商人囤积居奇，一度使南唐财富集中到了商贾手中，李煜即位之初，国库储备不足以向宋进贡，就从金陵富商那里购得绢品以充贡物。在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富商地位的上升本质上是商品经济萌芽的积极表现，是我国经济重心南移过程中出现的新气象。

新的消费阶层出现：南唐建都金陵，经济文化中心南移，一大批皇家政要及其家属，经营盐，茶暴发的富豪，北方南下的士大夫，文人墨客以及妓女等成为金陵及其周边中心城市新的消费阶层，他们人数多，经济实力雄厚，他们的生活状态影响城市的消费习惯，对城市经济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城市服务业兴起：随着城市的发展，建筑木工、道路河道保养人员、脚夫、船家等各行各业的人增多，城市聚集的人增多，酒楼增多，南唐讲究美食，如在金陵就有“建康七妙”，饼可以映字作劝盏，面能穿结带，就连饺子汤也能注入砚中，堪称神奇。服务业细化，渗透的城市的方方面面，增强了城市的活力，带动了城市的经济繁荣。

海外贸易是南唐商业发展的组成部分之一。扬州是重要的港口，从这里出口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占城，新罗，高丽，远至大食等地。各地的消费品也从海外输入南唐。在太常博士陈致雍的《奏番国使朝见仪状》中，提到了“占城国献驯象”； 中主李璟“海国进象数头，皆能拜舞山呼”；南唐的宫廷之中也有照明用的“大宝珠”。

南唐货币有大齐通宝、保大元宝、唐国通宝、大唐通宝、开元通宝、永通泉货。李昪称帝，国号为大齐时，曾铸造过“大齐通宝”，其子李璟造“保大元宝”钱，中兴二年铸“永通泉货”当十钱，此外还铸有“开元通宝”“唐国通宝”“大唐通宝”等。南唐的“唐国通宝”有篆、隶、真三种字体。初铸时一千钱重三斤十二两，后减为一斤重。有大小两种，大的一当开元钱二，小的二当开元钱一。唐国通宝比唐开元钱整齐，传世的南唐“永通泉货”多。

南唐教育承袭唐朝遗风。其官学体系分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以国子监为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南唐中官学体系将六学二馆简省至仅余国子学，不再有唐朝那样为区分等级而设的诸学，受其国家财力和实力所限，南唐不得不省去算、书、律诸学。南唐有两处国子学，一处在首都金陵的秦淮河畔，另一处就是庐山国学,又称白鹿国或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为南唐培养了大批人才。中主李璟、后主李煜身体力行，群臣效仿，在南唐国内形成了重视文化、重视教育、尊重文人的好风气，和中原诸朝轻视文化，歧视文人的情况形成对比。

道教和佛教在南唐均有发展，尤其是佛教在南唐发展很快。唐朝自称老子的后裔，因此一向庇护道教；南唐自称李唐宗脉，对道教同样也倍加尊崇。李昪李昪崇尚道教，对佛教不甚热心；但当地土著人士多信奉佛教，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李昪对佛教也很宽容，在李昪执政期间，佛教未大规模的发展。到元宗李璟时期，佛、道两教均有迅速发展，佛教的发展超过道教。后主李煜时期，佛、道二教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佛教取代道教，成为统治者关注的中心。从烈祖时期的崇道容佛，到元宗时期的道佛并重，再到后主时期的佛教独尊，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与宗教政策的变化同步发展，而宗教政策的变化又直接造成了宗教势力的变化，对南唐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都产生了影响。

南唐修史机构健全，在唐以前，史书多为私家著作，李世民时开始官修本国及前代史书。南唐继承这个制度，专设史馆，选拔优秀人才修史。如徐铉、高远、乔匡舜、潘佑等，都担任过史馆修撰。南唐官修史学著作丰富，如有高远、徐等修成的《吴录》20卷，尉迟枢的《中朝故事》3卷，程匡柔撰的《唐补记》3卷，记唐朝宣、懿、僖三朝事；郭昭庆撰《唐春秋》30卷；夏鹏、夏鸿撰《十三代史略》等。

南唐散文继承唐末纤丽的文风，代表人物有徐铉与韩熙载。如徐铉的《徐文公集》，其中收录的文章大多辞藻华美，讲究韵律对仗，失去了文言文雄浑、质朴的气势。南唐散文这种浮华的文风一直影响到宋初，直到欧阳修重振古文运动，文风才开始变化。

南唐文学以词的成就最大，对后世影响较大。南唐词人有冯延巳、中主李璟、后主李煜等人，李璟父子的作品，后人集刻为《南唐二主词》。在南唐词的发展才真正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无论形式、内容、艺术技巧均有突破，抒情词成为词的主流，以后主李煜为开端，王国维就说过：“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词这种新文学体裁至南唐及李煜时，在中国文学史上开始争得了和诗歌一同发展的地位，在这之后，到宋代达到繁荣的阶段，成为标志这一个时代特色的文学体裁。

唐末战乱音乐也随之衰落，很多乐曲与舞蹈渐至消亡。比如《霓裳羽衣》，到李煜时，皇后大周氏偶得残谱，恢复了这首名曲，此外，周娥皇还谱写了《邀醉舞破》《恨来迟破》等乐曲，流行于当时。除此之外，还有蔡翼、后主李煜等人谱写的《琴调》《小胡笳十九拍》《念家山破》等多种曲谱流传于世。南唐君臣中不少人通晓音律，如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徐铉、韩熙载、释应之等，《韩熙载夜宴图》中就有韩熙载亲自击鼓奏乐的场面。

南唐擅长书法的文人有很多，上至中主李璟、后主李煜；下至韩熙载、徐锴、潘佑、冯延巳等。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徐铉，宋苏轼、米芾、黄庭坚等书法大家对他推崇备至。他最擅长小篆，与其弟徐铉并成为“二徐”。另外，后主李煜行书“作颠笔掺曲之状，遵劲如寒松霜竹，谓之金错刀”,对当时及以后的书、画皆产生一定的影响。

南唐重视书画艺术，我国最早的画院就出现在南唐，凡进入画院的人分别授予不同的名位，有待诏、司艺、画学士、学生等类。当时有顾闳中，周文矩，徐熙，卫贤，王齐翰、董源、巨然等一大批画家，活跃在画坛。其中董源、巨然擅用或浓或淡的水墨描绘江南景色，两人并称为“董、巨”。黄筌擅画宫廷的珍禽异卉，徐熙擅画江湖上的水鸟汀花，两人并称为“黄、徐”，当时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的谚语，形容两人作品的不同风格。此外，顾中所画《韩熙载夜宴图》，亦为传世的艺术珍品。

南唐服饰沿袭唐制，在《南唐二陵发掘报告》 通过陶俑可以慨括南唐服饰的特点，南唐的服饰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方领长袍，右，衣袖宽大，内衬窄袖，胸前有下垂的长带，衣带宽大，广袖内露出窄袖；第二种圆领长袍，右衽，胸前有束带，腰下左右开衩，露出内衣的衣角和靴子的侧面；第三种战袍，全身披甲，流苏下垂，至脚部；第四种舞衣，分袒胸露腹的翻领舞衣与圆领舞衣两款，长不过膝，长衣袖，腰问有束带，腰下左右开衩，露出里面的内衣。帽子有六种：道冠帽、莲瓣帽、方形帽、头帽、风帽、甲胄帽。

南唐的城市商业繁荣，国境内的扬州、镇江市是繁荣的大都会，南唐人吴淑的《江淮异人录》中记载当时的南唐境内市集遍布，酒肆、店家众多，生意兴隆。经济繁荣使南唐声色犬马的消费者增多，艺伎队伍不断壮大，战乱使北方民众蜂拥南下，南唐的面点食品随之推陈出新，花样繁多，《江南馀载》中就有记载李昪饮食有“鹭饼、天喜饼、驼蹄、云雾饼等”。

南唐二陵是指李昪钦陵与李璟顺陵的合称，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宁区牛首山附近祖堂山南麓，是五代十国时期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墓。1950—1951 年由南京博物院进行考古发掘。二陵为砖石结构多墓室，东西并列，坐北朝南，相距50米。出土陶桶、陶兽、陶禽以及铜、铁、漆木器和玉衰册等文物640余件，其中出土基本完整可见的男女陶俑共190 件。

李昪的钦陵建于南唐保大元年（公元943年），全长21.48米、宽10.45米、高5.3米。陵墓上部为一直径30米、高约5米的圆形土墩。顺陵建于北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全长21.9米、宽10.12米、高5.42米。顺陵形制与钦陵相似，但规模较小,后室两侧较钦陵各少一个侧室。2010年底在南唐二陵西北侧发现地宫1座，据推断墓主极有可能为李煜的昭惠后周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