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1912年3月10日~1928年6月3日）又称北京政府，是指袁世凯为首的晚清北洋军阀政府。

1911年10月爆发了辛亥革命，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同年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取代了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袁世凯正式成立了北京临时政府，这也宣示着北洋政府的建立标志，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代，此时新组织力还未凝聚，出现了“宋教仁案、袁世凯复辟、府院之争、丁巳复辟、段祺瑞独裁，军阀分裂割据等乱象，有志之士认识到这些之后也先后开启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斗争，但是这些都失败了，但是同样这个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迎来黄金时期，中国无产阶级也在逐步扩大。并且北洋政府先后历经16年历史，从袁世凯统治时期到直、皖、奉各派系轮流执政时期，北洋政府对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教育和外交策略上都进行改革或者是改变，北洋政府也是近代中国从传统政治体制向近代化政治体制转型、过渡时期的产物，半殖民半封建也是这个过渡性政府的最根本的特征。1928年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北洋政府的落幕。

北洋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过渡性政府，但北洋政府在经济、教育、外交上都对当时中国造成了深刻影响。中国历史学家来新夏在《北洋军阀史》中曾评价北洋政府，北洋军阀集团是在清末维系晚清十余年统治的一个支柱；北洋军阀集团是辛亥革命时期转移政权的主要军事力量；北洋军阀集团是中华民国统一政权的实际控制者；北洋军阀集团所掌握的北洋政府是由统一走向再统一的过渡；北洋军阀集团使中国的军制摆脱了旧有的落后陈旧的状态。北洋军阀集团对中国社会的破坏，对人民生活所造成的种种灾难，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唯命是从和丧权辱国等，都起了阻碍历史发展的作用；但是，它在改革军制方面的成效是可以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的。

1911年10月爆发了辛亥革命，12月2日，武汉代表会制定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了临时大总统选举的一系列规程，确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职，同年2月12日，清帝退位，2月13日，孙中山请辞南京临时大总统。2月15日，参议会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取得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最高领导权，其领导的北洋军阀政治军事集团形成。这个新建立起来的以北洋军事政治集团为核心的政权，在历史上被称为“北洋政权”。

袁世凯在取得临时大总统职位后，立刻向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进攻，以建立独裁统治，为帝制做准备，1912年3月，袁世凯提名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在南京组织了第一届内阁，但唐绍仪不愿意做袁世凯独裁的工具。1912年6月，袁世凯迫使唐绍仪辞职，9月任命亲信赵秉钧为国务总理，并且袁世凯极力扩充自己的武装，企图消灭各省的革命力量。

同盟会的领导人宋教仁认为，要反对袁世凯的独裁，必须组织政党内阁，实行“责任内阁制”，在得到孙中山的同意后，宋教仁和黄兴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各个小党派组成中国国民党，1912年八月，国民党在北京成立，孙中山委任理事长，不久孙中山辞职，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国民党采取“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一时间声势浩大，成为了当时的第一大党，1913年3月，宋教仁准备北上组建政党内阁，但是在火车站遭到刺客枪击，伤重身亡。

宋教仁案公布后孙中山意识到想要建立民主政治，必须主张武力讨伐袁世凯，但同时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只有江西省都督李烈钧等拥护孙中山的主张，1913年6月，袁世凯派兵南下，进入江西，发动了想要消灭南方革命力量的战争，国民党被迫应战，7月12日李烈钧发表讨袁通电，黄兴15日在南京组织讨袁军，随后安徽、上海、广东、福建省、重庆市等地先后宣布独立，这就是中国国民党以讨袁为内容的“二次革命”，但是不到两个月，南方的国民党军队就被袁军打垮，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黄兴等人受到通缉，被迫流亡海外。

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之后，主张先选举总统，后制定宪法以尽快获取大总统职位，1913年10月6日，斯里兰卡议会投票选举大总统，袁世凯收买公民党，并采取高压手段当选大总统，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国民党名存实亡，1914年5月1日，袁世凯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取代《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规定大总统总揽统治权，凡内政、外交、军事、制宪、官制、任免等权，一律由总统独揽。袁世凯独裁统治开启。

袁世凯的最终目标就是恢复帝制，为了恢复帝制，袁世凯为了称帝，为此不惜接受了“二十一条”。1915年9月袁世凯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要求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但实则是要求加速复辟帝制的进度，10月袁世凯公布了《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要求在各省的军政长官下选出国体，11月20日，全国投票在袁世凯的操控下完成，君主立宪制被选为国体，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31日袁世凯下令民国五年改为洪宪元年，并准备于元旦登基，至此袁世凯复辟事件达到了高潮。

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和卖国活动早已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其中孙中山是反袁世凯的一面旗帜，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建立了中华革命党，宣誓就任总理，整顿和组织力量来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同时曾经支持袁世凯的部分高级官僚在袁世凯称帝之后也纷纷开始反袁世凯，1915年反袁起义迅速开展，护国军节节胜利，各地纷纷响应，讨袁阵线日益壮大，同时在袁世凯称帝之后，除了美国之外的帝国都放弃了对袁世凯帝制的支持，段祺瑞和冯国璋曾经也是袁世凯的心腹，他们曾期望继任大总统，但是袁世凯建立世袭王朝之后就表现出消极态度，甚至参与到反袁的活动中来，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4月下令恢复内阁，但是袁世凯依旧是在担任大总统职位，6月全国各地基本宣布独立，6月6日袁世凯病逝，护国运动结束。

袁世凯死后，中国出现军阀割据局面，当时主要的割据势力分为北洋军阀和西南军阀，在北方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和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盘踞东北地区的张作霖虽然不是北洋集团的嫡系，但同样也是北洋政府军阀的重要成员，被称之为奉系，在此之下还有大大小小的山西军阀阎锡山，唐继尧为首的西南军阀滇系，割据一部分云、贵、川以陆荣延为首的桂系等等，这些军阀投靠不同的帝国，对内搜刮，对外借款，北洋政府来到了军阀混战时期。

另一方面，袁世凯死后，原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恢复了《临时约法》和国会，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补选冯国璋为副总统，北洋政府的实权主要操纵在段祺瑞手中，段祺瑞上台不久，就和英、美扶持的黎元洪发生了激烈的政权之争，也是所谓的府院之争。

1917年2月，美国宣布与德国断交，准备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希望黎元洪能追随美国，黎元洪同意了美国的要求，3月中国国会对德国进行断交，日本得知后也想唆使北洋军阀参战，段祺瑞借助外债为了扩大皖系军团，也力主参战，美国鉴于日本和段祺瑞的勾结动向，改变了原来的立场，转而主张美国不要向德国宣战，并指示黎元洪，冯国璋抵制参战，这样，府院之争在参战问题上激化了起来。

1917年5月国会开会审议参战案，段祺瑞效法袁世凯故技重施，指使数千军警流氓组成“公民请愿团”包围国会，要求议员们同意通过参战案，议员们不堪受辱，只好停会。5月18日，报纸揭露段祺瑞向日本秘密借贷1亿日元的丑行，段祺瑞再次唆使使督军团呈请黎元洪解散国会，黎元洪拒绝了使督军团的要求，并于23日辞去了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段祺瑞愤而出走天津市，并通电各省督军起来反对，一时间军阀相继宣布独立，并扬言要对黎元洪实行“兵谏”。黎元洪一时间无法应对局势，军阀张勋别有用心自愿调停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的矛盾，黎元洪同意了张勋的请求并且邀请张勋入京，段祺瑞也想借助张勋之力打倒黎元洪和解散国会，因而也同意张勋充当调解人。

1917年6月，张勋在入京前曾与段祺瑞密谋，段祺瑞支持张勋复辟，张勋帮助段祺瑞解散国会，随后，张勋进驻京郊，通知黎元洪解散国会，迫于压力，黎元洪解散了国会，免职了国会总理，6月14日张勋入京，6月27日康有为与张勋和谋复辟，7月1日，凌晨，溥仪按事前布置，改民国6年7月1日为宣统九年五月三日，恢复清末旧制，大封百官，黎元洪逃往日本驻华大使馆，电令副总统行驶总统权力，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讨伐张勋。

段祺瑞唆使张勋替他完成了解散国会，赶走黎元洪的计划，同时又看到全国反复辟声势浩人，有意乘胜追击，讨伐张勋，博取再造共和的美名，7月3日，段祺瑞宣告组成“讨逆军”，7月12日讨逆军攻入北京，张勋军溃败，张勋逃亡荷兰驻京大使馆，溥仪再次宣布退位，复辟丑剧仅维持12天就草草收场。

张勋复辟之后，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黎元洪辞职下台，冯国璋继任大总统，北洋政府的军政大权落入了段祺瑞手中，段祺瑞开启了一条卖国独裁的统治制度，1917年8月14日，段祺瑞在日本的支持下对德宣战，11月2日《蓝辛-石井协定》，规定了美国承认中国拥有的特权，日本承认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段祺瑞假借参战之名，大借外债以扩充皖系力量，据《中国近代简史》记载，1916-1918年期间，段祺瑞向日本借助外债约5亿日元左右，也称之为“西元借债”。

1917年7月，段祺瑞赶走了张勋之后，孙中山电联段祺瑞，要求段祺瑞恢复《临时和约》，但是段祺瑞没有理会，并且意图皖系军团的独裁统治。1917年7月，孙中山和章太炎、朱执信共赴广州市，并决定建立安国军政府，孙中山被推选为大元帅，10月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布段祺瑞为叛逆，开始出兵北伐，开启护法战争。

1917年10月，段祺瑞派遣直系军队进攻湖南省，以消耗直系军团的实力，冯国璋为了保全实力，联合了西南军阀来排挤段祺瑞，所以冯国璋提议和平解决南北纷争，并指示直系军团消极怠战，当北洋军战败后，冯国璋更是指使曹锟等人发出和平通电，公开反对段祺瑞，段祺瑞被迫辞去总理职务。1918年3月段祺瑞亲信徐树铮勾结奉系军阀派兵入关，冯国璋被迫重新任命段祺瑞为总理。另一边南方护法军中也在进行着分裂活动，1918年1月陆荣延和唐继尧成立“西南自主各省护法联合会”，企图分裂孙中山主持的护法军政府，5月军阀更改组军政府法案，改大元帅制为七总裁合议制，孙中山为七总裁之一，但是却大权落入桂、滇系军阀手中，孙中山愤然辞去总裁之职位，5月21日，孙中山与胡汉民、朱执信赴泸，至此，护法运动失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皖系军团段祺瑞依靠日本的支持，控制着北洋政府，企图用武力统一西南，并把目标放在了直系的地盘上，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得到英、美的支持，与奉系军阀张作霖暂时和解，企图稳定北京政府，1920初形成了直、苏、鄂、赣、豫和东北三省的反皖同盟，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军全溃败，7月19日，段祺瑞通电辞职大总统一职。。

直、奉两派军阀开始争夺权力，1922年4月底，直奉战争爆发，双方在津浦、京汉展开了激战。5月初，奉军大败，张作霖退回关内，宣布“自治”。直、奉罢兵言和，直系开始控制北京政府。吴佩孚控制了北京政权之后，逼迫徐世昌辞去大总统之职位，抬出了原总统黎元洪，建立了所谓的全国统一的合法的临时政府，1923年3月吴佩孚提出“武力统一”，一面准备与张作霖作战一面来反对孙中山，各个军阀为了保护自己的地盘开始了“省自治”和“联省自治”。

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公布了《中国国民党规约》，宣布“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纲要。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8月，孙中山在上海传令陈炯明回师广东省，讨伐陆荣延，10月收复广东，驱逐了桂系势力，11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市恢复军政府，宣布继续护法，1921年4月，孙中山被选举为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宣布就职，并宣告讨伐陆荣延，9月兵败，广西壮族自治区平定，两广一统。

1922年5月上旬，孙中山发布北伐令，取道江西省北上，6月13日，北伐军攻占赣州市，接着进占吉安市，直逼省会南昌市，北伐军深入江西之后，陈炯明发动政变，6月，孙中山从前线回到了广州，16日凌晨，孙中山住所遭到炮轰，孙中山勉强脱困，17日，孙总率领舰队和部分陆军反击叛军，并要求北伐军回师镇压叛乱，但北伐军回师之时遭到叛军和直系军队的夹击，损失惨重。孙中山孤军无缘，1922年8月9日，孙中山乘坐舰船离开广州市，再赴上海市，至此，二次护法运动失败。

1924年秋，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掌握了北京政权之后，因为贿赂总统和“武力一统”的政策，引发了各地的不满。浙江皖系军阀联合奉系的张作霖和完成中国国民党改组的孙中山，形成新的反直同盟，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张作霖出兵入关，9月15日，张作霖自任总司令，率领10万军队进攻朝阳、山海关区，17日，曹发布讨伐张作霖令，以25万兵力出战，二次直奉战争达到空前的规模。10月23日，直系讨逆军在北京发动政变，大总统曹锟被软禁，北京防务被接管，史称“北京政变”，北京政变之后吴佩孚所部士气大减，对奉战争失败，1924年11月2日，曹锟被迫下台，吴佩孚南逃，直系军阀控制北京的局面结束。

北京政变之后，冯玉祥将所部改名为中华国民革命军，并于1924年11月5日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冯云祥偏向于革命力量，但是迫于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压力，10月中旬，与张作霖、段祺瑞在天津市举行了会谈，段祺瑞被推选为北洋政府临时总执政。

1926年，国民党政府决定出兵北伐，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9日，革命军在广州市进行誓师阅兵典礼，宣告北伐正式开始，北洋政府各个军阀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暂停了内斗，转而对付兴起的国民革命军。

1926年7月11日，北伐军占领长沙市，8月中旬先后攻克平江县，岳阳市，并插入湖北，9月初，北伐军向武汉三镇发起总攻，6日汉阳守军发动起义，7日，北伐军占领汉口，10月10日，北伐军胜利攻破武昌，两湖战场获得胜利。两湖战场胜利后北伐军开始转战江西省，北洋政府和北伐军在南昌市展开战斗，北伐军两进两出，终于在11月8日攻克南昌，12月18日占领福州市，1927年初，北伐军开始转战浙江省、安徽、江苏省等地，3月，北伐军占领了杭州、南京和上海市，消灭了吴佩孚和孙传芳主力军，至此，北伐军获得重大胜利，成功占领长江中下游平原和东南大部分省份，北洋政府的统治受到了动摇。

1926年10月1日，杜锡珪辞职内阁总理，由顾维钧代理内阁总理兼外交总理，北洋政府处于瘫痪阶段，并且随着北伐军的胜利，北洋政府能够抵抗北伐军的只有张作霖领导的奉系军团，1927年6月11日，张作霖在北京召开奉系首领会议，会议上同意了统一北方军阀来对抗北伐军，并在6月16日，多人签署了《拥戴张作霖为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通电》，同一天张作霖发表了讨“赤”通电。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职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并且以“讨赤”口号来团结北洋，来想挽回败局，1928年4月蒋介石决定对北洋政府进行最后的讨伐并于9日下达总攻击命令，奉军一路溃败，6月1日，北伐大军分三路兵发京津，张作霖见大势已去，决定退出北京，6月4日凌晨，日本人见扶持的张作霖大势已去，便炸毁了张作霖所乘坐的火车，张作霖不治身亡，北伐军占领北京，天津市，北洋政府覆灭，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取代了北洋政府。

1912年至1928年间，北洋军阀的统治体现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将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同时，中国史学会认为，北洋军阀的统治政权仅仅打上了民主共和的旗号，旧有的封建统治秩序并未真正被颠覆。所以导致了民国初年的政治格局、各派势力的变迁以及彼此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同时，中国外国历史背景反映了北洋军阀与近代湘淮系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在某些特点上的区别。

袁世凯领导的北洋军阀集团具有与清末湘淮系集团相似的一般特点，其最显著的政治特点是在清政府进行“新政”时形成和发展起来，进而赢得了中国资产阶级上层的支持和信任。

中国近代社会的北洋军阀集团与帝国主义势力有一定的联系，同时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军阀派系在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上表现多样，既存在公开出卖国家利益、密切勾结的情况，也有隐蔽、或发生矛盾、斗争的情况。同时，双方的政治利益和具体环境所决定是否支持某个派别的军阀。帝国主义对关心和支持的派系可能采取观望或持反对立场。而各派军阀为了维护统治地位，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时也会有一定的反抗和抵制。

依1913年1月8日公布的《中华民国划一现行各省行政官厅组织令》《中华民国划一现行各道行政官厅组织令》和《中华民国划一现行各县行政官厅组织专》的规定，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行政区划分省、道、县三级。其省级为：①一地方，即京兆地方；②二十二省（不包括日占台湾省），即直隶省、奉天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山东省、河南省、山西省、江苏省、安徽省、江西省、福建省、浙江省、湖北省、湖南省、陕西省、甘肃省、新疆、四川省、广东省、广西、云南省、贵州省；③四特别区，即热河特别区、绥远特别区、察哈尔省、川边特别区；④博克多汗国、青海省、西藏自治区。省、特别区分道。京兆地方、道分为县、设治局，为初级行政组织。1922年，全国共有九十七道，一千九百六十三县，十二设治局。外蒙古、青海分盟，盟下分旗。西藏分宗，相当于内地的县。

民国初期，《临时约法》和《大总统选举法》详细规定大总统的选举方式。根据规定，大总统由国会独立投票选举产生，不受国会以外的任何势力的限制。此外，《临时约法》和《国务院官制》说明国务员体系，规定国务总理为国务员的首领，负责维持行政统一。通常情况下，国务总理由大总统提名，经国会同意后任命。其他国务员则由国务总理提名，经国会同意后，由总统任命。根据《各部官制通则》以及陆续颁布的各部官制，共设立陆军、海军、司法、外交、财政、内务、教育、实业、交通九个部门。虽然后来有一些变化（例如农林和工商两部合并为农商部等），但这些变化并没有对各部门设置产生重大影响。总长即是各部门职权的行使者，并拥有一定的权力。

民国三年（1914年），在袁世凯颁布“新约法”之后，大总统人选从“人民”改为“男子”，住满“十年”改为“二十年”。此外，“新约法”还废除了国会举会办法，采用了相当复杂的选举制度，以利于袁世凯自身从中谋取好处。同时，“新约法”也取消了《国务院官制》，将政事堂作为最高行政中枢，除国务卿、左丞、右丞等组成之外，各部总长本身在法律上失去固定职权，只有在行使职权时才需向大总统请示。。

民国二年（1913年）颁布的《划一现行各道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以及其后颁布的详细制令是地方行政机关设立的主要体现：

一、道制：道的行政首长，最初称“观察使”，民国三年（1914年）的《道官制》改为“道尹”；道的公署，最初称“观察使公署”，《道官制》改为“道尹公署”。道的职权包括三大类。道行政长官本身具有的职权、出于上级委托的办理权及为使道行政长官得以切实行使其职权的出巡制度。

二、县制：民国成立后，将有直辖地方的府、直隶厅、直隶州和厅、州等地方一律改称为县，行政长官一律改称县知事，行政机关则一律改称为县知事公署；民国三年（1914年）的《县官制》对县知事的职权和县知事对上下的关系等又做出了详细规定。

北洋政府时期的国旗为“中华民国国旗”，寓意“五族共和”。五色旗原本是清朝时期海军的官方旗。武昌起义次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发布《安民布告》规定国旗为五色旗，此后北洋政府沿用五色旗了。

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徽为“十二章国徽”，又称“嘉禾国徽”，设计者为鲁迅、钱稻孙和许寿裳。“十二章国徽”的图案来源于中国古代天子礼服绘绣的十二种图象以及汉代《五瑞图》石刻上的图案，袁世凯复辟时也沿用此国徽。

北洋政府时期的国歌为上古诗歌《卿云歌》，《卿云歌》相传是舜将帝位禅让给禹时齐唱的诗歌，1913年，汪荣宝对《卿云歌》进行了一些修改，并请比利时音乐家约翰·哈士东进行谱曲。随后，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将《卿云歌》暂定为临时国歌。然而，国歌在1915年5月改为了《中华雄立宇宙间》。在1921年7月1日，作曲家萧友梅重新配曲的《卿云歌》再次被定为国歌，并一直沿用至国民政府上台后才被废除。

北洋政府时期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发展农业，农业政策不仅逐渐趋于完整，而且开始走向了法制化的道路，首先北洋政府制定了垦荒条例，划一垦荒方法，鼓励人民垦荒，在清政府时期就已经推行了垦荒制度，但是却一直没有统一的方法。在北洋政府成立之后，为了鼓励垦荒，在1914年颁布了《国有荒地承垦条例》《边荒承垦条例》，在条例规定了边境地区的荒地所有民众都可以开垦，而且还土地肥瘠不同定价，提前垦荒完成的还能减免价钱，条例的颁布引发了大量农民移居边疆，同时条例颁布也促使土地占比关系发生了变化，封建官地和公田加入了私有化的行列。

在经济作物方面，北洋政府颁布了多种奖励制度，尤其是在对于经济作物的政策和法令上。北洋政府在1914年4月11日颁布了《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同年又颁布了《森林法》1915年6月30日颁布《造林奖励条例》多种条例的颁布使得经济作物快速发展，粮食农作物也逐渐商品化，而且在中国交通较为发达的地区也逐渐形成了农业专门化的地区。

北洋政府提倡科学兴农，改良和引进优良的品种，设立了农牧业试验场，在19世纪末期建立起了农牧业的试验场，在北洋政府时期更是大肆建立农业试验基地，不仅如此，北洋政府对种子的改良和引进优良品种上更是十分重视，在1914年2月28日的时候，北洋政府农商部向各省发出命令，广泛征集良种然后交给农事试验场择优培养。

根据《北洋政府简史》记载，北洋政府制订的农业政策及颁布的农业法规，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对比西方资本主义的农业政策相比还是有了一定的差距，而且北洋政府对原有的封建土地制度毫无变化，统治阶级依旧可以大量购买兼并土地，在兼并大量兼并之后大多还是采用封建租佃制度，这种分散土地制度构成了北洋时期中国农业发展缓慢的主要因素。

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上台便颁布了多重法令来大力发展工业，首先，北洋政府解除了清廷留下了的对民间兴办工业企业的限制，在北洋政府成立的初期，第一任内阁代理工商总长王正廷在参议院宣布政见时就表示“驱除工商之障碍。”可见北洋政府对工业的重视程度，而且对民众建立民办企业的注册、税收等都放松了限制，同时采用的奖励制度，一是实行专利制度，二是给予荣誉奖励，仅在1915年——1916就有十八家企业、十名企业家和二十华侨企业家获得了各种荣誉奖。

为了鼓励社会投资创办企业，北洋政府不仅采用荣誉奖励方法，也采用了保息政策，在1914年1月，北洋政府颁布了《公司保息条例》条例保证了新成立的企业在开办期间有利可图，鼓励了各方积极投资创办新企业，但是实际上，袁世凯死后没有任何人可以拿到保息金，所以实际保息条例并没有真正实行。北洋政府期间对工业产品和原材料实行了减免捐税政策，郭剑林认为，由于厘金和苛捐杂税长期以来严重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北洋政府对于厘金和杂税都进行了调整和减免。

北洋政府还鼓励民众创办实业，支持引用外资，并且在《矿业条例》规定“外国人民所占股份不得逾全股十分之五”。郭剑林认为，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其政治“性质”的集中表现，北洋政府的工商政策也从一个方面反应了这个政府的性质，北洋政府的举措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但同时北洋政府的发展工业的举措也非常的不完善，所需的法律欠缺，已有的法令、条规不完善，由于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北洋政府工业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采用的是重农抑商的政策，严重地束缚了商业的发展。袁世凯上台以后，签发了《通饬重农保商文》来确保通商的可持续性，另外北洋政府同样也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也希望商业、增加税收的办法来缓解危机，北洋政府期间，不仅颁布了许多发展商业的法律、法规，解除了商业方面的限制，同时也保护了商业的发展范围，实行奖励制度，同时对减免税方面也是制定了大量减税、免税规定，同时促进了外贸的发展。北洋政府时期，还建立了百货大楼的发展，改变了传统商业模式，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商业的资本主义化。

1914年2月8日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采取：以银为本位，以为暂行之媒介。但是因为《国币条例》的不完善，北洋政府一直都没有制造新币，后修改条例，开始铸造袁像新币，袁世凯在担任总统和复辟帝制期间，改铸旧币的任务远未完成，另一个方面，北洋政府迫切需要统一币制，但同样没有获得成功，《中国金融通史》作者杜恂诚认为北洋政府在统一币制上面毫无作为，所起到的都是消极作用。

1912年2月，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了《新教育意见》，对清末的教育主张“忠君”“尊孔”予以否定，主张用世界观教育和美育取而代之，并提出由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德教育提出“五育”并举，北洋政府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新的教育宗旨，这样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资产阶级的教育方针。学者郭剑林认为这些对民国初年的通识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新的教育宗旨否定了封建君权与儒家思想，同时也对袁世凯的复辟需要造成了阻碍，于是袁世凯在思想、文化、教育领域开启了一股尊孔读经的复古逆流。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了《尊孔祀孔令》宣扬“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9月17日电告孔子生日为“圣节”，通知各个学校恢复祀孔典礼。27日黎元洪率领文武百官和中学以上的校长在孔子庙演出了一幕一跪九叩的闹剧。10月袁世凯颁布《天坛宪法草案》强调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1914年1月袁世凯通过法案，令全国恢复祀孔典礼，2月7日再次通令各省崇祀孔子，12月北洋政府重新将尊孔列入教育的方针中来。1915年一月袁世凯重新颁布《教育法令》，明令把教育宗旨概括为“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北洋政府简史》一书提出，袁世凯推行的封建复古逆流，一度使得民国初年出现的新气象被扼杀，中国教育界出现了短暂的倒退与危机。1916年6月袁世凯复辟失败之后中国教育界广大人士要求教育界改革，清除袁世凯复辟倒退造成的影响，1916年9月北洋政府撤销了袁世凯颁布的《教育法令》根据法令颁布教育宗旨也随之废止。1917年5月，宪法审议会否决了将孔教定为国教的提案，并撤销了1913年《天坛宪法草案》的规定，重申了国民有信仰自由的权利，从而基本恢复了1912年制定的方针。

1919年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教育史发展新的一页，教育界许多人主张不应当规定宗旨，主张儿童本位教育，1920年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实行教育“反输出”政策，向国际上广泛的传播中国的文化，三月巴黎大学中国学院成立。1922年北洋政府再次对教育进行改革，11月，以徐世昌名义公布了学校改革令，提出了改革学校的七条要求，一是要社会进化之需要，二是发挥平民教育精神，三是谋个性化的发展，四是注意国民经济力五是注意生活教育，六是使教育易于普及，七是多留地方收缩空间。这七条标准虽然没有明确称之为教育宗旨，但学制的改革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起到了教育方针的作用，北洋政府时期的教育方针经过多次修改，基本上确定了“德、智、体”的全面发展。

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外交既存在着妥协的一面，又存在着开放性、力争收回主权的一面，同时，中国近代社会的北洋军阀集团与帝国主义势力有一定的联系，作者王继庆认为北洋政府的外交策略的制定，无不取决于中国外政治的发展变化，北洋政府成立之初，袁世凯一方面没有修改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另一方面，日英俄为首的列强则提出，在正式承认宣布袁政府之前，必须首先取得该政府对外国在华权力的确实保证，1913年10月10日发表的就职演说中声明，所以前清政府所订的条约、协约、公约必须恪守，袁世凯的这一声明确定了北洋征政府前期内向性妥协的外交特点。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北洋政府要求德国把侵占的山东半岛权益交还中原地区，遭拒。当时美国注意力已转移至欧洲，而英国则希望日本能成为在其远东的盟友，日本于是在8月23日对德宣战，出兵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山东半岛。袁政府分别在11月18日、次年1月7日两次要求日本政府从中国撤军，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中国公使日置益从日本返回中国，绕过外交部长陆征祥，以“回任所拜见大总统”为由，请求与袁世凯直接密谈。在密谈中，日置益向袁世凯直接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并要求中国对此绝对保密，而《二十一条》主要内容为日本要求北洋政府可以获得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并且还可以修建铁路、开办兵工厂、获取部分地区的修建权、日本在南满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享有土地租借权和所有权。1915年2月2日，中日双方开始秘密谈判，在84天里进行了25次正式谈判和20次非正式谈判，但是日本态度强硬，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北洋政府5月9日必须对修正案作满意之答复，否则大日本帝国将会采取必要手段。5月9日，袁世凯作出了最后的妥协，5月25日中日双方正式签约。签订的条约为，《中日民四条约》，一时间各地民众纷纷集会示威、罢工抗议、抵制日货，斥责袁世凯的妥协行为，全国教育联合会把每年的5月9日定为“国耻纪念日”。

袁世凯倒台之后，北洋政府的政治派系复杂，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下滑，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在山东省问题上抗议无效之后，北洋政府仍然选择妥协，但是北洋政府的妥协方针并没有博得同情，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自从和约提出山东条款后，先后做出五次让步，但是均遭到和会的拒绝，在此情况下，中国代表团做出不前往签字的决定，坚决维护国家的权益，但北洋政府的外交策略在总体上妥协占据着主导地位。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一个过渡时期，旧的统一被推翻，而新的统一尚未完成。在这段时间里，北洋军阀将政治军事化，通过武力掌握内阁和国会的权力，导致中国政局的混乱。然而，他们对民主制度的坚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治的现代化。各派军阀为扩大自身势力，不惜耗费巨额军费和大规模借债，导致财政体系崩溃。然而，他们的工商业政策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北洋军阀的社会控制松动和经济剥削引发了社会动荡和不安，但同时也激活了社会意识形态，为先进思想的传播和革命运动的展开创造了条件。

在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面对北洋政府这个强大的敌人时，国共两党选择了合作，而国共两党的合作也推动了中国反帝反封建，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速度。

北洋政府时期也在推行其“重农、重工、重商”的思想，为农商业制定优惠政策，奖励扩充或改良农产畜牧。同时，鼓励开垦荒田且重视水利建设。对发展工业也多采取硬措施，促进了民初工业的发展。同时对民办企业推行奖励制度，对新办企业予以保息，对工业产品及原料调整或减免捐税，设立示范场所以劝导人们兴办实业，开办国货展览会和外国博览会等等，对近现代的经济发展也是具有一定影响。

北洋政府的“五育”的基础上，确定了“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完全否定了清末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教育宗旨，《北洋政府简史》主编郭剑林认为，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教育宗旨，对民国普通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中国教育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

而且因为《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的原因，爆发了五四运动，对中国的教育发展有着推动力。

北洋政府时期对边疆的移民，改变了边疆地区的经济面貌，而且内地与边疆的经济差距渐渐缩小，双方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市场经济发展日益活跃。

文学家瞿秋白曾在《瞿秋白文集》中评价北洋政府：“地主、买办是军阀的命根，是军阀的经济基础。北洋军阀之所以反动，决不是因为他们的军队均属土匪。而是因为他们代表官僚买办、大地主的阶级。”

中国近现代外交家颜惠庆在《颜惠庆自传》中评价北洋政府：“对于北洋军阀，人们尽管可以抨击和蔑视，他们政治野心不小，而知识才干贫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中有些人很有自知之明，对于一些自己不擅长的政务，放心地交给有经验有知识的人去做，从不加以干涉，,更不想独断专行，事情就这样办好了。因此，虽然一次又一次国际风云变幻，险象环生，他们却总能发挥专家们的才智，把握机会，从而驱散乌云，指引国家航船安全避开狂风暴雨的侵袭。”

中国历史学家来新夏在《北洋军阀史》中曾评价北洋政府：“北洋军阀集团是在清末维系晚清十余年统治的一个支柱；北洋军阀集团是辛亥革命时期转移政权的主要军事力量；北洋军阀集团是中华民国统一政权的实际控制者；北洋军阀集团所掌握的北洋政府是由统一走向再统一的过渡；北洋军阀集团使中国的军制摆脱了旧有的落后陈旧的状态。北洋军阀集团对中国社会的破坏，对人民生活所造成的种种灾难，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唯命是从和丧权辱国等，都起了阻碍历史发展的作用；但是，它在改革军制方面的成效是可以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的。”

历史学家丁中江在《北洋军阀史话》中曾评价北洋政府：“袁世凯代表北洋军阀，他和他的集团统治了中国30余年，从小站练兵开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为止，中国的内忧外患，莫不和这个集团息息相关。当董卓死后，他的党羽李傕、郭汜一班军阀曾扰乱东汉十余年，而袁世凯所手首创的北洋军阀也大同小异。”

现代学者徐占春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原由初探》中评价：“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政治最黑暗、最反动、最腐朽的时期。中央政府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很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而这种不完全作为， 在20世纪初中原地区社会剧变的背景下，充分调动了各种社会因素，形成一种综合的社会力量，促进了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的发展。”

北洋军阀的形成源于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条件，其渊源可追溯至清末的湘军与淮军。1895年，袁世凯在小站组建了“新建陆军”，继承了湘淮军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北洋军阀军事政治集团。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对象。袁世凯领导的北洋军阀集团倾向于与帝国主义勾结，依赖外部力量。辛亥革命爆发为袁世凯提供了机会，并得到中国外反动势力的支持。袁世凯凭借军事和政治实力成为民国临时大总统，掌握全国政权，势力扩展到南方。1916年后，全国陷入南北分裂和军阀混战，但北京政府一直由北洋军阀中的直系、皖系和奉系控制。

奉系军阀是北洋军阀中的一个派系，以张作霖为核心领袖，其他主要成员包括吴俊升、张作相、杨宇霆和姜登选等人。在袁世凯逝世后，北洋军阀分裂成了三个大派系。张作霖当时担任沈阳市省长和督军，掌握了相当数量的武装力量，并为自己创立了一支独立派系。由于张作霖来自奉天（今沈阳市），所以这个派系被称为奉系军阀。奉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保持着密切联系，直到1919年，他们完全控制了东北地区。

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张作霖联合了直系军阀，推翻了段祺瑞政府，并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然而，在直奉战争中，他失败了，被迫退至关外，并自称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1924年，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打败了直系军阀，并与冯玉祥共同控制了北京政权。1925年，奉系军阀向南沿津浦铁路行进，将势力范围扩大到上海市，但最终被冯玉祥和孙传芳的部队击败并被驱逐出江苏省。1926年，张作霖与吴佩孚、阎锡山组成联盟，进攻冯玉祥，并成功控制了北京政权。

然而，1928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北伐中，奉系军阀失败了。张作霖在返回沈阳市的途中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他的儿子张学良接替他的领导地位。同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改旗易帜”，奉系军队被改编为“东北边防军”，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

直系军阀是民国军阀中北洋军阀派系之一，直系军阀领袖大多出身直隶省，在许多政治理念上存在共鸣，故称为“直系”，代表人物有冯国璋、曹锟、吴佩孚、齐燮元、孙传芳等，1915年底，冯国璋就护国运动了解到袁世凯气数已尽，便暗中与各省北洋军人频繁联系，造成在袁世凯与护国军之外的第三种势力，1917年7月，在击败丁巳复辟后，冯国璋代理大总统职位接替了黎元洪，而段祺瑞则再次出任国务总理兼陆军部长。冯国璋提倡南北和谈，并反对段祺瑞采取武力统一的方式，直皖之间的冲突开始显现。

到了1919年12月，冯国璋因病去世。随后，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崛起，并于1920年7月联合奉系军阀发动了直皖战争，成功击败了皖系势力，共同掌控了北京政府。当时，直系军阀拥有18个师和18个混成旅的主力部队，其军事势力已经完全控制了华北、华东和中原地区。

然而不久之后，直奉之间的矛盾激化，导致1922年4月爆发第一次直奉战争。最终直系取得胜利，吴佩孚的声望达到巅峰。而在1923年，直系军阀曹锟通过有争议的选举成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1924年9月，皖系残余势力与奉系军阀联合挑战直系，先后爆发了齐燮元对卢永祥的江浙战争，引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然而，由于冯玉祥在关键时刻改变立场，吴佩孚未能成功，最终退出了北京。

1926年，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发起了北伐。吴佩孚和孙传芳遭到北伐军的击败，直系势力从此消亡，大部分人在北伐战争中被国民革命军收编或解散。

桂系军阀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根据地，广西籍军政人物为主要代表的一支军政集团。可以分为旧桂系和新桂系。旧桂系的代表人物是陆荣廷，他在辛亥革命后宣布广西独立并参与了护国战争，逐渐掌握了两广地区的实际控制权。

1917年，孙中山南下广州市，并联合滇桂军政集团，旧桂系逐渐排挤孙中山而导致第一次护法战争失败。然后，旧桂系试图消灭孙中山指挥下的粤军，爆发了粤桂战争，但最终失败。随后，粤军再次进攻广西，摧毁了旧桂系的政权。

1924年，旧桂系内部发生冲突，李宗仁趁机攻打陆荣廷，成功消灭了他的势力。随后，李宗仁与沈鸿英争夺广西壮族自治区控制权，并击退了滇军的进攻。战斗持续到1925年，李宗仁最终消灭了沈鸿英的势力，统一了广西。此后，以李宗仁和白崇禧为代表的新桂系控制了整个广西地区。新桂系统一广西后，与广东省的孙中山国民政府联合，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于1927年首先派出钟祖培率领第七军建制一个旅的部队，北上支援受到北洋军阀攻击的湖南省军阀唐生智，以此同时，李宗仁亲自到广州市游说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并促成了北伐的进行。

徐树铮在北洋将校中备受赞誉，与段系将校如曲同丰等存在矛盾。他借助奉系的力量来组建新军，最初包括三个步兵旅和一个炮兵旅。随后，他们参加了战斗并成立了参战军。第一旅改编为第二十四混成旅，并前往福建。日本陆续提供借款，段同曲等人负责培养三个师的士兵。徐部队改名为西北边防军，总共有四个旅：第一和第四旅驻洛阳，第三旅驻宣化，第二旅驻廊坊。参战军在1919年改称为边防军：第一师师长曲同丰，第三师师长陈文运，驻近；第二师师长马良，驻山东。这三个师和四个旅的军械都是根据中日军事协定而获得的。第六混成旅于1918年1月扩编为第十八师。孙传芳在1917年10月23日被任命为二十一混成旅旅长，湖北省防军改编成旅。西北边防军从日本招募了训练有素的年轻军官，提高了训练水平很高。同时，与日本亲近的段祺瑞引起其他北洋将校的不满，因此段祺瑞军团被称为"皖系"。

晋系军阀是民国时期以山西省为主要活动场所的军阀的统称，活动时间38年，为民国时期军阀派系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有：阎锡山、徐永昌、商震等，主要占据山西地盘。20世纪上半叶，晋系军阀集团统治山西38年之久。于其他军阀类似，和当时的北洋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代表人物阎锡山就曾拥戴袁世凯复辟。

以阎锡山为首，以晋绥地缘为特征的晋系军阀集团，屡屡与其他政治力量逐鹿中原，一度占有晋绥冀察四省和平津二市，其首领阎锡山甚至一度自立为“国家元首”。

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冯玉祥、阎锡山失败，晋系军阀集团实力、地位大为下降，但仍保持了较为完整的体系，直至1949年4月太原解放，晋系军阀集团方才土崩瓦解。

滇系军阀为西南军阀派系之一。辛亥革命后，滇系军阀早期以唐继尧为首，主要辖滇、黔2省，后向四川省扩张，被称为“滇系军阀”。1907年，清政府成立了云南陆军讲武堂，这里培养了大部分滇军军官，辛亥革命后，这支相对独立的滇军成为由云南人组成、以地方财政支持并受地方势力指挥的军队，被称为滇军。1915年12月25日，云南省督军蔡锷等宣布云南独立，并发动护国战争。随后成立了讨袁护国军，蔡担任总司令官，组建了第2、第3军。云南护国军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的地方军阀合作，共同北伐并占领广东。

滇军的势力逐渐扩大到四川省，并在护国战争结束后形成滇系军阀。1927年发生了“二六政变”，龙云成为滇系军阀的领导人。1928年，龙云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省政府主席，统一了云南，进入滇系军阀的统治时期。

1913年二次革命前后，龙济光在袁世凯的支持下成为广东都督，开始了他在广东的军阀统治。1917年，陆荣廷接任两广巡阅使，进一步巩固了旧桂军对广东的控制。1922年，粤籍军阀陈炯明发动叛变，并与滇、桂军阀合作，给广东省带来了混乱。1925年，广东国民政府将粤军各派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五军，随后参加北伐战争。然而，1927年他们背叛了北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投身于中原地区新军阀的纷争和混战之中。

近代四川省军阀的出现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各地军阀势力迅猛发展，尤其是人口大省的四川更是派系林立，混战不断。清末民初，四川各军校师生、同盟会与中国国民党人、地方袍哥民军等人员源头组成了多个军阀派系，包括武备系、国民党系、速成系、保定系、军官系等。

在1911年的时候，四川军政府在两个派系对峙的情况下成立，但是到了1912年则合并为一个统一的机构。随后，在1913年7月，四川响应孙中山的二次革命，成立了讨袁军，并且公推熊克武为总司令，然而在8月遭遇了兵败。

接着在1917年，四川省成立了靖国军，黄复生担任总司令（1918年由熊克武接任）在1912年到1933年期间，四川发生了将近470次大小军阀混战，其中大部分发生在防区制度形成之后。到了1926年下半年，为了保全自身利益，四川军阀纷纷派代表前往武汉市和长沙市，向正在进行北伐的国民革命军表示归顺，承认国民政府并同意军队改编。

民国元年（1912年）北洋政府成立后，北京国会旧址是北京临时政府筹建的众议院所在，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国会的旧址。现存建筑有5座：国会议场、圆楼、仁义楼、礼智楼和图书馆。

袁世凯墓又称袁林、袁公林，位于北关区胜利路水北岸的太平庄，建于民国五年（1916年）6月，民国七年（1918年）6月建成。

袁世凯像“共和纪念”壹圆纪念币，在1914年由天津造币厂铸造，重量同通行币，成色比较高，有九成都是纯银铸造，正面是袁世凯，身穿大元帅服装，头上带的是鹭羽冠，带的是大勋章，背面写着中华民国共和纪念币九个字。

徐世昌像“仁寿同登”纪念银币，在1921年由天津造币厂铸造，重量同通行币，这款纪念币的本意是为了庆祝徐世昌继任大总统而送给徐世昌，但当徐世昌继任时纪念币又未成功铸造出来，铸造成功后，徐世昌又已经继位了很久，再送过去也就显得为时已晚，所以这款纪念币也就变的不伦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