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或“柳条湖事件”，是日本驻东北地区地区关东军于1931年9月18日，在沈阳市蓄意制造的一场有组织的军事侵略袭击，并在短时间内侵占中国东北多个城市。“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开端，也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

1931年9月18日，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策划和部署之下，日军一小分队于当晚10点左右在沈阳北面的柳条湖处安放炸药，炸毁了一小段当时归属日本管辖的南满铁路，并将事先准备的3具身穿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士兵制服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诬陷铁路被炸是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分三路向当时东北军第7旅驻地沈阳“北大营”发起进攻。第7旅官兵多次向时在北平的东北军司令长官张学良报告遭到日军袭击，张学良此前已收到南京国民政府“不予抵抗”的命令，当晚向国民政府报告，没有收到回复，故下令不予抵抗。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将士毫无防备，且无法全力抵抗，双方激战到凌晨5点，东北军第7旅官兵被迫撤退，日军占领北大营。与此同时，日军派兵向沈阳（时称奉天）发起进攻，几乎没有遭到中国军队的有效抵抗，9月19日凌晨6时，沈阳沦陷。随后，日军先后占领四平、营口、凤凰城站、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18座城镇。长春地区的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自发反击，但长春仍在9月20日沦陷；9月21日，吉林省城也沦陷。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战火蔓延，齐齐哈尔市、锦州市、哈尔滨特别市等重要城市也相继沦陷，日军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到1932年2月，不到半年时间，东北三省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东北地区地区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肆意掠夺东北地区资源，并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和奴役。在此期间，东北地区成为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资源基地。而面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主张武装抗日，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战。这些抗日武装打响了反法西斯主义战争的第一枪，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

自从“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逐渐强盛，残留封建思想的掠夺本性与新兴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残酷性相结合，进一步构成了日本军国主义，迅速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为了实行对外侵略政策，日本推行“国民皆兵主义”，通过军事改革确立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体制。1878年，日本设立参谋本部，以将官为首脑，直属天皇统治，与政府平行，可直接下达军令事项，而无需经过内阁政府；直接形成了军队统帅权独立于内阁，军政与军令权分立的极端专制的军国主义体制。

从19世纪70年代起，日本先是侵占与清朝有藩属关系的琉球王国，又入侵中国台湾省、朝鲜。1894年，日本取得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迫使清朝签订《马关条约》，占领朝鲜，同时割占中国台湾、辽东半岛、澎湖列岛。中日甲午战争使得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跻身帝国主义列强，更加助长其军国主义思想的发展。由于俄国、德国、法国的干涉，日本没能将辽东半岛据为己有，于是在1904年不宣而战，发动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后，与日本签订朴茨茅斯条约，承认日本在华特权，日本攫取旅顺、大连港口租界权；此后数年内，日俄又三次秘密签订条约，互相承认对方在中国东北地区、内蒙古自治区的侵略利益。此后，日本侵略势力渗透到中国东北。

1920年日本爆发经济危机，大量工厂倒闭；加上1923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伤亡人数达16万人，经济进一步陷入萧条。在此情况下，日本法西斯势力愈发猖獗，日本法西斯团体从1919年“犹存社”成立开始，到1932年已达1965个。狂热的军国主义思想以及经济萧条的压力，让日本诉诸对外掠夺以摆脱困境。狂热军国主义者田中义一当选内阁首相，在1927年举行了“东方会议”，旨在讨论吞并东北地区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的政策和实施计划，形成《对华政策纲领》。田中义一随后将其内容密奏天皇，史称“田中奏折”；其中详尽论述了日本以满蒙为侵略扩张基地的战略方针，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定型与完成。

1898年，俄罗斯帝国强迫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强占中原地区旅顺和大连湾，此后俄罗斯帝国将其称为一个州，即“关东州”，辖区包括辽东半岛普兰店区以南的全部陆地和岛屿，面积约3400多平方公里。日俄战争后，日本从沙俄手中接管关东州的全部利益，将东北地区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1905年，日本设立日本关东都督府，管辖关东州行政事务与军事，掌管南满铁路，强化日本在东北的军事力量；1906年，日本设立驻奉天总领事馆，以外交为掩护，专门从事各种公开的对华侵略活动与秘密阴谋活动。1907年，日本南满洲铁路股份公司正式运营，总部设在大连，除经营铁路业务外，还控制进出口贸易、相关地区经济、文化事业、以及铁路沿线的附属土地，同时负担着对华情报调查工作。

1919年，日本在中国旅顺口设立关东军司令部，以驻“满”师团和“满铁”独立守备队，即原关东都督府所掌握的1个师团、6个独立守备队，总兵力约1万多人成立关东军。随着关东军的发展，逐渐成为日本陆军中战斗力最强、装备最好的军队之一，被日本人称为“皇军之花”。此后，关东军开始干涉中国内政。1926年，第一次北伐战争打响；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派出2000人的关东军前往山东省，占领青岛市及胶济铁路沿线。1928年，第二次北伐战争打响，日本以同样的理由先后从日本本土向山东派遣2个师团的士兵，旨在干涉中国内政，维系张作霖军阀在东北地区的傀儡政权，但张作霖并不甘于充当日本人的傀儡。

1929年5月，由一批关东军少壮派右翼军人组成的“—夕会”举行碰头会，通过“重点解决满蒙问题”的决议。日本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主张只有通过武力才能“占有满蒙”，其侵略思想得到日本政府和军方高级人士的赞同。此后三年，日本关东军为详细了解东北各地情况，制定具体的作战计划，曾多次组织所谓“参谋旅行”，非法地到东北各要地进行军事侦察活动。“参谋旅行"的主要人物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通过一系列现地侦察，日本绘制了东北军兵力分布情况图，制定了攻占沈阳、哈尔滨、锦州等城市的作战方案，以及侵占中国东北后如何进行殖民统治的种种设想。

从1920年开始，奉系军阀张作霖逐渐掌握了东北地区军政大权；在张作霖势力壮大期间，他先后以奉天电灯厂、电话局等中国资产为担保条件，从日本政府获得贷款500多万元。日本人有意扶持张作霖，作为统治中国东北地区的傀儡。两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的势力进入鼎盛，直接控制了北平政权；张作霖不再甘心与日本人合作，转而加紧与英、美等国联系，引进资本，修建铁路，引发日本人强烈不满。而随着国内反日情绪高涨，张作霖对日本的态度发生转变，对日本提出在东北的铁路修筑权、土地商租权等各项要求不予答复。张作霖与无理要求签署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的日本驻中国公使芳泽谦吉发生冲突，与日本的矛盾公开化。

张作霖的不合作态度，让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为首的关东军领导层一致决定暗杀张作霖，策划并实施了“皇姑屯事件”。1928年6月2日，张作霖发表“出关通电”，声明休兵息争，率部撤出北平。6月4日凌晨，张作霖乘坐的专列行驶到皇姑屯附近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置的炸弹炸成重伤，不治身亡。张作霖死后，其子张学良秘密回到奉天（即沈阳），在奉系元老张作相等人的辅佐下，继任东北地区保安总司令，稳定东北局势。日本关东军试图趁机挑衅，吞并东北的阴谋未能得逞。

1928年6月20日，张学良顶住日本军事、经济、政治的压力，通电宣布与南京国民政府 “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提出“改旗易帜”的主张，得到东北军民的支持。田中义一得知后，多次派日本驻东北总领事林久治郎和原驻华公使林权助对张学良进行劝说、威胁，以消除东北易帜对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地位与既得利益的影响。同年12 月29日，张学良与张作相、万福麟等联名通电全国，宣布即日起遵守三⺠主义，服从国⺠政府，改易旗帜。 第二天，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官。至此，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历史宣告结束；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东北三省的割据局面消除，日本通过傀儡政权控制和侵吞东北地区的方针政策均受到沉重打击。

在日本加紧侵占中国东北之际，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政策。早在1927年10月，蒋介石访问日本，于当年11月5日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达成“圆满的谅解”，其中包括“中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和权益”。蒋介石从日本回到上海会见新闻记者团时，表示“保证对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加以考虑”。此后，蒋介石在《告全国将士书》《告全国同胞书》中多次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政策。针对东北地区的严峻局势，蒋介石始终贯彻“不抵抗”政策，要求张学良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张学良遵照执行。

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爆发，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要求他“隐忍自重，以待机会”；张学良复电称：“务力隐忍自重，勿使日本乘其间隙。”中村事件之后，蒋介石两次电告张学良，表示“此非对日作战之时”，“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族于不顾”。“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一个月，驻守北大营的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独立第7旅官兵预感日军要发动战争，旅长王以哲专程到北平请示张学良。张学良指示“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在外交上采取方针牵制之”。王以哲决定采取“衅不自我开，作有限的让步，万不得已时，全军撤退”的方针。

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出后，全国军民一致反对，奉天（即沈阳）及其他各地掀起强烈的反对日本侵略和抵制日货运动。1927年4月，日本政府强行在临江县设立领事分馆，遭到临江爱国军民的强烈反对和拒绝后，日本政府隔江架起火炮，扬言要带兵过江；此举激起中国军民及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慨。爱国实业家杜重远在同年8月10日成立“奉天全省商工拒日临江设领外交后援会” ，发表《宣言书》，历数日本侵华罪行。9月4日，奉天全体商号一致罢市，举行市民反日游行大会，抵制日货；日本被迫撤销临江领事分馆。

1925年5月，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工人罢工斗争，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上海内外棉第七厂日本资本家在5月15日枪杀工人顾正红，并打伤工人十余人，史称“五”惨案。惨案发生后，全国多个城市学生、工人及商人等进行罢课、罢工、罢市，游行示威，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声势浩大。1929年夏天，阎宝航、张赤男等人发起成立“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反日爱国团体，旨在“唤起民众，反日救国”。同年6月，杜重远、阎宝航等人又发起成立 “辽宁国民外交协会”，宣传外交常识和时事， 对市民和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多次召开外交协会联席会议，对日本侵略中国主权、迫害中国人民的罪行提出抗议。

1928年5月，蒋介石指挥北伐军攻占济南。日本以“保护侨民”为由出兵侵占济南，抢先在商埠部署防区，不准中国军民通过。面对日军挑畔，蒋介石严令进入济南的中国军队不准与日军冲突，同时与日军提出交涉，要求日军撤出济南，但日军置之不理。5月3日，日军突然向驻守济南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大肆屠杀手无寸铁的济南市民，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超过1万名中国军民惨遭日军杀害。济南惨案，激起了中国军民的反日怒潮。

当时的国际联盟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对殖民地进行再瓜分的工具；国际联盟领导权主要操纵在英法两国手里。1931年9月，国际联盟（简称“国联”）改选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为英、法、德、意、日等五国，非常任理事国为中国、西班牙、爱尔兰、巴拿马共和国、挪威、危地马拉、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秘鲁、波兰等国。美国因同英法争夺领导权失败而未加入国联，但对国联的活动具有一定影响。国际联盟既不能制止各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又不能制裁帝国主义的侵略。英法对东北地区问题的态度，不仅没有干涉日本，甚至偏袒日本。

而实际上，国际联盟每开一次大会，日本就在大会前后扩大一次侵略。按国际联盟会章十六条所规定，国际联合会某会员如与其他会员发生争端，不肯提交公断，或提交行政院审查，而从事战争者，即视为对所有联合会其他会员有战争行为，其他各会员当立即与之断绝各种商业上或财政上之关系，禁止其境内居民与破坏盟约国境内居民之各种往来。显然，这一严厉的规定并未在中国东北问题上得到任何施行。

1931年4 月，长农稻田公司经理郝永德在长春县三区境内的万宝山地区，租得农民肖雨春等生熟荒地约186公顷，为期10年。郝永德不经县政府批准，擅自将上述土地转租给流落中国的朝鲜农民李升薰、李造和等9人耕种，也以10年为期，但此项契约没有提交长春县政府批准立案。5月上旬，在长春居住的朝鲜农民40户计200余人移居到此地，开始开垦土地。因为此处地势甚洼，不适宜种旱田。朝鲜农民为了引水灌溉，在中国农民的熟田里开设一条引水渠。因为水渠是朝鲜农民强行完成，损坏中国农民良田46余公顷，而且将来水渠修成后，遇到大水，附近良田900多公顷都将直接受到水灾。

5月20日，中国农民代表100余人向当地政府呈诉。5月31日，长春县政府派人前往劝告朝鲜农民停工，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反而引来大批非中国籍的朝鲜人加紧挖渠筑坝。日本领事馆还增派了约50名警察，准备镇压中国民众。7月1日，中国农民自发地集合起 300 名人前来填沟，双方发生冲突。日本警察公然开枪，冲突造成中国农民多人受伤、被捕，而日本警察和朝鲜农民并无伤亡。日本趁机煽动仇华，导致朝鲜国内发生大批杀害华侨的流血惨案，仅在7月3日到7月9日，在朝鲜的华侨就有100多人被杀，90多人失踪，160多人受伤，民宅、商店被毁数百所。到7月10日，在日本掀起的朝鲜暴力排华风潮中，自朝鲜返回国内的受难同胞达4500人。

7月7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问题，主张采取更强硬态度。7月15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向吉林省主席张作相，提出保留万宝山水田租约效力，所筑沟坝不得损坏，赔偿朝鲜人损失，准许朝鲜人在东北地区自由居住等无理要求。当天，朝鲜人在万宝山马家船开渠放水，致使中国农民良田46余公顷被淹。日本军警在该地强行搭设帐棚20余座，附近不许中国人进入。7月22 日，中日双方就此事提出交涉，日方竟然搬出1915年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有效；中日双方谈判陷入僵局，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谈判毫无结果。

1931年6月，日本参谋部上尉中村震太郎奉命到中国东北执行秘密军事侦察任务，随同者有一名旅居东北的日本退伍骑兵、一名蒙古族和一名白俄人。他们化装成中国农民，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地理调查；6月26日，中村等人在返回途中被驻防当地的中原地区屯垦军第3团所部拘获。经搜查，中村等人携带的行囊中，搜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以及寒暑表、指北针、测绘仪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枪。中村等人将军用地图对照现地，加以纠正改绘，凡他们所经过的地区，关于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井以及可容驻的兵力等都记载很详。

中村等人的间谍罪证确凿无疑，屯垦军第3团团长关玉衡下令将几人处死，关玉衡担心引起中日两国冲突和交涉，于是下令将尸体就地焚毁，连同⻢匹及携带的一切物品，除地图、日记、笔录外，一律焚毀。后来日军得知了中村等人被处决的经过，日本当局借题发挥，隐瞒中村一行进行间谍活动真相，在8月17日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抗议。同时，日本在国内大肆宣扬所谓的“中村事件”，煽动反华战争的狂热，制造侵华战争舆论。8月20日，日本召开内阁会议，提出利用中村事件诉诸武力，发动侵华战争。日本军方在东北地区进行了针对中国军队的关东军部署调整，并调派驻朝鲜的日军精锐至中朝边境的新义州、会宁等地，以作后援。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主政东北，东北军改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指挥。张学良整顿军队，将东北陆军由40万精简为30万，并从德国等西欧国家购买了大量新式武器，试图建设一支现代化的新式军队。与此同时，张学良还积极发展海军和空军，东北军的作战力量得到提升。

但是1930年，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爆发军阀混战，史称“中原大战”，战争前后历时七个月，战火波及二十余省 ，军民死伤超过30万人。在蒋阎冯大战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率领20万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入关协助，使东北防务大为削弱。中原大战后，张学良开始长驻北平，工作重心也由奉天（即沈阳）移至北平。张学良带着东北军精锐部队离开东北，以致于东北房防务空虚，给了日本人可乘之机。

1931年5月，东北军取消了军和师的编制，以旅为最大编制，分国防军和省防军。国防旅每个旅辖3个步兵团，及炮兵、骑兵、通讯兵各1个连，相当于中央军的一个师；省防旅辖2个团。共有国防军步兵25个独立旅另一师（3个旅），骑兵6个独立旅另一师（相当旅），炮兵3个独立旅；省防军步兵3个旅，骑兵2个旅。另有空军5个航空队、飞机260架；海军2个海防舰队、1个江防舰队，共有大小舰船20多艘，总吨位约3.22万吨，海军陆战队3个大队。总兵力约30万人（亦有26万人之说）。1931年6月，由于日本策动石友三倒戈，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调步兵6个旅、炮兵2旅共计约6.5万军队进关讨伐石友三。“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北军步兵精锐和大部炮兵分布在平津及河北、察哈尔省一带；东北军留驻东北的尚有步兵12个旅、骑兵3个旅、炮兵1个旅和省防旅。

1931年4 月中旬，日军参谋部调驻仙台的第2师，与驻中国东北地区的第16师换防。第2师由经过特殊训练，能够适应寒冷地区作战的日本士兵组成。7月1日，日本军事参议官会议决定，由日本本土调1个师常驻中国东北，废除驻满日军每隔2年调换1次的制度；同时密令独立守备队向苏家屯区、沈阳一带集中。日本秘密偷运两门240毫米的榴弹炮到沈阳，安置在独立守备队第2营的兵营里。为掩人耳目，他们把火炮安装在事前挖好的掩体内，再进行了操作训练，预先标好了目标，为后来进攻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北大营做准备。与此同时，日本还于7月从本士增派了1个师进驻朝鲜，命令驻朝日军开赴图们江岸，待机行动。8月1日，日本军部任命本庄繁中将为关东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上校为沈阳特务机关长。本庄繁曾当过张作霖的顾问和驻华武官，对东北地区的情况十分了解；而土肥原贤二则是有名的“中国通”。

日本关东军原本就经常进行军事演习，到1931年，关东军的演习活动更加频繁。1931年4月，关东军第2师刚从江南登陆，进行进攻金州（金县县城）的演习。7月15 日，驻长春日军第3旅司令部宣布即日起，除过去在铁路两旁进行军事演习需于10日前通知中国的惯例，在所定范围内，无论昼夜，日军将自由实施一切军事演习。8月4日，驻朝鲜日军在图们江进行军事演习，擅自越界架桥，施放水雷。8月20日，日本驻朝鲜的第19师、第20师全部调到中国边境图们江沿岸。9月2日到9月5日，驻沈阳日军在文官屯、旺官屯、关帝庙各处，分别进行围攻东北军北大营、东北兵工厂及沈阳城等各种作战演习，驻长春市日军则以城西五里堡、新立屯、田家油坊等地为战场，演习攻击长春城。9月7日，驻安奉（今丹东至沈阳）铁路日军守备队第3营开始向苏家屯区、沈阳一带集中。9月15 日，在沈阳的日军第29团、独立守备队、先兵队、特务机关举行攻打沈阳城墙的联合夜间演习。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在关内的兵力约为11.5万人，在关外的兵力近19万人，其中辽宁驻军7.5万人，吉林驻军8万人，黑龙江省驻军2万人，热河驻军1.5万人；总兵力约20.5万人。

“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在东北地区的正规军已达1.5万余人，包括第2师团为缩编部队，每步兵联队缺1个步兵大队，每大队缺1个步兵中队，全师团约1.04万人；以及6个独立守备大队，每大队4个步兵中队，每中队160人，共约4000余人；旅顺重炮兵大队，宪兵分遣队500多人，飞行队240人。另外，还有在乡军人和警察等辅助部队约1万余人；总兵力约2.7万人。

早在1929年5月，关东军情报会议就决定使用武力，解决满洲问题。在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的主持下，日军在1930年9月出台《关于满蒙占领地区统治的研究》，提出一两年内占领东北地区的计划。1931年5月，以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为核心，花谷正少校（奉天特务机关辅佐官）、今田新太郎大尉（参谋本部中原地区研究员）等人参与，秘密商议侵占中国东北的具体行动计划。同年6月，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确定在9月下旬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然后迅速出动军队占领沈阳，在各国来不及干预之前，占领预定地区。

关东军在做了一系列的军事演习和必要的军事侦察后，开始安装重炮，选拔合适的人选。因两门重炮安装要在9月10日才能完成，而且还需要一段时间进行调校，因此事件的时间本来定为9月28日。但到9月中旬，柳条湖事件的计划在日本国内暴露。陆军大臣南次郎等人派参谋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来东北地区，转达军部不同意近期发动事变的意见，而建川美次也是参与策划在东北发动事变的人物之一。9月15日，他在启程之前有意向参谋部俄国组组长桥本欣五郎等人泄漏军部的意图，暗示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立刻动手。因得知建川美次预定在9月18日傍晚抵达沈阳，因此关东军决定提前在9月18日发动事变。

9月18日，负责炸毁铁路的关东军中尉河本末守接到行动命令，天黑后，河本末守带领六名士兵来到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驻地北大营南面不足500米处的柳条湖，将预先准备的42包小型黄色方形炸药，设置在南满铁路的道轨上。22 时 20分，河本点燃了导火线，“轰”的一声巨响过后，东侧道轨接头处约有1.5米的钢轨被炸弯，两根枕木被毁，损害轻微，满铁列车仍然能够通过。二十分钟后，一列从长春开来的列车安然驶过爆炸点。河本末守见爆炸成功，随即将事先准备的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制服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用随身携带的电话机将所谓南满铁路线被炸的消息，通知奉天特务机关和大队本部。日本人诬陷南满铁路被炸是中国军队所为，埋伏在爆破地点以北4公里处文官屯的川岛芳子中尉以此为由，立即率兵南下，开始进攻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北大营。

9月18日夜11时18分，花谷正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当时在东京）的名义，给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和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发出了第一封电报，宣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军守备队，双方军队发生冲突。19日零时10分，花谷正又发出第二封电报，宣称北大营中国军队同日本守备队虎石台激战，日方陷于苦战。19日凌晨1时30分至2时之间，本庄繁向关东军下令：驻辽阳第2师，驻公主岭市独立守备队第1营、第5营等迅速开往沈阳，攻击该地中国军队；驻长春步兵第3旅准备进攻长春。同时，本庄繁还向驻朝鲜日军求援。最后，本庄繁将他的命令及战况正式报告给军部。9月19日凌晨3时30分，本庄繁率领关东军司令部火速赶往沈阳。

9月18日夜10时25分，爆炸声刚过，日本设在守备队营区内的24厘米口径的大炮，开始炮轰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北大营、东大营和兵工厂，炮声震动全城。与此同时，埋伏在东北军北大营围墙外面的日本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的步兵在炮兵掩护下，以坦克开路，向北大营发起攻击。当晚11时，日军炮火击毁东北军北大营1营营房。半小时后，日本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在重炮掩护下，占领北大营⻄北⻆。19日凌晨2时许，日军突入营垣。

东北军北大营位于沈阳城北约5公里处，距柳条湖不足500米，整个营地占地约4000平方米。北大营是东北军第七旅的驻地，旅长为王以哲，有官兵万余人。第7旅官兵素质良好，轻重武器配备也比较精良，是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中的一支劲旅。但由于受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影响，东北军官兵对于日军的突然袭击毫无准备。就在9月18日当天夜里，旅长王以哲不在营地，另有3名团长也归宿家中。日军发动进攻后，驻守在营地的参谋长赵镇藩一面下令全军进入预备阵地，一面向东北地区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和旅长王以哲报告，却收到“不准抵抗”的命令；第7旅官兵皆不敢违背军令做出抵抗。

此时，日军兵分三路，从西、南、北三面接近营垣，情况紧急。在坚守不能、救援无望的情况下，第7旅部分官兵不愿引颈就戮，只得违抗“不抵抗”的命令，砸开库房，取出枪支弹药，奋力还击。第7旅参谋长赵镇藩再次请示荣臻，得到可以向东移动的指示。第7旅官兵在参谋长赵镇藩、第620团团长王铁汉指挥下，由南北两面出击，一边掩护非战斗部队，一边向东山嘴子撤退。驻扎在铁岭的日军部队在19日凌晨4时到达沈阳，配合日军第2大队，于凌晨5时30分占领了北大营，将中国军队遗留下的军械、子弹、钱款悉数掠去，最后纵火焚毁了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十余年来经营建筑的唯一兵营。

9月18日夜10时40分，驻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步兵第29联队队长平田幸弘大佐接到岛本大尉的电话，要他立即命令部队紧急集合，做好出动的准备。9月19日零时50分，第29联队按照板垣的命令，分三路向沈阳进攻。第一、二路日军进攻北市场地区和南市场，第三路日军进攻沈阳城。为了配合日军进攻沈阳，本庄繁命令沿南满铁线日军迅速向沈阳集结。从19日凌晨1时至8时，从抚顺、辽阳、铁岭、本溪、鞍山、海城、四平市、旅顺、公主岭市等地共发出13列军车，直达沈阳，加强了攻占沈阳日军的力量。

当时在沈阳城的1.5万名中国警察因接到“不抵抗”的指示后，同样毫无防备。因此第一路和第二路日军几乎没有遇到丝毫抵抗就占领了南、北市场。进攻沈阳城的第三路日军自19日凌晨攻击小西门，日军由城西南角登墙入城。敌人一面包围警署，一面割断电线，占领电话局、有限电台、无线电台，致使所有电报电话全部被破坏，内外消息全部断绝。小西门被打开，日军大批步兵及装甲车涌入。日军进城后，四处鸣枪扫射，迫使城内警察与宪兵缴械。到19日早6时30分，日军占领沈阳城。

驻扎在海城、辽阳等地的日军第2师所属部队在19日凌晨抵达沈阳，在协助当地日军占领沈阳城后，又与独立守备队采取联合行动，向距沈阳10公里的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东大营进攻。日军南北夹击，19日中午12时，东大营被占领。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边防军长店公署、辽宁省政府、兵工厂、飞机场及一切重要军政机关和东三省官银号等悉被占领，所有驻省城的军警均被缴械。仅沈阳兵工厂，即损失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野战炮250门，各种子弹300 余万发，炮弹10 万发。东三省航空处积存的300架飞机被日军抢占，其唯一的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也被洗劫一空。沈阳市区街道上，日军坦克、装甲车、汽车、运兵车横冲直撞，凡见市内有着警服者，一律格杀勿论，妨碍日军行动者全部枪毙，无辜百姓惨遭屠杀。

9月18日夜里，关东军在南满铁路沿线展开了全面攻势。9月19日，日军攻古南满、安奉两条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包括营口、田庄台镇、盖平、复县、大石桥市、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市、公主岭市、安东、凤凰城站、本溪、抚顺、沟邦子等地。19日凌晨4时，日军向长春市发动总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但吉林军署参谋长爱新觉罗氏熙洽下达“毋须抵抗”的命令，中国军队撤退。当晚22时许，长春陷落。

9月19日，日本首相若椒礼次郎召开紧急内阁会议，讨论关东军的报告，考虑到侵华策略的需要和外交上的反应，决定采取“不扩大”方针，但赞扬关东军司令官的“决心和措施是适当的”。关东军领会到军部和内阁的意图，于当天18时继续调兵遣将，派遣驻朝鲜日军第39旅驻守西满，将第2师等关东军主力集中到长春，准备进攻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同时，关东军向陆军中央请求增派3个师的兵力。9月20日上午，陆军三长官会议一致决定支持关东军，海军也积极支持关东军。第二日上午，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决定出兵攻占吉林，占领长春的日军第2师奉命乘装甲列车于当日下午抵达吉林，由于吉林省代理主席、军署参谋长爱新觉罗氏熙洽叛国降日，中国军队退出吉林，吉林沦陷。

日军占领吉林市后，绕过哈尔滨市，进犯黑龙江省。为了一举攻占黑龙江省，日军占领嫩江桥，并在此集结兵力1.3万人。张学良任命黑龙江警备司令兼步兵第3旅旅长马占山代理黑龙江政府主席，兼任黑龙江军事总指挥。11月18日，日军向驻守三间房地区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马占山亲临前线指挥战斗，但因日军有飞机、火炮相助，中国守军弹尽粮绝，又无援军，最终被迫撤出阵地。两天后，日军攻入省城齐齐哈尔市；随后，日军以此作为据点，沿呼海、齐克、哈满三条铁路线继续深入，攻占黑龙江省大部分地区。

日军攻占齐齐哈尔后，随即将辽西地区重镇锦州作为战略目标，进而占领整个辽西，作为进一步侵占热河、进入关内的前沿阵地。9月23日，张学良将东北军政指挥中心西迁，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日军决意占领中原地区东北，首先就要攻占锦州。10月7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下令轰炸锦州；此后，日军飞机对锦州及辽西地区轰炸不断。11月26日，驻守天津的日军集结兵力，向山海关前进，准备进攻锦州。12月24日，关东军下达进攻锦州的命令；12月28日，日军向锦州发起进攻。

1932年1月2日，日军以4万兵力三面包围锦州市，与驻守大凌河的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展开决战。东北军兵力悬殊，又缺乏重武器的情况下，难以固守大凌河防线，被迫退回锦州城内。次日凌晨，日军攻城。日军进攻锦州之前，国民政府多次电令张学良抵抗，但张学良没有遵循，暗中筹备撤退。1932年1月3日，日军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而此时驻锦州的东北军第12旅、第20旅和骑兵第3旅早已奉张学良命撤退至河北东地区和热河。在张学良的一再不抵抗下，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锦州失陷，日军迅速出兵占领山海关区外的全部辽西地区。

日军侵占锦州和辽西地区后，转而进攻哈尔滨。哈尔滨当时是东北地区特别行政区官署所在地，北满的政治、经济中心，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的总枢纽。“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顾及到对苏关系，暂时放弃了直接出兵夺取哈尔滨的计划，扶持东三省特别行政长官张景惠，建立傀儡政权。吉林沦陷后，爱新觉罗·熙洽在吉林组织伪省政府。马占山退出齐齐哈尔市后，在海伦组织黑龙江省政府。此外，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在哈尔滨驻有五个旅的军队。

1932年1月27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下达进攻哈尔滨市的命令。1月30日晚上，日军开赴哈尔滨南面的门户双城子车站；遭到东北军第22旅突袭，日军战败退却。2月3日，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发动反攻，击退东北军第22旅，攻占双城子。2月4日，日军兵分两路向哈尔滨发起进攻，中国守军虽奋勇抵抗，但因守备不充分，没有构筑防御工事，很快被日军击溃。2月5日，日军主力部队攻占哈尔滨。自“九·一八”事变柳条湖爆炸起，前后历时四个月零十八天，东北三省全部沦陷，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军占领。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自9月19日攻占沈阳城，随后关东军在南满铁路沿线展开全面攻势。9月19日，日军攻古南满、安奉两条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包括安东、营口、安奉、抚顺、本溪、鞍山、海城、辽阳等地。沈阳陷落同一天，日军攻占长春。此后，关东军在日本内阁和陆军部的授意和暗示下，继续扩大战争，并于9月21日攻陷吉林省。从9月22日到24日，日军兵分数路进攻吉林省各地，吉林省大部分城镇落入日军之手。日军随即绕过哈尔滨市，进犯黑龙江省。11月19日，日军攻入省城齐齐哈尔市；随后，日军以此作为据点，沿呼海、齐克、哈满三条铁路线继续深入，攻占黑龙江省大部分地区。

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指挥中心西迁到锦州后，日军随即对锦州展开进攻。1932年1月2日，日军以4万兵力三面包围锦州，第二天，日军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攻占锦州后，日军又迅速占领全部辽西地区，转而计划夺取哈尔滨。2月5日，日军攻占哈尔滨。哈尔滨沦陷，标志着东北地区完全沦陷。不到半年时间，东北全境沦陷，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被日军占领，超过3000万东北同胞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遭受日寇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九·一八”事交以前，就提出了对中国东北地区实行殖民统治的三个阶段：一是扶植卖国集团，成立亲日政权；二是建立“脱离中国本士”的“独立国”，即扶植傀儡政权；三是吞并中国东北，划入日本版图。9月19日到22日，关东军经过研究之后，确定了“满洲问题解决方案”：即建立由日本支持，领士包括东北地区四省及蒙古，以爱新觉罗·溥仪爱新觉罗·溥仪为元首的伪满洲国政权。

日军占领东三省后，土肥原贤二游说末代皇帝溥仪，以复兴满清为条件，威逼利诱溥仪回到东北。1932年2月25日，关东军制定并经日本军部和政府批准的方案规定，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2月29日，关东军决议，以溥仪为伪满洲国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张景惠为参议府议长。3月1日，伪满洲国正式成立。同年6月，关东军参谋长桥本加藤清正起草了一个指导伪满洲国的《纲要》，正式确立“在伪满洲国的名义下，通过日本人系统的管理，特别是通过总务长官以求实现殖民地统治秩序”的方针。 伪满洲国名义上是独立国，但在实质上被日本人控制，彻底沦为日本实行殖民统治的工具。从此，东北地区完全变成了日本占据下的殖民地。

伪满洲国成为日本进一步侵略扩张的基地，日本侵略野心进一步膨胀。1931年9月22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制定《满蒙问题解决方案》，除了确定建立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元首的伪满洲国外，关东军准备在东北各省拼凑傀儡政权，同时阴谋在上海挑起事端。上海是西方列强在华投资集中、商业利益丰厚之地。列强经济、政治关系复杂，上海若有战事，将引起国际关注，特别是与上海关系密切的大国，如英、美、法等必将介入。在谋划伪满洲国成立之际，板垣征四郎计划在上海制造事端，以转移国际注意力。

1932年1月18日，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及其手下指使5名持极端民族主义及军国主义观点的日本日莲宗僧侣于上海公共租界东区一带举行巡游宗教仪式，途经杨树浦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时毛巾厂门前，遭被激怒的工厂工人群殴，日僧天崎三人等被殴成重伤，水上秀雄最终伤重不治。日本人又在三友实业社工厂斗殴、放火，引起混战。日方以此为借口，于1932年1月28日对上海发动进攻，遭到中国军队反攻，即一二八淞沪抗战（又称一二八淞沪抗战）。战斗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持续数月，中日双方都遭受重大伤亡。最终中日双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其中规定日军撤至上海公共租界北区、东区及虹口各地，恢复一·二八事变以前状态；中国则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域，不驻军队。一·二八事变使得日本继续占领上海，加强了对华东地区的控制，成为日本在中原地区持续扩张的一部分，为之后日本更大规模的侵略行动埋下伏笔。

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动不断升级。1937年7月7日晚，日本驻丰台中国驻屯军结束在卢沟桥附近的军事演习，宣称演习地点传来枪声，有一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提出进入宛平县城搜查的无理要求，遭到守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拒绝；日本随即攻击城西卢沟桥。第二日清晨5时许，日军炮轰宛平县城，二十九军将士奋起抵抗。此事件史称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抗战、卢沟桥事变；第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在之后的平津作战中战败，撤退至保定，日军占领平津地区。至此，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奉行不交选、不抵抗政策。张学良于9月19日在北平北京协和医院对《大公报》记者表示：“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昨晚日军三百人攻入我军营地，开枪相击，我军本无武装，自无抵抗。”沈阳市居民在事变发生后，还以为是日军在进行夜间军事演习。当日军攻势全面展开后，大多数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部队不战自溃，或者避让撒退；进行抵抗的若干部队也是避之再三，一让再让，最后才迫不得已进行还击，且得不到国民政府任何有组织的增援。

9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代表施肇基在国际联盟会议上，声泪俱下地控诉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乞求国联“裁决”，同时声明中国完全听从国联，毫无保留条件。9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控告日本在东北的野蛮侵略，请国联出面敦促日本停止在东北的侵略行径；但国联并未对日本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9月23日，蒋介石在南京国⺠党党员大会上表态： “我国⺠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同日，国⺠政府发表《告全国国⺠书》，宣称要“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对于国民亦致告诚，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

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寄望于国联居中调停，希望国联能“执行盟约第15及第16条之规定，迅速对日本侵路行动以有效之制裁。更希望非战公约与华府九国条约签约之友邦各服行其该公约上之义务"。12月5日，张学良致函北平各学校，仍称“服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继续遵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2月15日，蒋介石迫于全国军民的舆论压力，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的职务；同日，张学良也辞去陆海空军副司令之职。张学良虽然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采取了基本执行的态度，但在日本攻占东北地区期间，张学良先后主持建立了东三省抗战政权，支持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并为东北各抗日团体提供财力、物力上的帮助。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必须带领中国人民以武装斗争的形势反抗入侵之敌，这是中华民族实现独立的唯一出路；中国共产党主张武装抵抗，号召全国人民坚决抗日。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依据中共中央对帝国主义的一贯策略，发表了中华民族的第一篇抗战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立刻撤退占领东北地区的陆海空军！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这两篇宣言揭露了日军的侵略行径，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明确提出了武装抗日的正确主张。处于斗争最前沿的中共满洲省委连续召开会议，讨论新形势下的任务，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

此外，中国共产党在20日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告全满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劳苦大众书》，积极加强对群众的抗日宣传，谴责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广大群众迅速组织起来罢工、罢课、罢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鼓动下，东北地区人民的抗日热情高涨，发生了多次反对日本占据、反对减少工资的大罢工斗争，如哈尔滨市烟厂大罢工、奉天烟厂大罢工、奉天烟草公司大罢工、大连周水子纱厂等罢工等，为抗日武装斗争积蓄力量。与此同时，中原地区共产党在日战区恢复和整顿党组织，加强对地区抗日武装的领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东北各地党组织以及战斗在抗日斗争第一线的共产党人冲锋在前，带领东北人民展开顽强斗争，掀起了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热潮，东北武装抗日游击战争局面初步形成。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虽然蒋介石国民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但是仍然有部分爱国官兵英勇抗击日军侵略，拒绝执行国民政府“不抵抗”的命令，奋起反击日本侵略者。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3旅旅长马占山受命代理省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奋起领导江桥抗战，中国军队持续十六天的浴血奋战，有效阻止了日军进入齐齐哈尔市。12月22日，日军向辽西地区和锦州进犯；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等人指挥新编的公安骑兵总队多次与敌人展开激战，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日军的进攻，延缓了锦州沦陷的时间。1932 年1月27 日，日本侵略者令于琛澄部伪军，对哈尔滨市上号、南岗、三棵树发起进攻，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李杜的第24旅，丁超的第20旅和冯占海的吉林卫队团等部队进行猛烈反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九·一八”事变后，处于国破家亡境地的东北地区人民组织了各种抗日武装，如义勇军、游击队、红枪会、大刀会、山林队等，坚持抗击日本侵略者数年，其中东北抗日义勇军给日本侵略者沉重打击。东北抗日义勇军对日本侵略者的抗击，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此外，学生、工人和全国各界团体都展开了抗日救亡运动。自1931年9月19日起，北平、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地的工人、学生及市民纷纷举行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罢市，发表通电，抗议日本侵略东北地区的行径，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放弃“不抵抗”方针，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抗日。

北平各界250多个团体20多万人参加抗日救国大会，呼吁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收复失地。9月24日，上海市3.5万名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货物。接着，上海23家日商纱厂工人酝酿同盟总罢工，纷纷退厂，成立了上海日商纱厂工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除上海市外，其他各大城市也先后爆发了工人罢工、游行、抵制日货等斗争。同时，东北地区民间自发成立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鲁迅为旗手的左派作家联盟、上海妇女团体、北平法源寺僧人等全国各界人士都广泛开展了抗日救亡斗争。

柳条湖事件发生后，日本内阁在1931年19日上午10时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不扩大事态”的方针。但关东军不肯放弃“良机”，本庄繁几次来电声称：“现在是解决满蒙问题之绝好机会，今日我军如果退缩，以后再想解决满蒙问题将成为绝对不可能之事。” 关东军第一期作战计划分为四步：第一步制造柳条湖事件；第二步攻占沈阳城；第三步在攻占沈阳城的同时，占领营口、安东、凤凰城站等南满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第四步占领长春。 而日本内阁的“不扩大”方针实则为幌子，在日军其后进一步侵略占领东北地区的过程中，始终听之任之，并暗中协助增兵。不到半年时间，日本就出兵侵占中原地区东北三省全境。

日本因其轻易地占领中国东北，侵略野心进一步膨胀，进一步煽起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日本陆军占领中国东北三省，深深地刺激了经常与陆军对立的日本海军，使得海军也企图在属于它的势力范围以内的上海伺机蠢动。从1931年底起，日本海军先后在天津、青岛、汉口、福州、重庆、上海等地制造一系列事件，以寻找新的侵略借口。“九·一八”事变以后，上海的学生、工人和人民群众，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便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事件的借口。1931年10月，日本海军派遣军舰4艘到上海示威，并开进长江，向江阴要塞扫射，接着又将部分车舰集结在汉口，举行陆战队武装演习。在上海建立桥头堡，直接威胁南京，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承认东北地区的既成事实，取消全国人民的反日运动，并为将来进攻中国内地作准备。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在道义上同情和支持中国。但另一方面，苏联在具体的外交政策上采取了中立主义的立场。柳条湖事件发生40天后，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声明，苏联对满洲事变采取严正的不干涉政策。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在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节的演说中重申了上述立场。另外，苏联还不允许中国从欧洲各国购买的抗日军火途径苏联。

美国方面，在“九·一八”事变前一天，日本与美国达成一项秘密谅解：美国允许“不与闻满洲事变”，而日本的军事占领应限于锦州以北。1932年1月7日，日本占领锦州后，美国向中日两国发出照会，秉持“不承认主义”，即不承认1928年8 月27日的《巴黎公约》所获致的任何局势、条约或协定。美国报刊舆论方面，有少数报刊曾发表过支持日本侵华的评论；但多数舆论同情中国、指责日本。美国的人民群众也曾多次举行反日示威游行，对被侵略的中国表示同情。此外，英国与法国对“九·一八”事变采取消极态度，甚至罔顾事实，站在日本侵略者一边。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代表要求国联理事会立即采取措施，制止日本队和平的威胁和形势的恶化。9月22 日，国联理事会举行会议，国联理事会对中日两国政府发出内容相同的“紧急通告”，竟然要求两国同时撤兵。10月13日，国联理事会应中国代表要求在巴黎召开会议；10月24 日，国联理事会作出7项决议，中心内容是要求日本即日开始撒兵，并于11月16日以前完全撤退。但是日本方面不仅公然拒绝接受，而且于11月初开始大举进攻黑龙江省。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组织调查团到东北地区进行实地调查。1932年1月21日，由英、美、法、德、意等五国组成的国际调查团正式成立，团长是曾任印度总督的英国人维克多·李顿爵士，故亦称李顿调查团。

李顿调查团在东北活动了一个半月，于6月5日回到北平；7月4日由北平去东京，与日本政府商讨写报告书之事宜，7月20 日返回北平；9月4日，调查团完成了报告书。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日内瓦、南京、东京同时发表。《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事实和国际正义舆论面前，承认了中国对东北地区的主权等基本事实，揭露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并扶植伪满傀儡政权的阴谋；但基本方面是袒护日本的侵略，试图与之瓜分利益，提出了一些荒谬的损害中原地区领土主权的建议。1933年3月27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退出国联。 至此，国联对于“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中日争端”长达18个月的调解活动，由于其自身的软弱与偏见，以及日本的阻挠、反对，最后以日本退出国联的结局宣告失败。

“九·一八”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起点”，同样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从德日意等国法西斯侵略集团角度出发，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挑起“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地区，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扶植伪满洲国，标志着东方战争策源地的形成。从而使得“九·一八”事变具有了双重性质，即日本法西斯主义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秩序，开始了对华侵略战争，开启了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同时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

毛泽东指出“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的政治态度也发生重大转变。因此，“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谋求民族独立的民族革命任务。

“九·一八”事变后，强调中华民族复兴、提升民族自信心；形成抗战文化潮流，坚信抗战建国，反对投降，主张抗日持久战等，构成了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变动的主流。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扩张，中华民族空前危机，团结抗战成为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唯一道路。“九·一八”事变后，团结抗日已成大势所趋，加快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大公报》在事变发生后提出了自己“冷静对待、不轻言战；忍战有底线，对敌有策略；做好准备，明耻教战”的相对冷静、审慎的政治主张和应对策略。

香港《工商晚报》对日本侵华动机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揭露，评论指出“纵观日本侵华历史，其目的首在吞并中国......此次军事暴行，不过为日本侵华历史之延续，日本处心积虑，欲吞并我满蒙......贯彻其所谓满蒙既得权益之维护论”。

“九·一八”事变之初，美国一直保持观望消极态度，直至日本侵略扩大，从日本侵占锦州开始，美国深感日本对其威胁不断加剧，于1930年11月19日发表了“在对待日本侵略活动，美国的态度是与国联保持一致的”。 同样，英国也在日本轰炸锦州之后，意识到如果不给予国民政府一定程度的支持，应该在华利益会受到影响，于是英国向日本发出警告：如果再有类似行动发生，日本的荣誉就会遭到毁灭性破坏。

国学家黄侃在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后，在日记中写到：突闻十八夕十九晨辽东倭警，眦裂血沸，悲愤难宣。

历史学家傅斯年1932年发表在《独立评论》的文章《“九一八”一年了！》中写道：“九·一八”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也正是近百年中东亚史上最大的一个转关，也正是二十世纪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牛之一，其他两件自然一个是世界大战，一个是俄国革命。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位于大东区望花南街46号，地处沈阳东北部，柳条湖立交桥西北，西靠京哈铁路。1991年，“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之际开始兴建，1997年9月，“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在原残历碑和地下展厅的基础上于开始扩建，1999年9月18日正式落成开馆。新馆总占地面积3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2600平方米，开放面积9180平方米，展线长510米。博物馆共设有7个展厅，展览照片800余幅；实物300余件；文献、档案资料近100件；大小型场景19组；雕塑4尊；油画、国画等20余幅，电脑触摸屏14台、大屏幕电视录像机2台。“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是世界上全面反映“九·一八”事变历史的博物馆，现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国家一级博物馆、辽宁省对台交流基地。

1995年的9月18日，沈阳市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为铭记国耻而拉响防空警报。自此，每年的这一天，揪心的警报声都会在沈阳城鸣响，响防空警报3分钟，以警示民众勿忘国耻。从2006年开始，除沈阳市外，辽宁省其余13个城市首次在9月18日21时18分与沈阳同时拉响警报，警示人们勿忘国耻，振兴中华。时至今日，全国各地包括哈尔滨市、长春市、昆明、合肥、杭州、乌鲁木齐市、南昌、齐齐哈尔市、金华、太原、西安、重庆、贵阳等百余座城市，在每年9月18日进行防空警报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