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虎纹四环铜鼓座，是春秋晚期钟离国所用建鼓的鼓座，1980年出土于舒城县九里墩春秋墓，现收藏于安徽博物院，为安徽博物院镇馆之宝之一。

龙虎纹四环铜鼓座为青铜器，约67千克，残高29厘米，直径80厘米，厚度约为0.3厘米~0.5厘米。整体采用分铸再焊接的方式铸造而成，其上沿的龙与虎则采用高浮雕技术刻成；器身满饰羽翅纹，外壁饰四个衔环铺首，并铸有铭文两周。鼓座整体造型独特，气势雄浑，工艺细腻。建鼓在古代常用于战争、祭祀、娱乐等场合。

龙虎纹四环铜鼓座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其铭文不仅为研究九里墩墓提供了宝贵的文字史料，也为证明舒国与东土的联系提供了有力证据。

龙虎纹四环铜鼓座，又称“四环形器”，因四条相互缠绕的龙和两个对称排列的虎头盘踞于器物上方，故被称为“龙虎纹鼓座”；因外侧有四个衔环,又称为“龙虎四环铜鼓座”；综上，所以可被称为“龙虎纹四环铜鼓座”。同时，又因为其出于舒城县九里墩春秋墓，所以也可以被称为“九里墩鼓座”。

龙虎纹四环铜鼓座，约67千克，残高29厘米，直径80厘米，厚度约为0.3厘米~0.5厘米，此器物为建鼓的鼓座，建鼓在古代常用于战争、祭祀、娱乐等场合，一般由鼓座、楹杆和形体硕大的鼓体三部分组成，楹杆上部还有族旗或羽毛之类的装饰物，由两个鼓手相对敲击。该鼓座造型奇特，外观呈圆圈形，没有底部。上沿四周为四条相互缠绕的游龙和两个对称排列的虎头，龙身与虎头上有方形小孔，这些小孔可能用于固定建鼓的楹干；龙身上方的两个倒钩形铜饰与虎头，将鼓座均匀的分成四等分；龙身整体呈扁圆形，龙角上翘，虎头怒目瞪眼、张口做吼啸状，鼻子呈“T”形。鼓座全身满饰羽翅纹。鼓壁的外侧有四个与青铜底部相齐平的青铜衔环，并铸有铭文两周，上周约98字，下周约52字，从铭文来看，此鼓座应为钟离公自用之器。

1980年9月，舒城县九里墩窑厂在取土时发现了一座古墓，县文物组听说此消息后，赶赴现场对其进行保护，并向省文物局进行汇报。省局得知消息后，派遣安徽省文物工作队与县文物组进行合作，共同清理这座墓葬。据舒城县志记载，该墓发现地原名为“九女墩”，群众俗称“九里墩”。该墓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东西长8.60米、南北宽4.44米；墓地距地表深2.7米，方向120度；没有墓道，墓壁垂直，填土以五花土为主，杂有城固宝山遗址内的灰土与遗物。该墓葬因多年烧窑取土，其高约10米的封土堆已被基本铲平；并且该墓葬还历经两次盗掘，但在此次抢救性发掘中，占地约6800平方米的墓葬依旧出土了183件器物，其中170余件为青铜器，主要是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生产工具等，“龙虎纹四环铜鼓座”便为出土的乐器之一。

九里墩墓葬从形制到出土器物的特征都与安徽寿县蔡侯墓基本相似。如甬钟、、敦 、兵器和车马器的器形与寿县蔡侯墓出土的同类器相同。铜器上的纹饰都以蟠纹、蟠虺纹为主；并且该墓出土的蔡器戈上的铭文字体与蔡侯墓出土器物上的铭文书体完全一样，这对确定该墓的时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反映了钟离国与蔡侯国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九里墩墓出土的青铜器造型优美，制作精细，是继安徽省蔡侯墓之后又一次重要发现。

龙虎纹四环铜鼓座采用分铸再焊接的方式铸造而成，其龙身被分成若干段进行铸造，铸造成功后再进行焊接，因此在龙身接缝处还可看见用来焊接的锡块液体。

龙虎纹四环铜鼓座的制作还采用了高浮雕工艺。该鼓座将龙与虎在有限的空间内，以立体交缠的方式雕刻于沿口之上，不受尺寸大小的限制，虽层层叠叠但却不显累赘，给人以多层次立体多维的视觉效果。其整体雕刻的线条也十分的工整细腻，衬托出龙虎纹四环铜座奔放与简练并存的风格。

龙虎纹四环铜鼓座，上沿的虎头，双耳竖立带有成组的云纹纹饰，怒目圆瞪，张口做吼啸状，嘴型呈云纹状，鼻子呈“T”形。上沿的龙身断面呈五边形，多棱，相互纠结缠绕，错落有致，带有钩形尾刺，该钩形尾刺与龙身呈90度角。因此从立体视觉来看，上沿的游龙趋向于蟠龙或者龙；龙身还雕刻有云卷纹，其外层云纹舒展，内层则较为集中。浅浮雕云纹上还阴刻着更加细小的短线条。钩形尾刺、云纹与羽毛整体看来像一只凤鸟。此倒钩状既可以与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铜像龙身构成龙的造型，也可以与下方的云纹构成鸟的造型。

夏商周时期，殉人祭祀盛行，龙与虎都具有食人的性质。但郭静云先生认为，其性质并非真正的食杀，而是以吞吐的食人方式来表现一种概念性的神化通道。西周之后，殉人的祭祀方式逐渐消失，直至明清时期，神龙“吞食”的信仰依旧存在于君王阶级，通过神龙的通道，为龙所生即为天子。故龙与虎从食人的性质转变为君王的象征。同时龙虎纹，具有祥瑞安定之意；以龙为纹，是对自然神的崇拜和敬仰，以虎为纹，则具有镇邪驱恶之意。所以该钟离姓公自用之器上使用龙与虎的造型。

龙虎纹四环铜鼓座的兽头与商朝时期的纹样具有许多相同之处，如对称的脸型，“T”形的鼻子，由两部分云纹组成的嘴巴以及作为定位的瞠目。虽然龙虎纹四环铜鼓座的兽头含有较多的商周时期的文化特征，但其更为突出的龙元素和龙蛇纹饰，则体现了吴楚地区东夷一族独特的地方文化。

龙虎纹四环铜鼓座铭文共150个字，上圈98个，下圈52个；但因其字迹浮浅、腐蚀严重，铭文缺笔较多且多为反面书写，所以许多文字难以辨认解读。现结合各位学者的研究可解读以下部分：

上圈：唯正月初吉庚午，余□厥于之玄孙童鹿公鱼，择其吉金，玄谬纯吕，自作晋鼓。命从若数，远淑闻于王东吴谷，迎[于]徐人、陈[人]，去蔡于寺，其神其臭，……以野于陈□□山之下，余持可参□□，其□鼓茯茯，乃于之雩，永祀是。

下圈：俳公获花尾榛鸡曰夜白，……余以共示□嫡庶子，余以会同姓九礼，以大夫、朋友，余以□□□于东土，至于淮之上。世万子孙永保。

上圈铭文中“余□厥于之玄孙童鹿公鱼”中的“余”字，应该指的是“舒”字，“舒”就是春秋时期的“舒国”。铭文中的“童鹿”一直存疑，直到2006年蚌埠市双墩一号墓发掘的9件镈钟与2007年凤阳县卞庄一号墓出土的5件中上都刻有铭文“童麗君柏”二字，麗与鹿两字声母相同，韵部为旁对转，可以互用。所以童鹿与童麗一样都为地名，读为“钟离姓”；“童鹿公”也就是“童麗公”，“鱼”则与“柏”相似，都为人名。从“童鹿”的释义以及九里墩墓葬的形制风格可知，龙虎纹四环铜鼓座应为春秋晚期钟离国的器物。下圈铭文中的“获飞龙”意为“降服舒龙”，“舒龙”为群舒之一。

安徽博物院的发掘报告认为九里墩墓属于春秋末期，其墓主为群舒国的某一位国君；李学勤先生认为该墓属于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墓主人为封地在当地楚国贵族；杨德标先生则断定墓主人为蔡成侯朔；朱凤瀚先生倾向于墓主为楚国贵族，年代为春秋中叶至偏晚；徐少华先生推测该墓属于春秋晚期的后半段，其墓主为吴国贵族；而更多的学者则认为九里墩墓是春秋晚期钟离国的墓葬。

龙虎纹四环铜鼓座为“建鼓”的一部分，在全国建鼓鼓座发现的实物极少，因此该鼓座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该鼓座的铭文蕴含大量信息，其下圈铭文中的“于东土，至于淮之上”八字说明舒国与东土存在着联系，这就为徐舒同源说提供了最为有力的证据；并且该鼓座的铭文也为确定九里墩墓所属的国别与年代提供了宝贵的文字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