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五千年“国史”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新中国成立后整理出版点校本，是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然而，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术等客观条件的限制，点校本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足和缺陷。为了弥补这些不足，中华书局于2005年开始筹备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修订工作。2010年7月11日，第四次修纂工作会议在上海举行，预计所有修订工作将在2015年完成。

国史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班固传》：“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晋代杜预在《\u003c春秋经传集解\u003e序》中提到：“诸侯亦各有国史。”唐朝司空图在《商山》诗中写道：“国史数行犹有志，只将谈笑继英尘。”明朝孔贞运在《明资政大夫兵部尚书节寰袁公（袁可立）墓志铭》中说：“赐进士及第、柱国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总裁国史玉牒、同知制诰起居经筵日讲、通家侍生孔贞运顿首拜撰。”田北湖在《论文章源流》中解释：“国史者，君民比并之史。”

自宋元时代起，历代均有整理刊印正史的传统，产生了多个时期的通行版本。清代乾隆整理刊刻的武英殿本“二十四史”便是其中之一。到了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整理出版的百衲本“元史”成为了近代最流行的版本。新中国成立后，应中央指示，中华书局负责实施“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最终完成了具有完整标点校勘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使这套历史文献首次从古籍书架走向大众视野。

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议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二十四史”。1958年，毛泽东主席指示吴晗、范文澜等人组织标点“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作为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献礼。随后，中华书局制定了《二十四史整理计划》。由于时间紧迫，“前四史”的整理方式和体例不尽相同，其中仅《史记》能在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前夕出版，其他三部直至1965年才陆续完成。在整理“前四史”时，其他二十史的整理工作也在逐步开展。1963年，因参与点校的学者分布全国各地，时间无法保障，中宣部发文将各点校人员集中至中华书局。在此期间，政治干扰较少，建立了有效的点校工作方式和体例。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点校工作暂停。1967年5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要求中华书局继续点校“元史”，但由于政治干扰严重，随着戚本禹的倒台，点校团队解散。1971年，“二十四史”点校工作重启，《清史稿》的点校虽早在1958年提出，实际工作始于1971年“二十四史”点校恢复之后。1977年底，《清史稿》和《宋史》先后交付印刷，1978年初正式出版，标志着点校工作结束。整个整理工作跨越20年，分为三个时间段，每个时间段的工作方式和校勘标准均有所差异。尽管政治氛围对点校本内容的影响有限，但在1967年短暂恢复阶段，曾出现要求在点校工作中突出政治的情况，强调即使是标点符号也要体现阶级斗争的观点。例如，《明史》中记载崇祯出宫登上煤山，望着漫天烽火叹息道：“苦我民耳！”，当时被认为是在欺骗民众，因此不应使用感叹号，而是改为句号。类似地，在分段提行方面也有类似的处理，原本应按年月划分的部分，因为要突出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被要求遇到相关事件便提行。这种做法主要体现在《三国志》、《陈书》、《逸周书》等作品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年短暂恢复阶段的做法，但这段时期的点校工作并未产生有价值的结果，因此在现行的点校本中并无明显的痕迹。

点校本出版后，学术界对其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发表了相关的札记文章，甚至有人专门撰写书籍探讨。作为点校本的组织实施单位，中华书局始终关注学界的反馈，并意识到应当趁着当年参与点校工作的老专家以及中华书局的老编辑们还在世时，及时组织修订工作。2005年，中华书局对1958年至1978年点校本整理过程中所有的档案资料进行了梳理，并安排专业人员从编辑的角度研究每一部史书中存在的问题，形成了调研报告。这份报告提交给了出版管理部门，并广泛征求了各方意见。此外，中华书局还向季羡林、任继愈、何兹全、冯其庸等学术界德高望重的前辈汇报了情况。在他们的推动下，2005年11月，温家宝总理和陈至立国务委员分别对修订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修订工程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的专项资助。同年，中华书局开始了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修订准备工作。2010年7月11日，第四次修纂工作会议在上海举行，预计所有修订工作将于2015年全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