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著。为其道德哲学体系的奠基性著作。1759年出版，后又不断修改，达六次之多。

《道德情操论》共分七部分，从人类的情感和同情心出发，讨论了善恶、美丑、正义、责任等一系列概念。在书中，亚当·斯密用同情的基本原理来阐释正义、仁慈、克己等一切道德情操产生的根源，说明道德评价的性质、原则以及各种美德的特征，并对各种道德哲学学说进行介绍和评价，进而揭示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基础，以及人的行为应遵循的一般道德准则。该书前三卷分别阐述了评判他人和评判自己言行的起点和基础，构成全书的主体和重心。第四卷和第五卷分别研究了效用和习惯风俗等外部因素对感情的影响；第六卷则阐述了个人品质对自己的和对别人的幸福的影响；第七卷是道德理论史评论。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的主要思想包括美德是合宜，人们称赞美德是来自某种合宜性；“同情心”是对人类社会活动中各种行为所做的道德判断之根源；正义的规则是社会中不可缺少的整座建筑的主要栋梁；私利是公共福祉的基石。《道德情操论》对促进人类福利这社会命题起到了基本的作用，建立了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伦理道德基础。亚当·斯密综合前人的思想，在自由主义哲学理念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地发挥了关于道德同情的理论，对现代西方情感主义伦理学有着重要影响。 在经济学方面，书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概念，也为《国富论》中产生的“理性经济人”假说奠下了基础。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是18世纪英国政治经济学和伦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亚当生前发表了两部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简称《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

亚当于1723年生于苏格兰法夫郡卡柯尔迪的一个海关职员家庭，14岁考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数学和哲学，17岁转入牛津大学深造；1748年，到爱丁堡大学讲授经济学、修辞学与文学；1751年，又以教授的身份返回格拉斯哥大学，讲授逻辑学和道德哲学，后当选为格拉斯哥大学校长，1764年辞职，担任布克莱公爵的私人教师，在陪同公爵到欧洲大陆旅行中，认识了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重农学派代表弗朗索瓦·魁奈和杜尔阁等名流，这对他后来经济学说的形成影响甚大。1778年，亚当被任命为苏格兰皇家海关税务司长。1790年7月17日，亚当去世。

“道德情操”这个词，在当时是用来说明本能自私的人所具有的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能力，即能够作出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道德情操论》 旨在阐明具有利已主义本性的个人怎样控制他的感情和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或行为，以及怎样建立一个具有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社会。

亚当·斯密认为社会秩序的根本原理，即道德原理是基于情操之上的。与他的导师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son）不一样，亚当·斯密没有把社会秩序归结于人性中某一种特殊的感情或感觉。亚当·斯密认为，社会秩序是在人类自身所具有的各种情感，即喜怒哀乐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道德原理并非某种特殊感情，而是以各种感情为基础。《道德情操论》的英语标题的最后一个单词Sentiments之所以采用复数形式，也正是基于此意。

18世纪中期，英国市场经济已经兴起，工场手工业极为发达，中世纪被禁铜的人身自由和致富动力得以释放，个人追求自身权益的冲动和愿望十分迫切。与此同时，围绕如何看待和处理市场经济与道德伦理的关系这个新的历史性课题，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思潮和主张：一种坚持传统基督教以“仁慈”为核心的道德哲学体系，遗责当下社会的种种丑行和弊端，甚至怀疑市场经济之路的正确性；另一种则主张迎合市场经济之势，推崇极端利己主义——孟德维尔的“私人恶行即是公众利益”；还有一种则主张走中庸之道，既要肯定市场工商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又要肯定坚持和发展传统美德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亚当肯定最后一种说法，他详细分析和评价了历史上曾经出现和存在的各种道德观，吸收了其中的合理成分，批判了单纯强调利己或利他的各种体系，特别是孟德维尔的极端利己哲学。《道德情操论》的主要目的在于探明人之本性中是何要素在引导社会形成秩序。而社会秩序，即构成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要遵循的规则，以共同维护和平、安全的社会生活。

《道德情操论》是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道德哲学期间撰写的一部著作。

1752年，在弗兰西斯·哈奇森博士的直接继承者托马斯·克雷吉（Thomas Craigie）教授患病离职后，亚当接替克雷吉的席位，讲授自然法理学和政治学，随后改为讲授道德哲学。亚当在格拉斯哥大学的教学过程中，研究和写作十分勤奋认真。他主讲的道德哲学当时涵盖的范围很广，包括神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四个部分。讲义的第二部分，也就是伦理学部分，亚当认为最为成熟，于是，他花了大量的精力，查阅了丰富的资料，对它作了补充修改，1759年以《道德情操论》为名出版。这一年他36岁，是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的第九年。

亚当·斯密的道德伦理学说深受其导师弗兰西斯·哈奇森和挚友大卫·休谟（ David Hume）的影响。哈奇森对人性本质问题持折中立场，他不认同“人性本质是自私的”观点，批评人性自私论和道德伦理学中的理性主义理论。他强调人的合群本性，认为人的自然状态就是一种鼓励建设性地使用身体、情感以及智力等各种力量的状态，哈奇森的这些观点给亚当留下了深刻的启发。

亚当又从休谟的“人的科学”中获得了一些修正和更多的洞见。休谟认为，道德判断仅仅由情感来决定，在休谟看来，道德的真正来源并不是弗兰西斯·哈奇森所说的特殊的道德感官，而是“同情的本性和力量”。亚当在《道德情操论》中对这种同情原则进行了扩展和精细化，构成了他自己道德情操论的基础与核心。在吸收和进一步发展上述各种科学方法的基础上，亚当终于创作出了他的《道德情操论》，这本书阐明了道德世界的和谐与秩序。

1759年4月，亚当以《道德情操论》为题出版了他的伦理学名著。作为道德哲学基础的伦理学，《道德情操论》旨在阅明具有利已主义本性的个人怎样控制他的感情和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或行为，以及怎样建立一个具有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社会。

1761年1月21日，《道德情操论》第二版出版。1761年，亚当听取了一些研究哲学的朋友们的意见，对《道德情操论》作了较大修改，他在这一版中所作出的具有重大价值的修改，是他发展了有关公正的旁观者的理论，明确指出良心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产物。

1767年5月5日，《道德情操论》第三版出版。1767年，亚当集中精力着手撰写《国富论》之际，他又修订出版了《道德情操论》第三版。在这一版中，实质性的修改较少，但亚当将《论语言的起源》这篇文章，首次附印于该版的第437-478页中。

1774年10月，《道德情操论》第四版出版。1774年，当《国富论》进人定稿阶段时，亚当又修订出版了《道德情操论》第四版。在这一版中，也作了一些实质性的和非实质性的修改，其中包含一些有关词汇现代化的修改。

1781年9月，《道德情操论》第五版出版。在这一版中，亚当又修改了《道德情操论》中不完美的细节。

1790年4月，《道德情操论》第六版出版。

亚当·斯密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仅完成了《道德情操论》第六版的修订工作。这次修订是该书出版以来规模最大的，最具有实质性的一次修订。

1788年3月15日，亚当在致托马斯·卡德尔的信中谈到这次修订的情况时说：“我现在正在紧张地专心用功”对《道德情操论》的“每一部分作增补和订正”，其中特别是：增写了第一卷第三篇第三章《论由钦佩富人和大人物，轻视、怠慢穷人和小人物的这种倾向引起的道德情操的败坏》；重新改写了第三卷的第二、第三章，在这两章的新增材料中包含对良心公正的旁观者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对“自我管理”这一主题的论述；增写了整个第六卷，论述了道德理论的实际运用，尤其是对谨慎、正义、仁慈和自我控制等美德的论述；重新改写了第七卷第一篇第一章，将散见于以前各版中的斯多葛哲学集中起来进行论述，并更充分地解释了其他有关学派的学说，在这卷第四篇的新增材料中，还进一步阐述了他关于诚实与欺骗的观点。

在这一版的开头，亚当还有一个题为《告读者》的新增前言，简要地介绍了本版所作的主要改动情况，以及重申他为什么仍要保留该书最后一段。大约在1789年12月，这本书才修订完毕，到1790年亚当逝世前几个月，这个新版本才出版。

除了简短的“告读者”外，全书正文共七卷：

第一卷论行为的合宜性。从个人感情与其原因和对象的关系的角度，研究评判他人感情和行为的起点及基础，得出了合宜美德论。

第二卷论优点和缺点，或报答和惩罚的对象。从个人感情同其结果的关系的角度，研究评判他人感情和行为的起点及基础，得出了优点与缺点（或报答与惩罚的对象）理论。

第三卷论我们评判自己的情感和行为的基础，兼论责任感。研究评判自己的感情和行为的起点及基础，得出了是否应当自我赞同的原理。

亚当·斯密在对人类道德予以阐释的过程中抛出的大多数重要哲学观点出现在前面三卷，第四卷论效用对赞同情感的作用，道德情感与效用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对大卫·休谟的观点作出回应。

第五卷讨论的是我们的道德情感仰赖于“习惯和风气”的程度，并因此得出道德情感乃是变化着的和相对而言的这一看法。

第六卷论有关美德的品质。是对亚当所认为的德性生活的概述，这一卷包含《道德情操论》 一书中某些最有争议性的陈述，这些陈述引发了很多人的兴趣，因为它们是从亚当最成熟的思考中得出的理论成果。

第七卷论道德哲学体系。亚当·斯密对古往今来具有代表性的道德哲学体系进行了梳理和评论，明确界定了他自己的学说与前人学说的异同，也表明他对前人的学说有着怎样的继承和批判关系。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强调的美德是合宜，目的是使情感受适当的引导和治理，合宜有度，从而增进整体的繁荣。美德的本质是得到人们的称赞，但人们称赞美德的依据最初不是来自美德的效用，而是来自某种合宜性。尽管美德具有效用，但其标准却不是效用，而是行为合宜。所谓行为合宜，是指个人的行为能通过“共情”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和赞许，即一个人的行为动机或理由是否能够得到他人的认同和共鸣。

亚当·斯密说合宜是使情感受到适当的治理和引导，合宜有度，从而促进整体的繁荣。合宜是达到整体繁荣的手段，整体繁荣是人类追求的唯一重要目标。而整体的繁荣也是人类整个物种的最有利的进化，所以从进化论的角度说，遵守正义的合宜是为了整个人类的进化。

亚当·斯密开宗明义就提出“同情心”是对人类社会活动中各种行为所做的道德判断之根源。他用同情这一观念来解释两种不同的道德判断：第一种是关于行为之适宜与否的判断，也就是对于一种行为之对或错的判断；第二种是关于行为之功或过的判断，也就是对于一种行为应加以赞许或责备的判断，或者应加以赞赏或惩罚的判断。

在亚当·斯密的伦理学中，同情心以及期盼能受到他人赞许的愿望，就使我们“要多为他人着想，而少为自己着想”“要克制我们的私心，同时要发扬我们的仁慈”“这样才是至善至义的人性”。“只有这样才能在人间产生情绪与感受上的和谐，并在其中充满着所有的仁慈与妥适。”他认为，同情心就像万有引力激发天体自然运行那样，使人类社会像一个整体一样和谐地运行。这种同情心的产生不是来自人的理性，而是来自自然女神的赋予。

亚当·斯密认为，人是一种积极的自我关注的动物。人有许多合情合理的追求目标，如重要的财富，但在追求过程中，就可能会伤害他人的利益，这就要制定一些合乎道德的，根据各人的经验综合而成的行为规则，希望大家遵守。“一般性的道德规则是根据我们的道德修养与对行为的功过，以及适宜性的自然意识，在各种事例中所做的赞许与否的经验而建立的。这些规则提供了各人能在所有不同情况之下，判断行为的标准。”

亚当·斯密认为正义的规则无疑是社会中不可缺少的，正义是支撑整座建筑的主要栋梁。没有仁慈，社会仍可存在，虽然不是存在于最舒适的状态。但是没有正义，必定会使社会全部毁灭。亚当还进一步指出，社会秩序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是，体现正义规则的成文法，并组成一个政府，由其彻底推行。

亚当·斯密认为，人生来就是要有所作为，如果不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是为人所轻视的。在他的心目中，雄心壮志是为人所赞赏的，如果人们在审慎与正义的范围内追求自利是完全正当的。

亚当说：“激起他们去开垦土地、建造房屋、创立城市与国家，去发展与改进所有的科学与技术，以改善人类的生活，正是这种幻想完全改变了整个地球的面貌，将荒漠的原始森林变为可耕的肥沃平原，使荒芜且不结果实的海洋成为供应生计的新资源与通达全球各国的快捷大道。”正是由于对私利的追求，会驱使人们对于学术与艺术的生活有所改进。

《道德情操论》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被称为“看不见的手”，广泛涉猎伦理学说。《道德情操论》带给西方世界的影响更为深远，也更加深刻，尤其是对促进人类福利这一更大的社会命题起到了基本的作用。

《道德情操论》阐述了经济动机的高度复杂性，并指出它深深地融于更广的社会习俗和道德观中。《道德情操论》建立了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伦理道德基础，亚当·斯密在这部伦理学巨著中揭示了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行为规范，说明了商业产生自由和文明的基本原理。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概念。在随后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斯密又进一步论述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由此产生的“理性经济人”假说成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之一。

《道德情操论》是情感论伦理学的早期代表作，对现代西方情感主义伦理学有重要影响。 亚当·斯密继承了哈其森的道德感学说，并吸取了大卫·休谟的同情论思想，在自由主义哲学理念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地发挥了关于道德同情的理论。 亚当·斯密对“同情”和“情感共鸣”的分析，虽然是哈其森的“道德感”，休谟的“同情论”，“情感传达”，“灵魂交感”等思想的重复。但他在分析情感共鸣的基础上，从普遍的、广泛承认的感情事实中寻求道德判断的合理、恰当和合宜的基础，进一步提出了判断人们行为和情感的正当与否的方法，提出了道德原则形成过程的新见解。

亚当·斯密的原著虽然比较晦涩难懂，但其伦理思想在西方的影响却是家喻户晓。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亚当·斯密的学说已成为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主流道德伦理标准。

1976年度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不读《国富论》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叫“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才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

英国经济史专家埃里克·罗尔（Eric Boll）：“我们不能忘记《国富论》的作者就是《道德情操论》的作者。如果我们不了解后者的一些哲学知识，就不可能理解前者的经济思想。”

中原地区经济学家梁小民：“我们目睹了金钱欲爆发之后的种种罪恶，会感到亚当称《道德情操论》比《国富论》更基本的含义。市场经济应该是一个讲道德的经济。没有诚信、同情心这些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市场经济就会引发灾难。”

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K.Sen)这样评价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由于人们只看到亚当在其《国富论》中论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重视经济人的谋利心理和行为，强调“自利”，却相对忽略了其在《道德情操论》中所重视的社会人的伦理、心理、法律和道德情操，从而曲解、误读了亚当·斯密学说。

《道德情操论》一经出版就大获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它的文体修辞风格：亚当在书中尽可能回避了抽象复杂的专业术语，而尽量采用日常用语，其简单的文体使得普通大众也能够很容易地理解。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还大量使用了各种例子、故事、小说中的人物和情境，通过这些形象生动的事例，亚当诉诸我们日常的经验进行理论的阐述，使得整本著作的叙述和分析相互交融，读来让人觉得合情合理。

例如在《道德情操论》，人们并不能找到一个贯穿始终、具有权威性的作者的声音，取而代之的是不同叙述视角之间复杂而精细的互动，这一修辞特色及其具有的意义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有的学者区分了《道德情操论》中两种不同的叙述视角：积极的叙述视角和规范性的叙述视角，积极的叙述视角超越了人们行为的具体情境，带着哲学式的妥协，评论这些行为中表现出来的脆弱和缺陷；而规范性的叙述视角则对人们的不同行为表现进行颂扬、批评和谴责。这两种叙述角度对应了亚当·斯密所扮演的两种不同社会角色，即道德伦理现象研究者和为人们提供道德指导的道德导师。

即使是罪大恶极的流氓，十恶不赦的罪犯，也不会没有怜悯或同情。

——《道德情操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一节

我们能从分享别人的感情和意见中感受到真正的快乐。

——《道德情操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二节

如果正义这根顶梁柱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庞大的建筑物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 ——《道德情感论》第二卷第二篇第三节

一个真正有美德的人应该愿意“为全世界的更大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 。

——《道德情操论》第六卷第三篇第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