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公元923年—公元978年），又称义忠国， 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十国之一，由钱镠建立，定都杭州市。吴越国历三代五王，持续时间从公元923年到公元978年，立国55年。

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朱温建立后梁，封钱为吴越王，兼任淮南节度使。龙德三年（公元923年），钱镠被册封为吴越国王，正式建立吴越国。钱镠在位期间，修铸捍海石塘，又置“撩水军”四部，主管水利事业，专管治河筑堤，发展了太湖一带的圩田，使境内农业生产获得发展。长兴三年（公元932年），钱镠去世后，第五子钱元即位，他先后被后唐册封为吴王、吴越王。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四月，钱元瓘恢复建国，并在境内实行大赦，册立他的儿子钱弘僔为世子。天福六年（公元941年）钱元瓘去世，其子钱弘佐即位，他在位期间，对内礼贤下士，对外救援闽国，保障了南部边境安宁。钱弘去世后，先后由弟弟钱弘倧、钱弘俶即位。宋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北宋灭南唐后，钱弘俶入朝表贺，高僧永明延寿劝钱弘俶“纳土归宋”，天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五月，钱弘俶前往开封，纳土归宋，吴越国亡。

吴越国强盛时辖地为一军十三州，约为现今浙江省全境、江苏省东南部（苏州市）、上海市和福建省东北部（福州市）一带；吴越致力于发展生产，人口稳定增长，到天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纳图归宋时，达550684户。吴越在官制、法律、基本沿用唐朝的制度，因为奉中原为正朔，军制方面未设禁军。外交上，吴越国君遵循钱镠“凡中原地区之君虽易姓宜善事之”的立国方针，先后尊后梁、后唐、后晋、东汉、后周和北宋等中原王朝为正朔；与吴、南唐、闽等国以和为主，因海上交通的便利，与契丹、日本、高丽等国都有往来。吴越经济、文化、科技繁荣，经济上，保境安民的国策促进了国内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海外贸易也发达，与日本、高丽、大食等国均有贸易往来；文化上，文学、艺术、宗教等均有发展，尤其佛教发展迅速，佛学以禅宗思想、法华宗和律宗为主，大量印刷佛教经典、兴建佛寺、佛塔；科技上，天文、建筑发展在当时中原地区处于领先地位，吴越王钱元瓘墓顶的星图是目前已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星图；喻皓所著的《木经》是对当时建筑技术的理论总结，丰富了中国建筑学的内容。

天复二年（公元902年），李晔封钱镠为越王。唐天佑元年（公元904年），钱镠上表朝廷求封吴越王，朝廷未批准，后朱温替他说话，朝廷封钱镠为吴王。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朱全忠篡唐称帝，建立后梁，并封钱镠为吴越王，龙德三年（公元923年），后梁帝朱镇册封钱镠为吴越国王，二月二十二日，钱镠正式建立吴越国。

唐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石镜都镇将董昌招募乡勇平叛，钱镠应募投军，被董昌任命为偏将，随军平定王郢之乱，之后钱镠多次征战立下战功，在广平元年（公元880年）升任为都知兵马使、太子宾客。中和二年（公元882年），越州观察使刘汉宏与董昌矛盾激化，刘汉宏派其弟刘汉宥与都虞侯辛约率军两千万人，企图兼并浙西（钱塘江以西），董昌派钱镠趁夜渡钱塘江突袭，钱镠大破刘汉宥等人的军队，刘汉宥、辛约逃走。中和四年（公元884年），李儇命刘汉宏与董昌二人和好，二人不奉诏继续交战。光启二年（公元886年），董昌命钱镠进攻越州，并表示自己如果能拿下越州就将杭州市授于钱镠。钱镠率军攻破越州，刘汉宏败走台州（今浙江临海），后在会稽被斩首。随后董昌占据浙东地区，遂自称“知浙东军府事”，移镇越州，将杭州让于钱镠。

唐景福二年（公元893年），钱镠升任为镇海军节度使，润州（江苏省镇江市）刺史。干宁二年（公元895年），董昌在越州自立为帝，建立大越罗平国，改元顺天，并任命钱镠为两浙都指挥使。钱镠率军赴越州劝告董昌，董昌表示愿意接受朝廷的处分，朝廷赦免了董昌，但钱镠上疏指控董昌越本分，不能赦免，请求亲率军队前去讨伐。同年五月，李晔削除董昌的官爵，又加封钱镠为浙江东道招讨使、彭城郡王，派其讨伐董昌。乾宁三年（公元896年），钱镠进攻越州，董昌兵败自杀，同年十月，唐昭宗任命钱镠为镇海、镇东两镇节度使，又加任检校太尉、中书令，赐铁券，恕其九死。干宁四年（公元897年），钱镠前往越州，正式接受镇东军节度使的任命，而后返回杭州市，把越州作为“东府”。回到杭州后钱镠派大将顾全武夺取苏州市、松江区（吴江区）、无锡、常熟市、华亭（上海市松江区）等地，次年，钱镠上书请求朝廷把镇海军从镇江市迁往杭州，朝廷批准。从此，钱镠基本控制了两浙，形成割据势力。

唐天佑元年（公元904年），钱镠上表朝廷求封吴越王，朝廷未批准。朱温替他说话，朝廷才封钱镠为吴王。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朱全忠篡唐称帝，建立后梁，并封钱镠为吴越王，兼任淮南节度使。钱镠不听属下官员“拒梁命”的建议，接受了梁朝册封。后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钱镠改元天宝，在两浙境内执行自己的纪元，并自称“吴越国王”。后梁龙德元年（公元921年），钱镠获得“诏书不名”得殊礼，君臣都劝钱镠据吴越称帝，钱镠拒绝。龙德三年（公元923年），后梁帝朱镇派兵部侍郎崔协（或作）、刑部员外郎夏昭侯到杭州市，册封钱镠为吴越国王，二月二十二日，钱镠正式建立吴越国。他改府署为朝廷，设置丞相、侍郎等百官，一切礼制皆按照皇帝的规格。

龙德三年（公元923年），李克用李存勖灭后梁，建立后唐，改元同光。钱镠派遣使者进贡，并求取玉册，大臣郭崇韬等都反对，认为只有皇帝才可以用玉册。李存最终还是赐予钱镠玉册、金印；而新罗区、渤海国等海外诸国皆接受钱镠册封，尊其为君长。同光四年（公元926年），李存勖在兵变中遇害，李嗣源即位。后唐天成三年（公元928年），钱镠上书后唐皇帝李嗣源建议把镇海、镇东两个军事重镇传授给第五子钱元瓘，八月，李嗣源诏命钱传瓘为镇海、镇东节度使。次年李嗣源派供奉官乌昭遇、韩玫出使吴越，回来后，韩玫奏报说乌昭遇见到钱镠后，自己称臣，三跪九叩地称钱镠为“殿下”，并且把朝廷的事暗中告诉钱镠。李嗣源诏令乌昭遇自杀后，在九月二十七日下诏给钱镠，诏令他以太师的名义退休，其他官职一律剥夺；吴越派的进奏官、使节、进贡官，就在所在地，由当地政府逮捕囚禁。钱镠命钱传瓘上疏辩解，李嗣源不理睬。

长兴元年（公元930年），钱镠上奏章责备自己的过失，其子钱元瓘及吴越将领多次上疏为钱镠鸣冤。十月十三日，李嗣源下诏命各地方政府释放吴越使节官员。次年三月二十七日，李嗣源恢复钱镠天下兵马总元帅、尚父、吴越国王等官爵。并告诉钱镠之前饬令他退休的事情是安重诲假传圣旨。长兴三年（公元932年），钱镠去世，终年八十一岁，后唐朝廷赐谥号武肃。

钱镠在位期间，下令修筑捍海石塘，使杭州市不再受潮水危害；又置“撩水军”四部，主管水利事业，专管治河筑堤，发展了太湖一带的圩田，使境内农业生产获得发展。

钱镠治国有略，留下遗命告诫子孙要以民为本、尊奉中原。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钱元瓘即位，改名元瓘。钱元瓘即位后，遵从先王遗命继续推行尊奉中原的政策，采用中原大国的年号，先后臣服于后唐、后晋。长兴四年（公元933年）七月十三日，后唐赐封钱元瓘为吴王；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四月，钱元瓘恢复建国，地位和待遇如同后唐同光年间一样。钱传瓘在位期间，任命处州刺史（浙江省丽水市）刺史曹仲达为知政事，帮忙处理朝政；设置择能院，选两浙文人名士为官。在任用贤人的同时，他还注重农业生产，即位后下诏劝课农桑，鼓励百姓垦荒耕田，使得吴越国继续保持安定繁华的局面。后晋天福六年（公元941年）六月，杭州市突然起了大火，火势蔓延到王宫，钱元瓘因此受惊病倒，八月病死，谥号“文穆王”。

后晋天福六年（公元941年），钱元瓘去世后，钱弘佐继承王位，后晋仍封钱弘佐为吴越国王。钱弘佐即位后，任命丞相曹仲达摄掌政务，继续推行祖父钱镠制定的“保境安民”之策，对外继续“善事中原”。他在位期间任用贤人，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后晋开运二年（公元945年），南唐进攻福州市，屯驻福州的威武节度使李仁达向吴越求援，吴越众臣认为福州路远来不及相救，而且一旦出兵就会得罪强邻，反对去救援。钱弘佐却认为“唇亡齿寒，不可不救”，于是不顾众臣的反对，下令发兵三万相救，最终取得了胜利，保障了南部边境的安宁。事后，李仁达为报吴越出兵相救之恩，便将福州送给了吴越。后汉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六月初二，钱弘佐去世，谥号忠献王，庙号成宗。因其子尚年幼，故由其弟钱倧继位。

后汉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钱弘佐遗命委任弟弟钱弘为镇海、镇东节度使兼任侍中。同年六月十三日，钱倧正式继承吴越王之位。七月，李仁达到杭州市觐见钱弘倧，钱弘倧加任李仁达为侍中，又命他改名为李儒。李仁达后悔进京（杭州），便请求内牙统军使胡思进代他求情请钱弘倧批准他返回福州市，钱弘倧同意。同年八月，后汉任命钱弘倧为东南兵马都元帅，镇海、镇东节度使兼任中书令、吴越王。十一月，钱弘倧在碧波亭大举检阅水军，赏赐比过去多一倍，胡进思劝谏应减少赏赐惹怒钱弘倧。次月，李仁达叛变，钱倧派东南面安抚使鲍修让等人攻打李仁达，将其擒获后诛杀。随后，钱弘倧和内衙指挥使何承训计划驱逐或诛杀胡进思，并和内都监使水丘昭券商议。水丘昭券认为胡进思党羽很多，难以克制，不如宽容他，钱倧犹豫不决。还未行动，何承训怕事情泄露，把密谋之事告诉了胡进思。十二月十三日夜晚，钱弘倧招待文武百官，胡思进率领亲兵一百人，闯入天策堂，将钱弘倧关闭在义和院，然后假传钱弘倧的的命令，说钱弘倧突然中风，不能继续主政，特将皇位传给其弟钱俶。

后汉乾佑元年（公元948年），钱弘俶继承吴越王之位。钱弘俶即位后即下令百姓历年所欠的赋税一律免除，又将境内荒废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还命令数千兵卒解甲归田，垦荒耕种，促进了吴越经济的发展。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吴越国境内大旱，百姓卖儿卖女，钱弘俶下令由官府出钱赎回，并开仓赈济，缓解灾情。与此同时，他崇尚佛教，即位后便奉德韶禅师为国师，并跟随永明寺道潜禅师受菩萨戒，号称慈化定慧禅师。他还派遣使者赴海外，收集流散的佛教典籍。

北宋开宝七年（公元974年），赵匡胤进兵江南，征讨南唐。南唐国主李煜请求吴越出兵联唐抗宋，钱俶拒绝了李煜的请求，反而派兵攻下南唐的常州，协助北宋灭唐。南唐亡国后，赵匡胤下旨令钱弘俶进京觐见。次年二月，钱弘俶到达汴梁，赵匡在崇德殿接见钱弘俶，给了他丰厚的赏赐，并破例封钱弘俶的妻子孙氏为吴越国的王妃，三个月后，钱弘俶回到杭州。当时高僧永明延寿身患重病，钱弘俶前往探病时，对宋灭南唐危及吴越走向，征询延寿的意见，延寿劝谕钱弘俶“纳土归宋，舍别归总”。

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钱弘俶奉赵光义之命入朝觐见，上表乞降，将吴越所属的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五十五万六百八十户、十一万五千一十六卒，悉数献给宋朝，吴越就此灭亡。

吴越灭亡后，宋太宗在扬州市虚设一渤海国，封钱俶为渤海国王，实际上仍将他留在开封市。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八月二十四日，钱弘俶去世，后追封“秦国王”，谥号“忠懿王”。

唐乾宁二年（公元895年），占据浙东地区的越州观察使董昌自立为帝，唐政府派钱镠为浙东道招讨使，讨伐董昌，董昌兵败自杀后钱镠兼有浙东、浙西两道之地。唐天复二年（公元902年），李晔封钱镠为越王；元祐元年（公元904年），唐昭宗又封钱镠为吴王，此时钱镠占地11州。后晋开运四年（公元946年），吴越得福州市，此时吴越疆域最大的时期，约占有今浙江省全省，江苏省西南部、福建省东北部，至北宋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献地入朝，吴越疆域未有变动。

公元947年钱弘佐得福州后吴越的辖地为一军十三州，其中一军是安国衣锦军（今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十三州为秀州（今浙江嘉兴）、杭州、睦州（今浙江建德）、婺州（今浙江金华）、越州（今浙江绍兴）、明州（今浙江宁波）、衢州、处州（今浙江丽水）、台州、湖州、苏州、温州、福州。一军十三州辖区分别是：

李晔干宁三年(公元896年)十月，钱镠被授镇海、威胜（即镇东）两军节度使，实际上已控制了越州。次年，钱谬定杭州市为西府，绍兴市为东府。其中杭州为京都，越州为行都，亦称东都，归镇东军节度使所辖，为越州大都督府、镇东节度副使、安抚使、观察使治所。

吴越国的人口数量隶书记载的只有吴越国最后一个年份的数据，即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钱“纳土”归宋时的户籍数，但户籍数史书记载各有不同。如《宋史》《续资治通鉴》中记载吴越有一军十三州，八十六县，户五十五万六百八十；《吴越备史·补遗》记载的是五十五万七百户；《隆平集》记载的是三十三万四千九百三十二户；《宋要会》记载的是三十二万零九百三十三户。

据《太平寰宇记》记载，较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稍后几年(太平兴国五年至端拱二年，即公元980年—公元989年)，吴越国境内有五十万五千五百一十七户，比《宋史》等史籍记载的少4.5万户，比《隆平集》《宋要会》记载的多近20万户，学者李志庭在《浙江通史》中认为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增加将近20万户之数显然是困难的，而适量的减少应该是正常的，他认为《宋史》和《续资治通鉴》记载的数目比较正确。同时，他认为由于吴越国“常重敛其民”，逃避户籍的肯定不少；吴越国又大兴寺院，寺院僧徒动辄千人，致使许多人口脱离了户籍；此外，与唐朝一样，一些官、私奴婢和官户、私属部曲及士兵等，也都不入州县户籍，故推断吴越国的实际户口不止五十五万六百八十户。

中央：吴越官制大抵仿效唐制，吴越国虽然臣服于中原，但是在国内仍然是独立的王朝。其省、台、寺、监等官署基本具备，设官也有平章事、尚书、侍郎、枢密使、翰林学士及郎官、御史等。吴越在同平章事之外有参相府事，大概都是相当于宰相的职称；在门下省设有散骑常侍、谏议大夫和给事中，在中书省设有右补阙等。

地方：吴越国时期越州的行政体制基本沿袭唐朝，以州、县、乡三级地方行政为基本形式。州、县是最基本的地方行政单位。州置，县设县令。但吴越国时期，特别是统治时，由于战争频繁，军事建置在各地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地方行政建置中，节镇及镇、戍、军等与州、县平行的军事机构同时存在，而且权力很大，甚至起到替代州、县行政的作用。如越州刺史就是由东府安抚使来替代的，是越州的最高行政长官。同时，由于潘镇体制的存在，大都督府、镇东节度副使、观察使等军职系统机构与州（府）行政并行，成为吴越国前期地方行政的主要特点。县一级行政，除县令外，尚有镇、戍、军等军事并行系统。行政与军事两条线并存，是唐朝向唐末行政体制转变的主要方面。

吴越沿袭唐朝的经济政策主要采取均税，减免两税等办法，鼓励无地、少地的农民开垦荒地，缓和土地兼并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同时，还通过官田出租方式使无地农民能够维持生活。吴越的垦田业绩显著，钱俶时，“募民能垦田昔，勿取其税， 由是境内无弃田。”范垌、林禹也指出，吴越“荒田任开不起税额”，故无旷土。

吴越的土地政策，除了上述劝农垦田这一项外，还有屯田与营田官庄政策。吴越营田设置田使主管，吴越营田以浙西为主，营田使一职由吴越王兼任，如钱镠在唐干宁元年（公元894年)“进充本道营田招讨盐铁制置发运等使。”钱元瓘继吴越王位后，也兼任营田使。吴越营田实际主持人是营田副使，如沈夏、马掉、杜建徽、沈崧即任浙西营田副使。

五代十国的法律，大体上行用唐后期的律、令、格、式和编敕。但敕是最主要的法律形式，“凡断罪合取最后敕为定。”吴越也有立法，《续唐书》中记载“镠开东府南湖，立法甚备，宠姬郑氏父犯法当死，左右为之请，镠曰：‘岂可以一妇人乱我法’”。吴越“立法甚备”，但因史料缺乏，无法考证所立法的具体内容和细节。

十国刑罚沿用唐朝的法定刑罚五刑制度，即“笞、杖、徒、流、死”五刑。吴越国施行“五刑”，如笞刑：“吴越武肃王破董昌，辟章鲁封为表奏孔目官，鲁封拒不受，武肃王笞之。”杖刑：“钱俶妻族恃亲犯法，命杖背于府门，另外有人“纠民遗丁以增赋，弘俶命杖于国门。”斩刑：吴越汉宏被斩于会稽市。

吴越以步军和骑军为常设兵种，而以步兵为主。同时吴越还建有一定规模的水军，水军的统兵官一般都冠以水军或冠以象征水军名号的都指挥使、指挥使、都虞候等。水军负责沿江或沿海地区的戍防,战时配合马军、步军执行某一战役的攻守任务。

吴越由于奉中原王朝为正朔，没有建立禁军制度，兵制设有八都、武勇、上直、中直、右直、镇武、镇国、向明、亲从、亲卫、上右厅、饮飞、匡武。

吴越的军队是在杭州八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于八都《资治通鉴》上记载是因为黄巢在干符五年（公元）八月攻杭州，九月克越州，一些“两浙豪杰”组织起来对抗义军，义军南下后，他们在同年年末组建了八都。钱镠取代董昌的地位后，在八都的基础上发展到了十三都。其中八都分别是：临安县的石镜都，余杭县的清平都、嘉兴都，於潜县的於潜都，盐官县的盐官都、海昌都，新城县的新城都、武安都、东安都，唐山县的唐山都，富春县的富春都、静江都，钱塘县为钱塘都，浙江都。八都之外还有紫溪、保城、龙通、三泉、三镇，合起来共为十三都。

这支队伍氏以孙儒的降卒为基础组建起来的，《资治通鉴》上记载李晔天复二年七月孙儒死，其士卒投奔钱镠，钱镠把他们编为中军，号武勇都。中军即牙军，是藩镇军队的中坚力量，战斗力强。吴越的武勇都自组建以来屡立战功，许多重大战役都有参加。武勇分为左、右两军，每军各有都指挥使一人为统帅，如徐曾任武勇右都指挥使，许在思任武勇左指挥使。

这两支军队是吴越的亲军。唐朝的藩镇皆置有牙军，作为节度使的亲信部队，牙军待遇优厚，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负有保卫节帅、野战征行的双重任务。但是牙军容易发生兵变，所以到唐末时，节度使们便纷纷在牙军之外,另外组建亲军，作为保卫节帅的亲信部队。武勇都所在的中军，就是吴越之牙军，亲从、亲卫便是其亲军。

吴越的军队还有上直、中直、右直；镇武、镇国、向明；上右厅、饮飞、匡武等。其中上直、中直的记载多见于吴越前期，学者杜文玉在《五代十国制度研究》中推测，这三支军队是吴越后来新组建的或是改建的部队。镇武、镇国两支军队是在钱镠之后改编或组建的，向明在《吴越备史》中作为“向盟”，杜文玉认为这支军队本为钱镠的人刘汉宏的旧部，钱缪将其收编后取名“向明”是比较合乎情理的。上右厅、饮飞、匡武不是吴越军队的主力，很少参与征伐。

钱镠立国确定“凡中国之君虽易姓宜善事之”的立国方针，他遗命子孙“如遇真主，宜速归附。”故吴越与中原各国是藩主贡奉的关系，吴越国先后尊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等中原王朝为正朔，钱镠和他的继承者自始至终没有停止对中原王朝的贡奉，同时也一直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如朱全忠篡唐建立后梁后，封钱镠为吴越王，兼任淮南节度使；后唐李嗣源诏命钱元瓘为镇海、镇东节度使；东汉任命钱倧为东南兵马都元帅，镇海、镇东节度使兼任中书令、吴越王等。

吴越与闽国有共同的强敌吴，因此吴越在战略上是闽国抗吴最好盟友。后梁贞明二年（公元916年），吴国与闽国两国结为亲家，钱镠的第五子钱传响迎娶王审知王审知的第二个女儿。贞明四年（公元918年），两国共同出兵江西省境内，支援谭全播抗击吴军。

吴越与吴两国相邻，为了争夺苏州市、常州，两个国家常有战争。如后梁开平二年—开平三年（公元908-公元909年），吴任用陈璋为水陆行营都招讨使率军击败吴越兵，攻占常州东洲镇；干化三年(公元913年)，吴越兵攻常州，吴镇海军节度使、内外马步军都军使徐温及其裨将陈率军夹击，大破吴越兵于无锡。直至贞明五年（公元919年），吴越与吴国在长江边决战并取得了胜利，吴国遣使求和战争才停止，修好之后，“境内休兵乐业二十年。”

南唐烈祖李在位时，吴越与南唐为友好的邻邦。后晋天福七年（公元942年），吴越国火灾，南唐国君李昪慰问并支援吴越相应的物质。李璟李璟即位后，吴越与南唐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常有战事发生，北宋攻南唐时，钱俶拒绝了李煜，未派兵援助南唐，反而派兵攻下南唐的常州市，协助北宋灭南唐。

吴越国是南方最早与契丹朝廷接触的地方势力，吴越与契丹多次互派使者往来。如后梁贞明元年（公元915年），钱镠派遣滕彦休“出使契丹，大得契丹心”；贞明三年，再次派遣滕彦休出使契丹，并馈赠犀牛角、珊瑚等物，契丹主赐滕彦休名“述吕”，并授予他官职，此后腾彦休四次出使契丹；后晋天福四年（公元939年），契丹派使臣遥折到吴越通和修好。吴越国在天福八年（公元943年）契丹、后晋开始交恶的时候最后一次向契丹遗使朝贡，此后双方的官方交往便终止了。

吴越国对“海中夷落亦皆遣使”，也应包括日本在内，但双方并未开展国家之间的往来。尽管如此，吴越仍通过赴日本贸易的商人，与日本之间保持着信物交往。吴越与日本之间虽无正式国交，但书信往来不断，有的传信商人还以使者身份呈文，双方之间保持着半官方的交往。

吴越国与百济、高丽交往时，居于共主的地位，直接对百济、高丽国王发布诏令，称新罗王建、百济甄萱为“卿”。为了便于吴越僧人与朝鲜僧人的交往，钱镠建造了高丽寺。据考证，原址在今杭州花家山宾馆西北一带，为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吴越国王钱缪所建，初名慧因禅院。它成为当时中韩佛教文化交流的中心寺院，华严宗中兴的根本道场。

吴越水利在十国中是最著名的。杭州市、嘉兴市、湖州市、绍兴市、明州等地水利条件好，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如后梁开平四年 (公元910年) 八月，钱镠下令修筑捍海石塘。形成坚固的堤坝，保护了江边农田不再受海潮侵蚀，并由于石塘具有蓄水作用，使江边农田得到灌溉，促进了杭州郊区农业的发展，“由是钱唐富庶盛于东南。”钱氏据有两浙后，还曾修筑武义县的长安堰，受益农田达万余顷。余杭县的上湖、下湖、北湖也是重要水源，经过整理，对农业生产效益很大。嘉兴境内有拓湖、搬山湖、当湖、陈湖等四湖，支港相贯堰塘堤坝众多，可以御海潮也可以蓄水和泄水，对于农业发展颇为有利。太湖在苏州市的吴中区、嘉兴市、长洲等地水利晚唐受到破坏，钱镠在这个地区建置“撩水军”四部，共七八千人，专责浚湖、筑堤、疏河浦，使农田旱能灌，涝能排。

为充分利用土地，吴越统治者鼓励垦荒，曾规定：“募民能垦荒田者，勿收其税”，因而“境内无弃田”，在这样的政策下，吴越国百姓修造了很多圩田。为修建圩田，吴越国的统治者特分拨一部分军队去屯驻，叫做营田军，从事修造圩岸，确保丰收。如苏州就有营田军七、八千人，专门组织农民进行圩田水利工程的修建。又在圩岸上遍植树木，以巩固圩岸。圩田的修建，使水旱灾明显地减少了。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吴越国君主从钱镠开始就注重引导农民种粮，粮食作物做到一年两熟；同时也十分重视鼓励农民种桑养蚕。钱镠设法劝导百姓种桑养蚕，“善诱黎氓，服勤耕。““再熟稻梁，八蚕桑。”两浙山地、湖泊多，百姓就利用缓坡丘陵地与整治江湖后获得的大批滩地种植桑树。吴越国当时“桑麻遍野”，蚕桑生产的发展，为吴越丝织业提供了充分的原料供应，促进了丝织业的发展。

吴越国官营织造业特别发达，设有少府监负责丝锦织造并在杭州西府设立王室丝织作坊，罗致的北方来杭避乱的技艺高超的织锦工多达三百余人，专门为王室与贡奉中原王朝的高档丝织品即所谓“精”的织造。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钱镠向后唐进贡的丝绸品就有越绫、吴绫、越绢、龙风衣、丝鞋履子、盘龙风锦、彩缎等许多种，这些丝织品工艺的精细、花色品种的繁多均超前代。到北宋干德五年（公元967年）以后，南方上贡中原王朝的丝织品已占全国上贡数的75%左右，大大超过北方；而在南方上贡的丝织品中吴越上贡的约占65%左右。吴越实际上已成为全国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成为中国的“丝绸之府”。除了官营织造业，吴越民间有许多织户，民间织户生产出来的丝织品首先得抵缴捐税，其余才能出钱售给商人。

吴越国印刷业发达，吴越雕刻的《陀罗尼经》数量很多，印刷水平也很高。还刻印了名家诗文集，流传民间，有的还远销日本、高丽等国。吴越国内的刻工、印工很多，吴越王钱俶与延寿所印佛教经像，咒语，有数字可考者，就有六十八万二千卷（或本），数量巨大，在中国印刷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

吴越的制瓷业发达，在上虞区、慈溪市、峨县、绍兴市、鄞县、奉化区、永嘉县、温岭市、临海县、黄岩县、天台县、仙居县、湖州市、东阳市、武义县等地，都发现有制瓷窑址。吴越所制的秘色瓷是瓷器中的精品，专供王室使用，向北方小朝廷进贡的贡品，主要产自上林湖、上虞湖和龙泉市等地。除了官窑，吴越地区还有大量民用瓷窑场，如温州市、龙泉等地的窑场就主要生产碗、盘、壶、杯之类民用瓷器。此外，一些越窑还生产一部分外销瓷器，近些年，伊拉克巴格达附近的一些遗址就发现过五代十国时期越窑的青瓷。吴越时期越窑究竟烧制了多少瓷器已无从统计，但仅钱俶时，供奉北宋太祖、李世民两朝的金银饰陶瓷器即达14余万件。

吴越国“休兵乐业二十年”，对比北方的战乱，吴越国相对安定，大批北方避乱的百姓南来，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经验，提高了吴越国的社会生产力。同时，统治者重视农业的发展，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境内富庶，促进了吴越商业的发展。当时吴越国内的商业活动活跃，粮食粮食布帛、鸡鸭鱼肉、都有买卖，茶楼酒肆也很多。由于商业的繁盛，杭州城不断“临街盖店“扩大市场，以“开肆三万室”，并逐渐形成“南宫北城”“前朝后市”的局面。“东豚巨浸，臻闽、粤之舟槽；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杭州城成为南来北往的商品集散地。

吴越国与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吴越国其时与海内各国各地区都有商业往来，而以与中原地区的商业往来为主要。吴越国通过陆路、海路两条路入贡，《资治通鉴》记载后梁贞明二年（公元916年），钱镠派遣浙西安抚判官皮光业自建、汀、皮、郴、潭、岳、荆南道入贡。虽然道路迂回，但是商机也更多。司马光在论述朝贡贸易时直接写道“镠之入贡，利于市易”，通过入贡，吴越国不但得到了名分上封号，而且也获得了许多物质上的赏赐，吴越国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也增加。吴越国航海贡输日久，沿着海路贡道也就逐渐形成为一条航海贸易线，并设置“回易务”与民贸易。

吴越国和契丹的交通一般为“沿海湖河”而行。吴越国和契丹除了有官方的往来之外，两国的贸易也很多。当时，吴越国由契丹输人的主要是马、羊、皮毛等北方特产；往契丹输出的主要是绢、罗、绮等丝织品及茶、药酒、瓷器等日常用品，还有角、珊瑚、宝器、珍玩等。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大营子辽墓中曾出土过青瓷器均属越器，这些青瓷器是当年由吴越国输往契丹的。

吴越海运业发达，和很多国家有贸易往来。吴越的海外贸易东到日本，北往高丽，南迈林邑、婆利，西至大食、波斯。从吴越海上绕道向西航行，远涉印度、阿拉伯帝国（哈里发帝国，今中亚，北非），输出青瓷、丝绸，从大食输入猛火油(石油）等稀有而实用的物资；和日本的交往商业往来也很多，从吴越运到日本的主要的是香药、锦绮织物、瓷器，经卷、名家诗文、历书等印刷品及佛画、佛像等，而日本方面输出的主要的是沙金等。与海外诸国广泛的贸易来往，大大增强了吴越的经济活力。

吴越国的货币历来众说不一，学者彭信威在《中国币货史》认为：“十国中除了吴越、南平（荆南）、北汉等国以外，其余都曾铸过钱”，千家驹、郭彦岗的《中国货币史纲要》转引《通政》卷九日：吴越、北汉也曾铸过钱“。（清）盛子履《泉史》录有宝正通钱图，他认为钱镠在吴越境内有过“宝正”的年号，宝正通宝钱就是钱镠时期所著，因五代史没有记载吴越铸钱事，所以其他史书也未记载，但他所得的宝正通钱不是赝作，可以证实吴越有铸钱。到目前为止，从临安出土的钱币看，至今尚未发现过吴越年号钱，而以唐“开元通宝”和“会昌开元”居多。如1970年4月板桥乡如龙村金家改山造田中发掘五代十国墓葬一处，墓主吴姓，是钱王功臣，随葬品除青瓷器、银器、铜镜等珍贵文物外还出土“开元通宝”钱230枚。

吴越国时期，城市经济、文化繁荣。诗歌上以罗隐最为著名。罗隐的的作品很多，保存下来的诗歌约500首，很多都是名篇佳作。他的诗歌大多讽刺现实，在民间流传广。他的七言律诗内容广泛，包括时政、友情、登临、咏物、酬赠等，如《魏城逢故人》《登夏州城楼》《筹笔驿》等名篇最为人所知。除罗隐外，在吴越诗坛上僧人贯休的诗作亦甚为人们称道，他的诗清新明快、朴素康健，一反晚唐那种典雅、绮丽、纤弱无力的诗风。

钱镠“善草隶，称神品”，且“工画墨竹”。由于统治者的雅好，各地画家“同时入吴越”，如山东的王道求、高唐的李群、婺州兰溪人贯休等。除此之外，吴越国还有画家王耕、钟隐、罗塞翁、画僧蕴能等。其中王耕擅长画牡丹，钟隐擅长画山水人物、花竹禽鸟，罗塞翁擅长画羊，蕴能擅长画杂画、佛像。这些画家丰富了吴越国的画坛，使吴越国的绘画艺术在当时中国境内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除了绘画之外，吴越国的石窟艺术也很卓越，吴越国的石窟佛像造型丰满，谦和慈蔼，衣纹流畅，雕工精湛，具有典型的南方艺术风格。

吴越国国君提倡佛教，故佛教在吴越国流行，吴越也因此有了“东南佛国”之称。当时佛学方面，禅宗思想、天台宗和律宗都有很大的发展。禅宗在五代十国时分化为临济、法仰、曹洞、云门、法眼五宗，其中法眼宗创始人文益禅师便是杭州余杭人，继承他学说的德昭、道潜、永明延寿等人都得到了吴越国王的尊敬与厚待，其中德昭被钱镠尊为国师；天台宗为中国佛教的八大宗派之一，李炎和柴荣两次灭佛之后，天台宗的典籍散失，吴越国王钱俶采取德昭的建议，遣使臣往日本、朝鲜取回天台宗教籍，自此，天台宗得以中兴；律宗也称南山律，吴越国时，南山律流行最广，以元表、赞宁为主，元表的门人景霄著《简正记》二十卷，成为南山正宗。赞宁曾被任命为吴越国的僧统，主管全国僧众和宗教事务，对宣扬南山律宗有很大贡献。

吴越国境内修建了很多佛寺，现据《咸淳临安志》初步统计，吴越国时在首都杭州市所创建和扩建的寺院有150余所。后周显德元年（公元954年)吴越王钱俶建净慈寺，并请延寿禅师在此编了有名的《宗镜录》一百卷，综合了贤首、慈恩、天台各宗的教义，论证了自己的理论，自称“宗门宝镜”，为后世研究佛学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建隆元年（公元960年），钱弘俶又特邀延寿禅师主持重建杭州灵隐寺殿宇，据说有九楼十八阁，七十二殿，共一千三百余间，寺僧达三千多人，今大殿前东西两石幢，八角九层，并有吴越国钱弘俶时期的佛像浮雕遗物。

杭州市被确定为吴越时代的造像有南山区的烟霞洞、石屋洞和将台山（慈云岭）等处的作品。烟霞洞是一深约20余米，高4米，宽5米的天然岩洞，洞内的三世佛和四胁侍菩萨、十六罗汉像以及孔雀明王像、千官塔(浮雕佛、菩萨和数百供养人的八角七层高2．86米的小塔)属于吴越时代的制作；石屋洞位于南高峰下石屋岭南麓大仁弹寺的后院，也是一处天然岩洞，洞内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的七尊像，还有很多小型阿罗汉浮雕，这些雕像多为吴越后期，后晋天福、开运年间(公元936年—公元947年）；将台山佛雕像的所在地，是将台山、玉皇山之问的慈云岭南坡，崖壁上雕有一个大和一个小龛，大龛高4米、宽9．7米，龛内雕为一佛六胁侍的七尊像，主佛接引佛通座高3．5米，这一组龛像继承了晚唐的雕像风格，容相丰满，仪态端严。

吴越国统治者崇奉佛教，雕版印刷术大都用于印行佛经。仅钱俶时期所印的宝印经，一次就达八万四千卷；杭州雷峰塔出土的北宋开宝八年（公元975年）的《陀罗尼经》卷，全长2.11米，高7.3厘米，卷首刻礼佛图，次为经文，经文首行11字，余每行均为10字，全卷271行，共2700余字。经纸分白绵纸和元书纸二种，卷端题有“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弘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人雷峰塔遗址，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记”等字。此外，还发现了雕版印刷的塔图。据张秀民考证：“钱弘傲与延寿禅师所印佛教经像、咒语，有数字可考者，共计六十八万二千卷（或本）。”

公元1965年在杭州玉皇山下五代十国吴越国王钱元瓘墓中发现了石刻星图。石刻星图画在墓顶上，系用红砂石刻成，据伊世同《最古的石刻星图——杭州吴越墓石刻星图评介》一文中统计，全图共刻有星官32座，附座13座，星数应有218颗，但因残缺35颗，现存183颗。这幅星位图也是目前已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星图。

吴越国在建筑学方面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杭州人喻皓著《木经》一部，是当时建筑技术的理论总结。该书详尽阐述了建筑上的几项法则，如造舍之法，“凡屋有三分，自梁以上为上分，地以上为中分，阶（台基）为下分”；“凡梁长几何，则配极几何，以为裱等。书中还以人体尺度的基础理论来作为比较的尺度，如文中说：“阶级有峻、平、慢三等，宫中也以御攀为法。”这种人体尺度理论的掌握与运用，要比欧洲人大约早四五百年。喻皓《木经》一书的出版，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建筑学的内容。《木经》原作已失传，其建筑理论有赖沈括《梦溪笔谈》和李诚《营造法式》得以部分地保存下来。

吴越国王陵位于浙江省临安区锦城镇和玲珑镇的太庙山南坡、明堂山。这里有吴越王钱镠墓、钱元瓘墓，以及钱镠父母钱钱宽、水邱氏墓。钱宽于唐干宁二年(公元895年)四月十八日去世，葬于唐光化三年(公元900年)，当时钱镠还未称吴越王，所以其墓室仅具前后室，后室顶部绘有天文图；钱镠墓有大型封土堆，长宽各约50米，高9米，地表遗存华表、石马、石羊等石刻；钱元瓘及其妃子吴汉月的陵墓为前中后三室，后室四壁雕刻四神十二生肖像，后室顶部均有线刻天文现象图，四壁有石刻浮雕和彩绘的牡丹图案。

吴越郊坛又名拜郊坛、登云台，位于浙江杭州玉皇山南侧支脉天真山上的天真院遗址中。吴越郊坛建于后梁龙德元年（公元921年），是吴越国王钱镠祭天的场所。郊坛面积约2000平方米。现存坛址大致分为两层，两层平台之间由数十级台阶相连，中间的山体皆以齐整长方形石块垒筑。两层平台上散布多处历代遗迹，如灵化洞、登云洞、“朱天庙洞”甘露井、午梦床以及近十处摩崖题刻。其中有钱镠刻的题记共29字：“梁龙德元年岁次辛巴十一月壬午朔一日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镠建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