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易帜，是指1928年12月29日奉系军阀首领张学良接受国民政府改编，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并在东北各省同时降下北洋政府的中华民国国旗，换成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政治转向事件。

1928年，国民军的北伐行动取得节节胜利，时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张作霖面临败退的局面决定退出关内。与此同时，图谋东北地区已久的关东军，在北伐期间制造了“济南惨案”，阻止北伐军北上，后又在张作霖退出关内时，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国民军攻占北京后，完成了“京津易帜”，并确立了和平统一的方针。

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执掌东北政权后，面对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的分裂和日本政府的图谋，开始与国民政府就东北改旗易帜问题进行谈判。张学良于7月1日发出“东电”，表示东北“决无妨害统一之意”，并命令前方奉军进行第三次撤军，表示愿意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与此同时，日本出于自己的利益，开始阻挠张学良改旗易帜，致使张学良震慑于日本的威胁，多次推迟易帜。直至12月24日，张学良下定决定，进行东北易帜，并与蒋介石代表进行各项事宜的密谈。

12月29日，张学良在沈阳市省府礼堂举行易帜典礼，除日本以外的各国驻奉天使节应邀参加。在国民政府代表方本仁的监誓下，张学良宣誓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同日，东北地区各地主要机关降下了民国的中华民国国旗，升起了中国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在形式上实现了中原地区南北的统一，对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天津市《大公报》1928年12月29日社评：自是中华民国盖真于新国旗之下，宣告统一矣。

1928年4月，蒋介石率领国民军誓师进行“二次北伐”，此后一月的时间里，北伐军第一集团军攻占鲁南各地，并于5月1日占领山东济南；第二集团军占领鲁西等地；第三集团军冲出娘子关，直逼石家庄。以张作霖为首的北洋军阀统治摇摇欲坠，面对战事的节节失败，张作霖战和难定。

与此同时，日本为了阻止北伐军进入东北地区，于5月3日制造了“济南惨案”，从而引发了全国大规模的反日浪潮。张作霖借机通电“息争”，公开表示愿意与国民政府议和，并主动将津浦、京汉沿线安国军撤至沧州、保定一线，以示自己的诚意。随后，他主动派出直隶省长孙世伟前往上海市，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进行洽谈，以了解南京国民政府的态度。

为应付张作霖的“息争”通电，蒋介石采用了政治、军事双重手段。他一面指示负责联络东北的吴忠信要求他退出关外，以表爱国诚意；一面坚持继续北伐，迅速占领北京。张作霖面对国民反日浪潮的压力，以及蒋介石的军事逼迫，于6月2日发出“出关通电”。8日，阎锡山部攻占北京，4日后阎锡山部傅作义和平接收天津市，后称“京津易帜”，张作霖的安国军政府在北京的统治宣告结束，北洋军阀时代也随之宣告结束。

国民政府完成北伐之后，为实现统一中国，针对消灭东北地区张作霖政权作出了武力统一与和平统一的两种方案，由于南京政府担心出兵关外将引发中日矛盾，和平统一的策略在当时应该承认是有利国家民族的一种最佳选择，最终国民政府确立了和平统一的方针。

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组阁之后，制订了对华新政，即《对华政策纲领》，确立了以武力干涉中国的强硬外交方针；并强调所谓“满蒙特殊权益”，企图将东北从中国“肢解”出去。基于这种政策，日本政府当局不惜以武力对中国革命进行干涉。日本在制造“济南惨案”的同时，趁国民军北伐期间逼迫张作霖草签了“满蒙新五路协约”。5月16日，田中内阁作出秘密决定：若张作霖退出关外而革命军追击前来，日军要对双方军队采取解除武装的行动。若只是张作霖撤出关外时，可不解除武装。

当日本政府的秘密决定下达到关东军时，却未能获得关东军司令长官村冈太郎的认同。关东军认为应当集中全部兵力相机解决推至关外的奉军，以此迅速占领东北地区。为此，在得知张作霖退出关外时，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密谋策划了暗杀张作霖的计划，伺机侵占东北。

1928年6月4日清晨，时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张作霖乘专列沿京奉路驶过皇姑屯时，专列被炸毁，张作霖当场重伤，后不治身亡，史称“皇姑屯”事件。

英、美等国家对于日本企图霸占中国东北的企图极为不满，早在1906年美国在向日本提出遵从“门户开放”政策时，就对日本进行过警告。面对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极度扩张，美国感受到自己在华利益的严重受损，于是美国伙同英国对蒋介石的北伐军事行动进行“资助”，一方面向张学良“诱和”，向张学良宣扬西方思想，致使张学良的排日情绪日益增长。

张作霖被炸身亡的同一天，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与奉军将领杨宇霆，在北京与国民政府代表孔繁蔚举行会谈，孔繁蔚提出了解决东北七问题的三个条件，即“东北三省须悬青天白日旗；奉军中的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所部须受改编；东北地区须服从国民政府命令”。至此，东北易帜问题被正式提出。张学良听闻张作霖在皇姑屯发生事故后于6月7日秘密潜回沈阳市，于19日通电全国就任奉天明朝军事督办之职。

张作霖死后，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陷入派系纷争，分裂成以张学良、张作相、杨宇霆为首的三派。面对东北军的分裂以及日企图分裂中国东北地区的阴谋，为稳定东北地区的局势，张学良于7月1日发出“东电”，表示东北“决无妨害统一之意”，并命令前方奉军进行第三次撤军，表示愿意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在发表“东电”的同一天，张学良立即派出东北地区代表王树翰、邢士廉、米春霖、徐祖诒等人，赴北平市与南京国民政府磋商热河及东三省易帜事宜。7月10日，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接见了王树翰等人。由于国民政府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对如何解决东北问题存在分歧，直至7月14日双方最终在李宗仁的斡旋下确立了“东北易帜”问题的方案。随后，国民政府也派代表刘光、张同礼到沈阳市与张学良会商东北易帜问题。蒋介石的态度是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原地区，东北地区必须首先易帜。经过几轮磋商，张学良最后商定于7月22日东北易帜。

考虑到日本对东北的威胁，张学良于7月16到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处，就与南京方面商谈易帜一事征求意见。7月19日，日本政府向张学良表达了日本政府反对东北易帜的态度。张学良遂决定推迟东北易帜，但在同一天热河奉军主将汤玉麟发出通电，宣布“改易青天白日旗，一体服从三民主义”，至此“热河易帜”完成。7月25日，蒋介石在北京饭店召见奉方代表王树翰等人，表示易帜为东北地区事宜，日本不应干预。在蒋介石的敦促下，张学良于次日通电全国，决定服从国民政府。

为阻挠张学良改旗易帜，日本首相特使林权助与林久治郎于8月8日找到张学良，声称如果东北不听日本劝告，“而与暴乱的南方达成妥协之类情事，为维护我国民既得权利，则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面对日本人的粗暴干涉，张学良虽气愤至极，但又感到威胁，为了避免日本的武力干涉，张学良公布易帜时间推迟。与此同时，张学良电告南京国民政府，易帜从缓系日本干涉所致，本系由于外交复杂而采取的变通办法，无论何时愿对国府服从到底。

10月8日，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国民委员，次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要张学良在双十节就任国民政府委员，同时改旗易帜。但张学良鉴于当时的外交环境，畏惧日本政府的干预和威胁，一再推迟易帜，“双十节易帜”的希望落空。直至12月24日，张学良下定决定，致电翟文选等人：“兹经决定，于本月二十九日改悬青天白日旗，东北地区同时举行。26日，奉天省长公署转发了张学良决定易帜的密电，正式向各机关通知改旗易帜的日期及旗帜的尺寸样式，同时要求事前保密。

12月29日，张学良在奉天省府礼堂举行易帜典礼，除日本以外的各国驻奉天使节应邀参加。在国民政府代表方本仁的监誓下，张学良宣誓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同日，东三省各地主要机关降下了民国的中华民国国旗，升起了中国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在形式上实现了中国南北的统一。不久，奉天省改称辽宁省，省城奉天改称沈阳市。

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后，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12月31日正式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与此同时，东北地区不再设立政治分会，由原保安委员会改组为东北政务委员会，由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十五人为委员。1929年1月7日，张学良在东北政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推举为主席。

“东北易帜”标志着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结束是中国国民党新军阀完成中国统一的象征，对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东北易帜”完成后，中国有了统一的中央行政和中国政府——国民政府，1928年国民政府制订了《训政纲领》，中国进入训政时期，民国时期的经济建设也进入了黄金发展时期，至1936年国民政府的经济发展提升了一个新高度；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开始通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展开“修约外交”，摆脱了部分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国家主权得到一定的掌握，在外交方面则给予了觊觎东北地区已久的日本极大的外交压力；社会方面，国家在形式统一的基础上，国民生活也有所改善。

但东北易帜之后，蒋介石为掌握国民政府的大权，与桂军李宗仁、西北军冯玉祥部、晋军阎锡山部展开了中原大战。蒋介石为占据蒋阎冯大战的主动权，请张学良的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进入中原地区介入中原大战，造成了东北军防空虚，为后续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埋下了祸患。

天津市《大公报》1928年12月29日社评：自是中华民国盖真于新国旗之下，宣告统一矣。

日本方面称，东北易帜是“对日本极大的侮辱，使得满洲问题大大增加了困难”。

张学良自述：“南北统一是人心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