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伯族（英文：Sibe ）是中国少数民族中历史悠久的民族之一。目前，中国境内锡伯族人口约为191911人（2021年发布），主要分布在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和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是与满语参合的语言。清乾隆以后，东北的锡伯族逐渐失掉了锡伯语，而新疆的锡伯族则延续与丰富了锡伯语。锡伯族历史上也曾有民族文字，但已失传。1947年，锡伯族人在满文的基础上，创制了新的锡伯文字。目前，新疆的锡伯族使用锡伯语和锡伯文为主，兼用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东北地区的锡伯族则通用汉语言文字。

锡伯族的族源在学术界仍有争议，有女真说、蒙古说、鲜卑说等。大部分学者认为，锡伯族是鲜卑族的后裔。锡伯族先民早期居住在嫩江上游大兴安岭嘎仙洞一带，自汉代前后，锡伯族祖先由大兴安岭南迁，在晋朝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入主中原并建立了北魏政权；明末清初时，分布于嫩江中游各支流地区锡伯族先民被编入科尔沁区蒙古八旗中，康熙又被编入满州八旗，调往东北各城镇、要隘驻防。锡伯族先民曾有数次较大规模的迁徙，其中，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时，4000余名锡伯族人西迁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屯垦戍边，至此，中原地区的锡伯族分为了东北锡伯族、新疆锡伯族两大部分。西迁的锡伯官兵组成了“锡伯营”，负责驻守卡伦、赴塔城地区（今塔城地区）、喀什噶尔（今喀什）换防、巡查布鲁特（今塔吉克族）和哈萨克族游牧地界及兴修水利、开垦屯田等任务。后经过一系列的建置调整，锡伯营制最终于爱新觉罗·旻宁八年（1828年）确定完善。同治十年（1871年），沙俄侵占伊犁，强行废除当地原有的行政建置，1884年新疆建省后，锡伯营八旗建制才得以正式恢复，直至1938年，清代锡伯营八旗制最终废除。随后，锡伯族投入到三区革命中，组成锡伯骑兵连，多次参与各种战役。

锡伯族先民很早就创造出了适合东北地区地域的渔猎文化、游牧文化、旱作农业文化。至清代，锡伯族的农业水平已与汉族并驾齐驱。锡伯族崇尚多世同堂，并贯彻以血缘为纽带的“哈拉莫昆”宗族制度。锡伯族保持着—夫—妻、妇随夫居的典型的父权制婚姻家庭形态，但姑舅在家庭结构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锡伯族有严格的丧葬习俗，信仰土葬，每一个哈拉（锡伯语中姓氏之意）都有独立的墓地，不得随意侵入。锡伯族的传统民俗节日有春节、清明节、“四一八西迁节”和“正月十六抹黑节”等。锡伯族的文学和音乐形式丰富，题材多样，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锡伯族流行多神崇拜，信仰对象丰富且复杂，萨满教和藏传佛教是锡伯族人民信仰的主要宗教。

新中国成立后，在锡伯族聚居的地方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在一系列促进锡伯族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下，经济、交通、教育、医疗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均取得进步、发展和完善。教育的普及，不仅使得锡伯族涌现出更多的人才，也使锡伯族的民族特色文化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传承和发展，“西迁节”、弓箭制艺、刺绣、锡伯族民俗音乐、锡伯族民间传说、锡伯族贝伦舞等民俗、艺术先后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

关于锡伯族的族源，史学界一直存有争议，至今仍有女真说、室韦说、鲜卑说等不同见解。

女真说认为锡伯族与满族同源，都是女真人的后裔；另一种说法从室韦的发源地与锡伯族的发祥地吻合、并拥有相近或相同的习俗，则认为锡伯族与鄂伦春族同祖，源出室韦；鲜卑说则是从历史文献、考古发现、锡伯族先人们世代相传的民间传说及鲜卑与锡伯族相似相同的民俗文化等方面进行考证，认为锡伯族是北部鲜卑，即拓跋鲜卑的后裔。目前，锡伯族鲜卑说似巳成定论。

锡伯族对白图腾的崇拜即来源于鲜卑族。白图腾是一种亦兽亦神，半兽半神的动物，称为“鲜卑神兽”或“瑞兽”。相传，古时候鲜卑族从大兴安岭（今大兴安岭）南迁时，遇到了“八难九阻”，无法走出大兴安岭，后在神兽的引导下，才安然到达南方大泽（今呼伦贝尔大草原）。因此，鲜卑族将此动物奉为神兽，加以供奉。后锡伯族沿袭了鲜卑族这一习俗，将此物奉为图腾，把它的形象绘图制牌悬挂，以表敬尊之意。

关于锡伯族族名的来源，目前有三种解释。一种为“锡伯”系地名，后来成为居住在这里的部落的名称。日本作家岛田好在《锡伯卦尔察部族考》—文中提道：“锡伯人自言：锡伯系伯都讷附近之地名。予谓‘sibege’乃绰尔河之故名，遂成此河流之地名，进而成为据有其地之部族之名称也。”《后汉书·鲜卑传》中也曾提及：鲜卑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因此号焉。

另一种解释由认为“锡伯”是由部落名发展成为民族名称的。《锡伯族源考》中曾记载：查阅《辽史》，和黄头室韦一起征辽的臭泊部，与锡伯声音相连，就可能是共同音异字。

第三种解释认为锡伯族是鲜卑的遗民，“锡伯”是鲜卑音的转译。何秋涛在《朔方备乘》中记载：臣秋涛谨案：鲜卑音转为锡伯，亦作席北，今黑龙江省南、吉林市西北境，有锡伯部落，即鲜卑遗民。

“锡伯”在史料中最早出现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关于对“九部之战”的记载中，后在正史《清太祖实录》里再次被提及.文言文书写的史书及档案里，则为席百、席伯、席北、西等字样，辛亥革命以后至今，则一律使用了“锡伯”二字。                     

先秦至汉初，锡伯族的先民称为东胡，居住于东北西部、黑龙江省上游和大兴安岭一带。秦初，东胡不敌匈奴，一部分东胡人退居到乌桓山，称为乌桓；一部分退居到大鲜卑山，称鲜卑。之后，鲜卑又分化成东部鲜卑和北部鲜卑（拓跋鲜卑）。东汉时，鲜卑脱离匈奴的统治，陆续归服东汉王朝，很快强盛起来。2世纪中叶，拓跋鲜卑的首领檀石槐建立了鲜卑部落联盟。拓跋姓“宣皇帝”推寅时，率部从大兴安岭东麓迁入呼伦贝尔草原，生息七代以后，又率部南迁到在今阴山山脉或河套平原一带。东汉末年，鲜卑始祖皇帝拓跋力微时降服诸部，再次统一鲜卑，并率部从今天的河套北部迁至汉定襄郡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西北）。公元295年，力微时的儿子禄官继位后，将国分为三部，侄子猗卢率其中一部居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晋朝建兴三年（315年），猗卢被西晋封为代王。东晋咸康四年（338年），拓跋什翼犍即代王位。公元376年，代国被前秦攻灭。公元386年，什翼键的嫡孙、慕容垂的外孙拓跋珪乘前秦淝水之战兵败之机复国，称代王，同年改称魏王，定都盛乐。公元398年，拓跋正式立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并迁都平城区（今大同市），正式称帝。

北魏时期，移居中原的鲜卑与汉等民族逐渐融合，而留居大兴安岭山脉以及辽河、西拉木伦河流域的鲜卑其他部落，开始被称为室韦（失韦）、乌洛侯、地豆于（干）、辽朝、库莫奚等。

鲜卑是游牧、狩猎部族，汉以前，其部落处在原始社会中、晚期阶段。进入东汉，社会得到很快的发展，私有制和阶级均已出现。随着鲜卑族大批迁入蒙古草原中部、西部，畜牧业得以发展，并成为鲜卑主要的经济生活。曹魏时，鲜卑人经常以牛马与中原地区进行交易。魏晋时，鲜卑开始兼营农业，后由于人口增多，畜牧狩猎不足以自给，捕鱼业得以发展。

部分留居于大兴安岭一带的鲜卑部族组合、分化为室韦（失韦）、乌洛侯、地豆于（干）、辽朝和库莫奚等分支，并与北魏王朝保持或亲或疏的关系。唐武德二年（619年），室韦开始向唐朝“遣使朝贡”。唐贞观三年（629年），唐开始对东北地区进行管辖。这一时期，室韦的族属之一举族从嫩江上游迁至嫩江中下游的洮儿河、绰尔河、乌裕河等嫩江支流附近。9世纪末，契丹北进，室韦诸部有的被征服，有的被迫西迁。唐朝灭亡后，室韦日益衰落，诸部分散，有的融合于契丹、女真、蒙古等族，一部分发展为后来的锡伯族。

辽初，室韦继续分化，其中的乌古部是今天锡伯族的主要部分。金朝建立后，绰尔河、洮儿河等地锡伯族先民聚居区涌入不少徙居的契丹人和女真人，多民族开始融合，金末，锡伯族初步形成。为充实因战争而荒芜的城镇，金朝将锡伯族迁往金内地，但大部分锡伯族先民在辗转数年后又回到嫩江中下游，继续在此繁衍生息，东迁金内地的锡伯族则主要定居在依兰县等地。元朝建立后，继续对嫩江市流域等地实施管辖。14世纪30年代，明王朝又在绰尔河地区设立了朵因温都儿兀良哈千户所，所辖包括锡伯族大部。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明王朝又在嫩江流域屯垦区的管辖，置泰宁县、朵颜、福余三卫指挥使司，史称兀良哈三卫。明正统年间，明朝廷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力削弱，原居依兰等地的锡伯人南迁到吉林市一带，并筑有锡伯绥哈城。正德年间，瓦剌侵逼兀良哈三卫，致使部分锡伯族迁移。

辽金时期的锡伯族多数仍以游牧、狩猎为生，少数从事农业。元初政局稳定后，统治者开始重视农业生产，蒙古族和锡伯、汉、辽朝、女真等族共同屯垦耕种，发展农业生产。

明永乐末年，锡伯族处于科尔沁蒙古的统治之下。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苏完地方锡伯族部落首领索尔果投降努尔哈赤。清崇德元年至顺治五年间（1636一1648年），锡伯、卦尔察两部被编入旗兵之内，成为蒙古八旗的一部分。康熙帝三十一年（1692年），科尔沁蒙古王公、台吉等，将所属锡伯、卦尔察进献给清廷，锡伯部随后被编入满洲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并移驻齐齐哈尔市、伯都讷、吉林市等处。至此，锡伯族全部归附于满洲。为补充沈阳市的兵缺，同时为了加强对锡伯族的统治，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康熙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期间（1697—1702年），锡伯族约五万余人从原住地南迁至盛京、锦州市等京师诸城，分至八旗兼管，或屯种地亩，或在王公庄园充当“包衣”。雍正五年（1727年），准噶尔叛乱，锡伯族官兵被调遣前线。乾隆时期，锡伯族官兵又参与到平定大、小金川叛乱的战役中。

为彻底削平准噶尔叛乱，抵御和防止沙俄侵略势力向东扩张，乾隆在平定新疆后，立即派重兵防守边塞要隘，同时为了减少不同民族的反抗、加强控制，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从沈阳市所属各城调遣的4000余名锡伯官兵携眷属迁徙到新疆伊犁河南岸（今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地方）。西迁的锡伯官兵从最初的六个牛录扩编至八个牛录，完成了锡伯八旗的建制，组成了“锡伯营”，完成了锡伯八旗的建制，最终组建成为“锡伯营”。爱新觉罗·颙琰元年 （1796年），大量索伦兵民因病死亡，为补充兵缺，清廷从锡伯营中抽调约1500人，编入索伦营左翼四旗，组成了“锡伯索伦”。后经过不断的建置调整，锡伯营制最终于爱新觉罗·旻宁八年（1828年）确定完善。同治十年（1871年），俄罗斯帝国侵占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强行废除了当地原有的行政建置之后 ，1884年，新疆建省，锡伯营八旗建制正式恢复。杨增新统治新疆时，继续保留清代锡伯营八旗制。

锡伯营作为伊犁驻防八旗之一，平常所担负的主要任务为驻守屯田伊犁河南边；驻守卡伦；赴塔城地区、喀什噶尔换防；巡查布鲁特和哈萨克族游牧地界及兴修水利、开垦屯田。道光五年至八年（1825-1828年），500名锡伯营官兵500人平定小和卓部张格尔的叛乱并活捉张格尔。咸丰末年，沙俄侵袭中国伊犁边界，锡伯营官兵前往博尔霍吉尔地方与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作战。同治三年（1864年），趁新疆掀起反清斗争，英国殖民主义趁机侵占南疆并极力扶植“苏丹汗国”。锡伯族动员全部人力和物力反抗“苏丹汗国”的分裂阴谋。战争结束时，锡伯族7000余人死于兵饥饿之中。同治十年（1871年），沙俄消灭了“苏丹汗国”，占领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锡伯族人民陷于沙俄侵略者的奴役之下。清政府清军收复新疆之战时，锡伯族人民积极参与到战役中，为收复伊犁创造了有利形势。

除参与到战争中，锡伯族也在当地积极兴建水利、开荒屯田。锡伯族军民疏通了当地旧有的绰豁尔渠，后用六年的时间，修筑了“察布查尔布哈”。清同治四年（1865年），锡伯、索伦、达斡尔等族军民进驻塔尔巴哈台，又利用当地肥沃而广阔的土地和充沛的水源，努力垦荒耕种，开凿了“阿布德拉布哈”。清光绪四年（1878年），锡伯族军民在博尔塔拉开凿了“哈尔博户”大渠。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锡伯营两营官兵去往托古斯塔柳（今巩留县）开垦屯田，开凿出长约20余里的“锡伯渠”。

锡伯营兴修水利，不断开荒造田，生产连年发展，实现自耕自食的同时也积极发展畜牧业。这一时期，锡伯族的生产和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畜牧业，凡男婚女嫁多以牲畜作为“彩礼” 。渔猎作为资生的辅助手段，在社会经济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日常生活的部分食物，多来自狩猎与捕捞，尤其是同外界交换的主要货物如紫貂、猞猁皮、堪达罕角等等，无一不是猎品。手工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基本上能为生产和生活提供必要的器具。但还没有从其他生产部门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生产的范围也很狭窄，诸如开矿、冶炼、纺织等许多领域，几乎是空白，或发展甚微。由于生产能力有限，不能提供更多的产品，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许多物品就必须从外部换取。

1912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四营（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官兵联合组成国民革命军，领导军民起义，以推翻伊犁地区清政府的封建政权。新疆巡抚袁大化敌视辛亥革命，亲自带兵进攻国民革命军。2000名锡伯族士兵参加战斗，200多名锡伯族官兵牺牲在战争中。

1913年锡伯营内部再次发生反封建斗争。但由于新疆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新疆军阀杨增新为稳固政局，继续保留锡伯营八旗制度。1931年哈密事变爆发，时任新疆省主席金树仁 从锡伯营抽调锡伯族壮丁一千余人，组成锡伯旅，三年多的战争中，锡伯族子弟兵伤亡惨重。国民党陆军上将盛世才执掌新疆后，于1938 年在锡伯营设置河南设治局，开启改制升县的变革。他从伊犁四营中的锡伯营入手，将营旗之下合并数牛录改编为一区，八牛录合并为了三区。1937年，又将三区改设为7个村，每村设村长一人。1938 年 8 月，锡伯营八旗最终废除，至此，旗民成为自由人，摆脱了佐领的压榨剥削。1940年1月 ，锡伯营正式完成了近代县制的演进。旗地制瓦解后，农业仍在锡伯族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但工业、商业、手工业则发展较弱。受社会动荡影响，新疆与东北地区两地锡伯族的农业发展都极度缓慢，特别是居住在辽河、浑河流域的锡伯族村屯，地势低洼，连年涝灾，农作物时常歉收。

1944年9月，民族起义在尼勒克县爆发，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等地锡伯族知识分子、青年、农民纷纷参加了新疆民族军，并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原锡伯营）组成“锡伯族独立骑兵连”，投入到激烈的战斗中。1945年5月，在永集湖、八家户、精河三大战役中，“锡伯族独立骑兵连”配合兄弟部队，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进攻，获得了“英雄连”的称号。随着中国大部分地区先后解放，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

东北地区的锡伯族人民也与各族人民一起，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展开了激烈地斗争。1927年，东北地区的锡伯族人民参与了抗议日本商人捣毁海关仓库、抢劫海关的财物的运动，后又与封建军阀出卖主权的卖国行为展开了斗争。侵华战争时期，锡伯族人民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成为当地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骨干力量。九一八事变爆发，锡伯族爱国青年和农民参加了抗日联军、义勇军等抗日武装组织，与日军展开斗争。也有部分锡伯族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从事地下抗日活动，配合东北地区各族人民的抗日救国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锡伯族和兄弟民族一道积极支援解放战争。

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因与苏联建立了贸易关系，锡伯族人民所喂养的猪大量出口，换回了生产工具和日用必需品。同时，新疆的锡伯族人民也积极进行了水利建设，发展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地区的农业生产。文化教育方面，新疆的锡伯族人民成立了“锡（伯）索（伦）文化协会”，编印锡伯文的小学课本，恢复了用锡伯语文授课，发展了民族小学教育，创办了锡伯文报纸 《新路报》；同时开展了各牛录之间群众性文娱活动，活跃了群众的文娱生活，使社会风气有所改变，生产有了显著的发展。

17世纪中叶以前，锡伯族繁衍生息在中国的东北部，是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之一。随着历史的变迁和为适应气候、地理等因素的民族内部的自然迁徙，以及统治民族频繁的调遣，锡伯族经历了四次举族迁徙及三次局部迁徙，使锡伯族由原来生活的东北地区分散到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北京、山东省等地。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4000余名锡伯族八旗官兵及家眷移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形成目前锡伯族东、西分居的局面。

据2021年第七次全中原地区人口普查统计，中国的锡伯族人口约有191911人，主要分布在辽宁、新疆、吉林、黑龙江、北京和内蒙古自治区等省区，体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格局。

辽宁省的锡伯族主要散居在辽河、大辽河以及太子河三条河流域。散居在吉林、黑龙江的锡伯族则居住在松嫩平原。辽河平原、松嫩平原面积广阔，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水源充足，便于灌溉，宜耕宜牧，同时也能利用河道资源，发展渔业。

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及霍城县、巩留县等锡伯族聚居的市县，位于伊犁河南岸和中天山西段，地势东南高、西北低，由南往北逐渐平坦，自东向西渐趋开阔，属大陆性北温带温和干旱气候，光照充足、四季分明，雨量较多，无霜期长，适于农作物生长。同时，这里水草丰美，是天然的畜牧区。锡伯族聚居地附近的乌孙山蕴藏着丰富的矿产，如煤、铁和稀有金属等；生长着以云杉为主的林木；鹿茸、贝母、大黄、甘草等药材是这里的重要特产。

清乾隆年间以后，东北的锡伯族逐渐失掉了锡伯语，而新疆的锡伯族则延续与丰富了锡伯语。1947年，新疆锡伯族人在满文的基础上，创制了新的锡伯文字。目前，新疆的锡伯族以使用锡伯语和锡伯文为主，兼用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东北地区的锡伯族则通用汉语言文字。

锡伯族使用的语言为锡伯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锡伯语支，是在满语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里面又融合了其他民族的语言而形成了一些新的词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锡伯族聚居区的锡伯族仍然保持着使用民族语言的习惯，但东北地区的锡伯族已很少使用锡伯语。

锡伯族语音分为21个元音和25辅音。元音有8个单元音和13个复元音；辅音有单纯辅音、腭化辅音和唇化辅音。锡伯语的音节是以元音为中心构成的，元音可以单独构成一个音节，也可以和辅音结合构成音节，但辅音不能单独构成音节。附加后缀是构词的主要手段。基本语序为主语在前、宾语居中、谓语在后。锡伯语的虚词较丰富，后置词使用频繁，名词有第三人称反身领属后缀，动词有时态、体、式等语法范畴。从数量上讲，锡伯语比满语多了三个前元音y、e、oe，少了高后元音w。从元音系统的结构上看，满语元音系统由舌位高低，舌位前后，唇的圆展和舌根是否后缩四个维向构成；而锡伯语仅由舌位高低，舌位前后和唇的圆展三个维向构成。

锡伯语词汇大部分同满语相同，又有一部分词和满语、赫哲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的词同出一源。锡伯语的词类分为实词、虚词、叹词三大类。借词主要来自汉语、维吾尔语、蒙古语、哈萨克语等。词根是派生新词的基础。锡伯语的虚词较丰富，后置词使用频繁，名词有第三人称反身领属后缀，动词有时态、体、式等语法范畴。

锡伯语是黏着型语言。附加后缀是构词的主要手段。基本语序为主语在前、宾语居中、谓语在后。在词根和词干后黏附构词附加成分和构形附加成分，来派生新词和表示各种语法意义。锡伯语句子的基本结构有表述、补充、修饰、并列和复指等，锡伯语句型可分为单句和复句。

锡伯族文字是一种拼音文字，也可称音素文字，创制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完善于崇祯五年（1632年）。清代后，满文普及，锡伯族文渐渐散佚，1947年，新疆的锡伯族根据锡伯语的特点，在满文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创制了新的锡伯文。新的锡伯文将满文的131个音节，删减掉其中13个音节，新增加了锡伯语中有音无字的3个音节，同时改进了少数字母在词中、词尾的写法。新创制的锡伯文有40个字母，其中辅音字母34个、元音字母6个。基本笔画有（字）头、（字）牙、（字）阁、（字）点、（字）尾，各种不同的撇和连接字母的竖线，标明句读、语气和专名，采用通用的标点符号。书写从上到下，行款从左到右。

现在，居住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锡伯族中老年人仍会使用锡伯文字进行写作，在新疆，有锡伯文版的报纸和书籍，也出版了大量锡伯文作品。以锡伯文出版的《察布查尔报》1947年建刊后，仍在发行。而居住在东北地区的锡伯族，都不会说锡伯语也看不懂锡伯文了。

锡伯族流行多神崇拜，包括自然崇拜、灵魂崇拜及民间神灵的崇拜。

锡伯族的自然崇拜对象丰富且复杂，有对天、地、日、月等的自然崇拜，也有对虫、树等动植物的崇拜，还有对石头、山、河的崇拜。

锡伯族人认为，石头有镇兽、驱鬼拦魔的作用，所以会在路人行走的山地道上堆置几块石头，称为“鄂博”，锡伯族人家大门旁一般也会放置一两块大石头，意为镇守大门。锡伯族人认为树神能消灭害虫，因此会在自己的田地里，种上一两棵树，以祈没有害虫、保护庄稼的意义。每年春耕开始前，锡伯人还会写符书挂在树枝上。在锡伯语里，柳树象征着子孙兴旺繁育，因此锡伯族人崇拜柳树神，意喻保佑家族人丁兴旺。

在锡伯人的观念中，认为人死后会留下魂魄，魂魄在阴间和阳间的人过着一样的生活。死后的人会轮转世，再生时会因为其前世的行善作恶投到不同的类别：一类可以转世为佛，二类为皇亲国戚，三类为驸马，四类为文武诸官，五类为平民百姓，六类为化缘者，七类为牲畜家禽，八类为飞鸟走俾，九类为水族，十类为昆虫蝼蚁。

锡伯族人民间神灵的崇拜范围很广，如天地神、关帝神、虫神 、司命帝君、河神、娘娘神、痘神、猎神等，无一不是为了保佑丰收、家宅平安及多子多孙。

除人物神灵外，锡伯族先民同样信仰动物神灵，如虎神、狼神、豹神、野猪神、骆驼神、蟒神、龙神、 雕神、鱼神、仙家等。锡伯族人称狐属为仙家，认为狐狸具有超人的智慧和灵敏感，如故意招惹或伤害狐狸，会受到其报复。若误捕到狐狸，锡伯族人会杀牲畜以谢罪，并将狐狸遗骨进行土葬。锡伯族人家通常会在库房西壁设祭供狐狸精灵，上置香炉和符书，符书内为供奉狐狸的言辞。

喜利妈妈是锡伯族崇拜的女祖先。在锡伯语中，“喜利”是“延续”的意思，“妈妈”是娘娘神的意思，喜利妈妈即能保护子孙后代繁衍不绝。每逢过年时，锡伯族人会在“喜利妈妈”的供位上贴上“福”字或对联，还会在喜利妈妈的象征仪标索绳上系上弓箭、布条、箭筒、悠车、嘎拉哈、铜钱、靴鞋缨帽、扳指、水桶等小物件。如家中生了男孩，则在绳上拴弓箭；生了女孩，则拴布条；娶了媳妇，则拴悠车。每一辈的长子出生时，都会在索绳除拴一把小弓箭外、一个嘎拉哈。每年除夕，会将“喜利妈妈”请下祭拜，直到二月初二，才将“喜利妈妈”收好，放回原处。

海尔罕玛法是锡伯族崇拜的男性祖先。“海尔罕”在锡伯语中是保护牲畜之意，“玛法”意为祖宗，即海尔罕玛法是保护牲畜兴旺的男祖先。海尔罕玛法一般供奉在屋外西南墙的房檐的洞内，洞外设置供台，放置香炉供品等祭物。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或春节，锡伯族人都要对着海尔罕玛法烧香叩头，祈求牲畜兴旺。春季青草初长时，由族老带领各家，杀猪祭神、献上祭品、焚香叩头。锡伯族人还会将家里最好的马妆扮上十字披红，牵到神座前，举行隆重的献马仪式。各地沿袭不同，所供奉的海尔罕“神像”的形象也不同。

萨满教是锡伯族及其先世所信仰的原始宗教之一。萨满教的教义是崇拜大自然，相信万物有灵，鬼神存在，以天堂为上界，诸神所居；地狱为下界，魔鬼所居；地面为中界，人类所居。萨满自认是人神之间的媒介，能请神附体，捉鬼驱邪。萨满为人治病，口念咒语、手舞足蹈，以示鬼神附体。想要成为萨满的人，要先接受思想洗礼，虔诚遵守上界的意愿，而后跟老萨满学习领神“法术”，每日宰杀山羊，跳萨满舞，连续十几天后，行喝羊血、上刀梯仪式，才能真正成为萨满。萨满教没有庙宇，只在长布帘上画萨满祖先像，平时卷起，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挂在墙上，宰山羊祭祀，点香烧纸跳神，以求保佑。跳神是萨满教仪式的核心内容。萨满在跳神时，须穿戴特制的衣帽和法具。萨满帽是用铁片制成的，帽前的中央位置镶嵌小镜子，起驱鬼的作用，后面有两根飘带；胸前垂护心小铜镜，腰围布裙，布裙上围十二条飘带，飘带外围圆形布条裙子，腰上系大小不等的十三块铜镜。萨满作法时手拿的神矛，锡伯语称“激达”，由铁制矛头和木柄做成。萨满使用的鼓是山羊皮蒙面的单面鼓，背面用铁条或皮绳串着铜钱而萨满跳神要伴以唱词。

锡伯族除了信仰萨满教之外，还信奉藏传佛教。16世纪，受蒙古族影响，藏传佛教在锡伯族盛行。明万历九年（1581年）十二月，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错参加俺答汗会葬时，沿途对蒙古各部宣传佛教，依附科尔沁蒙古的锡伯族，始信藏传佛教。清代，朝廷鼓励信仰，藏传佛教逐渐成为锡伯族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锡伯族军民西迁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其中有数十名喇嘛被一起调迁。锡伯族认为，萨满只管阳间不管阴间，喇嘛则阴阳间的事都能管，所以锡伯家办婚丧事都会请喇嘛主持仪式，念经消灾。“抛筐”是新疆锡伯族藏传佛教仪式中最隆重的一项，一般在天灾人祸最盛的年份举行。仪式上，由八个牛录佐领分背《甘珠尔》经引路前行，后跟一名喇嘛双手抱“鬼筐”随行。“鬼筐”用木板制成，里面盛有黄土、五谷、果实和面制魔鬼塑身。住持喇嘛端坐在四人抬的轿上，左手握黑丝大巾，右手提佛铃，扛轿走几步，就摇响一次佛铃，摇摆一次黑丝大巾，口诵经文不绝。众喇嘛仪仗队合诵经文，吹号打鼓，敲锣击，“抛筐”队伍绕转大街一圈，出北城门，向东北地区郊外火坑走去。

氏族，也叫做氏族公社，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原始社会的“基本细胞”。锡伯族的氏族制阶段比较漫长，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统治民族文化的影响，锡伯族的氏族制度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血缘关系过渡到了以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为单位的、按地缘关系结合的“嘎善发尔噶”为基础的社会组织。锡伯族的每一个“嘎善”都是由不同的“哈拉”和“莫昆”组成的。

锡伯族的“哈拉”是指同一个祖先的后代，是以父系血缘为标志而组成的血缘共同体。“哈拉”内绝对禁止通婚。锡伯族的“嘎善”一般由五六个到几十个哈拉组成，一个哈拉从几十户至上百户不等。

“哈拉”传至五六代以后，由于人数众多，不便于管理，哈拉达的权力愈来愈分散，便分出“莫昆”。每一个“哈拉”包括几个“莫昆”。莫昆之下，为乌克孙。乌克孙是介于哈拉、莫昆和家庭之间、具有一定社会功能的组织形式。乌克孙由同父或叔伯兄弟的家族群体组成，是血缘组织形式之一。中年长者是这一群体的中心，也是乌克孙权力的象征，对内，由中年长者对家庭其他成员进行管束，其他成员必须服从他的意志；对外关系也须由中年长者进行交涉和处理。乌克孙有自己共同的利益，包括父母叔伯的遗产、在哈拉莹地中的自然划区、土地等。在财产的处置和划分上，乌克孙男性有绝对的发言权。乌克孙不仅在负责家庭内部的事务，同时要完成莫昆赋予的各项社会义务，并向莫昆负责。

锡伯族的家族有一定的组织形式“莫昆义善”，即家族会议。 “莫昆义善”由莫昆达（氏族长）及若干成员组成。莫昆达是由族中辈分最高、有威信的长者担任，负责主持家族内的重大祭祀活动，供奉宗谱，调解氏族内部纠纷，惩处违犯家规的氏族成员。族长之下又有若干成员，分别从祖辈、父辈、子辈、孙辈中各选一人。妇女也会以辈分挑选一人担任成员之一，负责主持家族里涉及妇女的相关事务。莫昆义善的成员是通过族中的长者先商议、后选举产生。

每一个家族在正月里都要举行一次“莫昆义善”，商议家族的日常事务、对本家族在这一年内违规犯错的男女进行审讯、惩罚和调解。莫昆义善在锡伯族内有极高的权力，家族内部关于人命等重大案件，都可以在内部协商解决。莫昆义善制定出的家规是家族内部不成文的法律，凡是氏族成员，必须无条件服从。

八旗制度“出则备战，入则务农”，是清代锡伯族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形式，具有行政管理、军事征伐、组织生产等职能。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部分锡伯人归服努尔哈赤，加入满洲八旗。科尔沁蒙古被编旗时，依附科尔沁蒙古的锡伯人也被编入蒙古八旗。康熙三十一年 （1692年），科尔沁蒙古王公、台吉将所属锡伯、卦尔察进献给清政府，锡伯族全部被编入满洲八旗，分属于各个牛录。

由沈阳市移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地区的锡伯官兵，于乾隆三十二年 (1767年）组建“锡伯营”，产生了锡伯牛录。锡伯营同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统称为“伊犁四营”，又叫外八旗。

锡伯营的牛录，在人员构成上是按原来的家族组织划分的。几个“哈拉”组成一个牛录，但也有一个“哈拉”分散在几个牛录的情况。锡伯营里设领队大臣一员，驻惠远古城；营下设总管、副总管各一员，驻本营，其办事机构为“总管档房”，专管本营八个牛录的兵民一切事宜；总管档房下辖八个牛录，牛录的办事机构为“旗下档房”，设佐领、防御、骁骑校、委官各1员，领催4员，披甲150至300人，连同家属约1000至2000人不等。每个牛录都设有社仓，用来屯积粮食、发放籽种、及救济本牛录里的寡孤独者。每个牛录还设有官牧场、监牢及兵器库等。

为削平准噶尔汗国部贵族分子的叛乱，抵御和防止沙俄侵略势力向东扩张，乾隆平定新疆后，立即派重兵防守边塞要隘，同时为了减少不同民族的反抗、加强控制，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从盛京所属各城调遣的4000余名锡伯官兵携眷属迁徙到新疆伊犁河南岸（今察布查尔地方）。西迁的锡伯官兵从最初的六个牛录扩编至八个牛录，完成了锡伯八旗的建制，组成了“锡伯营”，完成了锡伯八旗的建制，最终组建成为“锡伯营”。爱新觉罗·颙琰元年 （1796年），大量索伦兵民因病死亡，为补充兵缺，清廷从锡伯营中抽调约1500人，编入索伦营左翼四旗，组成了“锡伯索伦”。又经过不断的建置调整，锡伯营制最终于爱新觉罗·旻宁八年（1828年）确定完善。同治十年（1871年），沙俄侵占伊犁，强行废除了当地原有的行政建置之后 ，1884年，新疆建省，锡伯营八旗建制正式恢复，驻守台站、卡伦、巡边查界，并恢复生产。杨增新统治新疆时，继续保留清代锡伯营八旗制。

古代锡伯族以渔猎为生，文化未兴，刻木记契。元代时，迁徙到蒙古科尔沁区部的锡伯族开始接受蒙古族的书面文化教育。清代锡伯族教育得到长足发展。清朝初年，锡伯族人被编入八旗，少数锡伯族子弟入读沈阳市的学校。顺治至康熙，随着官学与义学的增加，八旗子弟中的锡伯族子弟得到教育的机会增多。有文字记载的锡伯族教育是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清政府在墨尔根设立官学开始的。一批锡伯族幼童在这里接受了书艺、满语的教育。民间开办的私塾“私学馆”是锡伯族的主要教育形式。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后，八旗设立公立小学堂，接收锡伯族学子入学。

新疆地区的锡伯族学习的内容主要以操练弓、马、箭为主，文化则相对不受重视。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新疆伊犁锡伯营设立了锡伯营书学房，教授四书五经、满文及武艺，学生人数不足30名。新疆锡伯族学校教育的普及始于光绪八年（1882年），锡伯营8个牛录各设一所义学，各招纳30多名优秀学童入学，教授满文、圣谕广训、八旗戒训及译成满文的《三字经》《千字文》及四书五经等。后来四牛录、六牛录增设学校，可接纳100多名学生学习汉语文。清官员色普西贤担任锡伯营领队大臣后，在领队衙门开设学校，招收锡伯、索伦两营官兵子女五六十人教习满、汉文书，并从中挑选优秀学生，保送去阿拉木图学习俄语文。光绪末年，锡伯营自筹经费，在六牛录建立了一所高等学堂，供义学里的优秀学生深造。

民国时期，东北地区锡伯族集中的村寨均出现了国民初级小学，但锡伯族儿童入学率很低。据《沈阳县志》记载，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该地拥有各类学校430所，部分地区还有公立高等小学校。由于此后的战乱影响 ，东北锡伯族教育事业遭到摧残。

民国时期，新疆的锡伯族部分知识分子提出了对文化教育方面的改良，创建了尚学会、兴学会，旨在创办学校，开展农村文化活动，改变本民族社会的封闭落后状况，提高其文化素质。又在锡伯族一、三、四牛录创办了“色公学校”和锡公学校，用新式的教授法，教授满文、汉文和俄文课程，还创新设置了体育课。惠远古城、伊宁市两处先后创办了公立的中等学校和武备学堂，数百名锡伯族学生在这里接受文化和军事知识的教育。尚学会、兴学会及其所办新学。开始之初，这一举动受到了锡伯族社会统治阶层的不满，甚至遭到公开抵制：校长被撤职，学校收归牛录官办。但时任镇边使的杨飞霞支持锡伯营办新学的行动，在他的带动下，反而激发了锡伯营统治阶层官办教育的积极性，不仅将锡公学校改为民办公助，还恢复原校长职务，增建了校舍，更新桌椅等教学设备，增聘数名有教学经验的教师。1917年 8月，在锡伯营镶红旗 （六牛录 ）又创办了官办学校两等学堂。

20世纪30年代，原八个牛录的学校均改为公立学校，由政府教育部门统一管理，学生在六牛录的高等学堂毕业以后，可以升入乌鲁木齐市、伊宁等地的学校继续学习。1944年，新疆三区革命爆发，新疆锡伯族学校出现了短暂的停滞。1948年，伊宁市成立了锡伯族的民族中学“锡伯中学”，次年，“锡伯中学”搬迁到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六牛录。新疆地区锡伯族的中等教育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早期的锡伯族以渔猎经济为主，逐渐过渡到以农业经济为主，手工业、畜牧业为辅。锡伯族商业不发达，多为以物易物的交易形式。新中国成立前，锡伯族的经济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锡伯族世代生活在大兴安岭、绰尔河、洮尔河以及松花江流域，山深林茂，水产丰富，再加上16世纪末叶以前，锡伯族的经济生活比较落后，因此狩猎捕鱼占据了重要地位。

锡伯族狩猎以秋、冬为旺季的狩猎，除狐属外，其余动物均是狩猎的对象。锡伯族的狩猎通常以放围为主，工具也很简陋，有弓箭、木棒、长矛等等。锡伯族还喜欢捕猎，利用训练好的鹰捕猎或是骑马围猎。接受清政府统治后，清政府为了保证皮毛野牲食物等的来源，特地在今吉林省永吉县乌拉街满族镇设打牲乌拉衙门，专门负责为皇室采捕东珠、松子、紫貂、人参蜂蜜、蝗鱼等贡品。锡伯族移居到伯都纳、齐齐哈尔市、墨尔根等地驻防后，官兵附丁拓荒种田，狩猎作为一种传统习俗延续下来。清乾隆以后，打猎变成了锡伯族的娱乐活动。

除狩猎外，这一时期的锡伯族还以捕鱼为生，尤其是松花江沿岸的锡伯族。捕鱼通常在春夏季进行，由于生产工具简陋，锡伯族的渔猎活动往往三五成群进行，捕获物则平均分配。

锡伯族先祖居住于水源充足、土质肥沃，适宜各种农作物生长的松嫩平原，气候适宜，雨水充足，锡伯族适应有利的地理条件，加之很早就和汉、满等民族错居杂处，因此锡伯族较早进入了农业生产阶段。清代，锡伯族所种植的“锡伯米”负有盛名，这足以证明当时锡伯族的农业生产已达到了一定水平，而移驻新疆的锡伯军民因农业生产技术熟练成为满营的榜样，受到各营官兵的称赞。

东北地区、西北的锡伯族种植的主要作物有：小麦、高粱、大麦、玉米、水稻、油菜籽、大豆、胡麻、烟草等。由于气候的关系，大部分农作物一年一熟，产量不高，但锡伯族居住分散，占地面积广，可耕地多。特别是新疆的锡伯族，主要依靠扩大耕地面积来提高产量。

锡伯族的农耕方法比较粗糙，采用轮种的办法，一块地耕种二三年后便另开新荒。伊犁地区的山地，在引入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大渠水灌溉后，多用半施肥半轮歇的方法，以改良土质，提高单产。锡伯族下种用“漫撒”的方法，先撒籽种后犁地，最后踏耙。

因锡伯族居住的地理条件不同，生产季节的重心也有所不同。正月为备耕，制作或修理农具、套具、编织渔网和集运肥料；二月开始上工，中旬播种春小麦、大麦、胡麻、油菜等；谷雨、立夏时种谷子、高粱、玉米等；夏至、头伏、二伏时锄草，菜园下种结球白菜、青萝卜等冬菜；二伏收割小麦、大麦，间隙打禾本科杂草储备牲畜的冬草；立秋前后打场，先打小麦、大麦、胡麻，最后打高粱、玉米、水稻等。

锡伯族家家户户都有菜园，同住房连在一起，以种植韭菜、辣椒、黄瓜、白菜、萝卜、胡萝卜、阳芋等各式蔬菜为主。紧靠屋后则种植果树。

锡伯族的手工业主要有木工、铁匠、泥瓦匠、银匠、编制、缝制等，多为家庭作坊制，生产规模小，技术进步缓慢。

畜牧业是锡伯族的辅助经济之一，主要为锡伯族的狩猎和农业生产提供脚力和耕畜。锡伯族很早就有了牧放、饲养牲畜的习惯，进入农业生产阶段后，畜牧业成为重要的副业生产，所养牲畜，以马、牛为多，羊只较少。西迁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锡伯族，因环境和守卫卡伦、换防台站的需要，牛、马的牧养更为重要。所以，一部分锡伯族在兴修水利、垦荒造田的同时，也大力发展畜牧业。

养猪是锡伯族古老的传统。除自用外，也能当作商品进行交易，以换取生活、生产所需的物品。西迁到伊犁的锡伯族也将养猪的习惯带到西北。锡伯族早期饲养的猪个头不大，为黑色品种。同治年间，黑猪绝种，锡伯族饲养的猪变成了从苏联引进的乌克兰白种猪。

早期的锡伯族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商品的交换主要依赖于附近汉族城镇和外地贸易商队。明末，锡伯族与满族开始了民间性质的经济往来，交易产品主要为布料、皮张、粮食、牲畜等。清代，新疆地区的锡伯族生活资料仍以自给自足为主，东北地区的锡伯族则与周围民族互为贸易，以皮革、粮米或牲畜换取布匹或购买农具。清顺治至康熙初年，清总管内务府每年均会派遣官员至锡伯族聚居的地方，以绸缎、布匹等物品换取当地貂皮等土特产品。康熙中后期，清政府停止了与锡伯族的官方贸易往来，但民间贸易仍然盛行。

锡伯族早在大兴安岭、嫩江和松花江一带生活时，就以氏族为单位聚居在一起，村屯多选择在水草丰美的地方，周围修筑城墙，墙高两丈左右，上有女儿墙，女儿墙有跺口，以便防守。每家以矮墙围成庭院，庭院分前后院，前院小，后院大，前院修有马既、牛羊圈、草棚等，后院为菜园、果园。房屋修建在院中间或靠大门的一些地方。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锡伯族居住地，每一个牛录有四个大门，夜闭昼开，日夜有专人看管。每个牛录多呈方形，其街道多为东西、南北向，呈网状。每个牛录有两条十字大街，有三至四条南北向的街道，有十余条东西向的街道，均与十字大街相通。

古代锡伯族传统居室称为马架子，也称为“平顶房”，朝东，面积窄小。多为三间房，中间为厨房，两边为卧室，墙壁用湿土砌成。

明代以后，锡伯族的住房多为坐北朝南的朝向，一般是三间，多则五间，两侧有“哈什包”（库房）。各地生活环境和条件不同，因而住房的建造和形式亦各有差异。东北地区各地的锡伯族住房多为砖砌，屋顶为人字形，坡度大，盖厚裨草。新疆地区锡伯族住房的墙壁多用土块垒成，屋顶坡度较小，墙外抹泥，刷白石灰。西面住房为大间，中间为堂屋，堂屋的一边设灶台。窗户为格子大窗。住房内南、 西、北三面炕，炕上铺芦席。西炕临山墙，以通灶烟，称为“蔓子炕”，蔓子炕上供佛龛。按习惯西屋为上，由长辈住，睡南炕；东间和侧房是儿媳的卧室。如只有两间房，则父子同居，长辈睡南炕，晚辈睡北炕，并头而卧，枕头临炕沿，脚抵窗。

锡伯族的饮食习惯有其独特之处，但因居住地区不同存在一定的差异。

新疆锡伯族的主食以小麦为主，其中发面饼是新疆锡伯族一日三餐的必备食品，称“发拉哈额分”，也吃馒头、馅饼、面条、米饭、高粱米等。冬季喝“五他”茶（油茶）、牛奶和奶茶。喜欢把煮熟的牛肉切块醮食盐拌上葱蒜吃。新疆锡伯族有独特的高粱米的吃法：将煮熟的高粱米饭放凉后，拌上酸牛奶吃或炖鱼、肉汤拌着吃。吃面条的方法也很独特：将煮熟的面条捞起过凉水，盛入大盘中，食用时，将面条夹入鸡肉汤或羊汤食用，俗称 “二汤面”。农历正月初二早晨必须吃”二汤面”。新疆锡伯族在农历正月十六这天必须吃“托火勒布达面”，即把面擀薄切成箭头形的小面片，煮熟后捞起，趁热将切碎的葱、蒜和炼好的猪、羊油或奶油倒入碗里拌着吃。此外，锡伯族喜爱吃蒸饺，蒸饺多以南瓜拌猪、羊油或清油为馅。

东北锡伯族的主食以稻米、高粱和小米为主，尤其喜欢吃高粱米小豆腐干饭和酸汤子。锡伯族副食以蔬菜为主。春、夏多吃小白菜、韭菜、菠菜等；秋季多吃茄子、芸豆、阳芋、黄瓜、辣椒、青萝卜、芹菜等；冬季以白菜、土豆萝卜为主。东北锡伯族还喜食山野菜及“火锅”。锡伯族男人爱喝酒，常喝白酒米酒。锡伯族人爱饮浓茶，端午节至初伏，喜喝酸茶。每年春季，锡伯族人都会做甜面酱，用以做菜调味，或用黄瓜、青椒等蘸吃。秋末，则用韭菜、青椒、芹菜、卷心菜、胡萝卜等切成细丝，腌制花花菜。东北地区辣菜是东北锡伯族传统食品，将芋根头切块煮烂，与生萝卜丝拌在一起，焖放至变得酸辣时食用。面酒同样是东北锡伯族传统食品之一，每年农历四月十五日制作，将洗净磨成面的大黄米蒸熟后发酵，直至产生酸辣昧，再将其汁澄出来即成面酒。

锡伯族的早期服饰衣料是以鹿、猪犴等兽皮为主，注重防寒保暖功能。在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之后，锡伯族的服饰有所变化，兼有蒙、满、汉等民族的特点。辛亥革命后，锡伯族服饰受汉、维吾尔等族影响较大，现在，锡伯族年轻男女的穿着接近汉族，而新疆老年锡伯族妇女的打扮和哈萨克族相同。

传统锡伯族男子服装喜穿青、蓝、棕色、灰色低领长袍，右侧系扣，左右摆开衩，外套青色马面褂，头戴圆顶帽，腰系青布带，脚蹬厚底鞋。锡伯人的长袍，为大半截的长袍，底边在膝下半尺许，袖口为马蹄形，下身配长裤，外加“套裤”，春秋穿“夹套裤”，冬季则穿“棉套裤”。除常规服饰外，男子还有用于劳动、骑马时所穿的短袄。老年男子内穿对襟小白褂，外穿长袍，个别人还套马褂，脚穿白袜、黑布鞋，扎裤脚，头戴礼帽。

锡伯族女子的服饰式样较多，喜欢穿各色花布和方格布的大襟旗袍(多滚边)、绣花鞋、坎肩等。外搭的坎肩也分为对襟和大襟，镶贴花边。锡伯族少女和未婚姑娘喜着艳丽旗袍，妇女的旗袍颜色则偏沉稳，多为青、黑色，长及脚面。锡伯族姑娘的发式都为单长辫，扎各色头绳，头戴额、插簪子、绢花等。结婚以后则盘头翘。无论老年妇女或年轻少女，都喜戴耳环、手镯和戒指。年老的妇女在春、夏、秋三季里多包白头巾，冬季戴棉帽，帽横缝海豹皮，称作“坤秋帽”。

锡伯族刚出生的婴儿不穿衣服，只用襁褓。半岁后，才用衣服替换掉襁褓。锡伯族的儿童服饰仿大人的旗袍，右，下边左右开衩。锡伯族童装做工精细，春秋穿的夹袍和坎肩多选用绸料，夹袍的后背、衣袖及肚兜上都有用丝线绣出的各种花鸟、凤蝶总科的图案。

锡伯族婚姻为一夫一妻制，新中国成立前，也有个别富裕人家因妻子不育而纳妾。旧时男女青年的婚姻由父母包办，择偶讲究“门当户对“，男子可以娶其他民族女子为妻，严禁同一哈拉莫昆内通婚。没有子孙的人家，可招赘为继承人，为其养老送终。婚后，妻随夫居。夫妻之间，丈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妻子必须绝对服从丈夫的意志。丈夫可任意休妻，但妻子无权提出离婚。寡妇可改嫁，但前夫所生子女及财产不得带走。

锡伯族的成婚分为说亲、定亲、认亲、迎亲等阶段。说亲是由男方父母或亲戚，选择年纪相当、品貌双全的姑娘，请媒人至女方家提亲。男方得到女方联亲应允后，和女方父母商定，择日先行“虚叩头礼”，表示结亲成功。之后，男方准备彩礼，至女方家宴请对方直系亲属并敬献礼物，行 “实叩头礼”。认亲时，男方在自家准备酒席，宴请姑娘父母、姑舅、兄嫂等，表示认定这门亲事。举行婚礼时，新郎带着车马和亲友至女方家，新娘上车前，由新娘表姐妹或嫂嫂修面、上头饰、穿礼服、绣花鞋。新娘上车后，新郎牵马先出门， 篷车随之出门。迎亲队伍到达男方家门口时，新娘踩着铺好的大红毡毯下车，和新郎并行至正房门前，面北叩首，拜天地。进房时，新郎先进门，新娘站于门外，夫妻相对而跪，新郎用马策挑下新娘的盖头后，新娘才能进门。新娘与新郎先在灶前对跪，再至正屋向父母跪拜。进入洞房后，新郎新娘相向而坐，饮“合欢酒”。婚后第三天，新娘新郎在父母带领下，上坟祭祀。婚后第九天，新婚夫妻回女家省亲。满月后，新娘须重回娘家住“对月”。

锡伯族的亲族范围以本人为基准，垂直向上推衍直系长辈四代、向下推衍直系晚辈四代，为直（父）系血亲。上下四代之内为近亲（近支），以外则为远亲（远支）。锡伯族的旁系血亲也是以上下四代为准，直系血亲繁衍的旁支、上下四代，均为旁系血亲。

中国成立前，锡伯族保持着比较完整的封建家长制，有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家庭中辈分最高的男子为一家之长，享有极大的威望和权力，晚辈不仅要敬重他，而且要绝对服从他的意志。父子之间，父亲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兄弟之间，长子享有最高权力；爷辈和父辈离世后，长兄享有最高权力，母亲也不能违背他的意志。在锡伯族的家庭中，妇女不享继承权和离婚权。

锡伯族家庭虽然以父系为主，但在亲族之中，旁系血亲的姑舅地位极高。姑母的权力等于或高于母亲，具有否定母亲决定的权力，特别是在子女的婚姻关系中，姑姑的决定和意见占上风。舅舅在锡伯族被称为“人之源”，具有与父亲同等或更高的权力，在子女的婚姻及长辈丧事等重大问题上，具有特殊的发言权和决定权；婚姻之事临门，必先让女婿或儿媳认其门，并施以重礼。

锡伯族对亲族的称谓是由锡伯族的历史与文化发展所创造出来的，具有极强的传承性：

锡伯族的财产继承实行男系继承制，妇女没有继承权。一般由幼子继承财产；若无子嗣，则由家庭内部贤能者继承；若无儿无女，则由莫昆内部协商处理。

历史上，锡伯族沿用原姓氏，即某某哈拉，哈拉汉译即为姓氏。哈拉命名起源其祖居地的地名或原始部落名。旧时锡伯族的姓氏为复音姓，没有单音姓，随着社会的发展，锡伯族的姓氏由原来的复音姓变为现在的单音姓。锡伯族在将原米的复音姓改作汉字单音姓时，多以原姓第一个字母或音节的音，选用相应的汉字。如胡西哈哩 (husihari)氏，以第一个字母（亦第一个音节） “hu”之音，取汉字“胡”为姓。觉罗（gioro)氏，以第一个音节的发音，取汉字赵或焦为姓。选用汉字时，或一姓取一个字，或一姓取不同的字，或异姓取同一个字。据统计，黑龙江省的锡伯族共有65个姓氏，沈阳市锡伯族共有50余个姓氏，新疆的锡伯族有40个姓氏。

锡伯族素有敬老爱老、团结互助、热情友善的优良传统。锡伯族讲究敬老，路遇老人或与老人同行，一定要请安并让老人先行；和老人说话时，要离开座位，站于老人面前敬听，非自己回话时，不能随便插话。未婚青年不能同父母长辈共饮酒。吃饭时，长者不伸筷，年青人不能先吃；子媳要侍立桌前，照顾老人用饭。锡伯族同样讲究互帮互助，不论是外出狩猎或捕鱼，都是集体行动；村屯里有人受了伤，大家像一家人一样照应；屯中有人修建新房，全屯人会来帮助，不要一分钱回报；自家产的蔬菜、果品以及牛奶等，邻里间常常互赠。锡伯族还崇尚整洁，在室外不能将垃圾等不洁之物堆放在显眼的地方；自家门前不论大路还是小巷，都清扫得干干净净。平时串门，也要穿戴整洁。对村里的水源，锡伯族同样也很重视卫生，不准让牲畜水渠饮水和乱撒乱拉，严禁把垃圾倒在水渠里或水渠旁。

锡伯族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族规用于约束和教化的行为。在族规中，提倡族人要敬祖睦家，族中子弟对族中尊长均须恭顺，不可存亲疏之见；也要求族人勤慎俭朴，不可奢华骄傲；要谨言慎行，不可谎言戏谑。锡伯族讲究互帮互爱，要求家庭内部要和睦相处，如妯娌之间不能和睦相处、经常争吵者，还会被家族会议定罪。

锡伯族通行土葬，各家族有固定的坟地。难产而亡的产妇，不得葬入公共坟地，死于恶性病、自杀或凶杀暴卒的人须进行火葬。出生后两个月以内去世的婴儿行天葬，以示尽早轮回。

老人去世后，家人须给死者做清洁，并将铜钱放置其嘴内，由儿子给老人换上寿衣、寿鞋，然后立即打开门窗，意为释放老人的灵魂。全家人从屋内窗户行至屋外烟囱下，意为送老人登高升天。接着将老人尸体抬放在佛龛炕下的灵床上，灵床放在灵堂中央，上面先铺一层白纸或纸钱，再铺一大一小黄色寿祷。死者头朝西，脚向东，头蒙毛边纸，身盖印有经文的麻纱被，头前点长明灯，放一碗米饭，内插三只夹着棉花球的秫秸节，意为“开眼光”。死者胸上放一小碟米，以作镇鬼邪用，脚前放丧盆。报丧时，报丧者不进屋，忌说“死”字，要说“百岁”、“寿终”等字眼。灵柩停放在家中时，禁止猫、狗在灵前绕过，或跳过尸体。锡伯族人死后，一般停灵3天，停灵期间，会请喇嘛来诵经，早、中、晚各诵三次，子孙要跪经，直到喇嘛诵经完方可起来。同时请来吹鼓手，在诵经前吹打弹奏各种乐器，祝福死者升入天堂。出殡前，要举行几次哭灵仪式。灵柩出门前，子媳及近亲朝大门跪拜，灵柩出门后，大门前设供桌，摆设饭菜，送殡人按辈分、年龄于供桌前哭祭。锡伯族习俗是在太阳出来前安葬死者。到达墓地后，把棺木放入当天挖好的土坑中，由死者的妻室或近亲下坑里，揭棺盖整理死者遗仪，揭掉脸上的白巾，盖棺钉板，最后由死者的长子先填第一揪土，随后众人填土垒成坟头，把引魂幡插入坟头中间，并在坟前设供桌，祭奠。服丧期间，死者子孙守孝百日，不得参加娱乐活动，不得穿鲜艳服装、戴首饰，不许大吃大喝。百日奠祭，坟前脱孝。妻子守孝3年，期间不得改嫁。

旧时锡伯族每一“哈拉”都有一块墓地，只供本“哈拉”成员使用。墓地内死者的排列顺序同本“哈拉”族谱上的排列顺序完全一致。本“哈拉”男子成员及其妻、子死后都应葬入墓地中的规定位置。出嫁的女性不能葬入娘家墓地。只要是本“哈拉”成员，即使客死异乡，也得运回故乡安葬。如因路途遥远不能及时运回，则暂行就地掩埋，之后择时带回。如棺木、尸体已朽坏，则将遗骨火化后带回葬入墓地。在“哈拉”墓地内，自然地划分为几个以“莫昆”为区分的墓区，每一“莫昆”的死者只能葬在自己“莫昆”墓区内，不得随意乱葬和相互混杂。

 锡伯族在将死者遗体放入棺木时，男性一般仰身直肢，女性则曲躯侧卧。锡伯族夫妇中，只要有一人行火葬，则另一人也须火葬。夫妻同穴时，妻棺要略低于夫棺，并面向夫尸。锡伯族的棺木会凿一小孔做窗户，供灵魂出入。夫妻同墓异棺合葬时，两棺的小孔须相对，以便夫妻自由往来。没有配偶的人死后，其棺木底部用芦苇代替，以示死者没有相撑之家。未成年男子死后也须行土葬，不作棺底，可按规定位置葬入墓地。锡伯族少女死后则行火葬，其骨灰既不装棺也不盛入瓦罐，并且不得葬入墓地。

锡伯族的节日主要有春节、抹黑节、填仓节、清明节、“四一八”西迁节、端午节等。

锡伯族的春节是从农历腊月二十三日开始，当天清扫家里，贴窗花和年画，办年货，家家户户杀猪宰羊，下午在司命帝君爷的神位前供发面饼、油饼等，晚间将神像取下，在神像嘴上抹庶糖水后神像投入灶火中，全家人跪拜灶火，意为送灶神上天。除夕，锡伯语称“阿木巴阿聂”。杀猪宰羊，赶做各种年菜、年饼、炸油果子。午后请出各神祖像，挂“喜利妈妈”和祖宗遗像，设供祭拜。晚间内外点长明灯，子女给父母叩头拜年，然后家长率一家大小（妇女不参加），先至族长家向家谱及族长拜年，再分头至亲友家互拜祝贺。三更回家后，在院中摆供纸画天地码子，供奉干果，焚香燃烛，鸣放鞭炮，并向神位叩拜，意为“接神”。然后全家一起包彩色水饺，吃完饺子，男子到庙中焚香叩拜，叫做“行香”,  “行香”完才能回家。到了午夜，在巷口或后院焚化冥资，谓之烧包袱。初一一大早开始煮饺子，全家团聚吃饭，之后晚辈向长辈请安叩拜，之后合族拜贺。从除夕接完“福、禄、寿、财神”后，直到初五，每日早、午、晚要在神祖像前焚香三次，并行叩拜礼。初一、初三、初五早晨吃饺子，初二、初四早、晚吃米饭、炒菜、白片肉、血肠等。正月初六，俗称“出行日”，全村男女穿戴整齐，向自己认为“吉利”的方向行进，走到有横道的路口，一家人要撮土烧香，鸣放鞭炮，向四方叩拜，然后返回家中。正月初七俗称“人日”，家家户户吃饺子、面条等食物，以祝愿在新的一年里人人吉祥如意。

正月十六是锡伯族的抹黑节。这一天，人们清早起来，把晚间已准备好的抹黑布或毡片带上，上街去相互往脸上抹黑。见了老年人，先请安，后跪在地上向老人脸上抹。抹黑意为代替谷物受神灵惩罚，保佑庄稼丰收。服丧人忌抹。

锡伯族俗称农历正月二十五这天为填仓节。当天农户要向家里的粮仓焚香礼拜，将香插于粮囤上，还要在囤的周围洒上一圈柴草灰，并口念：“大囤满，小囤流，今年丰收好年头。”。最后在大门前洒上灰圈以避邪。

锡伯族称清明节为“杭西”，清明节又分为“鱼清明”和“瓜清明”。农历三月，各家必培坟土，携酒墓祭，把捕到的大鱼带到坟地。因以鲜鱼祭祀，因此称三月清明为“鱼清明”。农历七月拜祭先祖时，家家把成熟的瓜果带到坟地祭祀，因此称为“瓜清明”。

农历四月十八，锡伯语称为 “杜音拜专扎坤”。旧时这一天，锡伯族男女老少带上供品、香烛到寺庙举行庙会，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西迁以后，“四·一八”增添了纪念西迁壮举，怀念亲人的内涵。西迁节的庆祝活动丰富多彩，包括野炊、射箭、比武、唱歌、跳舞等内容。特别是以独唱和合唱形式演唱、以西迁过程为主要内容的徵调式西迁之歌，唱词达四百余行，三节为一乐句，全曲十二小节，历经二百多年的加工和创作，已有7种之多，传承至今，成为西迁节最独特的文化表现形式。西迁节这一天，锡伯族的男女老少都要穿上盛装，欢聚在一起，弹响“东布尔”，吹起“墨克调”，尽情地跳起舞姿刚健、节拍明快的“贝勒恩”，各牛录旗下档房主持，在寺院内起灶，宰杀羊只，煮羊肉汤和高粱米饭，集合全牛录的男女老少，在寺庙里聚餐，以回忆在西迁的前一天，东北地区的锡伯族都聚集在沈阳“锡伯家庙”，共进离别的情景。2006年，锡伯族西迁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农历五月初五清早，锡伯族家家户户在房檐插艾蒿，儿童则将缝于肩背上的布条做成的小猴子，放在水里让其流走，老人往子孙耳朵里塞艾叶，意为辟邪除灾，防病虫害入耳。

锡伯族忌食狗肉，如有擅自偷食狗肉者，族长或家长令其饮碱水洗肠，并罚禁食3天。忌戴狗皮帽子、手套，忌穿狗皮袄、皮裤，忌铺狗皮褥子。夜晚睡觉时，不得横卧在炕上，不能把脱下的裤子鞋袜等放于高处，也不得从衣帽、枕被上跨过，如事出无意，须立即将该物放在灯火或火盆上摇晃。吃饭时不得站立、行走或坐于门槛上，严禁用筷子敲打饭桌、饭碗。公公与媳妇不得同桌吃饭。子女偶数年龄禁婚。正月初一至初下，忌将屋内的灰土污水倒在门外边。正月初一至十五，妇女不得做针线活。二月初二，禁在地上劈柴。家中如有病人，须在门外挂一布条或一束草，以谢绝外人入内。猎户禁猎狐狸。禁止如女在西屋西边小解。献给海尔罕玛法的马，妇女不得骑用。

锡伯族人忌在闰年办喜事，忌在父母大寿年份办婚事，忌一年之内多次办喜事。

锡伯族妇女在怀孕期间不可看死婴、听凶事和使人伤心的事。不可跨越绳索，忌去有病人的家庭。忌他人说孕妇嘴馋之类的话，忌将妇女用品扔进流水。婴儿娩出后，忌用金属刃器割断脐带。若婴孩出疹子，其父母及亲属忌抠鼻子、挠脸，不可把火扔进水里，不可用棍子或其他东西打牲畜。不可钉桩打楔子，不可动刀斧等锐器，不可在患儿前大声说话，禁做发面饼，禁把别人家的小孩领到自己家中，也不可去别人家串门，父母禁同房。

锡伯族一旦定居，便忌随便迁移。死在异乡的人，被认为是“弃骨异乡”，没有福分。故将死者迁回故乡之前，要举行祭天地的仪式，宴请邻居及亲朋好友，并将污物掩埋于后院。

锡伯族人民酷爱工艺美术，在日常生活用具、服饰以及建筑物上，都大量使用了装饰艺术。锡伯族的工艺美术主要有雕刻、绘画、刺绣、剪纸等。

锡伯族的雕刻艺术主要体现在住宅建筑和庙宇建筑上，形式包括石雕和木雕。图案多为丹顶鹤、麋鹿、龙、凤、孔雀、鸳鸯等飞禽走兽和莲花、荷花、牡丹等花卉。石雕艺术的图像多取材于《三国志》《西游记》《八仙洞》等人物故事，单线描，配以彩绘，使得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活脱逼真。

锡伯族崇拜祖先，有尊敬长辈、孝敬老人的优良传统。过去，凡祖辈、父辈亡故后，儿孙们都要为其画像，作为崇拜的对象，每逢年节将画像悬挂在供桌前面，烧香叩头、顶礼膜拜。锡伯族民间绘画师技艺高超，所绘人像逼真。

锡伯族妇女有刺绣、贴花、剪纸的优良传统，其中刺绣是锡伯族妇女擅长的女红。锡伯族刺绣的图案为各种珍禽异兽、奇花异草、大地山川、日月星辰等。早期的锡伯族妇女用绣制的花边图案、纹样装饰自己的生活空间，如大襟长袍、套 穿的对襟坎肩，都要贴上色彩鲜艳、 搭配得体的绣花宽边，长袍的袖口、领口也要绣上精致的纹样与图案等样式；现代的刺绣主要用作装饰门帘、枕头套、桌布等。锡伯族刺绣的针法主要有串珠、刺花、镶嵌、彩漆、描金、雕花、编织、贴花、金银线、拼花、挑花、扎花等。2011年，锡伯族刺绣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锡伯族民间剪纸是锡伯族民间美术作品中最普遍的造型样式。从事剪纸的大多数是锡伯族民间艺人与妇女，她们很小便开始学习剪纸，跟随长辈妇女一起剪贴花样。

锡伯族用于节庆礼仪剪纸一般多为瑞兽、植物花卉、男女娃娃、鸳鸯戏水、龙凤呈祥等剪纸图案，用红、黄、绿等彩纸剪；也会剪鱼、野猪、虎、狼、狗等动物形象和灶王、关帝等神灵形象，表达信仰及神灵崇拜；有些剪纸作作品还与民间巫术有关，如有剪纸与其他材料粘贴制作的“人偶替身”及去病活动中的“挑病鬼”等；也有民间故事中的人物剪纸。 锡伯族剪纸技法多样，除剪、刻单纸的方法外，还有立体剪纸、剪纸与各种材料相互组合制作出具有多种材料特点的作品。锡伯族剪纸的表现风格具有原始艺术的特色，有浓郁的北方民族艺术古朴、雅拙的特点。其中人物剪纸多是正面，除人物的眼、口、鼻之外、内部无更多的镂空和修饰，构图饱满、突出内在含量的厚重与深沉。动物剪纸造型简洁，形态生动、传神，趋近于剪影的艺术表现风格，造型语言运用恰当，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锡伯族的弓箭制艺由来已久，是锡伯族了最具代表性的工艺之一。清廷在新疆、东北锡伯族聚居地设有官府的弓箭造办处，有专职制弓的工匠，批量生产统一规格的弓箭。清代时期的锡伯族弓箭属复合双曲弓类，即用牛角、竹木、动物胶、丝棉、原漆、牛筋、动物骨、皮革、金属丝等多种材料制成，弓的内胎为竹木，朝向射箭方向的外表面贴牛角，面对使用者的内表面贴牛筋，两端安装单独的弓梢。所谓双曲，是指弓身从握持部向上、下弓梢的延伸段均呈双弯曲状。锡伯族弓有“制胎、切角、粘筋、梢、整身、饰体、编弦、造箭、制袋、制扳、制臂”11道制造流程、230道制作工序，迄今无法用现代机械代替人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民族之间的交往，锡伯族传统弓箭历经了多次变迁升华，起初用于射猎、军事的弓箭逐渐演化为民间竞技的工具，又再演化为现代射箭体育运动器材、收藏艺术品。 2008 年，锡伯族弓箭制作技艺被列为中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锡伯族文学有两个特点：一是她在本民族文学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满、汉族的文学精华；另一特点是口头传诵的民间文学占主要地位。锡伯族文学早期以民间文学为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锡伯族的民间文学又称口头文学，渊源久远，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主要有民俗音乐、民间故事、念说等。

民歌：是锡伯族民间文学中最有特色的部分，在锡伯语被称为“伊尔根舞春”，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表现了锡伯族人民对自由、幸福的追求。表现手法主要以自然景物作比喻，即兴创作，一般可分为：叙事歌、苦歌、萨满歌、颂歌、劝导歌、习俗歌、田野歌、打猎歌、情歌、宴歌、格言歌、新民歌等。锡伯族民歌曲调丰富，喜欢用比兴手法，韵律独特且严格，很多民歌上下句不仅押句末韵，而且押句头韵和句中韵，并配有特定的曲调，便于传唱。2014年，锡伯族民俗音乐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叙事歌比较完整的有六部，分别为《西迁之歌》《喀什噶尔之歌》《拉西罕图》《亚齐娜》《海兰格格》和《三国之歌》。

苦歌描写了锡伯族人民在灾难深重的社会里，苦难的生活和悲惨的遭遇，流传比较广的约有10余首，如《赋税重》《异乡梦》《走天涯》《他乡苦》《野菜苦》《鸦片毒》《凶年》《抓兵》《换穿衣》《可恨的人》《盼天亮》等。

萨满歌是萨满为人“跳神”治病时所唱的原始宗教歌，其内容分为驱鬼避邪、祭祀祖先、敬拜神灵等，代表作为《霍里色·萨满招魂歌》《扎嘿、朱嘿·萨满呼角歌》《杭阿尔·常阿尔》《爱新哈准》《巫亚拉伊爷》《敦布尔敦布尔》《阿尔坦库里》等。

颂歌是歌颂家乡的山河、土地、长辈先贤和英雄人物，赞美高尚的品德和美好的东西，流传广泛的有《颂恩人》《父母的恩情》《人人赞美德》《美丽的家乡》《伊犁河颂》《乌孙山颂》等。

劝导歌是劝导人们努力学习，养成好习惯、好品德，鼓励人们奋发向上，流行的有《父母心》《老师言》《勤俭为荣》《莫急躁》《劝学歌》等。

习俗歌是歌唱锡伯族传统的婚姻、丧葬、礼节、劳动、娱乐、信仰等方面的习俗，流行较广的有《说亲歌》《劝嫁歌》《哭葬歌》《四季歌》《叨羊歌》《喜利妈妈歌》等。

田野歌是描写天地、日月、水火、风雨、四季万象等，抒发人与大自然间的各种情感，比较著名的有《四季歌》《金色的土地》《赶车》《浇水》《拉煤》《劳动和吃饭》等。

打猎歌是描绘狩猎场景的歌曲，锡伯语叫“阿巴拉西舞春”，流行广泛的是《狩猎之歌》。

情歌，锡伯语叫“布也宁舞春”，主要是年轻男女之间传情达意的作品。

宴歌，锡伯语叫“沙林舞春”，是为赞美喜庆事而唱的祝酒歌。格言歌的每首都表述了一个深奥的道理，与谚语相似的一种民俗音乐。

民间故事：包括生活故事、神话故事、传说故事等，故事情节紧凑，语言优美，富有想象力。生活故事影响较广的有《章京和他的女婿》《秃孩子》《穷姑娘和富姑娘》《傻女婿》《唐阿里打赌》等。神话故事比较有影响的有《菱花和巴土嘎热》《瘤腿狼》《山羊和灰狼》《龙女出海》《人参的故事》等。传说故事是根据历史事实，经过艺术加工而成的文学作品，流传较广的有《太平寺的传说》《阿谋的传说》《抓嘎拉哈的传说》《喜利妈妈的传说》《色普侄额的传说》等。民间故事题材、内容、形式等丰富多彩的，锡伯族长辈通过讲述民间故事，达到诱导教育的目的，反映了锡伯族从鲜卑先民到拓跋珪时代的氏族部落社会以来的历史发展进程，折射着锡伯族先民社会的史实与状况。2011年，锡伯族民间故事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念说：锡伯族传统的民间文学形式，一人手拿小说，用一定韵律念唱，众人围坐听念，有时也带评说。锡伯族把中国古典名著中的主要情节，加工改编为有严格韵律的叙事长诗用来念唱，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流行较广的念说故事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说岳传》《说唐演义全传》《杨家将》《东周列国》等。念说调曲调委婉动听，引人入胜，音乐节拍也比较自由。

锡伯族的书面文学很多已经失传，保存下来的主要是清代以后的一些文学作品。

民国以前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顿吉纳的诗》散文《辉番卡伦来信》和史诗《离乡曲》。《顿吉纳的诗》是通过锡伯文手抄本流传下来的，全诗共50余行，作者为顿吉纳，顿吉纳通过诗文抒发了与亲人相聚的喜悦，赞美了边疆的美丽风光，表达了诗人对当时伊犁锡伯族历史情况的目睹体验、伊犁锡伯军民的思乡怀故幽情以及诗人对现实所产生的复杂心情。《辉番卡伦来信》是作者何叶尔在辉番卡伦驻防时，写给本营同事的信件，信里叙述了途中所见大自然景色、人们的活动以及辉番卡伦的设置、形势、作用、官兵心绪、卡伦的历史等情况。《离乡曲》为锡伯族史诗，原文为汉文，共计120行。诗人锡济尔浑用笔触讴歌了锡伯军民西迁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壮举以及西迁后屯垦戍边的情景。

不晚于民国初年形成的《告别盛京》，是反映锡伯族西迁的满文史诗，目前流传两种抄本。《劝学歌》是锡伯族杰出的教育家、文学家色普希贤于1919年创作的，被后人广为传颂。尚学会的组织者之一的锡伯族人乌扎拉·萨拉春，创作诗歌《别再吸食鸦片烟》，用以鼓动人们同封建、陈腐势力作斗争。40年代后，萨拉春又创作了诗歌《明媚的春色》《老年人和青年人》《清晨》，小说《真正的金子》等作品。锡伯族人何邢尔·柏林用锡伯文和汉文创作出不少的诗歌、散文，代表作品有《送瘟神》《共享园中草》《羊拐骨的胜利》《汗腾格里颂》《老妇泪》等篇。

翻译文学是新疆锡伯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疆锡伯族文学表现出来的显著特色。 因长期与汉、蒙古、满、维吾尔、哈萨克族、达斡尔族、俄罗斯等民族杂居，新疆锡伯族通晓多民族语言。从北魏开始，当时锡伯族的祖先鲜卑族就用鲜卑语和汉语创作并翻译了许多作品；到了金朝，不少锡伯人在蒙古统治者的对外交往中充当译员；锡伯族军民西迁后，在东北地区的满族逐渐失去自己语言文字的情况下，继承了满语满文，并发展出满族翻译文学；中华民国时期，在满族翻译文学的影响下，新疆锡伯族的译介者也纷纷投入到对中原地区古典文学作品和俄苏文学作品的翻译中，翻译文学呈现出多元化、多语种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后，新疆锡伯族的翻译文学有了新发展，由文言文、外文、维吾尔文和哈萨克语翻译成锡伯文的文学作品数量大增。

清代时，锡伯族翻译的作品主要为四书五经及中原地区古典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东周列国》《封神演义》《隋唐演义》《说岳传》《杨家将》《济公传》《三侠五义》等；民国时期，锡伯族翻译者以翻译俄苏经典文学作品为主，如《复活 》《死魂灵 》《钦差大臣 》《木木 》《叶甫盖尼·奥涅金 》《高加索俘虏 》 《渔夫与金鱼的故事 》等，同时还通过俄文转译了其他语言的文学作品，如《鲁滨逊漂流记 》《灰姑娘 》《白雪公主 》等。新中国成立后，在译介文言文作品时，锡伯族的翻译工作者也将锡伯文的作品译介成其他语言传播出去。如《萨满神歌 》《锡伯族民俗音乐集 》《锡伯族民间故事集 》 《锡伯族谚语集 》等，同时，锡伯族作家用母语创作的一批作品也被译成维吾尔文、哈萨克语、柯尔克孜族文和外文在国内外传播。

锡伯族的戏剧音乐具有独特、明朗而庄重的风格，有些地方与汉族的鄂音乐很相似。锡伯族的戏曲音乐分为平调和越调两种。平调形成于锡伯族南迁之前，音乐有曲牌和唱腔，曲牌主要用于过场或特殊场 面。平调又分为坐唱和走唱，坐唱既是坐着演唱，有念有唱，一个剧目为一个故事，不着戏装；走唱则是一男一女粉墨登场、载歌载舞，后来又发展出生、旦、净、末、丑等行当。越调形成于锡伯族西迁后，有曲牌和唱曲，根据剧情的需要，曲牌和唱曲可以互相连缀并转换使用，越调里有生、旦、净、末、丑等行当，表演时人物、布景、服化、道具一应俱全。

曲艺主要为东北地区锡伯族所喜爱，种类包括皮影戏、二人转、东北大鼓等。

在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地区流行九种不同的“街头歌”，其曲调各牛录也有差异。除“街头歌”外，锡伯族说唱音乐还包括宗教音乐曲调、念说曲调、泊布里曲调、情歌、婚礼歌、儿歌和叙事歌曲调等。

锡伯族民间世代流传的舞蹈可分为两类，即古典类和贝伦类。古典类舞蹈形象活脱，舞蹈讲究故事情节，有连续性，主要有萨满舞、狩猎舞、射箭舞、蝴蝶舞、荷包舞、铁锹舞、手鼓舞、编席舞、马舞、猴子舞等。贝伦类舞蹈虽具有连贯性，但没有故事情节，舞蹈粗犷短小，节奏明快，多为即兴表演，具有较强的模拟性，主要有面具舞、跛子舞、单点舞、双点舞、王玛舞、醉舞、请安舞、拍手舞、呼妻舞、拾粪舞、烧茶舞、打墙舞等。2008年，锡伯族贝伦舞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锡伯族的民族乐器有东布尔、苇笛、墨克纳等。东布尔是锡伯族最为普及的一种民间弹拨乐器，共12种曲调，一般只用于舞蹈的伴奏，它的琴头和按指板似三弦，共鸣箱似冬布拉，山羊肠作弦。墨克纳为锡伯族的吹奏乐器，是用一根长约10厘米的铁条弯成半圆形，连接出两根菱形琴杆，顶端渐细，有弹性，从半圆形中间伸出一根约两寸长短的薄钢片作为簧舌，簧舌顶端有一个小圆球。 吹奏时左手将该乐器置于双唇之间，以右指拨弹薄钢片顶端的圆球，使薄钢片振动发出细微声响，同时从口腔内向细钢片上吹气，结合以口腔大小控制声音的高低。 在演奏中，还可将吹、弹、揉、颤等技法融为一体。 墨克纳只有五度，音量较小，多为家庭妇女和小孩娱乐所用。苇笛是用芦苇杆制作的双管双簧的笛子，每根管上各开六个孔，管虽细小，但音量特大，声调柔和，苇笛只用于独奏，间或伴奏，多在田野里吹奏。除三种传统民族乐器外，锡伯族也吸收了其他兄弟民族的乐器，如四胡、三弦、碰铃、木鱼、扬琴、小提琴、满多林、吉塔尔等。

锡伯族的民间体育项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基本上都与本民族的生产劳动、社会斗争和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富有民族特色。如赛马、射箭、摔跤、打螃蟹、抓嘎拉哈、踢熊头、踢毽子、放风筝、叼羊等。

作为打牲民族，锡伯族孩子从小就要练习射箭。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锡伯族军民西迁新疆伊犁后，在清朝盛行的骑射文化影响下，弓箭成为守卫西部边陲的首选武器。又经过长期发展，弓箭在新疆锡伯族中逐渐转化为民间竞技的工具，主要用于射箭比赛运动。如今，官方和民间组织的锡伯族射箭比赛仍保留清朝时期严格的典章和射艺规范。射箭比赛按照八旗军制的要求进行，射箭比赛通常安排在春节、中秋节、“四一八”西迁节等民族节日期间进行，“以礼始，以礼终”是比赛奉行的准则。新中国成立后，锡伯族射箭运动员在国内外重大比赛中荣获多枚金牌、银牌和铜牌，为中国和新疆的射箭运动争得了无数荣誉。

原为“打靶”，源于锡伯族狩猎时代。先将一块木片或瓦片或砖头立在一丈开外的地方，大人或小孩在起始线处，手持木片，轮流扔打立着的目标，打中者为胜。

打螃蟹是锡伯族传统体育活动之一。锡伯族人性格耿直，疾恶如仇，见镑蟹横行，便会用树枝、木棍抢打，后来逐渐演变为一种体育活动，给被打之物冠以 “螃蟹”之名，意在惩戒横行者。用一直径约3寸、高约2寸的木棒作为“螃蟹”，再选一根弯曲的木棒作为螃蟹棒，以道路为场地，两队各三人进行比赛，各队轮流击打“螃蟹”三下，先将“螃蟹”打过对方底线为胜。

源于锡伯族狩猎时代。古时锡伯族人在猎取到熊后，会先将熊的膀胱做为球胆，装进用皮革缝制的球套里，然后用嘴吹足气，即成“熊头”。踢“熊头”人数不限，可往回踢，不可远踢。“熊头”踢起后，不准落地，落地则为输，踢得高者为胜。踢“熊头”时可用头、胳膊或肘顶，也衍生出“鲤鱼打挺”“燕子翻身”“倒踢紫金冠”等花式动作。清末，“熊头”内胆逐渐被猪膀胱所替代。

也叫“抓子儿”。除了准备嘎拉哈，还要准备球类等抛起物。先将嘎拉哈撒在有弹性的毡子上，再将手中的抛起物抛起，趁抛起物落入手中前，抓一把嘎拉哈，抓的嘎拉哈多者为赢。

锡伯族在骑马、赛马的同时，也兼行叼羊的活动，一般在婚娶等喜事场合进行。主家从家中选择一只膘肥的山羊，当众宰杀并浸泡在水里，主人说完几句祝福的话后，把羊扔到骑手中间，骑手们开始争夺羊，夺到羊者为胜。最后将羊清理干净并炖好，请大家共享，庆贺喜事。

锡伯族主要依靠长期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土方，配以扎针、放血、拔罐等疗法治疗疾病。如用艾嵩治疗风湿、风疹，用狼油或獾子油治疗烫伤，用不加盐的煎鸡蛋治疗扁桃腺炎，用红糖、高粱、葱须、姜片煮水治疗伤风感冒等。锡伯族人还会用凉性物品对伤处进行消炎消肿，用热性物品敷治凉性疾病。

锡伯族的土医或草医在诊断时，通常采用望、问、切三种方式。在锡伯族的医疗体系中，最著名的当属接骨和针灸拔罐。民间医生在治疗骨伤时，用手抚摸患处，靠触觉来诊断，缓慢地将折断的骨片推回到原处复原。对较严重的骨折患者，会先涂消炎剂，再将伤骨推拿、拉、揉使之复原，然后用夹板固定，定期复查等待康复。锡伯族的针灸主要用刺针、火针及穴位灸艾子等。

锡伯族草医流行于沈阳地区锡伯族，以土方为主，治病时惯用黑药，黑药与白药、红药一起形成锡伯族三大药系。

西迁新疆的锡伯族人探索民间医疗方法，逐渐形成了当地的土医队伍，土医们利用各种中草药配制单方或复方药剂，进行疾病治疗。在继承锡伯族传统的医术的同时，又从其他兄弟民族引进先进的医术，经过反复实践，不断探索，终千形成了锡伯族自己的医药、医学理论、诊断方法和治疗方法。20世纪30年代起，西医传入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地区，并成立了第一个西医诊所，由于应诊率低，西医诊所仅维持了两年。1945年下半年，察布查尔三牛录设立了医务所，配备有三名医务人员，察布查尔锡伯族地区现代医疗就此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疆成立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又在新疆和东北锡伯族聚居的地方成立了伊车嘎善锡伯乡、兴隆台锡伯族镇、新城子区黄家锡伯族乡、农丰满族锡伯族镇、公正乡康宁满族锡伯族村、农丰镇双利满族锡伯族村和水泉乡大义满族蒙古族锡伯族村等多个民族镇、乡、村。保障了锡伯族当家作主的权利。

尽管锡伯族聚居的地区仍然以农业生产为主，但在生产方式、技术水平及生产条件上得以提升，科学种植得到重视，农作物产量年年提高，多种经营已被普及。农业基础设施也得以扩建或兴建，在察布查尔渠的基础上，“察南渠”已放水并产生经济效益，“南岸大渠”也已投入使用。其他农副产品也开始脱离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逐步转变为外向型、规模化的专业加工生产，农业增长率明显提高。在国家政策扶持之下，锡伯族地区从单纯的农牧业经济结构逐步转变为农、林、工、商全面发展，开始由单一的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的落后地区向着多种经济、多种产业结构的现代化地区过渡，一改从前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局面。产业的繁荣推动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锡伯族地区商业发展快速，物资日益丰富，商业网点星罗棋布，锡伯族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消费领域大大拓宽。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蹄疾步稳，交通网络日趋完善，供热管网建设及热网建设等民生项目得到有序推进，风光电等能源产业发展取得新突破。

新中国成立后，锡伯族人民的卫生保健条件得以不断改善，死亡率很高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病”被根除，建成了覆盖城乡的医疗体系，农村地区的医疗机构和医疗手段基本完善，各类防病及预防措施也基本到位，卫生管理水平、预防保健能力、医疗质量和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卫生技术人员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在传染病的防治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此外农村“五保户”、贫困户等困难群体的救助体系也日趋完善，提升了农村社会的和谐度。截至到2022年，在锡伯族人民聚居的地区实施了全民参保计划，养老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大病医疗救助体系也在不断完善当中。

锡伯族历来重视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各乡镇的小学、初高中教育机构相继完善，学校的规模日益壮大，班级增多，学生猛增。1978年，根据自治区《关于恢复锡伯文使用和恢复锡伯语文教学的通知》，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及巩留县、霍城县、塔城市共12所小学恢复了锡汉双语教学。改革开放后，本民族地区的办学硬件水平不断提高，教职工素质显著提高，各种现代化教学手段也日益完善，尤其是多媒体教学手段已被广泛使用，形成了多层次的新式教育。随着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锡伯族子弟相继进高等院校深造，一批又一批锡伯族干部和人才涌现而出。

教育的发展促进了锡伯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许多以前的口头文学得以以文字的形式出现，作为全国惟一的锡伯文报纸《察布查尔报》，自1946年创刊以来，至今仍在发行。20世纪50年代先后设立的两个锡伯文编辑室，共发行各类锡伯文（含满文、锡汉合璧或满汉合璧）读物近500种。民俗活动、历史文化古籍得以被保护并开发。著名作家梁上泉根据锡伯族士兵从家乡带回十颗小白杨，种在哨所旁，陪伴哨所战士工作、生活的故事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歌曲《小白杨》，至今广为传唱。

图伯特（1755年—1823年）， 乳名图克善（锡伯语即犊牛之意），姓伊拉里氏，乳名图克善，沈阳市（今沈阳市）北郊达子营人。清代锡伯营总管。图伯特早年随父辈西迁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戍边，18岁应试披甲，后升迁为锡伯营总管。1802年10月图伯特率400名兵丁劈山凿渠，引伊犁河水灌溉，开荒造田，历时7年，开凿出伊犁地区历史上第一条人工大渠“锡伯渠”，后名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大渠”。 1810年，图伯特在觐见爱新觉罗·颙琰的返回途中，晋升为塔城市领队大臣。1823年，图伯特去世。

色普希贤（1837年—1907年）清朝锡伯营领队大臣，亦作“色布西贤”。伊拉哩氏。旗佐不详，早年生平不详。同治四年（1865年）、任正蓝旗骁骑校。光绪七年（1881年），升任总管。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升任锡伯营领队大臣。在清政府与俄罗斯进行收复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谈判活动中，色普希贤陪同谈判。署理索伦营领队大臣期间，色普希贤主力教育，是伊型锡伯族双语教育的开始。为了鼓励学生用心学习，他曾写下《劝学歌》，成为锡伯族脍炙人口的民歌。色普希贤过世后，尚学会将开办的学校取名为“色公学校”，以示纪念色普希贤兴办教育的举措。

额尔古伦（1768年—?），清朝将领，锡伯营镶红旗，伊拉里氏。19岁时应试入选披甲，不久后升任委官、骁骑校等职。爱新觉罗·颙琰年间，先后正白旗佐领、锡伯营副总管、锡伯营总管。爱新觉罗·旻宁四年（1824年）十月，带领锡伯营官兵越冰岭驰赴喀什噶尔，道光六年（1826年）参与平定清平张格尔叛乱。次年，清军收复喀什噶尔城时，额尔古伦又率军激战，攻下英吉沙县等其余三城，因功赐封号并绘像于紫光阁。

佟丽娅（1983年— ），中国内地女演员，舞者，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锡伯族。2000年，佟丽娅考入了新疆歌舞团，成为一名舞蹈演员，在此期间，她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2008年，佟丽娅因古装剧《母仪天下》“赵飞燕”一角被观众熟知，后凭借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中沈冰一角走红。此后她在电影和电视两个领域出演多部作品，逐渐获得观众认可，2015年，佟丽娅凭借《平凡的世界》中田润叶一角获得第28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第19届华鼎奖中国当代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奖。2018年5月，她出演的《超时空同居》获得第26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受欢迎女演员奖、除此之外，还获得“中国好演员优秀演员奖”“中国好演员绿宝石奖”奖项，还曾担任了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主会场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