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是小行星3789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之一，中国境内回族人口有11377914人（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不包括台湾省），在中国56个民族中仅次于汉、壮，位居第三位。主要分布在西北的陕西省、甘肃省、宁夏、青海省、新疆等省份，从全国范围内看，西部地区最多，东部次之，中部最少，且呈“大分散，小聚居”的居住特征。宁夏回族自治区是其主要聚居区。回族通用汉语文字，回族先民东迁初期，阿拉伯语、波斯语、汉语通用，随着长期杂居，汉族成分增多，逐渐以汉语为本民族通用语言，且形成不同方言，并保留了一些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

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回回最初是他称，可能是“回纥汗国”“回鹘”的音转或俗写，后变为自称。关于回族起源，民间传说回族先民或来自阿拉伯麦加，或来自西域、回纥汗国(维吾尔)等不同地区，但这些回族先民均是男的，且他们在长安娶了当地女子定居中国内地。唐宋时期，回族的先民主要是来自阿拉伯、波斯等地的商人，他们侨居在中国，被称为“藩客”。元朝时，蒙古国武装部队西征期间，大量的回族先民东迁到中国来，他们主要以驻军屯牧的形式，以工匠、商人、学者、官吏、掌教等不同的身份，散布在全国各地。明朝，回族正式形成伊斯兰教文化和汉文化共生的两元一体文化结构，并在饮食、婚姻、礼仪、吕金虎、丧葬等习俗方面受伊斯兰教影响遵从《古兰经》更加规范化。当时回民众多，迁徙广泛，大约经历了200多年，以回回人为主体，融合了国内汉、维、蒙等多种民族成分逐渐形成为新的民族共同体。清末、民国以来，面对统治者的镇压政策与外国列强的民族入侵，回族人民奋起反抗，发动了多起人民起义与爱国运动，其中，"二七大罢工中回族人吴祯遇害事件"，唤醒了回族人民。此外，清末、民国时期的回族在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发展更加繁荣。

新中国成立后，回族聚居地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从而实现了民族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实行了一系列促进回族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经济、交通、教育、医疗等各项事业均取得进步和发展。同时，回族涌现了大批人才，如史学家白寿彝和杨志玖；“中国交响乐之父”（音乐指挥家）李德伦；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广学、蒋锡夔、刘广均等，他们均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此外，“回族服饰”“回族曲艺乐器—花儿、宴席曲”“回族婚俗”“回族武术”等多种传统文化风俗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回族婚嫁风俗与丧假风俗形成具有伊斯兰教色彩的风俗，饮食方面除三大清真菜系外，面食糕点，小吃也独具地方特色。服饰以圆帽、戴盖头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宗教文化与艺术主要表现在三大重要节日和形成了民族特色的音乐——“花儿”和“宴席曲”，以及出现了石雕、木雕、砖雕和灰泥浮雕特色工艺与包含剪纸、刺绣、面花艺术等的美术工艺。除传统体育运动外，回族武术被划分为“昆仑派”，是与登封市嵩山少林景区、武当、峨眉并称的中国四大武术派别之一。此外，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回回民族在历史上都涌现过不少杰出的人物，如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天文学家扎马鲁丁、清官海瑞、航海家郑和等。

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由他称演变为自称，回族人自称“回回”或“回民”。“回回”一词最早出现在沈括《梦溪笔谈》中，指唐朝以来安西（今新疆南部及帕米尔高原以西部分地区）一带的“回纥汗国”人（“回鹘”人）。据徐霆的《黑鞑事略》一书描述，“回回字”指“回鹘字”。在《蒙鞑备录》中“回鹘”“回回”是同名异译。而“回鹘”又是“回纥”的更名。所以，“回回”是“回纥”“回鹘”的音转或俗写。元代以后，“色目人”中以回回为主，“回回”不再表示唐宋的“回纥”“回鹘”，元代“回回”是汉民对外来群体的统称，是泛指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为主体包含多元化次群体的由阿拉伯人、波斯人及其他西域人组成的族群。现在的回族是来源十三世纪初叶，蒙古国武装部队西征时，大量中亚各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以驻军屯牧的形式进入中原地区，并以工匠、商人、学者、官吏、掌教等不同身份散布在中国各地，于李纯孛儿只斤·蒙哥二年（1252）年成立“回回户”。明初回回民族正式形成，除东来的穆斯林外，还包括汉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其他少数民族的融合。回回由他称改为自称。至清代时，回族被称为“维吾尔族、回民”、维吾尔族为“缠回”，东乡族为“东乡回”、“蒙古回”，保安族为“保安回”等。此外，称伊斯兰教为“回教”，伊斯兰国家为“回教国”，伊斯兰教信仰者为“回教人”。清代的“回”代表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和伊斯兰教。民国初期，孙中山提出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其中“回”代表在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2011修正)成立后，“回回”一词被正式确定为回族称谓，并与“伊斯兰教”在概念上有了明确区分，成为回回民族的简称。

回族也有一些他称。宋元时期，蒙古族的官方文书将回族先民称为“撒尔塔兀勒（Sartqul）”；元朝将Musulman（穆斯林）音译为“木速蛮”和“木速鲁蛮”，意思等同于汉文中的“回回”，此种情形也见于明代的《回回馆杂字》（汉语、波斯语分类词汇）、《高昌馆杂字》（汉语、维吾尔语分类词汇）。如今，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对回族有不同的称谓。回族被藏族称为“卡西（Kace）”，或许是因在西藏自治区地区的一些回民来自克什米尔；被蒙古族称为Hotun，据说因为在当地有部分回族来自和田县；被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称为“东干（Tung’gen或Tung’gan）”，据说因为当地回族来自潼关，Tung’gan的另一种寓意是“留下来居住”；因回族中马姓较多，回族被四川彝族地区族称为“马家（Majia）”；此外，回族被云南省的、傣族将称为“帕西（Basi）”，意为来自波斯的人。

关于回族的起源，有很多民间传说，如《回回原来》《回回的来历》《回回的得名》《灵州回回的传说》《回汉自古是亲戚》《宛斯》《唐王搬请回回降妖》《三千唐兵换三千回回兵》《缠河的传说》等，但大多数都是由《回回原来》的演变的，有长有短。虽然讲述了回族的先民来自阿拉伯麦加，或来自西域、回纥汗国(维吾尔)等不同地区，但这些回族先民均是男的，且他们在长安娶了当地女子定居中国内地。而《缠河的传说》讲的是另一种内容，但也讲到主人公的名字叫阿不都，他也与当地女子结婚而留居中国内地。

据《回回原来》记载，唐朝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时某夜，朱聿鐭做一噩梦，梦醒受惊，随后听信大臣说西域有回回可以消灾解难，便派大臣去西域拜见回王，回王派高僧该思、吴歪斯、噶心来大唐，但该思与吴歪斯病死途中，噶心来大唐后，受到唐王的厚待，后来唐王想留噶心常住大唐，便用三千唐兵与回兵相互交换，并为其许配妻子，这三千回兵不断延续，成为现在中国回教徒的祖先。

据《缠河的传说》记载，相传元朝年间，蒙古第一次西征后在洛阳市留守一支兵马驻守洛阳府，他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其中的西域兵却军纪严明与之相反，营中有一名英俊潇洒、武艺高强的伍长名叫阿布都。一天，阿布都回营途中经过一个村庄，一户人家传来姑娘的惨叫声，原来是有个士兵正准备糟蹋一位姑娘，阿布都挺身而出杀死士兵救下名叫姻姻的姑娘。后来阿布都为躲避官军追杀，藏在山洞里，这期间，姻姻一直给阿布都送饭，时间一久，两人便产生了感情。追杀风声一过，两人就下山成亲，从此过上了男耕女织的生活。姻姻还生下一男孩。好景不长，有一年大旱，人畜缺水，阿布都为寻找水源，带着乡亲们在自己曾藏身的山洞打井。阿布都在井下挖土，乡亲们用筐往上提，就这样挖了过了七天七夜，眼看要出水了，阿布都却被埋在井底，乡亲们提上来得土筐只有阿布都的缠头布。姻姻抱着缠头布痛哭，眼泪流在垂在井里的缠头布上，突然随着姻姻的眼泪，缠头布变成一股泉水像缠头带子一样流向远方。人畜与庄稼都得救了，可阿布都却牺牲了。人们为了纪念阿布都把这条河流叫做缠河，缠河两岸的人们也都随了阿布都的风俗习惯，这就是洛阳市回回的来历。

回族族源，最早可追溯到唐宋时期在华侨居的穆斯林“蕃客”。当时，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于公元610年在阿拉伯半岛麦加开始宣扬伊斯兰教，经过23年基本统一了阿拉伯半岛，随着他的继任者不断发扬传播并建立了地跨亚、非、欧三洲的阿拉伯帝国。华人称阿拉伯国家为“大食国”（系波斯文Tazi或Taziks的音译）。中阿两国一东一西，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保持着频繁往来。李治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阿拉伯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帝国首次派遣使者来华。虽然这是唐与大食的首次官方交往，但民间交往要更早。此后，阿拉伯遣使来小行星3789不断，据《旧唐书》和《册府元龟》记载，自永徽二年(公元651年)至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的147年间，仅大食向唐遣使就达39次之多。

据说穆罕默德穆罕默德说过：“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这句名言激励了阿拉伯、波斯等地的各族穆斯林商人、传教士等络绎不绝来到中原地区。他们来中国后多集中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市、泉州市、扬州市、杭州市，并深入内地的长安、开封市等地，从事香料、象牙、珠宝药材和犀牛角等类物品的贸易，并带回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其它商品。由于以经商为主，中国人称他们为“蕃商”和“胡商”等。阿拉伯的各族人来华通商贸易，一般多在冬季归国。但由于商业频繁，有利可图，加上唐宋政府鼓励商业贸易，因而有不少人便留居中国不归，称之为“住唐”。他们到中国后，娶妻生子，学习汉语，逐渐融入中国社会，便出现了“土生蕃客”和“五世土生蕃客”的称呼，被视为回回民族的先民。同时，为了自己宗教生活的需要，在居住区修建了中原地区最早的中国清真寺与公共墓地，保持了独特的文化个性。这一时期的“蕃客”还是属于侨居的性质。两宋时，由于阿拉伯地区社会趋于动荡，迫使许多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迁居占城，后因占城与真腊交战而再迁中国留居，他们是今日海南回族的先民。由于宗教关系，宋代东来的犹太人，后来也成为回族一部分。

元代是中国回回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即准备时期。13世纪初叶，蒙古国武装部队西征期间，一批批中亚各族人以及波斯人、阿拉伯人，不断被签发到中国来，并成为回族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当时色目人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他们主要以驻军屯牧的形式，以工匠、商人、学者、官吏、掌教等不同的身份，散布在全国各地，均成了今天回族先民，因而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伊斯兰教也因之传播到各地。由于屯戍和手工业、商业的等共同的经济及清真寺的广泛扩建，开始显露出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回回在元代被称为“啰哩回回” 、“绿睛回回”、以及被改宗伊斯兰教的基督教徒、教徒等。此外，宋元时寓居在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即“占城回回”、中印半岛南部和南洋诸岛上属于马来人种的“昆仑回回”因迁居中国也成为回族的先民。维吾尔族普遍接受伊斯兰教信仰后，当其迁到内地渐渐同化于回回之中。元、明以来，不少蒙古贵族及其士卒因接受伊斯兰教教信仰而逐渐同化于回回之中。另外，由于通婚和政治等原因，以及接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原因，回回中不断吸收了一些汉族的成分。

由于回回人在元朝建国过程中有着特殊功绩，因而蒙古统治者对他们往往多加依赖，给予较高的政治地位，这在客观上有助于回回人力量的壮大。加之与汉人、蒙古族及东迁的西域其他族类之间的通婚和社会经济联系，因此，元代回回人逐渐在新的环境下不断整合，至元代末年，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以伊斯兰教为纽带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此外当时东迁的西域哈剌鲁人、阿尔浑人以及唐宋以来留居中原地区的穆斯林蕃客后裔，也成为元代回回人的重要成员。

学界认为明代是回回民族最终形成的时期。元朝灭亡以后，回回人和蒙古人一样，也有一个逐步内附的过程。随着明初全国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回回的分布和经济情况也有一定的发展和变化。在陕甘，回回继续垦荒种地，并不断有归附明朝政府的回回人迁徙到这里来，人口逐渐增加。当时陕西关中、甘肃河州、宁夏灵州至平凉市、固原市各州县，回民众多，形成了回回的主要聚居点。随着商业贸易的往来，回回军士的屯田镇戍，官吏学者的宦游，特别是农民起义中的流动迁徙，使回回的分布就愈来愈分散。但在农村往往自成村落，在城镇往往聚居关厢或若干条街巷的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始终不变。明代文献记载：回回“同类则相遇亲厚，视若亲厚，视若至亲。” “自守其俗，终不肯变。”大约经历了200多年，除东来的穆斯林外，在伊斯兰教影响下，回族族源中还有汉、蒙古、维吾尔等族的成分，甚至还有犹太人的成分。这些人的加入，促进了回回民族的形成。回族是以东来的穆斯林为主，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吸收和融合了多种民族成分而逐渐形成的民族。关于东来的穆斯林，除前面介绍的唐宋时期的穆斯林“蕃客”及元代东来的“回回人”外，明代则有中亚等地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入附中原后，被安插在西起甘肃省，东极海表，北自辽东，南至滇桂的大部分省份中，成为回族族源的一部分。

回回在明代中国总的趋势是与中国社会进一步结合，对国家的进一步认同，与中国各民族的交往更加密切。同时，他们的语言文字、居住特征、风俗习惯、民族心理也在中国的汉语言文化环境的平台上进行了一次新的整合，并逐步定型，最终形成了伊斯兰教文化和汉文化共生的两元一体文化结构，构成独特风格的回回民族形态。如回族将汉语言文字作为本民族交际工具；分布特征呈大分散、小聚居特征；回族在饮食、婚姻、礼仪、吕金虎、丧葬等习俗方面受伊斯兰教影响遵从《伊斯兰教圣经》更加规范化。

明末农民大起义中，陕北地区和甘肃省东部的回民在马守应的率领下，成为当时张献忠、李自成起义军的主力之一。清顺治五年（1684年），米剌印、丁国栋在“反清复明”的口号下，率领了持续两年的甘州起义。乾隆四十六年和四十八年（1781－1783年），先后发生了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苏四十三和通渭县石峰堡回民田五的两次反对地方政府的活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随着各种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云南省和西北回民联合当地各族人民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自1856至1874年，杜文秀领导的云南西部回族起义军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地区坚持斗争了18年。1862年，太平军和捻军进入陕西省，关中各地回民纷纷响应，短时间形成了十八大营，转战陕甘，最后于1877年失败。清朝末年，为了最终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回族人民奋起斗争，从各个角度打击清王朝。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发动辛亥革命，回族人民积极参加这一伟大斗争。

总体而言，回族在清代进入巩固发展时期。在清朝，回族的社会政治地位降到了历史上的低点。但回族在全国各地聚居点仍在增加，其中尤以西北的陕甘宁青和云南省、山东省、河南省、安徽省等地人口最为稠密。以清真寺为中心的“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征更加明显，至爱新觉罗·旻宁年间，回族人口已达200余万，形成了西北、西南、中原华北和江南四个集中分布区域。其中以西南西北最多。西北地区以今陕、甘、宁、青、新为回族第一大分布区。中国西南地区以云南为中心，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等地，成为清代回族相对集中的第二大分布区。同时，回族开始大量迁居东北三省、西藏自治区及台湾省，“回回遍中原地区”之说，在清代才算获得完全意义。

民国时期是回族觉醒和争取解放时期。由于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和马家军阀的反动统治，从辛亥革命以后到抗日战争爆发前这段时间，回族在政治、经济上长期受到压迫与剥削，灾难深重，生活贫困，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缓慢，长期陷于停滞和落后状态。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为回族人民的彻底解放指明了方向。在五四运动中，马云亭、郭隆真、刘清扬等为代表的很多回民先进分子为共产党建立积极做出贡献。如山东济南市回民投身于当地运动，组织了“回民外交后援会”等爱国团体，参加了捣毁亲日派喉舌《昌言报》的斗争。马云亭等三位带头的回民爱国人士惨遭亲日派军阀回奸马良的杀害，进一步激起了山东省、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各界人士的爱国义愤。在天津，郭隆真、刘清扬等回族进步女青年，积极参加爱国演讲、宣传、请愿、示威等，并和周恩来、邓颖超一起组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小组——觉悟社。后来郭隆真同周恩来等同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1930年郭隆真在青岛市从事工人运动，于次年，不幸被军阀杀害。

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地工人运动如“二七”大罢工、省港大罢工等，以及各地的农民运动，也都有回族先进分子参加。长辛店镇机车厂工人吴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劳动补习学校学习，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得到工人的信赖，被选为铁路工会委员，后在“二七”大罢工中，担任调查团团长，被军阀吴佩孚逮捕，受尽酷刑，被害牺牲。至此，回族人民觉醒。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在回族中播下了更多的革命种子。红军在回族地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回民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使广大回族群众深受感动，使他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主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在甘肃省省西吉县（今属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单家集，毛泽东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热情地与回民交谈，并参观了清真寺，向阿訇仔细了解回民的生活情况，受到回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在长征中，回族群众主动给红军送情报，当向导，支援红军。还有不少回民青年踊跃参加红军，北上抗日，在陕甘宁边区还成立了回民骑兵师。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在陕甘红军的帮助下，回族在甘肃正宁县龙咀子第一次建立了红色自治政权，成立了党组织，发展了回族党员，进行了分粮食、分土地的革命运动。1936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在甘肃省宁夏交界的豫旺、海原县一带的回民聚居地区，帮助当地回民建立了“豫海回民自治政府”，选出雇农出身的马和福为自治政府主席，还建立了以回民为主体的县游击大队，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反封建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回族中的早期实践。

中国抗日战争中，回族各阶层人士纷纷投入救国运动中。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回民建立了各种抗日救国组织。在回民较多的地方还帮助建立了乡一级的自治政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帮助下，在陕甘宁边区以及河北省、山东省、山西省、安徽省等地从无到有建立了大小数十支回民抗日武装。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回民抗日骑兵团，他们战斗在庆阳市一带，对保卫边区和开展回民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冀中，马本斋率领的回民支队，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和八路军的战术原则，对团结冀中地区广大回、汉族人民，坚持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到解放战争时期，各地回民武装多编入野战军，为解放全中国而继续战斗。在中国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各阶层回民，面对国民党政府覆灭前的种种暴政，积极参加了罢课、罢工、罢市、抗税等各种爱国民主运动。河南省、云南省等地回民，积极参加了当地的反蒋敌后的斗争。在北平市、天津市、南京市、西安市、昆明市等地从事地下工作的回民党员，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为迎接这些城市的解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非常关怀回族的工作。当时，在中央党校和中央民族大学积极培养回族干部，并建立了回民的群众组织。1941年，《回回民族问题》在延安出版，该书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地论证了回回是一个民族，驳斥了蒋介石否认回回是一个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谬论，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回回民族的政策，指明了回回民族解放和发展的方向，对回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有很大的影响。

2020年回族是人口分布县级地区数量最高的少数民族，全国仅有4个县级地区没有回族人口分布。据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中国境内回族人口有11377914人（2020年，不包括台湾省），在中国56个民族中仅次于汉、蒙，位居第四位。宁夏回族自治区是回族主要聚居区有252万人，是全国回族人口最多的省。回族人口除宁夏外超过50万的地区有：贵州省20.4万，甘肃省134万，新疆110万，河南省94万，青海省94万，云南省73万，河北省56万，山东省55万。

回族是中国分布最广的民族之一，全国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分布。按东、中、西三大地区来分，回族人口最多的在西部地区，其次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最少。按南北来分，回族人口主要分布北方各省区，南方较少。 虽然回族的分布特点被有些学者定为不规则的“丁”字形，或“衣”字型，但总体表现为“大分散，小聚居”的特征。“大分散”主要表现为全国2000多个县（市）几乎都有回族分布。此外，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回族人口占所在省区市总人口10%以上的只有两个(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省)，占1%－5%的有6个，占1%以下的有23个省区市。同时，从回族人口占各地少数民族总人口的比例来看，最高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回族人口占到了这些省区少数民族总人口的50%以上。

“小聚居”的特点在回族居住形式上集中体现，特别是西部地区，回族连片聚居，如北方地区的回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而东部大运河沿线一带地区以县、村、街道聚居。与西北不同，东南地区回族聚居则是百人到万人左右的规模聚居。回族“大分散，小聚居”格局集中表现在回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乡的分布上。回族自治地方一共有14个，其中，1个自治区，2个自治州、11个回族自治县(包括联合)；其中1个自治区、2个自治州和6个自治县（回族自治县共11个，包括联合）均在西北。全国有回族乡140个，西北地区只有37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南地区有28个，华北地区有27个，华东地区有12个，东北地区有5个，中南地区有31个。在中国183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大约有97个城市的主要少数民族是回族，特别是东中部城市，回族占的比例更高。此外，回族在中国4个城市的行政建制上专设回族区，分别是洛阳市的瀍河回族区、郑州市的管城回族区、开封市的顺河回族区、呼和浩特市的回民区。

宁夏的回族人口遍布各地,分布面很广。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宁夏全区回族人口4612956人，占宁夏总人口的35.04%。全区20个市县都有回族人口，而且全区95%的乡,所有的镇、街道都有回族人口居住。从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宁夏回族人口除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外，又有自己的分布特点：一是南部多、北部少。宁夏回族人口按照地区分布的比重顺序为固原地区(48.67%)、银南地区(33.68%)、银川市(9.86%)、石嘴山市(7.91%),呈南多北少的分布状况。人口数量最多的7个市、县的回族人口占全区回族人口的 74%，并且每个市、县回族人口的比重都在40%以上，最高的泾源县高达96.84%，其次是同心县80.41%、海原县68.63%。二是乡村多、城镇少。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在全区336个乡、镇、街道、农场中,回族聚居的有132个,居住着约110万回族人口,占全区人口的68.32%。三是山区多、川区少。南部山区八县自然条件差，经济不发达，全区63.39%的回族人口居住在这里。

云南是继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河南省、青海省、新疆等省区之后，回族人口较多的地区之一。据1998年统计，云南全省有回族59.34万人，约占全省少数民族人口的4.48%。据2000年云南省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回族有64万人。在区域分布上，云南全省各县(市、区)几乎都有回族居住。回族主要分布在云南东部，约占50%；中部次之，约占40%；西南和西北部较少，不到10%。原来没有回族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及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一些边境县，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回族干部、职工的调动和一些小商贩前往经商，也有了回族人口。

在贵州省，回族大部分在西部，其次为西南部及地处中心的贵阳市。全省所有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均有回民，以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最多。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有68403人，占全省回民总人数的54%以上。其次为兴仁县和平坝县，分别为8972和6515人。有1000人以上满5000人的有13个市、县、特区，即贵阳市的云岩区、南明区，六盘水市的水城特区、盘县、六枝特区、钟山区，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普安县、安龙县，毕节地区的赫章县，安顺地区的安顺市。

在四川省，回族主要分布在盐亭县、青川县、平武县、阆中市、苍溪县、宜宾、高县、新都区、崇州市、西昌市、德昌县、会理市、松潘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等县以及成都市、泸州市、自贡市、内江市等地，和汉族或其他民族杂居散居。据1978年统计，当时四川回族约8万人。

清末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中国西北地区（陕西、甘肃、宁夏等地）爆发了大规模回族农民起义，白彦虎是其中一位杰出领袖。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作为起义中一位领袖白彦虎在左宗棠的逼迫下，于1877年冬率余部翻越雪山，避居于托克马克（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一带,幸存者仅有3314人。这是最早的一部分东干族人。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俄国被迫归还伊犁，约5000名居住在伊犁地区的回族人撤到俄罗斯，与先前已经居住在那里的回族白彦虎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今天东干族的雏形。关于“东干”一词的来源，“东干”即“东甘”，指甘肃东边或“东边的人”，苏联政府于1942年正式将这部分来自中国的回族命名为“东干族”。此后，东干族形成了一个新的海外华人族群。他们大多属于清朝同治年间迁居中亚的中国西北回族的后裔。

截至2016年底，东干人有15万左右，人口分布也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大分散”，是主要分居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及俄罗斯四国；“小聚居”，就是集中居住在各个乡庄、村落和城镇社区。此外，东干人内部还有“老教”和“新教”之分，“新教”中又有“门宦”之别。

中亚东干人绝大多数分布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两国，有七成多分布于楚河两岸的平原上。由于籍贯之别和教派之争，目前，陕西籍回族后裔的东干人主要居住在哈萨克斯坦，而甘肃省、新疆、青海省籍回族后裔的东干人主要居住在吉尔吉斯斯坦。在楚河南岸吉尔吉斯斯坦一侧的楚河州和比什凯克，居住陕西籍和甘肃、新疆籍回族后裔。比什凯克市西郊的亚历山大诺夫卡镇及哨胡芦村，是吉尔吉斯斯坦东干人最多的乡庄，合计约有17500人，为甘肃、新疆籍回族后裔。在楚河北岸哈萨克斯坦一侧，属于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库尔岱县的几个东干乡村和县城，聚集着哈萨克斯坦7成以上的东干人、约5.3万人，大多是陕西籍回族后裔。有研究、统计认为：按籍贯的人口划分，约占东干族总数的55%是陕西籍回民后裔，约占东干族总人口的45%的多为甘肃省、新疆、青海省籍回民后代。

当今的回族通用汉语，不同地区保留当地的方言。在回族先民形成时期，阿拉伯语、波斯语和汉语是主要语言，后迁入中国后由于回族先民脱离原民族的生活与居住环境、方便回族自身的日常交流、与汉族通婚、政治、宗教等各方面的原因，回族先民在明末清初时期汉语言文字逐渐取代阿拉伯语（阿拉伯语）、波斯语（波斯文）。并保留了一些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

元朝时期的“回回文”是指新波斯文、又称“普速蛮字”。当时元朝政府中设有回回译史、回回掾史、回回令史，就是用回回文起草文书、翻译文书的专职人员。同时元朝还有官办的回回国子学和回回国子监，教学主要内容是新波斯文。进入明代，尽管官方还有从事穆斯林语文教学、翻译工作的“回回馆”，而汉语作为回族的共同语言已经固定下来。明中叶，伴随经堂教育的兴起，出现了经堂语和小儿锦。

“小儿锦”又名“小经”“小儿经”源于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小儿锦的使用非常广泛，不仅在经书写作时使用，有时也被运用在通信、记事等交际中，有时超出寺院，它是盛行于中国回族中的一种阿拉伯字母拼写汉语的拼音文字。其中也包含着一些阿拉伯、波斯的语汇，有时也夹杂着个别的汉字。当回族群众为了记住所学习的汉文字，或是需要表达某种思想、情感时，他们使用阿文的字母把汉文的音、义拼上，形成为一种拼音文字。因此，“小儿锦”如同回族人民学习使用汉语言文字的特殊工具。此外，与其它民族杂居的回族也会使用其它民族的语言文字，并受到他们文化的影响。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回族，就还使用傣语、傣文，穿傣族服装，住傣族式的竹楼；云南洱源县的回族，穿白族服装，使用白族语；迪庆藏族自治州和拉萨市地区的回族，使用藏语文；和彝族杂居的四川凉山的回族，兼通彝语。此外，在内蒙古自治区和新疆地区的回族，有不少人兼通蒙古语、维吾尔语或哈萨克语。

经堂语是中国伊斯兰教清真寺经堂教育中使用的一种专门语言，它是用汉语音译阿拉伯语或波斯语，或用汉语语汇意译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并吸收和改造了中国儒、道、佛各教经典用语和民间用语的成分。在中国习用汉语作为交际工具的回族穆斯林经师们，为了学习、转译和理解阿拉伯语和波斯文宗教课本的需要，经师们在讲述时除用汉语外，还夹带一些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音译、意译借用。这些外来的音译、意译借用，除了“说”之外，后来也用于“书面语言”中。于是这些新造的词汇便流向回族群众，流向社会。这就是所谓的“经堂语”。如称真主为安拉，称信仰为“伊玛尼”，称教徒为穆斯林等等。还有借用汉语词汇，但其意义有别于汉语原词。例如：要为(真主所欲为也，要有即有，要无即无)，口唤，朝向，把斋等。

回族是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伊斯兰教对回族的形成和发展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回族形成后，各地回族一直延续着这一信仰。伊斯兰教在唐朝被称为 “大食法”，元明时期，称作回回法，回回教门、回回教等。回族的信仰包括内心诚信、诵念表白、身体力行三个部分。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是：信安拉（真主）、信经典、信天使、信先知、信末日和复活、信前定。信安拉(真主)是最重要的信条，认为安拉是独一无二的，它可以创造世间万物，日月星辰及主宰宇宙的一切。回族宗教学者把这一信条编为十六字“清真言”，即：“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真主使者。”信天仙（天使），即认为除了人世即人的世界以外还有个妙世，真主用光创造的诸天仙即属于妙世的世界范畴。天仙是真主造化的，无性别、无老幼，遵照真主的意志管理天上和人间一切周转和善恶以及自然现象等。信经典，即信仰《伊斯兰教圣经》及其在穆罕默德之前的一切经典。除《古兰经》外，对《圣训》也很重视。《圣训》是穆罕默德的言行记录。信先知，先知是信士们的启迪者，他所传达的指示是安拉意志的体现，因此，对先知的服从与对真主的服从是一致的。先知的使命就是让人们建立对真主的虔诚信仰，按先知的话去做，接受先知对各种纠纷的仲裁。信末日和复活，即认为整个宇宙及其一切生命，终究有一天会全部毁灭，然后安拉使一切生命复活。人死后也可以复活。信前定，即认为人生的寿命长短，贫富贵贱，善恶丑美，一切均由真主在生前已定夺好。

伊斯兰教规定所有人必须履行念、礼、斋、课、朝等五功，并列为信仰的基本功修。“念”就是男女老少都要学会念清真言，即安拉是独一无二的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这句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礼”即礼拜，主要包括每日的晨礼、晌礼、礼、昏礼、霄礼等五时拜，每周五主麻的聚礼，以及每年开斋节、古尔邦节两次大型的会礼。“斋”就是斋戒，又称“封斋、闭斋、把斋”。伊斯兰教历九月（莱麦丹月）来临之际，除病人、旅客、怀孕和哺乳的妇女外，教徒每天从黎明到日落戒除一切饮食和房事。“课”也叫天课，伊斯兰教规定，每个穆斯林必须把自己的财产按十分之一到四十分之一的不同比例，交给清真寺，这属于“济贫税”，可以散给贫穷者、管理帐务者、无力赎身者、不能还债者和无依无靠的人，也可以用于修桥、办教育及其它慈善和公益事业。“朝”即朝觐，伊斯兰教规定凡是身体健康的，经济条件许可，在旅途平安的情况下，不论男女穆斯林，在一生中要去天房朝觐一次，朝觐活动在每年伊斯兰教历十二月上旬举行。除了五功以外，还要求子女要孝顺父母，夫妻要相互敬爱，回族同胞间互相宽忍，朋友间真诚相待等等，这均被视为信仰的一部分。

受伊斯兰教影响，回族的禁忌习俗主要有信仰、饮食、社会行为等三方面：信仰禁忌方面：禁止崇拜偶像，“祀天不为像"，禁止信鬼神，禁止求签算命，禁止搞驱鬼治病，禁止看阴阳宅第及烧纸上供等迷信活动，只信奉惟一的真主(安拉)。饮食禁忌方面：回族是禁猪的民族，除禁食猪肉外，还禁食驴、马、骡等奇跨不反刍亚目的肉；禁食凶禽食肉目的肉，如鹰、虎、豹等；禁食自死的牛、羊、驼等牲畜的肉；禁食非穆斯林和非诵安拉之名屠宰的牛、羊、驼、鸡、鸭等动物的肉。社会行为禁忌方面：回民还禁止以食物开玩笑，特别是不能用禁食的东西作比喻，如形容辣椒、西红柿象血一样红等。不准在水井、泉眼附近洗漱、洗衣，不能将容器中的剩水到回井中。禁止放高利贷，禁止赌博、盗窃等，提倡劝人行善，止人千歹。不准高利盘剥穷人或用非法手段巧取豪夺及偷盗、抢劫他人财物。同时鼓励人们干好事行善，反对干坏事损人利己，是回族穆斯林社会行为的道德准则。

唐宋时期，随着阿拉伯、波斯等地的穆斯林进入中原地区后，伊斯兰教也传入中国，当时穆斯林的聚集之地被称为“藩坊”，同时，为了方便管理，成立了“藩坊”组织，并于唐朝在藩坊建造了中国最早的清真寺—怀圣寺。蕃坊是一种政教合一的社会组织，每一蕃坊有一位蕃长，而蕃长是由皇帝或皇帝授权的地方官员任命德高望重、财力雄厚的人担任，来处理穆斯林事宜的执法者。宋代的蕃长是朝廷任命的官员，穿戴须按照朝廷规定的服装制度。此外，宋代的藩长还需招邀藩商来中国经商，不仅增加朝廷税贡收入还可以满足宫廷及市场需求的货物。

元朝时期，随着来中原地区的穆斯林人数不断增多，分布地域也不断变广，为了管理来华的穆斯林，在孛儿只斤·忽必烈忽必烈时期，元朝政府正式成立“回回哈的司”，掌管穆斯林的宗教事务和刑名、词讼诸事，使自治其徒，并废弃唐宋时期的“胡商”“蕃客”“蕃坊”“蕃坊司”“蕃坊长”之称。回回哈的司从中央到地方均有建置，基本职能沿袭唐宋蕃坊的制度，也属于是政教合一的组织。每个有回回居住的城市都设哈的司，由侯赛因·谢赫伊斯兰(总教长)和法官(哈的)总管穆斯林宗教事务，处理回回的刑名、户婚、钱粮、词讼、大小公事。地方上哈的司大多置建于世界十大清真寺内，并且只要有回回人聚居区也都置建哈的司，如边远的亦集乃路(治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也有置建。此外，回回哈的司的置废与元代政治紧密相关，当回回人政治地位上升，哈的司的权力则增大，反之则被废置或受限制。如孛儿只斤·也孙铁木儿上位后，哈的司恢复建置，礼拜寺也到处兴建。唐文宗即位后，哈的司又被废置，文宗卒后很快又恢复。

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朝政府正式建立里甲制度，完善了基层行政组织制度，并将回族纳入了其坊、厢、里甲管辖之中。由于回族穆斯林特殊的宗教生活，所以在唐宋元蕃坊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与坊厢行政单位大体吻合的教坊组织。“教坊制”，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且不具有官方的政权色彩，与朝廷的地方机构无隶属关系，而是一种王权体制下的穆斯林从事共同的宗教活动的一种宗教组织形式。教坊由教众推举有名望的乡老为社头（学董、堂董）组成“伊斯力”（董事会）等管理机构，负责天课财务、寺院修建、延聘阿訇、兴办经堂教育、筹建回民公墓等有关民族、宗教事业。坊内的穆斯林，除当地基层行政机关在行政、司法、税赋、差役对其进行管辖外，其他一切婚、丧、礼、生辰、斋节等民俗、宗教活动，以及不触犯刑律的民事纠纷调解，均由教坊安排和仲裁。

教坊的特点首先表现为清真寺内的三掌教制，即由阿訇（掌教）、穆安津（赞礼）、海推布（掌教法）分掌权力。其次，以格迪目的“凯俩目”（真主语言）认主学为基本教义，但也融合某些苏菲派和汉儒的观点，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第三，各个教坊相互独立，各不隶属。第四，坊内教众通称为“高目（教民）”，泛称“乡老”，不分贵贱，一律平等。清初，苏菲派在中国西北部广泛流传，形成了门宦。门宦的教主对其所属的教坊实行严格控制，教主派出的“热依斯”管理一部分的教坊，由此出现了小寺属大寺领导，小寺掌教由大寺委派的现象。但因教派不同，其教坊之间的关系有的紧密，有的疏松，情形不一。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一批回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办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社团，积极致力于国家建设。清光绪末年，湖北汉口建立了清真自治公益会和清和保安会，这两会在维护地方治安、支援起义军作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11年，上海清真商团成立，积极宣传革命思想，推翻清朝统治。清末，四川省地区成立了文孝阁、清圣宫等回民帮会组织。前者以码头工人为主，后者以小商小贩为主。这两个组织和清真保路同志会在保路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五四运动时期，天津市回教联合会成立，积极投入游行、集会、演讲等活动中去，有力地声援北京市各界的爱国行动。济南市成立了以马云亭为首的救国十人团，他们利用主麻日在清真寺内宣传反帝爱国的主张。五四运动后，回族各界中民族意识进一步增长，维护民族团结，争取民族平等权利，成为广大回族同胞的共同要求。1929年，在杨新民的主张下北京成立伊斯兰学友会，后更名为中国回族青年会，并提出“站在中国回族之立场上致力于中国回族自由与解放运动”，主张各民族平等团结，反对大汉族主义。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由马德涵发起成立的西安市回民抗日救国会，参加人数达五百余人，组织群众游行，抵制日货，声援东北地区抗日将领马占山等。1937年将1935年成立的兰州市回族青年组织伊斯兰学会改革为中共领导下抗日救亡组织。同时，比较活跃的西北抗日社团还有西安回民学生抗敌后援会支会、西安回民青年战地服务团，包头市成立的西北回民救国会，以及在河南省、湖北、河北省、四川省等地纷纷成立了以宣传抗日为宗旨的回族社团。

1938年由时子周、王静斋发起并于武汉市成立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是国民党统治区影响最大的回族社团。1948年时，该会在全国有39个分会，388个支会，322个区会。曾经出版《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回教文化》等。抗战期间，冀鲁边区回民救国联合会是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和领导的抗日爱国组织，该组织出版了《正道周报》和《正道》杂志。东北解放后，先后成立有哈尔滨市回民联合会，东北回民联合会、黑龙江省宁安回民联合会，1949年北平市回民工作委员会成立。这些组织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要求，在维护社会治安、土地改革、支援解放战争、培养民族干部、解决回民问题等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化社团有1906年成立的东亚清真教育总会（次年改名为“东亚清真教育总会”），1907年成立于日本东京的留东清真教育会、中国回教俱进会。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1912年成立的中国回教俱进会，该会以“兴教育、固团体，回汉亲睦”为宗旨，，致力于回族教育与各项事业，所以大力开展回民教育，设立清真中小学；创办《穆声月报》《穆光半月刊》等杂志；成立“清真学理译注社”，请著名阿訇译注伊斯兰教经典；兴办各种公益事业；积极参加当时的社会政治活动。该会成立后，全国大部分省都成立支、分部，1936年时，分部已达200多个。同年，中国回族第一个妇女社团—上海伊斯兰妇女协会成立，注重教育的社团还有云南省的振学社、兰州市的回教劝学所、北京市的清真学社、湖南省的常德回族教育辅助会、青海省的青海省回教教育促进会、北京的穆友社、追求学会等。近代回族社团的基本目标是热爱祖国、热爱民族、改良宗教、互助互济。在近代历史上，它们动员了广大回族同胞参加抗日斗争；增强了民族意识；维护了回民的合法权益；促进了回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增进了中国穆斯林与境外穆斯林之间的友好往来。更重要的是奠定和发展了回族爱国爱教的历史传统。

回族有团结互助、赈济贫寒的传统，所以自唐宋以来，回族都有社会公益组织。康熙，广州市曾经有“以思尼老人会”，负责集资买产收息，以充实各家丧葬费用，实行经济互助。后又出现了“回族老人长寿会”和“回族济丧会”，继续开展互助互济，帮助丧葬和敬老爱老、纪念先人等活动，并办理了安老所、寡妇房等机构。同时期内，淮阳区也有过救济会、板布会、架子会等公益组织。救济会的主要救济贫困回民，帮助安排生活，从事生产，救济费用来源于清真寺董事或教长出面向回民募捐或清真寺地亩的收入；板布会是清真寺利用每年开斋节所收的天课、清真寺地亩收入及临时乐捐等，购买木板、白布，以埋葬亡人；架子会是组织回民帮助回民丧家安理亡人。

清同治年间，成都清真东寺创办了清善堂，由乡老轮流出资接济阿訇、海里凡、寺师傅和寡孤独、老弱病残的回民。清代湖南桃江县鲊埠设立了积谷会，专建社仓，设仓长经管，由各家捐集稻谷备荒。光绪六年（1880年），当地还建立了救婴会，主要保护女婴。由各家捐集稻谷置田作为基金，凡是贫困户生女一人，发给稻谷一担二斗，一般户生女五人以上者，也同样发给，供父母用作日后出嫁之用，凡逃荒归来者生有女婴则酌量救济，对溺女婴者则要重责。该会在保护女婴上曾起良好作用。清末在湖南省的其他地方还出现过敬畏堂，帮助回民家中丧葬挖墓、安葬。清代以来，安徽寿县有庇寒所，定远县有板布会。民国年间，寿县还成立过水龙会、太和县还有回民救火会，主要负责火灾时的灭火工作。1939年南京回教总会创办南京回教总会送诊所。1937年日本侵略者攻入南京市时实施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以王寿仁、张子惠阿訇为首的回族同胞，组成南京回教掩埋队，义务为亡人冲洗、殡葬，共掩埋百余具尸体。抗战时期，嘉兴市成立了回教教养所，由女慈善家杨慧贞捐款，1947年扩充为院，更名嘉兴教养院，收容老弱妇孺。

近代回族宗教团体在许多回族有识之士的呼吁宗教改革下纷纷成立。1909年，上海回民成立上海清真董事会，该会统管福佑路、日晖巷清真寺和墩基弄清真寺女学等。该会于1912年创办上海公立清真两等小学，1917年带头集资筹建小桃园清真寺，筹资营建上海穆斯林公墓，救济贫困穆斯林等等文化宗教活动。1912年5月在南京市成立了回教联合会，宗旨为“团结回族，维持宗教，联络声气”。以后陆续在全国各省、县设立支部四十余处。1918年在南京又成立了“南京市清真董事会”，该会力主宗教改革，向回民赠送马廷树刊印的多种宗教书刊，倡导废除阿訇世袭制，扶持回民教育事业，赈济贫困教友。1918年，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了香港中华回教博爱社。该社致力于伊斯兰教事务、文化教育和福利事业，先后建有礼拜殿，伊斯兰英文中学、小学和幼稚园等，在香港地区有广泛影响。

三十年代后，山西省、南京市等地也陆续成立宗教社团。1930年山西太原回族青年乔世达、梁秀山、马培生等为发扬伊斯兰教义，成立了伊斯兰讲学会。讲习完毕后，乔世达又创建太原伊斯兰学友会。1931年，南京金同亮、周鉴庭等创办认一同志会，通过宗教活动联络教友情谊。1932年，南京哈美成等成立清真教友会，联合各寺院教友，敬业乐居，守法守纪，并每月例会一次。

抗战期间，北平回民公会在牛街创办了北平妇女教义讲习会。1941年在南京有金玉望等成立南京回教总会。1947年，南京沙延培、哈志良、马国智等发起成立南京市回教青年教师联谊会，该会支持青年阿訇要求振兴伊斯兰教、反对少数人把持清真寺产的呼声。后因内部分歧和经费困难而宣布解散。1949年华南解放前夕，广州市成立了中国回教青年会，不久迁台湾。该会以团结穆斯林青年，推行教育，宣传教义，加强与国际青年组织联系为宗旨，创办《回教文化》杂志。

回族形成后，是一个以农业经济学为主的民族，但却以善于经商而著称。唐宋时代，蕃客就活跃在“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上。长安（今西安市）、河西走廊地区以及东南沿海的广州市、扬州市、泉州市、杭州市等城市，是他们经商落居的主要地区。他们开设“胡店”和“波斯肆”，经营香料、珠宝、象牙、犀角及中国的丝绸、药材、铜器、陶瓷等。先民的商业活动，沟通了中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加强了边疆地区与内地的联系，促进了沿途城镇的兴盛繁荣，也奠定了回族商业文化的基础。元代回回的商业活动扩展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香料、珠宝、金银饰品、粮食、皮张等是他们经营的主要商品。明代回族形成后，商业经济继续发展。

清代回族经济具有以农业为主，兼营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特点。回族农业已十分成熟且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牧业则从属于农业，以饲养牛羊为主；手工业以屠宰、制革、农产品加工、刺绣等为主，一些地方的回族还开发矿藏，发展矿业。商业作为回族的传统经济部门，在规模、地域、经营品种等方面都比明代有显著的发展和突破。并产生了一些著名的回族商业集团。回族在清朝的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发展更加昌盛。其中伊斯兰教经堂教育正式兴起并走向成熟，先由明末胡登州创办，后传衍全国。清政府日益腐败。回族面临生存威胁，纷纷起而抗争。

在近代经济方面，回族吃苦耐劳、善于经营的优良传统得到发扬，在牛羊肉行、皮货行、饮食行等特定行业中得到较大发展。传统经营项目珠宝玉器业亦得到较大发展。云南回族马帮贸易进一步扩大，为沟通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各国经济文化交流贡献突出。西北回族与蒙古、藏等民族的商业交易更趋活跃，其中西道堂集体商队最典型。各地回族工商业有所发展，著名的有北京市东来顺餐馆，天津正兴德茶庄。上海市马乙棠、金子云等上升为民族资本家。西北诸马军阀势力亦开办官僚企业。各地手工业如皮革、五金、民族特需品也都有所发展。但从整体看，回族经济仍以农业为主。从商者以小商小贩居多。

回族经营传统商业主要有珠宝业、香料业、医药业、饮食、屠宰业、马贩、驼队、羊皮筏子及其长途贩运业。珠宝业和香料业是回族先民从事的主要行业。早在公元７世纪前后，有许多波斯人来到扬州市、长安等地，从事以珠宝为主的生意。这个传统后来得到极大的发展，新中国建立前，北京市的珠宝业大约有70％是回族人经营的。而且回民经营的香料业、制药业、制瓷业等也蜚声海内外。饮食业是回族一项比较普遍的传统产业。俗语说：“回回两大行，小买小卖宰牛羊”；“回回两把刀，一把卖牛肉，一把卖切糕”；“回族三大行，羊肉、馒头、贩粮”，等等。这说明饮食业是多数回民生计方式。马贩、驼队也是回族普遍经营的一个传统行业。回民在历史上就喜欢养马、骡、驴、骆驼，还经常贩运牛、羊、马、驴、骡子、骆驼等，包头市等地的回民因背靠内蒙古自治区大草原，所以一般回民都以贩卖牲畜为业，从中营利。同时，大多数“马贩”主要用驴、马、骆驼经常出去搞长、短途贩运，而且走时找几个伴儿一起走，所以，过去回民习惯称马贩为“赶脚”“马帮”“驼帮”“吆骡子”，把赶车、马、骡的人叫“脚户”。

经堂教育是指在清真寺里，由开学阿訇招收穆斯林子弟，学习伊斯兰教经典，传授伊斯兰教义、教法等基本的宗教知识，培养宗教宣教接班人和穆斯林专门人才的特殊教育。它是16世纪陕西省渭城回族人胡登洲首先创设的，其后，其亲传弟子和再传弟子们活跃于东西南北各地，形成了陕西学派、山东省学派和云南省学派。在长期发展中，经堂教育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清真寺是推动经堂教育的重要场所，各地清真寺至今多附设有经堂学校。一般分为大学、中学和小学三种。经堂教育是中国回族教育史上影响最深远、延续时间最长久的一种宗教教育形式。

民国是近代文化教育方面开始全新发展时期。1912年7月，王宽在北京发起成立中国回教俱进会，以兴教育、固团体、回汉亲睦为宗旨，成为第一个全国性回民群众组织。其后建立的兰州回教劝学所、宁海回民教育促进会、上海中国回教学会及中国回教文化学会等组织，均为回族文化教育事业做出贡献。近40年中先后兴建一批新式学堂，如宁夏蒙回师范、成达师范、云南明德中学、上海伊斯兰师范、北平西北中学等。还选送6届回族学生赴埃及艾资哈尔大学留学，培养出一批优秀的穆斯林学者，如马坚、纳忠等。继清末《醒回篇》后，各地创办报刊达百余种，重要者有《中国回教学会会刊》《天方学理》《中国回教救国学会会报》等。

回族的饮食特点：(1)取料精洁。按照伊斯兰教规定，不吃不洁净的东西，所以回族风非常重视原料的卫生，选料很严格。(2)烹调工艺精细。这一点在菜肴、面点小吃均有体现。(3)花色品种丰富。菜品多达500多种，面点、小吃等多达千种以上。(4)有明显的地域性。回族风味大致分为西北、西南和京津华北地区三大流派。西北善烹牛羊肉、制作面食，风格古朴；西南善于制作家禽、菌类、蔬类和米面食，讲究清鲜；京津华北取材广泛，包括牛羊禽蛋、果蔬米面等，烹调善火候刀工。

元明两代的回回饮食独具特色。据明马愈《马氏日抄》一书记载，回回茶饭中会加入来自西亚、中亚的马思答吉、咱夫兰、哈昔泥、稳展、回回葱、回回豆等香料。这一时期常见的回回茶饭有：设克儿匹剌、卷煎饼、糕糜、酸汤、烩麻食、八耳搭、哈耳尾、古剌赤、海螺厮、哈里撒、即你匹牙、河西肺、撒速汤等。

明清以来，随着回族烹技术的改进，形成了三大中国清真菜肴的系统：一是以北京市为中心、长江以北的北方清真系统，它受山东菜、淮阳菜影响较多，烹调方法精细，特别擅长牛羊肉的加工。北京清真菜在元末明初时开始兴起且享有盛名。清中期后，清真餐馆遍布京城，因其风味不同，形成东西两派，东派用大汁大芡、红汁芡为主，善于小炒泡馍，西派菜精美、典雅，用白汁芡为主，善烧扒菜。两派交融后，逐渐形成穆斯林京菜；二是以新疆、甘肃省为主的西北清真菜系，保留了较多阿拉伯、中亚地方的饮食特点，以炸、煮、烤口味浓厚的菜为多；三是杂居南方、沿海地区的回族清真菜，风格比较多样，口味较清淡，以海鲜、河鲜、鸟纲为原料的烹饪尤具特色。回族人独有的汤类也很丰富，如老河口市的海记糊辣汤、安徽和县的王仝牛汤、北京市的全羊汤等。

回族的糕点种类繁多，并且在中国各地有名特产品。如天津市食品三绝之一的耳朵眼炸糕，湖北阳(今仙桃市)的红庙酥饼、沔阳酥饺，清宫御膳酥盒子，沈阳金丝饼，西北回族的馓子、油香、花花、哈鲁瓦，泉州市的糯米油香，北京的炸回头、焦圈、炸卷果、炸素虾、驴打滚，湖南常德的烘糕，安徽山的沙家枣糕，江苏镇江的京江饼，亳州市的面龙面燕等。回族面食有经济实惠的特点，如盛行全国的兰州清汤牛肉面、泡馍、河北省献县本斋清真肉饼、西北的困锅子、饸饹、酸汤面、浆水面、大卤面、一窝丝、艾窝窝、罗丝转，青海省的油花，北京市的火烧等各具特色。回族小吃十分丰富。清代有一种塔尔糖，用白糖和面，团作杵形，高尺许，顶端呈尖状。沈阳马家烧麦，自清爱新觉罗·颙琰年间至今不衰；北京有茶汤、百合莲子、莲子果羹，兰州市有烂香、灰豆子，临夏回族自治州有发子面肠，西北有甜食甜醅，用荞粉做的凉皮，用面粉做的酿皮子、麻食子等。回族不抽烟、不饮酒，但特别喜欢饮茶和用茶待客。回族饮茶因地制宜，西北流行盖碗茶，宁夏回族自治区则有“刮碗子茶”，宁夏南部、甘肃省、青海一带又有罐罐茶，湖南常德盛行擂茶，贵州威宁回族喜喝炕茶，西北、内蒙古自治区的回族也爱喝奶茶。最有代表性的是“八宝盖碗茶”，即盖碗内泡有茶叶、冰糖、枸杞、核桃仁、芝麻、大枣、龙眼、葡萄干（或苹果干）等。

回族长期与汉族杂居，服饰汉化较为严重，但西北地区的回服有强烈的民族服饰特征。2006年，回族服饰入选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回族男子衣着比较简单，一般为白布对襟长衣，外罩黑色尖领对襟短袄或黑色坎肩，下身穿长裤。回族女子的衣着为素色右或对襟长袍，袍长至膝盖下。老人有扎绑裤腿的习惯，多穿着黑、蓝、灰等颜色的衣服。年轻人更喜欢穿绿、蓝、红等鲜亮颜色的服装。此外，女子喜欢在衣服上嵌线、镶色、滚边等，大襟右边的扣子、纽子都是自己用衣料精心制作的。有的还在衣服的前胸、前襟处绣花，色彩鲜艳，形象逼真。回族服饰的主要标志在头部，男子戴用白色制作的圆帽，回族妇女常戴盖头。盖头是回族妇女传统的头巾，用于遮盖头发、耳朵、脖子，露出面孔。伊斯兰教把妇女头发列为“羞体”，《伊斯兰教圣经》强调指出，穆斯林妇女必须“俯首下视，遮其羞体”，为了遮发，同时也为了防沙保洁，于是逐步形成了穆斯林妇女披盖头的习俗。回服的色彩与图案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回族崇尚白色，最常用的纹样是花卉图案与阿拉伯文字。

回族妇女戴盖头（也叫搭盖头），一般都是绿、青、白三种颜色，有少女、媳妇、老人之分。一般少女戴绿色的，已婚妇女戴黑色的，有了孙子的或上了年纪的老年妇女戴白色的。绿盖头清俊娇丽；白盖头干净持重；黑色盖头素雅端正。大都选用丝、绸、雪纺、聚酯纤维等高中档细料制作。老年人的盖头较长，要披到背心处；少女和媳妇的盖头比较短，前面遮住前颈即可。

回族服饰除头盖外有坎肩、戴斯达尔、麦赛海袜、准白、礼拜帽等主要服饰。坎肩的原料为布、绸、绢、麻等，有夹、棉、单等多种，冬夏均可穿用，可作内衣，也可作外衣，便于挽袖子洗小净、干活，且不易受凉。戴斯达尔是波斯语，汉语意为缠头巾，由穆罕默德穆罕默德早期传教时流传下来。麦赛海袜是阿拉伯语，汉语意为皮袜子，由牛皮加工制成。伊斯兰教规定，穿麦赛海袜子可免去每日五次洗小净中的洗脚程序。准白也是阿拉伯语，汉语意即袍子，用棉布、化纤和毛料制作，有单、夹、棉、皮四种，款式近似现代的长大衣，领子为制服领口，色多为黑、白、灰三种。礼拜帽也称回回帽，是无沿小圆帽。是为方便礼拜磕头而发展成为一种服饰习俗，主要以白、黑为主，也有灰、蓝、绿色。白色回回帽多用棉布制作，有的用白线成，用于秋冬季节。除圆帽外，不同地区的教派还有圆边角帽和尖顶六角帽。

宁夏回族传承了古代乐器和西北边塞乐器及其音乐，后发展为独具特色的回族民间乐器。经史学家考证，回族常见的民间乐器呜、咪咪、口簧琴等是汉唐以的古乐器埙、羌笛、芦管、簧的流变和遗存。回族乐器“把式”（高手）可以用交叉颤指在高音哇呜上吹出其乐器难以出现的华彩。回族艺人制作的回族乐器似牛头，似小羊，其上装饰着回族的艺术图案、线条，雕刻着阿拉伯语书法等，具有鲜明的回族文化特征。由于它们音色优美、易于演奏、便于携带，故在宁夏回族中世代相传。有些回族乡村无论是年轻姑娘还是白发老人，人手一把小口簧琴，而回族尕娃、青年则是吹咪咪、哇呜的好手，回乡谚语“哇呜唱，庄稼长；咪咪吹，牛羊壮”正是回乡风俗的写照。2006年，回族民间器乐入选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口簧琴也称“口弦子”或“口衔子”。是一种较为古老的吹管气鸣乐器，分为铁制和竹制两种。铁制的1.5尺长，装的挂钩，像一把尖端带钩的音叉，演奏时用嘴含住铁叉，用手拨动尖端的钩簧发音；竹制的3寸长，有扯线，形如网梭子，在竹片中间削出其薄如纸的竹簧，簧端系有长线，演奏时左手执柄，口含簧片，用右手扯线使簧片振动发音。口弦弹奏时左手捏住弦尖，将舌簧的一端轻轻含入双唇间，右手中指和拇指挽住另一端穗子，均匀地扯动，利用口中的气流使颤音发生变化，口弦发出一串音韵神秘而迷人的悠悠乐声，轻松悦耳，随心所欲，并能奏出“房檐滴水”“骆驼铃”等口弦令调。口簧琴在回族妇女中备受欢迎，几乎人手一个。

泥洼呜是中国古代最为普及的一种土制乐器之一。也称“牛头埙”“泥箫”，是用黄泥制作的具有黏合力强、结实耐用的一种民间小乐器。直径约9cm、腹径8cm，通常在顶端设一圆形吹孔，正面开四个音孔。泥洼呜受儿童欢迎，他们都喜欢用泥做“牛头埙”，只要有时间，就挖一块泥土，用水搅拌揉成空心沁球，然后做成蛋形、凤蝶总科形、鱼形、牛头形等各种形状，但更多的是牛头形，待晾硬后用一根粗低碳钢丝或粗芨杆，钻几个小孔，有一个吹口，有手按的四个小口。“牛头埙”的音阶排列为1、2、3、4、5，音域只在五度以内，能吹一些简单、缓慢的曲调，如《北风歌》《小北菜》和回族民间小调等。

咪咪是一种深受临夏回族自治州等地各族人民喜爱的自制乐器，它是用两根5寸长、小拇指粗细的竹管做成的，拿烧红的火筷子在两根竹管上分别烫5个眼，用彩色丝线把它们并排扎在一起，将“咪咪”两端用细铜丝缠裹，装饰性地吊上两个流穗子，再用垂柳树皮做两个像唢呐片那样的芯子放进竹管，然后噙在嘴里吹奏。“咪咪”音调的特点是圆润细腻、清脆鲜明，远远听起来给人以“呖莺声花外转，涓涓清泉石上流”的感觉。“咪咪”也是“花儿”最好的伴奏乐器，它可将“花儿”的音乐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恰到好处。此外，回族民间乐器中，还有萧萧子、角笛、索勒、羊头弦子等，另外还有环鼓、羊扇板、环镲等打击乐器，常用于歌舞伴奏。

因为信仰伊斯兰教，回族每年主要过三个重大节日，即开斋节、古尔邦节和圣纪节。

节日均以伊斯兰教历计算。每年教历九月为都要封斋一个月，白天不吃不喝，夜晚才可以进食。伊斯兰教规定男满十二周岁、女满九周岁以上都要封斋。斋戒期满后是开斋节，开斋节有忆苦思甜的含义。开斋节当天回族人要洗大净、穿盛装、点燃芭兰香，到清真寺参加会礼，庆祝节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陕西省、新疆等地的节日尤其热闹。此外，回族在开斋节这天都要炸油香，馓子，熬杏仁羊肉粥。

古尔邦节也称宰牲节（阿拉伯语尔代·阿祖哈尔的意译）。关于古尔邦节有一个传说，相传阿拉伯祖先易卜拉欣梦见安拉为探其忠诚度命他宰杀自己的儿子。易卜拉欣正准备动手时，安拉派特使送来一只绵羊替代儿子的性命。从此，在阿拉伯民族每年宰牲献祭的习俗。回族传承了该习俗，为表示纪念每年都要隆重欢庆古尔邦节。一般在开斋节后70天举行。节前家家打扫卫生，炸油香、馓子、花花等。节日当天如同开斋节，沐浴净身、燃香，换上整洁的衣服赴清真寺参加会礼。会礼结束后还要举行隆重的宰牲典礼，所宰的肉一份自食，一份送亲友邻居，一份济贫施舍。

圣纪节是纪念穆罕默德诞辰和逝世的纪念日。相传他的诞辰与逝世都在伊斯兰教历3月12日，一般合称“圣纪”，俗称“圣会”。节日这天首先到清真寺诵经、赞圣、讲述穆罕默德的生平事迹，教育回族群众不忘孔子的教诲，做一个真正的穆斯林。这天穆斯林还要做讨白（忏悔）。然后与会者会餐，炸油香，吃家常打卤面全羊菜等。

回族其他节日主要有阿术拉日、登宵节、白拉台节、盖尔德节、法图麦节、亡人节。法图麦节也叫 “女圣纪”、妈妈会或姑太节，是一个纪念穆罕默德女儿的节日，在每年斋月十四。由妇女们亲自出动，收敛钱粮，架几个铁锅，熬杂豆粥，烙一些油香或炸油香，请阿訇念经祈祷并赞颂圣女的事迹，之后，让全坊男女老少一起来吃。阿术拉日源出希伯来语，意为“第十天”，一般指伊斯兰教历1月10日。相传该日是阿丹、怒哈、易卜拉欣、摩西等先知得救的日子；还传说这一天安拉创造了人、天堂和火狱等，因此这一天被视为神圣的日子。公元680年阿里之子胡笙·本·阿里于该日被倭马亚王朝所杀，这一天又成为什叶派纪念侯赛因的哀悼日。阿术拉节这天，吃各种豆类熬的粥，这叫阿术拉饭，也叫忆苦思甜饭。登霄，是阿拉伯语“米尔拉吉”的意译，原意为“阶梯”。登霄节这天晚上，大家聚集到本坊清真寺，除了礼拜、祈祷外，阿訇还要着重宣讲穆罕默德登霄的意义、情景，讲述真主对穆圣的特别恩赐。另外，云南昆明、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大理白族自治州、保山市等回族地区为纪念清咸丰、同治年间被清军杀害的回民，定农历四月初十日定为亡人节。在亡人节时，回族穆斯林纷纷举行活动，其中昆明回民在南城清真寺集会，由阿訇讲经布道，然后登麻园公墓，恭诵古兰经，进行扫墓活动。

回族实行族内通婚。依伊斯兰教规定，回族男性可以娶非伊斯兰教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其他民族的女性为妻，限制女性与非伊斯兰教以及信仰伊斯兰教的其他民族男性通婚。与回族结婚的非伊斯兰教男性和女性必须皈依伊斯兰教，履行入教手续，接受伊斯兰教约束。旧社会时期，按伊斯兰教规定，回族一个男子可娶四个妻子，诸妻平等。回族的婚俗因各地风俗不同而形式多样，一般的流程是提亲、订婚、迎娶、婚礼等过程。值得一提的是回族婚礼，结婚这天，由媒人亲属数人去女方家中接亲，车、马、轿均须挂彩结，表示吉祥喜庆。新娘洗过大净后，梳妆一新，上车轿即去。婚礼开始后，主婚人念过结婚证书，阿訇便询问男女姓名，征求是否同意，然后写“伊札布”(确认书)、念“尼喀哈”(证婚词)，抓起糖果、核桃之类撒向人群。农村回民还有“摆针线”之俗，炫耀新娘针线活做得好，有的还唱“表针线”歌；有的地方还有“耍公婆”的习惯。晚上，各地都有闹新房习惯。婚后第三天要“回门”，新娘由新郎陪着回娘家看望父母双亲。

回族婚礼习俗各地区都还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例如湖北洪湖老湾回族乡过去流行这样的规矩，男女双方钟情后，男方如有结婚要求，须在当年端午、中秋节送女方家一担酒、糕点、糖果和节日佳品(粽子、腌制咸蛋、月饼之类)；当地还有结婚时请阿訇为新郎、新娘取教名，诵祝福经的习惯，女方要念“答端”(表示承诺)，新郎念“克不理克思端”(表示愿娶某女为妻)。西北地区新婚宴席上有的地方流行唱“宴席曲”，祝贺新郎新娘美满幸福。亳州市一带回族盛行在结婚当天由妇女在新房中念《撒床歌》，内容是大吉大利的话，边念边向新床上撒喜糖、白果仁、花生、红枣等物，由来宾哄抢。北京牛街的回族在新婚后，新郎须去双方在郊外的祖先坟墓扫墓，以祈祷保佑、向先人报喜。回族婚俗于2011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回族忌说“死”，将“逝世”一般称为“白无常”，有些地方称“归真”或“毛提”。“归真”是回族群众对笃信宗教和宗教职业人员以及宗教上层人士的称法。葬礼要经过停尸、善面、备殓、净身、下葬、纪念亡人等程序。其中殡礼（站者那则）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凡参加殡礼的人必须洗大净，殡礼的领导者，一般都是由本坊清真寺里的教长担任，也有的根据亡人的遗嘱来确定，不论辈分、地位，只要懂伊斯兰教规，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即可。一般根据亡人无常时间的长短来采取不同规模和方式的纪念活动。纪念从埋葬的当天晚上开始，有“头七”“二七”“三七”“四十日”“百日”“周年”。

回族丧葬有土葬、速葬、薄葬的特点。回族土葬是不用棺盛，而将亡人放置洗尸床上，在亡人身上撒上碳酸钠，用汤瓶从头到脚一遍遍洗净为止。为防火、防腐，亡人的七窍要用棉球香料堵住，身上放置香袋。再缠上“可番”(缠尸布或裹尸布)。将洗过的亡人，用可番包裹后，放入公用的埋台匣(丧柩)。下葬时，将亡人从埋台匣抬出放入坟墓，按麦加的方向，亡人要头北脚南面向西，系头脚的宽布带解开，露出面庞，随后用木板将墓穴口挡严。最后众亲人抓把土埋亡人，同时用铲锹抢埋，回族的坟头呈方形墩。此外，回族在墓地禁止哭送亡人。

回族是主张速葬。回民有句俗语：“亡人奔土如奔金。”如果是清晨、上午人白无常，时间允许的话，下午就可以出埋台下葬入土。一般今天无常，次日就要出埋台，即使等待远远方亲人奔丧或与亡人见最后一面，最多也不能超过三天。回族讲究就地埋葬，不必远距离运回原籍家乡葬埋。既对亡人负责，又对活人负责。

回族主张厚养薄葬。因此无穿孝之举，更不允许重孝。要求父母在世时，子女应该尽心赡养，使其安度晚年。回族禁止以“孝”为借口为亡人后事大操大办。若父母去世，用几尺白布裹着亡人遗体入坑用土抢埋就算结束。古时回族禁止殉葬，现代禁止贵重物陪葬。最多放置芸香、老山檀香、花椒之类防腐除虫驱污所需之物，经济条件好一点的，放一些冰片、麝香。

根据宗教规定，回族婴儿诞生的当天或三天之内，必须请一位阿訇给婴儿举行命名礼，即起经命，也叫回回名。命名礼首先由家庭主人，把孩子抱到门槛里，阿訇站在门口或门槛外，先对着小孩的右耳低念“班克”（宣礼词）。再对着小孩的左耳念“杀麦体”，即教民汇聚到清真寺后准备礼拜的招呼词。尔后，是男孩便在左耳里慢慢吹一口气或轻轻咬一下，是女孩则在右耳朵里吹一口气。其意思是把一个新生儿，由清真寺之外呼唤到清真寺之内，一生下来就要成为一个当然的穆斯林。仪式后，便从回教众多的先贤中选出一个美名，告诉家里人。这天，有条件的要宰羊，一般的也要炸油香、馓子、花花等，请阿訇，送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以示庆贺。命名礼结束后，要用红枣、白糖、红糖、冰糖水等甜东西给小孩儿开口。

宗教规定要求，男孩到十二岁开始承担宗教义务，履行“天命”和“逊乃”的宗教功课。回族男童一般在5—9岁实行割礼。即割除过长的阴茎包皮。传统的割礼由宗教人员“逊奈巴巴”施行。割除过长包皮，以防止秽物积存，保持清洁，是符合卫生要求的。回族群众对割礼非常重视。割礼这天，家庭经济条件较富裕的，要给小孩换上一身新衣服。家里一般要宰羊、宰鸡、炸油香。

除伊斯兰教规定的“五功”之一的礼拜(包括各种礼拜仪式)外，回族对日常礼仪非常注重。晚辈见到长辈，一般道声“色俩目”问好，或者说“安色俩目而来孔”(“祝福你平安”)，对方要回答：“吾尔来孔目色俩目，吾热罕买同拉希”(“平安在你上，真主慈悯你”)。年龄相仿的人见了面互相道声“色俩目”问好。男性中除了互道“色俩目”外，还盛行拿手礼，两人双手紧握后，再从自己的额部抹到下巴，表示亲热和敬爱，有的还诵念格式统一的“赞圣词”。有些地区在主麻拜、尔德拜、圣纪典礼后，多相互行此礼。也有在双方殴斗或吵嘴之后，互相愿意和好，亦行拿手礼，表示向真主作证我俩和解。

此外，回族人民热情待客。接待客人入座，长幼有序，长者在前，晚辈在后。用餐时，客人优先动筷。吃饭时讲究仪态，忌讳在客人面前大口嚼咽饭食，进食时切忌发出声音。向客人倒水、加菜，要向内拨、倒，切忌反手向外拨倒。

回族有习武之俗。回族武术被划分为“昆仑派”，是与登封市嵩山少林景区、武当、峨眉并称的中国四大武术派别之一。回族武术在拳术、器械、对练等方面独有特色。拳术种类繁多，民间流行的有查拳、回回十八肘、教门弹腿、八极拳、八门拳、心意六合拳、通背拳、马家拳、护手拳、八封太极拳、白猿通臂拳、环子锤等。其中回回十八肘、教门弹腿、查拳等曾作为国术列入民国时期军事训练项目中。这些拳术都有严谨的套路，如查拳的拳械套路有十：一路母子，二路行手，三路飞腿，四路升平，五路关东，六路埋伏，七路梅花，八路连环，九路龙摆尾，十路串拳。器械有龙形剑、昆吾剑、五郎棍、双头奇枪、春秋大刀及各种双器械与对练。而回回十八肘主要肘法有：压天肘、顶天肘、撤地肘、横肘、坐盘托天肘、连环肘、仆地肘、横天肘等；套路有横天肘十八式、前定心肘十八式、左胯肘二十四式、撩阴肘二十八式、回身肘十六式等十八种。

回族的器械除了有名的枪法外还有棍、鞭、刀、剑、钩等。明代的枪法流派中分为沙家枪、马家枪。这两种枪法属于六合枪系统，六合大枪由清初八极拳创始人吴钟亦善创建。甘肃河州(今临夏)地区流行的棍法分条子与棍两类，条子较长，以枪法居多，棍法为次。有水仙条子、八谱条子、琵琶条子、黑虎条子及排子棍、天齐棍、劈柴棍等。此外，还有左门棍，五虎群羊棍等棍术。回族的刀有重刀、十二趟少林刀、乌龙双刀、春秋刀及普坛双钩等，其中，重刀是大刀的原称，它由传统兵器演变为现代的健身器材，其重刀武术于2006年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回族在武术界的剑法方面有伸缩剑、伸缩关灵剑、古兰剑、燕尾剑、鱼尾剑五种剑之说，相传为穆罕默德及其女儿法蒂玛、阿里并将士所用。回族的杆子鞭，又称西域鞭，系一齐眉棍上缚一绳索，索端系一钢镖，镖重七百五十克，由西域穆斯林鬣羚放马时所用鞭子衍化而来。清末山东临清武师马武善使鞭，人称“西域鞭马武”。又有龙爪钩，形似龙爪，亦为回族武术中的器械。

回族民间体育活动非常丰富，除武术外，回族的传统体育还有打铆球、打木球、打嘚、舞大刀、踏脚、掷子、方棋和牛等。

打铆球也称为打拦子。主要流行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地区。始于清代初期。在地势平坦的场地两头各挖直径十二厘米、深约九厘米的小坑，称“牢坑”。铆球长约六厘米、直径三厘米，两头呈椭圆形。击球棍或击球板长约八十一厘米。比赛时，双方人数相等，各出数人。攻方一人站在“牢坑”边，右手持棍一头向上，用棍下端在“牢坑”边打一下，口说“碰牢”，然后将球抛起用下端棍头击球，并喊“牛铆”，球被击出落地，守方从落点把球向“牢坑”掷去，攻方用棍护牢，将球击出。若击中，从落点到“牢坑”用棍丈量，每两棍算一个，以积分多少为胜负；若未击中或被守方将球投入“牢”内，则攻方变守方，守方变攻方。丈量过程称“合哨”，胜方出一人在“牢坑”边击球，口喊“拦子”，负方从球落点背着胜方队员到“牢坑”边，或单腿跳至“牢坑”边，边喊边跳，“合哨”完成后即结束。

打木球。又称“打篮子”“打锁儿”或“赶毛球”。流行于宁夏回族地区。清同治年间在民间开始流行，由牧童“打毛球”“打篮子”演变而来。球场为长方形，长28米或30米，宽15米或20米，有一中场线，两端底线各有一个宽1-3米、高0.5-1米的球门。球棍为木质，长60厘米，手握处粗约8厘米(或用击球板，长60厘米，厚2厘米，手握处宽5厘米，击球部位宽9厘米）。木球长约6-8厘米，粗10厘米，木制椭圆体，或皮面实心。比赛时双方以同等人数出场，在底线击球远近决定一方开球，开球在中线，以进球多少为胜负。分上下各半场，每场二十分钟；或每十分钟为一场，分四场。民间木球打法有三四种，如打圈杠、刁杠和赶龙等等。

打嘚栲主要流行于北京回族和满族中。最早出现于金朝，称“彩”。场地要平坦，一端画一直径1米的圆圈，圈内画一等边三角形，角与圆相交。高10厘米小木柱十五个按等距离隔放在三角形内，在距圆圈中心15米外的地方，画一条长1米的横线，作为击球线。比赛可进行团体赛和个人赛，团体赛每队五人。选手站在击球线后，将球放在击球线上，用棒击出，每击倒圆圈中一个小柱即得一分，将木柱击出圈外得二分，每人击球五次，得分多者为胜方；得分相等以得二分多者为胜；再相等，则以连续两次击空少者为胜。如再相等，则以加赛决胜负。

舞大刀流行于河北省、天津市等地回族聚居区。刀形如陈氏春秋大刀，重达八十斤以上，甚至一百四十斤。舞刀者将大刀拎起，舞出胸花、背花、左右闯刀、霸王举鼎等姿势。舞刀者力过人，技巧高超，为群众所称道。

踏脚流行于宁夏泾源泾北乡一带。用脚掌、腿的内外侧蹬踏、扫打对方，类似于跆拳道。严禁用脚尖踢人和击打对方头、颈等部位。基本动作有平踏、后扫、跛脚、剪式飞脚等十种。双方不可打击对方，但可遮挡对方攻击。此项活动对抗性很强，深受群众欢迎。

掷子又称“扔石锁”。流行于北京市地区的回族群众中。掷子用青石打成，形似锁状，可以个人、双人、多人演习，动作有扔高、砍高、扔荷叶、接高、接荷叶等，还有支梁、扇梁子、砍跟头、撒荷叶、嘴巴荷叶等。后又有许多改进，掷子有用铸铁、铸铝制成的，动作更加复杂。

方棋盛行于宁夏南部山区和银南地区。常在牧童放牧时和农闲时进行。棋盘为长方形，横七行竖八行，共五十六个交叉点，棋子为黑白各二十八粒，交战双方轮流布点，布局完毕，即行对弈。比赛时，一方棋子只要“成方”(即使四粒棋子走成彼此相连的一个正方形)，即可吃去对方任何一个未成方的棋子，成方多即为胜者。比赛办法及棋盘各地区略有不同。

掼牛是每年古尔邦节专门进行表演体育活动，一般没有什么严格规则，主要是根据每个人的力量和技巧，在一定时间内把牛掼倒为目的。通过拧、扛、压等一系列动作把大公牛掼倒，使之四脚朝天。这些活动均是既可娱乐，又可健身、自卫的活动。

在科学技术方面，回族做出很大贡献。天文学家扎马鲁丁向孛儿只斤·忽必烈撰进的《万年历黄历》颁行全国，并建立观象台，制造浑天仪、斜纬仪、平伟仪、天球仪、方位仪、天球仪和观象仪等七种天文仪器，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元代著名的建筑学家亦黑迭儿丁是元大都宫殿和宫城的设计者和工程组织者，其设计奠定了其后整个北京城市建筑发展的基础。

回族医学源远流长，是古代阿拉伯医学与中医学及西域地区各民族医学互相渗透的结晶，但保留了回族的医疗经验、香料药物和文化特征。回族汤瓶八诊疗法起源于中东，波斯穆斯林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地区。历经千余年的不断实践，中国回族八诊疗法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有主次的八种疗法，被后人称之为“汤瓶八诊”。回族汤瓶八诊疗法包括头诊、耳诊、面诊、手诊、脚诊、骨诊、脉诊、气诊八种诊疗方法。主要施诊手法包括推、压、捏、拨、点、捋、颤等，其施治过程有着明显的民族风格，如口颂杜阿一、汤瓶水疗等。汤瓶八诊诊疗器具包括汤瓶壶、牛角棒、耳诊棒、刻有杜阿一的羊角板等。千百年来，它一直以口传心授、言传身带的方式在西安市、河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带穆斯林中间流传。

张姓回医正骨疗法是通过拔拉、复位、合位等传统正骨手法，采用世传“回回接骨”、金疮等自配秘方药剂，并以自制材料（包括小夹板等）外固定的方式，不开刀、不打石膏、不用金属物穿刺牵引治疗骨折、关节脱位等骨伤疾病的治疗方法。张姓回医正骨疗法是张氏几代人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骨伤临床医疗实践中不断探索、研究整理出的临床经验和行医感悟，其疗效显著，特色彰显，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民间性和地域性。张氏回医正骨疗法对于建立完善中国回族医学体系有重要影响。

元明以来回族在文学、哲学、艺术邻域涌现出许多名家，如像萨都剌、高克恭、丁鹤年、丁澎、改琦等。元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赛典赤•赡思丁不仅通经学、文史，还钻研天文、地理、水利、算学等，作出了杰出的成就。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李贽认为宇宙以物质性的阴阳二气为基础，经过无数变化，生出万事万物来，具有一些朴素唯物主义因素。强调社会平等说，反对圣人凡人之分、智愚之别，反对封建教条和男尊女卑观念，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怒斥官吏之罪恶行径，在文学方面提出“童心说”，主张创作须抒发己见，反对复古摹拟。一生著有《李氏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李氏文集》《李氏丛书》等。其富有战斗精神的反封建主义启蒙思想，影响了明末的社会思潮。五四运动前后，仍然起着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

回族的工艺美术习俗回族的民间工艺美术习俗，源于伊斯兰文化艺术，具有本民族的传统和特点。早在唐、宋时期，阿拉伯、波斯来中国经商、传教的穆斯林，他们不仅带来了阿拉伯、波斯等地的琉璃、牙雕等精美的工艺品，而且还带来了伊斯兰艺术。除元代回族的“大食瓶”，制作精细巧薄，美观高雅外，元代回族人加工的金银首饰灵巧好看，品种多样。明代回族的制铜和制瓷工艺，独具民族特色。如宣德炉制出的铜器，从提供的原料紫石、风磨铜以及装饰纹样看，在当时还不多见。回族在制瓷方面有重大贡献，他们发现了“回青”原料，并在瓷器中将“回回花纹”与中国传统的松、竹、梅、龙、凤巧妙地结合起来。清代以来，回族工艺美术应用的范围较广，种类也较多。在民间已有回族人制作的陶瓷花瓶、盘碟、玻璃画、箱框画、香炉、盖碗、地毯、刺绣、纺织以及回族房屋建筑的砖雕、木雕等等，使伊斯兰艺术与回族风格融为一体。现代回族民间手工艺种类繁多，主要有刺绣、剪纸、面花、雕刻、镜子、地毯等，各具特色，并表现很强的地域性特点。

回族剪纸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代表性项目，为中国最为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特别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伏兆娥和田彦兰，较之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剪纸艺术的相对集中。剪纸作品多出现于窗户、墙壁、顶棚、箱板之上，尺寸依照布局形态而定。回族妇女所擅长的剪纸艺术,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多以花卉、动物和几何图案为题材,剪纹流畅,造型独特,极富装饰性和艺术性。如《十二生肖》《金鸡报晓》等动物形态，还有表现农家生活的《吉(鸡)庆有余(鱼)》《五谷丰登》等。这些艺术作品都是民间艺人根据生活，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剪出的，作品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没有固定的艺术手法的要求，是回族妇女凭借一把剪刀、几张彩纸，随心所欲表现自己的方式。

受到伊斯兰文化影响，回族刺绣在各地区之间广泛流传，也是回族妇女中流行的一项民间活动。回族刺绣的种类丰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大多为经过艺术化处理的日常生活实用品。如手帕、枕头、钱包、衣襟、汗巾、针线包、花鞋、裹杜、香包等。刺绣作品色彩运用上多以黑、白、藏青色、深紫色作为底色，红、黄、蓝、绿作为花色，底色和花色互为对比。刺绣的装饰图案以花草和几何图案为主。图案取大自然中的植物花叶，再经过回族妇女的个人想象，创作出枝叶、花蔓和谐统一的刺绣作品。另外，由于受到伊斯兰教文化的熏陶，装饰图案还会用阿拉伯几何图形或云纹图样绣为花边。

关于回族面花艺术，早在宋代就有记载。当今的回族面花艺术是民间艺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有名的如陕北子洲县的“子福馍”；定襄县匠心独具的花馍；山东省风格独特的面花：以及甘肃陇东一带的礼馍等。回族面花最早流行于元代，在继承阿拉伯文化的基础上，广博众采，完成多方面融合形成今天回族特色的面花艺术。回族面花在造型上多取材于自然和生活。常见各类花草、凤蝶总科、鸽子等形态。此外，受到阿拉伯文化影响，采用忍冬纹和云纹之类的几何图形作为装饰。制作技法方面运用擀、切、揉、捏、搓、挟、挤、压、画、点染等多种手法，创作出形态精巧的面花作品。比如西安回民街常见的馓子、油酥花茧、油酥脆花、油圈、千层糕、白牡丹、红花绿叶、云纹岁糕、卷草形馍等。今面花艺术逐渐从实用走向了观赏，成为一种艺术品。

回族的雕刻艺术类型有石雕、木雕、砖雕和灰泥雕四种。雕刻艺术主要用于清真寺、拱北以及住宅建筑。在《回族雕刻艺术》一书中，作者讲述了回族雕刻的重要构件，除了建筑结构精妙合理，在装饰上极尽雕梁画栋，形成了回族自己的类型风格。关中回族的木雕艺术雕刻于房屋门梁、窗户、案几等部位，雕刻图案民族特色鲜明，多以花卉、动物、阿拉伯经文为主，几何图案为辅，主次分明，技艺精湛。砖雕艺术则是以雕刻为主，青砖上刻有各式花卉，有翠竹、荷花和阿拉伯几何图案等，画面整体生动活泼，主题感强烈。石雕艺术与砖雕艺术较为接近，不过在图案装饰上多了些博古纹和阿拉伯书法。雕刻技法上更多以浮雕和透雕为主。

回族民间文学是各时期回族劳动人民生活、思想、情感的产物。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叙事诗、谚语、说唱等。

回族民间神话在内容和语言上有西亚、中亚色彩，与伊斯兰教典籍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同时吸收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神话传说。回族的神话有《阿丹与海娃》《人祖阿当》《阿丹与海尔玛》《太阳的回答》等，讲述古代回族人民关于人类起源的观点。反映人类和大自然及各种邪恶势力进行斗争的，如《阿当寻火种》《插龙牌》《李郎降龙》《玛乃与木萨》《太阳的回答》等。其中《插龙牌》《李郎降龙》均为降服龙王求雨的故事，借鉴了汉族神话中与龙斗争的情节。

回族的民间传说在回族的民间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主要有取材于民族历史故事的，如《灵州回回的传说》《回汉自古是亲戚》《识宝回回的传说》等，前者形象地反映了回族先民的来华经历，后者传神地描写了回族早期的经济生活，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认识价值。描写、歌颂民族杰出人物故事的，如《穆罕默德的传说》《赛典赤的传说》《郑和的传说》《杜文秀的传说》《白彦虎的传说》等，生动地描写了民族杰出人物的传奇故事和英雄风貌，表现了回族人民对他们的深厚感情。有关风物传说的，如《缠河的传说》《发菜姑娘》《凤凰城》《朵儿茶》等，都与本民族所处的地域、所固有的风俗习惯密切相联系，对于回族聚居区的江河湖海、高山奇峰、自然风物进行形象的描写。有关革命斗争传说的,如《毛主席在单家集》《马本斋的故事》等，反映了回族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生活情状及投身革命争取自由独立的生活。

回族民间故事丰富多彩，一为表现劳动人民反抗封建剥削、压迫的斗争故事，如《小克里木》《穆萨端泥》《弯弯棍》等；二为描写劳动人民纯真爱情的故事，如《不见黄荷心不死》《金口弦》《天鹅与猎人》等；三为以自我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家庭故事,如《孝顺媳妇》《抢枕头》《金马驹》等；四为以揭露鞭挞封建统治阶级为主的讽刺故事，如《巧贷》《敬的是什么》《学艺》等；五为人格化了的动物故事，如《狗与猫》《锅儿漏》《达吾代》等。回族民间故事中还有一大类是机智人物的故事,如《阿卜杜的故事》《索里哈的故事》《傻子的故事》《赛里买的故事》《伊玛目的故事》等，这些作品以塑造回族劳动者为主,着力描写他们的智慧、正义、机警和见义勇为，突出地表现出“卑贱者最聪明”的主题。

回族的民间歌谣，主要是通过生产劳动和社交生活传承的。从内容上看，有劳动歌、时政歌、生活歌、情歌、儿歌等；从形式上看，由于回民分布在全国各地，受汉族的文化习俗影响，有夯歌、劳动号子、陕北民歌、五更调、四季调、十二月调等等。在这些歌谣中，最具特色的是花儿。

“花儿”又名“少年”，是流行于西北回族聚居区的一种民歌，山花儿俗称干花儿、山曲子、野花儿，是广泛传唱于宁夏回族聚居区的一种代表性民俗音乐体裁。它继承了关山地区古代山歌（徒歌、相和歌、立唱歌）的某些特征，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山花儿基本属于自唱自娱形式或在小范围传唱，它在继承古陇山民歌“三句一叠”的基础上，多以单套短歌的形式即兴填词演唱。山花儿音乐继承古陇山徒歌四声、五声徵调特征，吸收陕北民歌、爬山调、洮岷花儿、河湟花儿以及伊斯兰教音调的多种因素，多用五声音阶式迂回进行。它在商徵型四声腔和五声徵调的基础上演变成为曲式、调性、旋法、节奏多样，风格独特的花儿歌种。经过上百年的流传，曲调有一百余种，已形成河州花儿、莲花山花儿、宁夏回族自治区花儿、青海花儿等不同的流派和风格。其中宁夏回族花儿的代表曲目有《黄河岸上牛喝水》《看一趟心上的尕花》《花儿本是心上的话》等。2006年，回族山花儿入选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宴席曲也称“宴席舞”“菜曲”，是由宋代宫廷的“燕乐”名称转化而来，主要在婚礼宴席上演唱，同时有动作相伴，有独唱，有对唱，有合唱。主要内容包括祝辞、叙事曲、五更曲、打枉辩、散曲等。祝辞叙述民族渊源，常用于婚仪祝福等；叙事曲也称“大传”，是宴曲的核心部分；五更曲多以五更为比兴，生动抒情；打枉辩也称“打搅儿”，与宴席歌舞交错进行，是一种富有民族特色的说唱形式；散曲多为小调，曲六乙结构自由灵活，几乎涵盖了西北所有的民间小调。此外，宴席曲还包括配合小调的各式舞蹈及《拉骆驼》《拉鹅》等逗乐取笑的舞蹈。据调查，流行在门源回族自治县地区的宴席曲有一百多种曲令，基本是一词一曲，曲调优雅婉转，感人至深。这些作品既有传统题材，也有现代题材，内容十分广泛，每一曲都有固定的唱词，也可以现场即兴发挥。从某种程度上讲，宴席曲是门源回族人历史的形象记录和文化、民俗的小百科。其代表作品有《方四娘》等。2008年，回族山花儿入选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回族民间叙事诗有《马五哥与尕豆妹》《吆骡子》，主要歌颂回族青年纯洁、真挚的爱情，歌颂回族历史英雄人物的叙事诗《歌唱英雄马化龙》《歌唱英雄白彦虎》等，则依据于真人真事，塑造了马化龙、白彦虎等回族英雄人物。

回族日常生活喜欢说谚语：如：

吃不穷，穿不穷，打划不好一世穷。

金窝窝，银窝窝，好不过自家的穷窝窝。

人软人欺哩，木软虫吃哩。

马不错是成龙哩，人不错是成仙哩。

咋清的水搅时浑哩。咋远的路走时到哩。

山不管高低，要景致哩；人不管大小，要本事哩!

田怕秋里旱，人怕老来难。

家教不严，儿女翻天。

此外，回族常说的歇后语如：

脖子里勒裤带---太客气了。

麻眼儿打平伙---公道要紧。

背子痒了挖腔子---前后没目量着。

蚂蚁虫儿带笼头---好大的脸。

新中国成立后，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一样获得了新生，成了国家的主人。根据各地回族聚居的程度不同，党在回族聚居地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既建立有宁夏回族自治区，又建立有临夏回族自治州、昌吉回族自治州两个回族自治州，以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门源回族自治县、化隆、新疆焉耆，河北大厂、孟村等6个回族自治县。此外，还有回族同其他民族联合建立的自治县，如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云南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青海民和土族回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等。从而实现了民族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

散居的回族人民，也同样获得了当家作主的平等权利。他们的民族特点，也同样受到了尊重。回族的政治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有关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都有适量的回族代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和政府部门，也都有回族干部参加。

新中国成立前，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对回民的剥削和奴役颇重，经济和文化发展缓慢，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农村地区回民破产和逃亡现象比较普遍；在城市更多回族生活很不稳定。新中国成立后，回族社会经济生活发生根本的变化。经过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城市回族资本家经营的工商企业，有的改为国营，有的改为公私合营，他们本人经过改造，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回族的小商小贩以及手工业者，有的联合起来成为集体经济的一员，有的转业成为国家企业的职工。同时，各回族自治地方的工业建设也获得发展。197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已建立煤炭、电力、机械、冶金、化工、轻工、石油、电子等现代工业，工业总产值已由1949年的1200多万元增加到当年的10亿多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各地回族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不仅提高自身的收入，也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西北，临夏回族自治州和宁夏同心等地很快形成为当地回族和各地客商进行商贸活动的集散中心。在沿海和内地，出现了一批乡镇企业，使一些回族村庄成为了遐迩闻名的富裕村。在大中城市中，随着经济的发展，涌现出许多回族的个体户、私营户，并逐渐从单一的小规模经营，向较大规模的、高技术的领域发展，从事的行业也日趋多样化和专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回族地区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培育经济发展新优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了经济增长质量，促进了和谐社会发展。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决策以来，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增长，财政收入，增势良好；农业生产上保持平稳。随着农业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农业规模化、专业化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城镇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生活水平进一步改善。

新中国成立后，回族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早在20世纪50年代，党和政府制定教育方针政策，设立专管民族教育的机构，拨出发展教育的专款，大力扶持全国各少数民族教育事业。与此同时，随着政治平等的实现，经济的发展繁荣，文化、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业正蓬勃发展，回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也得到进一步发展。2005年末，宁夏回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充分的加强，不断扩大广播电视覆盖率，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顺利进行，积极推进和完善有线电视入户。全年全区地方出版报纸19种，杂志35种，出版图书600种。2005年以来，该区医疗卫生事业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创建卫生城市、卫生县城工作卓有成效。回族地区全民体育设施的建设得到加强，截止2005年底，宁夏回族自治区已完成全民健身路径工程194个，总投资达2246万元。

随着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回族的各种人才不断涌现。如史学家白寿彝和杨志玖；翻译家和教育家马坚和纳忠；“中国交响乐之父”（音乐指挥家）李德伦；相声艺术家马三立；作家沙叶新、张承志、霍达；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广学、蒋锡夔、刘广均，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士雯、数学家展涛等，他们均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