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萨克族是跨境民族，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蒙古和中国的部分地区，还有一部分的哈萨克人散居在土耳其、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德国、美国等国家。哈萨克族主要使用哈萨克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他们历史上曾用古突厥文，后转为回鹘文，到10世纪广泛使用阿拉伯文字。

哈萨克族由氏族、部落经过长期融合后逐步发展而成，其起源部族包括塞种、大月氏、乌孙、康居、阿兰和匈奴。突厥汗国于552年占领了古哈萨克地区，公元659年后被突骑施接管，不久后再被葛逻禄征服。十至十二世纪，哈萨克在喀喇汗王朝和西辽统治下，十三世纪及十四世纪，又经历蒙古、金账汗国和白帐汗国时期。1456年，克列江和贾尼别克汗建立哈萨克汗国。十七世纪末，准噶尔汗国侵略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十八世纪，哈萨克族反击准噶尔，收复部分失地。十九世纪后期，遭遇侵略导致灭亡。1884年，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哈萨克族主要归清政府统辖。辛亥革命后，哈萨克族起义反对清朝，后归中国国民党统辖。1944年，三区革命打破了国民党的统治，1949年哈萨克与新疆被解放。

哈萨克族在历史上曾信仰自然崇拜、萨满教、佛教、景教和伊斯兰教教。哈萨克族有独特的风俗习惯，他们主要居住在毡房里，他们的饮食主要包括肉、奶、茶和面食，衣服以牲畜皮毛制作，并用金银、宝石和绣花装饰。他们的婚俗包括“开场白歌”、撒“恰什吾”等；他们的葬礼需经过吊唁和祭祀的过程，并举行周年祭祀；以及纳吾热孜节、开斋节和古尔邦节等传统节日。哈萨克的文学艺术丰富，有著名的神话、谚语、民间故事及叙事长诗和多种乐器乐曲，代表性的叙事长诗有《阿勒帕米斯》及《科孜库尔帕什与巴彦苏露》等；代表性的乐器有冬不拉、库布兹及笛子等。此外，他们还有自己的天文、历法和医学体系，根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哈萨克族医药在2014年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1991年12月16日至1992年底，哈萨克斯坦宣布独立并建立了统一国籍、经济体系、金融和信贷体系，并大力发展经济、工业、教育、医疗等领域。哈萨克人尤其重视经济发展，遵循“先经济后政治”的策略，推动了GDP的稳步增长。新中国成立后，哈萨克族地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经济、工业、教育和医疗等领域都迅速发展。经济和工业方面，畜牧业和农业规模化，兴建了包括克拉玛依油田、独山子区油田及阿勒泰市的面粉厂等多个油田和工厂。教育方面，开设了中等技术和师范学校，扩建了中学。医疗上，建有一、二级哈萨克医院，并配备了专业医护人员。

关于哈萨克族名称的起源，学界存在多种解释。一种普遍的观点是该名称始于15世纪，与15世纪60年代部分牧民在克烈汗和加尼别克汗的引导下迁移有关，他们为了逃避阿布尔海尔汗的统治而被称为“哈萨克”，意指“避难者”或“脱离者”。另一解释将“哈萨克”与《旧唐书》中的“可萨”及“乌孙”联系起来，认为它们在音译上相似。此外，公元982年的《世界境域志》中已有“Kasak”这一名词，与哈萨克族相似。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名称的历史演变经历了几个阶段。在汉朝，这个族群被称为“奄蔡”。到了唐朝，名称演变为“可萨”、“阿萨”、“曷萨”和“葛萨”。15世纪，中亚的哈萨克民族已逐步成型。尤其是在哈萨克汗国建立后，哈萨克人被称为“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人”，并逐渐简称为“哈萨克人”。16世纪初，“哈萨克斯坦”一词出现，意指境内居民。17世纪，俄罗斯在与中亚的交往中并未正确区分吉尔吉斯斯坦人和哈萨克人，俄罗斯帝国时期的文献中，“吉尔吉斯人”通常指哈萨克人，或者称哈萨克人为“吉尔吉斯斯坦凯萨克人”、“吉尔吉斯-哈萨克人”等。18世纪，欧洲文献常将哈萨克人误称为“吉尔吉斯-凯萨克人”和“吉尔吉斯-哈萨克人”，到1867年，简称哈萨克人为“吉尔吉斯人”。直到1925年，苏联政府正式恢复使用“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称谓，并在1936年正式采用“哈萨克”名称。

关于哈萨克族起源的传说存在多个版本，其中一个流传较广的版本是关于一位军队领袖与天鹅的神话故事。传说以前一位领袖率领他的军队向东方行进。他们穿越了哈萨克族所居住的戈壁大漠，经历了酷热和缺水的困境。在这艰难的行程中，名为科列察·哈的尔的年轻军官由于饥渴和过度的劳累，力竭无法继续前行。虽然大家都想帮助他，但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们没有办法，只得遗弃他。正当科列察·哈的尔生命垂危，天空中出现了奇迹。一个白色的天鹅从天而降，为他带来了清凉的水。在喝下这神奇的水后，科列察·哈的尔不仅恢复了体力，还从病痛中彻底康复。接着，这只神秘的大天鹅化身为一个美丽的少女，他们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情感并结为连理。为了纪念这次神奇的遭遇，他们将自己的后代命名为“喀孜阿克”，这在哈萨克语中意为“白天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名称进一步演变为“哈萨克”，并被采用为整个民族的名称。科列察·哈的尔与这位天鹅少女共同生下了三个儿子。他们分别是哈萨克的三大玉兹（部落）的始祖：大玉兹、中玉兹和小玉兹。每个玉兹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但他们共同的起源与这个神话故事紧密相连。

哈萨克族的祖先可追溯到公元前七世纪至四世纪的中亚斯基泰人。虽存在推测性，但部落名如“塞克托哈拉克”“别斯塞克”“波尔塞克”和“卡尔塞克”中的“塞克”（Sak）与“塞种”对应，反映哈萨克族中塞种人的成分。据阿·潘克拉托娃教授的《苏联通史》第一卷，原苏联考古学家在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塞人陵墓中发现了大量金银器物和反映游牧生活的艺术品。《汉书·西域传》提及乌孙人拥有塞种和大月氏血统，再次证实此关系。古代文献，如《穆天子传》和《亚力山大远征记》，描述了斯基泰人在中亚的活动和存在。古代希腊史学家记述了多个塞种部落如马萨盖特、亚克萨热等，这些部落的分布与哈萨克族居住地相似，说明二者的密切关系。纳黑布鲁斯塔姆的楔形文字石刻中的“提格拉·毫达塞种人”与哈萨克族的主要源地和“尖帽哈萨克”的自称相吻合。

月氏是中国西北的一个古老部落，《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孙民有案节、大月氏种云。”乌孙是哈萨克族的二大部落之一，是大玉兹的主体部落，因此哈萨克族中有大月氏人的存在。哈萨克族在谈到大月氏人时，也常用“大月民就鸟孙”（Uleyuz~Uysin）这样的称呼。在秦汉之时，月氏部落在敦煌市和祁连县一带进行游牧，是匈奴的西边大国，匈奴在冒顿去特若尸逐就单于之前曾受月氏的统治。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自立为单于后，攻击了月氏并将他们的首领颅骨当作饮器。此后，月氏政权彻底崩溃。在经历了匈奴的攻击后，月氏部落开始向伊犁河流域迁移（公元前174年至公元前160年）。其中一部分西迁的大月氏人被称为"大月"，留在原地的一部分与羌族混居，被称为"小月氏"。后来，乌孙部落在米支的帮助下西击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人，大月氏人又被迫西迁，其中一部分人留在原地，后来乌孙部落据有了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周围的地区。

关于哈萨克族名称的起源，乌孙部落在两千多年前已在汉文史籍中有所记载，被视为哈萨克族的主体部落及其主要源流。学者们根据哈萨克族的历史传说和谱系指出，乌孙在狭义上是大玉兹的一个部落，而广义上则表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七河流域和南哈萨克斯坦的大玉效各部落的总称。部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部落如阿尔班、苏万、札刺亦尔等都源自乌孙。学者乔罕·瓦里汉诺夫甚至认为乌孙是大玉兹的祖先，而19世纪俄罗斯学者阿热斯托夫则认为大玉兹是哈萨克族的祖先。在早期的中国历史记载中，乌孙部落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间曾在中国西北建立政权。其最早的记载见于《史记·大宛列传》，随后《汉书·西域传》也有专章描述其历史。古代记载中，乌孙部落曾在敦煌市和祁连县间游牧，其后因被大月氏击败而迁移到伊犁河流域。在伊犁河流域，乌孙迅速崛起，并与汉朝建立了紧密的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乌孙部落由于各种外部压力和内部矛盾逐渐衰退，最终淡出历史舞台。

“康居”（亦称“康里”）在历史上是哈萨克民族主要的源流部落之一。这一部落名词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当时它不仅仅是一个部落的名称，还代表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地理上，康居位于锡尔河中下游北部，邻接了月氏、大宛、奄蔡等国，并以卑城为都城。语言学角度上，《晋书·康居传》中关于康居王那鼻名称与乌孙的泥靡相近的记录，暗示了康居语言可能与突厥语有所关联。在政治历史上，康居曾与汉朝建立盟关系，两国共同反对乌孙的威胁，而康居王那鼻在晋代也曾向晋朝进献贡品。在政治体制上，康居由国王为最高统治者，此外还有副王，以及五名小王，分别治理自己的领地。在长时间的历史变迁中，康居部落逐渐向锡尔河中下游迁移，并逐步融入成为哈萨克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哈萨克族自己的传统部落系谱中也提到了康居部落，证明其在汉朝已存在，并在后续的历史中保持其核心地位，尽管也有部分康居人并入其他民族。

阿兰（Alxen）部落不仅是哈萨克民族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哈萨克族小玉兹的核心部落。多数研究哈萨克历史的学者都认为，现代的哈萨克族阿里钦部落与古代的“阿兰”部族存在直接关联，且阿兰部落是哈萨克族的主要祖先之一。这意味着早在汉代，史籍中提到的阿兰部落就已是哈萨克族形成的关键源流。学者阿肯·坚诺夫（Aken Zhanuly Kenzhebaev）进一步提出，哈萨克族的祖先是由居住在中亚西北部的阿兰部族和后来并入的白奴（Beylq）部族组成的。从公元四世纪开始，阿兰与白奴两部落之间发生了交融，使得部分白奴人民被阿兰部落融合。史书中，“阿兰”的名称首次出现在《魏略》中，描述“奄蔡国，一名阿兰”。而《后汉书》则称其为“阿兰聊”。尤其在《西城传》中提到“蔡，改名兰”。这表明“蔡”与“阿兰”或“阿兰聊”并非同音异字，而是两个紧密相关的部落名称。历史上，当奄蔡部落崛起时，阿兰部落向奄蔡臣服，合并为“奄蔡”。相反，当阿兰部落强大时，奄蔡部落便归属于阿兰，并统称为“阿兰”。但是，历史记录往往没有明确区分奄蔡与阿兰，而是将它们视为一个部落进行描述。

匈奴是古代中国的一个游牧部族，其历史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至公元1世纪结束。在匈奴冒顿单于统治时，该部族扩张势力至辽河东部、帕米尔高原西部、贝加尔湖北部和长城南部。古代哈萨克部族中融入了部分匈奴人，使匈奴成为形成哈萨克族的一部分。乌孙部落占据河西走廊后被月氏部落打败，导致许多乌孙人逃至匈奴并与匈奴人混合。乌孙部落后迁移到伊犁河流域并与汉朝联盟，双方曾共同攻击匈奴。乌孙在这场战争中俘虏了四万多名匈奴人。随后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其中南匈奴归附汉朝，北匈奴则西迁，部分融入了古代哈萨克部族。文献证据表明，北匈奴先后抵达乌孙和康居地区，其中留在乌孙的部分形成了悦般国。哈萨克族的习俗，如餐前洗手，可能起源于悦般人。除悦般人外，其他迁往康居和阿兰地区的匈奴人也与这些地区的居民混合。哈萨克族的某些传统，如普恰克部落的口号“乌依巴斯”，可能与匈奴有关，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历史联系。此外，某些诺颜山奴蔡墓中的制品与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的传统工艺有相似之处，进一步证明了哈萨克和匈奴之间的文化交流。

突厥族在公元6世纪中叶崛起，并在中国北方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帝国。根据《周书·突传》，该帝国的版图非常广阔，从中国东北部延伸至里海地区。在这一时期，位于阿尔山市至里海之间的哈萨克族各部落均受到突厥贵族的统治。公元552年，突厥首领门发击败了柔然，建立了强大的突厥汗国，其领导人自称为阿史那土门。到公元582年，由于内部的政治争执，突厥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导致哈萨克部落同时受到两个突厥贵族的统治。

突骑施汗国的统治阶层是突骑施部的贵族，这是西突厥五部咄陆中的主要部落。历史文献显示，突骑施部是乌孙大禄部的后代，而乌孙大禄部在历史上也被称为陆。哈萨克族称突骑施部为撒里乌孙，进一步强调了其与乌孙的血统关系。公元699年到779年之间，突骑施部主导了原西突厥的地域。当西突厥灭亡后，突骑施部迅速崛起。但在唐朝期间，突骑施部内部因为黄姓和黑姓的对立而发生了持续的冲突，这导致部落内部不稳。由于唐朝当时正忙于处理安史之乱，未能对突骑施部的内部纷争进行干预，从而导致突骑施部的逐渐衰落。随后，葛逻禄部崛起并取代了突骑施部的统治地位。

葛逻禄是突厥的一个部落，据《新唐书》描述，它位于北庭的西北及金山的西部，涵盖多岭区域，与车鼻部相邻。其他文献，如沙碗的《西突厥史料》，揭示了葛逻禄的地理位置在乌伦古河上。《西域图志》进一步指出它位于乌伦古河和喀喇额尔齐斯河之间，认为仆固振水就是现今的喀喇额尔齐斯河。葛逻禄统治的部落有谋落、炽俊和踏实力等。在李治的永微时期，他们成为了车鼻可汗的臣民，并随后成为了唐朝的内部部落。他们的领地位于东、西突厥之间，随着这两个大部落的兴衰而改变归属。葛逻禄部后向南迁移，自称三姓叶护，逐渐扩大其势力，使突厥诸部望风而避。在8世纪，他们与唐朝关系密切，频繁派使者前来朝贡。到了8世纪末，他们已成为突厥统治下的古代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落领袖。到9世纪，七河地区居住有众多部落，如丘马克、克阿克、加波契依德、突骑施等。但到了10世纪初，东部的样磨部落入侵了这个地区，并与契厄尔等部落合作，成功地占据了巴拉萨农市，建立了喀喇汗王朝，取代了葛逻禄的统治地位。

喀喇汗王朝在大约十世纪上半叶形成，至十二世纪初衰落。其统治范围覆盖了今天的巴尔喀什湖以东和南迪区、河中地区和新疆西部。喀喇汗朝有两个统治中心：巴拉萨衮和喀什噶尔古城。初期的喀喇汗朝被分为长支和幼支，其中长支的统治者为大可汗，其称号为“狮子喀喇可汗”；而幼支的统治者为副可汗，其称号为“公驼喀喇可汗”。十世纪末，喀喇汗朝开始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别为哈三派和阿里派。11世纪上半叶，王朝正式分裂，东西部的统治者矛盾重重，频繁发生冲突。到了十二世纪初，喀喇汗王朝在辽朝人耶律大石的侵袭下灭亡。

西辽是契丹族在12世纪西域所建政权，存在于公元1124年至1218年，其统治范围包括现今的新疆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与此同时，新疆各族，包括古代哈萨克部族，都受到了其统治。这一政权的形成起源于辽朝在1124年被女真人打败后的崩溃，契丹贵族耶律大石西迁，途中灭掉咚喇汗朝并创建西辽。初始，耶律大石在唐朝北都护境内活动，后在1130年自称天皇帝，并在1133年在楚河流域建都。耶律大石逝世后，政权经历了太后摄政及宫廷政变。直到13世纪初，蒙古族崛起并在1218年灭掉了西辽。

公元十三世纪，蒙古族在中原地区北方迅速崛起并建立了蒙古汗国，一时间，其影响力遍及世界。在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的统领下，蒙古部不断扩大其疆土，统一了蒙古草原上的诸多游牧部落。成吉思汗将领土扩展至兴安岭东部，接壤金朝的南部，包括阿尔泰共和国山的西部，以及北部的贝加尔湖区域。此期间，蒙古汗国吸纳了许多古代哈萨克部落，如克烈部、乃部部察部和康里部等。在成吉思汗的统治下，蒙古汗国对中亚的其他国家进行了广泛的征服。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他所建立的帝国包括蒙古本部、中国的北部、南西伯利亚、中亚以及高加索地区。在其后的时期，古代哈萨克部落分布在多个汗国之中，例如金账汗国及白帐汗国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代哈萨克部落在蒙古汗国的统治下有所变动，部落之间的边界发生变化，并在不同的地区广泛分布。十五世纪初，哈萨克部落在多个汗国间互相交错分布，如阿布尔海尔汗国、诺泵汗国、西伯利亚汗国和综死斯坦汗国等。这些部落在各个地区有所交织，如哈萨克斯坦、伏尔加河、雅尔玛兹河以及七河地区等，其中每一个部落都具有其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背景。

哈萨克汗国在哈萨克族历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它在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十五世纪中叶，阿布尔海尔汗国的内部冲突达到高潮，随后受到蒙古瓦刺军的入侵，进一步削弱了其国力。在连续的战争和外部压力下，国家的生产和民生受到严重影响，民众对和平的渴望日益加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456年，巴拉克之子克烈汗和贾尼别克汗联合起来，带领哈萨克部落西迁至楚河地区，并得到袋元儿斯坦汗国的支持，成功建立了哈萨克汗国。哈萨克汗国的建立成为一个吸引点，许多原本生活在阿布尔海尔汗国的哈萨克人纷纷加入，使得短短的二十年内，哈萨克汗国的人口增长到了二十多万。

哈斯木汗在1511年至1523年的统治期间，使哈萨克汗国达到了巅峰。据《拉什德史》《昔班尼传》（《Xaybannama》）等文献资料显示，哈斯木汗统一了各个古代哈萨克部落，创建了地域辽阔的哈萨克汗国。在他的领导下，16世纪二十年代，哈斯木汗将统治扩展到了哈萨克草原的各个角落，包括南部的锡尔河流域，东南的七河地区，东北的巴尔喀什湖地区以及西部的玉雅克河流域，其中萨拉依什克城在1518年或1523年被纳入哈萨克汗国的版图。同时，土尔克斯坦城在16世纪初成为哈萨克汗国的首都，并维持了这一地位约二百年，直至18世纪。而根据1530年的记录，来自莫科斯公国的使者达克拉·古本在向莫斯科汇报时也提到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汗国的强大，如塔什干王两次交战都不敌哈萨克军队。

1523年哈斯木汗去世后，哈萨克汗国内部爆发了对汗位的争夺。哈斯木汗之子马玛什短暂继位后被杀，由哈斯木汗的弟塔赫尔继任，但塔赫尔统治期内，对内暴虐无道，对外四处出击，哈萨克汗国逐渐衰落。他去世后，布达什和哈克那尔先后继位。哈克那尔时期，汗国与周边国家和平相处，经济和贸易繁荣，但其去世后，国家再次陷入内部斗争。到1598年，额什木汗统治期间，短暂地重新统一了汗国。但随后，蒙古的准噶尔汗国部对哈萨克汗国发起攻击。汗国在头克汗统治期间，面临四个势力的内部分裂，被分为三个玉兹。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汗国遭遇准噶尔部的多次侵略，造成了严重损失。但到1729年，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军队反击准噶尔，成功收复了部分失地。

十九世纪后期，哈萨克汗国遭遇俄罗斯帝国侵略，导致其衰亡。19世纪初，小玉兹的统治体系由于领导的缺位和内部斗争开始崩溃。中玉兹在领导人阿布责汗死后，也出现了不稳定和分裂，多次更迭统治者。大玉兹受到浩罕汗国的侵入，导致哈萨克人被迫分散，有的成为浩罕汗国的属民，有的逃至中俄边境成为清朝或沙俄的臣民。随着沙俄的入侵，哈萨克汗国的可汗制度被废除，沙俄建立了自己的管理体系，导致哈萨克汗国的完全解体。哈萨克汗国自1456年建立，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至1822年彻底灭亡。

清朝政府在驱逐阿古柏并收复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后重新统一了新疆。此前，新疆实行军府制度，专门管理军政事务。为稳固边防，左宗棠等人建议清朝在新疆建省。综合多方提议，清政府于1882年批准新疆建省，并于1884年正式建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任巡抚为刘锦棠。哈萨克族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辖区下，但阿尔泰共和国地区的哈萨克族在1919年前仍归科布多省管理。新疆建省前，哈萨克主要部落领袖已被清朝册封并赋予行政职责。在税收方面，哈萨克族需交纳税赋，1889年之前，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哈萨克族按牲畜数缴税，之后改为固定数额。新疆建省后，哈萨克与内地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商业迅速发展。同时，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族开始从游牧转向农耕。但由于缺乏农业经验和技术，农业收成有限。在清朝末期，连续的自然灾害导致哈萨克牧民生活困难，大量流离失所，部分流入甘肃省、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尽管清朝试图限制外迁，但无法遏制流动。俄罗斯帝国多次煽动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族与其他族群冲突，进一步加重了哈萨克的困境。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新疆也被革命浪潮影响，其中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哈密市、喀什和哈密为主要革命中心。伊犁的领导者如杨缆绪、冯特民等人为推进革命创建了《伊犁白话报》。当刘先俊于1911年年底发动迪化起义时，杨缆绪因考虑到外部和内部的复杂因素，选择观望。但到1912年1月7日，伊犁起义正式爆发，并在次日胜利。此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建立了多民族共进会，由杨绩绪担任会长。新政府主张民族平等，禁止使用对少数民族的侮辱性称呼。

1919年后，阿尔泰共和国地区被纳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部分哈萨克族开始受自治区政府管辖。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胜利，俄罗斯帝国解体，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族获得解放。1920年，逃离俄国的白俄军队进入新疆塔城地区。到1921年，新疆战乱结束，开始相对稳定。1922年，新疆开办蒙哈学堂，培育了哈萨克和蒙古知识分子，并成立文化促进会支持民族文化。但1931年，哈密暴动爆发后，新疆再度动荡。马仲英乘机入侵，沙吾尔山、沙里福汗等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领袖与之对抗。中国中国国民党支持盛世才上台，他推动了进步政策，使新疆逐渐稳定。在他执政下，哈萨克族教育和文化快速发展，新学校、报纸和杂志相继成立，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知识分子也参与了抗日斗争。

为压制反抗，盛世才新疆各地建立了特务组织，涵盖警察和秘密情报机关。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和阿尔泰共和国等地均有保安分局，部分县设有保安机关。1937年10月，大规模逮捕行动开始，致上千人被监禁，引发哈萨克族不满。1930年代，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地区兴起一些产业，如油矿，为当地居民提供职业机会。但繁重税收、贸易中断及物资短缺给生活带来困境。国民党实施的保甲制度压迫哈萨克族。1943年，哈萨克族发起反抗国民党的武装起义影响多地，终推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国民党政府。此起义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一环，与全国抵抗国民党反动派运动相呼应。194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联合政府成立。1949年，中国共产党主导的革命胜利，新疆和平解放，哈萨克族也得到了真正的解放，与新疆各民族一起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中。

据统计，哈萨克斯坦是全球哈萨克族人口最多的国家，2021年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人口为13497891人，约占该国总人口的70.4%。此外，哈萨克族还在乌兹别克斯坦约有80.3万人（2017年），俄罗斯联邦约有59.1万（2020年）。

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中国境内的哈萨克族人口共有1562518人，在中国56各民族中排17，占中国总人口的0.11%。其中新疆的哈萨克人口共1539636人，其余各省，如甘肃省4249人，北京市2393人，上海市1695人。

哈萨克族是跨境民族，主要居住在欧亚大陆的乌拉尔山脉以及中亚和东亚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的草原地带（主要是哈萨克斯坦，但也包括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蒙古和中国的部分地区）。除这些国家，哈萨克人也在土耳其、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德国、美国、澳大利亚、法国和加拿大等地有所分布。

中国的哈萨克族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北部和西部地区，这些地区主要是山地和高原，有丰富的草场资源。尤其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和阿勒泰市三地。此外，他们也在昌吉回族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以及奎屯市、克拉玛依市、乌鲁木齐市和乌鲁木齐县有所聚居。甘肃省的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也是他们的主要居住地之一。按照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新疆已建立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覆盖伊犁、塔城、阿勒泰及伊宁市、奎屯市两市。同时，哈密市的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设有哈萨克自治县，甘肃的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设有哈萨克族自治县，青海省则有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

哈萨克语隶属于阿尔泰共和国语系的突厥语族克普恰克语支，与康居、乌孙、钦察、阿里饮、阿尔根、克烈、乃及其他部落的语言存在密切关系。这些古代部落的语言构成了现代哈萨克语的基石。这些语言不仅在中世纪有口头传承，而且具备书面文献，统称为“古代哈萨克语”。如教授阿曼卓耶夫指出的《叶德格》和《叶尔音》，由阿尔根部落语言创作；《叶尔库克谢》《哈班拜巴图尔》《巴扎尔巴图尔》和《尔图》采用克烈部落语言创作；《爱情之歌》是弘吉刺特语创作，而《塔斯文》则是拉部落或乌孙语创作；《Nahjiyal-farades》使用了克烈语，而《Kodekse Kumanykus》是克普怡克语创作。在这众多部落语言中，钦察语（或称古克普恰克语）起到了核心作用，尤其在金张汗国和白帐时期，它是主要的文学语言。如马什库夫所述，13世纪的钦察语在西欧旅行家看来是一种国际通用语，1303年的《钦察、拉丁语、波斯语词典》已经展现了现代哈萨克语的语法和词汇特征。经过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到了15世纪，基于克烈语融合其他部落语言后，哈萨克语逐渐确立为一种独特的民族语言。

哈萨克族历史上采用过多种文字系统。6到8世纪使用古突厥文，8世纪后转为回鹘文。随着10世纪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众多信仰伊斯兰教教的国家和民族开始使用阿拉伯文字。哈萨克族也随后采纳阿拉伯字母作为其文字系统。在哈萨克汗国首都阿斯塔纳（今努尔苏丹）以及其他主要城市中，存在众多清真寺和教授伊斯兰经文的学校。据16世纪中亚历史学家洛孜别罕·伊斯帕安尼在其《布哈拉米曼日记》中所述，哈萨克族为子女设立经文学校，学生从学习阿拉伯字母开始，逐渐深入到伊斯兰教的教义，所有教材均采用阿拉伯文字。1965年，哈萨克族开始采用基于拉丁语字母的文字系统，这一系统由33个字母构成。然而，由于推广条件并不成熟，1985年后，哈萨克族再次转回使用阿拉伯文字，而将拉丁字母文字作为音标进行保留。

与哈萨克族族源相关的古代部族，如塞种、乌孙和匈奴，都有自然崇拜，与其他古代部族相似。学者夏克里木·胡达别尔迪在其作品《突厥、柯尔克孜、哈萨克和诸汗历史》中提到，突厥人在信仰佛教、基督教和扎尔西提教之前，信仰地、树、铁、火、水等。他们的历法结合五种元素和十二种动物名，六十年一个轮回。古代的匈奴和乌孙部族崇拜太阳、月亮、苍天、水、火等。哈萨克族作为由多个突厥部落融合而成的民族，继承了古代匈奴和乌孙的信仰。古代匈奴崇拜日月，如文献中所述的“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这与在哈萨克族聚集区发现的突厥石人像都面朝东方相呼应。匈奴的图腾是鹿，某些哈萨克族部落也有此传统。哈萨克斯坦学者阿里凯·玛尔库兰提到，克烈部落尊敬鹿。克烈王汗脱勿邻勒的母亲，一个聪明、有智慧的女性领袖，管理部落多年，并在去世后有纪念碑与狼守护的传说。乌孙部族也崇拜太阳、月亮和星辰，其首领的称号与太阳或星体崇拜有关，似乎乌孙部族也视狼为图腾。

哈萨克族的自然崇拜逐渐发展为萨满教。在萨满教信仰中，最高的苍天被视为统治整个宇宙的伟大之神，它是一个多神教，源于对自然和自然现象的崇拜。这种信仰在亚洲和欧洲北部都有广泛的传播。古代匈奴的首领称为单于，意为“单独驾车的君主”，被认为具有与苍天相似的特质。天山和其山峰的名字与萨满教的观念相联系。匈奴每年举行三次大型集会，进行祭祀和崇拜，包括对火和雷等自然现象的崇拜。哈萨克族和其他突厥民族仍然保留了一些与古代萨满教相关的习俗，如新娘进家时的仪式和使用火炉来驱邪等，这些习俗显然是古代萨满教的遗留。萨满乐队被视为与苍天和祖先灵魂连接的特殊人物。哈萨克族将萨满称为“巴合司”，该词源于蒙古语的“巫师”。他们相信人们生病是因为苍天或祖先的意志所致。古代哈萨克族史诗《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中描述了萨满教的影响，如有关乌古斯可汗与萨满长者乌鲁克·吐尔克的故事，以及公狼作为指引的角色。据唐僧记载，突厥人崇拜火，认为火属于木头。古代突厥人称自己为“蓝突厥”，与萨满教有关。哈萨克族保留了许多自然崇拜的习俗，如崇拜大地、水、森林、火和青草。例如，对火的崇拜如驱邪，或新娘进家时向火炉中倒油祈求祝福。他们认为每人有一颗与自己命运相关的星星。祖先崇拜在哈萨克族中非常重要，他们相信祖先灵魂会继续存在并保佑他们。因此，战斗胜利或家族繁荣都被视为祖先灵魂的祝福，而著名的汗王或勇士的名字成为部落的口号和战争或娱乐活动中的呐喊。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族曾与多个部族有过来往，其中一些部族在历史上曾信奉佛教。在伊斯兰教传入哈萨克族后，一些人仍在暗中信仰佛教，进行佛教仪式。部分哈萨克部落，如克烈和乃蛮，与蒙古部落相邻，13世纪初受成吉思汗打击，部分部落融入蒙古族，受其佛教影响。乃蛮人迁移到受西辽统治的地区时，受到契丹人的佛教影响。巴尔托里德院士写道，某些哈萨克部落曾受佛教影响，但萨满教和伊斯兰教的影响更大。7至8世纪，哈萨克斯坦南部和东南部传入基督教的尼斯脱里亚教派。部分哈萨克部落如歇克特、康居和葛逻禄曾信奉尼斯脱里亚教。据信，克烈和乃蛮部落在13世纪前信仰基督教。巴尔托里德和玛尔库兰认为，乃蛮和克烈通过商人和传教士接触尼斯脱里亚教，并与亚美尼亚和叙利亚教会联系。据说，信仰尼斯脱里亚教的克烈和乃蛮女子与成吉思汗的子嗣结婚，对他们产生了影响。中亚地区曾有多座基督教教堂，常有商人和传教士活动。

伊斯兰教在哈萨克族中的传播始于葛逻禄汗国时期（766-940年）。10世纪，塔拉斯以东的城市见证了穆斯林信徒清真寺的建立。哈喇汗国时期，突厥部落联盟如葛逻禄和牙格马带领下，伊斯兰教教在中亚、哈萨克草原和现今新疆广泛传播，使哈喇汗国成为首个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汗国。据巴尔托里德引述伊本·艾勒·阿思尔，960年有200户突厥部落，可能位于七河地区，转信伊斯兰教。1043年，今哈萨克草原上有1万突厥部落信仰伊斯兰教，其中可能包括大玉兹的乌孙、康居、杜拉提部落和小玉兹的阿尔钦部落。大玉兹和小玉兹在哈萨克草原的北部和东北部的部落较晚接受伊斯兰教，可能是在12至16世纪之间。13世纪初，哈萨克中玉兹的部落原信奉尼斯脱里亚基督教，直到13世纪后才转信伊斯兰教。哈萨克族接受伊斯兰教过程复杂，其传统习俗和风俗习惯多于伊斯兰教教规。哈萨克族缺乏固定伊斯兰教学校，冬季营地有清真寺，但夏季牧场无。但伊斯兰教逐渐成为哈萨克族的主要宗教，其节日和葬礼习俗均基于伊斯兰教传统。历史上，哈萨克族地区的伊斯兰教学校教授经文，学生毕业后在阿音勒里从事宗教工作并征收宗教税。

古代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族的社会结构是由奴隶制逐渐转变为封建社会的。乌孙国的历史和政治制度资料相对完整，特别是与哈萨克族的起源和形成相关。据《汉书》记载，乌孙与匈奴文化相似，表明两者早期社会政治制度有共通之处。据记载，公元前2世纪至1世纪初，乌孙攻占大月氏，使俘虏成为奴隶。公元前1世纪，乌孙的奴隶制开始解体，封建生产关系兴起。乌孙国与汉朝建立紧密关系，对乌孙封建社会结构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乌孙政府组织和军事组织一体化，昆莫是最高统治者，下设大禄、大将等行政级别。乌孙由七个地区组成，后分为大小两昆莫。6世纪后，突厥汗国在乌孙故地崛起，西突厥统治者称可汗，对民族、部落实行征税。西突厥灭亡后，突骑施和葛逻禄汗国相继崛起。成吉思汗统治哈萨克草原时，依赖部落首领实施统治，派出的统治者称为“托烈”。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族的传统社会结构主要在哈萨克汗国时期形成，其基本架构包括七个层级：汗国、玉兹、兀鲁思、阿洛斯、乌露、阿塔和阿吾勒。这些层级共同构成了哈萨克社会的组织和管理体系。

哈萨克汗国是由三个玉兹组成的最高统治单位，其最高统治者为可汗。玉兹由若干兀鲁思组成，统治者称为“小汗”。兀鲁思由几个阿洛斯组成的更大单位，统治者称为苏丹，通常是可汗的子弟或宗亲。阿洛斯又称塔衣法，即部落，由几个乌露组成，其领导人称为比。乌露即氏族，由大约十三至十五个阿塔组成，其领导人称为乌露巴斯。阿塔是由几个阿吾勒组成的更大社会单元，其领导人称为阿克萨卡力，一般由德高望重的老年人担任。阿吾勒是哈萨克族最基本的社会组织，通常由十几户血缘关系较密切的家庭组成。每个阿吾勒都有一个称为“阿吾勒巴斯”的领头人，通常由经验丰富、有威望的年长者担任。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汗国的社会基本上可分为两个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包括可汗、苏丹、比、巴图尔、部落头目和牧主，而被统治阶级则是牧民、牧工和奴隶。

统治阶级的可汗是哈萨克汗国的最高统治者，拥有对全国土地的控制权、最高军事统帅权，负责对外外交和内政立法。可汗身边有谋士、助手和卫队，通常由王朝长子或近亲蟳继承。苏丹是兀鲁思（部落联盟）的统治者，管理鲁思内部事务并指挥军队，通常由可汗的亲属担任。比是氏族或部落首领，拥有司法、行政和军事权力，负责处理民间案件，有时可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巴图尔是战争中的英雄，负责保卫国土和部落安全，部分巴图尔为军事领袖。部落头目是部落的最高统治者，负责组织活动和征收税务。牧主拥有大量牲畜，享有较高社会地位，通过雇工实行剥削。

被统治阶级的牧民以劳动为生，主要从事鬣羚等活动，服从统治阶级的命令。牧工通常指牧主雇用的放牧人，牧场工人。在哈萨克社会中，最无权的群体是奴隶。奴隶通常是战俘，他们没有人身自由，被用于家务和放牧等工作。

古代哈萨克族以畜牧业为主，养殖马、羊、牛和骆驼等，视牲畜和草场为关键生产工具。他们因应季节变化，转移至适宜放牧之地，形成春、夏、秋、冬四季牧场。公元前7世纪至前二三世纪，居住在哈萨克斯坦和中亚的斯基泰人已从事畜牧业，大量养马、羊和牛，且有饮用马奶的习惯。乌孙国因养马而著称，尤其以“天马歌”和“西极马”为代表，反映哈萨克族畜牧业有深厚的历史和传统。哈萨克族成为统一民族后，不但保留了畜牧业，并进一步加强了该产业的发展。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族的男性主要承担狩猎任务，常采用围猎方法捕捉野兽，这既满足实际需求，又作为娱乐和锻炼。他们居住的地区，如阿尔泰共和国山、天山和塔尔巴哈台山，拥有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如猞猁、鼬獾、狐狸、熊、羚羊、盘羊、蒙古野驴、旱、水獭亚科、普氏野马、环颈雉、鹤鹅、野鹿、水貂和河狸等。在古代，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族主要使用弓箭狩猎，并有一种称为“卡克判”的捕兽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使用猎枪进行狩猎活动。哈萨克族在狩猎时除了使用传统的工具外，还利用鹰和猎犬来助于捕捉野兽。猎人们会精心饲养并训练猎隼，确保其在狩猎中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哈萨克族猎人采用特定的方法从鹰巢中捕捉小鹰并进行驯养，另外也会用夹子或网套捕捉大鹰。利用食物作为诱饵，当雄鹰试图进食时会被困。捕获后，鹰会被置于特定的环境中使其疲倦，通过控制饮食和特定的训练手段，约15天后鹰会被驯化。接着猎人会进行室内训练，并在野外进一步训练鹰的捕猎能力。哈萨克族特别在冬季下雪后使用猎隼捕猎。除此之外，他们还饲养“它子”猎犬捕捉如狐狸、狼、羚羊等动物，这些猎物既可用于食用也可出售其兽皮。

哈萨克族自古即从事农业活动。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载，古代斯基泰人既从事畜牧业也有农业活动。1954年，苏联考古工作者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河流域发掘出古代农业工具及农作物遗迹，如青铜镰刀、石磨盘、石碾等。此外，还发现了古代的灌溉遗址。尽管农业对古代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族来说是副业，但某些失去牲畜的牧民也会聚集转为农民，他们被称为“加踏可”。这些转农的牧民既自给自足又会通过农产品换取牲畜。农业逐渐被一些富裕家庭视为致富途径，随着时间推移，经营农业的哈萨克族逐渐增多。他们种植的作物有小麦、小米、水稻、玉米等，其中小麦是主食作物，分为春小麦和冬小麦。新中国成立后，农业技术和品种得到提升，产量逐步增长。哈萨克族农民也开始种植多种经济作物，如油料作物和多种水果。

哈萨克族的古代族源乌孙在公元前与邻近农业民族开展商贸活动。《史记》和《汉书》中提到乌孙与汉朝形成和亲关系，进而加强了经济与文化交流。乌孙地域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其中乌孙马在与汉朝的绢马贸易中占据要地。突厥帝国时期，乌孙境内的突厥部落与中原和中亚进行贸易，如绢马贸易。突骑施汗国和葛逻禄汗国时期，答刺、碎叶等城市发展为重要的商贸中心。13至15世纪，哈萨克族发展商业贸易，主要商品为马和羊。18世纪，与清代和南疆维吾尔族地区的贸易关系得到加强。俄罗斯帝国与哈萨克族的贸易也逐渐展开，主要进口产品为日用品，出口为畜牧产品。19世纪末，哈萨克地区的商业户数量增加，商业往来的主要路线包括与中国内地和南疆的贸易路线及与俄罗斯的北、南两条商道。在20世纪初，中国境内的哈萨克族与中亚地区，特别是哈萨克斯坦的商业贸易关系依然紧密。

哈萨克族的手工业历史起源于古代的塞种人乌孙和匈奴时代。塞种人的手工业规模显著，他们能冶炼铁并制造铁制武器如铁剑和刀子。在哈萨克斯坦的考古遗址中，发现了精美的首饰和铜、铁制品，显示了塞种人对手工艺的重视和技术娴熟。哈萨克族的部分手工艺传统如“铁尔”“阿哈什”和“乌伊奇”均承袭自古代。其中，铁器制造是核心行业。历史上，每个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家族都有铁匠，他们制作了大量的生活和农牧用具。优秀的铁匠还能成为首饰制作大师，用金银制作装饰品。此外，木器制造也十分常见，应用于制作易于移动和组装的日常用品，如毡房结构和家具。

哈萨克族为适应游牧生活，创造了特色建筑毡房，其历史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的乌孙人。这种结构简易，方便迁移，特别适合春夏秋三季。冬季，哈萨克族在冬牧场修建平顶土房“冬窝子”。毡房分为简易小毡房、转场用的“阔斯”、固定大毡房等，由围墙、房杆、顶圈、房毡和门组成。它的顶部有天窗，四周由木栅栏构成。室内布局讲究，有餐厅、卧室等，并备有家具。冬季，哈萨克族会住在河谷或山谷的冬牧场，居所为“托恰拉”，由木材或石料建，内有铁皮炉或土砌炉灶。而城镇居民住砖瓦或水泥房，内部装饰仍具民族风格。

哈萨克族是游牧民族，主要以畜牧业为生，其饮食特点与其生活方式紧密相连，主要食品包括肉、奶、茶和面食。他们的伊斯兰教信仰禁止食用猪肉、死亡动物的肉和血。羊肉是主食，常见的烹方式是清炖羊肉，食用时通常加入洋葱以增添风味。每年的冬季，他们会制作熏肉，可以保存到次年夏季。其中熏马肠被视为珍馐佳肴。他们还会烤全羊和烤捕猎到的动物肉。奶制品在哈萨克族的饮食中占有重要地位，制品种类丰富，包括鲜奶、酸奶、酥油等，其中马奶酒是重要的饮品，尤其在聚会和接待客人时。因为食用大量肉类和所在地理环境的特点，哈萨克族有深厚的饮茶文化，茶被视为具有消食、提神、醒脑等功效的饮料。他们喜爱的茶饮包括黑砖茶和获茶，煮茶时会加入各种香料，并经常与奶混合制成奶茶。面食在饮食中的比重相对较小，但也有其独特之处，包括面饼、油饼、面条等。例如，用两小锅合在一起烤制的馈（面饼）与维吾尔族的不同。面条和面片都是手工制作，有时会与羊肉一起烹饪。此外，他们还制作炸面食“包尔沙克”和炒小麦等食品。

哈萨克族在招待客人时，常以最珍贵的食物相待，视宰羊为光荣并视为招待客人的重要礼仪。不过不能宰象征着不吉利的黑羊，若无其他选择，黑羊上会绑一块白布以作区分。在宰杀之前，会有一系列的礼仪，如主人在客人面前表示敬意，并请求客人的许可进行宰杀。一位尊贵或年长者还会进行祝福，大家随后一同祈祷。在食物准备过程中，客人会被请享用各种小吃和饮品。大家围坐享受食物时，主人和客人可能弹奏冬不拉，唱起“阿马尔的六支歌”。饭后，客人还会喝羊肉汤。结束食宴前，客人会再次表达祝福，通常说“若黑买脱”（感谢），或者更尊重地说“若黑买脱堪泼加萨”，以表示感谢并祝愿主人长寿。最后主人会清理餐桌。

哈萨克族是一个草原游牧民族，他们的服饰因其生活方式而充满了游牧特色，主要利用牲畜的皮毛作为服饰材料。2008年，哈萨克族服饰入选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哈萨克族男子服饰以皮大衣、皮裤、衬衣、长裤和坎肩为主，颜色多偏向深色如黑色和咖啡色。冬天常穿皮大衣和皮裤，用于抵御寒冷，其材料包括羊皮、狼皮、狐狸皮等。为适应骑马的需要，哈萨克族男子的裤子通常为大裆裤，其宽大和耐磨的特点很适合草原生活。他们还喜欢穿坎肩，并且常常在衣服上加入花纹。为了实用和装饰，他们常常围着腰带，上面装饰有各种饰品，并悬挂腰刀。男子根据季节会有不同的帽子，夏天通常是白色的翻边帽，冬天则选择“吐马克”或“库拉帕热”。他们的鞋靴设计考虑到了草原的生活需要，夏天的靴子透气，打猎时选择的靴子则更为隐蔽，冬天的靴子则更为结实，还会配上毡袜以增加温暖。

哈萨克族妇女的服饰更为丰富和多彩。她们根据年龄选择服饰，年轻女子常穿连衣裙，其袖子和裙摆上都有绣花。未婚女子头戴的帽子又与已婚女子的帽子有所区别，比如“塔克亚”“别尔克”或“特特尔”。结婚后的女子会穿“结列克”一年，之后会选择其他的衣服。中年妇女则更偏向于穿拥有鲜艳颜色和各种花纹的衣物。根据传统习俗，哈萨克族的妇女在某些场合下不能随便摘掉头上的帽子、头巾或盖巾，这是出于对传统的尊重。妇女的鞋靴也很讲究，她们通常选择皮靴和套靴，而在特殊场合，她们会选择绣有花纹的袜子和经过特殊装饰的套鞋。

哈萨克族的婚姻制度是终身的，主张一夫一妻制，且相同部落的人在七代内禁止通婚，因为哈萨克人认为是七代之内都是近亲蟳关系。过去，婚姻多由父母包办。成年的男子家庭会选定媒人，先向女方家庭介绍男方情况，若得到女方家长的接受，男方亲属则会到女方家定好婚约，这一约定不可轻易解除。近现代，哈萨克族的恋爱婚姻也变得普遍，年轻人通过各种活动相识并自由恋爱。

哈萨克族传统婚俗在2011年入选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娘到新郎家时，将被红色帐布包围，由陪嫁人引领进门，接着男方家人迎接。女方家人将食品如糖果、奶挖瘩等撒向人群，年轻人和孩子们抢拾这些充满吉祥意义的礼物。新娘和新郎将在父母的毡房前进行婚礼仪式，他们在火塘前向长辈和来宾鞠躬，主婚人唱逗歌，接着有位男子持色彩鲜艳的布条、嫩树枝或马鞭唱有幽默感的“开场白歌”。新娘的婆婆接下来会撒“恰什吾”于新娘和来宾的头上，男人们随后会唱“揭面纱歌”。新娘揭开面纱后会向家中长辈鞠躬。婚礼持续到第二天正午，期间会有歌唱比赛和集体的“阿吾加尔”歌唱。这些歌曲无固定歌词，但旋律是传统的。婚礼结束后，庆祝活动和歌唱仍会继续，庆贺新婚夫妇的结合。

哈萨克族的传统日历使用十二生肖，以3月22日，也就是春分，为起点，这天被称为纳吾热孜，意指“新的”，标记着生肖的转换和新旧的更替。纳吾热孜这一天，哈萨克人会互相拜访、制作并共享特制的纳吾热孜粥，这种粥由七种以上的食材如小米、麦子、大米、奶疙瘩、面粉、奶子和羊肉等组成。节日期间，家家户户会吟唱纳吾热孜的诗歌，为长者准备特制的肉盛菜以示尊敬，人们祈祷新年牲畜繁殖和庄稼丰收。此节日在哈萨克族信仰伊斯兰教之前已存在，与伊斯兰教无直接关联。庆祝活动中，哈萨克人，作为“诗歌民族”，会欢唱、跳舞，进行各种游戏，弹奏乐器和对唱，享受节日的欢乐氛围。

伊斯兰教教要求信徒在伊斯兰教历的九月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斋戒，日出到日落期间禁食，通过此方式磨练信徒的意志和信仰。斋戒月的最后一天是开斋节，也称为肉孜节，定于伊斯兰教历的十月一日，为期一天。在这一天，伊斯兰信徒骑马互拜，共同庆祝，并享用传统美食如新疆抓饭、手抓羊肉和油炸食品。有传说表示，这一节日的起源与古代人们为躲避敌人而在白天不生火、只在月亮升起时进食的行为有关。尽管现代一些家庭因健康考虑放弃了白天斋戒，但开斋节仍被广泛庆祝。为了迎接这个节日，哈萨克族家庭会提前进行大扫除，装饰住所，制作新衣和糕点款待来访的客人。节日清晨，成年男子会去清真寺进行礼拜或聆听经讲，随后全天的庆祝活动开始。

开斋节后的第70天是古尔邦节，同样被视为回历历法中的辞旧迎新日。古尔邦节上，宰牲、家宴、走亲访友及民族娱乐如叼羊是主要活动。这个节日起初由阿拉伯传人引入，后被哈萨克族接受并转变为一个欢庆的民族节日，其中包括叼羊和姑娘追等活动。节前，人们打扫、穿盛装、互访并互致祝贺。节日早晨，穆斯林男性沐浴、更衣后前往清真寺进行礼拜并听取教义。回家后，他们宰杀畜禽并制作各种食物招待客人。节日氛围和谐，纷争得到和解，特别是在农村和牧区，人们还会举办赛马、叼羊和摔跤等活动。

哈萨克人的丧葬习俗基于伊斯兰教指引。死者头部会被缠绕、朝向麦加并用干净头巾覆盖，身体用布包裹并单独放在房间内，家属通知附近人们死者的去世。尸体通常会被放置一两晚，近亲蟳守夜守护。来送葬的人会向死者致敬并安慰家属。然后进行洗尸、整容和赎罪仪式。赎罪仪式中，宗教领袖会接受并还回用花绳拴的牲畜，数量与死者年龄相符。未成年死者无需赎罪。赎罪完毕，牲畜被施舍给无依无靠者或宗教领袖。丧葬后，尸体被送往墓地。如果距离遥远，尸体会被放在骆驼上运送。丧葬中混杂有萨满教传统，如用花线拴牲畜或在梁启超墓上放置死者骑乘马的头、弓、矛等。哈萨克人遵循伊斯兰教，只放白布和验衣入棺，不再束牲畜。哈萨克人的丧葬仪式包括七天祭、四十天祭和周年祭，用以纪念死者。周年祭中，死者的亲属与马告别，马被宰杀，家属结束哀悼。祭祀活动包括赛马、摔跤和歌唱。老人将死者的衣物、马的头部、四个马蹄及一块马皮带到基地上安放，标志着祭祀活动的正式结束。

在古代，哈萨克族原信仰萨满教，在公元11世纪前后开始转向伊斯兰教。哈萨克族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特定和独特的信仰禁忌，这些禁忌主要涉及生产、生活、做客和宗教信仰等方面。以下是一些重要的禁忌：

哈萨克族中流传着一个关于迎萨甘用泥创造人类的神话故事，名叫《萨迦甘创世》。据说，迎萨甘首先创造了两个泥人，分别为男性的阿娲阿塔和女性的阿妈阿娜，并赋予他们生命。这对泥人结婚后生下了二十五对双胞胎，这些孩子后来成为二十五个部落的始祖，被视为人类的祖先。魔鬼经常进行恶行，而迎萨甘则射箭对抗魔鬼，其中雷声、闪电和石头均与箭有关。传说天空中存在其他生命，彩虹则是天空中的生物挤羊奶时使用的工具。这个神话故事在哈萨克族中广为流传，它解释了人类的起源、魔鬼的邪恶和迎萨甘的勇气，展现了哈萨克族对自然和神秘事物的敬畏和理解。

哈萨克族的谚语历经代代传承，为哈萨克族人民提供生活的指引和鼓励，追求生活的美好，这些谚语在2021年也被列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族的谚语强调了劳动和自力更生的价值，例如：“不劳而获的珍宝，不如劳动得来的羊羔”强调了自己劳动得来的成果比赠予的更有价值；“偷窃得来的财富有腿，劳动得来的财富有根”对比了非正当途径得来的财富与通过辛勤劳动得来的稳定性；“劳动能将戈壁变成绿洲，懒惰能将绿洲变成废墟”与“坚强的意志，不屈的精神，是勇士最亲密的战友”、 “辛勤寻求智慧的人，永远不向困难低头”则都强调了努力、坚韧和毅力的重要性。

哈萨克族的民间故事分为神奇故事、生活故事、诙谐故事和动物故事。神奇故事充满了幻想，描绘了一个奇妙的世界，表达了战胜邪恶的愿望。生活故事赞美劳动人民的高尚品质，并揭露了一些人的不良行为。诙谐故事简短幽默，与汉族的笑话类似。动物故事中的动物起了核心角色，传达了哲理，其中有些动物故事具有知识性，专门叙述动物，特别是牲畜的生活规律和性格特点等。除了这四类故事，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族还有一些来自外部文化的故事，如中亚突厥族的故事和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文化的故事。

哈萨克族有约200多部长诗，其中一些由相关的长诗组成。这些长诗可分为“英雄长诗”“爱情长诗”“历史长诗”和“宗教长诗”。其中英雄长诗和爱情长诗具有代表性。英雄长诗以歌颂反对外侵、保卫家园、反抗奴役和侵略的英雄为主，代表作有《阿勒帕米斯》《英雄塔尔根》等。爱情长诗代表作有《科孜库尔帕什与巴彦苏露》、《季别克姑娘》、《萨里哈与萨曼》等，其中最知名的是《科孜库尔帕什与巴彦苏露》，揭示古代婚姻制度的问题，强调对真挚爱情的追求，约有三万行，被认为创作于九或十世纪。此外还有经过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族人不断改进和二次创作的外来故事，被称为叙事长诗，包括《一千零一夜》《四十个大臣》等。

《欲谷碑铭》《特勤碑铭》和《毗伽可汗碑铭》等碑铭在研究哈萨克族的族源、古代部落、中世纪突厥语文学、历史和语言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如葛逻禄汗国时期的阿里·法拉比以及《突厥语大词典》和《福乐智慧》等作品与哈萨克族书面文学有深厚联系。《钦察语词典》对哈萨克族书面文学具有特别的意义。15世纪以后，哈萨克族杜拉惕部落的米尔咱·马黑麻(穆罕默德)·海答儿·杜拉惕的《拉失德史》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札刺亦儿部落的科德尔哈力·豁森·札刺亦儿在其著作《Jamih At Tawarih》中记录了许多关于哈萨克族部落的资料，尽管它并非纯文学作品，但具有文学价值。乔坎·瓦利汗诺夫认为科德哈力·刺亦儿的著作是“最有价值的、最初的书面丰碑”。

从18世纪中叶起，哈萨克族逐渐发展为跨国民族，其在不同国家的文学，特别是书面文学，展现了明显的互相影响。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哈萨克文学巨匠如阿拜·库南拜耶夫、伊布阿尔金萨林及夏克里姆等人的作品，在中国哈萨克族中获得广泛传播。阿塞特·乃曼巴叶夫和居苏普别克·沙依克斯拉姆两位原始于沙俄哈萨克斯坦的文学家，后移居中国，为中国哈萨克族文学贡献巨大。五四运动后，受新文化运动和苏联文学影响，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哈萨克族文学展现出新的活力，开始尝试小说创作，同时诗歌创作也得到发展，代表性人物包括唐加勒克·卓里德、阿合特·乌里木吉等。阿塞特·乃曼巴叶夫不仅是诗人，还是歌唱家和作曲家，而居苏普别克·沙依克斯拉姆则同时身为教育家。唐加勒克·卓里德作为革命诗人，作品广为民间传颂，代表作有《狱中诗抄》《沉思》及《第一部诗集》等。而阿斯哈尔·塔塔乃和尼合迈德·蒙加尼在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推动了哈萨克族文学的发展，代表作有长诗《马里比克的一生》。

哈萨克族的工艺美术包括雕刻、刺绣和平面设计，随着手工业的发展而壮大，其中哈萨克族刺绣也在2021年被评为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六至十七世纪，哈萨克族的手工业如建筑、铁匠、银匠、编织、缝纫、皮革制品和靴子等得到发展。他们擅长在木制日常用品和乐器上进行精细雕刻。金银匠运用金、银、铜和宝石为骑术装备和个人饰品创作精美图案。刺绣是哈萨克族女性特别钟爱的艺术，多用于生活用品和衣物装饰，采用丝线、金线及珠宝进行设计。哈萨克族图案涵盖太阳、月亮、星星、动物、植物和几何形状等。颜色也具有象征意义，例如蓝色象征蓝天，红色象征太阳的光辉，绿色象征春天和青春等。据考究，这些图案艺术与古代中亚游牧文化关系密切，特别是与古代乌孙文化有深厚联系。

哈萨克族具有丰富的音乐传统，涵盖多种乐器如冬不拉、库布兹、笛子、筷子和蹄策，其中琵琶和整筷已经失传。冬不拉是最为普及的乐器，具有两种音箱形状，常由两根肠制弦构成。库布兹形似大勺，使用马尾制作的琴弦，其音色与小提琴相近。笛子是吹奏乐器，通常有四个音孔，制作材料为空心竹或软木。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在11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中已经提到了这些乐器。哈萨克族还拥有丰富的歌曲和曲子，阿肯在演唱史诗和歌曲时常以冬不拉和库布兹伴奏。

哈萨克族的乐曲丰富多彩，每首曲子都带有特定的名称和背景，表达着各种故事和情感。在演奏之前，演奏者会为听众简要介绍乐曲的故事背景。曲子通过乐器声音细致再现了故事情节中的自然声响和人物行为，如《云傲》中的小云雀与毒蛇的对峙，通过冬不拉的音色呈现了母鸟的牺牲和小鸟的恐惧。再如，《腿野马》这首叙事长曲讲述了成吉思汗长子术赤汗的去世，以及后续人们因害怕成吉思汗的惩罚而不敢传递死讯的情节。曲子中还描绘了作曲家凯尔布录如何通过冬不拉音乐传达了术赤汗的死讯给成吉思汗，以及成吉思汗如何将融化的铅水倒入了他的冬不拉。

哈萨克族的舞蹈艺术生动地展现了其生活方式和牧业生产活动。舞蹈既是哈萨克人民的娱乐方式，也是他们表达情感的重要手段。骑马在哈萨克族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相关的舞蹈如《走马》展示了骏马在草原上的奔跑姿态。除此之外，其他与生产活动有关的舞蹈如挤奶、剪毛等也被纳入舞蹈中。狩猎作为另一个重要的生活环节，同样在舞蹈中得到了表达。舞蹈如《熊舞》、《斗舞》和《被击的熊》展示了哈萨克猎人与熊的战斗过程，而《鹰舞》则展示了利用鹰进行狩猎的过程。

姑娘追是哈萨克族的一项传统体育和娱乐活动，具有考验参与者骑术和胆量的性质。在节假日，人们热衷于参加和观赏这项活动。活动中，男子和姑娘成对骑马到达指定地点，男子策马疾跑，姑娘则紧随其后。若男子未被追上则获胜，若姑娘追上并超越男子则为胜者。胜者常有表示胜利的行为，如姑娘可用马鞭轻轻挥舞于男子头上。但如果男子在活动中行为不当或对姑娘失礼，被追上的后果可能会更为严重，如被姑娘用鞭子抽打或被打掉帽子。

叼羊是哈萨克族的传统竞技体育和娱乐活动，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2008年叼羊入选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起源于古代的叼狼活动，当时捕杀狼是为了保护牲畜，人们为庆祝胜利，将捕获的狼放在马背上奔跑。随着时间推移，由于狼难以捕捉，人们转而使用领头羊或羊羔作为比赛对象，演变为叼羊。这项活动旨在考验骑手的力量、毅力和技巧，同时也是马匹的力量和耐力测试。活动中，参与者按部落划分为两队，争夺羊的归属，胜者可以将羊带回家或部落。参赛者通常需要强大的体力、骑术技巧和出色的马匹才能在比赛中取得胜利。

赛马在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族是一种历史悠久并深受欢迎的民族竞技体育活动，并已在2014年被列为国家非遗项目。这项活动经常在重要的仪式、节庆、祭英等场合举办。有时，富有的家庭为了庆祝婚礼等重要事件也会组织赛马活动。赛前，主办方会提前一到两个月通知参与者关于比赛的详细事项，如奖项设置和奖励等。比赛的规模决定了参赛马匹的数量和奖品的价值。骑手一般是八九岁的儿童，而参赛的马匹则由专业的评估师和驯马师挑选并培训。在某些小型的活动中，主要举办三岁公马的比赛。

摔跤在哈萨克族是一种深受欢迎且历史悠久的体育活动，经常在重要的节庆、仪式和祭奠活动中举办。各个部落或阿吾勒会派出最有实力的选手参与比赛，其中长时间保持不败纪录的摔跤手被誉为“背部从未着地的好手”。比赛规则要求双方选手努力抓住对方的腰带并将其摔倒，同时尝试用各种技巧绊倒对方。民间流传的谚语“罗曼·雷恩斯既能摔倒对手，也能绊倒对手”形象地描述了摔跤的精髓。出名的摔跤选手在其部落或社群中备受尊重。进场时，他们可能会模仿公驼或牤牛的行为，如咆哮或挖土，以达到对手心理震慑和鼓舞自己士气的目的。人们为这些强大的摔跤手取了一些绰号，如“公骆驼摔跤手”或“公牛摔跤手”。在大型活动中的摔跤比赛，赢家和其他优秀选手可以获得丰富的奖励。

古代突厥语民族在战争中使用投石索作为武器，而在和平时期则用于打猎和放牧。古埃及和希腊将投石索作为战争武器使用，而在17世纪的西欧，则将投石索用于投掷手榴弹。哈萨克族的投石索制作方法是用马的鬃毛或细皮条编织成的绳索的中部设有一个适合放置石块或铅球的手掌袋，然后将石块或铅块放在其中，并挥舞绳索，当绳索的一端放开时，石块便被投向远处。

射元宝是哈萨克族传统的体育活动，规则为将元宝悬挂在长杆上，参赛者需骑马飞驰而至，并在适当的距离处用枪或箭进行射击。目标是射中元宝或使其掉落，包括击中挂元宝的绳子。成功射中或使元宝落地的参赛者将被视为胜者，这种比赛有助于培训射手提高射击准确性。

马上角力是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族的一项传统体育比赛，要求参赛者在马背上进行对抗。此比赛考验参赛者的力量与技巧，目标是将对方从马背上摔下或抱到自己的马背上。成功达到此目标的参赛者为胜者。

马背拔河则是在场地上有两条作为界限的彩线。两位骑手各自拉住一条约2米长的皮绳的两端，皮绳中部有一红带作为标志位于界线中央。比赛开始时，两位骑手各自策马朝相反方向用力拉皮绳，目的是将对方拉过自己这边的界线。成功将对方拉过界线的骑手为获胜者。

骑马抢布，哈萨克语称为“穆谢”，是哈萨克族年轻人的一种骑马娱乐活动，旨在锻炼骑马技能。在比赛开始前，需要准备一块长度约为1米的红色绸子或花布。活动开始时，由一个小伙子持布骑马领跑，其他人则骑马紧随其后。当有人追上持布的骑手时，持布者必须迅速将布交给追上的骑手，然后大家转向追赶新的持布骑手。这种比赛形式持续进行，类似于接力赛。主要参与这项活动的是大约20岁的年轻小伙子。

马上拾银宝也是哈萨克族传统的一项体育项目。在婚礼上，几枚银宝会被用手绢或布块包好，然后放在地上。随后，年轻人们骑马飞奔而来，在马上侧身弯腰拾取地上的银宝。成功地骑马将银宝拾起的人将获得揭新娘面纱的资格。如今，马上拾银宝作为一项体育项目通常在婚礼等喜庆活动中进行，并进行了一些改良。一般会有总裁判、边员和记分员参与，决定冠军的原则是谁在马上拾取到的银宝数量最多。

飞马拾手绢是一种要求骑手在高速骑马中弯腰拾取地面上的手绢的技能活动。这项活动的关键在于骑手的技巧和平衡能力，只有技艺高超的骑手才能成功拾起地上的手绢，而技巧不足的骑手可能会从马背上摔落。这一活动实际上源于古老的“抢彩礼”的传统，过去，姑娘们会故意将自己的绣花手绢丢在草地上，让心仪的青年去拾起，既是一种恶作剧，也是一种间接的爱意表示。

翻下马运动是一种竞技体育，要求两名参赛骑手试图从马背上将对方摔下。此活动不仅考验参与者的体力，还要求他们展现高超的技术与敏捷性。在历史的某些时期，这种运动在各种公共庆典和仪式上都有举办，并为胜出者设置了奖励以激励参与者的竞技精神。

哈萨克族自古代起就对天文现象有着深入的观察和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由于经常在夜间行走和进行牧场工作，他们需要依赖星星来判断方向和找寻各种地标。因此，哈萨克族形成了众多与星体相关的故事、歌谣和神话，并为这些星体起了特定的名称。他们将星体视为神圣的，认为人们在天上有对应的星辰，人的死亡会导致其对应的星辰陨落。哈萨克族有多种与星体相关的传统观念和习惯。例如，北极星被称为"铁米尔哈则克"，意为"铁星"，因为它几乎不动。它位于小熊座中，旁边还有其他的星星，如"阿克包"和"快克"。哈萨克族旅行者会通过观察北极星来确定方向，且认为它具有生命力和长寿的特质。北斗七星在哈萨克民间传说中有多种解释，包括被称为"七个强盗"或"守卫者"。猎户座被称为"阿尔哈尔"，形似骏马，因此也被称为"大头羊"。当这一星座出现时，意味着夏季的结束。"苏木毕列星"的出现也预示着夏季的结束和秋季的到来。木星有多个名字，如"塞可克尔甘"（杀星）和"红色尾星"，而火星则被称为"尾巴"。哈萨克族还将水星称为"黎明之星"，银河系则被称为"鸟的路"，因为候鸟通常沿着这条路线迁徙。这些传统观念和命名都反映了哈萨克族对星体的重视和对天文学的深入理解。

哈萨克族采用12生肖纪年法来记载年份，每12年为一个循环。这样的循环被称为"木卸勒年"或"轮回年"。这一纪年法中的关键年龄如13岁、25岁、37岁、49岁等被视为人生的重要阶段。其中，每25年为一个"大轮回年"，如25岁、50岁和75岁等。而将每一个"大轮回年"再分为两部分就形成了所谓的"小轮回年"。哈萨克族的12生肖纪年与公历在名称和顺序上存在相似性，分别是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这种纪年法在哈萨克族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人们常常根据某个生肖年来回忆过去的天气或其他事件。尽管伊斯兰教传入后，哈萨克族开始使用伊斯兰教历法来确定某些节日，但传统节日如"纳吾鲁孜节"的日期仍依据12生肖纪年来确定。此外，哈萨克历法的许多月份名与季节和气候有关，反映了哈萨克族的经济生活与天文、气候的关联，如放牧、搬迁、种植等与特定的季节相对应。

哈萨克族经过长时间的生活实践，积累了独特的医疗知识和技术体系。哈萨克族医药在2014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经典代表作为《奇帕格尔巴彦》，于1994年出版。哈萨克医学的根基是当地的自然资源，如植物、动物和矿物。他们不仅关心人的健康，还重视牲畜健康。预防疾病的重要性在哈萨克文化中被强调，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都与健康密切相关。哈萨克族的民间医生被称为叶木什或乌塔尔什，他们在治疗中广泛利用动植物和矿物资源。这些医生通过脉搏、眼睛和舌头的观察来诊断疾病，采用多种传统治疗方法如导汗、使用草药等。骨折和脱位在哈萨克族中较为常见，骨科医生通过长时间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并掌握了高效的治疗技术。哈萨克人高度重视健康，日常生活中注重个人卫生和锻炼。他们有谚语强调健康的重要性，日常生活中也体现了对清洁和卫生的关注。

1991年12月16日，哈萨克斯坦通过并颁布了《哈萨克斯坦国家独立法》，标志着该国正式实现独立。同一天，还通过了《阿拉木图宣言》，成立了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1992年3月2日，哈萨克斯坦成为联合国的正式成员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1992年9月29-30日，第一届世界哈萨克人大会在阿拉木图召开，吸引了来自世界33个国家的800多名代表参与。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世界哈萨克人联合会，标志着对分散在世界各地哈萨克人的关注和联结。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哈萨克族聚居的地区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1954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在新疆正式成立，将它的州庆日定为每年的9月1日，该自治州辖有塔城地区、阿勒泰市两个地区以及十个直属县市。同年，昌吉回族自治州的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和哈密市的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也随之设立。与新疆相邻的甘肃省还有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在哈萨克族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方，共有13个民族乡成立，以促进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

哈萨克斯坦独立初期主要关注经济发展，遵循“先经济后政治”的策略。1991年12月21日，在阿拉木图举行的会议上，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11个苏联加盟共和国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的备忘录》，正式建立了独立国家联合体。哈萨克斯坦总统在2004年3月19日的讲话中指出，哈萨克斯坦的GDP持续增长，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显著提高。

新中国成立前哈萨克族社会中的经济贫富差距非常显著。少数大牧主拥有大量牲畜，而多数牧民只有很少或没有牲畜。以阿勒泰地区为例，只有10%的人口的牧主掌握了50%的牲畜，而剩余90%的牧民只拥有另外50%的牲畜。尽管牧场名义上是部落共有的，但实际上被大牧主所独占。1949年，随着新疆的和平解放，哈萨克族开始实行合作化，逐步改革畜牧业的传统面貌，并推动了畜牧业的大发展。在“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策略下，农业也得到了显著的进步。

哈萨克斯坦正式独立后，实施了《202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和《2010-2014年加快工业创新发展国家纲要》，旨在通过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发展，加速经济多元化，提高哈萨克人的福祉和生活水平。2003年5月17日，哈萨克斯坦颁布了《2003-2015年工业创新发展战略》，以经济多元化和现代化为基础，促进国家稳定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重视哈萨克族地区的工业发展，投资建设了多个重要的工业项目。包括克拉玛依油田和独山子区油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榨油厂，布尔津县、塔城地区和阿勒泰市的面粉厂，以及阿勒泰的水电厂等。这些项目极大地推动了哈萨克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阿拉山口市，作为第二条欧亚大陆桥的出境口岸，它为西部开放提供了重要的交通枢纽，使哈萨克族地区在对外开放和贸易中发挥了关键的前沿作用。随着对外开放的推进，该地区的对外贸易也得到了快速的增长。

在1993年11月5日，哈萨克斯坦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设立了总统奖学金“博拉沙克”，资助大学生在国外高等教育机构学习，培养了两万多名年轻专家，其中许多哈萨克毕业生在哈萨克斯坦的关键岗位工作。哈萨克斯坦还通过了《智慧国家-2020》计划，重点在教育体系创新、信息革命和青年思想教育。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为解决牧民子女求学困难，帐篷小学应运而生，适应牧民四季迁徙的生活方式。随着时间的推进，普通中小学教育在哈萨克族地区得到了大力推广。到了1957年，像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和塔城市这样的地方已经实现小学教育普及，而到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小学教育在哈萨克族地区得到了普及，学龄儿童的入学率高达90%以上。政府不仅在地区内设立了中等技术学校和师范学校，还对现有中学进行了大量扩建，为哈萨克族青年提供了进入高等教育的机会。到2004年底，哈萨克族地区共有189所中学和375所小学，中学在校生达到96041人，小学在校生则为121040人。

哈萨克斯坦正式独立后，把2002年确定为“健康年”，政府开展多项活动改善哈萨克人的健康。同年，建立人权监察机构，以保护哈萨克公民权利。

新中国成立后在医疗卫生方面对哈萨克族给予了显著的支持。在伊犁，系统化的哈萨克医学研究得到了深化和扩展，分别在1992年和1995年设立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哈医药学会和伊犁哈萨克医药研究室。到2012年，哈萨克医学已被正式纳入国家医学教育体系。此外，为规范和提高医疗标准，还建立了哈萨克医师资格考试的试点项目，并在阿勒泰地区的卫生学校开始实施哈萨克医学的专科教育改革。为了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新疆各地设立了一、二级哈萨克医院。这些医院均配备了专业的卫生技术人员，保障了当地哈萨克民众的医疗需求。例如，新疆阿勒泰地区哈萨克医院、哈巴河县哈萨克医院和托里县哈萨克医院等都是提供专业哈萨克医学服务的医疗机构。